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体制的综合改革
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体制模
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国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政
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
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
致思想上的僵化，妨碍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积极性的发
挥。因此，中央提出，对原有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
革，并决定粤闽两省作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试验
田”。
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是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
换，广东改革在80年代初中期一直是走在全国前面的。
省委、省政府在指导思想上是不断破除产品经济的观念，
明确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大胆进行物价
改革，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来搞活经济。
1983年2月，任仲夷在中共广东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上，
代表省委提出八个方面的改革要求，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出
现了越来越好的局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城
市吸收了农村改革的经验，从生产、流通、分配领域进行
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经济特区提供了一些好经验。
大量的事实表明，改革带来了生机，改革促进了对外开放，
促进了搞活经济，促进了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提出的体制改革方向和原则，
对广东前几年的改革情况进行认真研究分析，总结经
验。对于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坚持发展；对于改革
的一些成功经验，不断总结完善，大力推广；对于中央统一
部署的改革，积极抓紧贯彻落实。
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在广大农村，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
责任制，积极发展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继续
改善农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水平，
疏通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1984年9月28日，
省委批转农村工作部《关于延长土地承包期，完善联产责
任制的意见》，将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以上，可以转
包。
同年3月10日，省政府批转省商业厅《关于深入进行
农村供销社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供销社实行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改变其“官商”性质，发挥其联结城乡的纽带作
用。基层社的改革，要在劳动制度、农民入股、经营范围
和服务领域、按劳分配、按质随行浮动价格等5个方面有
新的突破，使之同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在人、财、物
和经营上享有合作企业自主权，真正办成农民集体所有的
合作商业。到1985年4月19日，我们又批转省商业厅《关
于县以上供销社体制改革的意见》(试行草案)，要求全省
在当年上半年完成供销社联合社的组建工作。
我们还加快农村信用社体制的改革步伐，使它具有组
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管
好用活信用社资金，支持农村商品生产的大发展。
过去，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广东农村经济发展
缓慢，长期处于农业“以粮为纲”、农村“以农唯一”的状
态，严重束缚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以后，广
东在全省范围内调整农业发展方针，突破了原来的经济格
局和生产布局，发挥广东的优势和特点，大力发展经济价
值高的热带、亚热带作物和土特产品，农、林、牧、副、渔
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广大农村优化产业结构，调
整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大办乡镇企业。1984年7月
8日至13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并
于7月15日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84]4号文的若
干规定》，清理过去限制束缚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制订了
新的鼓励政策，把发展乡镇企业摆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积极扶持，正确引导，加
强管理，为发展乡镇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乡镇企业犹
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珠江三角洲更是异军突起，显示
出强大的生命力。乡镇企业把广东数百万剩余劳动力转移
到第二、三产业中去，还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万南
