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在我国起源最早，应用最广，可称作一切工艺之母。古代雕刻在未成形之时，人类只知道在石堆上置供献品，以祭其所崇拜之神。其后逐渐在粗大石柱上施以细工，作成一种形象，以代表祭拜之神，此即雕刻的起源。又经长久的历史发展，形成今日的雕刻艺术，在呆板的自然物之上塑造出艺术形象并赋予生命的灵气。
在我国的雕刻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有以朴拙生动的捏塑动物为器身的史前陶器；纹饰雕刻奇诡、器形塑造沉稳的商周青铜器；秦汉时代使用阴刻、阳刻等多种线刻技法雕刻而成的画像石以及大量的石雕动物；魏晋南北朝气韵生动的大型石雕、彩塑佛教造像，以及陵墓前生气十足的石雕“灵兽”；隋唐时代技艺更为精湛的石窟艺术和灿烂华美的三彩瓷器；宋元明清精美绝伦的瓷塑、泥捏塑等小型案头陈设品及工艺品等等，无数不朽之作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构成了延续文化、成就辉煌的雕塑历史。
可到了近代，中国几乎就成了一块任人割取的肥肉，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同时，各种名目的文化掠夺也从未停止过；清王朝覆灭以后，政局不稳，军阀混战，加上日寇侵华，致使我国的雕塑破坏和流失非常严重。
此间国人不但未创作出引以为荣的雕刻精品，有的国人反而见利忘义，与外来的文化盗贼狼狈为奸，把许多浮雕、造像和藻井这样的国之珍宝拱手相让。于是，诸如双头佛、昭陵二骏及智化寺藻井这样古老的雕刻精品，相继地摆进了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令人扼腕。
现如今，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在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里，集中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精品，纽约市艺术博物馆藏着“帝后礼佛图”；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陈列有昭陵二骏；弗利尔艺术馆中有来自云冈、龙门、天龙山、巩县等著名石窟的石刻艺术品，有各种北魏至元明时期的佛教雕塑；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藏有唐代雕刻的孔子、老子像，所有这些让每一个中华子孙不忍视睹。
不仅如此，在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里，都陈列着上个世纪流落异邦的中国雕刻精品。那些石雕佛像上的刀斧痕迹，铭刻着一个古老民族城池失守的痛楚。但我们相信，日益强大的中国，不会听任历史文物在我们的时代飘零，不会坐视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消散。
来自西夏王国的绝世孤品——黑水城双头佛
名称：黑水城双头佛
制造年代：西夏
类别：泥彩塑。以黏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糅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制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再着色描绘的作品称彩塑。根据摆放位置与使用范围可分为：石窟彩塑、庙宇彩塑、陵墓彩塑、民俗彩塑。泥彩塑艺术是我国民间艺术品中勾画故事人物的艺术之花。
流失时间：1908年
现藏地：俄罗斯冬宫
流失原因：考古学界中臭名昭著的俄罗斯海军中校科兹洛夫，在科学考察的名义下，带领一支用武装起来的强盗队伍，专门来到黑水城搜刮传说中的珍贵文物。
曲折经历
黑水城双头佛与古代西夏国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
公元1038年，在中国的西北部崛起了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王朝——西夏。西夏国先后与同时代的北宋、辽，以及南宋、金两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不足200年便迅速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迅速推向了顶峰。然而，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长达二十多年的军事征服和突如其来的一场强烈地震，使这个统治了西北广大地区190年的王朝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黑水城，一座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近千年的古城，如今静静地倒卧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戈壁大漠中见证着这段历史。
黑水城为当时西夏王朝重镇，是西夏北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额济纳旗达赖库布镇东南25公里的荒漠中。这座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城，曾经是一片绿洲，是一个牛羊成群、五谷飘香的好地方，也是制造出双头佛这样的珍贵工艺品的地方。历史上留下的条条古渠，块块农田，还有成了残垣断壁的座座村庄，似乎都在顽强地显示着它曾经有过的繁荣。
