最短期内报省裁定。
会后，任仲夷让我和李建安把省委常委会讨论的具体
内容修改后定稿。8月5日，我们将整理好的《省委常委
讨论广州市经济调整工作的会议纪要》和《省委常委讨论
广州市城市建设问题的会议纪要》打印下发给各厅、局参
照执行。谁知文件下发后被一些厅、局顶住，他们说，这
两份文件不是省委和省政府的双红头文件，所以不好执
行。尽管我们反复做疏通工作，但仍很难贯彻下去。不
久，中央《紧急通知》下达，任仲夷被召“二进宫”。回
来后，他对我说：“灵光啊，看来这两个文件阻力很大，暂
时还不急，收一收吧!”我知道他有难处，也就只好同意
了。现在看起来，当初我们这两份文件所提的一些具体要
求，与广州市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城市的情形相比，根本就
算不上什么。象这样的省委常委会通过了的决议，居然会
在本省还行不通，可见“先行一步”有多难。尽管这样，
我们市委并没有因此懈怠，而是决心凭藉自己的财力、物
力搞好广州的经济调整工作，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二、调整工业结构，创名优部优产品。
1981年6月13日，广州市工交工作会议召开。这次
会议是和全省工交会议套着开的。根据省、市工交会议精
神，广州市工交战线迅速开展起以“一整三改”(整顿、改
组、改造、改革)为中心的调整、改革工作。市委还成立
了以范华、肖鸣、汤国良为主的工业调整领导小组，作为
市委的全权机构，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经济调整工作进行
研究和作出决定，重大问题才提交市委讨论决定。
当时，我们主要抓了这么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产
品结构，重点抓了10个拳头产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
手电筒、电池、电风扇、针织品、服装、中西成药、自行
车内外胎)和58个重点产品；二是按行业、按重点产品进
行全面认真的调整；三是抓行业归口，组织专业化生产；四
是在工业调整的规划中，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五是在专业
改组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尤其对轻纺工业
从广州实际出发，实行“六个优先”(原材料、燃料、电力
供应优先，技术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
优先，外汇使用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对重工
业则围绕着发展轻纺工业、农业和扩大出口，调整服务方
向。
经过近两年的治理整顿，工业方面，广州关停并转了
109户消耗高、亏损大、布局不合理、产品无销路的企业，
对347个企业进行了整顿；农业方面，按照“决不放松粮食
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和“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进行调
整，从而将过去单一化搞粮食的生产结构逐步调整为农、
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多元化结构；城建方面，调整了
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和重点，停缓建了100多个基建项目，
增加了与人民生活比较密切的城市公用事业、居民住宅等
方面的投资。经努力，广州市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渐趋协
调，工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
104．56亿元，比上年增长7．8％，48种主要产品产量，增长
的有20种，有15个产品获国家质量奖，59个产品获部优
质产品称号，一批“拳头”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增长，如缝
纫机和自行车的产量就分别达到110万架和120万辆。两
年中，我们上缴省财政24．35亿元，还新增上交中央借款
1．52亿元。
在调整中，我们还积极争取上了一些该上的项目，例
如：
广州万宝冰箱厂
万宝冰箱厂原是个年生产不到两万台的小厂，在我任
广州市长之前，厂领导已在考虑引进生产线了。但厂领导
和技术人员，一方主张从日本引进一套5万台的新设备：另
一方则主张从新加坡引进一套八成新的10万台的设备，争
论半年相持不下，结果反映到市委来。我建议他们干脆两
套都引进，大胆发展。他们最后照这样做了，从而迅速起
步。经过几年的努力，万宝冰箱年产量一度超过100万
台，成为世界上8家大电冰箱厂之一。可是因为各种原
因，这个优势后来未能保持住，产量下降，万宝就转为多
种产品、多种经营的企业集团。
谈到电冰箱，必然牵扯到压缩机问题。在我还是轻工
部部长时，曾到日本考察。在东京见到日本三洋公司总裁
井植熏，他愿意在上海投资压缩机生产线。对此我表态欢
迎，并在回国后马上安排。谁知上海的二轻局与机械局意
