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
1983年春，广东省几套班子进行换届工作。任仲夷
被选为省委第一书记，林若、梁灵光、谢非、吴南生、王
宁为书记，寇庆延为省顾委主任，罗天为人大常委会主任，
我被选举为省长，李建安、梁湘、杨德元、刘俊杰、王屏
山、匡吉、杨立为副省长。
4月10日，我代表新一届政府发表就职讲话。我说：
“由于广东的地位和特点，决定了广东工作任务非常艰巨，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广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省
人民寄予殷切的期望，而我们的能力和水平，要担负这样
艰巨的任务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决心谦虚谨慎，努力学
习，勤奋工作，同全省人民一道，在上届政府工作的基础
上，把我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5月4日，我主持召开省政府厅局长会议，向大家宣布
省长、副省长的分工和省政府党组成员名单。按照分工，
由我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并兼管特区和海南岛的开发以
及外经贸工作。李建安、杨德元等副省长分管各条战线的
工作。梁湘的工作主要在深圳，就不再分工。省政府还
设置顾问，由胡广恩、王焕、曲殿魁3位同志担任。
省政府党组成员除上述正副省长外，还有省委常委凌
伯棠和省政府秘书长李祥麟等同志，由我当党组书记，李
建安、杨德元任副书记。
我们上任后，坚定不移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开放比较早的优势，着
重抓好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以及加强基础设施三件大事，
积极促进全省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发挥广东优势方面，我着重于全面落实侨务政策，
充分调动侨胞爱国爱乡的积极性。
广东是全国重点侨乡。据我查阅有关资料，当年广东
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大约有2000万人，港澳同胞大约有400
万人，加上他们在省内的亲属1200万人，共约3600万余
人。据统计，1983年，全世界华侨、华人的财产总额为
2000多亿美元，尤其在南洋诸国，华人经济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港澳同胞和华侨关心祖国的繁荣富强，有爱祖
国、爱家乡的传统，他们是广东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不
可忽视的力量。
我从调查研究中了解到，多年来，特别是由于“左”的
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侨务工作和侨务政策受到
严重的破坏，致使许多华侨、侨眷“有国没有家，有亲不敢
认”。林彪的亲信黄永胜一伙曾制定《处理有港澳海外关
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即“黑六条”)，对一大批有海外关系
的干部进行打击迫害，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有的被戴上“特
务”、“特嫌”的帽子，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控制使
用”，严重挫伤了广大港澳同胞、华侨及归侨、侨眷爱国爱
乡的积极性。
对外开放之后，广东各级政府从上到下恢复和发展各
级侨务办公室，绝大部分县、市设置了侨联和中旅社。
我本人是归侨，现在还有亲属在南洋。从我的经验出
发，要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回来投资，首先必须认真落实
各项侨务政策，保护华侨及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为
此，我们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根据实事求是、有错
必纠的原则，组织人员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历次
政治运动因“海外关系”而造成的冤假错案548l宗、10604
人，全省基本完成落实“侨改户”的政策工作，并以市、县
政府的名义发给“侨改户”证书47752份。我们还逐步落
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的政策，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选
拔1184名德才兼备的归侨、侨眷到各级领导岗位，解决了
6997名归侨、侨眷知识分子住房困难和夫妻分居两地、子
女就业等问题，还为60年代初精简下去的归侨、侨眷职工
4295人办理复职，下乡的华侨子弟也安置回城。此外，还
妥善安置了印度支那难民10．7万多人。
省委、省政府以及各级党委、政府花精力最多，使用
人力、物力最大的是落实侨房政策。广东土改遗留的、城
镇私改遗留的、“文革”被挤占的华侨房屋很多，在海内外
影响很不好。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省委、省政府先后
