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此外，我们还投资扩建、改建了英德水泥厂、广州水
泥厂等。广东省的水泥产量好几年居全国第一位，经济效
益也不错。但全省小水泥厂多，真正大型的骨干水泥厂
少，生产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布局很多集中在沿海平原，也
不大合理。有待进一步改进提高。
广东平板玻璃工业较为落后，没有一家象样的玻璃
厂。那时，有个英国商人筹划在上海投资办了间浮法玻璃
厂，15%外销，85%内销，广东也计划兴建一间年产60万
箱的浮法玻璃厂。恰在此时，有位泰国华侨商人郑良荫也
想在蛇口建一间玻璃厂，对此，有的部门主张自己搞。我
认为，既然改革开放要大量争取外商投资，现在反而不让
侨商到国内建厂不合理，于是决定让他先建，广东自己随
后再建。这位华商闻讯很高兴，当即投资8000万美元建
了一座年产350万箱的浮法玻璃厂。这是当年蛇口所有引
进项目中资金最大的一个中外合资项目。而广东则在江门
兴建一间年产230万箱的浮法玻璃厂。这两家玻璃厂建成
后，不但供应本省还销到内地和国外去。
此外，我们还大力提倡发展建筑陶瓷，瓷片、马赛克、
彩釉砖、卫生陶瓷、园林陶瓷等等五大类产品，均获得空
前发展，远销到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四、争取发展石油化学工业。
80年代初期，我国共引进4套30万吨的乙烯生产设
备。其中三套分别给大庆、胜利油田和南京，第四套项
目，国家缺少资金还来安排。广东省积极争取想上这一项
目，放在深圳。我还在广州市，也想争取放在广州，理由
是：利用广州石化厂作基础进行扩建，投资可节省很多；中
国多套大中型乙烯项目都摆在长江以北及上海，长江以南
9个省份都没有，布局不合理；广东及香港塑料消耗量很大，
可就近供应，而且我们已和香港塑料行业谈好，将来由我
们供应他们原材料。市里抽调人员成立一套筹建班子作前
期工作，而且向中央提出除了国家已订购一套20万吨的聚
氯乙烯装置外，其他投资由市里自筹(上海原提出要中央
投资，后来得到消息也不要了)。后来，国家计委经过多
方研究，将这套大型设备放在上海。广东省和广州市一直
争取上乙烯项目。1984年1月21日，我还主持召开一次
省长办公会议，专门讨论建设广州30万吨乙烯工程问
题。这次会议决定省、市统一组织一个该项目领导小组，
由匡吉任组长，省计委何宪、省石化厅陈家文、广州市政
府汤国良任副组长，拟订工程项目建议书，向国务院报告
备案，争取中央认可。经一再争取，1988年，国家才批准
广州扩建一个11．5万吨乙烯的石油化工厂。1991年，国家
又批准茂名石化新上一套30万吨的乙烯工程。这两项工
程，1996年正式投产。
五、交通运输事业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交通运输是广东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之一。广东坚持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水陆空结合，国家、集体、个人一
齐上。
铁路方面：
广(州)深(圳)铁路全长147公里，在深圳罗湖与
香港九龙铁路相连接，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铁路运输
线。随着深圳市的建立和我们扩大对外开放，进出口货物
和旅客大量增加，单线难以满足运输需要。因此，国家决
定修筑广深铁路复线。这本来是属于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
项目，但由于铁道部资金紧张，不再投资。我们与广州铁
路局研究决定引进外资，由广州铁路局牵头，省市合起来
修广深复线。
1984年，经过申请，国务院批准成立广深铁路公司，负
责对全线进行经营管理和建设复线的工作。
建设复线需解决资金和征地两大问题。在资金方面，
向外商贷款，等铁路建成后提高运价还贷。征地方面，就
较复杂难办。大家扯来扯去，拖延时日。在广深复线开
工典礼大会上，我宣布说：“为了保证广深复线的顺利建
成，所有用地先征后购，即先征用了再讲价钱，希望沿途
有关干部大家合作，发动群众共同解决我们的交通运输问
题，加快广深复线的建设。”杨其华等人按这个办法，多
方洽谈，终于解决了沿线征地的问题。
广深铁路公司打破传统的管理体制，在全国铁路范围
内，首先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自我发
展”的全面经济承包责任制，实施“以路养路、以路建路”
的政策。他们利用国家给予“按现行运价提高一半和只按