千年之后的今天，辉煌早已逝去。黑水城废弃后，古城及周围的自然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河流改道，没有了水源，古城逐渐被沙漠所包围，每到风季，常常是狂风呼号、流沙飞扬，黄尘漫天、不见日月，给人以神秘、恐惧之感，因此又称“死城”。然而，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包括干燥的气候和干燥的土壤，才把黑水城的古代遗物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在它无尽的黄沙之下，埋藏着大量的西夏、蒙元和汉、藏文物。令人遗憾的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已有大量珍贵文物被外国的“探险家”们盗掘走了。今天翻开那段被尘封许久的古代文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西夏历史在中国，西夏研究却在海外——我们失去了整整一页耀眼的历史。
十九世纪开始，俄国人科兹洛夫的“探险”队伍到达西夏国遗址，随后，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接踵而至。黑水城双头佛的流失，就与俄国的“科学考察”有关。
1908年4月的一个黄昏，一支驼队幽灵一般出现在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驼铃声穿越大漠、戈壁，朝着额济纳旗传来。这是一支经过满清政府同意，名义上受俄国地理学会派遣，专程进行“科学考察”的队伍，为首者是在考古学界臭名昭著的俄罗斯海军中校科兹洛夫，这是一支用专业知识武装起来的强盗队伍，他在科学考察的名义下，专门搜刮各地的珍贵文物。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西夏传说中的宝藏。
说来话长。在此之前，另一个俄罗斯人波塔宁曾经到过黑水城。在黑水城，他听到了一个传说并写进了自己的传记。在西夏末年，西夏守将哈日巴特尔曾经驻守在这里，人称“黑将军”。此人作战勇敢，英勇无比，无奈在保卫黑水城的战斗中，最终因寡不敌众被围困城中。攻城的敌军久攻不下，最后从外部切断水源，使整座城池陷入绝境中。黑将军率军士在城内掘井，掘了数十米深，依然没有水，黑将军彻底绝望了。他杀死了妻儿，将黑水城80车财宝全部投入挖下数十米的枯井之中掩埋，随后率军突围，浴血奋战数日，最终全军覆没。这个传说为黑水城引来一批又一批的盗宝者，然而却没有人找到宝物，只有这个故事在岁月的长河中流传着。
科兹洛夫和所有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到达过黑水城的外国人一样，正是冲着这个传说而来。他一踏入黑水城这块土地，就为这里带来了灭顶之灾。
当年来到额济纳的科兹洛夫在寻找黑水城的遗址时，曾被当地牧民一次次地拒绝。牧民们心里清楚：一批批来这里的所谓探险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占为己有，这一点在土尔扈特人看来是极不道德的。最终，有备而来的科兹洛夫找到了当地的蒙古王爷达西。达西王爷经不起物质的诱惑，不但为科兹洛夫提供了前往黑水城的路线，而且还加派了向导。
1908年初春，科兹洛夫终于找到了梦幻般的黑水城。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看着黑水城的残垣断瓦，气势依旧的城墙，科兹洛夫知道这里一定埋藏着他所需的宝物。他率领队伍驻扎下来，开始了在考古名义下的掠夺式挖掘。他在城中心的西夏佛塔内找到了成捆的西夏经卷和元代的至元宝钞，在城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轻易地挖出了十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文物。
经过了疯狂的挖掘后，科兹洛夫的目光盯上了黑水城内大大小小的佛塔。在短短的九天里，这个自诩为考古专家的强盗挥舞着他罪恶的锹镐，一口气挖了三十多座佛塔。在强盗的挖掘中，黑水城颤抖着、怒嚎着。围绕着黑水城的近千年的佛塔百分之八十就这样在一个考古强盗手中毁于一旦，科兹洛夫也彻底了破坏了黑水城——这个堪称西夏博物馆的地方。
这些被挖出来的稀世珍宝最终离开了黑水城，经由蒙古驿站运往俄罗斯圣彼得堡。文物中那些没有人认识的文字和造型独特的佛像让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地理学会当即做出决定：科兹洛夫探险队放弃原继续深入四川考察的行动，立即返回黑水城，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对黑水城展开更大规模的挖掘。
1909年6月，科兹洛夫仅用了9天时间就从青海重返黑水城，对黑水城展开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挖掘。他雇用了大量民工，翻遍了黑水城东街、正街两侧的店铺作坊，挖掘了总管府和全部佛寺遗址。由于这次在城区内收获不大，科兹洛夫便将目光投向了城外。一座距古城西墙约400米、位于干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成为了他首先猎取的目标。当这座佛塔被打开后，科兹洛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这就是后来被科兹洛夫载入书中的那座“伟大的塔”。之后，他又将城外每座佛塔的塔身和塔基都一一刨开，找到了大量西夏、宋、元不同时期的历史遗物。其中有书籍、文书、手稿、佛像、绘画等珍贵文物，西夏的绝世孤品双头佛也在其中。
科兹洛夫一生中，一共三次涉足黑水城，第三次受谁旨意，这在所有有关他的记载中都未曾提到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每到来一次，黑水城就会遭受洗劫一次。这是比地震还可怕的人为灾难。据说科兹洛夫当年除把能运走的运走外，一些大件不便运走的就近埋在了古城的周围，但究竟埋在什么位置，埋了多少至今还是个谜。