下民工。时至今日，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半壁河山”的作
用。
在任省长期间，我还注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农牧
业良种，大力发展“三高”农业，并亲自抓一些示范基地。
生猪原是广东传统出口港澳的鲜活商品之一。然
而，时至80年代初期，却面临严重的挑战，泰国、菲律宾、
马来西亚和我国台湾省的良种猪出口香港越来越多，挤压
我传统市场。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繁育牲畜技术落后，农
户养猪品种混杂，猪质低劣，竞争能力差。同时，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对瘦肉的需求大增。为夺回香港
市场，提高出口创汇水平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采用国际
先进技术，引进良种，推广集约化养猪，已成为当前的紧
要任务。
而恰好在这时，我收到菲律宾著名侨领、香港保运通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秉昭的一封信，原来他在宝安光明农场
搞了两条养猪生产线，很成功，因此，他写信给我，愿为
祖国出力。他说如果养瘦肉型猪，在香港每头可以多卖
300元港币，出口30万头，一年就可多赚上亿元外汇。我
于是和他建立起联系。
1983年11月，我率领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美国，在
内布拉斯加州与美国三德畜产公司董事长三德和林秉昭进
行友好磋商，达成合作意向，一致同意在广东引进机械化
养猪生产线和优良品种，兴建现代化养猪场。
我访美归来后，就合资养猪问题召集省外贸局和省农
业厅的负责同志进行研究，成立了以省政府副秘书长吕白
任组长的筹备小组，组员有省农业厅和省外贸局的负责
人。尔后，又抽调人员成立筹备小组办公室，进行猪场选
点、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
12月中旬，经我方和三德公司以及林秉昭协商，签署
了《合资经营广三保养猪有限公司协议书》。1984年1月，
省政府同意省外贸局和省农业厅的建议，成立广东省畜牧
发展总公司，由吕白任董事长，省外贸局局长冯学彦、省
农业厅长许士鉴分别任副董事长。省畜牧发展总公司作为
中方股东(甲方)，正式与美国三德公司(乙A)、香港保运
通公司(乙B)共同筹办广三保养猪有限公司。广三保公
司于同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我发去贺信，指出，
“这是我省发展养猪事业上的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希望
他们“以改革的精神，再接再厉，全心协作，精心施工，为
加快我省养猪事业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广三保公司总投资2600万美元，双方各占50%，该公
司从美国引进了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集约化工厂式养猪
生产线13条和优良种猪群，可年产商品猪10万头和种猪3
万头，瘦肉率在62%以上，下辖万丰猪场和茅山种猪场，
分别设在深圳市宝安县万丰乡和广州市五山，是国内最大
的现代化养猪场和良种猪场。在建设过程中，我多次听取
他们的汇报，并到现场察看，检查质量和进度，帮助他们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省畜牧发展总公司还广开门路，与国内外有关公司合
作，在珠江三角洲继续进行集约化养猪的一系列引进和开
发，并与省农机研究所合作，成功开发出适合我国饲养猪
条件的养猪生产设备，现已在省内外推广，建成猪场(生
产线)近百个(套)。
1986年，广东的现代化猪场全面投产，供应香港的瘦
肉型活大猪以均衡的批量、上乘的质量深受香港同胞的欢
迎，一时成为香港市场的“招牌猪”。以后，省畜牧总公
司与其他合资或联营的猪场陆续投产，源源不断出口供应
香港。至1994年底，该公司系统已出口香港活大猪79万
多头，其中广三保公司出口57万头，向国内市场提供了17
万多头商品猪，还向省内外同行提供种猪5万多头。
集约化养猪在广东的引进和推广，使广东的养猪业发
生了深刻的革命。这一良种猪在全国的繁殖推广，大大改
变了我国猪质低劣的状况，为发展我国“三高”农业、创汇
农业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集约化养猪极大地丰富了人民
群众的“菜篮子”，有效地保证了香港市场的供应。80年
代中后期，外国和台湾的猪已全部退出香港市场，香港的
活大猪市场已基本上是内地的“一统天下”了。
广三保公司在引进和推广集约化养猪事业上并不是一
帆风顺的。1987年，该公司属下的茅山种猪场发生口蹄
疫，国家农业部防疫部门下令猪场把所有种猪两万多头全
部杀掉，因为我国已宣布消灭了口蹄疫，怕国外知道并影
响国内其他生猪的出口，还要求猪场中方负责人，此事不
能告诉外方董事长林秉昭。林实际已知道，他对养猪有多
年经验，提出自己拿外汇聘请外国兽医来治疗或者到香港
购卖药物来抢救。公司向上请示，防疫部门也不同意，每
天只催农场报杀猪数字。公司中方负责人苗栓柱等人寝食
不安，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公司是中外合营企业，
外方是董事长、总经理，没有征得他们同意，怎么能将猪
统统杀掉?这样做，不仅会给国家和乙方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该场600万美金投资谁负责?而且，如果乙方不满将此
事在香港公布，会对我国的信誉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
要公司打电话给防疫部门向他们作解释，说已患病的杀掉，
没染上病的设法进口疫苗打针预防，能抢救下来也是好的
嘛。凌伯棠管农业，也打电话，但上面不同意。我要苗
栓柱再次打电话作汇报解释，另一面积极想办法找疫苗解
决。老苗说他有办法可以从国内卖到疫苗。后来，很快
进行注射，终于抢救了一万多头猪，从而保住了这个种猪
场。
二、在全国率先进行价格体制的改革。
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产品经济，价格体制和价
格结构脱离市场需求，价格与价值背离，很不合理，农副
产品和基础工业产品价格长期偏低，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
着严重的“剪刀差”，市场流通作价也存在着许多缺陷，致
使价值规律失去杠杆的作用，影响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束缚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79年之后，广东根据