发了八个政策性文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落实侨房
政策的进度。这项工作牵涉面广，费用很大，任务非常艰
巨。在我担任省长前后，一直到1994年6月为止，全省
用于落实农村侨房政策的专款达5亿多元，其中中央财政
拨款2．4亿元，其余为省、市、县、乡镇财政拨款，全省应
退农村侨房1702万平方米，累计已退还使用权的有1677万
平方米，未退的尚有25万平方米。城镇应退侨房产权的
778万平方米，到1990年底，已退还产权的411万平方米。
1983年3月下旬，省府在广州召开了全省侨务工作会
议。3月20日，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努力开创侨务工作新
局面》的报告。我充分肯定了近几年来广东侨务工作所取
得的显著成绩，强调要正确认识华侨的地位和作用，一定
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彻底肃清“左”的影响，全面执行党
的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华侨、港澳同胞和归侨、侨眷建设
家乡的积极性，努力开创我省侨务工作的新局面，推进我
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这次会议之后，我到江门市和开平、台山、新会县等
侨乡考察，着重了解侨房政策落实情况和研究如何进一步
调动华侨积极性问题。台山县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最多，有
117万人，而全县人口总数才92万人。台山负责同志向我
介绍，他们非常重视侨务工作，把它放在与工农业同等地
位来抓，一、二把手亲自抓。他们深有体会地对我说，侨
乡农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还要加一个
“无侨不快”。台山应退侨房9357户、130万平方米，他
们积极清退，对海外影响很大，赢得了侨心。1984年上半
年，华侨捐款达4900万港元，比1983年全年的4800万港
元还多。旅美侨领陈子超先生，他的祖屋一厅一房，早已
被拆毁，他意见很大，从不回国。后来，县里出资在原地
重建其祖屋归还给他，他非常高兴，回乡探亲，并联合几
位华侨捐助港币1100万元，在家乡兴建一所中学和医
院。从这一例子我深深体会到，做好侨务工作，争取侨
心，意义重大。
8月26日，我将这次调查了解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
向省政府党组和省委常委汇报。9月6日，任仲夷在报告
上批示：“我看这个情况汇报很好。其中有些问题，如避
免重复引进，落实侨房政策，调动华侨积极性等问题，凡
需由政府令行者，应颁发文件以便下面遵行。如有需提交
省委讨论时，可安排常委会议定。”10月1日，省政府办
公厅发出文件，将我的书面汇报及任仲夷的批示印发各地，
并分别请省外经贸委和省侨办就我所提出的问题，立即抓
紧研究，提出落实方案报省政府。
针对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侨对回国投资尚持观望态度，
存在着“四怕”：一怕政策多变，投资安全没有保证；二怕
立法不健全，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三怕投资条件不优惠，
办事手续繁琐，到头来无利可图；四怕侨居国政府不满，日
后受迫害。我主持制订了鼓励华侨投资优惠办法和涉外法
规，上报国务院审批同意后施行。优惠办法主要是在政策
上把侨资与外资加以区别，在关税、所得税、内销市场政
策等方面，给予更优惠的待遇，允许华侨投资者择优聘请
其国内亲属充当资方代表或代理人，允许优先吸收侨眷就
业等等。对华侨投资项目，凡属技术先进，符合国内发展
需要的，应优先考虑，在计划安排和物资供应上给以适当
照顾，这些办法也适用于港澳同胞。
我还要求有关部门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审批手续，克
服官僚主义，切实解决好外资特别是侨资企业支付各种费
用负担过多过重的问题等等。有一次，我在全省利用外资
工作会议上，严肃地批评有些同志对利用外资意义认识不
足，巧立名目，乱收费用的问题。我说：“人家来投资，你
不给人家优惠条件，尽想捞人家一把，最后把人家吓跑了，
人家不来，你什么东西也捞不到。”我郑重地指出，今后
“任何部门不得巧立名目，任意收费，随意加价以及收取外
汇券等”。我还责成省外经委会同省经委，按照中央和国
务院文件的精神，制订实施办法，报省政府批准执
行。
随着台湾海峡两岸人民来往日益增多，我还根据中央
的政策精神，批准成立省、市、县各级对台湾事务办公室，
批准成立利合公司，确定在汕头南澳这个点开展对台贸
易。
广东认真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坚决维护华侨、归侨和
侨眷的合法权益，争取了侨心，华侨和港澳同胞对此较为
满意，因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关心祖国和家乡现代化建设的
热情，纷纷回来投资办实业和捐资办公益事业。华侨和港
澳同胞对广东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广东在对外开放以来所利用的外资，截至1984年上半
年止，侨汇收入累计18．6亿美元，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4．1
万宗，合同客商投资53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亿多美
