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文化渗透也接踵而来。外国人到中国的“寻宝”活动，不仅使大量中国古代珍贵历史文物被劫掠到国外，同时也将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带入中国。而随着考古出土的殷墟甲骨一系列文物，它们理所当然的也成为中国国宝级文物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学术大量流入我国，使很多人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一批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特别是当时一批在国外学有所成，在国内业绩卓著的中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成为了最早涉足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家。他们都积极投身中外合作考古活动或中国人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出土以及丰富的相关遗址为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增加了更为详实的资料，它成为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先驱。
我国国宝级文物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注定了它们悲惨的命运。甲骨文从开始被发现，便惨遭劫难，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待价值为世人所识后，又被各国的文化机构以各种名目搜掠。北京人头盖骨的问世，轰动世界，最终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不知所踪。
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国家的经济逐渐繁荣，考古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越来越多古遗迹古化石的发现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古代发展史的内涵。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出土，让世人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聚焦在中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然而由于利益的驱使，出土的古生代化石被不法分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倒卖走私到国外，再次给我国考古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所有科学家的研究都是以实物的存在为依据的，当这些出土的文物离开了它得以形成的母体，离开了所依赖的环境、地理和气候，那必然也是残缺的，对于它们的发源地来说，无异于母亲失去了孩子，完人失去了臂膀，这种痛楚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远古的人类化石——离奇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
名称：北京人头盖骨
形成年代：距今约70-20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把人类起源至农业出现以前的这一漫长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它是人类在从人猿进化以后，制作并使用工具，以打猎、捕鱼等收集经济生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阶段。
类别：古人类化石
发现年份：1929年12月
失踪时间：1941年12月装有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在从北京前往秦皇岛途中被日本宪兵截走，从此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失踪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
发现过程
北京市西南约50公里有个周口店的小村子，20世纪初考古学家的重大发现，使这个村庄一夜成名。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接受当时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担任矿业顾问。1918年，安特生在被当地人称作“龙骨山”的地方进行考察时，他发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这些带刃的石片，像是用来切割某些东西的。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有一种预感，中国人祖先的遗骸就在这里，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于是这位热衷于古代文化的外国人开始在这个地区，不停的寻找化石真正的所在。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史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找到一处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1地点”。
