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住宅建设实行“六统一”(统一规划、统一征地拆
迁、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配套、统一管理)等方针，
我同意他们成立一个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来加强市政建设
的领导。最后他们不但搞出了总体规划，甚至还搞了专业
规划和小区规划，并于1983年上报国务院。1984年，国
务院批转了“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后广州市的城市
建设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蓝图进行的，可以说，它为广州
的发展远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不过，它也有估计不足的
地方，如将市区面积从54平方公里扩大为92．6平方公里，
虽然增加了将近一倍，但当初的预计仍跟不上形势的发
展。当然以后的建设者就将它修订得更全面、更切合实际
了。
广州还是全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名胜古
迹多，风景好，有山有水，四季常青，每年来穗旅游的外
宾、华侨、港澳同胞多达几百万人。然而，它的各种配套
服务设施却跟不上开放的需要，如通讯不方便、宾馆的档
次低、管理跟不上，外商来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因
住不下只好将他们安排到番禺、从化温泉等地，他们戏称
来广州是“进不来，住不下，出不去”。为了给过往旅客
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大力发展“无烟工业”，使广州有一
个新的姿态出现在改革开放中，尚昆当市委书记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引进外资、侨资兴建宾馆，改善投资环境事
宜。1979年，市政府派林西和赖竹岩与香港的霍英东先生
商谈兴建白天鹅宾馆的事宜；1980年，又在刘田夫的支持
下，与香港的爱国知名人士利铭泽、胡应湘等商谈兴建花
园酒店和中国大酒店等问题，几乎是同时签订了两大酒店
的合作意向书。
正当利铭泽先生将自己的1亿港元资金全部投入花园
酒店的平整土地、拆迁等工作时，香港碰上了严重的经济
萧条，同时，听说有些港商知道我国1997年要收回香港主
权，感到前途未卜，这使他原来从其它几个大财团中集资
的打算落空，为此陷入了困境，他决定放弃花园酒店这一
合作项目，由他的总会计师关超然下令停工。我考虑到利
铭泽是打开国门后首先到广州投资的香港知名人士，象他
这样身份的人在中国投资如果半途而废，那势必影响别的
财团对中国投资的信心，在海外也会造成不良影响。于
是，我一面通知市珠江工程公司继续施工，一面向中央有
关方面反映了这一情况。廖承志得知此事后，马上通知香
港中国银行，要他们贷3亿港元给利铭泽。但香港中国银
行拒绝了，理由是花园酒店的股东自己都不再投资了。我
再找中行的行长蒋文桂来广州，说由我们市政府替利铭泽
担保行不行?同时考虑到市政府不是经济实体，提出让珠
江公司担保。中行说，珠江公司目前是个皮包公司，根本
没有什么经济实力，最后我只好再修书一封给香港中国银
行，以广州市市长的名义证明珠江公司是代表市政府的，
有什么问题市政府可承担起来。最后香港中国银行总算同
意贷款7亿港元给利铭泽。市里纯是无条件支持，没有收
任何费用。由于花园酒店的总投资需9亿港元，所以我又
为此找了谷牧，由谷牧支持在国内贷了5000万人民币交给
珠江公司(因香港贷款协议中规定，在未还清贷款前，花
园酒店不得在香港再贷款)，才最终使花园酒店建立起来。
那时候，对外商的投资，国内有些人总以为是唐僧肉，
谁都想吃一口，中国大酒店就遇到这么个难题。本来中国
大酒店是广州市羊城服务发展公司与香港新合成发展有限
公司的合作项目，讲明我们市政府划出地皮给他们，由他
们的六个大财团即胡应湘、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冯
景禧、郭德胜投资兴建，建成还本付息后利润对半分成，15
年后全部无偿归还我们。可是省建委却下了个通知，对该
项目施工要收34%的管理费。胡应湘为此找到我，说
“待遇不公平，为什么你们自己的只收20%的管理费”。
有些老板也因香港经济萧条、怕亏本而犹豫不定。于是，
我把他们几个都请来广州，给他们打气，并主动提出我们
让利5年，即合作期延长为20年。当时，有些人不理解
这一点，说是卖国。我认为通过这些实际行动，可向国内
外宣传我们改革开放的各项优惠政策，消除港澳同胞、海
