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类国宝
周宜壶是西周中期所铸造的青铜礼器，最早在乾隆年间编成的金石名著《西清古鉴》中就有著录，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周宜壶是难得的一对，早年均为清宫旧藏。周宜壶器形完整、流传有序。在近代散佚后流落民间，一直到2005年在上海重现。在这件周宜壶器中共有二十多字的铭文，文曰：“周宜作公己尊壶，其用享于宗，其孙孙子子万年永宝用。”这段铭文的意思是说“周宜”为其先人“公己”铸作此祭器礼壶，用以陈享于宗庙之中，并祈子孙万年宝用。此器古朴沉稳，端庄而不失精工，器腹饰有十字带，上缀蝉纹，器颈饰凤纹，足饰窃曲纹，两耳铸作兽形，内衔两环。尤其珍贵的是，珍藏于台湾的周宜壶的壶盖早已流失不知去向，而这件礼器器型完整，保存良好。早年就有专家预测，其如果这件藏品上拍，其价值一定不会低于500万美元。一些业内人士甚至预计，这件青铜器的价值一定不会低于500万美金。
来自远古的天籁之音——晋侯苏编钟
名称：晋侯苏编钟
制造年代：西周厉王（公元前9世纪中叶）年间
类别：青铜编钟，记录着我国青铜时代的文明。青铜器是中国历史文物最重要的门类之一。编钟为古代成组的青铜打击乐器，将成系列的铜甬钟或铜钮钟悬挂在木架上，用木槌击奏出动听的乐曲。各时代钟的形制大小不一，枚数也不尽相同。
最后露面：这组编钟共16件，其中的14件于1992年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一个古玩肆购回，另外2件后来出土。
现藏地：上海博物馆
流失背景：位于曲村—天马遗址中心位置的晋侯墓地，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少数不法之徒心怀贪婪的邪念，默颂着“要想富，盗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的歪门致富经，昼伏夜出，四处搜寻、盗挖古墓。一时间，探孔遍野皆是，盗洞随处可见，多少古墓惨遭洗劫，有志之士无不扼腕叹息、痛心不已。
曲折经历
在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所属地区有一个叫作曲村的小村庄。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座小村庄一直默默无闻。谁也没有想到，九代19位晋侯及其夫人已在这个小村庄的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如今，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的发现，证实了两千年前这里曾是晋国最早的都城。
目前这个墓地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还要继续发掘。但仅就我们已发现的，这些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上，都有着晋侯的名字，而这些晋侯的名字和《史记》晋世家列出来的晋侯名字，有的可以对应起来。据古书记载，苏是晋国的第八位王侯，史称晋献侯。他英勇善战，深得周王的赏识。在编钟里苏详细地记载了几千年前那场战役的始末，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然而，当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墓葬时，却发现已经有八座晋侯墓被盗，残余物凌乱地散在墓底。在考古学家痛惜这些失落的珍宝时，这座不起眼的小村庄却迅速地“著名”起来，不少文物走私者闻风而至，以高价收购这些被盗的珍贵文物，而这座村庄也因而迅速致富，被人称为“小香港”。在某位晋侯的墓地中随葬有一组精美的编钟，共有16件，可惜其中的一部分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就被盗墓贼窃走，流落香港。
北大一位老教授回忆说，当时他们真是提着脑袋在考古。当地的盗墓贼配备的不是洛阳铲这种传统工具，他们装备的是冲锋枪、炸药和越野车，坚固一些的墓室都是被炸药炸开的。他回到北大以后，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再去了，以免把命搭上。在盗匪横行的战乱年代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我们还会理解，可我们的考古人员遇到这批盗墓贼的时候只是十年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当地的政府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直到前几年，侯马市抓捕了一批盗墓分子，枪毙了几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也与此案牵连被处理，才总算有所好转。