照固定比例递增上缴利润”的优惠政策，投入复线建设。
结果，广深复线仅用两年时间便建成投入使用。广深铁路
公司还引进和改建了65辆客车，基本实现空调化。广深
复线建设成功，为我国利用外资和地方修筑铁路提供了经
验。
三茂铁路东起广三铁路的三水站，西达南方石油城茂
名，与沟通我国大西南的黎(塘)湛(江)线联成一体。
全长324公里，加上支线，总长度为359．5公里，是广州通
往粤西的一条重要的铁路运输线。早在50年代后期及70
年代末期，国家两次决定兴建这一大型项目，但都因财政
困难，无法投资，于是，我们省里决定自己兴建。
广东首先利用贷款兴建三水至腰古这一段。因为建这
一段把握性较大。腰古位于云浮县，那里有全国最大的云
浮硫铁矿，每年需调出300万吨矿石。三水至腰古93公
里，腰古至硫铁矿35．5公里，干线支线共长128．5公里。
只要适当提高运硫铁矿的价格，就可以逐步偿还贷
款。1982年国家批准了这个项目的第一期工程建设。所
需资金，除铁道部和广东省分别投资建设北江和西江两座
特大型公路、铁路两用桥外，其余由云浮硫铁矿负责贷款
建设，分别在铁路和矿山利润中还贷，开创了统一规划，由
工矿企业开发资源建设铁路，以矿建路的先例。后来，省
政府批准成立三茂铁路公司，通过贷款和发行铁路债券，
进行集资，一直将铁路修到茂名，带动了整个粤西经济的
发展。
广(州)梅(州)汕(头)铁路，我当省长时只是做
了些勘探设计前期工作。这条干线除铁道部给部分补助
外，主要是由省里集资、贷款兴建。经过广大建设者的艰
辛努力，现在已完工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粤东运输的落
后状况。
京广铁路衡(阳)广(州)复线，是国家和广东投资
建设的重点项目。全程526公里，其中广东境内337公里，
地形复杂，施工困难，尤其是主要工程大瑶山隧道，更为
艰巨。1981年万里到广东视察并听取省里汇报后，才向国
务院提出，集中人力、财力加快建设速度。
1984年9月我到粤北考察，和广州铁路局杨其华局长
等同志专程察看了大瑶山隧道和坪石编组站，听取了汇报，
他们请示帮助解决资金和器材等问题。
衡广段特别是坪石东站是被人们称之为京广铁路的
“盲肠”，中央分配给广东的煤炭、钢材、粮食、生猪等重
点物资调不进来，广东的食糖(1983年上调83万吨)、轻
工产品、蔬菜、水果等运不出去，因此，修建衡广复线，对
广东以至全国经济发展影响很大。我对此十分重视，回广
廾I后即和铁道部商量，追加拨款，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同时，请省计委拨外汇为他们办理订购进口器材。衡广复
线于1988年12月16日胜利建成通车。
公路建设方面：
70年代，广东公路质量差、等级低，加上珠江三角洲
河网纵横，汽车渡口很多，交通堵塞非常严重，有时要等
几个小时才能通过一个渡口，回乡探亲的港澳同胞和各地
旅客对此反映十分强烈。
我来到广东之后，主要抓广(州)珠(海)、广(州)
深(圳)公路大桥等工程建设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干线公路
的改造。
早在1981年，我曾向省委反映，广州市内和出口公路
经常出现车辆严重堵塞的现象，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为解
决广州市的交通问题，我曾批准修了区庄立交桥，后来又
继续修珠江广州大桥、海印桥。采取收取过桥费的办法，
解决了经费上的难题。后来我请李建安与广州开会，划分
省市分工地段，给予支持，抓紧改造广州的出口公路，提
高通过能力，减少了塞车现象。
开放之初，广东贷款修了很多桥，但桥通了，公路却
跟不上，于是我提出将旧公路改为国家级公路。据估计，
那几年，全省用于改造旧干线的资金约一亿元。东莞的成
绩突出，他们靠近宝安，接近香港，他们搞基本建设主要
是修路。路通财通，大家修路的积极性很高。东莞市的
做法是，管理区(等于村)出劳动力，镇出石料，市给水
泥，从市到管理区全部修成水泥路。从实践中我体会到，
十几年来，广东交通面貌大改观，这与我们下放权限，调
动各地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
广东酝酿建高速公路在国内是最早的。1978年底，港
商胡应湘就向广州市工商联主任梁尚立(后任副市长)提
出，想投资修一条联结香港、广州、澳门的高速公
路。梁尚立把胡应湘的这一愿望和构想转告省交通厅，但
拖了一年没有回音。1980年冬，刘田夫访问澳大利亚，回
国时路经香港，胡应湘向他详细讲了修筑省港澳高速公路
的构想。不久，胡应湘应我们邀请，到达广州，向任仲夷、
刘田夫和我详细谈修建省港澳高速公路的必要性和具体构
想，呈上线路走向的草图。我们考虑到珠江三角洲的飞跃