科兹洛夫因为黑水城文物的挖掘而蜚声海内外，使他从此在考古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当年，科兹洛夫曾在沙皇居住的夏宫向尼古拉二世用幻灯展示了他在黑水城的伟大发现，尔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们辉煌的战果。
科兹洛夫走后，闻讯而来的还有美国“探险家”，接着英国人、日本人……黑水城这个在西夏王朝中占据着极其重要地位的西夏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就这样在强盗一遍又一遍的践踏中只剩下了一片碎石砾瓦的废墟，在烈风、骄阳、风雨中残喘。从此，黑水城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几乎全部被搬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和其他众多博物馆的保险柜里和展览台上。
国宝内涵
关于双头佛像的来历，早在印度的佛经中有记载：在古代印度的犍陀罗国，有一位穷苦人，经过多年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才积攒下一枚小小的金钱，把它交给了一位画工，请他在寺院中为自己彩画一身小佛像，以表达对佛的敬意。一枚金钱画一身佛像是远远不够的，但画工被这位穷苦人的赤诚所感动，就不再谈论价钱了，答应他一定画成。这位穷人刚走不久，又来了一位穷人，也是拿着一枚小金钱要求画佛像。画工就用这两枚金钱，请了一位高手，共同画成了一尊佛像。几天以后，两位穷人不约而同地都来到寺庙拜佛，画工指着那身新绘成的佛像对他们说：“我并没有贪占你们分文，你们的钱全用在这幅佛像上了，但也只能画一身。这要代表两个人的心愿。”话音刚落，佛陀便施出法力，佛像就显出了灵异，渐渐变成了两个佛头共处一身的奇妙画像，像是双胞胎挤在圆脖子里，并且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两个穷人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对佛教的信仰。
西夏王国大力提倡佛教，僧人颇受照顾，境内修建了很多寺庙和佛塔。西夏人在佛塔中放置了这件形象传神的泥彩塑双头佛，就是寄托他们对佛祖的忠诚信念。
国宝价值
在冬宫和距离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不远处的圣彼得堡博物馆内，藏有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时期的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在这些文物中，放置在馆内首要位置的就是这尊彩塑双头佛。双头佛非常精致，是佛教中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除了史书上的记载，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古代双头佛像作品，只有黑水城出土的这一件。
回归难题
双头佛像的泥塑作品，人们所知的只有黑水城出土的这一件，所以异常珍贵。同其他被盗的国宝一样，西夏双头佛的回归亦希望渺茫，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与俄方协商“借”俄藏西夏文物来深入研究，让更多的西夏文化传播开来。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特别是1983年至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历时3个多月对早已是千疮百孔的黑水城做了首次全面的发掘考察。据记载，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在黑水城的两次挖掘中，共清理出西夏文献3000多页，但大多以残页为主，这和当年科兹洛夫的所得相比，简直无法同日而语。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当中国西夏学者第一次站在东方研究所内，站在黑水古城被盗文物、文献面前时，他们的心颤栗了。这里有西夏文文献8000多个编号，其中不同版本的佛经近千种。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在距离东方研究所不远处圣彼得堡博物馆内，同样藏有黑水古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时期的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当来自故乡的学者们在俄罗斯守卫们警惕的目光中走近这些成就于中国大地上的灿烂文化时，那种揪心的酸楚让每个人都感到窒息。把俄藏全部西夏文物整理出版，弥补中国历史的缺憾，是每一个中国西夏学者的梦想。
1992年，史金波先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与俄方接洽，联系出版事宜，合作协议于1993年达成。此时的中国学者们清楚，他们所能做的只有利用有限的时间和难得的机遇，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项历史工程。在前后4次，累积约一年的时间里，专家学者们整理登记、拍摄了差不多四分之三的俄藏黑水文献，这些大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目前，已编辑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