见不统一，拖了一年都没谈成。这时我将赴任广州，轻工
部便对我说，这个项目是你谈定的，上海安排不下，干脆
你带去广东吧。当时全国有好几个地区都想争这个项目，
我为此又亲自写了封信让市政府的汤国良带上北京，找杨
波部长面谈。这样，电冰箱压缩机厂最终落户广州。
但轻工部最后选用了日本松下公司的设备，三洋公司的没
有被采纳。压缩机厂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广州市引进的第
一个技术先进，比较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投
产10年来，发展迅速，效益很好，目前已成立了集团公司，
达到年产120万台，成为广州市一个有很大发展前景的骨干
企业。
广美食品有限公司
广美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广美公司)是由北京中国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广州市广东罐头厂与美国BEATRICE
(毕萃斯)公司合资建立的。这个项目是我任轻工部部长
时，与美国最大的食品集团BEATRICE公司谈定“共同在
中国发展食品业”的一个意向。当时BEATRICE总裁达特
先生向我提出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型的、全国性的食品集
团。意即它既是生产型的(有工厂、企业)，也是投资型
控股型的(有金融机构)，用美国人的话说是一个伞型的大
企业，可以辐射全中国。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项目，于是
拉上“中信”荣毅仁与轻工部三家联合组成一个公司，点定
在北京或上海。
但是，由于那时我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政策性
的问题未能解决，所以北京和上海均认为十分困难，故想
放弃。轻工部和中信公司派人到广东找我，我便让广州市
有关方面继续与BEATRICE公司洽谈。
经双方反复研究，最后认为可以在广州先建立一个经
济实体，建一个生产厂家，等立足后再向外扩散。我认为
这个设想很好，因而支持他们与美方作进一步的实质性谈
判。
然而，广美公司从开始立项起就引起激烈的争论。因
为它主要是看好中国市场，重点发展软饮料，而广州有的
同志认为软饮料是广州的优势，不应让出市场。针对上述
情况，我将那些同志都找来，向他们解释党和国家关于改
革开放的有关方针政策，并说：“合资企业是互利的，我们
让出部分市场，但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个项目是经过
认真调查研究的，外方愿意出钱，并派人来管理，工厂建
在广州，是可行的。”在我的积极促成下，三方于1981年
12月在广州正式签定了合同。接着美方又多次派出专家、
学者来华考察，与我们磋商具体的实施细则。1983年，共
投资1000万美金的广美食品有限公司这一我国改革开放初
期最大、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也是轻工方面第一家中外
合资企业，终于在广州市东郊珠江河畔破土动工了。
广美公司从筹建至今已十几年了，对它的发展，我始
终如一给予关注，看到它的卜卜星、美津饮料、美登高冰
淇淋等系列产品成为广大消费者喜爱的名牌产品，我甚感
欣慰，可以说，广美食品有限公司是我国改革开放办合资
企业一个成功的范例。
珠江啤酒厂
珠江啤酒厂是广州市政府从此利时引进的项目。它的
筹建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因为当时要建这么个年产5万吨
的啤酒厂，需投资5000万元，还要省计委拨1500万美元的
外汇。开始，省里有关部门认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很
低，对啤酒的需求量不会大，没必要花这么多的外汇。而
且生产啤酒所需的酒花要从新疆运来或者靠进口，大麦也
要靠从浙江、安徽、河南等地调进，所以省计委和粮食厅
均不同意上此项目。我为此找刘田夫，对他说：广东的气
候炎热，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啤酒的需求量肯定增大，
而全国的啤酒产量一年才20—30万吨，因此将它发展起来
很有必要。于是，田夫亲自找计委和粮食厅谈，这才说服
他们。定下来后，又遇到选址问题，当时有人提出摆在流
溪河上游，说那里的水质清，造啤酒好。但市里管城建工
作的赖竹岩不同意，他找到我说，流溪河是广州人民的食
用水，不能给破坏，建议将啤酒厂建在现在的赤岗，并说
可以抽取东江水供给啤酒厂。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
亲自带着有关人员到赤岗一带查看地址，把厂址定了下
来。
该厂在德、法、比等国的帮助下，产量不断翻番，现
在已成为年产100万吨的集团公司，啤酒的质量也比较
好。
三、企业的整顿与初步改革。
调整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改革必须推动
调整，调整又以改革作为前提。
那时，我们对企业的整顿，注重对它们经营管理上的