在香港漂泊几年后，国宝胜利回归，这要归功于一个人——马承源，上海博物馆馆长，他在上海博物馆工作近半个世纪，担任馆长达14年之久。由于家庭的熏陶，马承源从小就对青铜器、古文字有着特别的爱好。早年，他在大夏大学读书，学的是历史。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进入了上海博物馆。自此，他同我国的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马承源和他的同事到处征集文物。一次，来到上海冶炼厂堆积的破铜烂铁场地，发现一件甑与釜相连的器物，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件难得的青铜器。经过他的研究，这是一件汉代的蒸馏器，它不仅可以蒸馏酒，还可以提取花露或蒸取某种药物的有效成分。这表明在公元2世纪左右，中国已经掌握了蒸馏技术。在长年的实践中，马承源练就了一双鉴定文物的“火眼金睛”，不知为国家抢救了多少文物！单是在香港，经过他手的就有包括青铜器、石刻雕塑、玉器、印章、陶瓷等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有晋侯苏鼎、晋侯苏编钟等。
在香港有一条古玩街，马承源每一次到香港，都要逛古玩街。一次，他在美国好友范季融先生陪同下来到古玩街，在一家小店橱窗里看到一只鼎，不觉眼睛一亮。取出来一看，虽然表面土锈甚多，但从锈迹斑斑的铭文中，“晋侯”二字依稀可辨。上博馆藏的青铜宝鼎也有不少，但眼前的这一件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他反复地观看，似乎有点爱不释手。但当时马承源身上的港币已不多了，范先生见状，料定这是一件非同一般的文物，就讯问店主美国信用卡是否可用，在划卡成功后就将此鼎买下，随手交给马承源，捐给上海博物馆了。他们回到上海，经过清洗去锈，鼎身现出了43字铭文。这件西周中期(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末)鼎是晋侯因军功而赠给下属的一件器物，其铭文记载的是晋侯命令他去追击来犯之敌，战成后为此赏赐成套的兵器及十朋贝。西周时代铸铭晋器在此之前基本上没有发现过，此鼎便成为当时发现的西周中期铸有长篇铭文的惟一的晋器，弥足珍贵。
又一天，也是在这条古玩街上，马承源和香港朋友看到一家古玩肆里有一件古玩，不禁怦然心动，取出来细细观摩——这不正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用品吗？夫差在位22年，传世的遗物仅20多件，且大多是剑、戈等兵器，像这样的礼器从来没有见过。此时马承源没有钱，就关照古董商不得转手，过几天会把钱汇来买下。可是，回到上海后一时还是筹不到这么多钱。马承源心如火焚，无奈之下告诉了香港工商巨子何鸿章。何先生慷慨相助，买了下来赠给上博。后来发现器具上还有12字铭文。原来，此物是吴王夫差用诸侯进贡的青铜为西施铸造的。
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那里传出一条信息，即香港文物市场上有一套14件的编钟，钟上的铭文是凿刻的，这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当地某些博物馆和收藏家都不敢轻易出手，认为有伪造之嫌。当1994年照片和铭文传到了上海后，马承源凭他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根据仅有的资料，断定是真品，毅然决定抢救回沪，用重金从香港将流落在外的晋侯编钟购回。马承源说：“我当时马上告诉香港这个古玩店，‘这14件钟，你不要给别人看，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古玩行有这个规矩，给人看了以后，只有不要了以后，才可以给第二个人看。’我跟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这套钟是了不得的东西，我们赶紧要把它寄回来。大概寄了十二三个箱子，装的大箱，装回来了，装到上海博物馆。打开一看，这确实是非常早的晋侯墓编钟。”从此，晋侯苏编钟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虽然上海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很少，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周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品质，均著称于海内外。这些藏品不仅来自大陆，也有不少是从香港等地回归。仅在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前后，便有数百件文物从香港陆续回归，其中不乏对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有重要帮助的重器。
晋侯苏编钟归藏上海博物馆的当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盗掘后的山西翼城与曲沃县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得到了十数件青铜器，其中有两件晋侯苏钟铭文也是凿刻的，与上博所藏的14件编钟如出一辙，经考究原来它们竟是完整的一套，16件编钟的来龙去脉因此真相大白。