同类国宝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千佛洞），西千佛洞和榆林窟。有时也将其中最大的莫高窟称为敦煌石窟。敦煌彩塑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我国数千年雕塑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融会了外来艺术，从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彩塑艺术。
现存的2000多身彩塑，无不闪烁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古代工匠们以纯熟的技巧、高度的概括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把泥塑和彩绘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了许多造型优美、神态生动的艺术形象，为研究我国的雕塑艺术和继承民族艺术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晋祠圣母祠中的代表作“侍女像”是宋代彩塑，以真人为依据，真实自然，具备凡人气质，缩短了人与神的距离，进一步体现了人神统一的风格。这是晋祠圣母殿中十身侍女像之一。殿内共有43尊泥塑彩绘人像，这些塑像造型生动、姿态自然，尤其是侍女像塑造得更好。这些侍女像的身材比较适度，服饰美观大方，衣纹明快流畅。一个个性格鲜明，表情自然。加之高度与真人相仿，更显得栩栩如生。在技巧上，工匠们相当准确地掌握了人体的比例和解剖关系，手法纯熟，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这些塑像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双林寺雕塑。在山西平遥双林寺千佛殿四周的墙面上，有成百上千的壁塑，是圆雕、高浮雕和浅浮雕结合而成的。“童子参观音”即是其墙壁上的一组雕像，风格独特，形象生动，富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是该寺彩塑的精华。观音，是佛教中的菩萨之一，佛经中称其能解救苦难众生。这组是明代的作品，塑、绘技艺高超，形象带有安详和蔼的情味，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达到了“传神”的意境。
一纸合同引发的灾难——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
名称：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
制造年代：始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类别：石窟浮雕。礼佛图也称供养人像，是我国古代石窟艺术中常见的一种题材。龙门石窟的浮雕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详实描述佛教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流失时间：20世纪30年代
现藏地：被盗凿的帝后礼佛图包括两部分，其中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现藏于美国堪萨斯市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流失原因：国内军阀战乱，时局动荡，在此环境下形成了混乱的民国文物市场，美国人普·爱伦勾结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奸商岳彬将之盗凿。
曲折经历
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后，加紧创建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的步伐。到了孝文帝后期，崇佛更甚。孝文帝和文昭皇后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宣武帝元恪继续凿造石窟，而且其工程规模更胜于其父。
帝后礼佛图所在的龙门宾阳洞，是宣武帝为了纪念孝文皇帝和文昭皇后，为他们祈求冥福而特别凿造的。尽管开凿的只是一个石窟，可是这个石窟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仅次于孝文帝时代开凿的龙门的第二大石窟古阳洞。洞壁两侧有四层大型浮雕，其中（自下而上）第三层北边的皇帝礼佛图和南边的皇后礼佛图合称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礼佛的情景，堪称雕刻极品。
可是如今，这件国宝却残缺不全，十八组群雕剩下了十五组，其中两组最精彩的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分别陈列在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许多人不禁疑惑：为什么中国的国宝——如此庞大的一件石刻作品，竟然会被摆到美国的博物馆里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的两个人。
一个是北京文物商人岳彬。此人曾是北平琉璃厂古玩街上的巨商，是个专门盗卖文物，尤其是珍贵文物的商人，许多国宝都是经自他手转运出境的，盗卖龙门北魏石雕帝后礼佛图算得上是岳彬一生中最大的恶行了。