发展，深感修筑高速公路很有必要，因此，赞成胡应湘的
提议。但胡应湘第一次与省交通厅谈判不欢而
散。1981年5月5日，梁尚立写信向我以及刘田夫、任仲
夷汇报会谈情况。5月8日，我在信上批道：“仲夷、田夫、
全国同志：胡应湘对广州及深圳经济合作方面的态度比较
积极，是应当争取的对象。他建议在两个月内进行‘货比
三家’，确定对象后再投资进行勘察调查，进行可行性研
究，请交通厅加以考虑，抓紧进行，否则很可能长期拖下
去。”
任仲夷、刘田夫、李建安都同意我的意见。6月27日，
改派省经委副主任魏震东，原省交通厅厅长李牧再次与胡
应湘会谈，双方签订了合作意愿书。
1982年4月12日，省长办公会议决定高速公路上
马o 4月30日，正式成立广深高速公路领导小组，组长李
建安，副组长曾定石、刘俊杰。同时，成立了以李牧为组
长、胡应湘为副组长的广深珠高速公路联合委员会，立即
组织可行性研究工作。
我接任省长后，认为要加快筹建高速公路，于是去找
任仲夷，对他说：“日本的铁路主要是运客的，货物运输主
要靠高速公路，用汽车直接从厂里运到码头，十分方便。
外国人计算过，500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公路运输要比铁路
运输上算，所以，我主张尽快搞高速公路。”他表示同
意。
1983年7月，广深珠高速公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搞出
来了。9月29日上午，我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讨论这
一报告。参加会议的有李建安、王焕、赖竹岩以及有关部
门的负责同志。会议认为，解决广东的交通问题，光靠铁
路、水运还不够。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收回香港和南海
石油的开发，有必要修建一条联结广州、香港和澳门的高
速公路。这对促进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将起很大作
用。因此，我省对修高速公路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会议
责成省计委按讨论意见代省府拟文上报国家计委审批。次
年5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政府，原则同意利用外商贷
款修筑广深珠高速公路。1984年10月3日，经我们同意，
省交通厅和胡应湘签订正式协议书。但省外经委的一位处
长竟因是“合作”还是“合资”“一”字之差，拖了7个月还
未批。我查明真相，严厉批评了有关部门的官僚主义行
为，并于1985年7月3日，亲自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正式批准了《协议书》。
1986年3月，胡应湘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拜会赵
紫阳，向其汇报沙角电厂B厂及广深珠高速公路施工及筹
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提议成立高速公路领导小组，由我任
组长，李建安任副组长，全权负责领导工作，得到赵紫阳
的赞同。同年4月21日，他写信给叶选平省长抄送给我，
正式向省政府提出这问题。信中写道：“由于梁灵光顾问
曾担任广州市市长和广东省省长多年，具有丰富的领导经
验，在全国各级干部中享有威望。本公司在广东省参予的
各项投资，多年来亦获得梁顾问支持协助，如1984年沙角
火电厂B厂项目仍在磋商合同细节期间，当时的梁省长深
明该70万千瓦电厂对广东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故毅
然采取边谈边建的灵活措施，一方面向中央上报，一方面
批准土建，先行动工，从而节省了不少宝贵时间，同人对
梁灵光先生的远见深表钦佩。”
我和李建安交换意见后，5月27日，写信给林若、叶
选平等同志，提出“省对高速公路筹建工作及组织领导确需
加强，但这个工作牵涉面广，实际工作十分繁重，我已退
居二线，不适宜再兼任这个职务，而应由省委、省政府指
定一位书记或副省长负责并抓紧开展工作，以期早点动工，
早点投产，以适应整个珠江三角洲发展的需要”。后来，
省委、省政府确定由匡吉副省长负责这项巨大工程。这条
高速公路我只参与了前半段的引进、规划工作，后半段工
作就没有参加了。我和任仲夷都对胡应湘提出过希望这条
路成为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后来听说，中间扯皮的事情
很多，时间拖得很长，投资也大大增加，耗资近百亿元。
