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对海外侨胞的关心和爱护。因此，他们对我们照顾备
至。在阿姆斯特丹，我感冒不适，华侨中有位医生得知这
一情况，主动一连三天每晚11点以后驱车赶到郊外的旅馆
义务为我检查治疗，甚至在我要离开前往比利时时，仍执
意要亲自开车护送我到布鲁赛尔，被我婉谢。种种情谊，
感人肺腑，令我和一同出访的成员久久不能忘怀。
近十几年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对外交往的增多，分
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也在迅速增加。有人说，现在凡
是有太阳的地方都有华人，这话不假。新华侨的大量增
加，使得欧洲、美洲的不少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中国城、唐
人街。据我们了解，绝大多数的中国侨民都能自觉遵守所
在国的法律，刻苦勤劳，并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当地经
济的繁荣积极努力地工作着。他们之中，不论是来自大
陆、港澳，或是台湾、印度支那，一般都能团结互助，和
睦共处，不同的政治倾向也在日益缩小。而且，他们已经
意识到，要面对新的环境与挑战，就必须团结起来，增强
凝聚力，为提高华人的素质和社会地位，争取华人的合法
权益而共同奋斗。1991年9月，我和全国侨联副主席王宋
大、浙江省人大华侨工委副主席邓汉馨等5人在西欧的意
大利、瑞士、奥地利、西班牙考察时，看到了一个可喜的
现象，就是在我们到达前的一个星期，在欧洲的26个华人
社团负责人聚会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商量筹备成立一个“欧
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他们决定效仿欧洲的共同体，
强调不分政治、地域、宗族的区别而联合起来，一方面努
力增进联合会的华人社团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有建设性的合
作，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全欧洲华人的重要权益；另一方面，
则要华人对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出有益
的贡献。联合会的主席由各国华侨组织轮流选举担任，会
址定在巴黎。我在米兰时，看到当地的《华侨通讯》登载
了这个组织的筹备情况和宗旨，感到这是个很好的趋势，
它说明，海外侨胞团结合作的意识增强了，并已体会到要
从“叶落归根”转为“就地生根”。这个组织已于1992年
正式成立。
侨居异国的华侨、华人，虽然身在海外，然而却心怀
祖国，没有忘记自己同是炎黄子孙，所以，当祖国有难时，
纷纷慷慨解囊。1991年，我国华东一带发生历史罕见的特
大水灾，海外侨胞闻讯纷纷捐款赠物，支援国内的抗洪救
灾。连一些刚出国不久，收入很低，靠打工生活的新华
侨，也捐出了仅有的一点生活费，一些侨团的侨领更是带
头捐赠巨款。我们在考察期间，代表祖国人民向他们表示
深深的谢意。侨胞们却说：国家有难，我们有义不容辞的
责任。只有祖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华侨、华人在海外
才有地位，祖国才是他们真正的靠山。
1990年，我访问秘鲁和美国纽约时了解到两件事，至
今仍令我感慨不已。1989年，国内发生“六四”风波，西
方一些国家更是推波助澜，开展反动宣传，煽动华人、华
侨对我“平暴”产生误解和不满。然而当时秘鲁的一位侨
领郑华栋，却表现出坚定的立场，这位侨领的父亲，解放
前在国内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六四”期间，有人上门动员
他反华，但他却义正辞严地加以拒绝了。他说：“我父亲
的事已成为历史，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反对自己的祖
国。”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翁福培(福州人)是由我国外交部在“六四”刚过的7
月间派到纽约任总领事的，他向我谈起当时赴任的心情。
他说，“下机前，我真担心不知会碰到什么情况，想不到纽
约福建同乡会的几个侨团组织了几百个华侨在机场上敲锣
打鼓热烈欢迎，这使我大受鼓舞。”国庆节期间，总领事
馆对是否举行了招待会举棋不定，福建侨团负责人知道我
们的难处后说，由他们安排好了。结果当天在唐人街最大
的金门饭店举行了有1000人参加的庆祝宴会，从而顶住了
当时的反华逆流，并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
在几次的出访过程中，我们还与华侨召开座谈会，或
找人个别深谈，认真听取他们对国内工作尤其是对侨务工
作的批评和意见，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尽力帮助他们
解决一些急待解决的难题。如1990年9月，我们访问委内
瑞拉时，我驻委使馆和华侨们向我反映，说有近万名中国
新移民的护照不被承认，另有100多本中国公民的护照被委
内瑞拉政府扣留，而这些人大部分是广东恩平去的移民，