另一个人是美国人普·爱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美国人华尔纳、赛克思、史道特等人，在哈佛大学专门开了博物馆学课程，培训学生，研究各种打凿石雕、剥揭壁画的方法和工具。1924年，华尔纳带着研制的特殊胶水和布匹来到中国敦煌，把敦煌石窟323窟中最为精美的张骞出使西域图等壁画粘走了36方，又把328窟内的唐代彩塑菩萨像搬走。普·爱伦就是华尔纳的高足之一。他1925年跟随华尔纳来到中国，与当时美国驻华领事馆秘书贝尔等人，带着大批胶水和布匹来到敦煌，准备把285窟的全部壁画统统粘走，遭到当地人民的阻止和驱逐，没有成功。此后，普·爱伦把目标转移到龙门石窟和其他地方。他在龙门石窟各处拍摄了大量照片，然后寻找中国的文物商人，跟他们合作盗窃龙门石窟的文物。
1928年，普·爱伦出任纽约博物馆的远东艺术部主任，成为一个以收集和盗窃中国古代文物为职业的“文物学家”。他从中国盗窃珍贵文物的“功绩”包括：从龙门、云冈等石窟中盗凿的大量石雕佛像、头像；举世闻名的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右手掌；河北易县八佛洼山洞中的宋代三彩釉陶罗汉像以及大量殷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等等。当然，普·爱伦最为得意也最为惊人的“成就”是把帝后礼佛图成功地从龙门石窟盗运到美国这件事情。
可以想象，一个普·爱伦，一个岳彬，这两个人如果合作起来，会出什么事情。
上世纪30年代初，普·爱伦来到龙门石窟，在宾阳中洞发现了两幅浮雕，很是好看，就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到北京后，他找到琉璃厂彬记古董商行的老板岳彬“订货”。双方签订协议——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议定价格为银洋1.4万元，期限5年。拿普·爱伦的话来说，不管它究竟是“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浮雕，还是“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按照片上的样子给搞定就行。
岳彬答应得爽快，但他自己没有能力搞到这些东西。他来到洛阳，找到圈内人洛阳古董商马龙图请他喝酒，席间岳彬拿出了普·爱伦给他的照片，让马龙图帮他弄到手，于是两人一番讨价还价，最后5000元谈妥。马龙图也和岳彬一样，没有能耐直接把东西搞到手，但在洛阳这块地方，谁有能耐办到，他是很清楚的——龙门当地的保甲长和土匪是第一人选。
马龙图找到偃师县杨沟村保甲长王梦林以及该村土匪王东立、王毛、王魁等，要他们把龙门石窟的“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搞到手，价格2000元。这些人有干坏事的胆量，但没有手艺，如果用斧头硬砸又会打得不成样子，无法交差。于是，他们持枪威逼本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等三人进行盗凿。
夜里，在漆黑的宾阳中洞内，三名石匠借着微弱的灯光和手电筒光一块块地把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敲掉。盗凿浮雕的时候，他们先把头凿下，再凿其他部位。同时，在龙门的南北两个路口，王梦林等则持枪站岗放哨。遇有风吹草动或路上来了人，王梦林等就用暗号通知洞内的王光喜等人停止敲打。“警报”解除后，他们再接着干。如此昼伏夜出，持续数天。石匠们的工钱是计件的，按打的多少付钱。从1931年到1935年，王光喜他们的盗凿活动持续了5年时间，竟无人阻拦。
浮雕凿下来后都是碎块，他们用麻袋一装，就运到洛阳城内，然后运往北京岳彬宅子。到北京后，岳彬请来高手将碎石块粘对修配，经过数月，才拼凑成皇帝礼佛图和皇太后礼佛图两块浮雕，运往美国；另有两箱子碎石已经无法粘对。这些宝贵的浮雕在美国展出时，已经是千疮百孔，令人痛惜。
1952年，新中国政府在北京炭儿胡同彬记古玩铺内发现了彬记与普·爱伦签订的掠夺帝后礼佛图浮雕的合同，查出岳彬勾结普·爱伦盗卖国宝帝后礼佛图的犯罪事实，此事震怒了中国文物界，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要求惩罚奸商岳彬，岳彬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岳彬锒铛入狱，后死于狱中。自作孽不可活，卖佛头使岳彬发了家，毁佛图让他丢掉了性命。
国宝内涵
宣武帝的礼佛、建寺、凿造石窟，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和皇室祈求冥福，虽然客观上为后世增加了这么多艺术瑰宝，但他这种沉迷佞佛的行为，在当时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其中的宾阳洞从开始计划开凿三座石窟，到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结束，耗时二十三年，动用民工八十万人次，才完成了宾阳中洞，以后很长时间其他两个洞也没有继续修建。宾阳北、中、南三洞并列，历经250年才建成，代表了北魏不同年代的风格。宾阳中洞是龙门北魏石窟中最富丽堂皇的一个佛洞，洞内有11尊大佛像，主佛释迦牟尼高8.4米。宾阳洞的前壁壁面自上而下分为四层，均是浅浮雕题材，遍雕佛经故事和皇室礼佛行列，中间被窟门分隔成南北两段，层与层之间以雕刻横栏为界。
第三层的帝后礼佛图的内容分两部分，北段雕刻的内容是孝文帝头戴冕旒，身穿衮服，在诸王、中官及手持伞盖、羽葆、长剑、香盒的近侍宫女和御林军的前导和簇拥下，缓缓行进的场面。南段构图与北段相似，刻着文昭皇后莲冠霞帔，一手拈香，后随两个戴莲冠的贵妇，在众宫女的前导、簇拥下迎风徐行，方向与北段相对。图中人物密集重叠，顾盼照应，既浑然一体，又有丰富变化。不同于当时常用的以形体高低大小来区分人物等级的手法，尽管图中人物形象并无显著的大小之别，服饰也大致相同，但从人物的位置、相互关系，特别是风度威仪间的微妙差别，都显示出作为全图中心的帝后的高贵与尊严，体现出创造者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整幅浮雕采取横向构图，人形处理因此显得颀长，并略带向前的倾斜感，既保留了盛典中的帝王生活气派，又带有飘然如仙的宗教意味和凝然静谧的心境。同时，宫女们含睇若笑，娇慵前行的姿态，与整个虔敬肃穆的氛围形成了含蓄的对照，流露出作者沟通人世和天界的欲求。