国宝内涵
按照铭文中记载，钟的所有者为“苏”，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这套16件的青铜编钟被命名为“晋侯苏钟”。这一套编钟到达上海后，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精心清洗、去锈，获得可以连读的铭文300余字。编钟上的铭文，被分别刻在每座钟的正面，铭文可以连缀起来，表达完整的叙事。
根据器形和铭文，这是一套西周厉王时代(公元前9世纪中叶)的编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
钟上的铭文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以此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世次记载有较大疏漏。铭文还有对周厉王亲征东夷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它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整个作战过程都是周厉王亲自下达命令，作战计划、进攻方向等军事部署非常具体，可看出这套编钟是为颂扬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而铸造的，但这一史实未见诸记载。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中，晋侯苏钟成为周厉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学术界对于晋侯苏钟具体所属王室曾有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晋侯墓葬中含碳样品的碳14年代测定，“苏”的去世年代在公元前830年和前798年之间，与《史记晋世家》所载第八位晋侯，献侯“籍”死于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相符合。编钟主人“苏”就是第八位晋侯：晋献侯“籍”。晋侯苏钟所记载的“唯王卅又三年……”的王，显然是指周宣王之前的周厉王。苏钟铭文所描述的是在周厉王三十三年，年轻的“苏”公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献侯“籍”，协同周厉王对其他反叛诸侯进行的一场讨伐征战。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晚期，国家大乱，周厉王三十七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出逃，随后改西周王室年号为共和元年。晋侯苏钟铭文印证了《史记》所载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国宝价值
这件距今已约有3000年的青铜重器，无论从历史和艺术价值上都堪称国之瑰宝。可是，就是这样一件瑰宝，当初却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一件赝品而四处漂泊……幸运的是，由于一位老者的慧眼识宝，它才得以重见阳光，恢复了昔日的风采。
形制精确，方能保证音律精准，这在今天也不易办到。合理的金属成份配比和规范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艺上的特殊处理，使编钟达到了令人赞叹的音响效果，所以说晋侯苏编钟实在是一件稀世之宝。
晋侯墓地出土文物是山西进入文明时代的直接物证，不但种类繁多，而且无论青铜器、玉器还是陶器，件件工艺精湛、美轮美奂，基本上代表了周王朝最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但是晋侯墓地的考古价值并不完全在这里。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自桐叶封弟以后，从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开始的九代晋侯全部被发现了，而且和《史记·晋世家》完全吻合。要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这些晋侯生活的年代已有1000年左右，而在他之前又没有任何正规系统的史学专著可供参考，能准确到这等程度，实在令人佩服。
晋侯苏钟被媒体报道的最多，就一组文物来说，这套编钟从3000年前铸造出来，就有着传奇色彩。首先其铭文大异常规，不是像其他周青铜礼器那样被铸造上去，而是刻写上去，以至被盗至香港，还被人认作赝品，无人收购。随后又非常偶然地被上海博物馆购回，并且交易方式是邮购。再然后，政府工程夏商周断代小组的专家，从铭文中“王卅又三年”一句，再加上其他辅证，准确地从共和元年又往前推算了37年。最后，这套编钟里没被盗走的两只小钟也在晋侯墓地被发现，和那14只到香港漂泊了一圈的兄弟终于团聚。