元，其中九成以上是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资金。
通过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穿针引线回国大办“三资，，企
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全省共引进了10多万台(套)的
设备，价值7亿多美元，其中一批是比较先进的新技术和
新设备。对发展农业生产和旅游事业，起到了促进的作
用。
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发扬爱国爱乡的传统，慷慨捐资，
造福乡梓。1978年至1987年底，全省接受华侨、港澳同
胞捐赠折人民币23．8亿元，共扩建、新建学校3200间，扩
建、新建医院300多间，兴建侨联大厦、华侨之家、中旅社
300多家，还修建了其他一批公益事业，广东各地学校的危
楼改造，华侨、港澳同胞的捐赠，起了很大作用。香港的
霍英东先生捐赠大量资金兴修体育设施、桥梁道路、医院、
学校、宾馆等，他投资合办的白天鹅宾馆，全部由广东负
责设计、施工和管理，成为国内一流的五星级宾
馆。李嘉诚先生前后捐资9亿多港元兴建了汕头大学，我
还亲自去参加奠基典礼，并对他的外汇资金的使用予以便
利。该校建成后，对提高粤东人民文化水平起到了重要的
促进作用。据我了解，1980年至1985年，侨胞捐赠各种
型号的客、货运汽车，平均每年约7000辆(未计1984年，
因数字不准确)，大大地支援了广东的经济建设。华侨和
港澳同胞热心捐资兴办公益事业被评为广东改革开放十件
大事之一。
1984年1月15日，谷牧写了一篇考察珠江三角洲经济
发展情况的报告，专门向中央汇报。他说：“华侨这篇文
章做好了，利用外资、引进新技术就可以迈出更大的步子，
对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对我们在海外的其它工作，也会
起到积极的作用。”我十分赞同他的这一深刻体会。
试办三个经济特区
广东陆地面积21．2万平方公里，海岸线4000公里，海
域面积广阔，1983年人口约6000万左右。广东地势北高
南低，地域经济差异很大。因此，省政府在研究和制定规
划时，因地制宜，实行区域层层推进计划。其构思是，通
过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内地，滚动
式地把改革与开放，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形成东起汕
头，西至湛江，南到海南岛三亚的沿海开放地带，努力把
它建设成为开放式的现代化的文明富庶地区，为全省全国
的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年，广东根据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实行“三
二一一”开放规划，即三个经济特区，两个开放城市，一个
珠江三角洲，一个海南岛，初步形成多层次开放的格
局。而广大山区因条件所限，尚未被中央纳入全面对外开
放范围，省政府唯有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支持山区发展经
济。
早在1979年初，广东省委就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
的问题，报经国务院批准，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
改为珠海市。而中央也派谷牧等同志多次出国考察外国出
口工业区的情况，对在国内设立出口工业区也已有所考
虑。
这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
经中央和地方协商，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
建的厦门建立四个经济特区。
1980年11月，我和任仲夷刚来广东时，曾到深圳考察
一次，在听取汇报之中，我们发觉深圳特区的领导班子不
够协调。我们研究，这个班子一定要马上调整，准备派梁
湘去。但梁湘过去多年在广州市工作，他想留在广州。
我和任仲夷认为他到深圳主持工作很适合，于是反复动员，
希望他去深圳，我们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梁湘最后同意
到深圳去。他提出要从广州调些骨干去，我支持他，把邹
尔康、甄锡培等都调去深圳。梁湘是个实干家，长期抓经
济工作，并具有开拓精神。他率领一班人领导深圳人民勤
勤恳恳地创业，对深圳特区前期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我兼管经济特区工作时，特区从筹备到国务院正式批
准试办已有3年多时间。深圳进展较快，其次是珠海。
汕头特区还处于筹建阶段。在各部门、各地区的大力支持
下，特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打开了局
面。深圳与外商签订合同1500多宗，实际投资额20多亿
港元，引进2万多台(套)设备。珠海与外商签订了协议
计划投资总额10多亿美元。汕头特区到1982年才正式动
工，但中外合资的地毯厂已建成投产。
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基本建设已铺开。深圳基本建设
投资近20亿元，投资项目300多个，直通香港的蛇口港口
已投入使用，许多地方已完成“五通一平”，数十栋高楼大
厦拔地而起。珠海也建成码头，开辟了直通香港的航
线。汕头特区连结市区的路、电、水工程也已经完成。