原因是他们的护照是委国内移民局局长及驻香港的领事贪
污受贿出卖的，尽管护照是真的，但委内瑞拉政府却认为
是违法的，不认帐，要中国公民自己承担这一后果。我觉
得此事不是移民的错，于是，在陈德和大使的陪同下，拜
会了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和内政部长，将这一事件提出来，
请他们酌情妥善处理。佩雷斯总统当即表示关切，说这方
面的问题将得到合理的解决。内政部长也明确表示，中国
新移民没有责任，这件事不是他们的过错。既然他们远渡
重洋来到委内瑞拉，我们总不会再把他们赶回去，但要等
我们审查完了再作处理，他还说：“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
请中国大使馆派员直接找我反映就可以了。”结果，被扣
压的100多本护照发还了中国公民，签证问题也得到了圆满
解决，大约近万名的中国新移民因此解决了居留权问题。
华侨们为此感激不尽。
在秘鲁时，当地侨领带我们参观了华侨报纸《公言报》
的报馆，这家具有80多年历史的报馆，设备极其简陋，经
费严重短缺，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而报馆的负责
人却始终不肯放弃它，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坚持用它来宣
传祖国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在“六四”期间，旗帜鲜明地
站在祖国的立场上发表言论，使它成了海外侨胞的良师益
友。
在那几年的海外考察中，我们还先后拜会了各国的议
会与政府首脑，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秘鲁第一副总统兼
议长马·圣罗曼、意大利众议院议长约蒂(前国际共运领
袖陶里亚蒂夫人)……等领导人均与我们进行了亲切友好
的会谈。通过交谈，大家增进了友谊和相互的了解，这些
领导人还非常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佩雷斯总统就说：
“我本人一直赞赏和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关心中国所进行
的每一项工作，并希望它取得成功。”
这些国家的首脑人物普遍认为中国侨民勤劳守法，能
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并为所在国的经济生活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也有少数人因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而对我国产生一
些误解。在奥地利，我们应邀与他们的第三议长和6位议
员座谈西藏问题，他们中的一个议员措辞强硬地说我们西
藏的200万人中有一半是解放军。我当即予以驳斥，并列
举了西藏农奴翻身解放过上幸福生活、经济大发展的大量
事实，驳得他们哑口无言。这件事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对
外宣传工作存有缺陷。据了解，中国《人民日报》(海外
版)这么重要的报纸，我驻瑞士大使馆只有2份，而台湾
的《中央日报》却免费送给从台湾去的每个留学生，这因
而造成国外的一些人不了解国内情况而偏听偏信。后来，
我们提了意见后，国内有关部门才给瑞士大使馆增加到20
份，但这与该国有一万华人的需求仍相差甚远。看来有关
部门在这方面应多下点功夫。
江泽民同志曾说：“侨务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
期、重要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侨务工作显得越来
越重要了”。过去，我们对海外的华侨强调叶落归根，如
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世界大市场的趋势，
我们更应鼓励华侨们就地生根，帮助他们在当地生存、发
展，促进他们与当地的居民友好共处，同时为我们穿针引
线，促进我们与这些所在国的合作交流，促进国内经济文
化的发展。历史摆在侨务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
的，我们应该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关心国家社会大事
在全国人大时期，我不但从事侨务方面的工作，同时
还审议法律草案以及参与研讨国家、社会的一些重大问
题。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我都积极发言。1991年6月
25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关于严禁卖
淫嫖娼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
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草案)》时，全国人大办公厅刊登了
广东省的一份简报，讲到公安部门下去东莞虎门镇抓卖淫
嫖娼分子时，一些宾馆给他们通风报信，使公安干警扑
空。这一简报引起许多人大常委的义愤，认为这是上下串
