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的通知，请各地贯彻执行。
具体包干办法：广州市实行“核定基数，增收分成”的
体制，超过基数的增收部分，上交省财政40%，市留成60%；
对佛山、江门、韶关、湛江、茂名等5个收大于支的市，
实行“递增包干”的体制，除湛江市上缴递增比例为6%外，
其余4市为7%；汕头、肇庆、惠阳、梅县和海南行政区，
实行定额补贴的办法；深圳、珠海市和汕头经济特区继续实
行全部留用的办法；对广州市和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增
收部分免于上交，全部留下作为开发投资；对海南黎族苗族
自治州和粤北3个自治县，实行定额补贴每年递增10%的
办法；对其他一些收不抵支的县，实行按原定补贴数每年递
增5%的办法。
这种“分灶吃饭”的办法，各地认为切实可行，因此，
市、地对县，县对乡镇，普遍实行层层财政大包干，从上
到下建立起既有激励又有自我约束的机制。
财政分级包干的办法，扩大了各级政府的自主权，调
动了各级财政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增强了改革的经济承受
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培育财源，各地对企业
不再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办法，而是采取“蓄
水养鱼”、“养鸡生蛋”的政策，从而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
力。
后来，我派人下去调查，各地普遍反映，财政分级大
包干体制改革是成功的。
从1983年6月起，省政府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第
一步改革；并在中等城市小型企业的划分标准、核定企业留
利水平和人均留利额三方面比全国更放宽一些。
1984年，国务院决定从10月1日起，对国营企业普遍
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从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征
税。这年6月25日，我在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广东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具体做
法：合理调节产品税税率，增设资源税、增值税和几种地
方税，在征收所得税后，区别不同情况征收调节税，税后
利润归企业支配。县办地方国营工业，除少数大中型县办
企业按利改税规定外，其余放开经营，实行全民所有、集
体经营、国家收税、自负盈亏。国营小型企业和商办工
业，实行集体承包或个人承包，按照集体企业的办法，实
行放开经营。对微利企业，实行包干超收分成的办法。
对亏损企业，继续实行亏损包干，亏损递减包干，超亏不
补、减亏分成等办法。
为把利改税第二步改革搞好，我们在7月底8月初召
开了全省财贸工作会议，重点是传达部署第二步利改税工
作。8月1日，省委常委听取了会议汇报，对若干问题进
行了研究。8月3日，我在全省财贸工作会议上作了讲
话。
我强调指出，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不仅是财政、税收
体制的改革，而且是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一
项带根本性的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利改税第二步改革
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为企业创造
一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条件，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解
决两个吃“大锅饭”的弊端，加强企业的责权利，进一步理
顺经济，把经济搞活。
我还指出，财政工作的改革，要坚持宽严结合的方
针。有利于生财聚财的，有利于富国富民的，有利于提高
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的，就要松绑、放宽，反之，就要管
严。
会上，我还就第二步利改税的若干政策界限问题作了
详细的解释。并宣布成立省利改税办公室，由杨德元直接
抓，各市、地也要这样做。
实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之后，逐步解决了政企不分这
个老大难问题，较好地发挥了税收杠杆对经济调节的作用，
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首先是根据中央决定改革单