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深圳市1982年工农业总
产值此1979年增长了10多倍。珠海市增长一倍左右，财
政收入都有大幅度增长。深圳建国商大厦，三天一层，被
称作“深圳速度”；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
命”也流传全国。
但是，在试办特区过程中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问题。如
与外商签订的经济合同不够完善，基建摊子铺得过大，货
币及流通较乱。中央1982年17号文件下达之后，由于种
种原因，深圳、珠海顿时由繁华闹市变得比较萧条，外商
也顾虑我们政策多变，对到特区投资持观望态度。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争取中
央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另一方面对深圳特区的发展，
省、市也多次进行研究，确定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
出口为主的方针。
开始时，深圳市部分领导强调发展商业，搞“万商云
集”，深圳有些人利用中央给予的出口优惠政策，到内地抬
高价格收购农副产品出口，然后又拿赚到的外汇进口商品
向内地倾销。如他们从香港进口旧麻袋到内地卖，影响国
内的麻袋生产。我国的味精生产本来已经过剩，但他们一
次签订进口1800吨味精，结果造成国内味精厂叫苦不
迭。他们还进口大批小汽车、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电冰
箱、电子计算器等等紧俏商品贩销内地，获利颇丰。因
此，内地有人挖苦说，深圳只会赚内地人的钱，不会赚外
国人的钱。而港澳和海外人士对此也有议论，致使特区形
象受损。
我发现这些问题，认为这不符合中央关于试办经济特
区和出口基地的宗旨，于是及时提醒他们。强调应该贯彻
以工业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方针，不能不顾国内市
场情况，盲目进口，大搞倒买倒卖。我希望特区要发挥窗
口的作用，加强外引内联，逐步向这些方向发展，尽快建
立起二线管理。
深圳市委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端正了试办经济特
区的指导方针，扎扎实实地进行打基础的工作。
1983年2月胡耀邦视察广东。他在视察深圳经济特
区时指出：“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
是很有成绩的，干部是努力的。……你们已经闯出了一个
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他希望特区和
广东要搞改革创新，“创造出新的经验”。
4月间，谷牧视察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4月25日，
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赞同胡耀邦对特区的
评价，认为这一评价公正，符合实际。接着，他就特区货
币和管理二线，特区的自主权，特区的范围不口建设规模，特
区的电讯、交通建设，特区生产发展方向，体制改革，加
强省对特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他指出：
“今后对特区的要求更高，省委应当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
导”。他建议参考国务院的办法，提出“梁灵光同志是书
记又是省长，要管这个事，还有吴南生、叶澄海也可以参
加。他们三人可以形成一个拳头。有关特区的重大事情，
都集中到这个口里，就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按照这一指示，6月14日，省委、省政府决定，广东
省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由我和吴南生等人主管，组成特区
领导小组，在省政府下设特区办公室，集中处理解决特区
的重大问题。
6月25日，谷牧在北京接见广东省有关负责同志，传
达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小平同志强调，特区要坚决
办下去，不能动摇。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他指
出：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
题”。
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大大提高了我们实行特殊政策、
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的信心和决心，对我们是很大的
鼓舞和鞭策。珠海特区与深圳特区几乎同步进行。但珠
海的情况与深圳有所不同。它和澳门相连，而澳门的经济
基础比香港差，以旅游、博彩业为主。所以，刚开始时，
珠海市的主要领导强调发展方针以旅游为主。
珠海依山傍海，环境优美，风光绮丽，确是个理想的
旅游之地。珠海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发展旅游业，
先后建了石景山旅游中心、珠海渡假村、海滨公园和国际
高尔夫球场等一批各有特色的高级宾馆、渡假别墅和娱乐
设施项目。但是，由于种种条件所限，仅靠旅游业是很难
带动珠海整个经济起动的。故开始几年，发展就此深圳略