外侨胞的顾虑，充分体现平等互利的原则，增强外商的投
资信心。事实证明，这几个大酒店建好后，给我们开展外
经、外贸，发展旅游业和增加税收、就业等带来了很多的
好处。既改善了投资的环境，又安排了成千上万的就业人
员，还为我们自己培养了大批的管理人才。虽然中间经历
了一些波折，但总的来说，合作是成功的。如今，这几大
酒店均成为国内外知名度颇高的“五星级”酒店，利润在全
国同行业也位居前列。对推动全国的旅游服务行业起了很
大的作用。广州“对外开放”的形象也因此更为突出了。
再有一个就是广州市的通讯建设问题。我刚到广州的
时候，就有人对我说，“广州有一怪，骑自行车比打电话
快”。这种落后状况与广州经济建设大步发展的形势极不
适应。一次，我在北京开人大会议时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项南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福建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好，
他们利用外资将福州、厦门的通讯设备全部作了更换，结
果给福建的经济建设带来了许多好处。当时我就提出请福
建邮电局局长郭金海到广东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验，项
南慨然应诺。果真，从北京回来不久，郭便应邀来到广
州，于是我把刘田夫也请来听他介绍经验。在各方支持
下，广州市电信局打破条条框框，引进了日本一套2万门
装机容量的电讯设备，同时还把高空架设的通讯线路埋入
地下，并新增设了几个电信分局。从此，广州市内“电话
不灵”的情况得到缓解。
城市的污染问题，也是个令人极为困扰的难题。在我
刚当广州市长的时候，就收到不少群众来信，纷纷反映荔
湾区的污染严重。我派人、自己也到下面查看，发现荔湾
区一带的工厂都是自备小锅炉，污染源来自200多个烟
囱。那时报纸上有人提议把那里的西村电厂作一番改造，
使之成为统一供电、供气的热电站。这个意见获得我和一
些常委的赞同。可电厂的领导却说他们经费不足，无法完
成。我们曾考虑过让省电力局支持，可他们迟迟未有动
作。后来厂里终于利用各种渠道的贷款建成热电站，从而
拆去了这200多个烟囱，解决了荔湾区一带的环境污染问
题。这样做还有一个大好处，它不但增加了广州市的供电
能力，而且每年可节约一二十万吨煤。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党的十一届
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来的。
小平同志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
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
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
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
义?”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爱国主义”历
来都是我们颂扬的永恒主题。然而，70年代末、80年代
初，从海外刮来一股强劲的南风，夹杂着浓烈的海腥昧冲
荡着人们久被封闭的心田，广州更是处在这种受人注目的
“南风”吹拂中。记得我初到广州时，街上到处播放着港
台歌曲，人们穿红着绿，尼龙衣料、太空褛……这些都是
内地“老三色”无法比拟的；电视机、收录机等高档消费品，
那时在内地尚属稀罕物，但在广州许多市民都可从海外的
亲戚朋友中获得，在这种物质生活的背后，一些年青人却
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渣滓视作精华，不少人蓄起长发，穿起
奇装异服，有的甚至效仿西方的颓废青年纠合起来打群架，
一些非法刊物、非法组织也重新抬头。当时，我看到一份
内参登了美国全美华人协会一位秘书撰写的文章，大意是
说：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应当是不卑不亢，不夜郎
自大，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但是以不抵触中国文化传统、
社会主义精神和民族风格为原则。他认为，只有不盲目接
受外国文化不良的一面，吸收它优良的一面，容纳在中国
传统之中，这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意义。这篇文章引起了
我的沉思：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究竟应该
给人们树立一种什么样的道德风貌?