接着，安特生和瑞典古物学家史丹斯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并找到了两颗类似人类的牙齿化石。这两颗化石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研究后，被证实是古人类的化石，代表着一个新的种属，于是被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
1924年，人们又从周口店发掘出了两个中国猿人的下颌骨和3颗保存得很完整的牙齿，这更加证实了安特生的预言。于是，在政府的支持下，1927年开始了对龙骨山大规模的发掘工作。第一年的发掘工作就旗开得胜，获得了500箱化石，而且，步达生在10月16日发现了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其出土位置离发现第一颗人牙的地点很近。
1927年底步达生回到了加拿大，周口店1928年的工作就由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福顿主持。经过他们的努力，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最终同意为周口店发掘工作提供经费。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年代，周口店的挖掘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刚刚从地质大学毕业的裴文中也来到了这里，起初他只是主要负责人工和账目的管理工作，同时也参与发掘。由于工作认真细致，到年底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就交给他全面负责。
就在这一年年底，周口店的工作面临了新的形势，经过将近两年的正式挖掘，在1928年底，发掘到一层十分坚硬的石层，里面包含的动物化石很少，鉴于这种情况，很多人认为挖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一层坚硬的石层就是北京人居住的洞底，下面不会有化石了。于是，人们相继离开了周口店，只剩下负责主持工作的裴文中留在周口店。
1929年，中国还发生了一件足以记载到古人类研究史册的大事，这就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这个机构的建立，开拓了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直接促成了震惊世界的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从而为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秋季挖掘工作展开以后，发掘部分越来越小，已经到了洞穴底部。但是就在这个狭窄的底部，突然延伸出向南的一块空隙，这块空隙就是以后我们看到的“猿人洞”。工作人员把坚硬的石层被清除掉以后，发现下面居然是新的堆积物。这更加激励了裴文忠的工作热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工作中，在最后的挖掘工作中，作业条件越来越艰苦，原来能容纳几个人的空隙到最后只能让一个人进去拿着蜡烛做清理工作。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幸运之神眷顾了这些孜孜不倦坚持真理的人们。1929年12月2日下午，坚持工作的裴文中和一名老技工发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等到这个东西大部分显露出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是一颗完整的头骨化石。远古神秘的北京人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这块头骨化石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埋在坚硬的土层中。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让头盖骨在山洞里过夜是很危险的。为了防止节外生枝，裴文中把化石周围的土挖空后，用撬棍轻轻地把它撬了下来。头骨的一部分由于震动破裂开来，裴文中后悔得不得了。不过，这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也因此看到了头骨的厚度和脑面的结构，破裂的地方后来经过粘接仍很完整，没有使后来的研究受到任何影响。
裴文中怀抱北京人头盖骨头骨挖出来的时候很潮湿，一碰就破。裴文中就用土方法，生了火盆对化石进行烘烤。以脱去化石上的水分，然后在化石的外面裹上棉纸糊上石膏、麻袋片。再进行烘烤，等到外面的石膏变得干燥坚硬以后，裹在里面的化石就不会轻易损坏了。最后，裴文中把包藏有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包裹用自己的两床旧棉被包起来，外面再用褥子毯子裹好，像普通的行李一样地捆起来，搭乘12月6日房山到北京的长途车亲自送进北京城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
当时年仅25岁的裴文中给协和医学院的主任步达生发电报时，这位研究人类化石的专家也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等北京人头盖骨送到北京对头骨进行修复后人们发现，这个头盖骨完美无缺。1930年，当裴文中在整理过去运回的化石时，又从里面拼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头盖骨。这两个头盖骨的发现轰动了世界，也彻底改变了周口店的命运，曾经冷冷清清的发掘现场又开始热闹起来了。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由于没有新的进展，来到周口店的工作者失去了兴趣，陆陆续续离开了。一直支持在周口店工作的步达生在1934年去世，他的工作由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接替。裴文中也在1935年离开了周口店，赶赴法国学习。1931年到达工作队的贾兰坡逐步代替了裴文中的工作，成为发掘现场的负责人。这一位耐得住寂寞的考古工作学者也和当年的裴文中一样，25岁，工作细致，对自己的梦想有着执著的追求。寂寞的枯燥的发掘工作丝毫没有消磨掉贾兰坡的工作热情，一个人孤单的在这里苦苦寻觅，期待着新发现。