逊一筹。
另外，珠海领导机构及管理上也存在问题。珠海特区
初期规划面积15．16平方公里，是市区的一部分，因此，在
市政府之下单独成立一个特区管理委员会。管委会力量
小，工作抓不起来，而市政府又搁在上面，不好直接插手
管。梁广大同志上任时，专门为此事来省府找我，提出珠
海的发展应以商业、工业为主，不仅仅局限于旅游业。同
时，将管委会缩小或合并，由珠海市政府直接来抓特区的
建设。我认为他这两个方针性的建议很有道理，故表示支
持。于是，珠海后来在机构和发展方针上进行了调整，特
区发展有了较大的起色。
汕头经济特区起步慢一些。1984年元旦前后，我到潮
梅地区调查，专程去汕头特区考察一次。那时，特区已初
具规模，龙湖加工区首期基础设施和两幢通用厂房及生产
服务设施已交付使用，一批合资企业已投入生产，农业方
面搞得较为出色，整个前景喜人。但跟深圳、珠海相比仍
有很大的差距。汕头市委向我提出想开辟广州至汕头的航
线，飞行波音737飞机。我当场答应尽力帮他们解决。
汕头离广州和香港都比较远，陆上公路和海路交通耗时比
较长，很不方便，直接影响外商投资。于是，我跟部队联
系，询问可否将汕头军用机场改造成军民两用机场，这样
可为国家节省大笔开支，但空军不同意。我到北京时找到
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向他提出改造汕头机场的问
题。杨尚昆赞成我的提议，但这是一件大事，他个人定不
了，因此，他们专门召开军委会议，反复讨论了好几次才
定下来，从而解决了汕头交通不便问题。后来，汕头还开
辟直通香港、泰国的航线，这为汕头特区的发展，创造了
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其后，佛山、惠阳、三亚等军用机场
均同意开展民航服务。
1984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的
陪同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
小平同志到广东视察。任仲夷、刘田夫乘坐他的专列一起
南下。专列路经广州时，我和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同
志到火车上去看望了小平同志。随后，我和刘田夫陪同小
平同志他们一行到深圳。后来田夫病了，就由我陪他在深
圳、蛇口和珠海、中山、顺德等地视察。
24日中午，小平同志一行抵达深圳。稍事休息后，即
听取了梁湘的汇报。小平同志倾听得很认真，他对深圳经
济特区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兴。深圳原打算发行特区货币，
小平同志认为此事宜慎重，他担心会冲击人民币市场。
随后，我们陪同小平同志等乘坐大型旅行车参观深圳
市容。小平同志目不暇接地望着窗外热火朝天的建设工
地，不停地向我们询问这是什么工地，那座高楼是准备用
来干什么的。梁湘等人一一作了回答。不久，我们驱车
来到正在兴建的罗湖商业区。小平同志不顾劳累，冒着严
寒，登上刚刚竣工开业的22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沿着天
台围墙走了一圈，凭栏俯瞰深圳全景，尽情饱览特区建设
风貌。
次日上午，我陪同小平同志到富甲全省农村的深圳渔
民村参观，并在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家作客。小平同志详
细地了解当地生产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1982年，渔民村
全村35户农户全部住进了村统一新盖的双层小洋楼。1983
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800多元。饮水思源，吴伯森心
情异常激动地说：“我们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这样幸福的
日子，真是过去做梦也没想到，感谢邓伯伯!是党中央和
你为我们制定了好政策!”小平同志说：“应该感谢党中
央。”
在深圳，我还陪同小平同志一行先后视察了中国航空
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深圳工贸中心的电脑工厂和电脑软件
厂，蛇口微波通讯大楼、轧钢厂、华盖铝厂、“海上世界”，
听取了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关于工业区建设以及工资、
人事、住房和体制等方面改革的汇报。小平同志一直非常
认真地倾听，偶尔询问一些问题。
26日，我们从深圳乘炮艇渡过伶仃洋到达珠海市。28
日，听取了市委吴健民、梁广大的工作汇报。29日上午，
我陪同小平同志一行视察了毛纺厂、狮山电子厂、珠海宾
馆，还乘车参观了九洲港、直升飞机场、石景山旅游中心
和拱北海关。
在中山温泉宾馆，小平同志会见了港澳知名人士霍英
东、马万祺先生以及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等。小平
同志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看来路
子走对了。”霍英东、马万祺认为试办特区是成功的，小
平同志听了很高兴。
这次南巡，小平同志亲眼目睹南粤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广东和经济特区日新月异的建设面貌，留下了良好的印
象，对特区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珠海市委的同志很精
明，他们见小平同志日理万机，难得抽空来珠海一次，于
