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衍变过程。而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一门古老的艺术，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至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着巨大的魅力。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以不同的风貌反映出时代的精神。浏览历代书法，“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追寻三千年书法艺术发展的轨迹，我们清晰地看到它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步，强烈的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书法艺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瑰宝，也是中华文化的灿烂之花。书法艺术最典型的体现了东方艺术之美和东方文化的精髓，是我们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瑰宝。它具有世界上任何艺术都无与伦比的深厚群众基础和艺术特征。
和书法历史同样悠久的中国古籍，其历史也长达几千年。古籍是知识的载体，文化的结晶。精粹的古籍也博得了众多书籍爱好者的喜爱，成为收藏爱好者的藏品之一。我国藏书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藏书室是周代的“藏室”，老子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藏书家。之后的历朝历代继承和发扬了以书为贵的思想，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和发展。从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到秦汉时代的历史著作，再到唐宋诗词，明清小说，甚至历朝历代的兵书战策，分门别类的专业著作，数不胜数。
古籍善本历来身价很高，宋、元善本更是弥足珍贵，在明代可以与唐寅、文征明的一幅好画相媲美，到了今天则是以页论价。明代的版本比较多，但良莠不齐。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却出了许多名刻本，无论是用纸、雕刻、印刷还是所刻的版本都堪称精品。
空灵之美，动感之妍——王羲之的《丧乱贴》
名称：丧乱帖
年代：原墨宝创作于东晋时期，现存世的为唐代双勾填摹本。
规格：纵28.7厘米，横63厘米，八行，五十九字。
类别：书帖。帖，今指从石刻上拓下来的墨迹，供鉴赏、收藏或临摹之用。古代则是指学者、文人或书法家在平常的生活中所写的信札、墨迹等。古代遗传下来的帖，本没有题名，后人为识别方便，就从帖中开头的几字中或选重要的几个字作为帖名。
流失时间：公元742年
收藏地：日本皇宫
流失原因：鉴真东渡时被带到日本
曲折经历
在存世的中国古代书法墨迹中，最为珍贵的当属“书圣”王羲之的真迹。而王羲之传世的作品，最精彩、最接近王羲之书法原貌的，当首推日本皇宫这件唐代勾填本的《丧乱帖》。它是王羲之给友人的书信，写此帖时的心情是“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书法行笔和心情融会贯通，书写时先行后草，时行时草，可见其感情由压抑至激动的剧烈变化，把书法的意境表现的淋漓尽致。
说到《丧乱帖》不能不提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王羲之所处的年代，在政治上是比较混乱的时期，但在思想和精神上，却是比较自由和解放的时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应当说在艺术创造方面远胜于春秋时代。封建士大夫追求一种闲适淡雅的精神境界，玄谈之风盛行。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正是在魏晋时期这个空前庞大、酷爱书法诗文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而跃上那个时代的艺术之巅，而他的艺术创作又充分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高度和艺术精神。
《丧乱帖》是王羲之晚年的作品。在东晋政坛上，王羲之难以有所作为，也正是因为如此，思想的练达使他成为一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此帖创作之时，他的老家山东琅琊地区正处于一场战乱之中。王羲之被迫离开北方，迁居南方。当他获知祖坟遭毁，痛苦不安，便给朋友写了一封短札，字体随情感而变，由行入草，一气呵成，这就是著名的《丧乱帖》。《丧乱帖》书法精炼老道，技法成熟，是难得的精品之一。
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自东晋末，经南朝至隋朝，历经战乱，遗失、毁灭者甚多。家藏部分书法珍品被他的后世子孙所收藏，到了唐太宗时期，由于太宗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向天下购求王羲之笔迹，短短几年之内就得王羲之真书50幅，行书240幅，草书200幅，均藏于内宫。继太宗之后，高宗也承其趣尚。则天武后朝万岁通天二年（679），王家子孙王方庆将其家藏的王氏历代真迹进上给朝廷。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编为《万岁通天帖》，尽数呈交给了朝廷，而《丧乱帖》可能就在其中。