一银行体制，从人民银行中分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
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还成立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
务公司等。其次是改革“资金沉淀”的旧金融管理体制模
式，用足用活社会资金。我们还逐步开拓资金市场，建立
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广开集资渠道，增加
资金投入，以扩大再生产。
前几年，由于省里将许多企业下放了，省级财政比较
困难。我对邸长云说，能不能做做工作，想想办法。他
们回去之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成立省直税务局，直接
在省直有关企事业单位收税，效果显著。如今，每年税收
数十亿元，较好地奠定了省级财政的基础。
七、进一步改革外贸管理体制。
我国旧的外贸体制是高度集中，独家经营，因此长期
形成进口难，出口也难的局面。
自中央确定广东实行外贸包干体制之后，省政府抓住
有利时机，采取“以外经促进外贸发展，以外贸发展增强外
经实力”的策略，和“两头在外，以进养出”等措施，积极
发展外向型经济。我们要求各级干部走出省门，跨出国
门，学会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学习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我们改
革了“闭关锁国”和“独家经营”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实
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经济结构。此外，还相应改革外
汇管理制度，使用汇和创汇相结合，多创汇多用汇。出口
经营也形式多样，除了通用的进出口贸易形式外，还有如
以货易货，代理出口，联营，来料加工等，总之，方式灵
活，目的是要搞活出口。
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省政府分三个步骤进行：
首先是把鲜活商品出口权统一下放到市县，减少中间
环节，减少耗损。
那时，我们的鲜货商品一放开后，大家的积极性很高，
但同时又盲目地抬高价格，到内地抢购货源，然后低价竞
销到国外。如把蔬菜大量出口香港，造成香港菜市供大于
求，价格下降，以致产量增加一倍以上，收汇反而大为降
低。为了了解广东对香港出口蔬菜的情况，有一次我在出
国访问回国途中，在粤海集团领导的陪同下，一天拂晓专
门到香港蔬菜批发市场做实地考察。随后，我们提出要有
一个统一的计划管理，做到既要放得开，又要管得住。
1985年，中央书记处内参《情况通报》，登载了我于
6月29日在全省经贸工作会议讲话的第四部分，主要是检
查外汇使用情况，发现全省当年l至4月中旬对外签订1万
多个合同，用汇26亿美元中，仅有8000万美元用在引进技
术，引进生产线，占整个用汇的3．07%，江门市上年分成
外汇7000万美元，用在技术改造的仅30万美元，占0．43%，
全省从1980年至1983年的统筹留成外汇，用于技术改造
的，也仅占8%，这可说是个严重的偏差。我提醒大家要
注意外汇使用方向，外汇主要是用在进行技术改造，发展
工农业生产，而不是搞流通，倒卖洋货赚钱；要加强对利用
外资、引进技术的宏观指导，切实制订好长期规划和年度
计划，把投资和引进的重点放在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
性、创汇型项目和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上，严格控制大量进
口消费品等问题。
我要求外贸公司和有关进出口企事业，以国际市场为
导向，改变出口商品结构，改变出口市场结构，改善外贸
队伍的人才结构，解决外贸的信息手段，扶植建立出口货
源基地等。
我特别要求珠江三角洲要在经贸体制改革中先走一步。
以推动全省对外经济贸易和各项经济建设的发展。
其次是建立一批外贸公司，下放经营权。国际市场瞬
息万变，按照过去那一套管理体制是很不适宜的。因此，
省政府对此进行了改革，建立一批直接面对国外市场的外
贸公司。到1985年，全省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地方性外
贸公司共733家，在港澳地区和国外建立了120家贸易公
司，开展代理出口、联营出口以及易货贸易、三角贸易等
业务，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省政府还让一些企业(如广
州绢麻厂等)独立自主经营，自己直接出口，1985年可自
行出口的公司就有283家。
1981年，广州同美国的洛杉矶结为友好城市。洛杉
矶美中友好协会提出和广州合办贸易公司，他们出资60万