1936年的10月22日，在距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地点往南约10米、高6米的地方，贾兰坡发现了一个女性的下颌骨。这个发现更坚定了贾兰坡的信心，他对每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11月15日这天，技工们准备丢掉的一块小小的骨骼化石引起了贾兰坡的注意，他立刻和其他几名技工在一块不被人注意的小土堆里陆续发现了大量的骨骼碎片，到了下午，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那些碎片经过整理修复，居然也是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接下来的几天里，贾兰坡来不及参加记者发布会，又匆匆赶到发掘现场。紧接着，第五个头盖骨也被发掘出土。而且这一次出土的化石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上一次发现的要好得多。人们等待这个时刻已经很久了，虽然简单的话语描述了北京人头盖骨再次被发现的过程，但是年复一年的寂寞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有忍受孤独的能力才能坚持下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考古发掘工作被迫停止，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发掘工作才得以恢复。
曲折经历
根据最初支持考古的有关协议规定，化石被保存在当时美国人开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B楼解剖室的保险箱内。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日美关系渐趋紧张，协和医学院亦非安全之地，中国猿人化石何去何从便成为有关人士焦虑的问题了。当时考虑有三种选择：一是把化石运到重庆。可北平至重庆路途遥远，运输也不便。二是留在北平找个妥善的地方秘密收藏起来。可当时日本已经占领北平，在“虎口”中找个安身之所也很不容易。三是运到美国去暂时保存。前后衡量，似乎第三个方案比较合适，何况当时中、美同属同盟国，反对日本侵略。但是由于当初协议中有“人类化石一律不能运出中国”的规定，这个方案迟迟没有实施。当初研究“北京人”化石的学者魏敦瑞离开中国时，提出了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的要求，遗憾的是这个请求没有被批准。
后来局势混乱，经过多方协商，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美国公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从决定运走到最终通知装箱，白白流失了将近几个月的宝贵时间。1941年11月底，魏敦瑞的秘书突然通知研究所要把标本尽快运走后，参与挖掘的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立即着手把化石装箱起运。
这些化石经过多层包裹，以防颠簸损害。他们被装成两个箱子，大箱中装有7盒标本，有北京猿人头骨、上颌骨、锁骨、鼻骨、牙齿、脊椎骨等共数十件；另一件小箱中装有北京猿人头骨、山顶洞人女性头骨、山顶洞人脊椎骨、盆骨、肩胛骨等数十件化石。每块化石都用擦显微镜的纸包好，裹上药棉，外边捆上细纱布和棉花，在化石外包装盒上注明了化石的名称以及所属部位，然后才装入箱中。接着化石被送往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由他带到美国驻华使馆，交给当时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军医威廉·弗利，头盖骨就装在他带着的两个密码箱内，从此，再也没有一位中国人看到过那两个箱子。
威廉·弗利生于1912年，后在纽约行医，是著名的心脏专家。珍珠港事件前，他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后来被征入伍，成了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官。弗利于1941年12月6日从北京出发，准备乘坐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从北京到天津再到秦皇岛，然后搭乘12月8日抵达秦皇岛的美国船只“哈里逊总统号”回到美国。弗利到达秦皇岛正好是12月8日，当天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本宪兵队迅速占领了美国在中国设立的各种机构，“哈里逊总统号”也在海上被日本军舰轰击，在长江口搁浅了。弗利乘坐的专用列车刚刚到达秦皇岛便被日本截获，弗利作为战俘被俘虏，他所携带的行李也不知去向。消息传出，举国哗然，谁也不知道珍贵的北京猿人化石流落到了何方。
弗利成了最后接触到这批化石、掌握它的下落的关键人物。多年来，有许多人为了追寻北京人化石曾想方设法套取弗利的“口供”，但对一些关键性的细节，他始终守口如瓶。
1980年3月4日，新生代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应邀到瑞士大使馆参加酒会。这个酒会是席望南大使为欢迎瑞士著名考古学家、伯尔尼大学的邦迪教授率领的一个旅行团而举行的。邦迪教授于1977年9月首次访华时曾来古生代研究所参观，和很多研究室的人都是好朋友，研究所的贾兰坡也在邀请之列。席望南大使可能预先知道贾兰坡参加过周口店的发掘，酒会上特地和贾兰坡坐在一起，两人从西亚考古一直谈到中国最近的发现，渐渐从周口店的发掘又谈到关于北京人遗骨的丢失。最后，大使主动向贾兰坡介绍了弗利，说弗利是他的挚友，掌握着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关键线索，大使还说弗利是一位可信赖的人，希望贾兰坡教授能够重视这个线索。
