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以后，为了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当时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1941年的上海海关已经被日军封锁，所有进出物品都要经过日军的检查和许可。国人要想将物品安全送出上海海关，困难重重。经过精心的布置安排，钱存训找到一位在海关工作的中国人做内应。送到海关后，这批箱子并不开启，而是由这位内应人员直接签字放行。这批善本就这样在战火中被运到美国，并且一去就是24年。1965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这批善本安全转运台湾，60册《永乐大典》也在其中，目前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多方全力搜求《永乐大典》。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把11册《永乐大典》赠还给中国政府。此后，我国许多公私藏书家慷慨解囊，将珍藏的《永乐大典》贡献国家。周叔先生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的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国家图书馆前身）。
此后，北京大学也将4册《永乐大典》移送北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赵元方、徐伯郊等著名收藏家也把自己精心收藏的《永乐大典》拿了出来。《永乐大典》的捐献工作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周总理出使印度参加了亚非会议以后，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社会也给予我国《永乐大典》收集工作很大的支持。苏联先后三次归还《大典》共64册，1955年，德国把原收藏在莱比锡的3册《永乐大典》通过图书交换的方式送还我国。1960年，在我国国情非常衰落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时至今日，国家收藏的《永乐大典》由110册增加到了216册，这其中，包括台湾故宫博物馆的60册。由于至今只能见到这点残本，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
国宝内涵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它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包括正文22877卷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以称得上是庞然巨著，每本相当于现在普通书籍的两倍大小，全部用毛笔工楷书写，总字数约3.7亿字，体积达40多立方米。《永乐大典》的装帧独具一格，全书采用上等白宣纸书写，印有朱丝栏，每半页8行，大字占一行，注文等小字抄成双行28个字，用正楷抄写。凡是有关名物器什、山川地形等，均用白描手法绘制，堪称佳品。凡单字注释、引文之书名、作者，皆用红字写出，非常醒目。成段或全书采录文献则一字不改，每册书长50.3厘米，宽30厘米，厚2厘米左右。书面硬裱，外用黄色丝织品包裹，显得庄重大方。
《永乐大典》编纂之初，定有二十一项制度，对材料的取舍、分类、排比等都有明确规定。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以韵统字，以字系事。凡是和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非常详细。凡入编书籍，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段、整编、整部分类编入。这种编辑方法虽有紊乱无序的缺点，但宋元以前之佚文释典，赖其多得而传世。它保存了明代以前的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永乐大典》所征引的书籍，都是根据明朝文渊阁所藏宋、金、元精本摹写，与今天的通行本相对照，足可订正今本之文字讹误。《永乐大典》中地方志各州、府、县的山川、气候、物产、风俗、人物、艺文等资料，尤为详尽可信，并可弥补其他书之所缺。以浙江省富阳市文物馆的《永乐大典》副本为例，此册副本是按照《洪武正韵》之“京”韵分类汇辑与“京”有关的地理、事件等内容。“卷之七千七百一”的内容为“京南京”，涉及南京的山川、庙宇、官署、桥梁、街市、邮铺、园圃等地理分布及南京的历史变迁。
例如，《永乐大典》中的医学部，不仅编纂精审，而且征引医籍特别多。现存《永乐大典》至少还可辑出五十多种，这些医籍都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的宋元医学名著，内容包括内、伤、五官、儿、妇、产等诸科，所记验方，均切实可行。其中还有不少医案验方，对治疗疑难杂症，亦颇有功效。它对研究古代中医学、药物学以及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都有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永乐大典》内保存的许多唐人诗歌，其中如著名诗人王维、韦庄、王贞白、李群玉等人的一些作品，都是《全唐诗》没有收录的。也就是说，大典中的每一部分记录，不仅严格按照历史记载，而且全面详细，对于研究明朝以前的社会、文化各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国宝价值
《永乐大典》完全是保存古代的典籍，在编篡时，不改古书的一字。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地系统整理，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宏伟的百科全书。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同时也对后人了解历史原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人这样形容这部经典巨作：它就像一条船，曾经如此庞大和华丽，把中国14世纪以前的文化统统装入它的仓中。可如今，人们只能通过露在水面上的小段桅杆来猜测这艘沉没宝船中所包含的一切了。
《永乐大典》作为明初以前珍品秘籍集大成的旷世大典，比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还要早三百余年。它是一部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大型书，是中国古代最成熟、最杰出的“百科全书”。因此，《永乐大典》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名声显赫，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回归难题
