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陶瓷出口最早的国家，素有“瓷国”美誉。世界各国人民通过陶瓷器皿来了解中华文明，并把陶瓷作为中国的代名词(China)。
在我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瓷器是由陶器演变发展而来的。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就创造出了原始青瓷器。自东汉时期始，瓷器工艺日见成熟。魏晋南北朝时，南方和北方的青瓷就渐渐有了区别。南方青瓷以浙江越窖为代表，北方青瓷以河北邢窖为代表。北朝晚期，河北邢窖烧制出了白瓷，揭开了中国瓷器史上又一个新篇章。唐代，最终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
在唐代制瓷工艺中，在青釉、黑釉、褐釉等器物上另外施加不同颜色的釉，烧制成绚丽多姿的彩瓷，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手法。“唐三彩”的出现，标志着陶瓷发展史上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宋代，是陶瓷技艺的繁荣时期，以高度发展的单色釉著称于世。元代，瓷器出现了青花、釉里红和多颜色釉，把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制瓷工艺结合起来。明清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瓷业中心。“珐琅彩”和“粉彩”代表了清代陶瓷的最高成就。其中珐琅彩瓷器被誉为“世界奇迹。”
早在13世纪，欧洲人通过马可·波罗写的游记，认识到中国生产的瓷器是何等的奢华与精致。中国瓷器的东方神秘感和独特魅力以及因易破碎、难运输的特性而造成数量上的稀少，使她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成为欧洲各国皇室所醉心搜罗的对象。中国近代蒙受西方列强欺侮之时，国内外的古玩商通过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疯狂地搜罗、劫掠各地的瓷器精品，或从中牟取暴利，或邀功请赏。总之，在满足他们积蓄已久的占有欲的同时，我们的民族瑰宝也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外。其中美国的波士顿博物馆，其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我国的历代瓷器，在开放的三个陈列室中，有晋代越窑、唐代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元明清时代的青花器和彩瓷等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瓷器精品。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弗利尔艺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都藏有数量颇丰的陶瓷文物。
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唐三彩的收藏质美量丰，其中的三彩驼、三彩文官佣、三彩镇墓兽等都是极品。在法国，著名的公私博物馆中都藏有中国文物，尤其是中国的瓷器和家具最为普遍。日本有计划地搜集中国瓷器，是从明治维新以后就开始了，所以其藏品也更为丰富。
我们这里就以鬼谷下山罐和过墙梅竹纹珐琅盘为代表，向大家介绍这些瓷器的身世，一起从中感受各样美瓷的魅力，倾听它们多舛的命运。
世界上最“贵”的瓷器——元青花鬼谷下山罐
名称：元青花鬼谷下山罐
制造年代：1351年左右
类别：青花瓷。青花，即元代的青花瓷器的简称，早已被中国陶瓷界认定为与唐三彩一样的专有名词、专有品牌。元青花的釉料，主要为进口的“苏麻离青”料,且大件精品主要供出口，供中亚、欧洲宫廷贵族赏玩、珍藏，故元青花留给后人的谜语最多。
最后露面：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
价值：2770多万美元（2005年）
流失时间：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一位驻北京的荷兰人购得。持有者：可能是一位美国私人收藏家，通过古董商埃斯凯纳齐在2005年7月伦敦佳士得拍卖会拍得。埃斯凯纳齐是国际知名的几大古董商之一，在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同时，也代表一些大买家购买顶级艺术品。委托他的既有西方金融大鳄，更有石油巨头。
流失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
曲折经历：