是拿出文房四宝请他题词。小平同志干脆利索，大笔一
挥，题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几个大字。大家热烈地鼓
起掌来。
深圳市的同志听说小平同志为珠海特区题了词，才发
现自已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急急忙忙派
出专人到广州珠岛宾馆，请小平同志补写题词。小平同志
欣然落笔：“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
政策是正确的。”
小平同志的题词，对深圳和珠海特区的建设和发展作
了很好的概括和结论。
在此之前，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和试办经济特区遇到不
少困难和阻力。在开始那几年，海内外人士对广东和特区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讲好话、坏话和持怀疑态度的人都
有。有的同志到深圳、珠海等地走马观花一番之后，得出
的结论是“广东已改变了颜色，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
路”。内地有一位副省长还为此在广州哭了一场。有的
则认为特区已变成了新的“租界”，有的认为特区黑市货币
流行，违纪违法活动横行，大搞倒卖“洋货”，“搞错了”。
香港有些报纸甚至进行恶意攻击，说深圳耗资几十亿元搞
起来的高楼大厦，是“假大空的石屎森林，没有什么价
值”。总之，他们几乎异口同声说试办经济特区“失败”
了。对此，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开玩笑地说“广东是香香
臭臭又一年”。
这次小平同志南巡，为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亲笔题词
和作了重要讲话，肯定了广东的建设成就，肯定了办特区
的路子是正确的，给广东和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坚
定了办特区的决心和信心。小平同志连续视察了厦门和上
海之后，回到北京，提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
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中央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决定进一步开放全国14个
沿海城市。
我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建立珠江三角洲开放区的建议
亦被中央采纳，在这之后，又开放了长江三角洲、闽南厦
漳泉三角地区两个经济开放区。
小平同志南巡前，国内对开放改革的认识很不一致；小
平同志南巡后，廓清了迷雾，指明了方向，基本上统一了
全党的思想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提出了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
的力度，调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在小平同志的
指导和这次南巡的强劲推动下，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14
个沿海开放城市，3个经济开放区，进一步掀起了全国沿海
开放改革的新高潮。
小平同志南巡回京后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
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他还说：“搞特区，不仅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有好处，
还有一个对外影响的问题。搞好特区，先不讲对台湾的影
响，至少对解决香港问题有利。”小平同志的题词和一系
列重要指示，对我们办好特区，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鉴于深圳前几年着重抓了内向型商业贸易以及工业发
展不快的状况，谷牧要求深圳市委在发展方向上进行调整，
在3年内将深圳办成一个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
外向型的综合性的出口基地。那时，因十白引起外界的误解
和不安，谷牧提出不提调整和转向，而提“爬坡”。我们
都赞成他这一巧妙的提法。
深圳“爬坡，，虽然难度很大，但深圳坚决按照中央和省
委的指示办事，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尽快向外向型转化，积
极打进国际市场，为国家多出口、多创汇作贡献，真正起
到了“四个窗口”的作用。
广东三个经济特区，根据特区的性质、任务和经济特
点，冲破了旧的管理体制的桎梏，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胆改
革，初步发挥改革试验场的作用。尤其是深圳特区，在管
理体制改革方面成绩斐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改革人事干部制度，普遍推行经理(厂长)负责制和采用
招聘合同制，选贤任能，广招四方之才。(二)1980年首
次将0．8平方公里土地进行有偿转让，又和港方大量合作开
发房地产，解决了建设初期的部分资金问题。(三)改革
基建管理体制，在设计及施工方面，打破“官方”包办、仃