2003年是《永乐大典》纂修600周年纪念年，在国内外学者和留学生的协助下，终于取得了国外17卷《永乐大典》的复制件，并且在上海图书出版社出版，为《永乐大典》的百年纪念增添了一丝亮色。这17卷遗失海外的《永乐大典》中有16卷是首次公之于世，另有一卷，上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本已收，但有缺页，这次觅得全帙而重新刊印。这个出版项目已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期待和关注，也是我国珍贵历史文献一次重要回归。
几十年来，海内外仁人学者不辞艰辛，一直致力于永乐大典的回归工作。复印卷宗虽然填补了我国《永乐大典》的一些空白，但是它们的原件现仍然收藏在国外，其中美国二卷、日本二卷、英国五卷、爱尔兰八卷，国家更加关注的是文物实体的回归，在《永乐大典》的回归工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本失踪之谜
《永乐大典》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叹，它的毁灭带来了强烈的悲伤和遗憾，留给后世许多有待探寻的不解之谜。《永乐大典》重录之后，有关正本归贮的记载隐晦不明，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
我国文学泰斗郭沫若署名的《影印〈永乐大典〉前言》中主张《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清交替的战火之中。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尽，明朝灭亡。不久，吴三桂、多尔衮的满汉联军在山海关和大顺军展开激战，4月26日，大顺军败退北京。4月29日，李自成匆忙即位称帝，翌日晨便撤离北京，走之前放火焚烧了宫殿和各门城楼，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
当代历史学家王仲荦认为，正本没有销亡，有可能藏于皇史夹墙之内。作为皇家档案库，皇史建筑奇特，门、窗、大梁全用砖石，殿基耸出地平，具有防火防水功能，东西墙壁厚3.5米，南北墙壁厚6.1米，有藏贮巨物的可能。
另外一种便是葬于永陵的说法，这也是最近呼声比较高的主张之一。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张忱石在1986年出版的《〈永乐大典〉正本之谜》中首先提出了这种意见，得到了多人附议。
据史料记载，嘉靖帝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已向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四年后，嘉靖驾崩，三个月后下葬。葬礼刚结束，隆庆帝便宣布《永乐大典》已抄成，赏赐重抄的儒臣。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代皇朝修典既成，在大肆张扬进呈褒奖，并在官修书目中记录，以标榜皇恩浩荡，这已是历代皇帝修典的定式。《永乐大典》重录后却没有这样做，成为仅有的特例。
按照惯例，在《永乐大典》编写完成后，应该明确记载正负两部书的收藏地点。但是当时的记载很模糊，到了明末，熟悉宫廷内情的宦官刘若愚写了一本《酌中志》，书中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著称。据书中记载，明末时期已经没有听说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更不知道《永乐大典》贮藏于何处。乾隆九年至四十年间，清政府曾把宫中藏书清理过，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一起，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但是这部书里面并没有关于《永乐大典》正本的记载。
古代常有以死者生前所爱之物随葬的风俗，嘉靖皇帝生前对《永乐大典》珍爱有加，作为万民之主，出于一己之私，将《永乐大典》正本殉葬极有可能。历时12年建成的永陵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建于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地宫规模很可能在长陵之上。它在环境上可能对珍藏《大典》正本作了充分的考虑，规制壮丽的永陵玄宫也为殉葬提供了有利条件。
直到现在，流失海外和国内陆续搜集的残本也都是嘉靖重录副本或其他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一卷也未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尽管众说纷纭，说法不一，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几百年来，《永乐大典》正本却从未现身过，所有的正史野史也找不到关于正本的准确记载。正本的究竟所在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或是考古发现等新的线索去考证。
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敦煌遗书
名称：敦煌遗书，指清代以来，在古敦煌境内莫高窟藏经洞内出土的5-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包括大部分官私文书。
创作年代：从东汉起到元代，延续十多个朝代（公元2～14世纪）。
发现时间：1900年6月22日
流失时间：1905—1929年
收藏地：俄罗斯12000件、英国13300件、法国5700件、日本1000件。
流失原因：各国豪强利用莫高窟看守人王道士的愚昧无知，盗窃、骗取敦煌遗书。
曲折经历
敦煌的盛名来自莫高窟。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莫高窟这个词最早见于隋代营造的第423窟内的墨书题记《莫高窟记》。莫高窟的含义大抵有两种，一是说建造佛洞的人，在俗家弟子的修行中的修为是最高的。莫是“不可能、没有”的意思，莫高窟就是说没有人的修为比建造者更高了。二说即盛赞莫高窟建造水平极高，没有水平更高的石窟了。
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战火四起，中原大批硕学宿儒和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相对稳定的河西地区避难，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尤其汉魏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自从乐樽和尚在这里建造了第一窟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建造，莫高窟在最辉煌的唐代，已成为拥有一千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聚集了众多的寺庙和僧侣，也收藏着大量的佛经、佛像、佛画等宗教宣传品和其他文书档案。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明代长城的最西端修建在嘉峪关，敦煌于是处于中央管辖之外。嘉靖时期，嘉峪关被封锁，敦煌更是无人问津，静静的矗立在漫漫的沙漠中，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