后来，大使在3月20日又给贾兰坡写来一封长信，说他在纽约的时候，弗利曾经和他谈过北京人化石失落的事。大使在信里说：“弗利在天津行医，要乘船返回美国（1941年），因为他的朋友害怕日本人的到来，曾把装有著名化石的箱子放在他家。然而，弗利博士没有来得及把这些箱子连同他自己的东西运到船上，就丢下了屋子里的所有东西急忙逃跑，房子随即被日军占据，据弗利说，日本人是最终看到这批化石箱子的人。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当时他交给中国一份绝密文件，文件中记载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阿波丸”上的信息。
“阿波丸”是1941年被日军征用的万吨客货轮。1945年3月28日，“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回国。4月1日午夜时分，“阿波丸”航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时，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皇后鱼号”发现。“阿波丸”遭到数枚鱼雷的袭击，3分钟后这艇万吨级客货轮转眼间沉没海底。全船人员全部死亡，无一幸免。
1977年我国对“阿波丸”打捞发现，“阿波丸”号从驾驶台以下断成两截，船首位于东南方向，船尾位于西北方向。应该是日本人在驾驶室内安装了自爆装置，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日本船长下了如此大的决心按下了自爆按钮呢？它的装载物是什么也成了一团迷雾。有大量传言称，“阿波丸”装载的物资中除了有大量的黄金外，还装载有我国的国宝级文物——北京猿人头盖骨。最终打捞上来3000吨锡碇的事实和美国方面的记载相符，从而部分印证了情报的可信性。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打捞工作被停止了。
有专家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找回北京人化石最重要、最有价值和最具可操作性的线索。对此有过二十余年研究的历史学者李树喜说，把北京人化石和“阿波丸”联系起来“并非猜测”。但是二者是否存在联系仍未可知。
另一种说法是头盖骨可能在日本的皇宫藏着。1942年12月8日以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助教高井冬二曾到北京调查猿人化石详情。12月8日清晨，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与此同时也占领了协和医学院，派兵直趋B楼存放中国猿人化石的保险柜。当他们发现柜内东西不是真正的化石而仅是石膏模型后，便各处搜查并通过文部省呈报天皇。天皇命令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负责继续追查。
1945年12月，天津大公报刊发了中央社驻东京的消息，声称这批化石在东京被发现。1943年5、6月间，也有传说中国猿人化石在天津被找到，日本人通知魏敦瑞的秘书去认领，还没有赶到天津，就被通知说找到的不是猿人化石。此后直至日本投降，日本人再也没有言及此事，在北京负责查找的长谷部言人也悄悄返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多次和日本协商，希望能让化石落叶归根回到中国，但是日方从来都不承认化石藏在日本。沸沸腾腾争论了好几年才不了了之。最新出版的中译本著作《黄金武士》中引述美国相关人士对北京人头盖骨下落发表的评论说“我可以发誓，这些化石（北京人头盖骨）和其他财宝一起被放在（日本）皇宫的地下室里。”
根据裴文中老人的回忆，日本曾经把他带去审问这批化石的去向，可后来不了了之。很有可能日本人已经找到了这些化石。1992年，中方有专家曾与日方有关人士成立了“回归北京猿人化石委员会”。当时有人提供线索说，当时驻丰台日军的一个士兵可能知道情况，但那个士兵只留下电话就被家人拉走了，进一步追查时却受到日方阻挠。中方专家曾希望当年发布化石丢失消息的高景东二帮助寻找化石。但他拒绝了，并否认化石到过日本，甚至连自己到过中国都予以否认，种种迹象表明化石很有可能在日本。
其他还有很多种猜想和说法，为了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中国、日本和美国各方面都在不停的努力着，也许北京人头盖骨正在某个地方静静地呆着，等着人们慢慢的发现吧！
国宝内涵
人类从哪里来？古往今来一直是困扰着我们人类的一个难解之谜，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产生了“上帝造人”、“女娲造人”等种种美好传说。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不断思考和探讨这个问题，人们需要直接的证据——远古人类祖先留下的骸骨来证明这个事实，以化石形式保存下来的人类祖先骸骨就成为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出土后失踪的北京人化石包括6件头盖骨、15件下颌骨、157枚牙齿及大量骨骼碎块，代表约40个北京猿人个体，为研究人类早期的生物学演化及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根据一些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北京人是生活在距今四、五十万年以前的一种原始人类，也是我们的祖先。北京人在周口店一带生活了长达三十万年之久，大约经历了一个冰河期，到距今约二十万年前，才离开周口店一带。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什么样子，是怎样生活的呢？根据科学家对北京人的研究表明，他们的肢体很像现代人，但是额骨低平，明显后倾；眉脊骨粗壮，向前突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下颌骨前部向后方倾斜。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厘米(男)，150厘米(女)。