随着遣唐使频繁往来，唐代的文物制度也被积极地引入到日本，中国书法中最为优秀的作品被有意识地选择介绍供日本贵族阶层学习和鉴赏。唐天宝元年（742年）冬十月，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礼请大和尚东渡日本，向日本国传法。经过先后五次失败，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4年），经两个月的艰苦航行，66岁高龄的鉴真和尚终于到达日本，带去了我国先进的文化技术，其中就包括在当时备受推崇的王氏书帖。圣德天皇对鉴真东渡传法的行为十分赞赏，亲自授予鉴真“传灯大法师”的最高荣誉僧位，以表彰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圣武天皇驾崩后，在他的祭祀目录——《国家献物账》中记载了当时的敬献物品，其中就有王羲之的书法《丧乱帖》。
此后，《丧乱帖》保管于日本皇室正仓院，它在奈良时期是圣武天皇生前的喜爱之物，到了弘仁年间（公元810-824）流失到民间，其后递传迭而不明。江户时代初期后水尾天皇时期（1611-1680在位），史料记载当时有王羲之书一卷从外部进献，水尾天皇把此书卷分割成三部分，将其中二幅收藏在自己的文库，另一幅赠给了第八皇子后西院。后来原存官库及置于身边的两幅失火，唯赠与后西院的一幅传世，即如今传世的《丧乱帖》。后西院驾崩后，为尧恕亲王所购得，他本来是妙法院的教皇，于是经该院保存至今。明治十三年（1880年），由妙法院奉献给皇室，并一直被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收藏。
而千余年来国内书家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从来没有任何著录和法帖汇编记载有王羲之的此帖真迹流传于世。一百年前也就是1892年，任驻日钦使随员的杨守敬在日本搜集散出的书籍字画，并摹成《邻苏园帖》，国内学界才眼界大开，真没想到世上竟还存有勾摹如此精良的王氏墨迹。但是一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丧乱帖》墨迹印刷品才传入内地，真可谓是千年的新秀老寿星。
和《丧乱帖》同在一张纸上的还有王羲之的其他两个帖子——《二谢帖》和《得示帖》，它们都是王羲之的书信，被裱成一个立轴。“二谢”指陈郡谢氏兄弟，在《王羲之传》中，均有记载。王、谢皆东晋门阀世族，亦有姻亲之好。谢氏中与王羲之关系密切者，乃谢安和谢万，《二谢帖》应该是和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和《丧乱帖》不同，《二谢帖》在宋徽宗所编著的《宣和书谱》卷第十五录有该帖目的记载，它的真迹早已失传，但却和《丧乱帖》被临摹在同一张纸上被带到日本。
国宝内涵
《丧乱帖》之所以受到众多藏家的推崇，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丧乱帖》采用的是双钩填墨的描摹方法，双钩的细线历历可辨，纤微毕肖，字的轮廓，纸被虫蛀损的痕迹，甚至是帖上徐僧权等人的题名，都忠实地一一勾摹出来，丝毫没有一般勾摹本通常所见的笔画轮廓不自然，行笔线路不明了的弊病。《丧乱·二谢·得示帖》神采外耀，笔法精妙，动感强烈。该帖为抒发作者悲痛之情的作品，故挥洒淋漓，流畅不羁，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也是其欹侧之风的代表作品。
《丧乱帖》全文8行62字，风格近似于王羲之的《频有哀祸帖》，然而该帖的结字转折更为圆活流畅，字峰变化更甚，墨色枯燥相间而出，整个书帖由行至草，到纸末行笔更为快疾，充分表达了作者悲愤难言之怒。该帖全文如下：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该帖是平时来往的书信，就有信笔而书的特点，由此而决定了该帖的笔法比之其他更加率意、天然，突出了笔法的精深造诣。帖中笔画有方有圆，有粗有细，或温润、含蓄，或厚重、老练，或轻灵、秀气。另外，笔画里面有直有弯，直笔劲健直挺，弯笔画成弧线，柔和、优美。细看任何一笔，均妥帖得宜，无论运笔如何多变，无一败笔，如第四列的“当”字就多有转折，但笔法不乱。当然，这些笔画也是交叠使用的，有时同一个字里就有多种笔法同时存在。
在结体方面，糅合了魏晋笔法线条中的“扭转”、“裹绞”和“提按”、“顿挫”位置不固定的特征，基本上采用往左倾侧之势。无法从笔画中看到每个字的起笔，仿佛处处起笔，意断神连。其中的横画右端上提，竖画下端往右偏移；字的右上角往上突，左下角往下坠。“势如斜而反正”，看似不稳，其实很稳，显得生动活泼而不呆板。有些字虽然潦草，但仍不失其结体的和谐、美感。
在整体的章法方面，由于是书信，所以更为率意，动感更强，字与字的连贯性也比较好。从整体看，是由静向动、由徐趋疾、由整变“乱”的。书写速度前后有所变化，首列似是缓慢的，写得稍规矩，从第三列开始加快速度，到第七、八列便运笔如飞，最后的两个“顿首”均合为一字，已是急匆匆不暇顾忌了，表现出“不知何言”的激动与感慨。这是王羲之书写时逐渐进入动情状态的表证。充分让人们感悟到书法是心灵和性格的表现这一艺术法则。
既然是书信，就有信笔而书的特点，随手拟就，故书逾见率意、自然。不过仍可见出笔法的精深造诣。《丧乱·二谢·得示帖》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也是其欹侧之风的代表作品，历来为书法学习者所重。
国宝价值