元青花鬼谷下山瓷罐最初是20世纪初荷兰人范·赫默特男爵在中国偶然购得。事情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在1913－1923年期间，赫默特男爵在荷兰海军服役，被派驻北京担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负责德国及奥匈帝国等使节团及领地的安全。
赫默特爱好艺术，收藏广泛，对中国瓷器的喜爱可从他当年北京旧宅的相片上窥见一斑。他收藏了很多中国瓷器，最为精美的就是这只青花罐。有趣的是，他购买这个鬼谷下山罐时，还以为那是明代的青花罐，因为当时一般认为元代尚无能力制作出如此工艺精湛的瓷器。
蒙古统治时期，青花瓷件数少，易被人遗忘。西方收藏家一直到1968年克里夫兰美术馆举办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展览后，才开始青睐元代瓷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元代青花渐渐受到重视，但没有发现多少堪称传世之作的元代青花。
赫默特的后代和他一样并不知道瓷罐如此之贵重，因而多年来并没有对它有什么特别关照。60年代时瓷罐曾被赫默特的第一代后人拿去估价，但专家也误以为是明代青花瓷，当时认为值2000美元。主人居然将价值连城的珍宝当草，把它当作盛放DVD光盘的坛子使用。2005年，佳士得专家再次拜访才发现“这件瓷器太棒了”，赶紧让主人把原本放于罐内的DVD光盘另觅他处存放。
事实上，直至佳士得出版了拍品目录，收藏者才得知瓷罐的存在，瓷罐也开始在国际收藏圈内引起极大关注。历来古董商非常看中物品来源。由于此罐来源明确，自1913年至今一直在一个家族收藏，并且以前未被世人所识，是行家眼中的“新鲜货”，所以一旦披露，市场兴趣很高，深受藏家重视。中国人的激情也被激发，因为其他七个同类古董无一留在中国。
2005年三月开始，佳士得把瓷罐相继在纽约、日本、香港、上海、北京、台湾、荷兰、法国等地巡回展览，使得人们对藏品的感性认识不断增加，估价自然也水涨船高。拍卖前，专家对瓷罐的估价为100万英镑，也有人说拍出500多万英镑没有问题。伦敦佳士得拍卖行中国部专家连怀恩的估计是600万－800万英镑之间。
回归难题
2005年佳士得伦敦拍卖会之前，有一些中国内地和台湾的藏家跃跃欲试，希望夺回国宝。内地藏家由于经济实力有限，有几位原打算集体购买，终因操作困难无奈放弃，而台湾几位藏家则是以协商的方式，把“夺宝权”“礼让”给了开设有“陈氏博物馆”的陈得福，由寒舍公司总经理王定乾代表陈先生出面竞标。王定乾颇有感慨地对媒体说：“有幸恭逢其盛，参与竞标。虽失之交臂，憾失国宝，但虽败犹荣……其中所代表的意义，不仅是中国文物创下世界（瓷器）最高价格，而更象征着中华文化的艺术价值与内涵，受到国际人士的尊崇与肯定。”
连怀恩强调，在拍卖中，竞拍者未卜先知的能力十分重要。最热门的东西常常会出人意料，通常竞买者会准备额外金钱作后盾。他认为，此次中国藏家没有竞得瓷罐并不意味着中国买家没有能力，而是拍卖前计算有误，因而真正面临意外高价时一时缺乏心理准备。事实上，中国藏家实力很强，如果计算好，完全有能力购买。中国人参加元青花罐竞拍虽多少有些让中国藏品回归故土的因素，但连怀恩认为，他们并不是要扳回所谓中国人的“面子”，而是因为此罐品质的确非常好。当然，让此罐回到亚洲，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学术研究的确有很大帮助。
同类国宝
品类纷繁的元代瓷器中，青花瓷器以鲜活、艳丽、明快独树一帜。青花瓷器中，以人物故事为装饰题材的最大特点。这些所绘的人物故事在明清以后不再多见，明清时期所绘人物大多为市井俗子、婴戏、吉祥人物、田园逸士、英杰明儒、神怪六类。也就是说，元代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具有特定历史内涵。青花瓷器的数量极少，绘画技法高超，特别是画面小中见大，且多表现元代杂剧的故事场景，开创了全新的视觉领域。
目前所见到的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瓷器不过几十件，而且相当一部分流失海外，国内所见者区区可数，主要有以下这些。现藏于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出土于江宁县牛首山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墓中。画面在梅瓶的腹部，占据主要位置。上下饰西蕃莲、杂宝、变形莲瓣纹、垂珠纹等。主题鲜明突出。画面中，主要人物萧何头戴展脚幞头，着袍束带，五络须髯。左手控缰，右手挥鞭，策马飞奔。画面的另一侧，韩信头裹软巾，身着长袍，手牵战马在溪边饮水。空白处衬以苍松、梅竹、山石，错落有致。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件，青花瓷罐，内容为《尉迟恭单骑救主》，画面一侧单雄信双手持矛，纵马前冲。另一侧有身着团花锦袍，骑在马上的秦王李世民和手持钢鞭的尉迟恭。两人并辔而行。李世民头微侧转，尉迟恭左手指点，两人似在交谈。尉迟恭身后，一卒双手擎旗。大旗上直书“唐太宗”三字。