经过各国考古学家的论证，证实了北京人已经是人而不是猿；他们已经会制造工具和使用火。这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北京人的脑容量虽比现代人小，但比猿类大的多，他们的上、下肢骨，则和现代人已经没有多大区别。这表明从猿到人的发展，是先从手、足开始的。
这些发现和研究，使人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从体质形态、文化性质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确有过“直立人”的阶段。他们既是“猿人”的后代，又是包括现在人在内的“人”的祖先，是从猿人到人类进化过程当中的重要环节。它的发现，成为认识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到目前为止，“直立人”的典型形态仍然是以周口店北京人为准则。
国宝价值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是世界科学史上公认的重大事件。它将人类历史至少向前推进了40万年，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大量的、富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一发现令全世界为之惊喜，它是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典型代表，为直立人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发现成为古人类考古和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北京人头盖骨对人类起源的探索极有价值，北京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之间，是属于从古猿进化到人这一环节的原始人类，“北京人”的发现在生物学、历史学和人类发展史的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完全证实了我国这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生活着。西方曾经对中国境内是否存在过原始人类的怀疑，至此烟消云散了。
北京人遗址的丰富发现内容以及众多石器和用火遗迹的发现，使远古确有直立人的存在得到肯定，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还没有哪一个人种能有数量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北京人化石就成为科学界令人瞩目的稀世瑰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发现，每当人们提起它的时候，总是充满了遗憾，最初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和一些重要化石，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遗失了。
恐龙宝宝栖息地——西峡恐龙蛋化石
名称：西峡恐龙蛋化石
形成年代：中生代时期。指距今2.25亿年至6500万年前显生宙的中间的地质时代。中生代时期爬行动物(恐龙类、色龙类、翼龙类等)空前繁盛，故有爬行动物时代之称，或称恐龙时代。
类别：古生物化石
流失时间：1992-1995年底
收藏地：国外私人收藏家
流失原因：由于村民无知，恐龙蛋被肆意盗挖变卖。
曲折经历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河南省西峡县周围的农民在山坡上挖地时，发现有大量黑褐色的椭圆形圆石头，感觉很好奇，人们称这些椭圆型怪石为“石蛋”或“石胆”，把成排状的称做“石筋”。
这些现象引起了一些科学工作者的注意。1974年，河南省地质局调查队为寻找天然碱矿，成立了以周世全先生为组长、由21名地质工作者组成的区域地质研究组。该研究组其中一个小组的目标是寻找恐龙蛋、恐龙骨骼等古脊椎动物化石。1974年8月19日下午3点半左右，李含旭在滔河公社(今滔河乡)马家沟村菠萝山下一条比较开阔的冲沟里，看到几个直径约12-13厘米的光滑圆坑，很像恐龙蛋留下的印模痕迹。经过仔细查找，在离圆坑5-6米的地方，发现恐龙蛋蛋皮化石碎片及完整的恐龙蛋化石，让科技工作者很是兴奋。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根本没有人顾及科学文化的发展，研究课题被搁浅。
转眼到了1992年，河南省西峡县阳城乡赵营村的一位农民在修路时，无意间在马路边的白色石层下面，看见了一层褐红色的软石层，里面有一窝黑灰色的椭圆形“石蛋”，有20多枚，平均每一枚重达4公斤。他并不认识这些“石蛋”是什么，出于好奇，便捡起一枚仔细观察。这些状似龟甲壳的“石蛋”，表皮光滑，呈红褐色，色泽鲜亮，质地松脆，一掰就掉块。他觉得好玩，就把“石蛋”放在院内的水泥台上，供人们观赏。
这些“石蛋”被该村一名地质队职工马某发现，他预感到这些东西非比寻常，于是悄悄找到那位农民撬出“石蛋”的地方，把所剩的几枚带回地质队。经鉴定，确认这些成窝的“石蛋”就是恐龙蛋化石。为了丰富地质队馆藏，他折回到村里，告诉村民说这种东西可以大量收购，怂恿村民进行挖掘。
过去一钱不值的“石蛋”突然间能卖钱了，消息顷刻间传遍了方圆数百里乡村。农民们如梦初醒，纷纷拿起农具，争先恐后地拥上山坡，向他们祖辈居住的贫瘠土地索要财宝。消息传出以后，北京、湖南、四川一些地质、自然博物馆陆续找到地质队，希望交换一些恐龙蛋化石标本，实际上所谓的交换是和金钱相联系的。于是，人们争相倒卖“石蛋”，从开始的5角钱一枚，涨至1元钱1枚，后来涨至5元、10元钱一枚……