王羲之的字帖如今存世的仅20多幅，几乎都被证明是后人摹本，因此都能看到勾描填墨的痕迹，《丧乱帖》最具晋时的笔风古意，又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件而真摹难辨。当《丧乱贴》印刷本从日本流入国内时，徐森玉先生就极为赞美此帖，认为是王羲之至精至美的真迹。正如已故上海博物馆馆长汪庆正所言：“世间如果真要有王羲之真迹的话，《丧乱帖》就应该是唯一的墨宝了。《丧乱帖》也是存世王氏书迹中最为精良、地位至高的一幅。
韩玉涛曾在《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中评论到，此帖有四处其它所不能及到的地方：第一，此帖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区区八行，五十六个字，但具备了太史公抑扬顿挫之美；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王右军之真面目，是真正的右军风骨；第三，《丧乱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因此，《丧乱帖》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是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远胜《神龙兰亭》。
回归难题
从1934年国人得知王羲之尚有绝佳的摹本存世，能亲眼目睹《丧乱贴》成为很多书法大家心中遥不可及的梦，著名的碑帖专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为了能够一睹它的风采，从1984年到2003年间曾东渡日本十多次，终究未能如愿。但是他由此萌生了借展的念头，在最初萌生这个念头时，还觉得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最终在2006年3月13日促成了《丧乱贴》回家展览的有关事宜。此事经过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副馆长西冈康宏的极力撮合而成的。早在2002年参加来参加“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学术研讨会时，上博就提出了借展《丧乱帖》等重要书法作品的建议。但是，这个重要的瑰宝在日本也几乎没有展出过，更不要说远涉重洋了。长达几年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多次劝说宫内厅将《丧乱帖》拿出来展览。最终同意在中国举办展览，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报恩，毕竟日本文化和生活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
像这样通过早期文化交流到达日本对珍品，回归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丧乱贴》能如此长久而完好的流传至今，和日本皇室的精心保管不无关系。中国几经战乱，每一次朝代的更替几乎都有无数珍宝被战火所毁，特别是清朝后期的战乱更是让无数的奇珍异宝流落他乡，不知所踪。日本战乱较少，加上中国和日本文化源远流长，如出一宗，对书法的爱好更是过犹而不及。让千年来已经属于日本的收藏珍帖回归，更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同类国宝
《孔侍中帖》，由东京前田育德会收藏，被列为日本国宝，同为唐代传入日本的王羲之书法摹本。全卷由“频有哀褐”、“孔侍中”和“忧悬”三札组成，各为三行。接帖之处有“延历敕定”之印，既为流入日本的确切时时，又示出自唐摹。《孔侍中帖》在褚遂良《右军书目》中有记载。此帖尚有八分遗韵，行笔活泼中带有凝重之感，章法结体显示出欹侧取姿的特色。
《平复帖》，由著名收藏家张伯驹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它是唐代著名书画家陆机的作品，虽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南北朝时期，正是汉字字体从隶书朝楷书演变的关键时期。虽然后人的很多佛经里已经出现了楷书化的字体，但是这些楷书化的字体并不是绝对的楷书，在这些作品上，有浓厚的隶书遗存。陆机的《平复帖》能够体现出字体演变关键时期的风格，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彩陶般的原始留影——万帖之祖《淳化阁帖》
名称：《淳化阁帖》
作品年代：公元992年左右
类别：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名书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版或木版上，再拓印装订成帖的。这种刻帖既能使古人的书法得以流传，扩大其影响，又是历代学习书法的范本。
价值：450万美元，但进实际价值远高于此。
流失时间：1949—1992年
收藏地：上海博物馆
流失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
曲折经历
《淳化阁帖》始刻于宋代淳化年间，是宋太宗下令在“秘阁”中刻制而成的，所以称为《淳化阁帖》。宋太宗的刻板在一次宫中大火中被焚毁，故该帖在北宋时已经十分珍贵。它开创了官刻拓本的先例，以后根据《淳化阁帖》再翻之帖，不计其数。宋太宗拓刻的本子称之为祖刻本，堪称我国的“书法鼻祖”。《淳化阁帖》祖刻本经历千余年的劫难，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淳化阁帖》共四卷，第四、七、八卷为北宋祖刻本，第六卷为宋代重辑、翻摹的北宋（泉州本）祖本。