美元，广州出资40万美元，主要目的是帮助我们在美国打
开中国商品的销路。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由于中央有
关部门收了权，广州将报告上报省里，再报到部里，结果
耽误了一年才批下来。如按这么一种方式，是很难搞活外
经外贸的。因此，1983年6月，我在参加六届全国人大时
提出，上下要步调一致，对过去制定的政策、办法，该放
开的放开，该集中的集中，不要“一风吹”。
80年代初，广东在美国纽约设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希
望在纽约打开“广货”的销路。由于种种原因，局面很难
打开。1983年，我访问美国时，曾到该公司检查工作。
该公司经理向我大吐苦水，有撤销该公司的念头。我认为
冲出国门，到纽约建立贸易公司不容易，撤销太可惜了。
于是和他们一起分析原因，总结经验，鼓励他们在纽约站
稳脚跟，逐步打开局面。回国后，我批了50万美金给他
们作流动资金，并请省物资局为他们提供一些货源。这家
公司终于在纽约坚持了下来，生意做得不错。
对广东在港澳的对外贸易机构，如香港粤海公司及澳
门的南粤公司等，我每次路经港澳时，总抽时间到公司听
取汇报，检查工作，鼓励他们除经营原来外贸业务外，要
以更多精力为广东引进海外的资金和技术，要立足港澳，
背靠广东，面向世界，不断开拓局面，向国际化、多元化
和集团化的方向发展，为广东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服务，为
港澳繁荣稳定服务。
再次是积极发展外贸出口基地，逐步建立和完善工贸、
农贸、技贸结合的出口生产体系。全省引进了一批先进设
备、技术和农牧业良种，提高技术水平，开拓新的生产领
域。兴办了轻工、水产、蔬菜、水果、畜牧、建筑材料、
五金矿产等出口基地4000多个。珠江三角洲以出口创汇
为目标，按照国际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出口。成千上万间
“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遍布城乡各地，涌现了一
大批各有特色的工业卫星城镇。
我要求外经贸部门对各个重点出口基地和重点厂，都
要建立档案，以便掌握它们各个时期的生产、出口以及需
要从财力物力上加以扶持的情况。
在对外开放和进出口贸易方面，还有个使用外汇券问
题。起初，广东使用外汇券在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
侨汇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外商和海外旅游者回去还可
用外汇券换取外币出关，感到很方便。后来国务院下通知
停止使用外汇券，在海内外引起了波动。原来，外汇与人
民币比价不合理，差价比较大，外商和海外同胞不愿使用
人民币，不愿到银行用外币兑换人民币，外币黑市交易
多。有了外汇券，就较好地解决了这问题。如果马上取
消，就会影响对外合作、吸引外资和侨汇收入。我去找国
务院主管这方面工作的田纪云副总理，向他汇报广东已发
行了多少外汇券，值多少亿美金，中央下令停止使用外汇
券，国家银行是否有那么多的外币可以兑换?另外，广东
老百姓手中也有许多外币，如取消外汇券，也将影响侨汇
收入。田纪云听了，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同意推迟停止使
用外汇券期限，一直延长了十多年才取消。
第四，为了方便各地外贸商品特别是对港澳鲜活商品
的出口，促进外经活动与科技文化的交流，我省在海关总
署和分署的同意下，积极增设海关与联检站以及办事处或
起运地、装卸点(设海关工作组或海关派驻人员)。增设
这些机构一般都由地方投资建设海关与边防、商检、防疫、
动植物等检查站的办公楼与职工宿舍，无偿交给各单位使
用。各地可从进口工商附加税中得到少量分成，因此事有
利于当地进出口，所以虽投资很大，但各地都积极举
办。1978年底全省共设置海关7个，下属分关4个，办事
处或工作组48个，到1985年，广东省境内有直属总署的海
关8个，下属16个海关，20个办事处，有一类口岸34个，
二类口岸122个(72个起运地和50个装卸点)，大大促进了
外贸外经工作的发展。
除上述七个方面的改革外，我们还对劳动工资体制、
交通体制、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后来不少在全国普遍推广应用。
大抓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建设
根据广东工业的特点，省政府强调抓轻型的结构，除
原来的轻工、纺织、食品之外，要更多地发展电子、家用
电器这些轻型的产业。对现有的企业则强调“三改”，即
工业改组、技术改造、企业改革。要求老厂的技术改造达
到国际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省政府还强调从整