1981年2月，广州市委召开全市青少年教育工作会议，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意义重
大。毛泽东同志曾将青年比作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
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确实，青少年的教育工作直接关系
到我们的安定团结和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关系到新的一代
茁壮成长。为此，我在会上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青
少年的教育工作，要在全市的青少年中深入持久地开展“五
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
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
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和“一学”(学雷锋、树
新风)活动，要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树立共产主
义的情操。为了激励全市的青少年奋发向上，市委树了几
个典型人物，号召全市的青少年向他们学习，一是海珠区
青年民警卜东昌，他为保护群众利益和维护社会治安，孤
身与二十来名歹徒顽强搏斗；二是全国十佳运动员陈肖霞、
容志行，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荣誉，勤学苦练过硬本领；三是
海珠市场售货员宗永强，刻苦自学外语和海洋专业知识，
翻译了一本几万字的外文书，被吸收到科研单位工作。这
些活生生的事例，对培养广大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
心起了积极作用。
那时，中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比较重视
的。1982年，中央决定将每年的3月份定为全国“全民文
明礼貌月”。广州是全国开展这一活动的12个重点城市之
一，因此省、市委对此极为重视。刘田夫还在电视上发出
号召，要求全省人民积极投身这一活动中，做到人人讲清
洁，人人讲秩序，人人讲礼貌。
广州市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是既轰轰烈烈，又颇有成效的，尤其在解决“脏乱差”问题
上有突破性的进展。仅3月份全市就组织了4次卫生统一
行动，上至党政军主要领导，下至男女老少均齐齐动
手。“全国第一街”南华西街就是从这次活动脱颖而出的。
街道党委书记韩伟煜把净化、绿化、美化街道作为精神文
明建设的大事来抓，亲自发动干部群众栽花种草。为了美
化、绿化环境，他们建立了干部职工每月为美化街道义务
劳动一天的制度和卫生地段包干责任制度，并拨出2万元
作为专用经费，采用民办和公助相结合的方法，平整路面，
建造花坛、花基，在房前屋后、阳台窗台栽花种草，使街
道如同花园一样。南方大厦也是这次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
进单位，大厦的领导把“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作
为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的核心，发动干部职工制定出服
务公约，并建立了经理每天开门列队迎宾制、领导干部接
待顾客制、科室干部轮流参加晚上义务售货制以及三级检
查制度，这些制度后被全市乃至全国的服务行业纷纷效仿，
对改变广州市服务态度差的状况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全民文明礼貌月”中，广州市的工、青、妇组织还
发起了制定《广州市人民文明公约》的倡仪，内容如次：
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维护祖国南
大门荣誉。二、热爱劳动，热爱科学，奋发图强，同心同
德干四化。三、讲文明，讲礼貌，团结互助，尊老爱幼，
家庭、邻里和睦。四、讲清洁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抛
脏杂物，搞好环境净化、绿化、美化。五、维护公共秩序，
自觉遵纪守法，勇于向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六、爱
护文物古迹，爱护公共财物。七、破除陋习，树立新风，
计划生育，勤俭节约。八、参加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抵
制反动淫秽的文化。当时，市委令所有宣传机构都在广州
播送这八大公约，并在全市展开讨论，一些热心的广州市
民甚至亲自跑到电台讲感受，补充内容，提出修改意见。
《广州市人民文明公约》的出台，促进了全市社会风气的好
转和人与人关系的改善。
除了对全市人民和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
以外，对全市党团员、干部和广大职工，二月市委扩大会
议还决定开展“五提倡”活动：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提倡大公无私，先人后已；提倡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提倡
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提倡团结互助，同心同德。强调发
扬这种革命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充分发挥带头模
范作用。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1981年3月12日，在广州
隆重召开第三次科协代表大会，看了大会印发的材料后，
我感到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所以到会看望了与
会代表，并着重谈了几个看法。我认为科学技术要适应国
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就有一个合理调整内部结构的问题，
同时对科研工作要加强计划管理与协调的问题。过去由于
受“左”的影响，不从我国实际出发，片面强调高起点、高
速度，搞高指标，在科研力量、研究课题与资金使用上存
在不少问题，如有些社会急需的课题往往排不上队，而有
些所谓“尖端”课题却又大家趋之若鹜。全国用同样设备
研究激光的不知有多少，而家庭主妇却买不到寿命长的日
用灯泡。我们建设现代化养鸡场，但防疫工作未过关，死
于疫病的鸡不少。此外，现在我们一方面感到科技力量薄
弱，科研设备缺乏；另一方面科研机构重叠，搞“大而全、
小而全”，设备利用率很低，研究课题重复、力量分散，因
此今后必须加强科研工作的计划管理与协调，统一规划，
分工合作，以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提高科研效果。这也是
科研调整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加强广州四化建设，真正做到科技先行，科协及
广大科研工作者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活动：
第一，密切结合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提供咨询服务
活动，为建设一个繁荣、文明、整洁、优美的现代化城市
出谋划策。
第二，密切结合经济建设的需要，组织技术攻关，为
发展轻型结构的工业贡献力量。
第三，密切配合厂矿企业做好技术开发，推广科技成
果，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要把部、省、市三者的力量组织
起来，逐步实现科研、教育、生产三结合。这样一定可以
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