曲村—天马晋侯墓地青铜器群
曲村—天马北赵晋侯墓地，经1992－2000年间，六次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9组墓葬再现了晋侯排列有序的完整世系链环。大多数学者认定，晋侯墓地的9组晋侯与夫人墓是从西周早期偏晚的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仇，九世父子相继。
晋侯墓地共出土青铜礼乐器数百件，显示出晋国作为西周属国的独特文化面貌。首先在青铜器用鼎制度上，九世晋侯墓表现出西周器用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晋侯墓地的青铜器，以其特立独出的鸟兽形青铜器显现出晋国夏夷相融的文化习俗。出土的立鸟尊，器身为高冠回首凤鸟形，背盖上有小的立鸟形盖钮，尾部呈象鼻状下弯与双足构成三点支撑；猪尊，器体为立姿硕壮猪形，器腹中空，背上一圈形捉手的盖，獠牙、耸耳、脊鬃、翘尾显示出野性未泯的不驯；兔尊，大小不一，匍匐拢耳，四腿蜷曲，背上一敞口长项尊与中空腹相连。
晋侯墓地青铜器在纹饰上，繁缛与简约并行，除西周常见的几何形的波曲纹、重环纹、垂麟纹外，还有变形龙纹、兽面纹占相当数量。繁缛如龙耳人足方盒、鸟盖人足扁等，器身遍布复杂多变的纹饰。在从为数众多的铜器中，有铭器物相当丰富，这些珍贵的铭文，具有证经补史之作用，其中有六位未见诸史册的晋侯名字，一批有研究价值的西周人名，多种前所少见的时历，特别是晋侯苏钟，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苏率部参与厉王亲自指挥的征讨东夷的战争和西周晋国辅佐周室、勤王图强的历史现实。
同类国宝
曾侯乙墓姊妹编钟
曾侯乙墓乐宫中最为显赫的属编钟。这套造型壮观、配备齐全、音列充实、音频准确的大型编钟，堪称我国古代编钟之最，并以其数量之多、铸造之精、保存之好、音律之全、音域之广、音色之美、乐律铭文之珍贵，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观”，是“精神世界的圣山”，“文明古国的象征”。
钟架、钟钩、钟体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有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钟体铭文大都镀金。铸钟的铭文，记叙楚国的惠王在执政五十六年时，为祭奠曾侯乙而铸制了钟鼎彝器，并送给曾国。
这组编钟件件保存完好，闪亮着青铜光泽的钟体，均保留着优美迷人的原有音响。仅少数大型甬钟的侧鼓音不甚明显之外，绝大多数钟均能在正鼓部和侧鼓部，分别击奏出呈三度音程，及与标音相符的两个乐音。全套钟含有深沉浑厚的低音、铿锵圆润的中音、清脆明亮的高音，丰富的色彩可调配出相当的表现力。其音域自C2至7，跨五个八度音程，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以至七声音阶乐曲；中心音域内二十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钟及架的装饰，取有人、兽、龙、花、几何形等多种题材，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雕绘、线描等多种技法。加之精巧的布局和细微的刻画，达到了极好的美化效果。整架编钟，宏观巍峨庄重，微观精美华丽，是耐人观赏的艺术佳作。
无独有偶，1981年在擂鼓墩二号墓，又发掘出一套36件编钟。经专家鉴定，二号墓编钟与曾侯编钟同一体系，音色、音律与曾侯乙编钟相通，其中8件大钟与曾侯乙编钟的音律完全一致。从钟体的大小衔接处有一明显空缺，这一空缺正好由二号墓出土的八件大钟填补。从编钟的音高分析，二号墓出土的28件小甬钟与8件大甬钟有别而自成一体，恰好填补了曾侯乙编钟的高音区，并使曾侯乙编钟的音域从五个8度扩展到6个多8度。因此，二号墓编钟被称之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两套乐钟钟除外合计100件，百件编钟可分可合，是一个完整的宏伟的编钟系列。
由这批古乐器直接和间接保留着的音响中，从它们所携带的具有经典价值的钟磬乐律铭文里，我们不难得知早在二千四百年前，我国古代音乐所具有的水平。
屈原祠中的“西瓜敦”——战国铜敦
名称：战国铜敦
制作年代：战国
类别：铜敦。战国时期用以盛稻稷等谷物用的器具。
价值：盗窃分子以3.8万元卖给了香港文物商，实际价值不可估量。
出土：1974年10月30日在屈家坪战国一号墓出土
最后露面：世界四大著名拍卖行之一美国索斯比拍卖行
流失时间：1988年6月4日
现藏地：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
流失原因：被不法分子偷盗，卖给港商，后又流入美国。
曲折经历