体上提高技术水平，向高、精、尖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实
现两个转变：一是从大量的引进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
集型转变；另一个是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扩大出
口，产品的调整逐步向集团化方向发展。
针对广东的实际情况，省政府侧重抓能源、交通、通
讯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建设。
一、坚持水电、火电、核电并举的办电方针。
80年代初期，广东各行各业发展迅速，电力供应非常
紧张，全省发电能力只有200万千瓦，远远不能满足需
求。广州和珠江三角洲有些工厂每星期只能开三四天工，
连居民照明用电也不保证，拉闸停电随时都可能发生。记
得有一次，我陪同外宾在中山纪念堂观看文艺演出，刚演
到一半突然停电，整个纪念堂漆黑一片，顿时哗声四起，派
人一打听，原来是超负荷，紧急拉电闸。我们只好向外宾
解释，弄得非常难堪。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坚持“水、
火、核”并举，大、中、小结合的方针。
首先，大力提倡发展小水电。为促进小水电的发展，
省政府制定的“谁建、谁有、谁管、谁受益”、“以电养
电”、减免税收和贴息等政策，调动了各地办小水电的积极
性，各地小水电站星罗棋布，新增装机容量以每年10万千
瓦的速度增长。
那时，电力部门定的电价太低，以致使小水电难以发
展起来。于是，我们逐步调整电价，甚至由各地自产自销
自己定电价，使他们的小水电投资之后有盈余，多余的电
则送入大电网。
其次，是向香港买电，这是当时解决电力的一个重要
措施。国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创办出口工业区，电
力不够，他们提出从香港拉一条海底电缆，将香港富余的
电力引过来。但省电力局不同意。蛇口工业区的负责同
志来找我，请求给予帮助。我想既然国家允许他们与外商
合作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办工业，没有电力供应当然不
行。于是，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从而解决了蛇口用电问
题。省内在相当一段时间，也向香港大量买电。
再次，大力抓好沙角电厂、核电站、黄埔电厂、韶关
电厂等骨干工程的建设。
沙角电厂分A厂和B厂。A厂一期60万千瓦(3台20
万千瓦)电厂本来是中央批准投资的，但后来由于广东对
中央实行财政大包干(原规定大型基建不包在内)，于是，
中央便不再给钱了。而省里确实有困难，因此，我和刘田
夫、任仲夷、王全国等同志去找赵紫阳，要求将广东上缴
中央的能源基金超额部分留在广东建设电厂，理由是中央
规定广东的上缴额有超出，而中央对广东的电力、交通(衡
广复线除外)均不负责任。这样，赵紫阳才批了2000万
元给我们。有了这笔钱，A厂才能暂时继续搞下去了。
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体制问题，沙角A厂从动工到
全部投产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我看这么慢不行，便
考虑利用外资的问题。我先跟香港胡应湘先生洽谈，因为
胡应湘曾和深圳市市长梁湘谈过想在深圳合作兴办一个25
万千瓦的电厂。
胡应湘原籍广东花县，1958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土木工程系，是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是香港实业界的巨子之一。他建的63层合和大楼，当时
是香港最高的大楼，我任广州市市长时，便和他相识。
我把胡应湘找来，对他说：“你如果在深圳投资建25
万千瓦电厂，一是规模太小，二是单独一个机组在那里运
行，管理不方便，不如和我们合作，在沙角A厂旁边再投
资兴建一座B厂，安装两台35万千瓦的机组。”胡应湘觉
得我言之有理，但他原来已跟梁湘洽谈，因此，觉得很为
难。我说：“梁湘的工作我来做。”我说服梁湘之后，胡
应湘才答应下来，我们商定，资金、设计、施工均由他负
责，建成后每度电价0．1148元港币(当时香港电价，3元港
币约值人民币一元)，一半付人民币，一半付外汇，10年以
后，电厂归还广东。他提出，希望国家供应煤给他，因为
当时煤炭仍是统配物资，一吨40多元，从秦皇岛运到沙角，
连运费一吨成本价不超过95元。胡应湘拍胸口说，如果
国内10年内煤炭不变价，他的电价也不变。我们研究后
认为他提出来的条件比较合理，对我们有利，于是和他签
订了协议。
协议签字后，省电力局却有不同意见。我问电力局局
长为什么不赞成?他说：“因为已定下要建一个核电站，核
电站建成后要付外汇，如果建B厂，我担心将来核电站投