通，包庇纵容，影响很坏。
根据这一情况，1991年8月上旬，我在广东省和广州、
深圳、东莞三市人大的协助下，开始对广东查禁卖淫嫖娼
活动情况进行调查。在分别听取省、市的公、检、法、文
化、电视、卫生、妇联等部门的汇报后，我还查阅了有关
的文件、资料，并到广州的妇女教养所、深圳的卡拉OK
歌舞厅进行实地查看。从了解的情况看，广东的卖淫嫖娼
活动在解放后禁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于1979年再次出现，
且从广州、深圳、珠海等沿海开放城市迅速蔓延到内地市
镇和农村，范围之广和卷入人数之多皆为历年所罕见，严
重危害社会。
对查禁卖淫嫖娼活动，广东省委、省政府一向比较重
视。1981年，省政府曾颁布《关于取缔嫖宿卖淫活动的暂
行规定》；1983年的严打斗争中，省委决定把强迫引诱容留
妇女卖淫的严重犯罪活动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之一，全省依
法处决了这类罪犯77名。1987年7月，省委、省政府正式
颁布《广东省关于取缔卖淫嫖宿暗娼的规定》，明确规定对
卖淫嫖娼人员实行收容教育。省委还规定党员干部参加嫖
娼卖淫的一律开除党籍并给行政处分。同时，还加强了对
旅店服务行业的管理，对全省7万多间路边店进行全面整
顿，整顿桑拿浴，取消异性按摩，对出租屋和娱乐场所也
制定了有关条例。尽管如此，仍远远未能制止卖淫嫖娼的
泛滥。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到1990年，全省共查获
卖淫嫖娼人员103537人，其中暗娼41348人，嫖客54555人，
窝主皮条客7634人。而1990年查获的人数与1981年查获
的人数相比，增加了将近11．7倍。卖淫者还往往结成团伙
犯罪，且愈来愈突出。卖淫嫖娼人数的激增使性病也在迅
速蔓延。广东省1981年至1991年上半年共发现性病患者
118461人，据卫生部门反映，未统计者还要高出2至3倍，
深圳1985年发现87人，1991年上半年即达2966人，是1985
年的34倍。
为什么广东的卖淫嫖娼活动会屡禁不绝，愈演愈烈
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改革开放促进了广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诱发了金
钱万能、唯利是图思想和“一切向钱看”的歪风。由于对
这方面的认识不足，抵制不力，加上一段时间放松了政治
思想工作，以致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滋长了腐败现象。
(二)广东经济发展较快，毗邻港澳，境外人员出入较
多。人和物的流动加快，一方面给广东的建设注入了新的
活力；另方面导致管理工作紊乱，卖淫嫖娼者可乘之机也多
了。因此，吸引外地大批卖淫妇女和境外嫖客到广东，增
加了取缔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三)打击卖淫嫖娼活动，我们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
善。刑法中对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的行为规定可以定罪
科刑，而对一贯卖淫嫖娼人员没有定罪科刑的规定，往往
以罚款了事，这成了卖淫嫖娼活动屡禁不绝、愈演愈烈的
一个重要原因。
(四)管理工作跟不上。由于管理手段落后，管理人
员素质偏低，而社会流动人员又多，深圳市和广州市的暂
住与流动人员都超过100万。这便给卖淫嫖娼分子提供了
可乘之机。广州市妇教所1991年上半年收容的919名卖淫
妇女中，外省市来的占93．7%，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
最大的57岁。25岁以下的占三分之二，高中文化程度以
上的占20%。
(五)有些地方、部门对查禁卖淫嫖娼重视不够，打击
取缔不力。有人甚至认为卖淫“无害”、“不可避免”，更
糟糕的还有“繁荣娼盛，，等论调。同时，由于我们的财政、
编制限制，警力与收容场所严重不足，经费困难，出现抓
得越多，收容、治疗、遣返费也越大，包袱也越背越重。
基于上述调查研究，1991年9月3日，我在七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广东查禁卖淫嫖
娼活动的情况》汇报，详细介绍了广东查禁卖淫嫖娼的情
况和一些具体的原因和对策，并建议全国人大要对此尽快
立法。委员们在听了我的发言后，反映强烈，一致认为，
卖淫嫖娼活动已严重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必须实施全社会
的综合治理，迅速采取严厉措施加以取缔，人大常委会更
应该为此作出努力。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直到1994
年中央一再强调后各地才雷厉风行地进行取缔打击。
兼任香港中旅董事长 创办深圳华侨城
1985年9月，我从省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到了省顾委。
这时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廖晖经中央领导习仲勋、万里、谷牧等同意后，要我兼任
香港中旅集团的董事长。