人们都知道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里在秭归，这件铜敦便是屈原祠中的藏宝。屈原祠原来位于秭归县的长江岸边，因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屈原祠便易地到秭归城东三华里的向家坪保护，并以此作为屈原纪念馆。馆内收藏的不仅有关于屈原的典籍资料，还有秭归县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战国铜敦、春秋玉璜、铜剑、越王剑等，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其中的珍贵文物，也被盗窃者所注目。
1988年6月4日夜，秭归县屈原纪念馆二层中的9件顶级文物，包括当时出土文物中最负盛名的原始乐器——编钟和战国铜敦，以及其他国家重点级瑰宝，被江湖飞盗掠走。这些文物中尤以在屈家坪战国一号墓中出土的铜敦最为珍贵。大约在两周后人们获悉：十多天前，有两个外地人曾租用船只到宜昌进货，但船主等了两天不见装货，也没再见到那两人的踪影。当地公安机关根据船主描述的两人的情况，判断这两名操荆州口音的人有重大嫌疑。但当时获取的证据除了两名嫌疑人在船上留下的四川万县产的“万光”牌电池外，别无它物。
同年3月，四川云阳县张飞庙也曾发生过文物被盗案，案发当晚在县人民旅社住宿的宁学昌、宁学武等三个人有作案可能。从这两起文物被盗案分析，像是同一团伙的人所做。相似之处有四点：一是盗窃目标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二是都是包船逃离现场；三是都使用监利县工人的工作证，操荆州口音；四是他们在现场同样遗留有四川万县产的“万光”牌电池。这使破案终于有了些头绪。公安人员进行了几个月的多方排查，但是案情毫无进展。就在这时候，湖北省公安厅接到了公安部的紧急传真，要求尽快破案。
因为11月中旬，一位美籍华人文物专家向国家文物局透露：在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将于本月29日拍卖的文物目录里，有一件极像1974年在中国湖北出土的战国铜敦。国家文物局调查发现，像这种镶嵌蟠龙纹的战国铜敦在中国只有两件，一件还在湖北随州市，另一件原在湖北秭归的屈原纪念馆。从文物的现状来看，索斯比拍卖行即将拍卖的战国铜敦，很可能就是屈原纪念馆失窃的那件。至于它何时被走私出境，不得而知。
要成功地索回我国遗失的文物，就必须提供详尽的第一手证据。11月23日，湖北将铜敦的全部资料送到了北京。经专家对资料和索斯比拍卖目录中的第43号文物进行鉴定，断定就是我国失窃的那件。11月26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致电美国，要求协助中国警方追回战国铜敦。
但是拍卖在即，美方的消息迟迟不来，眼见这件珍宝就要落入他人之手。为向美方及索斯比拍卖行施加压力，11月28日，新华社各驻外分社和国内各大新闻机构播发了如下电稿：“美国索斯比公司计划明天拍卖的一件我国铜敦，是今年6月在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失窃的中国文物，希望索斯比公司暂停这一珍品的拍卖……”
按照有关国际公约，收藏、拍卖属于他国的失窃、走私文物，是不道德的行为，美国和索斯比显然都不原意冒被世界谴责的危险。就在拍卖会开始的当天，中国警方接到美国驻华使馆的通知：索斯比决定取消中国铜敦的拍卖计划。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件战国铜敦就可以交还中国了。几天以后，索斯比拍卖行对我驻美机构表示，在中国方面能够提供证明该铜敦的所有权属于中国的详细材料后，索斯比拍卖行才能与其委托人一起，以捐献的形式把铜敦归还中国。国外的一些媒体也对此大加渲染，甚至有的报纸使用了“中国大陆战国铜敦被盗，中国警方一筹莫展”的标题，国内各界也十分关注此事，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一切，都给中国警方和有关部门增加了无形的压力，抓获罪犯无疑是最主要的事情之一。湖北省公安厅立即紧急研究，决定把侦查的视线转到距秭归500公里的监利。
接到任务的监利县公安局经过分析发现，文物被盗案所使用的鸭嘴钳是不多见的，而且与本县工商银行被盗案采取了同一方法。监利县爱民路曾发生了一件捡破烂的老头与小孩争夺铁管，铁管中掉出金融债券的奇怪事情，债券正是工商银行失窃的。他们由此推断：案犯确实在监利，而且就在爱民路一带。经过缜密排查，一个有犯罪前科、近期暴富的名叫李建新的人被请到了派出所。他承认了与栗金飞一起盗窃屈原纪念馆铜敦的犯罪事实。而此时，栗金飞正因其他案件被收审在押。12月8日夜12时左右，栗金飞也在强大的法律攻势面前，对一切供认不讳。他们还供认，盗窃的文物有的卖给了广州人陈金明，另两件无花铜敦和铜壶埋在栗金飞岳父家的灰池里。但对其他问题，拒不交代。
栗金飞是盗窃案的主犯，只有从他身上才能获得战国铜敦被盗走私的详细情况。经过审查，见逃脱不过的栗金飞又相继交代了如下犯罪事实：
1988年3月24日，他同两名当地青年盗窃了张飞庙中收藏的铜编钟1个、铜镜2个、金手箍1个，以12000元的价钱卖给了武汉的刘学丰。1988年6月4日，在盗得屈原纪念馆的战国铜敦等九件文物后，在广州越秀宾馆将铜敦以3.8万元人民币卖给了香港商人袁某。1988年9月，他同李建新等人从郑州市博物馆盗窃一件西周时期的蟠龙纹铜方壶，后以51万元港币加2万元人民币的价钱，通过一广州人卖给了两个港商。另外，还有他与李建新等人多次往来于开封、洛阳、西安、郑州、菏泽、广州等地的经过与事实。