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相继对各部类的产品价
格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全国改革中先走一步。
广东的价格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副产品价格改革入
手的。1979年，广东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等主要农产晶的
计划购销价格，同时恢复了部分产品的议购议销价格和集
市贸易价格，放开了部分小商品的价格。1979年11月1
日，为平衡财政收支和搞活流通，又提高猪肉、牛肉、水
产品、蛋品、家禽、蔬菜等8种主要副食品及其制品的销
售价格。在大幅度调整主要农副产品价格的同时，还逐步
放开三类农副产品的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为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
要，省政府于1980年对农副产品统派购体制进行了大胆的
改革，将原来实行统派购的118种一、二类产品调整为25
种。这一改革实施后，市场供应有了明显的好转。1983
年3月和1984年8月，再次放宽农产品购销政策，将统派
购产品压缩为13种。同时，全省开放粮食市场，允许多
渠道经营，允许出省出县。11月1日，广东开始缩小粮油
统购统销的品种范围，并改革粮油价格的管理权限。到这
年年底，广东只剩下粮、油、糖、红黄麻、黄红烟5种农
副产品没有完全放开价格。
大刀阔斧地进行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所冒的风
险是很大的。开始，市场价格飞涨，有时甚至超过普通城
镇居民的承受能力。尤其是1984年11月实行蔬菜全面放
开经营，价格上浮30%，加上遇上冷空气侵袭，菜价上涨
较大。市民情绪波动，反应强烈。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
中央，震动了中南海。胡耀邦、赵紫阳亲自打电话来过问
情况，我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和解释。
11月25日，省委向赵紫阳专门报送了《关于广州市蔬
菜全面放开的情况报告》。
省委、省政府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继续坚持改革不动
摇。1984年12月25日，我主持召开省府常务会议，其中
讨论研究了生猪购销价格放开和基地塘鱼放开等问题。会
议决定从1985年起，取消基地塘鱼派购政策，并决定从
1985年1月1日起，取消生猪现行派购政策，放开生猪价
格。全省城镇居民猪肉供应实行议价购销，并给予定额差
价补贴。为了做到有备无患，放开时规定国营公司参与调
节，肉价不得超过原价水平。并准备30万斤猪肉，用于
调节淡旺和平抑价格。省政府给广州市、中等城市和县城
分别给予定量补贴。由于省财力有限，补贴偏低，加上宣
传、准备不足，结果有两间大学食堂出现“罢膳”。再是，
出现有点连锁反应，不该涨价的也趁机提价。我们发现
后，马上派人加强检查，进行纠正。这年，各级政府还成
立清理“三乱”(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办公室，加强
价格管理，狠刹歪风。
4月5日，省政府决定，从4月1日起，调整农村粮油
购销价格，从1985年粮食年度起，广东只对稻谷和主产区
的小麦、玉米实行合同定购，其他粮食品种实行自由购
销。
广东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之后，在开始阶段，绝大
部分农副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很猛。有些市民对此议论纷
纷，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与其长期有价无市，
凭票排长龙购买，不如敞开市场，打开城门，运用价值杠
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解决市场供应紧张的
问题。事情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市场经济规律真是灵得
很，我们放开什么，农民就生产什么。那种农副产品价格
开得早，那种农副产品就上得快。经过一段时间开放之
后，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了，价格也随之回落，并趋于稳
定。这样做，不仅农民增加了收入，而消费者也普遍得到
实惠，他们的菜篮子大大丰富起来了。
在主要农副产品价格率先改革之后，广东其他方面的
价格改革也逐步铺开，先后调整日用轻纺工业品价格，提
高铁路、公路、水路客货运价格，钢材、铁、煤炭、焦炭、
水泥、化肥、汽油、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也先后进行了调
整，部分生产资料实行计划内外双轨价格。
在价格体制改革做法上，省政府采用放调结合，放管
结合，分类改革，双轨过渡，分步渐进的办法，按照供求
关系，灵活、及时地调整价格，使价格体系逐步趋于合理
化。经过改革，全省形成了“少管多放，分级管理，价格
形式多样”的价格管理体制，促使市场商品日益丰富，并使
价格相对稳定。
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
1979年下半年，广东开始推广清远经验，扩大企业自
主权。省选择100家企业作为第一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
点，选择300家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到1980年3
月，全省将近1000个企业推行了清远经验，取得了增产增
收的良好效果。同年7月29日，省委、省政府批转清远
县委《清远县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
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报告》，肯定了清远的经验，要求各地
继续探索和创造扩大企业自主权、把经济进一步搞活的经
验。《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
1981年，省委推行了以“包”字为主要内容的各种盈
亏包干责任制，进一步简政放权。
我到省政府工作之后，继续进行企业管理体制的改
革。1983年5月25日，开始改革企业用工制度，对新招
收的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打破了长期推行的“铁饭碗”制