同年12月中旬，香港中旅集团在深圳召开了首次全体
董事会议，参加的有：副董事长黄振声、马志民，及董事
方远谋等14人。在这次会议上，我正式兼任中旅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肩负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深圳特区华侨
城。
深圳华侨城，原属宝安县光明华侨畜牧场沙河分场，
总面积12平方公里，在深圳经济特区范围内。1981年，经
广东省政府批准，它由沙河分场改为沙河华侨企业公司，
为处级单位。1982年，廖承志副委员长提出将深圳沙河华
侨企业公司升为局级单位，直属国务院侨办领导，使它对
海外起到一个窗口的作用，给吸收华侨投资、人才和贯彻
落实华侨政策作个基地。当时，国家计委也同意给5000
万元的投资支持它的发展。
廖公的提议上报中央后，得到胡耀邦、赵紫阳、姚依
林等的同意。于是，廖公派国务院侨办办公厅副主任黄杰
来广东，带来个给国务院的报告草稿，请省政府签署联合
上报。在报告中，提到将沙河农场12平方公里的土地仍
划归沙河实业公司(这块地原来已划归农场开发使用)，这
句话引起了深圳市委的意见，他们认为它应属深圳市管，
且考虑到蛇口单独划区先开发后，与深圳市关系不那么顺
当，所以不同意划分。梁湘还为此专门到广州来找分管特
区工作的负责同志和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提出不要再在
特区里搞“小特区”，即划区开发。这一意见，得到省委
几位同志和刚在此时来广州的谷牧副总理的同意(谷后来
在研究珠海特区开发时改变了意见)，而国家计委也表示无
款可拨，这个问题便被搁置起来。
不久，廖公逝世，叶飞受中共中央委托分管华侨工
作。1984年冬，他来珠海、深圳参观。我陪他看了珠海
的九洲城后到深圳的沙河公司了解情况，叶飞提出，是否
在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的基础上，采用交通部利用香港招商
局开发蛇口的方式，由国务院侨办直属的香港中旅集团投
资开发，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国家计委和广东省无款搞基建
这一矛盾，而且还能实现廖公的遗愿，使它真正成为一个
吸引华侨资金和人才的窗口和基地。叶飞还说：干脆不要
叫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直接叫“华侨城”好了。
此后，国务院侨办派人多次来省政府及深圳市协商，
鉴于国家及我省都不可能对沙河企业公司投资开发，而沙
河企业公司本身的资力又有限，甚至连一些必要的基础设
施也基本未动，发展情况远远落后于深圳、蛇口这一情况，
省长办公会议研究后认为，加强沙河地区的开发是必要的，
侨办提出的今后华侨城还本付息后的盈利40%交给地方，
60%继续留作华侨城发展资金比较合理，对国家、省、市
及华侨城各方都有利，因此，原则上表示同意。副省长杨
立同志还主动请缨到深圳去做疏通工作，他一个个地找市
委市府领导谈话，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同意划出4平方公
里的土地作为华侨城开发区。不久，我刚好出访英国，因
而未能及时将此事提请省委常委讨论。等我回来时，省府
已复文国务院侨办表示同意，以致后来有些同志对此存有
异议，这确是我一时的疏忽。
1985年4月，全国华侨工作会议在东莞召开。会上，
正式通过了华侨城的方案。6月，侨办及叶飞就香港中国
旅行社开发深圳特区华侨城的有关问题写了份报告送国务
院。谷牧在报告上批道：“拟同意。在统一领导、统一规
划下，充分发挥中旅集团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赵紫阳、
万里、习仲勋也在报告上圈阅同意。最后，国务院侨办和
国务院特区办联名发文给省政府，说国务院领导同意成立
“深圳特区华侨城”。10月9日，由我和廖晖主持，在深圳
召开了有省侨办、香港中旅集团、省华侨实业公司及沙河
企业公司参加的协商会议，在取得一致意见后正式签署了
交接手续。
1986年2月24日，香港中旅集团公司在香港铜锣湾世
界贸易中心举行了一个盛大酒会，宣布该集团公司成立暨
兴建深圳特区华侨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全国
人大华侨委副主任委员何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庄
炎林、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霍英东、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
合会副主席蚁美厚及深圳市副市长甄锡培参加了剪彩仪
式。在来宾致词后，我代表中旅集团表示：“在我国经济
改革取得新的发展、在香港稳定繁荣的新形势下，我们深
信，海外、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旅游
等方面的交流将更加密切和发展，前景是光明的。香港中
旅集团必将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继
续与海外、内地和本港的各界同仁精诚团结，广泛合作，和
衷共济，为振兴中华，为香港的进一步稳定和繁荣作出应