1994年5月，广深高速公路终于胜利通车，在通车典礼之
前，匡吉和胡应湘特地邀请任仲夷老书记和刘田夫、梁灵
光、叶选平、朱森林等历届省长一起先在这条新铺的黄金
通道上畅跑一趟。
此外，我于1984年4月20日，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
讨论进行北江大堤加固工程问题，会议要求为了保证广州、
佛山地区几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大堤工程不但对几
十年一遇的洪水要确保，对百年以上一遇的最大洪水也要
确保安全，决定由珠江水利委员会和水电厅抓紧制定方案，
一面上报，一面准备组织施工，从原定6年工期提前为4年
完成，在国家下拨该工程投资之前，对重要险段抢修，可
由省垫款先施工。该工程全线加固并提高堤身1公尺，原
计划投资8000万，实际花了1．5亿。在后来发生的特大洪
水中，这条大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重视发展科教文卫事业
一、依靠科技发展经济。
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建设现
代化，重要的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必须与生产相结合，
为经济建设服务。我在许多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这一
点。
1983年，我参观美国波士顿之后，受到启发，我发现
他们中小学已开始普及电脑教育，深感我们跟发达国家相
比，有很大的差距。我想在广州的五山地区搞一座科技
城。这里集中了中央和广东的一部分重点大学和科研机
构，科学技术力量、教学力量很强，而且比较集中，在这
里搞座科技城，把这些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发展高新科技
产业，是很有前途的。1984年9月1日，我主持召开省府
常务会议，研究新技术革命与广东对策问题。参加会议的
有李建安、黄清渠、胡广恩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
了省科委关于新技术革命与广东对策研究情况的汇报，原
则上同意他们汇报提纲所提出的方针和重点的意见。关于
兴办技术密集区问题，大家认为首先要集中力量抓好“五山
科技区”。会议决定建立“五山科技区建设委员会”，由
李建安任主任，王屏山、黄清渠任副主任，广州市政府及
科技部门各派一位负责同志任副主任，从抓规划入手，把
协调工作抓起来。王屏山自告奋勇牵头办这件事。但由
于省、市协调得不好，没有落实，最后只搞了天河科技一
条街，这与我们原来的设想相差甚远。
为了加速科技的发展，我们采取了实际的步骤，除强
调大家在思想上重视之外，首先是增加了对科技的财政拨
款，一是增加科研业务经费，二是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环
境和生活条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专心致志地
从事科研工作，快出成果，快出人才。其次，我们强调发
展高新科技的产业，强调发展微电子、激光通信、生物工
陧等新技术和新型原材料。
为了发展微电子，匡吉跑了欧美好几个国家进行考察，
想搞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因为我们国内仅仅是电子工业部
在无锡有个基地，已投资十几亿元人民币，只能生产16K
内集成电路，而国际上已发展到256K的大规模集成电路
了。最后，决定与英国弗兰蒂公司合作，于1985年在中
国大酒店签订协议，由省科委和中山大学联合从英国引进
64K的电子集成电路，投资5000万美元，年生产5000万片，
中英各出500万美元作为资金，其余向银行贷款，并上报国
务院审批同意。以后，我离开省长岗位，由于中央大量收
缩银根，省里财政困难，结果这个项目没有办下去。
真正搞成的一项是单细胞蛋白生物工程。我们利用江
门甘蔗化工厂，搞了个生物蛋白厂，投资一亿元，利用糖
蜜生产单细胞蛋白，但这个厂由于配备干部素质问题，进
展慢，效益也不太好。
我们还强调加强科技机构的组织工作。除对科委、科
学院、科协加强领导外，还要求高等院校和工厂企业也要
成立科研机构和科研实验室。要求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面向
经济、面向生产。到1985年，广东高等院校科技开发中
心转让科研成果180多个，创利润8000多万元。我们还