这卷拓本流传有绪。现据此帖卷六后的宋佚名题跋，卷八后南宋淳熙癸卯（1183年）宰相王淮题跋，以及宋内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3枚书印得知此4卷祖本在南宋时为王淮、贾似道等收藏。在元代为著名书法家赵孟收藏。明末时被大收藏家孙承泽收藏。孙承泽共事明清两朝又投降过李自成，是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但他所藏丰富的图籍和文物，既是他和遗民及新贵交往的纽带，这种关系又对他的收藏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
到了清朝，《淳化阁帖》被安岐、钱樾、李宗瀚、李瑞清等相继收藏。后来，大收藏家周湘云将之收入囊中。周湘云是上海滩的房地产大老板、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古物书画，藏品以青铜器及书画为最精。《淳化阁帖》当时就藏于周湘云的故宅。1949年解放后，我国著名书帖研究家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对《淳化阁帖》的回收工作也十分关注，经过他的调查考证，认为此帖仍在周家。凡是征集周湘云所藏，徐森玉都亲自上门，但唯独不见《淳化阁帖》。周湘云逝世后此帖流出国门，该帖的最后一位收藏者是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先生。
安思远最初看到《淳化阁帖》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当时他路过一家卖小商品的商店，看到橱窗里放着几把书法扇，古色古香，令他颇感兴趣。店里一个年轻姑娘介绍说这些扇子都是她父亲的，她的父亲喜欢收藏中国文物。应安先生的要求，小姑娘带他见到父亲李启严。李先生和安思远相谈甚欢，并将他的收藏拿出来给安先生一一过目。也就是在李启严家，安思远第一次看到了《淳化阁帖》第四卷。李启严又介绍安思远认识了拥有《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的另一位收藏家吴朴新。当时安思远有意购买，但是他们都不愿出让。
1992年，香港的佳士得拍卖会上出现了李启严的藏品，安思远才知道李启严已经去世，但是这一次的拍品里面没有《淳化阁帖》。1994年6月1日，美国嘉士得公司组织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专场，其拍品中就有李启严所藏《淳化阁帖》第四卷的历代名臣法帖，安思远到场拍进了《淳化阁帖》第四卷。
1995年9月19日在纽约克利斯蒂举办的中国古近代名画拍卖会上，收藏家吴朴新的藏品出现在拍卖会上。吴朴新去世之后，家藏大部分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去，大概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对《淳化阁帖》认识不足，使之成为漏网之鱼流失到拍卖会上。安思远竞拍到了《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共三卷。至此，安思远花费将近30万美元购进了四卷《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的露面引起了启功、杨仁恺等著名学者的关注。1996年，中国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的王立梅赴美协商与古根海姆博物馆合办“中华文明五千年艺术展”事宜。临行前，启功老人委托她去找一个叫安思远的美国人，启功先生说他手中藏有《淳化阁帖》，希望王立梅能促成《淳化阁帖》的回归。老人说，如果真的见不到宋刻真本，他死不瞑目。
后来王立梅回忆时说到，当时自己也并不了解《淳化阁帖》的价值，出于对启功老人的敬重，一到纽约，就发动自己的朋友寻找叫安思远的美国人，后来她通过好友梅缵月，登门拜访安思远。
安思远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市，祖上做过康涅狄克州的州长。他的父亲是著名牙科医生，母亲是歌剧演员。安思远一直对收藏文物情有独钟，与中国颇有渊源。经过多年的钻研和实际运作，他成为中国古代艺术收藏界的泰斗，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眼光和品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
今年70多岁的王立梅用“像博物馆一样”来形容安思远的家和他的收藏：地上铺的是清代有瑞龙图案的宫廷地毯，靠墙条几上放的是唐代的思维菩萨，墙上嵌的是元代道教壁画，门旁立着的是唐代陶俑，多宝格里摆的是清代单色釉瓷器。书画库里恒温恒湿，收藏条件非常好。
王立梅和安思远先生的交谈很融洽，于是提出了看《淳化阁帖》的要求。当四卷《淳化阁帖》放在王立梅面前时，她万分激动，先去洗洗手，又戴上手套才虔诚地、屏息静气地翻阅着宋刻真本，安思远坐在对面一直盯着她看。当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看完最后一页时，安思远高兴地说：“我没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欣赏法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它，他们都认为这是印刷品，就像邮票一样，没有什么价值。”接着又说：“我看你这样看重这件法帖，我很高兴，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启功先生看，让真正欣赏它们的人看。”同时也透漏出可以拿其他文物交换《淳化阁帖》的意思。