度，较好地调动了新工人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的责任
心。
1984年初，为改变政企不分的状况，我提出除煤、钢、
电等企业外，将省属部分企业下放市(地)管，得到省委
的赞同。这年2月，省经委副主任欧阳述乾在省委扩大会
议上发言，说要把原来省属的8个大糖厂以及江门造纸厂、
湛江化工厂等企业下放给地方，结果遭到会内外的反对。
有的负责同志问他，为什么将厂矿下放?欧阳述乾回答，这
是省委和灵光同志决定的。由此可见，当时冲破计划经济
的束缚是多么不容易。虽然不少人不赞成这样做，但我没
有因此而退缩。我一方面吩咐省经委继续准备方案，另一
方面做主管部门的工作。7月13日，我主持召开省长办公
会议，研究省属工业企业下放问题。李建安、杨德元、匡
吉、杨立以及省计委、省经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
了这次会议。经过讨论研究，大家原则同意省经委提出的
省直属工旷企业下放的初步方案。会议认为，省直属工旷
企业的下放，不能只简单地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应明确
下放方针、目的，主要结合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行政
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经济实体。9月5日，省政府决
定改革省属工矿企业管理体制，下放部分省属工矿企业，
并确定首批下放14家。随后，又分批下放。这些企业下
放之后，省主管部门加强行业规划及技术指导、监督、检
查工作，各市(地)也应用经济办法加强管理，而企业由
于减少了多重领导的束缚，扩大了自主权，因此，也调动
了积极性，增强了经济活力o
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
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同年6月6日，省委、省政
府批转了省委组织部、省委经济工作部、省经委、省人事
局联合发出的《关于改革企业干部、人事制度的若干暂行
规定》。6月25日，我在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强调指出，
要进一步“改革企业的领导体制，下放干部管理权限。继
续推行民主选举厂长；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分别由上一
级主管部门任命，厂级行政副职由厂长提名，报主管部门
批准，中层干部由厂长任免。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职
工参加企业民主管理。企业的管理、技术干部可以试行招
聘制、合同制不口职务浮动，把干部任免同企业经营好坏挂
起钩来，搬掉‘铁交椅’”。以后，全省在工交、财贸、基
建等系统逐步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企业内部初步
形成了以厂长(经理)为法人代表的统一有效的生产经营
指挥系统，改善了经营管理，提高了经济效益。
为贯彻国务院颁布的暂行规定，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
际，在8月21日补充制定了10项政策规定，从生产经营计
划、产品销售、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
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10个方面，
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的自主权，给企业“松绑”，进一
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管理逐步实现从生产
型转向生产经营型，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提高企
业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我们要求所有企业都要进一步
完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加强定额管理，制定先进合理
的生产经营目标，计划和经济技术指标，分解落实到车间、
班组和个人。
四、大力改革计划管理体制。
计划管理体制涉及生产、建设、流通、分配等各个方
面。自从中央决定广东先行一步，计划管理实行“条块结
合，以省为主”的原则之后，广东就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了
一系列的改革。
根据中央赋予广东的权力，我们按照“大的方面管住
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和“简政放权”的原则，对传统
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一是扩大市场作用，放松对微
观经济管理的严格控制，扩大生产经营者的自主权，采取
各种激励措施，以搞活经济。二是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
以促进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适应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
济的需要，以保证广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按照中央对广东实行财政包干、外贸包干和信贷资金
存货挂钩、多存多贷的政策，省政府根据本省财力、物力
的状况，以省为主编制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自
主调整产业结构和重大比例关系，适当安排投资规模，加
速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老企业的技术改
造。并根据广东外汇收入的情况，安排进口部分短缺的商
品和重要原材料，以保证生产建设和市场需要。
在生产计划方面，广东以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为目
标，尽量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
围。1985年6月25日，我在省人大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
“在生产计划方面，农产品超过指令性收购计划部分的产品
和其它农产品，除政策规定属于保护资源的林产品外，都
可以实行自产自销。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在保证