与云冈石窟的浮雕相比，帝后礼佛图已经开始摆脱古印度的犍陀罗风格，而加强了本土的艺术语言色彩。作品变得单薄平浅，高浮雕的圆润光影不复存在，线条成了艺术形式表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人与人的空间、人体的曲折起伏都用线勾勒，特别是衣纹的处理，格外舒展流畅、疏密有致，颇有汉代画像破以线求形的神韵，表现出中国民族文化与外来佛教艺术的很好融合。
国宝地位
龙门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沧桑，它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演变，见证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龙门石窟断断续续开凿了四百多年，经过了四百多年的苦心营造，不同时期的能工巧匠在龙门石窟创造出不朽的艺术作品，被称为我国石刻艺术博物馆。龙门石窟在宾阳洞中被挖去的“帝”和“后”两组礼佛图，是整个雕像群的中心和最精彩的部分。此外，从图中人物的衣冠发式和伞盖、羽葆等仪仗制度看，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因此，这件作品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所以，无论从艺术史、宗教史的角度去考察，还是从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去估量，帝后礼佛图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随着西方的一些学者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宏伟壮观、震撼人心的佛教雕刻艺术，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也便随着介绍面越来越广，引起了国外越来越多人的注意，龙门石窟因而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
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窟内造像雕刻精湛，内容题材丰富，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它以系统、独到的雕塑艺术语言，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在它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和曼陀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融入了对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堪称展现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皇室贵族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条件，他们所主持开凿的石窟必然规模庞大，富丽堂皇，汇集当时石窟艺术的精华，因而龙门石窟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些洞窟的开凿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所以龙门石窟的兴衰，不仅反映了中国5至10世纪皇室崇佛信教的盛衰变化，同时从某些侧面也反映出中国历史上一些政治风云的动向和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它的意义是其他石窟所无法比拟的。龙门石窟还保留有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
同类国宝
事实上，还有一幅礼佛浮雕，也名为帝后礼佛图，就在距洛阳不远的巩县石窟内。龙门一图的流失，使它成为现存于国内的重要代表性浮雕作品。
巩县石窟寺为北魏孝文帝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洛阳之后兴建的，此后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以及北宋，相继在此凿佛造像，时称“海内名区，巩地佳境”。这座寺庙在总体设计上突出的是利用窟内外壁面上端宽大的二方连续形式的边饰，造成整体格局上的完整和宏丽基调。
这里现存的十五幅帝后礼佛图，构图严谨，技法娴熟，人物性格鲜明，可谓佛教艺苑中的珍品。图中帝王头戴平天冠，右手持莲枝，左手置于侍者所捧香炉中，两侧侍者或为王者牵衣，或持扇、持装饰华丽的伞盖。其余男像皆戴高冠，各与身边持伞、扇之侍从形成一组。女像头戴莲花冠，各自都有持伞、扇的侍从。每层浮雕由于方向、服饰的一致而形成强烈的整体感，而上部空间由于斜向的羽扇、伞盖和飘动着的结带以及人物的参差错落而增加了画面的变化。整个行列表现了贵族上层人物的雍容华贵和虔诚肃穆的宗教感情。
古代建筑的奇葩——北京智化寺藻井
名称：北京智化寺藻井
制造年代：1444年
类别：藻井。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建筑装饰样式，它装在最为尊贵建筑的天花板中，从外形来看像一个凹进天花里面的井，加上还装饰有藻文饰样，所以叫“藻井”。
流失时间：1931年夏秋之交