清朝光绪年间，在窟南区北段居住的王道士，以修窟补佛的名义，开始清理沙石，供奉香火，同时四处化斋布道。等到小有积蓄时，在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也就是今天的“下寺”。他雇了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时，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就让杨某在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兼收布施并登记入账。1900年的6月22日，杨先生在抄经文时，用芨芨草杆点烟，然后顺手将点烟的芨芨草插入甬道的缝隙中，谁知长长的芨芨草竟然插不到底，越插越深，掉了进去。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道士，他们敲击甬道墙壁似有空音传出，就怀疑里面是空的。等到半夜的时候，他用力把墙打开，发现隔壁有一个密室。这个被神秘封闭的小石窟（又称17窟藏经洞）里，有无数的白色包裹，排列得非常整齐。打开一看，每一包里有经书十卷，其他还有佛祖绣像，平铺在白包下面。
一个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手稿、文书、织绣的宝库被打开了，本来一段尘封的辉煌重见天日本来是件大好事，可惜，这个发现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当时的国家正处在多事时节，没有文化的道士掌握着一批无价的国宝，其命运只能是走向悲惨。因此，从发现它的那天开始，就注定悲剧的发生，由此也撕开了敦煌百年的伤痛史。
自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两次把洞内所藏的经书送给当地的官员，官员们把这些东西当作鉴赏的古董和官场结交的礼品。这也是敦煌遗书的首次流散。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知县那里看到了一部分遗书，叶昌炽了解到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由于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因此藩台衙门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王道士又把部分写卷、佛画送给肃州兵备道廷栋。廷栋不识货，他把经卷送给了在嘉峪关税务司任职的比利时人，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的遗书就这样传播开了。
俄国人奥布鲁切夫于1905年10月到敦煌藏经洞，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两年。他在敦煌用几包日用品，便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敦煌文书两大包，600多卷文书和写经，如今这些遗书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件。这些书具体是如何运回俄国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翻译蒋孝畹从商人口中得知在莫高窟的一间密室里面秘藏有大量的古代手稿经卷，为了找到旷世奇宝，他们日夜兼程顶着黄沙向莫高窟赶来。斯坦因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经过斯坦因多方面观察，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所以他借机发挥，把自己也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他用宗教信仰把王道士的思想沟通了，王道士答应让斯坦因看这些经卷。
斯坦因所看到的宝藏，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用坚硬的纸张所写的汉文佛经。第二种是藏文写本。第三种，也是斯坦因最高兴的，是一些古画，绢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颜色协调，鲜艳如新。这次斯坦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及其他文物5大箱，里面装有五百多幅中古时代的绘画和刺绣精品。他们怕外人知道，盗宝工作一般在晚上进行，他们连续盗掠了七个晚上，斯坦因雇了四十多头骆驼才全部运走。10月份，斯坦因委托蒋孝琬和另一个中国人潜回莫高窟，诱取了230捆手稿。历经一年多时间，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
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他凭着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袭用斯坦因的老办法。先是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在藏经洞里翻看了36个晚上后，以一个重约50两的银元宝买一捆写本的价钱，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他自己也曾自诩说，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珍稀的经卷写本和一些画卷共6000多卷，被装到10辆大车上运送到巴黎，藏入国家图书馆。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展示在全世界面前时，清政府才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清政府教育部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开始搜买敦煌遗书。人们意识到这些经卷有利可图，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藏书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押送进京的任务交给了新疆巡抚何彦升。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袋装的敦煌遗书被搬出来时，很随意的扔在大车上，用草席捆扎遮盖，然后把堆满车上的文献刹紧。