改善。一句话，要按“三化”(精干化、专业化、年青化)、
“三基”(责任制、基础工作和基层建设)、“三全”(全面
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员培训)、“三好”(文明生产
好、安全生产好、均衡生产好)四个方面的要求加强整顿，
即把调整、改革和企业的整顿结合起来，提高经济效益。
同时在市属国营工交、财贸、基建、农牧和物资等企业中，
我们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普遍推行了经济
责任制。具体的方式有五个：(一)扩大企业自主权。我
们选取了85个企业作试点，实行基数利润留成和增长利润
留成，部分试行全额留成的办法。企业留成的利润，主要
作“三金”(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二)
试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即由企业
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国家向企业征收所得税。(三)以
主管局为单位试行行业利润(亏损)包干(或分成)的办
法。(四)对部分政策性亏损的商品，如蔬菜、民用煤、
牌价鱼、木柴等实行联产计量补贴的办法，主要在经营这
些商品的商业和物资企业中实行。(五)对一批肉菜市
场、小型百货商店和小饮食店实行承包经营负责制。同时
还将一些集体所有制企业由原来的统负盈亏改为自负盈
亏。这些改革初步改变了财政上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
状况，把企业的责权利和职工的责、权、酬结合起来，进
一步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建设的
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这方面，广州白云山制药厂是个典型。该厂原是个
只有24人的小厂，主要生产土霉素。1981年，厂长贝兆
汉大胆起用“有问题”的技术人员，凭借32万元起家，对
原有的产品进行革新，结果工厂产值在1982年、1983年连
连翻番，创造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胼手胝足，不向国家伸
手要一分钱而造成一家现代化企业的奇迹。该厂的成功，
在于它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和充分利用农场集体经济比较灵
活的机制，开拓创新，自强不息，所以我们把它树为标兵，
号召大家向它学习。
四、初步改革外贸体制，扩大出口。
我国的外贸体制，1978年以前，一直是采取由国家外
贸部门直属的外贸总公司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的办法，这
一办法同当时的经营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吻合的。然而，随
着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政策的实施，相应地要
求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交往，于是，外贸体制改革便提上
了议事日程。
广州对外贸易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对
外港口，史书上就曾因广州万货丛集而誉其为“金山珠海，
天子南库”。作为对外港口，广州的对外贸易向来活
跃。1979年10月，广州又率先拉开了外贸体制改革的序
幕。这段时间，外贸体制改革总的趋势是改变外贸一家垄
断的搞法，逐步实行开放，达到多形式、多渠道地发展对
外贸易。具体来说，主要的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下放
外贸经营权。如省里从1981年底起将鲜活产品的出口权
统一下放到各市县；第二步是建立起地方性的专业贸易公
司，批准一些有条件的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业务或以工贸
联营，工贸产销合作，工、贸、客商三方合作等形式合作
联营，扩大出口。
由于这些措施的试行，较好地解决了工贸结合和农贸
结合等问题，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当时的出口经营方式
灵活多样，有以货易货、代理出口、联营等等，这些方法，
大大便利了出口，也推动了外贸的向前发展。
1979年至1981年，广州的外贸发展相对较快。因为
鲜货产品放开后，大大地提高了外贸部门的积极性，出口
额和外汇大幅增加。但由于管理一时跟不上，随之也带来
了一些弊病。不少单位为了多创外汇，盲目地抬高价格到
内地抢购货源，然后低价销售到国外、港澳地区，结果是
“肥水流向外人田”。当时我发现蔬菜的出口尽管比上一
年增长了一倍，但收汇却反而降低，原因就是我们将蔬菜
大量出口香港，造成香港蔬菜积压，以致价格也一跌再
跌。从这点看，外贸开放也应该有个计划来协调，即既要
放得开，又要管得住。就这个问题，我有一篇讲话在中央
内参上登了出来。