在90年代初期，全世界发现的恐龙蛋公布的只有500枚左右。此时在西峡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恐龙蛋，国内外大批“淘金狂”们纷纷云集西峡，名义上是“参观、考察、旅游、观光”，暗地里却和当地的不法分子勾结，倒卖恐龙蛋。沉寂一时的恐龙蛋发掘地，响起了隆隆不绝的放炮声，当地农民日夜掘采，大肆倒卖国宝恐龙蛋，有的地方还形成了“盗掘、收购、销售、保安”一条龙的倒卖团伙。
恐龙化石正在遭受着空前的大劫难，当地曾流传着“挖‘石蛋’能致富，大干快上能当万元户”的顺口溜，以至于当地的记者在做了相关的调查以后，做出了西峡“恐龙蛋化石交易市场已经形成”的报道。1993年，是国内外“淘金狂”们非法“掘蛋”、“倒蛋”的鼎盛时期，西峡山城的大小饭店、旅馆经常爆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个时期散落民间或流失到国内外的恐龙蛋不下5000枚。
恐龙化石被疯狂盗窃的事件引起世人关注是在南京发现的一起走私事件。1993年的2月，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的邵祥忠在例行检查时，一个大型包裹在通过检查通道时警报响了，X荧光屏上显示，包内有一堆椭圆型不明物体。工作人员示意这位搭乘5003次航班前往香港的台湾旅客开包检查，结果发现这是十几枚表皮呈黑红褐色，上面布满裂纹锈片，每枚约有4公斤左右的不明物体。台湾的旅客解释说，这堆东西是他从河南省西峡县掏大价钱购买的“石胆”，因其结构奇特好玩，准备带回台湾家里收藏。
经验丰富的邵祥忠并不认为这些东西是普普通通的石头。他把相关的资料反馈到西峡县，引起了西峡县有关单位领导和人士的重视，派专人把几枚“石胆”样品送往北京，请求北京市王鹏教授亲做鉴定。王教授经过多方奔走，反复调查，知道了西峡恐龙蛋化石走私贩卖的经过。然后又邀请中科院、国家地质部、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和科学家共同研究鉴定了西峡恐龙蛋的价值。
1993年5月15日，王鹏教授向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致信说：河南省西峡县发现大量恐龙蛋化石，这一发现在科学上有着重大意义，有可能在国际上引起反响，但由于当地农民不了解这一发现的重大科学价值，当地又未及时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以致盗掘成风。请求上级领导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倒卖行为。
紧接着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部和首都30多家新闻单位参加的座谈会上，101位科学家和学部委员联名呼吁，要求国家采取措施，保护西峡县恐龙蛋化石群。消息惊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河南省文物局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他们的神经完全维系在了西峡恐龙蛋化石上。
1993年7月初，有关恐龙蛋化石所引起的混乱局势已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大批的不法分子纷纷落入法网，但是仍有走私商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罪恶团伙不肯就此罢手，将公开的大肆贩卖走私活动转入到地下。截至1993年年底，公安部门共侦破此类案件43起，缴获和收缴恐龙蛋化石1000余枚。通过打击、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盗掘恐龙蛋化石的狂潮基本得到遏制。
国宝内涵
在地球北纬30度附近，有无数神秘而有趣的自然奥秘和不解之谜：如我国的长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等，都在这个纬度上入海；珠穆朗玛峰、埃及的金字塔及狮身人面像、撒哈拉沙漠、百慕大三角区以及玛雅文明遗址等，也在这个神秘的纬度附近。中国河南西峡位于北纬30度至33度的之间，毗邻伏牛山，自然风景宜人，山水秀丽。这些年在西峡发现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恐龙蛋化石群及恐龙骨骼，为这一纬度增添了新的不解之谜。
据地质学家考证，西峡的恐龙蛋化石有几大特点：一是分布面积大，在西峡县丹水镇、阳城乡，赤眉乡的近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均能找到恐龙活动的踪迹。二是埋藏集中，从局部的发掘剖面上可观察到3个化石层，化石呈窝状分布，排列有序，每窝十几到三十枚不等。三是数量丰富，目前已发现的即达数千枚，估计全部埋藏量不下数万枚，丰富程度举世罕见；其中小的如鸡蛋，直径为4至6厘米，大者如饭碗，直径40至50厘米，以扁圆状居多，另有形状像橄榄，直径达50厘米以上。四是原始状态好，基本未遭后期扰乱和破坏，除少量蛋壳受岩层挤压表面略有凹陷外，大部分完整如初，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西峡县发现的恐龙蛋化石有6科、9属、13种，分别占中国总数的二分之一、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
国宝价值
距今2.3－0.7亿年前的时代被地质学家们称为中生代，爬行动物非常活跃。最引人注意的是恐龙，它们成了统治中生代的霸主，这种丰富多彩的生命在地球上生存了近2亿年之久。到了白垩纪末，地球上的生物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灭绝事件：在地表居统治地位的爬行动物大量消失，恐龙完全灭绝；一半以上的植物和其他陆生动物也同时消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恐龙和大批生物突然灭绝始终是地质历史中的一个难解之谜。而西峡的恐龙蛋大约是中生代白垩纪时留下的，距今大约有8000万-7000万年。这些恐龙蛋，对研究当时的生物发展史、进化史、恐龙的繁衍和灭绝以及古环境的演化都是极珍贵的资料。