要求广州市局属下的大厂一定要成立科研机构，小厂可联
合起来成立。据统计，1987年全省604个大中型企业中，
有技术开发机构191个。全省工业系统1987年开发投产
的新产品和新品种1．24万个，创产值21．65亿元。
二、重视教育事业。
广东注意抓好基础教育，教育经费增幅大，速度
快。办学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从1981年起，省每年拨
出3200万补助款，用于实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课室，学
生人人上课有桌凳”的要求。1983年3月，省政府作出了
《关于努力开创我省教育事业新局面的决定》，确定全省高
教事业经费每年递增8%以上，省属普通高等学校基建投
资占省基建投资的4%以上。普通教育基建投资此上年翻
一番。1984年，省政府批转了《关于改革普通教育的意
见》，开始进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给县特别是乡镇
下放办学权和管理权。到1985年底全省基本完成了普及
小学教育的任务，并宣布实施9年义务教育。
大专院校方面，我要求扩大招生，学校不但要有正规
本科生，还可招走读生，可采取多种形式办班，不但正规
大学办，而且业余大学、函授大学、电视大学都可以办，目
的是要加速人才培养，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1983年，
我参观了美国马州哈佛大学和东北大学回来后想学习它们
的经验多办夜大学和多收走读生，请当时分工文教的常委
杨应彬同志与广州七八个大学商量提出方案，结果各校的
方案汇总起来，只能增加招收500名学生，还要六七百万投
资，与我的设想相差很大，最后没有办成。几年之后，这
种情况才逐步改变。我还专门拨出50万美元，给科委保
送50名学生到国外留学，想尽快培养人材，但由于各种原
因，这批学生毕业之后，回来的比较少。所以，以后省里
也不再保送学生出国留学了。
由于老牌大学的能力有限，要它一下子大规模地扩大
招生不太可能。于是，我积极支持各地办学。主要是利
用原来地区师范专科学校的基础办大学。开始，有些地方
拟用学院之名，后来考虑到，学院吸收高级教学人才以及
对外进行学术交流不方便，所以都改用大学之名。各地积
极性很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广东相继建立了深圳大学、
海南大学、汕头大学、广州大学、五邑大学、佛山大学、西
江大学、韶关大学、嘉应大学、东莞理工学院、孙文学院
等等。如今，这些大学已经发展到有一定的规模，培养出
大批人才。
我们还摸索中等教育改革，主要是将部分高中改为职
业中学和技工学校，根据教育部提出的要求全省职业教育
要达到高中的一半。
广东解放初期，为培养干部，在广州创办一所南方大
学，先后毕业有一二万学生。这些学生入校时一般具有中
等以上文化程度。由于解放初期民主改革的斗争需要，经
过一段短期培训，先后派往各地参加土改和政权建设等工
作。这些人以后不少在基层担任领导干部。改革开放之
后，提倡干部“四化”，其中之一是知识化。他们纷纷要
求承认其大专学历，补发南大毕业证书。由于进校时的文
化水平不一，有些同志不同意补发。这事反映到省政
府。我认为过去抗日军政大学也是这种性质，进过抗大就
承认学历，同时，了解到其他省已这样办，于是，大家统
一了认识，解决了这批人的学历问题，调动了他们的积极
性。
三、开创社会办体育的新路。
广东体育工作长期居于全国前列，尤其是举重、游泳、
跳水、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等项目在国内颇有影响。
刘田夫任省长时，已接下了广东承办第六届全国运动
会的任务。我们接手时，省政府有一亿元的财政赤字，全
省97个市县，63个县有赤字，所以财政相当困难。而国
家体委只补贴广东1000万元，跟上海承办第五届全运会一
样。广州与上海不同，30年代我在上海念书时，上海就在
江湾举办了全国运动会，以后历年建了很多的体育设施，
而广东可以说是平地起家，估计真正搞起来，起码需要耗
资三、四亿元。1983年12月26日，我主持召开省长办公
会议，研究筹建天河体育中心的规模、资金和搬迁问题。
天河体育中心要建大型田径场、游泳馆、室内体育馆，耗
资巨大，多数人认为财政困难，主张推掉。我认为推掉不
好，因为中央这几年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经济已
有很大发展，有些兄弟省、市也觉得中央对广东财政包干，
照顾太多，如果推掉六运会，我们在政治上会很被动，因
此，硬着头皮也要坚持办下去。大家觉得我讲得有道理，
表示同意。那么，巨大的资金从哪里来呢?