1996年9月，经过多方面的协商，安思远携四卷《淳化阁帖》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展览。启功和国内专家对这四卷法帖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是宋刻宋拓无疑。故宫博物院通过王立梅女士沟通，希望能够促成以其他文物交换《淳化阁帖》一事。安思远提出可以用故宫收藏的朝珠交换，但是故宫只肯出三串一般的清代朝珠，以至于著名书法家启功老先生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写信：“窃念我故宫所存清代珠宝之属甚多，只有经济价值。而与历史文物不可并论。倘略出够资格之珍珠宝石物品，出手方不寒俭。”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接到信后，让王立梅女士亲自到故宫博物院再行挑选可供交换的物品。但最终结果未能让安思远先生如愿，他得到回告，有好的，但都是在典章制度中有记载的，不宜拿出交换。
安思远提出故宫收藏的翡翠或家具也可以，故宫博物院又拿出翡翠。安思远看了之后不以为然；安思远提出用红木家具交换亦可，故宫博物院又端出一把红木椅子……最终的交换没有成功。历经种种变化，安思远还是把话留下：“我还可以等，先将它们放在香港，如果有消息，我可以马上将它们送回来。”
安思远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交换的消息。到了2002年，老先生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据说在房间里也难走足二十步，他没有后代，也没有合法继承人。按照美国法律，一旦安思远故世，包括《淳化阁帖》在内的所有遗产均归国家所有，他收藏的相关文物极有可能进入一向收藏中国文物丰盛的美国弗利尔博物馆，那《淳化阁帖》将永无返国之望，为了实现让《淳化阁帖》回归中国的愿望，安思远先生透露了出让《淳化阁帖》的消息。
2003年4月初，上海博物馆邀请王立梅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安思远商谈购买的事情。到达美国的4月7日晚，王立梅立即登门拜访安思远先生，并明确地向他提出欲收购《淳化阁帖》，希望他给一个合适的价格。安思远告诉她：“我只希望《淳化阁帖》回到中国，所以我对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开的价是600万或550万美元。我知道您是为国家买，所以给您的价格是450万美元。”在安思远先生看来，是中国艺术给他一切，他也要将这一切还给中国。
4月9号晚上，在安思远家，王立梅对四卷《淳化阁帖》进行了验收。虽然安思远对王立梅及其信任，她还是按规则办事，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办理了由北京歌华集团驻美办事处出面做担保的相关事宜。
4月11日上午，王立梅和纽约的两位好朋友一起冒着大雨去安思远家，将已经包装好的《淳化阁帖》取走，然后直赴机场。手里提着这不显眼的黑帆布旅行包，王立梅从容地登上了祖国的飞机，她心里踏实了，默默地念着：几年了，终于把《淳化阁帖》带上了回归祖国的旅程。至此，流散海外的我国千年国宝终于安全回国了。
回归难题
2002年在安思远先生有意出让《淳化阁帖》的消息传出来以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拍卖行等也都想要。安思远是一位非常热爱中国的文物收藏家，他不止一次地对王立梅说：“是中国艺术品给了我一切，我愿为中国做一些事。”王立梅与安思远频繁接触，洽谈此事时，安思远说：“《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宝物，应该让它回归故里。
事后，王立梅说，《淳化阁帖》的最终归宿只能是中国的博物馆，如果通过拍卖行的途径回归的话，可能国家付出的要更多，甚至有可能再次流出国门。当时有些拍卖行就是准备把这件文物卖给比利时人。最后《淳化阁帖》成功地被上海博物馆收购，了却了几代人的文化夙愿。
《淳化阁帖》的回归一直都是秘密进行的。从确定购回到派人谈判，从美国纽约起飞到上海落地，每个环节都严格保密，以致一向嗅觉灵敏的美国索斯比拍卖行也毫无察觉。直到7月25日，上海博物馆向中外新闻界发布消息后，美国的文物商才如梦初醒，惊呼：“中国人把一件令世界梦想的艺术珍品悄悄地抢救回了他们的国家。从收藏角度说，这是令我们沮丧的，但从保护艺术品的立场看，《淳化阁帖》叶落归根，也算是得善其终……”
国宝内涵
《淳化阁帖》全名《淳化秘阁法帖》，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下旨令翰林院侍书王著，从宫廷内府秘藏的历代书法中挑选出精品，经双勾描摹后，镌刻在枣木版上，用名贵的歙墨和澄心堂纸，拓印编成10卷，然后将少量墨本赐给亲王大臣。这部书帖将宋以前的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名家共103人的420篇书法汇集在一起，行楷草隶篆俱全，名家包括有钟繇、柳公权、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等。《淳化阁帖》由此成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淳化阁帖》中的第六、七、八卷均是摹刻王羲之墨迹的专卷，王羲之真迹现已失传，目前所能见到的王氏摹本也只有20余种，而《淳化阁帖》中汇集了王羲之的《定武兰亭序》(吴炳本)、《孔侍中帖》、《妹至帖》、《十七帖》、《集王圣教序》等，此卷共收录王羲之170帖，可以说是天下一等的“准真迹”。《淳化阁帖》第四卷是欧阳询、楮遂良等历代名臣法帖。唐代大书法家欧阳洵只留下一件“欧体”真迹，算上摹本、碑刻，也不足20余件，而《淳化阁帖》收录了30件。