产后付不出外汇。”我对他说：“建成核电站，起码是十年
八年后的事，现在火烧眉毛的是要尽快解决目前的严重缺
电问题。”
为此，我找省经委主任王焕，让他召集省计委、电力
局、经委、燃料局牙口有关部门，具体磋商后，提出方案向
省委汇报。他们研究结果，也认为安装两台35万千瓦的
机组太多，向省委提出只安装一台机组就够了。我不同意
他们的意见，认为目前电力如此紧缺，经济又在飞速发展，
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坚持要搞下去。经过重新讨论，才
达成一致的意见，按照原规划方案办。后来事实证明，这
一意见是正确的。
尽管我们正付诸实施时，又遇到一些波折，但最终还
是确定下来了。
为了抢时间，我告诉胡要快上马，可以在没有批准协
议、设计之前去订设备，先搞“三通一平”挖掉一座山头，
这样争取了半年多时间。B厂是在A厂完成进场、公路、
淡水道线和部分土地平整后进行的，仅用22个月就把第一
台35万千瓦的机组建成投产，此原计划提前了半年。据
说，这个速度在世界上也可算是新纪录了。沙角电厂对广
东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全国也创下了快速施
工、快速办电的一个好经验。当时国务院还有人说这种事
可一而不可再，但以后，全国各地很多仿效我们利用外资
办电厂，因此，这也是一个新突破。
那时，我们还抓黄埔电厂的油改煤工程。该厂原有4
台12．5万千瓦的超高压燃油机组。后来，由于国际上油价
猛涨，用油发电成本太高。而我国有大量质优价廉的煤
炭，因此，国家计委提出油改煤工程并批准了黄埔增加两
台30万千瓦的机组这个项目，同时还批准湛江增加一台30
万千瓦的机组。这些都是我任省长期间定下施工的。因
工期周期长，到我从一线退下来时还没有完工。
这些电厂远远不能满足广东经济建设和生活用电急剧
增长的需要，大中城市还经常出现停电的现象。当时，各
地都晓得大电厂成本便宜，供电量大，还可减少工作人
员。但因资金缺乏，煤炭也供不上，不可能上那么多的大
电厂。于是采用国家和省投资、市地和企业集资、中外合
资、利用外资、地方筹资等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办
电方针，实行谁集资，谁用电，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
政策，并同意各市县自己办电厂。这样，各地的积极性调
动起来了，纷纷引进了大中型柴油机组，办起了电厂，以
解决当地用电难的问题。成本虽然贵一些，但总比缺电停
工待料好，这对保证广东经济发展、保障职工生活起到了
一种过渡的作用。但当大电网能供应需要时，就不宜盲目
地继续搞下去了。
我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广东先后动工兴建或做前期
准备工作的有韶关、沙角、黄埔、海口、湛江、汕头、梅
县等几家大中型电厂，飞来峡等水电站也着手做规划工
作。要上这么多的电厂，经费自然不足，因此，广东想方
设法多方集资，既在国内贷款，又向香港、外国的银行贷
款，并提出将全省的电费每度提高一分钱作为发展基金；大
电厂实行集资分成，谁投资谁分电。省政府打破电价多年
一贯制的规定，实行老厂老电老价，新厂新电新价的双轨
制度，保证投资者有利可图，从而大大调动了各方面合力
办电的积极性。
那时候，全国凡30万千瓦以上的电厂均由国家投资，
而广东全部大中型电厂都是自己办电，中央认为广东集资
办电的经验很好，以后在全国加以推广。
广东还在深圳大亚湾与香港合资兴建一座两台90万千
瓦机组的核电站，投资连利息约40多亿美元，这是全国最
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也是主要依靠中国银行对外筹集融通
外汇资金的项目。为了偿还外汇资金，确定用电70%给
香港，30%给广东。核电站是刘田夫当省长时就定下来
的，是法国总统到中国访问时跟我国签的协议，由法国提
供两套90万千瓦的核岛设备，发电设备由英国提供。
为了建核电站，我曾到过美国、英国、法国考察他们
的核电站。在法国加菜地区，我参观了一个共有6台90万
千瓦机组的核电站，我发现电站附近，一公里内就有一个
一万多人的市镇，还有好几个大的村庄。这个电站已发电
8年，对周围居民没有什么影响，较好地解决了核污染问
题。
当时，有些人对建大亚湾核电站议论纷纷，一是经费
问题，另一个是安全问题。参观法国的核电站之后，我对
安全问题倒是放心的。因此，我对任仲夷说，“为了我们
国家能够掌握核电新技术，我赞成搞核电站。”但当时计
划电价每度电9美分，成本太高，香港提出如到时超过香
港煤发电电价他们不要，核电站后来广东移交给水电部主
办，在北京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时，确定发电后前五年对香
港实行补贴电价，但对广东则按成本计算，我表示不同意，
说如果与香港不是同等待遇，我们也不要。经严正交涉
后，水电部请示国务院同意对广东也实行补贴电
价。核电站于1984年4月开始搞“四通一平”，1986年核