“蒙恬将军”玉壶春梅瓶出土于湖南常德市，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画面中蒙恬顶盔贯甲，面相威严，端坐在椅上。其后一武士披甲悬剑，双手握一杆大旗，旗上直行书“蒙恬将军”四大字。蒙恬的前方一名高鼻深目，手持弯弓的武士前来禀告。武士的身后一头戴毡笠，短衣束带的士卒右手按一抓来的官吏，此人戴高冠，着花袍，作汉人装束，跪伏于地。整个画面绘蒙恬将军审讯战俘的场景。蒙恬满面钢髯，端然稳坐的姿态，以及背后高高树起的大旗，展示了巍然肃杀之气。
湖北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收藏的一件瓷瓶，瓶腹绘出四个莲瓣纹菱形开光，开光内分别绘有王羲之爱兰、周敦颐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梅鹤四个画面。画中人物或坐或立，或拱手，或拽杖，或在柳阴下品幽兰飘香，或在梅树下观白鹤起舞。四个不同的画面表现了共同的高雅闲逸的主题。
流失在海外的，以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昭君出塞”图青花盖罐最为出色。这件盖罐罐腹绘九个人物，七匹乘骑（另外两骑当隐在山石后面）。九个人物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或骑在马上，或摇鞭步行。马上驮着弓、行囊。观人物相貌、服饰有差别。其中骑在一匹白马之上，怀抱琵琶，梳高髻的汉装女子是王昭君，前后各有一胡服女子随行。六名男子中，有的头戴貂冠，髡发驾鹰，着胡服；有的戴毡笠，着汉装。当是迎亲的匈奴使节和汉朝送亲的官员。画面中山石掩映，苍松、翠柳、修竹、芭蕉杂衬其间。疏密有致，布局匀当。
1994年香港苏富比拍品中有一件“三顾茅庐”青花盖罐也很精致。罐腹的一侧，诸葛孔明头包软巾，身穿长袍，坐在苍松下的山石之上。头梳双髻的童子手捧书侍立一旁，左前方一双髻童子正倾身禀告。画面的另一侧，有一枝繁叶茂的垂柳。树下刘玄德戴交脚幞头，着长袍，躬身拜谒。关云长和张翼德在一边窃窃私语。诸葛亮的高逸潇洒，刘备的求贤若渴，以及关、张二人的焦急烦躁刻划得淋漓尽致。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有同一题材的青花带盖梅瓶，画面有所变化。诸葛孔明箕坐在茅庐之内，正在悠闲地观书，茅庐旁植松柏、篱笆，一名头梳双髻的童子打扫庭院。另一边是刘、关、张三兄弟。刘备居前，躬身施礼。
其他还有流于英国，现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西厢记”青花梅瓶；1996年苏富比拍品“西厢记”青花盖罐；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吕洞宾”青花玉壶春瓶；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陶渊明访友”青花玉壶春瓶；1985年日本大阪《元代瓷器展》图册所录的“周亚夫军细柳”青花盖罐、“百花亭”青花盖罐等。上述各件无论哪件都称得上是精品。
景泰蓝中的瑰宝——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
名称：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
制作时间：清雍正年间
规格：直径17.2cm
价值：3252万港币
类别：珐琅彩瓷。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入中国。
持有者：在香港佳士得的“中国艺术精品”拍卖会上，这只雍正御制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打破同类雍正珐琅彩盘的最高成交价纪录，据悉是一位亚洲买家托人购买的。
流失时间：民国初年
流失原因：战火连天的清末，使得大量官瓷流入延清堂，后被私人收藏家买走。
曲折经历
清朝的御制珐琅瓷器，不同时代瓷器的制作都深深地受到皇帝的审美情趣、性情爱好以及他的政治抱负的影响。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对瓷器烧造所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前朝君王。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便是康熙首先发明创造的。