实行外贸承包经营制，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阶
段。我们向中央提意见，要求在外汇的收入和使用上与中
央分块包干。开始外贸部不太愿意，但基于形势还是下放
了部分权限，却又对资金等抓住不放，以致最后算帐我们
反而亏损，因为这有个基数问题，加之那两年人民币降低
汇率，国际上的货价又下跌，所以出现了1981年赚钱、1982
年打平、1983年大亏的局面，结果是外贸不但停滞不前，而
且还倒了回去。以后，我们吃一堑长一智，外贸企业跟生
产部门也因此练就了加强经济核算的概念，广州的对外贸
易才又赶了上来。由于有这三年的经验教训，1988年至
1990年，中央鉴于外贸补亏居高不下，让全国都包了干，整
个外贸体制才顺利转轨。
减少流通环节 促进农业发展
我刚到广州时，广州市的市场供应相当匮乏，许多东
西不但要凭证供应，而且还要排长队，走后门。那时，我
经常考虑如何丰富人民的日常生活，繁荣广州市场这个问
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商品流通环节均由国营、供销社
“一统天下”，造成了流通渠道不通，商业网点不足，群众
衣、食、住、行、买难等问题。1979年，广州市商业部门
凭借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乘天时地利人和
之便开始了商业体制的改革。
这一年，广州市陆续恢复和新办了信托贸易、水产、牛
羊、禽蛋、日用杂品、果品、中药材、粮油、日用百货等
贸易货栈。由于贸易货栈具有交易灵活，信息灵通，联系
面广，购销方便等优点，所以它一开始就对疏畅商品流通
渠道，减少商品流通环节，活跃城乡、地区间的物资交流
起了良好的作用。
然而，由于价格是由国家制定的，农民的剩余产品是
按统购派购办法和国家规定的过低价格交售给国家，农民
既没有生产自主权，又没有销售自主权，而是依附于国家
受计划摆布的产品生产者。所以农村是产品经济，不是商
品经济，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珠江三角洲竟
出现“鱼米之乡无鱼食”的怪事。针对这一现象，1982年，
广州市经周密调查和审慎考虑，决定冒险将价格政策做番
改革，即率先放开了鱼价。顿时，鱼价跳涨几倍，群众议
论纷纷，我们所受的内外压力都很大。但我对此坚定不
栘，因为我相信这是在运用价值规律办事，是解放生产力
所必然带来的“阵痛”，只要不动摇，情况必有转机。果
然，在价值杠杆的刺激下，农民纷纷大养其鱼，产量很快
上升，鱼价也逐步回落。3年后，更出现了广州居民在全
国18个大中城市中吃鱼最多、价格最便宜和史无前例的
“南鱼北运”现象。
放开鱼价第一炮打响后，我们又乘胜前进，进一步缩
小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工业产品统购包销的项目，逐步
把计划管理的项目缩小，并将产品逐步放开，随之价格也
逐一放开。1979年以前，广东农副食品的统派购共118种，
到1983年我任省长时，已减为13种。
为了进一步敞开城门，打破城乡封闭，在1981年8月，
我曾提出：“规划出一些地方，欢迎县市来广州摆卖各地土
特产品，并为各省、市在广州建立驻穗办事处，进行经济
交流提供方便”的设想，获大多数常委的支持。1982年，
广州市政府和工商管理部门拨出188万元维修、改造和扩建
了全市的农贸市场，同时根据当时的特殊情况，允许农民
在大街小巷摆档经营。结果一到假日，农民们纷纷肩挑手
提或推着车子拉着自己生产的富余产品进城贩卖，一厂子
繁荣了广州的集市贸易，各种土特产品在集市贸易里应有
尽有，大大地活跃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弥补了国营商
业的严重不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从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国营商业，我们则
放弃了过去限、卡、堵、压的老办法，要求他们利用自己
的资金、仓库等，重点搞批发市场，使大量的农副产品疏
导调节到城镇、外地，起组织商品流通的作用。总的来
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流通方面打破了四个界限：一是
打破了批发和零售的界限，批零兼营；二是打破了行业的界
限，综合经营；三是打破了生产与经营的界限，发展商办工
业；四是打破内外贸分制的界限。这些措施，对于进一步
搞活流通，繁荣市场，提高效益大有裨益。
但是，正当我们大刀阔斧改革商业体制，在农村推行、
完善生产责任制的时候，1981年七八月间，由于连日暴雨，
广州市竟出现了蔬菜供应严重紧张的)吠况。蔬菜问题实际
上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造成蔬菜供应紧张)吠况
的原因，一是过去郊县菜农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自从农
副产品提价之后，蔬菜的收购价却维持不动，随着农贸市
场的放开，于是就出现了新问题。同样是一个农业劳动
日，种水稻每工收入1．8元至2．2元，种花生3．2元，种甘蔗
5．4元，而种蔬菜才1．1元，这怎能不影响菜农的积极性?