岛土建工程正式动工，于1994年正式投产。强大的电流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香港和广州等地，给粤港两地的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除外引之外，广东还加强内联工作。两广山水相连，
同饮珠江水。我刚兼任广州市市委书记时，广西区党委书
记周光春曾派人来找我，希望与我们合作开发红水河梯级
电站。他们想在最靠近广东的大藤峡建一座120万千瓦的
水电站，再在与贵州交界的龙滩修一个大水库，建一座400
—500万千瓦水电站，使红水河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他们
提供的资料，两个水电站建成后，通过高压线路将电输送
到广东，每度电发电成本6厘钱，比核电、煤电便宜得多
了。而且我们有建水电站的经验，有一支久经考验的技术
队伍，如果上马，大概用5年左右的时间便可建成大藤峡
水电站，比建大亚湾核电站所需时间要快得多。更重要的
是，这两个大水电站建成后，既可发电，又可防洪、灌溉、
航运，好处很多。所以，我是极力主张开发红水河电站
的。红水河可建11座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1100万千瓦，
但我把广西来人介绍去省里商谈后，因省里正忙于筹建核
电站，没有谈成。广西曾提出如广东不办，他们拟引进外
资，但要求广东让他们的输电线路送到香港，也未达成协
议。由于当时中央和广西因经费不足，只先开发最上一级
天生桥电站，到1987年，省里再次讨论研究，才决定与广
西合作开发红水河水电。广东由匡吉负责这项工程，两省
签订了协议书。这个项目拖了这么久，我觉得很可惜。
广东还投资兴建大电网。1979年4月，广东与香港九
龙电网联网，开始从香港输入电力。1984年6月，广东与
澳门电网联网，供电给澳门。1985年12月，广东、广西
两地电网联网。这样，广东电网以广州为中心，西与广
西，东与香港，南与澳门，实行全方位联网。多年来，全
省电力供应紧张的状况，得到了初步好转。
在能源方面，我还重视发展煤炭工业。1984年秋，我
到粤北考察，去看了梅田矿务局。该局当时可年产煤110
万吨，质量好，发热量达7000大卡，灰分低，仅10%，但
因煤矿在湖南宜章、临武县境内，与当地在资源利用、发
展小煤窑方面矛盾很大。附近农民用煤矿的电力不交电
费，一年欠款一二百万元，关系搞得很紧张。广东过去支
持两县花钱不少，但未与整个矿区的生产建设联系起来，
所以效果不大。而当年两县小煤窑生产管理比较混乱，加
上广东方面又多头插手，抬价收购，增加不少纠纷。为解
决这一问题，密切梅田矿务局与宜章、临武两县关系，我
请了两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在坪石进行座谈，感谢他们多
年来的支持，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后来，经过协商，确定
当地小窑煤由矿务局统一收购，统一调度运输，每调出一
吨煤交二元给当地政府掌握，主要用于发展矿区周围农村
的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较好地协调了旷务局与附近农民
的关系。
广东山区煤炭资源不少。我们提倡有计划地发展小煤
窑，放宽政策，提高生产能力，全省每年产煤800万吨，部
分缓和了以往煤炭供应紧张的状况。
二、对钢铁工业实行包干经济责任制。
广东钢铁工业经过30多年的建设，已初具规模，但由
于体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广东钢铁企业连年亏损。从
1980年起，省政府全面整顿企业，对全省22家不景气的钢
铁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对广东最大的广州钢铁厂、
韶关钢铁厂，实行亏损定额包干和投入产出包干的经济责
任制，除补助3年外，该厂赚的钱均用来扭亏。我到省政
府工作之后，继续采用这一办法，延长时间，要求他们通
过自己的力量不但扭亏，并扩大建设，使年产钢各达到100
万吨。
1983年，我到日本兵库县考察时，就广钢、韶钢的问
题同他们商议，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进行技术改造，加快
钢铁工业发展。兵库县政府欣然答应。
1984年第三、四季度，日本神户制钢所根据我的建议
和邀请，先后3次派出专家代表团到广钢进行访问和实地
考察，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并表示愿意进行技术合作，帮
助广钢进行技术改造。1985年1月5日，广州钢铁厂厂长
彭绍辉等同志就广钢生产建设问题，向我作了专题汇
报。当他提出迫切希望省里明确广钢全面改造及发展规模
时，我对他们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广钢的改造原则