生命的起源、进化和灭绝一直是科学中最令人生畏的长期未解之谜，科学家们也时常为此苦恼不已。西峡大量的恐龙蛋化石群的出现，为研究地球发展史、地球上动植物的演化和生态环境以及地球灾变等理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尤其是大量的恐龙蛋未及孵化而变成了化石，说明当时地壳有一次沉降运动，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可能从此恐龙绝了后代。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量恐龙蛋化石的形成还有待科学家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这些恐龙蛋化石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恐龙蛋最珍贵的品种是含胚胎的恐龙蛋，它是收藏者最喜欢收藏的品种之一。特别是在日本、美国、欧洲等国，由于美国影片《侏罗纪公园》的播映，掀起了收藏恐龙蛋及与恐龙有关的化石热。仅在2001年，世界各地爆出了诸多天价的恐龙蛋，越发激起了收藏恐龙蛋的热潮。英国伦敦博纳姆斯拍卖行拍卖了10枚来自中国的恐龙蛋化石，起拍价为1.8万英镑，最终以2.5万英镑成交。英国英格兰亨特利安博物馆馆长尼尔·克拉克花1.5万英镑购得中国西峡恐龙蛋化石6枚，公开声称，如果在英国出售，价格将会增值100倍。越演越烈的恐龙蛋收藏热一次又一次撩动着收藏者的心弦。
回归难题
在1992年恐龙蛋化石被发现以来，很多化石被文物贩子运送到国外。在西峡收购文物最猖狂的时候，国外的恐龙蛋拍卖也一度掀起了拍卖恐龙蛋化石的热潮，但是这些流失的化石如泥石沉海般消失在众多藏家手中，更不要说合法追讨了。
1994年夏天，英国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走私文物案，并查扣了一批他们认为可能是中国的文物。这批文物中既有早期的恐龙蛋化石、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镜和铜剑、汉代的陶俑、清代的龙袍等，还有各个时代的玉器和黄金饰品。但最后英国警察将文物退还犯罪嫌疑人，而英国地方法院根据本国法律也作出了不起诉走私嫌疑人的决定。得悉情况后，我国政府即派专家赴英国鉴定文物，同时表明了坚决要求将文物归还中国的立场。
1996年9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专程赴英，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合作打击文物走私，此后经过艰苦的谈判和多方努力，1999年4月，3000余件中国文物终于回归祖国。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事件是我国政府通过法律手段索回海外流失文物的首次成功范例。
2004年，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移交一批恐龙蛋化石、鱼化石等6000万年至1.4亿万年前的中国古生物化石。其中的恐龙蛋化石来自我国河南西峡，负责交接的部长埃利森说，这些化石被非法从中国走私到澳大利亚。中国政府曾于1年前请求澳大利亚政府帮助制止化石非法买卖。中国的请求引起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注意，环境和遗产部、海关和联邦警察加强合作，发现并缴获了这批化石。
近几年我国在打击走私恐龙蛋化石的问题上遇到困难重重，国内外一直以来对于古化石属不属于文物的界定很不明确，始终存在着古生物化石走私与文物走私性质是否等同、古生物化石如何分级等难题。我国的《文物法》对恐龙蛋是不是文物也尚存争议，因此在和国外交涉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难度。据悉，目前国内因盗挖恐龙蛋化石被定过罪的，只有过一次，1997年，5名郧县人欲将盗挖的恐龙蛋经上海转销国外，被警方截获，上海法官以“相当于二、三级文物”的方式将不法分子定罪为“走私文物罪”。
同类国宝
流落国外的第一具恐龙化石陈列在前苏联列宁格勒地质博物馆里，它是一具高4.5米、身长约8米的鸭嘴龙化石，命名为黑龙江满州龙。这是1915－1917年间，俄国的蒙纳金上校在中国黑龙江嘉荫县的龙骨山上散步时，偶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巨大的动物骨骼化石，感觉很特别，于是将其掘出并带回俄国的。这个消息一经传出，迅速引起了各国古生物学家的关注，经过反复研究鉴定，化石最终被确定为恐龙化石，这是中国本土发现的第一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恐龙化石。
鸭嘴龙是恐龙家族中的晚辈，是一类以植物为食的恐龙，属于恐龙中的鸟臀类。这类恐龙的嘴巴宽而扁，很像鸭子的嘴巴，所以叫鸭嘴龙。鸭嘴龙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牙齿很多，少的有200个，多的可以达到2000多个。这些牙齿通过骨组织牢固地连在一起，因而形成搓板状的切磨面，用来切碎由嘴前部的角质喙咬取到的食物。上下颌牙齿的这种构造可以对付较为坚硬的食物，例如多纤维的植物，甚至数枝。
1922年，我国地质学家谭锡畴等人在蒙阴县阳崮南采集到盘足龙化石，这个恐龙化石长17米，一时轰动中外。当时由我国国情所致，大量的国外考古学家在中国进行研究，奥地利古生物学史丹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位。史丹斯基以提供给瑞典古生物学家维曼做研究为名，将化石“理所当然”带到了国外，现存在瑞典伍普萨拉大学陈列馆里。