《淳化阁帖》中除了介绍二王的书法，更把魏朝钟繇和历代名家的书法做了一番探寻。钟繇的行狎书，墨迹已经失传，而《淳化阁帖》中仍存有他的《雪寒帖》。唐朝书法大家虞世南书法平正婉和，颇有王氏书风，存世作品不多，而《淳化阁帖》中则刻入了他的《左脚帖》六行行书尺牍。
《淳化阁帖》容纳了较多不同形式的书体面貌，对我国书体流传，尤其对宋代行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淳化阁帖》中，刻录有西晋武帝（司马炎）、宣帝（懿）等很多帝王所写的行书，臣僚像王导、庚亮等人，善写的就更多了，使行书在书法艺术上形成一大体系。自《淳化阁帖》问世后，为宋代官私刻帖开创了风气，以后以《淳化阁帖》为祖本翻刻的拓本不计其数。
国宝价值
《淳化阁帖》上面有北宋佚名人跋一页和南宋宰相王淮跋一页，每卷前有王铎题签，这些都说明它是北宋原刻原拓，后来经过考证知道它是宋太宗赵光义刻的。单是从上面几项条件来看，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已充足了。这四卷《淳化阁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丛帖，其历史价值、文化艺术内涵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现在仍然能够有真迹保存下来实属不易。
《淳化阁帖》除了具有书法意义外，《淳化阁帖》所采用是双勾描摹的刻帖方法，双勾描摹就是把透明的书写纸覆在原帖上，用硬笔沿字点画的外沿精确勾画，然后照空心字描摹。它最大好处就是在勾勒过程中能加深对原帖点画形态的认识，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帖的风貌，弥补了原来面对墨迹临摹和“向拓”（向拓就是用上过蜡的透明纸，映着窗户的阳光，用极细的笔锋勾摹墨迹轮廓，然后用墨笔填满笔画）方法的不足，因此摹勒逼真，使先人书法得以流传。启功老先生称这部书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故此法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国书法的传承历史上，《淳化阁帖》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汇帖，基本将宋以前书家名作一网打尽，也最终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一向对古帖甚有研究的中国文物界泰斗徐森玉对《淳化阁帖》一直念念不忘，他一再对门徒称“有几件东西一定要弄回来”，“这几件东西”里就包括《淳化阁帖》。
安思远在竟拍《淳化阁帖》时，曾经问过他的收藏顾问安氏的“掌眼人”吴尔鹿，《淳化阁帖》有什么可比性，吴尔鹿告诉他，德国政府以300万元美元购进有古登博戈插图本的《圣经》，可以与此类比。这本圣经出版的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元末明初，是最古老的本子。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曾经这样评价到，《淳化阁帖》所用的纸为澄心堂纸，澄心堂纸一直作为贡品，供宫中御用。现在就是一张仿制的没有字的澄心堂纸，都要卖到3万元，所以四卷《淳化阁帖》，光是卖纸，就值好几百万，《淳化阁帖》刊刻以后，也只是将少量的墨本赏赐给王公大臣，所以完全无法估算《淳化阁帖》的真正价值。
同类国宝
中国古代书法作品流入国外，以日本最多、最早。由日本人内藤虎私人珍藏的《澄清堂帖》是王羲之草书法帖的代表作。明万历十三年，大书法家邢侗从文征明的停云馆购得此帖，请刻石名家长洲吴应祈父子抚勒上石，成就邢本《澄清堂帖》，此帖是邢侗从传世王羲之法帖中博采众名家之言去伪存真的选刻本，一经问世，即被誉为“密本”、“世间无第二本”、“天下第一帖”。
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的《九成宫醴泉铭碑》是由魏征撰文，欧阳洵代笔的作品，也是欧阳洵晚年的楷书代表作，自古被奉为经典。原石现存于陕西麟游县，损伤严重。日本所藏为宋代拓本，风姿瘦劲，是传世之善本之一。
《大观帖》的第三卷是美国人翁万戈的私藏。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因《淳化阁帖》刻板已断裂，遂将内府所藏墨迹，命蔡京等摹勒上石拓为10卷，因刻于大观年间而名。当时正值北宋经济繁荣时期，百工技艺极为纯熟，徽宗本人又精通书画，对刻工要求十分严格，此帖不仅纠正了《淳化阁帖》在编次、标题中的许多错误，而且摹勒精细准确，刻工精良，为历来书法家所重视。
世界最早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名称：《永乐大典》
创作年代：1403—1408年
类别：百科全书，是以辞典形式编排的大型工具书。它搜集、整理人类积累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科专门术语、重要名词（人名、物名、地名、事作名称等），分列条目，加以详细的叙述和说明，百科全书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超过其他类型的参考工具书。一部好的百科全书有较权威的学术地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科的最新动态及科研成果。