在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进贡来铜胎画珐琅，皇帝看了之后一见钟情，于是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并把这种珐琅工艺移植到他所喜爱的瓷器上。在当时，烧制珐琅的瓷器是比较困难的。它的烧制方法和其它瓷器也不尽相同，也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制的御用瓷器。当陶瓷的素胎在景德镇烧好后，将素胎运至紫禁城内，由宫中画师画上图画、上好彩料，当时的彩料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最后在宫中烧成。铜胎画珐琅的工艺来自西洋，康熙广为召集会画画的外国传教士，甚至每见到一个传教士就会问他是否可以作画，如果回答是，这名传教士就会被半强制地请进宫内，与工匠们一起烧造珐琅彩。
为了方便康熙随时亲临作坊巡视督察，烧制珐琅彩的“小窑”都设在养心殿。一件瓷器，由皇帝直接授意、亲自过问，并且就在皇宫内烧制完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先例的，因而越发显得珍贵。在康熙皇帝的直接督管下，珐琅彩瓷器终于在康熙去世前烧制成功。这一时期康熙珐琅还是和铜胎画珐琅风格一致，图案多以花卉为主，珐琅颜料也全部依靠外国进口。
到了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后，他继承了康熙皇帝对珐琅彩的酷爱。在他的倡导下，珐琅瓷器有了一定的发展。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当时就让他最信赖的十三弟允祥来负责内务府造办处的工作，也具体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在康熙到雍正六年以前这段时间，珐琅彩瓷器的珐琅料，还需从西洋进口，颜色也只有八九种。到雍正六年，国产珐琅料终于炼成，而且它烧炼出来的花色、品种，比进口料还要多，足以保证珐琅彩瓷的创新需要。
雍正对珐琅瓷器的痴迷程度远胜于他的父亲康熙。他不仅亲自设计瓷器的样式，就连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器物的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在历史的记载中，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雍正皇帝上午先到中和殿、保和殿检视第二天到先农坛祭祀的祭器，回到养心殿后他又批阅了三份奏折，发了两道谕旨。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对珐琅彩瓷器具体的器型、花样、材料做出细致的批示。
这件雍正御制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就是这个时期烧造出来的。这些珐琅彩瓷就作为皇室们把玩的器物一直摆放在宫中。康熙年间的珐琅画以铜胎画为主，到了雍正年间，珐琅画的内容糅合了中国较为传统的花鸟画技法，因此无论是工艺还是艺术水平上都比康熙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烧制成的这件珐琅器皿一直摆放在故宫内。由于宫廷对于瓷器的偏爱，明清时期很多烧制瓷器的窑都是官窑。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根据清朝的规定，古玩界经营明清官窑瓷器是违法的。官窑瓷器是相对于民窑瓷器而言的，是专门为宫廷制作的宫中用瓷，因而精美之极。一般民间百姓，是很难有机会见到官窑瓷器的。但在清代末年，随着清廷统治的摇摇欲坠，一些原本为宫廷所用或被帝后嫔妃玩赏的珍贵瓷器，却不断流出清宫，被民间收藏者购藏。
清宫御用瓷器的外流，始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这一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收藏在圆明园的官瓷流散出来，一部分在北京、天津等古玩市场上出现，也有的出现在香港和欧洲古玩市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收藏在紫禁城、颐和园、圆明园的御用瓷器再次外流，使民间官瓷进一步增多。在那时的古玩业流传着一句这样的口语：“买好绸缎到瑞蚨祥，买好药到同仁堂，买好硬片到延清堂。”硬片，指的就是瓷器，它是相对于称为软片的字画而言，又有称瓷器和字画分别为硬彩和软彩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内务府总管文索出资九千两银子，开设了一家名为延清堂的古玩铺，专门经营官窑瓷器。延清堂在古玩界存在了25年，其中有23年由丁济谦担任经理，因此，丁济谦与明清官窑瓷器的散佚，关系巨大。自延清堂开办以后，清廷关于民间不许经营、使用官窑的规定，基本成了一纸空文，一度有不少官瓷出售。文索之所以选中丁济谦为延清堂的经理，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文人气度，胆大心细，交际很广，鉴定瓷器也有一定的眼力；另一方面，早在光绪二十年前后，他便专门做提溜包的古玩买卖，经常进出官府衙门，并且私下买卖过官窑瓷器，对官窑比较熟悉。