首先，我们调动省、市、县和各部门的积极性。我们
确定省和广州市合办，办起后场地归广州市管理，这就减
去征地、拆迁和相应的市政设施等许多互相扯皮的事
情。各市县也一样，自建体育分馆，安排比赛项目。各大
学则由政府出钱补贴改建体育场地。结果，广州及附近市
县，一下子新建改建了100多个体育场所。
其次，鼓励社会办体育。我们发动各个部门、企业赞
助，还经国家批准在国内第一次发售体育奖券，成立一个
公司，办理各种广告，办理中央给我们的外贸资源等。总
之，是多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了筹办第六届全运
会经费的大问题。最后统计，单是体育场所的基本建设和
天河围绕体育场的道路、下水道等就花了6亿多元，运动
会经费4000万元，国家体委只补贴2000万元，但最后省体
委还节余了3000万元作为省体育基金。
第六届全运会举办得相当成功，广东不仅获得金牌总
数第一，而且在政治上给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在国内外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全运会，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到广
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在全国也开创了一
条社会办体育的新路。
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就
从1981年到1985年，是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由起步转入全面发展阶段。这期间，我先后担任省委书
记、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省长等职务，参与省委和
主持省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工作。5年来，在中央的正确
领导下，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兄弟省市区的热情帮助下，在
全省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大力支
持下，广东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1985年，广东全省国内生产总值553．05亿元。财政
收入69．29亿元，以上二项5年年均递增都在13%以上；国
民收入502．99亿元，年均递增11．7%，工农业总产值达
694．49亿元，年均递增13．6%。这样的发展速度，高于全
国同期平均发展速度，改变了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前14年间
低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的状况，是建国以来广东经济发展
最快的时期。
二、打开了对外经济的局面，引进了大批外资和先进
技术设备。
全省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沿海开放
地带，基本建成了一个适应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
的网络，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5年出
口总值达125亿美元，本省外汇收入123亿美元，分别此前
5年增长67．1%和29．9%。全省签订各类对外经济协议、
合同5万余宗，5年实际利用外资24亿多美元，平均每年
递增47%，已注册登记的三资企业户数占全国的六成，
“三来一补”创汇占全国同类创汇总数的80%。利用贷款
和吸引外资引进50万台(套)的生产设备，1000多条生产
线，其中有些达到国际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这对
提高广东的技术水平和出口竞争能力，开拓新的生产领域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旅游事业蓬勃发展。广东5年来大约利用10亿美元
和部分国内资金，新建和改建各类宾馆酒店1 0 0余
家。1985年，经广东口岸出入境人员和旅客达1678万人
次，此开放前的1978年增长9倍。接待海外旅游者从1980
年的86．8万人次增加到1985年的185万人次，5年旅游创
汇达七、八亿美元。宾馆的档次、服务质量、管理水平和
经济效益，均大为提高。旅游业已成为广东推动其他行业
发展的一项新兴产业。
三、基本建设规模扩大，技术改造加快。
5年全省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385亿元，此前
5年增长2倍多。投资方向着重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5
年技改更新投资增长8．7倍，大大高于同期基本建设投资的
增长速度，投资重点放在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以
及轻纺、电子、食品、原材料工业上。新增固定资产271
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69个，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生
产能力。5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15万千瓦，在建还有225
万千瓦。核电站建设正在加紧进行。全省修建等级公路
2348公里，新建改建大桥490座。全省公路主干线大多数
已实现无渡口通车。衡广铁路复线、三茂铁路、广深复线
正在紧张施工。全省新增市内电话14．6万门，全省新增通
讯能力超过前30年的总和。一个以省会广州为中心，连
接国内主要城市和省内主要市县，并延伸到港澳、美国、日
本各重要都市的电话通讯网络已初步完成。能源、交通运
输以及通讯有较大的改善。
四、城乡市场繁荣，全省已形成一个纵横畅顺的流通
渠道。
1985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343．19亿元，居全国
首位，此1980年增长1．3倍；商业网点达73．8万个，增长3．5
倍。城乡市场繁荣，商品日益丰富，除粮、油、煤还用票
证供应牌价货外，其余商品基本敞开供应，“南菜北运”、
“南鱼北运”逐年增多，改变了广东市场长期以来供应紧张
的)吠况，物价逐步趋于平稳。
五、对国家贡献增大。