政分配的老办法，实行设计搞评比、工程搞投标、施工搞
承包的办法。这一做法，可节约投资，缩短工期，提高质
量。(四)改革财政、金融体制。在财政方面，主要改
革统收统支制度，扩大企业财权，实行多种形式集资，以
财生财。在银行方面，开展银行业务交叉，扩大信贷领
域，实行经营项目多元化。(五)改革商业流通体制，主
要是疏通渠道，打破地区、行业界限，实行一业为主，多
种经营，做活生意。在外贸方面，打破过去独家经营和内
外贸分割的状况，搞内外贸易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并
普遍推行“创汇承包，，的经营责任制。(六)改革劳动用
工和工资制度。主要是推行劳动合同制和浮动工资制，打
破“铁饭碗”，以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七)在蛇口
工业区改革国家统包供给的住房分配制度，实行职工住房
商品化。
广东的经济特区在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有些经验，省委、省政府加以完善，然后在全省推广，收
到较好的效果，对全国也发挥了“窗口”的作用。
开放广州`湛江两个港口城市
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后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
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
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样做，肯定是利多
弊少。”
根据小平同志这一倡议和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的决定，
3月26日至4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广东省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以及海南行政区
均派出负责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5月4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向全国批转了这次座谈会纪要。中央决定，进一步开
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
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
口城市，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
实行一系列放宽的政策和措施。
那时，全国新老开放的单位共19个，而广东就占了6
个，包括三个经济特区、两个开放城市和海南岛。正如谷
牧这年6月上旬在广州所指出的那样：“从对外开放来讲，
广东是全国的排头兵。”我们责无旁贷地挑起这一重担，
一方面加强统一规划工作，另一方面加强领导。
省委对广州、湛江两市的规划是很重视的，两市也从
有关部门抽调精干人马搞开发区的规划工作。省和两市多
次研究规划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问题。
我们认为，广州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
心，是祖国的南大门和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被列为
沿海开放城市，将可起到全省中心城市和带动整个华南地
区经济腾飞的作用。在1981年6月赵紫阳来广东视察时，
我曾向他提出广州在引进外资方面可采取类似特区的政策，
他没有同意，也未说明什么理由。我估计当时北京对开放
认识不一，可能他有困难。
湛江是粤西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我国著名的天
然良港。湛江和粤东的汕头市，构成广东的东西两翼，对
广东经济起飞关系重大。
1984年6月25日，我在省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指出，
当前在对外开放方面，特别要抓好的第一项工作，是“把三
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两个市(广州、湛江)、
一个岛(海南岛)和珠江三角洲这几个对外开放的前沿地
带建设好”。我说：“广州、湛江两市和汕头、珠海两市
的市区，要抓紧做好规划，大胆运用中央给的政策和权限，
充分利用外资，认真搞好引进先进技术，加快现有企业的
技术改造，办好经济技术开发区，搞好工业结构改组和管
理体制改革，为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向内地转移先进技术，
提供先进设备，推广科学管理经验，培养输送人才，繁荣
国内市场，做出新的贡献。”
省委、省政府同意广州为国家计划单列省辖城市，上
报中央，1984年被批准。全市区(含下辖8个区)人口340
万。广州是华南重要的工业中心，工业门类齐全，综合配
套能力较强。当时拥有工业企业4007个，职工77．83万人，
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8．8%。轻、手工业历史悠
久，规格齐全，品种繁多，素有“广货”之称。机械制造、
钢铁、电力、化肥等重工业也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