湖北郧县青龙山和河南西峡一样，早在6700万年至13500万年前，恐龙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们把多得数不清的蛋留在了山上，整个青龙山就是用“龙蛋”垒起来的，经过长期的风摧水蚀，青龙山裸露出一枚枚形似鹅卵石的石蛋，当地人称之为“金鹅蛋”。中国地质大学专家组发现，目前国际上已确认的8个恐龙蛋科中，青龙山就占了5个。由于经费紧张，埋藏层较浅的恐龙蛋化石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当地走私恐龙蛋的交易活动时有发生，其中流失到国外的更是不计其数。
恐龙蛋的形成原因
恐龙蛋化石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它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泥沙掩埋上，没有打破，也没有被细菌分解，浸泡恐龙蛋的地下水含有丰富的无机盐。天长日久，恐龙蛋中的有机质蛋白、蛋黄逐渐被无机盐分子置换，千万年以后，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化石。就是说在石化的过程中必须有三个条件：（1）有硬壳、骨骼等，不易氧化、腐烂；（2）生物死后迅速被沉积物掩埋，而且周围需要有内含丰富的碳酸钙水的流动；（3）遗体经过长时间的充填、置换作用，时间最低限度在1万年左右。
恐龙蛋是恐龙繁殖的直接证据，作为探索进化史的第一手佐证，为我们研究探索这一奥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依据，化石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奇和激励。而恐龙蛋化石也确实能给我们提供许多繁殖、生存、灭绝以及古生态环境等许多重要的科学信息，所以这种稀少的自然历史遗产就显得弥足珍贵。也许科学家会通过对恐龙蛋化石的研究、分析、解释来破译恐龙灭绝这一世界之谜的神奇密码。
刻在兽骨上的历史——汉字始祖殷墟甲骨文
名称：殷墟甲骨文
创作年代：商代
类别：甲骨文，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甲”是指龟甲，指文字刻在龟的腹甲上，少数刻在背甲上；“骨”是牛胛骨和鹿头骨，二者合称“龟甲兽骨文”，简称“甲骨文”。
价值：2004年7月曾拍卖了“孟广慧旧藏甲骨”共20片，价值5280万元。其他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流失时间：20世纪初
收藏地：国外收藏有26700片，分藏于12个国家，其中，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德国715片，前苏联19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
流失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
曲折经历
在清朝光绪初年，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两公里处的小屯村民，经常从田中挖出许多龟甲壳、兽骨。村里有个叫李成的剃头匠，染上了一身疖疮，痛苦不堪。他试着将村民挖出来的甲骨研成粉末敷在患处，结果奇迹出现了，骨粉一到疮面，脓水即被吸干，疖疮很快治愈。后来李成干脆把那些甲骨拿到中药铺里去卖，药店老板将信将疑，最后弄明白这骨头就是中药里的“龙骨”，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记载：龙骨是古爬虫动物的化石，能祛腐生肌。药店收下了这些“龙骨”。从此，小屯村人纷纷挖掘，将龟甲、兽骨当作中药材拿去卖给城里的中药铺或收购药材的商人。“龙骨”渐渐传到了京城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药材铺里。
1899年夏，京城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了疟疾。他精通医道，所以煎药前总要先看看，在对比药材时，发现一块有刻划痕迹的“龙骨”，经过仔细辨认，发现上面刻有文字。于是，他立即将药铺里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买下。自此古董商知道了“龙骨”可以赚钱，加之王懿荣家世显赫，便四处收集送往府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懿荣共收集甲骨1500多片，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王懿荣曾精心钻研金石，对文物鉴定和文字的考释有较高的造诣，这“龙骨”上的文字与他苦心研究的铜器铭文十分相似。他把买下的龟甲骨片在家里仔细研究，最后确认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确属一种文字，就是殷人“刀笔”文字，是祖先创造的早期汉字。他的发现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也因为如此，药材“龙骨”才变成了珍贵的古代文化研究资料，避免了古代文物被进一步的人为毁灭。
王懿荣开创中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之始，被后人尊为“甲骨文之父”。遗憾的是，王懿荣与甲骨文的缘分却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二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腐败的清政府任命身为文职官员的王懿荣为京师团体大臣，率兵防守京城，最终，王懿荣残败而归。在家里，王懿荣毅然写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绝命词，携夫人及儿媳投井自尽，以身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