二是蔬菜的流向发生了变化。过去邻近广州的县历来有向
广州市场供应蔬菜的传统渠道，后因种花、养鱼、搞出口
的收入大，这些县的菜田面积大量缩小，甚至有的郊县反
倒向广州市购买蔬菜回去吃，这就加剧了广州市蔬菜供应
的紧张局面。三是许多统购蔬菜流入农贸市场和供应出
口。如豆角每斤价格，香港是6元港币，深圳是1．2人民
币，尽管广州涨到0．5元，但仍出现外流现象。四是蔬菜
部门没有实行财政包干，故不能鼓励和调动经营单位的积
极性。五是对渡淡菜没能立足于防灾渡淡，而在蔬菜旺季
又缺乏储存、加工的场所和手段。
为了解决蔬菜问题，1981年9月，广州市在省委、省
政府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专门调查广州市蔬
菜生产、收购、销售的情况。市委、市政府也一再重申郊
区必须以菜为主的方针，还提出了十项解决蔬菜问题的措
施，明令各县要保证蔬菜的种植面积，健全生产责任制。
鉴于蔬菜收购价格太低，难以调动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市
政府研究决定，提高蔬菜的收购价格，每担菜由市府补贴
一元，仅此一项，当年我们的财政就多支出了700万元。
那时，我们十分强调“郊县生产首先是为城市人民的
生活服务”，所以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我们还对
农民进行“一个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不变”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长期不变，农村生产责任制长期不
变)和“三个兼顾”(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
宣传教育，既鼓励农民劳动致富，又强调要为国家多作贡
献。
同时，市委、市政府还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
靠广泛发动社员搞养猪、养禽、养鱼的专业户、专业组、专
业队；二则建立和扩大机械化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和渔
业基地，以保证城市的供给。1981年，市府一次性拨出
350万元在郊区人和、太和增建了两个副食品基地。副食
品基地的建立，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带来了很多好处，象
广州机械化养鸡场，仅1981年就为市场提供了18万只活鸡
和97万斤鸡蛋，1980年这个企业还亏损16万元，而这一
年盈余便达20万元。到1982年，广州市蔬菜供应情况已
大有好转，不但数量充足，而且上市均衡，淡季不淡。我
曾建议市长、副市长每个月都上街乘一次公共汽车，到市
场买一次菜，后来因为市场有所松动而没有坚持下去。
那时，农村的改革已走在全国经济改革的前列，中国
的农民更成为“大梦”的先觉者，改革的先驱。为此，中
央再三强调：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在完成粮食
生产的前提下，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多种经
营。1981年9月，我和许士杰等人到龙门、新丰两县考察
山区经济的发展。在龙门，县委书记陈仕周向我们介绍，
他们根据山区的特点，提出了发展龙门经济的“四大支
柱”、“四张王牌”和一条桥梁的路子。所谓“四大支
柱”，即是指小水电、竹木加工、建筑材料和以年桔为主的
经济林；“四张王牌”则是指龙门鸡、蜜蜂、草菇和龙门米
粉；一座桥梁即是开辟南昆山为旅游区，借它来带动龙门的
经济。我感到，龙门县的这些设想很好，路子走得对，希
望他们挖掘出更大的经济潜力，要从山区的特点出发，认
真贯彻以林为主的多种经营方针，大力发展林业，建立、健
全农业生产责任制，禁止乱砍滥伐森林，同时搞好农业的
全面规划，注意长短结合，以短养长。
当时，龙门县的小水电在全省居第三位，水力资源相
当丰富，是否可将他们的电力输送一部分到广州?因为那
时广州的用电相当紧张，每年进入夏季，各区都要分片停
电。我把这一设想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来，获得大家的赞
成。于是，1982年以市为主与龙门县共同投资1230万元，
架设了一条11万伏的输电线路，将龙门、新丰电输入大电
网。这条线路于9月1日开通，平均每天可向广州输出
10．54万度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广州的用电紧张状况。
我发现南昆山的自然森林面积大，且它毗邻从化温泉
和流溪河水库，因此我提议把它作为森林公园建设，并连
同从化温泉及流溪河水库开辟为市的重点旅游区，可以集
游览、疗养于一体，吸引众多的游客到此消闲渡假。我在
市里的时候，龙门县已请有关部门参与制定开发计划，并
向我提交了几个方案，后来市里还在经费上支持了他们，
拨了几百万元修建了一条从从化到南昆山的公路，并减少