上要搞大一点，搞快一点，到1990年，广、韶两钢厂的钢
产量争取发展到100万吨。”他们还提出增加供应25万吨
洗精煤、到日本神户制钢所进行综合考察、全面改造的外
汇以及计划单列等问题，我都一一作了答复。
广钢、韶钢经过技术改造和实行包干责任制后，钢产
量大幅度提高，尤其是价格逐步放开之后，经济效益显
著。广钢、韶钢1979年(包干前)分别亏损969万元和
994万元，到1983年，已大幅盈利，分别盈利1652万元和
1115万元(包括北江钢铁厂)。到1987年，广钢、韶钢分
别盈利5756万元和5258万元，成为广东的盈利大户。
1984年7月间，我到湛江专门去东海岛考察，发现湛
江港口外有一片淤沙，要是加以疏浚，东海岛可停泊35万
吨的大轮船。如果在这里发展钢铁企业，条件非常优
越。就象日本的钢铁工业一样，利用深水港，从澳大利
亚、墨西哥、巴西、非洲等地运来原材料，蓬勃发展起来，
日本钢铁的年产量曾一度居世界第一位。假如我们也在湛
江搞一个大的钢铁厂，从澳大利亚进口矿石、煤炭等原料，
这样不但能保证广东本身所需，而且还能就近供应香港、
澳门以及南方各省。
1985年初，国家冶金部部长李东治同志来广东，我和
他研究过利用外资在东海岛建一个300万吨钢铁厂的方案，
他表示同意，随后即指定武汉钢铁设计院进行可行性研
究。
这一年，我国进口钢材2050万吨，花外汇70多亿
元。因此，1986年，赵紫阳提出要利用外资在华南沿海地
区搞一个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厂，产品可以产顶进，解决
目前国家每年花大量外汇进口钢材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无论从广东对钢铁的需要量来看，还是
从全国钢铁布局和有利条件来看，在广东建一个大型钢铁
企业是很有必要的。
1986年6月底，我去北京开会。之前，中国国际信托
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唐克和毕际昌托周川带口信给我，说该
公司愿在广东办些事情。因林若、叶选平不在广州，我于
是和谢非、杨德元谈了，想趁此机会争取他们支持省里搞
些项目。28日上午，我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
和该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唐克、毕际昌，副总经理魏鸣一、
杨光启进行会谈。首先由我提出拟请信托投资公司考虑合
作的7个项目，其中属钢铁的3个：在湛江或大鹏湾建一个
大型钢铁厂，年产300万吨钢，投资约40亿美元；连平铁
矿，年产400万吨，投资人民币3亿元；海南海棉铁，年产
40万吨，投资1．5亿美元。此外，还有64K大规模集成电
路、珠江水泥厂(年产120万吨，投资人民币4．3亿元)、电
冰箱、化工塑料等项目。
与会者认为，北方生产钢铁要运到南方，运输是个大
问题，广东搞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很有必要，除广东自己发
展需要外，还可运到邻近的西南地区。
会谈结果，连平铁矿因要修铁路专用线暂时不上，大
规模集成电路因国际销路有问题，也要再看看才能定，其
他项目，他们均表示可以考虑。7月4日下午，我到国家
冶金部，和戚元靖部长等会谈关于在广东建大型钢铁厂的
问题。在东海岛建大型钢铁厂，我列举具有从澳大利亚进
口矿石距离近、广东矿石储藏丰富、港口条件好等6个方
面的优势。戚元靖部长同意我的看法，表示赞成和支持在
广东沿海上这个钢厂项目，加快钢铁行业的发展，广钢、韶
钢也不能放松，要继续搞好。
不久，广东在深圳举行上大钢厂的论证会。冶金部和
中信公司都派人参加。毕际昌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派魏
鸣一到广州具体商谈。据于飞副省长对我说，双方会谈顺
利，魏初步同意给珠江水泥厂5000万美元，塑料项目也可
以上。电冰箱项目，毕际昌说要争取国家计委早点
批。我和中信公司会谈，总算有了些结果。
在湛江建大钢铁厂，虽然筹备很久，也做了许多前期
工作，但由于资金不足，又没有积极去找外商投资，以致
到现在地还闲置在那里。因此，有一次我参加省委常委会
讨论今后20年发展规划时，坦率地指出：“省里基础工业
薄弱，首先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尤其是大量的钢材(1985
年全省消耗钢材253万吨，本省生产才78．7万吨)，而长江
以南9个省没有一个大钢铁厂，这样的工业布局是不够合
理的。湛江这个年产300万吨的钢铁厂至今没有盖起来，
是很可惜的。”
三、建材工业获得空前发展。
广东主要是兴建了珠江水泥厂和浮法玻璃厂。珠江水
泥厂设计能力为120万吨、生产高标号的转窑水泥，是省里
最大的一家水泥厂。它建成后，改变了广东省大、小水泥
内部的结构，在高层建筑和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