随着财政收入的逐年增长，广东上缴中央的财政也逐
年增长，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财政包干之前的1979
年，广东净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是8．17亿元，至1985年增
长1倍多，达到19．2亿元，平均每年16．52亿元，每年递增
11．6%，高于同期广东财政收入年递增的水平。上缴中央
的外汇到1986年累计达100多亿美元。中央在粤海关取
得关税收入，从每年不到1亿元，猛增至50多亿元。银
行系统上交中央利润从每年几千万元增加到30多亿元。
此外，几年来，全省累计发行国库券10多亿元，每年还向
国家提供大笔借款，支持了国家重点建设，为平衡国家财
政预算作出了努力。广东财政收入的增加，有力地支持了
各项改革，基本上保证了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资金
需要。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至1987年，全省财政用于
支持各项改革的资金达2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全省财政收
入的二分之一。
六、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据抽样调查，1985年城市职工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
967．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95．3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5年分别平均递增9．5%和9．6%，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多的
时期。5年全省城镇住宅竣工面积达4800万平方米，相当
于前30年总和的1．25倍，农村平均每年建房在3000万平方
米左右，城乡居民的住房条件有了改善。城镇还安置了
218，5万人就业。1985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167．2亿元，
此1980年增长4．2倍。
七、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
5年来，全省高等院校由1980年的30所增至47所，在
校学生由4．4万人增加到7．4万人，5年共有大专毕业生5．8
万人，各类成人高等教育迅速扩大，学生达11．9万人。中
等教育结构有所调整，职业技术学校增多。全省普及小学
教育已基本实现。全省科技水平有所提高，5年共取得
2400多项科技成果。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
视、体育、卫生等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人民思想觉悟不
断提高，经过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有一定的好转。
这些成就是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实践证
明，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对广东实行特殊
政策、灵活措施是非常正确的，效果显著，深得人心。但
是，由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所限，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
点和失误，主要是宏观指导和管理监督跟不上；数量、速度
上去了，但质量、效益不高；有些地方和部门曾一度出现大
量倒卖进口消费晶和汽车等物资，特别是“海南汽车事
件”，给国家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在引进生产设备上出现
了不必要的重复引进；对重点建设抓得不突出，能源、交
通、原材料滞后，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全省经济发展不
平衡，对广大山区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帮助不够；精神文明
建设虽然不断在抓，但却不够得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刚刚
起步，远远适应不了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等等。
我到广东，在省、市从事经济工作多年，现结合学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指示，谈谈我几点粗浅
体会和看法。
第一，灵活掌握和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
施，不断开拓创新，是保证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
关键。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
区，旨在放宽政策，扩大地方权力，放权让广东冲破旧经
济体制模式的束缚，大胆改革，搞活经济，起到先走一步
的探路作用。这对广东来说，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改
革开放是一项伟大试验，既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也无固
定模式可以仿效，全靠我们边实践边摸索，“摸着石头过
河”，不断开拓创新，“杀出一条血路来”。省委、省政府
在贯彻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过程中，紧密结合广东实
际，解放思想，灵活掌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凡是符合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广东和全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事，
就大胆地去实践探索，大胆放手去干。在风风雨雨，香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