完成国家计划和供货合同的前提下，超计划生产部分，全
部可以自销；未列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和小商品，实行市场
调节。”
广东还逐步缩小统配物资的品种和比重，由1980年以
前统配的60多种，缩减为10多种。钢材、水泥、煤炭等
纳入国家各级计委计划分配的物资此重逐年下降。木材则
于1985年开始放开市场。
按照“简政放权”、“权放一格”的原则，省政府下放
计划管理权限。
在基本建设计划方面，下放地方自筹基建项目的审批
权限。省对各市、地实行分级管理。1984年，我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在省核定的年度自筹基建总规模内，生
产性大中型项目中，广州市审批权放宽为1000万元以下；非
生产性建设项目，凡资金、能源、材料、设备能自行解决
的，广州、湛江市和汕头、珠海市区，均由市自行审
批。经济特区和海南岛的基建审批权限，仍按现行规定实
行。
省政府还放宽利用外资技术引进项目的审批权限。生
产性项目，凡是建设和生产资料不需要省安排，产品不要
国家和省包销，出口不涉及配额，能自己偿还的项目，1984
年在全国沿海开放城市座谈会后，省政府按不同类型的地
区，下放审批权：深圳重工业为5000万元人民币，轻工业
3000万元，后来将人民币变成美元折算。广州和海南为
1000万美元，其余地市、厅局为500万美元以下，县为150
万美元以下。“三来一补”企业则由他们自己审
批。凡是主要靠利用外资、自筹和进口器材建设，不需要
省综合平衡、我方承担的资金、外汇能自求平衡的非生产
性项目，开放城市，不论投资多少，均由各市自行审批，其
中5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报省备案。利用外资项目的银行
贷款审批权限，国家统配物资的管理和物价管理权限，也
适当放宽。
经过这样对下放权，更好地调动了各级的积极性，减
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办事效率，因此，大大加快了广东
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步伐。随后，我们大抓技术引进、
技术改造工作，全省形成了高潮，大批老企业得到了改造，
改变了企业的落后面貌和产品水平低、消耗大、劳动生产
率低和经济效益不高的状况。
但由于没有经验，宏观的引导和控制不力，在利用外
资、引进技术时，也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小项目多，大项
目少；二是一般的技术多，高新技术少；三是非生产性的项
目多，生产性项目少；四是劳动密集型的项目多，资金密集
型的少；五是引进设备多、硬件多，引进技术专利少、软件
少；六是对引进的设备单纯使用多，进行改造、消化、创新
的少；还有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的多，有计划、配套引进的
项目少。发现这些问题后，我及时提醒大家要注意转变，
要求省市县对引进加强计划，要有总体规划，互相配套，不
要一窝蜂似的去赶时髦。
在引进方面，我觉得日本人比我们做得要好。日本在
它五六十年代腾飞的10年中，总共才花了60亿美元引进技
术专利。他们引进设备的办法，第一套是全部引进，第二
套是引进关键设备，然后即加以消化、改造，超过原设计
水平，到第三套就不准引进了。而广东省那几年一下子花
了许多美元，有不少是盲目引进、重复引进，形不成规模，
经济效益低，竞争能力弱，这与“三来一补”不同，是一个
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在中央和省的多次会议上都提到这
件事。许多负责同志赞成我的观点。
省政府在下放外贸进出口计划管理、外汇计划管理、
教育及劳动工资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广东还对计
划投资体制进行改革，利用社会多方集资、银行贷款和利
用外资等办法，大搞基础设施建设，闯出一条以路养路、以
桥养桥、以电养电和以电信养电信的新路子。
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之后，给各地松了绑，更好地调动
了市、地、县和企业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建设的
发展。
此外，1985年2月8日，省测绘局局长袁征写信给我，
提出关于建立国土的国家管理机构的建议，鉴于我省土地
管理不严，乱占耕地、滥用土地严重，据说广东省每年要
减少一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增加一个中等县的人口，这
可是一个大问题。我深感对土地有统一规划，加强管理的
必要，于是很快就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土厅并
报经省委同意，接着各地市县也陆续建立国土管理机构。
因袁征提出将分散在各部门的有关单位合并而成，不要增
加人员编制，也不增加行政事业费用，而工作效率可大大
提高，所以问题比较顺利解决。机构成立后，完成土地详
查任务，开展国土规划，抓紧制定土地法规，加强土地管
理，基本刹住乱占滥用土地的歪风，深圳、广州市还试行
土地有偿转让的办法，使国土的管理与建设工作逐步走上
轨道。国土厅的建立，在国内还是首创，对推动全国国土
工作的改进起了一定作用。
五、加快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
自1979年以来，广东对“统购包销”的旧的商业流通’
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全省95%以上的门店都推行了
包括承包在内的各种经营责任制，改革商业批发体系，建
立日用工业晶市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放宽农副产品购
销政策，允许农民自行处理和多渠道经营三类农副产品以
及完成计划的一、二类产品，对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我和财贸商业部门进一步研究了如何加
快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1984年6月22日，我在市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同
月25日在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对商业流通体
制的改革都作了详尽的阐述。
首先是把原有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统一收购和供应
商品的流通体制，改为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