现藏地：智化殿藻井收藏在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万佛阁藻井收藏在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
流失原因：民国混战期间，智化寺内的智化殿藻井被美国人劳伦斯·西克曼和华尔纳购买；智化寺万佛阁藻井被霍雷斯·杰恩购买，他们都是通过掮客勾结寺内主持将之偷运出国的。
曲折经历
智化寺位于北京东城区禄米仓胡同东口路北，坐北朝南，是北京现存最大的明代建筑群之一。它的藻井，是我国明代大型木雕精品，也是历代木质藻井之最。智化寺内本来有三方藻井，分别镶嵌在轮藏殿、智化殿、万佛阁三组建筑的顶部，现在只剩下轮藏殿一处，其他的两方陈列在美国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智化寺曾因为藻井的华丽而一度辉煌。
智化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500年前，最先是明代太监王振的家庙。公元1436年，明宣宗病逝，年仅九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登基，这使此前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太监王振得到了走上政治舞台的机会。英宗年龄小，又贪玩，伺候他的贴身太监王振常常投其所好陪他一起玩耍，是英宗最亲近的朋友。王振曾经读过一些书，在玩乐之余还教英宗念书，和英宗的启蒙老师差不多。因此英宗很尊敬他，总称他为王先生，他可见与明英宗的关系非比寻常。王振极力讨好明英宗，后逐步掌握了朝廷大权。为炫耀自己的功劳，王振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以“感恩”为名，舍私宅，兴建了家庙智化寺。据明史记载，当时“振作大里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为避人口舌，王振向明英宗请求修建智化寺的圣旨，后由明英宗赐名为“报恩智化禅寺”。
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成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此次大战，由于王振的失误，致使明英宗被俘，王振也在战乱中死去。明代宗即位后，王振全族被诛，智化寺是明英宗敕赐，故仍幸存。后英宗复辟，他不但没有因为兵败被俘而迁怒王振，反而感念起当年之谊，在寺内为王振建旌忠祠，立塑像；天顺六年(1462)又特颁赐大藏经一部，经橱二座，香火直至清初都很旺盛。
清乾隆八年（1742年），御使沈廷芳路过智化寺，看到寺庙的石碑上还刻着王振的名字，便上奏朝廷指出：王振乃明代罪人，请降旨毁弃寺内王振之名。于是清廷下令派人把王振塑像清除出寺，将所有石碑上刻有的王振名字都铲掉。
到了民国时期，智化寺在兵荒马乱当中逐步变得难以为继，主持和尚吸食大烟，寺里的七八个和尚，穷得连袈裟都买不起。于是，和尚们便打起了盗卖寺院庙产的主意，当时庙里有很多古柏都被卖掉做棺材。
1930年初，24岁的美国人劳伦斯·西克曼从哈佛大学研究艺术史专业毕业后，根据哈佛与燕京大学交换学者的协议，来到北平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供职。他还同时受雇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其主要职责是为之搜求东方艺术品。西克曼在北平看到一座座雄伟壮丽的古建筑以及众多的精美绝伦的东方艺术珍品，不禁心旷神怡。他依仗交换学者的合法身份，购买了许多艺术精品。
华尔纳1931年第8次到中国，也是受雇于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为之收购字画、陶瓷、青铜器和石雕等艺术藏品。春夏之交，当西克曼偶然游览到智化寺时，被万佛阁中那精美华丽、贴满黄金的楠木藻井所倾倒，便和华尔纳一起打起藻井的主意。当时华尔纳想购买一座清代的皇府，因价钱不合适没有谈成，看到了智化寺的藻井后，便放弃购买皇府的念头，把心思集中在这座明代庙宇上。在和他们进行交易的众多古董商中，有个专门做掮客的纪先生，人称“纪三爷”，他家离智化寺二三百米，对寺内的情况了如指掌。听说洋人看中了寺内的藻井，便忙前跑后，在寺内主持和西克曼之间周旋。
商量后决定先由纪三爷买下藏入他家，后由他转卖给西克曼。纪三爷买通了当时的智化寺主持普远和尚，以做棺材为由购入了智化殿里的藻井，作价1000大洋。为避人耳目，纪三爷乘天下大雨，雇佣天德扛房中靠抬棺材为生的一个劳力，连夜拆下藻井抬到家中。就这样，西克曼和华尔纳顺利地买走了智化寺的藻井。据说事后这个苦力，用卖藻井的钱开了一家轿子铺。而智化寺万佛阁的藻井，同样被另一个受雇于费城艺术博物馆美国人霍雷斯·杰恩买走。如今，这两方藻井已经离开故土七十多年了。
最先发现藻井丢失的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他当时是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主任。刘先生1931年到北平进行古建筑调查，听别人介绍智化寺有精美的藻井，第一站就赶到智化寺。但当他到达之后藻井已经不见了，寺里的主持普远和尚羞于启齿，没有告诉藻井被卖的真相，一直到1987年，经过多方面的了解，才弄清楚了藻井被变卖的过程。
国宝内涵
藻井是我国古代殿堂室内顶棚中最高级的做法。一般位于室内佛像的上方，呈伞盖形，由细密的斗拱承托，象征天宇的崇高，藻井上一般都有彩画、浮雕。据《风俗通》记载：“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厌火也。”东井即井宿，二十八宿中的一宿，古人认为是主水的，在殿堂、楼阁最高处作井，同时装饰以荷、菱、莲等藻类水生植物，都是希望能借以压伏火魔的作祟。