运载遗书的大车离开藏经洞，首先到达敦煌县城，然后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到兰州，兰州以后再从定西到北京，一路有多少人参与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成了永远的谜。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他的岳父李盛铎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的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以充不足之数。李盛铎窃去的那些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
1911年另一位俄国人奥登堡率团至莫高窟，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了将近3000卷遗书精品。1911年10月，以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为首的探险队来敦煌，他们是由日本著名的盗宝专家大谷光瑞派遣而来。两个人先后在莫高窟住了4个月，和王道士经过长谈，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敦煌遗书近四百余卷。吉川小一郎分得了100多卷写经，两尊精美的塑像。橘瑞超得到了260卷写经。
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白银五百两又买走王道士私自收藏的经卷五百七十余件。就这样，由于当时清朝政府的昏庸和腐败，招致帝国主义者接踵而至，加上王道士对文物价值没有一点点的认知能力，导致文物大盗对敦煌宝藏进行了可耻的掠夺和盗窃，使大量的稀世珍品流散海外。
总之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是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但大量珍贵敦煌遗书仍流散在世界各地，英国有1.3万件、法国有5700多件、前苏联1.2万件，在日本、美国、丹麦等国1000多件……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一段伤心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愚昧、衰弱的镜子。
国宝内涵
据敦煌学专家考证，藏经洞里的经书大约是北宋时期被放进去的。北宋时，由于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进步，大量新的写本印本经典涌入敦煌。于是，当时的管理者把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藏书清理活动，整理出来一大批认为没有用的文化典籍。他们把这些典籍和各寺院以前不用的经卷和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废纸以及旧幡画，多余的佛像等集在一起。按我国的习俗，字纸是不能随便乱丢的，他们将这些书、纸、画、文书等捆好，放在第17窟中。然后将洞口封起来。
宋代人作为废品处理掉的东西，过了900年后，它成了罕见的瑰宝。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遗书约5万余件，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其中有些是无价之宝，如早期禅宗文献、古佚经疏、疑伪经典、净土教及三阶教文献等，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研究资料，为全面了解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关系、各民族的文化成就和社会状况以及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敦煌遗书中的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其内容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医学穴位图，有军事文书，有诗稿小说，有舞谱，有乘法口诀，还有字帖、地契、卖身契等，林林总总，举不胜举。而且全部出自当事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从而是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从中已经发现了许多世界第一。在自然科学方面，敦煌学家从遗书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最古老的书籍、最早的火枪、最早的马具、最早的星象图等；在社会科学方面，科学工作者从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乐谱、最早的棋经、最早的舞台演出图等。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书道博物馆所藏《譬喻经》，上面有“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的记载。“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敦煌遗书的最早纪年。敦煌遗书中还有多少个世界第一，这个谜只有等待全世界的敦煌学专家来回答。
尤为珍贵的是，遗书中还保存了少量的中国的初期印刷品，为探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和历史线索。例如，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为父母双亲祈福用的雕版印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是世界上第一份雕版印刷作品。全卷长约533厘米，高30.5厘米，是由七张纸拼接而成的，卷首是释迦在舍卫国孤独园为孤独长者说法的画面，景物措置丰富，线条精密繁复，布局剪裁得当，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作品。它也是至今存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现收藏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
国宝价值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
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这样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两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这段话精准地确定了敦煌地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显要地位。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