几乎是与盗贼们斗智斗勇的同时，我国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与国际刑警组织中心局及美国驻华使馆进行了频繁联系和交涉，并将关于战国铜敦案的所有详细资料，犯罪嫌疑人的提供的一切证据以及说明等相关文件，通过驻美国纽约的领事馆，稳妥地递交给索斯比拍卖行，纽约索斯比拍卖行与未曾公开露面的卖主一起协定，以捐献的形式将铜敦归还给中国。1989年5月25日，双方代表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签署了备忘录，由中国派出的代表将铜敦接运回国。
1989年5月29日，在纪念屈原的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秭归县几十万百姓奔走相告，历尽千般磨难将战国铜敦又重新回到了它的故乡——秭归屈原纪念馆。
国宝内涵
战国青铜器造型丰富、品相繁多。加之用合范法铸造，一般一范只铸一器，很少有面目完全一致的青铜器，因此件件面貌各异，拓宽了艺术欣赏的视野。尤其是其中精品迭出，看了使人叹为观止。
这件铜敦属于贵族使用的饮食器具，通体装饰有细刻精镂的蟠螭纹。敦是一种盛食器和礼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的，形状较多，一般为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有的盖能翻转来使用；有的盖和器都作成半球型，合起采成为球形，俗称“西瓜敦”。器身常饰有环带纹、蟠虺纹等纹样。圈足的敦，盖上多有捉手。
国宝价值
战国铜敦不但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所谓艺术欣赏价值是指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很高超，如同一条字、一幅画，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它有复杂的形制，多彩的花纹，增加了艺术欣赏性。
战国青铜器的艺术魅力表现在三个方面：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这个时期青铜器秀美多姿的形态、令人眼花缭乱的纹饰，不但为研究上古美术史和造型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是现今装饰艺术很好的借鉴物。
屈原祠
屈子祠又称汩罗庙、三闾祠，在汩罗江下游北岸的玉笥山上，东南距汩罗市区约十公里。屈子祠始建于汉代，重建于清乾隆十九年，二十年竣工。一百余年后的同治八年又一次修缮，这就是现存的屈子祠。屈原祠包括山门、屈原青铜像、东西碑廊、纪念屈原陈列馆、屈子衣冠冢，五大部分依山排列，古朴清幽，壮观肃穆。
据记载，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归洲(秭归县旧治)剌史王茂元，在相传屈原怀恨投江后魂归故里的屈原沦修建了屈原祠，并镌刻石碑，赞颂屈原“义特百夫，文雄千古，其忠可以激俗，其清可以厉贪。”铭文中哀悼屈原“麟出外时，终困于人。剑有雄芒，不用无神。矫矫先生，不缁不磷。举世皆醉，抱志殁身。汩水悠悠，言问其滨。归山高高，独抱清尘……”。
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尊封屈原为“清烈公”，将屈原祠修缮并更名为“清烈公祠”。从此以后，元、明到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历任州官，对清烈公祠多次进行维修，并将每年的五月五日作为祭祀屈原的节日也就是现在的“端午节”。
清烈公祠座落在秭归城东五里的一个山丘上，坐坡朝江，面对楚台山。气势浩荡。1976年，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兴建，江水升高，清烈公祠缘此由秭归县人民政府将其迁往距县城3公里的向家坪，重更名屈原祠。此时，屈原祠得以焕然一新。由于秭归县地处长江三峡工程坝上库首，三峡工程建成蓄水后，屈原祠也在淹没之列。1998年9月28日，与三峡工程仅千米之距的秭归新县城建成。秭归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移至新县城。秭归县人民政府已作规划，屈原祠将再次迁徙。规划中的屈原祠将建在新县城东风景秀丽的凤凰山上。这里面对宏伟的三峡工程，三峡水库蓄水后，凤凰山环水相拥，到那时，屈原祠依山傍水，将成为三峡库区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屈原祠历经千年有余，饱经岁月风霜，几次迁徙，数次修缮重建，充分显示了屈原爱国爱民精神流芳百世，千古不朽，也充分展示出世人尤其是屈原故里的人们，对屈原世代怀念的不灭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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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方彝，是古代的盛酒器。彝，青铜礼器的通称。在古籍中未见以方彝为礼器的名称，宋人以这类器形作方形而名之。方彝的特点在于它像一座造型精美的小房子，四个璧面比较直，下有圈足。方彝从出现以后，存在的时间很短。方彝最早发现为商代早期的陶制品。青铜方彝出现于商代晚期，数量不少，后来便逐渐减少。它与觚、爵之类的器物意义基本相同，西周中期以后便消失了。