第四，积极开展对外科技交流活动，及时掌握、消化、
吸收并改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
第五，大力开展科技普及，搞好职工技术培训，为四
化培养更多技术人才。
在新的历史形势面前，我感到作为一个党的工作者，
有责任，有义务支持、帮助广大的科技人员从事他们的科
研活动，尽可能地提供方便，所以，我在会上一再明确：
“市科协和工、青、妇、农协一样，是市季直接领导下的人
民团体之一。科技群众团体的活动经费要纳入地方财政开
支计划，单列户头，请市财政局与市科协进行研究。至于
科技群众团体的活动场地问题，市计委和市建委要给予全
面安排考虑解决。，希望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要根据市委
要求，充分认识科技群众团体在建设四化中起到的独特作
用，加强对科技群众团体的领导，支持科协和学会积极主
动地、独立负责地开展活动，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他
们创造条件，多提供方便。要十分注意关心和尊重广大科
技工作者，使他们真正有职、有权、有责，尽一切努力帮
助他们创造较好的物质条件、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尊重
他们的艰苦劳动，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四
化建设作出新贡献”。这篇讲话，在科技界引发了强烈的
反响，不但广东科协出了份简报，全国科协的杂志也全文
转载了我的讲话内容。其影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说明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科学技术的春天来到了，广大的知
识分子迫切期望把延误的时间夺回来，为我们的改革开放，
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由于市委及各级党委重视科技，到1982年底，广州市
属的独立科研机构已发展到59个，并拥有一支强大的科技
队伍。1982年，广州市取得科技成果1800项，据对其中
的75项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情况的调查统计，在1982年
内就创产值25606万元，获税利12355万元。可见精神文
明的建设，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在我们经济
改革大潮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正当广东的经济工作逐步开展，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取得初步成绩的时候，1982年，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
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广东开放之初，省委、省政府就对走私贩私问题有所
警惕，但由于对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缺乏经验，
防范措施跟不上，无论缉私队伍、缉私装备和管理措施都
不适应，力口上沿海部分地区有些干部对走私贩私的严重性
和危害性认识不足，有的甚至想乘机捞一把，因此给海内
外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沿海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走私
浪潮。有些地方出现“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
种地，学生不上学”的混乱局面。他们一窝蜂似的在街头
巷尾、公路沿线兜售走私货。
早在1980年7月13日，省委、省政府就发出了《关于
坚决打击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的指示入1981年2月，国
务院在福州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一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之
后，省委又在这年的3月和8月分别召开两次打击走私工作
会议，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东南沿海三省打击走私工作
会议的精神，组织了两次全省性的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
潮，并着重抓了两件工作：一是狠抓提高各级、各部门领
导和干部对反走私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当时有些人存在一’
些糊涂观念，认为“走私货价廉物美，对搞活经济有好
处”，“买卖私货，赚钱为公家，只要不落入个人腰包，没
有什么坏处”，有的甚至把购销私货作为“发财致富”的捷
径，有的认为“打击走私，是‘左’的行动，担心会影响对
外开放政策”等等。针对这些错误思想，我们批判了靠走
私贩私赚钱、“来之不当，用之正当”的谬论，明确提出走
私贩私是违法行为，并引导干部群众划清劳动致富和走私
贩私攫取不义之财的界限，划清搞活经济与违法经营的界
限，不断提高对走私贩私危害性和开展反走私斗争重要性
的认识。
二是加强领导，组织海上、陆上打击行动。省和沿海
地区地、市、县、公社都成立了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和办公
室，加强了对反走私斗争的领导，统一组织了两次大的打
击行动。第一次是集中沿海各个方面的缉私艇共59艘，
分驻在汕头、惠阳等地区的6个海区，堵截海上走私。第
二次是调集部分缉私艇到香港、澳门周围海域巡逻查缉，
堵住大规模的海上私货渠道。与此同时，陆上层层设卡检
查，并扫荡取缔了沿海18个主要私货市场。全省大规模
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走私浪潮得到了遏制。
但是，由于我们对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
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不够了解。1981年底，政治局
常委看到中央纪委的一份简报，反映广东省有些干部利用
对外开放之机，搞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等非法活动。中央
领导同志对此十分关注，先后作了批示。1982年1月11
日，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
污受贿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1月14日，我到省委参加
常委会议，一进门就见到了中央书记处派来广东的中央纪
委副书记王鹤寿。不一会，任仲夷宣读了中央的《紧急通
知入接着，由王鹤寿传达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陈
云、李先念等同志的批示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大家
听了，心中很不平静。经过讨论，省委决定成立由李坚
真、寇庆延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随后，省委先后两次向党中央上报贯彻《紧急通知》的电
报。2月4日，任仲夷、刘田夫、梁灵光、李坚真等19位
党政负责同志赴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
座谈会。省委、省政府只留下个别领导同志在家做留守工
作。大家坐在飞机上，不象以往那样谈笑风生，心里都在
捉摸这次‘‘进宫”，不知“凶吉”如何?2月11日至13日，