有的贡献。”记者问我对华侨投资华侨城有什么优惠政策，
我答道：“华侨投资华侨城，将可获双重优待，即除享受特
区待遇外，还可享用国家对华侨的优惠办法。”
根据廖晖的建议，中旅集团决定请荷兰籍的孟大强作
华侨城发展规划的总设计师。孟是印度华侨，早年毕业于
德国大学，曾在欧洲从事规划建筑工作达14年，对旧城改
造、大学设计颇具经验。他曾参与国内青岛黄岛开发区、
厦门市特区总体规划设计。因此，华侨城的总体规划便由
他所主持的新加坡大地顾问公司和深圳市工程设计咨询顾
问公司、深圳华侨城设计室联合进行。经过5个多月的构
思，他们确定根据华侨城的地形、地貌，把它建成花园式
的小区，即北面为工业区，南面为住宅和旅游区。从总体
上看，华侨城除了保持南方自然环境的特色，具有家乡风
格外，同时还揉进了现代化的气息。但是，孟大强的设计
没有考虑到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通讯等必需的公共
设施，我要求深圳市、华侨城设计部门将这一缺陷弥补
上。
按规划，华侨城全部工程分三期进行。在第一期约2
平方公里的开发项目中，安排了一批“精密、小型、轻巧、
新颖”的工业项目和旅游、住宅设施。
华侨城的建设，一开始就根据叶飞和廖晖的建议，明
确了“以工业为主，全面发展，环境优美，各具特色”的方
针。当时，国务院侨办及香港中旅集团领导研究，决定大
体上以香港中旅集团每年利润的三分之一作为华侨城初期
开发投资。为此，我几次与廖晖一起找深圳市委领导落实
对华侨城的优惠政策，当时有些同志认为现在是国家进行
宏观调整，“生不逢时”，难有作为。我则指出，华侨城
有香港中旅支持，海外华侨渠道很多，正可抓紧时机知难
而上，争取先把工业区搞上去，要认真整顿搞好现有企业，
并选择一些适销对路的、经济效益较好的项目积极发展。
以后康佳电子集团连续五届当选为全国合资十佳企业，产
品大量出口，华力包装纸厂的效益居全国同行业首位；后来
新建的大通电容器公司及新华晴纶纱公司均成为全国同行
业产量最高的企业。
在旅游项目方面，初期规划中即确立将深南路及深圳
湾大酒店以南300多亩地作为新旅游区。马志民提议先搞
个“小人国”，对此我很赞成。因为1984年我出访日本时
曾到四国参观过它的国外风景微缩景区，1985年出访夏威
夷时，又参观了它们的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那里的民族
建筑、生活方式、民族歌舞无不洋溢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至
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们派人到夏威夷去参
观。1986年，中旅集团和华侨城首先筹集资金一亿港元兴
建了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锦绣中华”。没想到，它
建成之后效果非常好，从1989年9月到1990年底，共接待
游客430万人次，一年多就收回成本。许多港澳同胞、海
外侨胞纷纷回来观光、游览，它甚至还吸引了众多的内地
游客。以后他们又将赚的钱搞了个“民俗文化村”，最后
还把这两个景点赚的钱加上一些贷款办起了“世界之窗”，
从而使三个景点连成了一片，浑为一体，相映生辉，成了
国内新增的游览胜地，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旅游业闯出了
一条新路，并推动了整个深圳乃至中国的旅游业的发展。
在接管沙河华侨企业公司过程中，发现它所属合作经
营的深圳湾大酒店财务十分混乱，于是我要省财政厅派一
个组配合华侨城指挥部加以审查，结果发现问题严重。该
酒店总经理港商吴象明原定投资3000万港币建酒店，后来
市里要他扩大规模再投6000万港币，吴也同意，但最后查
出他仅从香港贷款500万港币投入酒店，再向加拿大银行贷
款6000万港币，向国内银行贷款1．3亿人民币，这两项都
由沙河公司主管省华侨农场管理局担保。酒店基建共花去
2．5亿港币，设计、施工、购买建材、设备都由吴一手包办，
赚了一大笔佣金。试营业四五个月亏损1000万港币，打
入基建摊销。正式营业后一年亏损2900万港币。双方订
合同规定合作20年，利润分成前期7年港商得70%，我方
30%，中间6年双方各50%，后期7年我方70%，港商30%。
酒店营业后人事、财务、供销都由港方负责，酒店在
香港卖单，收入由吴在港收走，然后凭单到酒店吃
住。而且吴投资那500万港币利息也由酒店支付，可说吴
基本没花什么投资就掌握了酒店的大权，不是我们利用外
资，而是让外资利用了我们。当清理时，吴象明提出三点
意见：(一)他没有资金不能补足原定投资额；(二)加拿
大银行的贷款他没钱还；(三)酒店年亏损3000万他也负担
不了。我们下决心给他彻底清算，最后决定两个贷款由我
们归还，酒店的大权也收回，给他保留1—2%的股份，港
商无理可讲只好同意。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省委，中纪
委知道后派人检查，要追究原主办人华侨农场局局长陈贤
的责任，省里意见不一，拖了一两年，这事我并未过问。
在对外开放中，类似这个项目所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只
此一家，我们应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
此外，我从交接的材料中看到，沙河公司一些合营企
业规定5年内双方不提利润，转为企业投资。因此，省华