由于有文索在背后支撑，丁济谦做生意特别大胆，琉璃厂的其他古玩商只能望其项背。随着延清堂实力的不断雄厚和清王朝的日益腐败，延清堂逐渐成为文索聚财的基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后，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西安。第二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见宫内丢失了大量包括御用瓷器在内的文物，曾下令在北京城内查抄。但这样的命令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而已，所以当庆小山启奏：“变查抄为收买，以安民心”之后，慈禧太后便马上同意了。文索最早得知这一消息，开始利用延清堂收买了大量从清宫流失的珍贵瓷器。
民国初年，热河行宫被盗，大量存放在行宫的御用器物流失民间，其中有不少都到了延清堂丁济谦的手中，如康熙官窑豇豆红尊、柳叶尊、郎窑瓶、古月轩珐琅器等，在普通的古玩铺是根本看不到的。当时，担任热河都统的是熊希龄，他与丁济谦很有交情，有人认为是丁济谦与其密谋盗窃牟利，然后又制造了被盗的假象。
后来，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曾捕获了一位所谓的行窃者，并派人到丁济谦的延清堂索取脏物，但丁济谦却表现得毫无畏惧，在法庭上大声说道：“我是公买公卖，将本图利，有卖的我就买，我不是偷盗来的东西。应该负失盗的责任是熊希龄，他是热河都统，你们有胆量找他去。”丁济谦之所以敢这样大闹法庭，一是因为他与民国政府的上层人物过往从密，二是因为这时的熊希龄已是民国政府的国务总理兼财务总长，谁敢去找他算账？于是，热河行宫被盗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在丁济谦的管理下，延清堂生意越做越大，几乎所有的清宫御用珍品，延清堂都有。延清堂成为中国古玩界的首户，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收藏家光顾、购买，使延清堂成为清宫散失的御用瓷器的聚集、再散佚的中转站。目前，很多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珍藏的明清官窑瓷器，都购自延请堂，当然也包括这只御制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这件国宝再次出现是在香港万豪酒店举行的佳士得2002秋季拍卖会“中国艺术精品”，全场成交榜魁首即为611号拍品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成交价为港币3252万，令人拍案称奇。
在拍卖会上，清雍正时期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先声夺人，创下了雍正珐琅彩纹盘的拍卖最高纪录。当拍卖师由1200万港币开始叫价，约有两三位现场买家应投，当拍价价码到达2300万港币时，只剩现场两个人对峙，双方进度很慢，考虑得很冷静，当叫价升至2600万港币时，又有新买家加入竞争，现场一位竞投者则退出，只有两位男士继续争夺，一位坐于前排的男士通过免提电话与人商讨，价钱每次“升级”，都良久考虑，到2950万港币拍卖价时，他先是摇摇头，再考虑一会儿，终于决定接受这个价格，最后以3252万港币买得该“珐琅彩纹盘”，赢得全场掌声。
拍得该“珐琅彩纹盘”的这名男士透露，是一位亚洲买家朋友托他购买该盘，认为其质量极佳，这个价钱相当值得，并不太贵；在应投时显得犹豫，只是不想在过程中操之过急，令其它人觉得仍有将价钱提升的机会，事实上他早考虑到以这个成交价购买该盘。
国宝内涵
清雍正朝中期，清内廷作坊成功研创出一系列珐琅色彩，珐琅技艺至此发展至极致。“御制珐琅彩梅竹纹盘”为雍正年间宫廷御用器物，绘工极其精致细腻，是内府作坊绘瓷师傅的杰作。双方框“雍正年制”蓝料款，它的梅竹纹彩绘纹饰由内壁延至外壁，即梅枝主干由器足向上延伸，跨越口沿进入盘内，其中一枝再翻过口沿回到外壁，如一幅立体画布。花枝与竹树攀越口沿，绘画细腻，内外纹饰浑然一体。盘内的题诗是“芳蕊经时雪里开”，构思新颖大胆，绘工精美绝伦，极为珍贵。
花枝由器外延至器内称作“过墙花”，首创于明末，至清因受到帝王的喜爱而得以迅速发展。清雍正年间“过墙花”纹饰发展极盛，其工艺水平亦臻至顶峰。清内府以“过墙花”作装饰的画珐琅瓷器大小具备，绘工精湛。这件珐琅彩盘的“过墙花”花枝有外壁攀进器内之后再次翻出外壁极为罕见，当属清宫内府之珍稀异品。
国宝价值
清代所有的瓷器都在景德镇烧，唯有珐琅彩瓷器是先在景德镇用高温烧成白瓷，然后送到西华门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以珐琅料施彩，由造办处珐琅作在彩炉中以低温烧成，可见其珍贵。再加上是宫廷御用，十分具有收藏价值。