中央书记处召开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
军委和中央纪委负责同志，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广
东、福建两省省委常委共68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气氛非常严肃，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份文件，还有
一份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我们看了，
不禁愣了起来。试办经济特区刚刚开始，如今就提出“租
界”问题，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
“是为了讨论有效地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之
所以找两省的同志来，主要是因为两省是走私的重要通道，
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又有特区，有许多认识问题、
政策问题需要研究，如果混淆了界限就会搞乱。”
11日，先由广东、福建两省同志作汇报，谈认识。广
东主要由任仲夷和刘田夫作汇报，我和其他同志也先后作
了发言。我们详细地汇报了广东出现的走私贩私、贪污受
贿的情况，省委、省政府组织的两次大规模反走私斗争，目
前所采取的海陆同时并举的措施，以及实行特殊政策、灵
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打算。
12、13日，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
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负责同志先后在会
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希望我们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
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
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
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
经济。
胡耀邦同志说：“广东的工作，无论是仲勋同志、尚昆
同志主持的时期，还是仲夷同志和灵光同志去了以后，都
是做得很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不成问题的。同样
地，广东的对外经济工作，成绩也是主要的，而且可以说
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已经打开了一个可观的局面。”他同
时指出广东对外经济工作在进出口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点
和偏差。他希望我们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
克思主义者，坚定不移地对党内腐败现象作严肃认真、顽
强到底的斗争，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
经济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
座谈会结束回到省后，2月18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由任仲夷、刘田夫、梁灵光和杨应彬向常委和有关负责同
志传达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这次两省座谈会精神以及中央领
导同志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任仲夷就如何贯彻这次座谈会
精神及进一步抓好各项经济工作讲了话。
1月19日，我在市委也组织了局处以上的干部进行传
达学习，并按照省委的布置，成立了以薛焰为组长的“打击
经济领域犯罪活动领导小组”，成员有：薛焰、宋恕忠、王
玄等9人。同时还采取平行作业的办法，一方面抓传达，
另一方面由领导小组先研究一些案件的处理。要求县以上
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动手采取果断的措施，开
展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斗争，要雷厉风行，一抓到
底。对违法乱纪的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该处分的处分，
该清办的清办，决不能姑息。
2月22日，任仲夷和刘田夫向我们传达了2月19日胡
耀邦等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省委常委研究了进
一步贯彻中央指示的部署。
从2月24日开始，省委常委、党员副省长用4天半时
间召开民主生活会，着重谈个人思想认识，讲清个人在经
济上应讲清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我首先
谈了自己对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
危险性的认识，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把反
走私、反腐败、反腐蚀斗争进行到底。接着，我向大家谈
了1981年12月我率领广州市友好代表团访问美国，顺道访
问香港、澳门，我本人以及访问团其他成员携带有关行李
回来的情况。那时，我的兄嫂送给我夫妇一部电冰箱和热
水器，虽然符合国家规定，但对整个代表团来讲，没有带
好头。会后，我郑重其事地向省委常委写了书面报告，列
出我们行李的明细清单。不久，我还在广州市局长干部会
议上作过检查。
随后，省委向省直厅局以上负责同志和参加省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传达两省座谈会和胡耀邦
等同志2月19日的指示精神。接着，又召开全省三级干
部会议，讨论系统地贯彻反腐蚀斗争，端正党风和经济政
策等问题。
3月2日，省委常委听取了各地、市负责同志的情况汇
报。任仲夷要求他们回去后抓好几件事：一、抓好传达中
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二、抓紧大案要案的处理。三、研
究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项经济政策。必须做
到执法更严、纪律更严、管理更严，用“三严”保证“三
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贯
彻执行。
省委还决定加强对反走私和反腐蚀斗争的领导。任仲
夷亲自抓，刘田夫以更大精力抓这项工作。我则侧重抓广
州，其他省委常委、副省长也要抓好分管战线的这方面的
工作。三、四月间，省委从省直机关先后抽调局、处、科
干部共267人，组成12个工作组，分赴沿海地区检查和帮
助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中央也派大批人员到广东指导、
检查不口帮助工作。
3月1日，党中央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
(即中发[1982)17号文)。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纪要》关
于进一步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精神，完全适用
于全党、全军和全国各地。希望各地方、各部门和各单位
的党组织认真学习讨论，根据《纪要》精神，检查前段工
作，结合实际情况，对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