了该县每年上交林木的数量，但由于资金不足，以及后来
行政区划的变更，龙门划归了惠州，这个计划至今未能实
现。
1982年11月，我曾带领市政府的一个考察团出访菲律
宾。在菲律宾，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农场，品尝了他们种植
的芒果和葡萄，发现菲律宾的芒果肉厚核薄，味道鲜美，当
时我就对随行的郊区书记吕刚说，是否可以引进些品种到
广州培植，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对鲜
奶、鲜果等食品的需求必定增高。吕刚当即表示在广州市
郊要大力发展和引进优质水果。1981年1月，我曾到郊
区，吕刚向我讲，市郊农村改革要加快推进。我表示，根
据形势发展，农村必须走改革之路。这样，吕刚他们在郊
区罗岗加速推行承包责任制，把大片的水果地如橙子、荔
枝等岭南佳果承包给农户管和种。此事效果不错，承包第
一年荔枝、橙子等水果就获得大丰收。于是吕刚把我和任
仲夷，以及省军区、广州军区、广州军分区的主要领导都
请到果园，看着枝头挂满的串串红荔，大家兴致勃勃。当
时吕刚提出，农民承包土地后，尝到了甜头，但担心承包
期太短，希望能长期承包下去，任仲夷当即表示：“让他们
包吧，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嘛……”。
到1982年止，广州市有96%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
责任制，农业生产总值达14．5亿元，比1980年增长27．3%，
粮食、糖蔗、花生的总产更是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郊县
农业初步开创了新局面。
大抓市政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
广州是广东的省会，是祖国南方的门户和我国社会主
义橱窗。因此，广州的城市建设和环境、生活条件，直接
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的声誉，因而需要我们下大
功夫把它管理好、规划好、建设好，使它真正成为一个综
合性的、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城市。
广州市的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传说有五仙人，
带着五只羊从天外飘然而至，落脚于今天的越秀山，其中，
头羊还口衔金黄的稻穗，从此后，广州变得五谷丰登、花
开四季，并被誉为“羊城”、“穗城”。然而，现实与神话
从来都相距甚远。我到广州上任后，很关注老百姓的衣食
住行，常利用星期天到市区走一走，还乘上公共汽车到几
个进出口的地方去察看一番，所见所闻，着实令我大吃一
惊，不仅马路上垃圾成堆、蚊蝇孳生，而且交通秩序混乱、
阻塞严重，骑“霸王车”、“闯红绿灯”的随处可见，服务
态度也不好。我还收到不少外宾、侨胞的来信，纷纷责问
为什么广州这么“脏、乱、差”?有些外宾说：过去听说中
国人很讲卫生，为什么现在这样脏?人民政府管不管?有
没有环境卫生法?所有这些都迫使我要下决心对广州市进
行一番治理整顿，尽快摘掉“脏乱”的帽子，恢复“花城”
的容貌。同时，这也是我们搞改革开放，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外资的迫切需要，是“硬件”。
1980年12月9日和15日，我主持了两次办公会议，研
究整顿市容卫生问题，19日，又专门召开了一个常委扩大
会议，决定在元旦、春节前开展一次全市性的突击活动，实
行“三整顿”，即整顿市容卫生、整顿市场物价、整顿交通
秩序和社会治安。
22日，我们召开了一个全市性的动员大会，省委书记
任仲夷对这次活动也很重视，他要求省委各部、各驻穗部
队、中央机关都要积极配合广州市的行动。从22日到25
日，广州市共出动了3万多人走上街头大扫除，共清理余
泥11800多吨，清理路障1145宗，使得东风路、环市西路、
工业大道、金沙路等长期无人打扫的地方焕然一新。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要求各部、委、办、局、区、县
仍要狠抓落实，并要主管部门抓紧立法，建立和健全岗位
责任制，要各单位将室内外的环境卫生分片包干。在整顿
期间，我曾两次带各区区长及有关局长到市郊各入口处和
市内公共厕所检查卫生，看到马路两侧乱倒的垃圾堆成长
列，有些厕所简直无立足之地，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我责
成区、街要负责经常检查、督促。同时，我们还修订了
《广州市维护市容卫生守则》，并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广
为宣传。我们规定凡在马路上乱吐痰的要罚款0．5元，由
纠察队监督执行。有个从辽宁来的客人被罚后很不满意，
他把罚款发票寄给他的老书记任仲夷以表示抗议。当时，
广州一些同志看到我和仲夷亲身下去检查卫生也感到不可