敦煌遗书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20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敦煌文物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归难题
敦煌遗书大部分流失海外，中国还能够要回来吗？很多著名的学者在全国最高会议上提出，能不能通过联合国提出要求，把敦煌遗书要回来。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敦煌遗书如果能够回归，可以弥补我们民族百年来的又一创伤。
被斯坦因劫去的敦煌遗书，直到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才将英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与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进行交换。而伯希和所得到的，直到1979年，法国巴黎图书馆才提出交换馆藏敦煌遗书胶卷。
我国曾派出几十位敦煌专家前往国外，希望索回敦煌文物，然而大都无功而返。1997年10月9日，日本友人青山庆示遵照其父青山杉雨的遗嘱，将家藏的8件敦煌遗书送回敦煌，开创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故里的先河。青山家族归还的遗书中，有一份《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日至十二年历日》经有关专家研究鉴定，它是现在已知中国最早的月食预报材料，且推算得相当精确，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弥足珍贵的史料。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对青山家族表示称赞，并希望日本友人的举动能带动更多散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故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没有一个国家或是个人把敦煌遗书交还给中国。
中国学术界就有一个强烈的呼声，希望流失在其他国家的敦煌遗书能回归中国。经过海内外很多专家的努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失海外的敦煌汉文文献通过出版形式开始全面回归。2005年，英国和法国就藏文文字的文献出版事宜和我国进行协商，这也是敦煌民族文献回归的一种方式。出版的文献只是敦煌遗书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更多敦煌遗书能早点“回家”，哪怕只是“回来看看”。
西域的地下博物馆——浩瀚的吐鲁番文书
名称：吐鲁番文书，是指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以及一些古城包括楼兰、米兰、于阗、高昌、交河等洞窟遗址出土的纸质写本文书。
创作年代：西晋十六国到元代(大约4—14世纪)
类别：古代文献
流失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
持有者：俄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典、法国等数十个国家。流失原因：西方列强对西域墓葬群的肆意挖掘和盗取。
曲折经历
站在嘉峪关的城墙上向西望去，沙海茫茫，透出一种神秘的荒凉。走过敦煌再向西，沿着丝绸之路的方向过去，在绵延无际的戈壁砾石沙漠中，有一块小小的绿洲，它就是有着“沙漠翡翠”之称的吐鲁番。吐鲁番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它源源不断地接受各种文化的熏染，有着丰富的遗迹和无数的稀世珍品。正是这片土地所拥有的丰富的文明遗址，在近代遭受了西方强盗的劫掠。
19世纪末，吐鲁番地区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的多次掠夺，他们除掠去大量艺术珍品外，也窃去不少文书、墓志。从俄国人普丁谢夫最先到我国新疆开始盗掘的1811年算起，直到1935年，俄国、英国、德国、匈牙利、荷兰、法国、芬兰、瑞典、日本、美国等纷纷组织探险队，到新疆“考察”竟达100多次。这些文化强盗对吐鲁番文书和文物进行了贪婪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
1890年，法国人杜特雷依在俄国领事馆的支持下，来到中国。沿着丝绸古道的南路向东在民丰、且末、罗布泊一带对古城和墓葬群进行了盗掘，获得了大量的文物和吐鲁番文书，前后长达三年之久。杜特雷依把文书运回巴黎以后，陆续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他的经历和收获，吸引了欧洲人对丝绸之路文物的关注，成为后来大批人到吐鲁番进行文物盗窃的重要因素。
瑞典人斯文·赫定是1895年第一次来到和阗河与叶尔羌河之间的沙漠中寻宝，不久他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座古城，带走了很多古代印度的卢文文卷，临走时还毁掉了带不走的古文卷。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斯文·赫定先后挖掘了几座古城，最后取道北京回国。由于他因此而获得了相应的地理学奖章。1899年，他在瑞典国王的赞助和俄国沙皇的派兵保护下又一次来到中国，打算对楼兰古城进行盗掘。
1900年春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正在罗布泊西部探测，他的维吾尔族向导阿尔迪克，在返回考察营地取丢失的锄头时，遇到风暴，迷失了方向。这位机智勇敢的维吾尔族向导，凭借着微弱的月光，不但回到了原营地，摸到了丢失的锄头，而且还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和密集的废墟，沙土中还半掩着雕刻精美的木头和古代的铜钱。阿尔迪克在茫茫的夜幕中发现的遗址，后经发掘证实就是楼兰古城。斯文·赫定带走了150多件写在纸上和刻在木板上的汉文图书，这些文书上不仅有汉朝的年号，还有楼兰的字样。这些是楼兰古城中遗留下来最珍贵的古书。接着，他又盗掘了米兰古城。楼兰和米兰两座古城是吐鲁番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他们带走的文书和资料取得的成就，在19世纪就引起了全世界考古学家关注。