侨企业总公司(即农场局)5年来从沙河公司得到的效益，
一共只有257．5万元。
1995年，华侨城在经历了10年的探索和建设后，已初
步形成了环境优美，工业、旅游、房地产、商贸等全面发
展的新经济开发区，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仅此一
年，华侨城的工业总产值达33．76亿元，比1985年增长18．6
倍；销售总收入54．7亿元，增长46．6倍；利润总额5．96亿
元，增长122倍。
10年中，华侨城没有伸手向中央、省、市要钱，却自
筹资金投资了19．37亿元，其中中旅4亿元(原沙河公司前
7年共投资1．43亿元，而国家及省总公司投资仅为1339万
元)，共上交税利10．34亿元，创汇20．59亿美元，利润总额
30．02亿元，帐面总资产已达78亿元，对国家和省市作1ii了
贡献。事实表明：(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有困难的情况
下，叶飞提出采用蛇口方式由香港中旅来开发深圳华侨城，
和国务院根据侨办及广东省政府的报告而作出的决定是完
全正确的，它有利于广东的改革开放，有利于深圳的经济
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全国旅游事业和华侨工作的开展。
(二)在经济特区或一个较大经济开发区内，进行小地区的
综合开发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华侨城开发后，深圳还
对福田工业区及高新科技区进行类似的开发，全国在小平
同志第二次南巡后掀起的开发高潮(包括浦东新区在内)
更是广泛地采用这种方式，可惜当时深圳市将沙河地区8公
里之地划归农场，影响了华侨城和沙河地区的发展。(三)
建设之前，先花大力气搞好科学、先进的总体规划，逐步
实施；根据市场导向有重点地发展工厂企业与配套的房地产
商贸企业；独具新意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旅游，这
些都是华侨城建设中宝贵的经验。尽管在工作过程中还存
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整个建设是成功的，它的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都是好的。
1988年我辞去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时，华侨城还处于
初创阶段，只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处境仍困难重
重。看到它后来的蓬勃发展，我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兼任暨大校长七载
1983年4月，我任广东省省长后，10月间国务院还任
命我兼暨南大学校长，时间长达7年有余。
要我兼任暨大校长，这可能与我本身是归侨，且历史
上与暨大有一段渊源有关。但主要的还是我在福建、广东
工作期间，与华侨归侨有较密切的接触，在海外侨胞中有
一定影响。而且中央确立暨大作为一所重点大学，面向海
外，面向港澳，为它们培养人才，在这转折关头，需要我
从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促进它的发展。
现座落在广州石牌地区的暨南大学，是1958年才重建
的，它的前身是南京的暨南学堂。1906年，满清政府一改
“闭关锁国”、视海外华侨为“化外之民”的态度，批准了
两江总督端方的奏摺，在南京办起了专门招收归国侨生的
暨南学堂，这是我国历史上由国家创办的第一所华侨学
校。1911年武昌起义，清廷覆灭，暨南学堂因无人主事而
停办。1918年复校改名国立暨南学校。1921年暨南学校
和东南大学合办了国内第一所商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次
年暨南学校退出，并自己着手创办商科大学部，1923年定
名为国立暨南商科大学，它因此成了国家创办华侨高等教
育的开端。随着学校的不断扩展，华侨学生的增多，1927
年，暨南学校正式改称国立暨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华
侨大学，有大学部、中学部和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抗战
爆发后，暨大在上海“孤岛”中支撑了4年，于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迁到福建建阳，尔后于1946年6月迂回上海，1949
年9月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院校。由此可见，暨
南大学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它因此被誉为“华侨
最高学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华侨教育事业，
1958年决定恢复暨南大学，并批准它在广州重建，由陶铸
兼任校长。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暨南大学以传播中华