制，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我们打破一、二、三级批
发的层次，把各级批发机构办成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相
互之间是平等的业务关系。大中城市建立贸易中心，县城
和集镇设立工业品贸易中心，开办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积
极开展各种购销活动。广东贯彻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
的方针，加快流通领域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除少数另有
规定的商品之外，让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社松开手脚，按
照价值规律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并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
让各种商业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在平等条件下公开竞
争。
1984年，省政府批转省商业厅的请示报告，同意对农
村供销社体制进行深入改革，前面已经述及，在此不再赘
述。
省政府还在1983年对物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主要是
实行政企分开，逐步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将省、市、县
物资局改为物资公司，属企业性质，由计委承担部分管理
职能，但仍受政府委托、管理部分物资，尽快向经济实体
过渡。公司拥有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实行
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广东还实行多渠道物资协作的办法，城市设立生产资
料贸易中心、物资综合市场和综合门市部，允许一部分统
配物资、生产资料进入流通市场，搞活物资流通，放开手
脚，大力开展同兄弟省、市、区的物资协作交流。
六、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体
制，存在着统得太死，政企不分，条块分割，资金使用不
讲经济效益的弊端。1979年，中央确定从1980年起对广
东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五年不变”的财政大包干体
制。据此，从1981年起，除深圳、珠海市实行收入全留
的特殊体制外，省对市、地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
财政体制。这种做法虽则比过去“统收统支”的体制有改
进，但基本上是一年一定，作用有限，还不能充分调动大
家的积极性。
1984年省政府决定对财政体制作进一步改革，财政厅
提出第一承包方案时，各地反映十分强烈，广州市说省里
上交中央部分基本由他们包了，佛山等珠江三角洲市、县
说他们负担重了，吃亏了；山区说他们穷得不得了。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在考虑第二个方案时，我找财政厅长邸长
云来研究。我提出指导思想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兼
顾，分类指导，照顾山区，真正调动各地市的积极性。
经过研究，省政府采取对县、市也实行大包干，县对
乡镇也按此办法。但不搞绝对数，而是区别不同情况，采
取递增包干、沿海地区每年递增7%上交省里，山区
6%，一些财政赤字县、市，则实行定额补贴。
这一方案是1984年年中定下来的，本应以当年作为基
数，但为避免各地对当年的收入弄虚作假，省里决定，即
以1983年底决算数计算，把1984年的增长额让给地方，
1985年才算增加基数。这样一来，大大调动了下面的积极
性。广东财政开始从“供给型”向经营管理型迈进。
1985年，国务院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
干”的办法，对广东实行定额递增上缴的办法。最后确定
省每年递增9%上缴。
这年的1月3日，我主持召开省府常务会议，参加会
议的有杨德元、凌伯棠、刘俊杰、王屏山、黄清渠等同志，
会议讨论了并原则同意《关于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初步意
见》。1月11日至18日，省政府召开全省财政税务工作会
议。杨德元在11日作了讲话，邸长云作了《关于全国财
政工作会议精神和我省贯彻意见》的报告。
我在会上作了讲话。我首先回顾了近几年来广东财政
税收工作取得的成绩。从1980年起，中央对广东实行财
政大包干办法以来，连续5年超额完成了财政收入计
划。包干前的1979年，全省财政收入33．58亿元，分成包
干后逐年上升，1984年为48．65亿元。包干5年，平均每
年增长10%。(1985年大包干后为69．73亿元，比84年
增加47．7%。)由于财政收入逐年上升，前几年出现的财
政十分困难的状况已有所缓和。这对广东国民经济各项事
业的发展，对稳定市场物价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都起
了重要的作用。
接着，我着重讲了关于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根
据中央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省委、省政府讨论决定，
从1985年起，省对各市、地、县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
支，一定五年”的财政管理体制。我们坚持“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原则，采取层层包干的办法，调动各级增收节
支的积极性；坚持“适当调整，不挤不让”的原则，计算各
市、地包干基数；坚持“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的原则，
包干范围不口包干办法，根据各市、地不同情况有所区别，对
少数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以及山区困难县给予适当照顾。
会上，大家对省财政厅提出的改革方案，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经过会上会后反复协商，达成统一认识。1985
年4月9日，省政府发出关于我省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