流失时间：1860－1900年
收藏地：大英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等地。
流失原因：鸦片战争时期被英法联军抢夺，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被焚毁，所剩部分遭到各国列强的瓜分。
编纂过程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借“靖难”之名，赶走建文帝，夺取政权，年号“永乐”。为了消除朝野的不平之议，炫耀文治，效仿盛世修书的前朝旧例，准备修纂一部大型百科类书。明成祖朱棣召见翰林学士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要求收揽天下古今各类书籍编纂成册。经解缙等147人一年多的努力，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上呈，朱棣命名《文献大成》。
朱棣翻检后，认为还没有把所看到的书都写进去，记载也显得简略，很不满意。于永乐三年（1405）命七十岁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等人重新修纂，并召集满朝文士、四方宿学鸿儒、僧道名医和擅书能画的人才共三千余人，分任编辑、校订、审核、抄录、绘图等诸项工作，在南京文渊阁开馆修书。历时三年，于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编写完成。
编纂完成后，明成祖龙颜大悦，将这部亘古未有的皇室巨著赐名为《永乐大典》，并撰写序文，称赞此书为“总历代之典”。随后，他又从全国征集一大批善书之人，开始清抄纂录，于1408年冬，全书大功告成。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作为皇家藏书，秘不示人，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即文昭阁）。此后，《永乐大典》深锁禁宫百余年，少人问津。
据《明实录》载，直到弘治时期（1505年—1522年），明孝宗朱樘才有查阅的记录，他曾命人将书中所搜辑的药物、禁方抄出给御医药房，而且亲自书写书中的一些金匮秘方赐给太医院应用。明世宗嘉靖皇帝继承皇位后，为在大礼义中取胜，曾多次翻阅古礼义之书，以作为自己“继统”的依据。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颇为喜爱，他常把它放在案头，随时浏览。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午门、奉天门及三殿火势连绵，文楼离三殿比较近，情势危急。对《永乐大典》钟爱颇深的嘉靖皇帝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焦急失态，足见《永乐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幸亏抢运及时，《永乐大典》逃过这场浩劫。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嘉靖面谕大学士徐阶，命高拱、张居正等人着手重录工作。为此，国子监特招收儒生109人专司重录工作。此次重录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誊写人员每天早入晚出，登记领取《永乐大典》，每册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等衔名，严禁私自带出雇人抄写。每天三页，不得挖补涂改。
历时六年，至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副本抄录完毕。重录的《永乐大典》称为嘉靖副本，它的格式、装帧与原本一般无二，令人叹为观止。《永乐大典》重录之后，有关正本归贮的记载寥寥无几，从此正本失去所在，踪影全无，以至引起后人对此做出了种种猜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
曲折经历
康熙年间的一天，徐乾学、高士奇等官员推开了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大门。这是一座古老的皇家档案馆，始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整个建筑用石头雕砌而成，防火防潮，能很好的保存各种皇家档案。让人意外的是，《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安静地躺在这些皇家档案中，这是自明朝之后《永乐大典》首次重现于世。但是此时的《永乐大典》已经残缺不全了，更令人痛心的是，这部无与伦比的世界瑰宝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而起伏变化，饱经劫难与摧残。