文化、培养华侨子女为宗旨，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使得学
校的建设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然而，十年内乱，暨大再
次惨遭厄运，于1970年被迫撤销。
1978年，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暨大也从此获得了
新生，中央对暨大的复办极为重视，委托广东省政府代管，
那时，杨康华同志代表省政府兼任暨大校长，暨大在拨乱
反正中逐步发展。
1983年6月，对暨大来说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党中
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
意见》(即24号文)，决定把暨南大学“列为国家重点扶植
的大学”。在任命我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同时，叶飞也兼任
华侨大学校长。所以，我们一上任便围绕贯彻中央的24
号文开展工作。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
1984年5月，叶飞邀请中央有关部门和福建、广东两
省领导及暨大、华大负责人，就如何贯彻中央的24号文进
行座谈。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侨务办公室《关于办
好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的报告》，明确指出：两校要进一步
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简政放权。学校领导也相应地
作了调整，由何军任暨大第一副校长，李辰、李炳熙任副
校长。学校还设立了党组，何军为党组书记，张德昌为机
关党委书记。以后还分别增补了云冠平、饶苋子、冯泽
康、周耀明为副校长，伍国基为党委书记。
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后，首先在校一级党政内部发扬民
主，统一思想，分工负责，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不团结不
协调现象，并逐步调整加强院系领导班子成员，同时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
革。
(一)改进招生工作，扩大对外招生。1983年，学校
在香港设专门考场，次年又在澳门设立考场，并派专人到
两地负责招生事宜。由于华侨社会和港澳地区无论在学制
上，还是教学内容、毕业、升学时间等方面均与内地有所
不同，因此我们也相应地作了些改革。对海外侨生，实行
校团、领事馆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高中毕业各科成绩合格
者可免试入学；对港澳学生，从1985年起，我们承认香港
高等程度会考和中学会考的成绩，即中六毕业生各科合格
以上，达到暨大要求的可申请入本科，中五学生则可申请
入专科或预科，两类学生均面试后择优录取，不必参加招
生考试，此外，都要经过入学考试。我们对考试办法也作
了改进，即用中、英文两种试卷将考试科目分成必考和选
考两部分，规定中文、英文、数学为必考科目，取消政治
科考试，对国外华侨、外籍华人和回国定居5年以内的高
中毕业生或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青年，则采取单独
命题、提前考试录取的办法，使学生有更大的选择余
地。这一系列的改革，受到广大港澳、华侨学生的欢迎，
因而报考的人数不断增加。1984年，报考暨南大学、华侨
大学的华侨、港澳生有1330人，到1985年增至2160人，一
年便增加了66%，是自1978年复办以来最多的一年。
(二)大力开展教学改革。按照面向港澳、面向海外
的办学方针，暨大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突出基础理论
和应用科学，普遍加强中文、英文、计算机应用课的教学，
同时还改造了一批旧专业，增设了部分社会急需的新专业，
如旅游、商学、企业管理、应用物理、电子工程、环境生
物等专业，其中不少是暨大最早开设的，这些专业的学生
进入社会后适应性和竞争能力都很强。此外，我们还改革
了教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实行学分制、双学位
制和主辅修制，并增设了公共课，规定理工、医学类专业
的学生都要学《大学语文》，英语则是必修的第一外
语。1987年，我们还为澳门学生专门开设了葡语，以方便
他们的就业。对马列主义政治课，我们把外生与国内学生
区别开来，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果发现华侨学生的课程
表中有政治一课的话，会将他们作为共产党嫌疑加以迫害，
所以我们为侨生专门开设了“爱国主义课”，着重教授中国
历史、中国地理、中国科技发展史及华侨史，在寒暑假组
织华侨学生到各地旅游，对他们增强形象的爱国主义教
育。我每年或半年都要向全校师生做一次政治报告，传达
中央及全国人大重要会议的精神，也有讲国外考察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