1897年，俄国彼得堡科学研究院派出以克列门兹为首的考察队到达吐鲁番，这个并不懂得考古的人，在3个月的时间里，疯狂发掘了回鹘王国的旧城亦都护城、高昌、吐峪沟、木头沟和其他一些古代遗址，以及130个佛窟和墓葬，获得不少汉文、梵文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即所谓胡语）书写的古代文书及古石刻。随后他将这次挖掘获得的精致壁画、铭刻和古写本盗运回国。这次所谓的考察给克列门兹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发表了众多有关考古所得的资料。1899年10月14日，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俄突厥学家拉德洛夫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惊人发现，引起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从此也拉开了西方考古界对新疆这一地区疯狂盗墓的序幕。
英籍的匈牙利人斯坦因看到一些前人研究的文献，对新疆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于1900年来到和阗地区。在1900年5月到1901年7月，潜入中国西北地区活动，在新疆天山南道等处考察。他挖掘了尼雅和丹丹乌里克众多遗址，盗走了公元1至3世纪的文书文物，其中有8封用粟特语写成的书信，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字纸，还带走了一些简牍和羊皮文书。1906年，他第二次到新疆，再次在尼雅发现了一个古代官邸遗址，里面的文书架上放满了排列整齐的木简、账簿等。斯坦因还在玉门关附近的驿站遗址搜出了300多片木简。1907年，他又到敦煌莫高窟掠走了大批敦煌遗书。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华，又到敦煌、黑城子、济木萨古城盗掘。1914年11月，转到吐鲁番，他割剥了柏孜克里克等洞窟的壁画，盗掘了阿斯塔那48座古墓和一些古遗址，又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无知乡民挖出的文书，这一次他共盗得182箱文书、碑碣、墓志、壁画、雕塑等。
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韦德尔等人，在德国大资本家西蒙和克虏伯的资助下，于1902年8月到达吐鲁番进行大肆盗掘，带走了文书文物46大箱。1904年，克虏伯又一次资助德国人勒科克到新疆的吐鲁番进行盗掘。勒科克一行于11月来到吐鲁番，在连续九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盗劫了伯孜克里克的千佛洞和雅尔湖、胜金口一带的千佛洞，以及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他掳走的各种文字经卷抄本、佛像、古钱币等文物达数百箱。1905年12月，格伦韦德尔与勒柯克又合伙组成第三次探察队，来到吐鲁番。这一次他们一直呆到1907年春天，共盗去文书文物204箱。1913年，勒柯克又带队第四次来华，在吐鲁番、库车等地，分三批共掠走文书文物397箱。据勒柯克本人在其所著《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一书中统计，掠走的古代文物重量大约在40吨左右。他们以学术考察的方式挖掘吐鲁番的文化宝藏，所经之处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
1905年秋，俄国人奥登堡带队来到吐鲁番，他们搜寻了高昌古城及近百个洞窟遗址，盗走一批古文书、钱币、绘画、佛像和雕刻品。1914年，奥登堡再次潜入新疆，在吐鲁番东北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剥走了大量壁画，掘盗古墓，窃取文书，甚至还从阿斯塔那古墓的干尸身上剥取丝绸，共装了100多箱，取道喀什回国。
日本人大谷光瑞于1902年来到吐鲁番，他是日本首次来到西域盗宝的人，他盗取的是大量的壁画和木雕佛像。1908年，橘瑞超接受了大谷光瑞的资助来到吐鲁番，他先到楼兰古城，在古城内挖出了上百份用纸抄写的文书和文卷，这些都是十六国时期的重要文献。他得到这些东西后，遵照大谷光瑞的指示来到了苏巴什古城，但是这里已经被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的盗贼们翻的底朝天，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了。他没有泄气，最终在一座古塔中发现了宝贵的舍利子带回国。橘瑞超第三次来华始于1912年，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吐鲁番的古墓大肆盗掘，将大批出土文书文物席卷回国。大谷光瑞和橘瑞超所盗走的文书已经在日本成立了新的研究体系称为“大谷文书”（从属于吐鲁番文书）。现存日本龙谷大学各种文字的文书共7733件，也是吐鲁番文书的一部分。
由于20世纪初期的清政府腐败无能，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强盗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毁坏我国的文书文物，致使我国大量珍贵历史文书、文物流散国外，写下民族文化史上最痛心的一页。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东、西方列强的探险家们就不断地到吐鲁番来探险、发掘，带走不少地下文物，其中尤以佛窟和墓葬所出的纸质文书最为珍贵。而由中国人发掘留存在国内的出土文书，则不过百余件。
国宝内涵
丰富的历史背景赋予吐鲁番文书深厚的文化内涵。吐鲁番是东西方文化和宗教错综交织与相互融合的交汇地，是我国丝路遗址最为丰富的地区。遗存的古城、石窟寺、烽燧、墓葬、岩画等达200余处。由于吐鲁番长年少雨，气候极其干燥，使得地下埋藏的文书古物不易腐烂而能保存至今。早在西汉时期，中央已经在吐鲁番地区设校尉，东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在这里建高昌郡，后历经了高昌郡、高昌国、西州三个时期；9世纪中叶后，为回鹘占据。有着一千多年的生活史，遗址规模宏大，城郊古墓星罗棋布，比比皆是。它俨然就是延续千年的高昌社会生活的再现，也是一个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
吐鲁番文书从内容上看，可粗略分为公私文书、古籍、佛道经卷等四大类，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公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账，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数目巨大；私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各类疏(衣物疏、功德疏之类)、契券(租佃、借贷、雇佣、质赁、买卖等)、遗嘱、辞、启、信牍等；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宗教类有佛教经论，道教符、经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书和典籍。它既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面貌，又填补了我国没有唐代以前档案文书的空白。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西北历史地理与边防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民族关系以及社会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国宝价值