清朝雍正年间，《永乐大典》移放到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修篡《四库全书》时，准备从《永乐大典》中借用一部分，清查发现《永乐大典》已缺失2422卷，1000余册。乾隆皇帝怀疑康熙年间修书时，总裁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私自携带回家，便下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两家查访。遗憾的是经过多方查找，一本也没有找到。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曾经发生一起《永乐大典》失而复得的案件。《四库全书》修撰官黄寿龄私自携带6册《永乐大典》回家阅览，途中腹泻下车，包裹被小偷窃走。乾隆听说后非常愤怒，下令严缉盗贼。因为追查急迫，盗贼无法脱手，一个月后又把6册《永乐大典》放在御河桥边。黄寿龄自然也就受到了处分，被罚了三年的俸禄。
《四库全书》修篡完毕之后，清政府对《永乐大典》的保管也大大不如以前。嘉庆、道光年间修《全唐文》和《大清统一志》时，被翰林院官员又偷盗出100余册。道光以后，《永乐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无人问津，更引发一些翰林院官员偷盗之心，这一时间的丢失速度惊人。
《永乐大典》是其他书本的两倍大小，偷起来不是很容易。据清人缪荃孙记载：翰林院的一些官员偷书伎俩极为巧妙，他们一般选择在冬天进行偷窃。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把它叠成形状如两本《永乐大典》大小的样子装在包袱里。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他们将《永乐大典》放在包袱里，却把原本在包袱里的棉袍穿在身上，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晚上带包袱而去，也就不起疑心了。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破坏和抢劫，英军把抢掠的《永乐大典》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吏偷盗《永乐大典》，以1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售给各领事馆的洋人，此时丢失的《永乐大典》不计其数。光绪元年（1875年）清理翰林院藏书时，发现《永乐大典》仅存5000余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仅剩下800余册。有史料记载，光绪年间一位翰林侍读文廷式，一人就盗走100多本《永乐大典》。文廷式死后，这些书又被其后人出售，卖给洋人或者古董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成为战场，藏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也难逃劫难，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有的被侵略者用来垫马槽，有的被放火一烧了之。幸存的一部分有的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有的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翻捡拾走。毗邻翰林院的英国使馆中有个叫翟理斯的官员，在余烬未熄的翰林院里寻觅，拾得一些残本，他特意把其中卷13345这一册作为战利品收藏（如今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副本损失殆尽，流失海外的残书，经数十年反复搜寻，目前，全部加起来也仅有300多册、约800余卷，也就是不到原书的4%，其他的96％不知下落。《永乐大典》惨遭浩劫，令人心痛。清朝末年的改良派诗人、著名外交官黄遵宪出使英法时，友人赠诗中就有“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的句子，对他到域外搜求《永乐大典》回国寄以厚望。
重聚过程
宣统元年（1909年）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时，《永乐大典》从乾隆年间的万余册流失到只剩下64册。这一部分被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清末大臣陆润痒运回府中。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痒处，将64册《永乐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永乐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他遗散的《永乐大典》。中国著名学者叶恭绰在1920年曾从伦敦古玩肆中发现并购回了一卷散失在外的《永乐大典》。经过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已达93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多灾多难，《永乐大典》也随着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饱受战争之苦。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宝便已牵动众人心。国难在即，政府下令将故宫第一批精品文物移送到南京。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北京图书馆）选送一部分古籍南迁，以防不测。接到电传后，北平图书馆立即将3000册（其中有经过精选的60册《永乐大典》）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