思议，认为“你们省市委不抓大事，专抓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对此我感到很坦然，因为我们的这些行动是从实际
出发的，是在为群众办实事，城市环境卫生的好坏，直接
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明和市民的精神风貌，影响着外商对
我们投资的信心，所以我认为，象这样的活动应该是经常
化、制度化的，而且应该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到了1995
年，黎子流市长和市政府还大抓城市卫生，提出解决脏、
乱、差，可见这个问题的艰巨性。
过去，广州市政建设“骨头”与“肉”比例失调情况相
当严重，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欠帐很多。拿居民用
水来说，一进入夏季，市区到处闹水荒，甚至出现华南工
学院一带的教职员工因苦于无自来水用而拉上队伍到市政
府请愿的事情，搞得市政府非常狼狈，只好派出洒水车运
水到学校缓解群众的吃水问题。从市建委刚提拔到市政府
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赖竹岩向我反映，说广州市的市政
水管不但国民党时代的有，甚至还有清光绪年间的，由于
年久失修，阻塞、破漏现象严重，以致造成水压小，供不
上水。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单供水投资就需1．7亿元，可
当时整个市政建设的经费每年才5000万，其中供水公司占
1000万，但他们每年却要上交财政500万元(包括折旧费、
利润和税收)，象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发展自来水事业。
1981年4月，广州市委、市政府鉴于目前城市建设欠
帐多，为了筹集资金解决当务之急，向省委提出两条建议：
(一)广州市向省每年实行财政包干10亿元，一定5年不变，
财政增收部分，由市拿出50%用于偿还城市建设的欠帐；
(二)充分利用外资，把我市旅游外汇收入的全部留市周转
使用，搞好城市建设。并将此意见提交省市联合调查组进
一步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上报省委。
1981年5月20日至22日，任仲夷主持召开了省委常
委会议，专门听取省市联合调查组对广州市城市建设工作
的调查汇报。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向省委具体提出了“三
养一费”的方针，即“以水养水、以园养园、以公共交通养
公共交通”和从基本建设的投资中提取5%的市政建设费用
于改换下水道、扩展道路等。
省委常委会基本上同意了我们的“三养一费”方针，还
对其它的一些问题作了相应的决定。任仲夷再次强调省直
各部门要重视和支持广州的市政建设，各驻市的党、政、
军、机关、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广州市的城市规划和
管理，不允许有例外。
在省委的大力支持下，从1981年至1983年，广州自筹
资金投资3400多万元扩建、改善了一批供水设施，并将原
来的小水管逐步换成了大水管，使供水量增加，市区居民
用自来水普及率也达到了90%以上。另外还扩宽、新建
了8条马路，增加了部分公共汽车，陆续上马了石围塘立
交、区庄四层大型立交桥工程，并准备贷款建广州大桥和
海印桥。在此期间，“以水养水、以园养园”完成的情况
是好的，进展也比较顺利，但“以公共交通养公共交通”却
遇到重重阻力，由于养路费由省交通厅统一收取，广州市
缺少自主权，这给广州市的道路建设带来一定的困难。我
们要求省交通厅下放一部分权限给广州，即市内的养路费
由广州市统一收取，并将这些资金用于道路、桥梁的修建，
但省交通厅不同意。我在省委常委会上说：这样下去，恐
怕广州会出现“四肢发达，心肌梗塞”的交通局面。后来
的事实表明，此话竟不幸言中。听武汉的同志介绍，他们
的养路费是与省对半分成的，所以他们的市内交通发展得
此我们快。我们建议学武汉的办法或者由省交通厅和市共
同派人去武汉考察，结果都没有实现。
另外，我那时还重点抓了广州市的总体规划工作。因
为，我深深感到，一个城市管理得好不好，首先的关键是
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做得好不好，这自然就必须依靠科学对
城市进行合理的规划，即按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设城
市。广州市的城市建设历代都有规划，但从来都很笼统，
不具体，我来时广州市的市区面积只有54平方公里，这与
人口的发展极不适应，为这事我找规划局的局长谈，要他
们多找些专家、学者来研究这个问题，并亲自参加他们的
城市规划会议，对城建部门提出的“近郊新建与旧区改造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