吐鲁番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所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非常重要。这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贾游客汇聚的地方，更是东西方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与异族文化、异质文化进行交流、渗透和融合的地方，不同民族的人群用不同的文字记录了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在吐鲁番遗存下来的文献，有24种文字，是整个丝路沿线发现文字最多的地方。吐鲁番出土文书全面而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世界主要文化的鲜明特色和具体风貌。因此，吐鲁番出土文书堪称当时人类文明的一部百科全书。
吐鲁番出土文书被誉为“高昌历史的秘密资料库”、“西域文化的地下博物馆”。吐鲁番文书在许多方面的价值不逊于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最早和最晚时间的时代都超过敦煌遗书，绵延的时间更长。而且吐鲁番文书其内涵因时代的不同而较敦煌遗书更为丰富，它正好补充了敦煌遗书中北朝隋唐世俗文书的不足，相比较来说，敦煌遗书更多的是有关宗教方面的书籍，其他文书的数量远远低于宗教类文献；吐鲁番文书的内容要比敦煌遗书更丰富，它包含了更多社会信息，为吐鲁番本地保存了连续的档案记录。
例如，公元3至8世纪的这段时间的吐鲁番文书，除大批汉民百姓，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在吐鲁番地区生活、劳动。他们在文书中与汉民百姓处于同等的地位，各族相互之间共同生活，友好相处并无民族间的亲疏、贵贱之分。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是公元9世纪才西迁到新疆的，因此，在8世纪以前的吐鲁番文书中，没有见到回鹘人在这里活动的记录。显示出中国的新疆自古以来不是由某一个民族，而是由中国古代多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事实，为当时的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吐鲁番文书的出土，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使吐鲁番和敦煌成了丝绸之路上的“双雄”，并由此产生了“双学”，即吐鲁番学、敦煌学两门国际性显学（显学通常是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或者在思想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吐鲁番也因此成为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回归难题
吐鲁番文书的回归，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文化的汇集与交流，现在由吐鲁番文书所发展成的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近百年来，中国吐鲁番学专家、学者在吐鲁番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通力合作，并与世界各地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积极融入吐鲁番学研究的国际大框架中，有关吐鲁番学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
例如上世纪下半叶开始，马斯伯乐公布了斯坦因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掘走的文书；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发表了日本学术界对从吐鲁番墓葬拿走的汉文文书进行系列研究的成果；70年代以来，德国也出过两本被带走吐鲁番文书汉文经卷目录。
我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就吐鲁番的学术交流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是促使吐鲁番文书文化回归的重要一部分。俄国拿走的吐鲁番文书，数量巨大，但公布的很少。1957年，前苏联科学院曾邀请我国学者郑振铎前往，协助整理这些文书。1996年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所，连续申请了“重聚高昌宝藏”的研究项目，并获美国路斯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内容全部输入微机，让该校学生进行研究。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国际性文化团体的成立有效的促进了国际间对吐鲁番文书的交流。
同样，吐鲁番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的新史料，大部分有价值的文书在20世纪初就流散国外，还是给全面利用这批文书资料造成极大困难，国家有关方面也在就文书回归的问题不断地和相关部门协商，希望更多的吐鲁番文书能够通过更多的交流早日得到利用。
在近代动乱的历史发展中我国诸多文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大量的古代书法珍品和古籍善本流失国外，给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本章主要讲述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件书帖国宝。它们的经历和命运都不尽相同，有的是被骗被偷，如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有的则是被随意破坏，强行取走，如《永乐大典》……它们的历史恰恰就如中国近代的历史，令人痛心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