罪活动的斗争作出具体部署，坚决贯彻执行。《纪要》中
关于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两省经济
的精神，对全国各地和有关部门的工作同样有指导意义。
中央17号文下达后，广东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
力。中央及有关部门为加强管理，将下放给广东的外贸进
出口权收了回去。而内地一些省市，也采取一些措施把广
东运往各地的许多物资当作走私物品扣压、冻结。广东的
供销人员到外省市进行正常的业务工作，受到冷落，有的
甚至当作走私分子看待，轻的被搜去证件，重的无理扣
押。有些省区不准供销人员到广东来做生意，有些外省商
人因怕涉嫌“走私”而不敢来广东来开展正常业务工作。
广州等一些大中城市一下子由门庭若市变得冷冷清清。有
些省区甚至对广东实行经济封锁，我们只好舍近求远，到
内地一些地方去采购粮食、煤炭和其他农副产品，以满足
市场的需要。
而本省有些同志见有人否定特区，否定广东对外开放，
也产生消极和悲观情绪，存在种种疑虑，认为中央对闽粤
两省的政策，可能会出现逆转的情况。
这期间，尽管风浪叠起，但我们稳坐钓鱼台，省、市
委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和关于打击
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指示，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走私
的斗争。省委制订和颁发了《关于处理经济领域中犯罪案
件的若干具体政策》，明确处理走私贩私行为的具体政策界
限，并对全民和集体单位购销私货实行登记清理并进行处
理。同时，查处一大批大案要案，狠狠打击严重经济犯罪
分子。任仲夷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坚定
不移的方针：即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坚定不移；对外开
放、对内搞活坚定不移。我十分赞成他的这一提法。省
委还注意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凡属省里过去有过规定
而出现的工作失误，我们主动承担责任，从而使广大干部
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继续在改革开放中大胆实践，敢冒
敢闯。不少部门、企业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会议，动员他
们打消重重顾虑，继续到外地去进行购销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严厉打击，堵塞漏洞，建立和健全措
施，我们基本上遏制了大规模的走私贩私活动。与此同
时，广东不断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加深相互了解，
在共同努力下，解决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年9月间，党的十二大在北京隆重召开，我和任仲
夷、刘田夫、王全国等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任仲夷和我
都当选为本届的中共中央委员。9月14日上午，谷牧召集
我们4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广东省经
济工作问题。在此之前，7月间，省委曾派副省长王全国
到北京汇报广东经济工作。当时，广东省积压的进口商品
总值共8．7亿元，被兄弟省市也扣压、冻结了一大批物资，
这些急需请求中央和国务院帮助解决。另外，我们还提出
34种商品出口税退还广东，“三资”企业进口技术、设备免
征进口税，解决市场紧缺物资和提高外贸出口换汇率等问
题。
在这两次经济工作汇报会上，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广东
在经济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和困难，采取积极帮助的
态度，得到较好的解决。谷牧在会上指出，中央决定在广
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的
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他希望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更好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把两省的事办好，把特区的
事办好”。
任仲夷代表我们表示，“中央各部委帮助广东解决问
题，是对广东工作的大力支持，属于广东自己工作中的问
题，我们一定要认真清理，努力改进，进一步做好工作，更
好地完成中央赋予广东的任务。”
根据陈云在1月所作的关于“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认
真总结经验”的指示，我们经多次学习讨论，对试办特区的
经验认真加以总结。10月22日，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
国务院上报《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同月30
日，陈云作了批示，认为“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
“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11月15日，中央书记处向陈云、李先念等同志汇报闽
粤两省的情况。汇报提纲指出，“经过中央十七号文件，
过去两省出现的缺点和偏差已基本上纠正”。“两省要继续
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争取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头”。
并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广东、福建的工作，帮助研
究解决财政包干、计划管理、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外贸
经营权、市场物资供应等若干政策性问题。中央书记处指
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
特区，是我们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一个重
要方面，既是两省的大事，又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全
局。两省的担子很重，应该遵照中央的有关文件指示精
神，不断总结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扎扎实实地做好工
作。中央有关部门也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这项政策，积极
支持两省的工作，进一步加强指导和帮助，密切协作配合，
把这桩事情办得更好。
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经过全
省、市上下共同努力，我们终于顺利地渡过了广东改革开
放之后遇到的第一场大风雨。
广州市的走私贩私活动相对来说不太严重，但经济领
域中严重违法乱纪现象却是存在的。如立新中路的房屋纠
纷便是一例。
住房问题，历来是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因
为它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我到广州不久，就到街道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