对于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现在的研究者评价认为，其瓷器淡雅、清新，有着隽永的审美趋向。雍正时期跟康熙时候的风格有所不同，基本上摆脱了铜胎珐琅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珐琅彩瓷，直接让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用珐琅料在白瓷胎上彩绘，在这些瓷器上出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梅兰竹菊和意境幽远的山水画。珐琅彩瓷器在中国八千年延绵不断的陶瓷发展史上，是中国古陶瓷顶峰期的作品，代表了中国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
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正是这个时期珐琅瓷器最高水平的代表，其制作技艺奇绝，时代特色鲜明，传世极少，至为珍罕，其备受收藏界推崇也就是必然的了。由于珐琅彩瓷器制作极为考究而且产量低,传世品很少,仅见于康、雍、乾三朝。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集中将康、雍、乾珐琅彩瓷器陈列在端凝殿,也仅有200余件。因此这件雍正时期的珐琅器更是珍品中的精品。
驰名中外的珐琅器
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它大约是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到了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其胎底色以蓝色为主，所以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入中国。
具体说来，掐丝珐琅器在明朝的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以后它的工艺水平均明显下降。清代的景泰蓝工艺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花纹图案繁复多样。画珐琅技术自传入中国后，在康、雍、乾三朝得以发展，这个朝代的作品在造型、釉色、纹饰、落款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康熙时期的画珐琅器釉色亮丽洁净，纹饰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为主。雍正年间的画珐琅器器型制作工整，黑釉光泽亮丽，超过康、乾二朝。乾隆年间的画珐琅器装饰趋向”稠密”、“细致”的堆砌式，中西合璧的装饰方式比较多，工艺上出现了画珐琅与内填珐琅、掐丝珐琅等相结合的现象。
珐琅器作为艺术品收藏中的一个门类，同样吸引了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对象大多以景泰蓝为主。我们所指的景泰蓝收藏是指晚清和晚清以前用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的景泰蓝，当时景泰蓝瓷器的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要求。加上国内现在遗存民间的晚清以前的景泰蓝几乎荡然无存。稀少的存世量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和增值空间，而且当今市场上景泰蓝器皿与同时代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相比较，价格低得多，所以它的升值潜质相对也更大，对收藏者来说更具收藏升值价值。
同类国宝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画珐琅瓷碗，也是以“过墙花”为装饰，是单瓣白梅和重瓣粉红梅花，与这件珐琅彩盘相比，唯独缺少了青竹。碗上题铭与此盘也相同，只是印款略有不同，盘为“佳丽”、“香清”、“寿古”三印，而碗为“先春”、“香清”和“寿如”。两器画风、字体和印款如出一人之手。北京故宫藏“过墙花”画珐琅瓷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本是一对，现在的两只隔海相望，不知何时团聚。
在雍和门殿内的珐琅五供和景泰蓝五供也是珐琅器中的精品。珐琅五供内为铜胎，外面饰有宝石末珐琅，即在珐琅质料中搀人随色的硼砂、丹铅、料器粉等，使之鲜艳夺目。这也是清官养心殿造办处制作珐琅的独特工艺。景泰蓝五供的瓶口与炉口的正面雕有款“大清乾隆年制”。此套五供上的金色与景泰蓝特有的蓝绿色相互辉映。国内现在这样大的景泰蓝已很少，应是乾隆年间的艺术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