现在的故宫三大殿、天坛祈年殿都装饰有明清时期皇家最高级别的藻井，智化寺的藻井因为是奉旨建造，它的藻井的华丽程度不亚于明清王室的藻井，这两个藻井，比故宫南熏殿的藻井大，选用上等的楠木雕琢而成。它们样式、图案差异不大，都是斗八式平面方型，井框外边长4.35米，内边长4米。整个藻井呈平面方形，四角以支条区划成八角形，再置方格二重，相互套合成内八角，空档内置“八宝”。内八角与井心之间的斜板上，环雕游龙，中央圆心，一条矫健粗壮的团龙，蟠绕垂首，俯视向下，整个结构精美绝伦。
以万佛阁藻井为例，它共有八层。第一层是以中央圆形为团龙雕刻，上刻有龙云盘绕，蟠龙衔珠，制作精美至极，也是藻井的最高一层。第二层是一圈七彩斗拱雕饰实物，以此代替斗八藻井的八角井，用高20公分的支条托住厦板和随瓣枋的斗拱。第三层是八块斜板，上雕升龙、降龙及卷云，兼具雄健流丽之美。第四层是在内八角内侧做卷云莲瓣的雕刻，它的外围有八具三角形、八具菱形，雕有金岔角云，岔角夔蝠等，均为金琢墨，沥粉贴金。它的四个三角形拱科上也有雕刻。第五层是南北方向各两条通长，四周方角有条形云龙，云水雕刻，模仿上述三角形内拱科雕刻，是五彩平身刻斗拱；第六层是四周天宫楼阁木模，象征天庭世界。每侧7幢，四周28幢加角模4幢，共32幢。每侧正对藻井中央轴线处为三滴水角重檐楼阁；第七层是卷云卷水雕刻。第八层是放置藻井的佛龛。藻井井全部置于殿内大柁之上，大柁之底原为三排佛龛，下部为宝装莲瓣。万佛阁斗八藻井造型独特，并且八层斗拱都有独特的装饰，也是寺内结构最精美的部分，力度感较强，有一定的负重能力，称得上是巧夺天工，为我国藻井装饰的极致精品。
国宝价值
智化寺是我国明代的著名木质结构的精品建筑，整个寺庙的建筑，没有用一颗钉子，全部都是用木头拼凑建起来的，历经500多年，依然熠熠生辉。寺庙内的藻井是智化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民间藻井艺术的最高典范，诚如华尔纳给博物馆的信上说：“在这个国家里，看起来这是尚未遭到破坏的中国建筑中最好的一部分。”他形容这座寺庙：“它的全部组合没有用一支钉，木匠的工艺超凡……并且似乎还保有明代原有的金。”上面的金就是藻井中雕龙身上的贴金。最后他还再三叮咛运送的人“小心抹去藻井的封尘，但千万别洗涤，因为它年代累积，已有一层柔亮的光泽！”
藻井在一般的建筑里是没有的，只有宫廷、殿堂才有，一般是正堂顶棚上面的一种特殊装饰，它既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特点，又是建筑的精华和亮点。而智化寺的藻井在明代的藻井里是非常有名的，它的制作工艺精巧，结构复杂，是明代建筑木雕的极品。我国已故古建专家刘敦桢先生曾讲道：“万佛阁之藻井，金龙盘绕，结构恢奇，颇类大内规制，非梵刹所应有。”
智化寺的两个藻井被分别陈列在美国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北京市社科院的阎崇年研究员1989年在费城艺术博物馆曾看到了其中一个藻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就感到内心一震，这个藻井简直太华美了。”他见过国内许多藻井，而智化寺藻井的确是我国建筑艺术的一绝，它造件之繁复、层数之多堪称我国“藻井之最”。
回归难题
建国以来，各方人士对智化寺藻井去向落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藻井在上世纪初已经流失，留下的资料很少。原智化寺文物保护所所长杨文书先生是1982年到的智化寺，曾经做过藻井的资料收集。据杨所长回忆说，1986年5月，在美中教育访华协会工作的坎·哈默德先生参观智化寺，得知藻井流失美国，表示愿意帮忙弄清情况。7月中旬他回到美国后，立即给纳尔逊博物馆去信询问，事后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馆长马克·福·维尔森曾经写过两封信给智化寺，也邮寄了关于智化寺当初被拆卸下来的照片，虽然通过这些照片和信件知道了参与这件事情的另一个人霍雷斯·杰恩和万佛阁的藻井下落，但是，美国艺术馆方面坚决否认这是一次被迫的非法交易行为。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对于当初参与这件事情的西克曼做百般辩解，声称这是一个“为拯救此物做出努力的善事”。
我国文物流失的途径有很多种，根据相关法律符合归还条件的寥寥无几，而智化寺藻井在历史记载中，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属于正常购买行为，在这场交易中虽然存在很大的不公平因素，但是追讨起来，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和能够依据的法律还太少。
2004年2月份左右，智化寺曾经向费城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写信陈述了想修复藻井的想法，目的也就是要一些有关藻井的资料，国内关于智化寺藻井的资料极为有限，关于藻井交易、运走的过程以及在美国的真实状况，所了解的都只是一些只言片语，而且到现在没有谁真正见到智化寺的藻井什么样。
4月份左右，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写了回信，告诉智化寺藻井现在被专门做了一个展厅展览，并询问了现在智化寺的修复情况，还寄来一些藻井的黑白照片和相关的资料。智化寺随后也写了回信提出双方进行资料交流和让对方协助复制藻井的设想。目的想进一步加强合作，为藻井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备用。如果通过资料交流和协助能够修复藻井的话，对于还原智化寺的整体艺术价值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一直没有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