西周早期的令方彝，又名矢作父丁彝。1929年于河南省洛阳市马坡出土。令方彝整体通高34.1厘米，宽24.6厘米。器口长19.3厘米，宽17.7厘米。
这件器物造型优美，从彝的顶盖至器下的圈足，装饰的纹饰非常的精美华丽，器的通体四角饰有扉棱，四个面的中部又饰有扉棱，就连器盖的顶钮上四角及顶上都饰有扉棱。钮面饰有兽面纹。盖面饰有双夔纹构成的兽面纹。器物主体沿下的四面各饰有双体龙纹，两龙相对，使龙头合并在一起，成为了单个龙头，而龙的躯向两侧蜿蜒展开。器体的腹部微鼓，饰有以扉棱为中心的双夔纹构成的兽面纹。彝的足饰有分尾小鸟纹。从彝的造型看像一座华丽的小房子，盖为屋顶。器整体表面为浅绿色，上有片片的红色薄锈覆盖。
方彝通体纹饰繁缛，层次丰富，三层花纹的兽面纹仍充满着庄严和神密之感。双体龙纹、夔纹、鸟纹扉棱四出，因其器盖铭文，更显其珍贵。器盖同铭，铭文分14行187个字。其行款稍有差异，为此，过去有的著录者误将此物定为二器，其实为一器也。
但令人深感痛心的是，我国西周时期的青铜精品之作令方彝，早已流失到了海外，现收藏在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
来自圆明园的“浮屠”——青铜鎏金佛塔
名称：圆明园鎏金佛塔
制造年代：兴建圆明园时期
类别：青铜鎏金佛塔。我国的鎏金技术，自战国以来即大放光彩，尤以两汉最为普遍，其制作方法是将金与银混合熔化后，涂上铜器表面，经温烤后固著，再加以打磨即成，华贵璀璨经久不褪。后世的鎏金技术更加成熟。
价值：我国古代仅存为数不多的鎏金器物，价值连城。
最后露面：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流失时间：1860年
现藏地：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
流失原因：清政府腐败无能，因斩来使激怒英法联军，招致劫掠圆明园。
曲折经历
圆明园是我国园林艺术的瑰宝，被称为“东方凡尔赛宫”。这里不仅有极为精美的陈设、装饰，还收藏和陈列着罕见的珍宝、文物、图书。圆明园园内四五十处殿堂内装饰了难以计数的紫檀家具，陈设了大量的国内外珍奇宝贝，有家具、锦缎、毡毯、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漆器、牙雕、玛瑙、琥珀、水晶、木雕玉器、宝石、书画、钟表、历代典籍应有尽有。当时的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这座鎏金佛塔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设，与故宫现存佛塔基本相似。该塔有两米高，青铜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说起鎏金佛塔流失法国，源于140多年前的那场劫难——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而现存的圆明园遗迹，正如树瘿一样，是留在中华大地、留在中国人心灵上的最惨痛的一块伤疤。圆明园的劫难，是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文物的第一次高潮。
而这一切，与西方列强掩藏在文明外表下的野蛮和残忍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密切相关。
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灾难。早在那时，列强就把中国文物列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拉开了中国近代文物大流失的序幕。1856年至1860年以英法联军为主发动的侵犯中国的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十年十月，英法联军以寻求议和的英使巴夏历被清政府逮捕为借口，大举进攻圆明园。在对圆明园进行疯狂抢劫之后，继而野蛮地放火焚烧，圆明园所藏商周青铜器、历代瓷器精品、古籍孤本、名人书画不计其数，自此悉数遗失。
我们都知道这段不堪回首的史实，但是对于英法联军为何火烧圆明园更细微的缘由就不甚了解了——这场劫难并非因为清政府的拒不妥协。事实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与英法联军的谈判中，已经答应了英法联军提出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节外生枝”并使谈判失败的倒是清政府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寸步不让”。钦差大臣全权代表载恒要英方代表巴夏历面见皇帝时下跪礼拜，巴夏历则坚持不肯。最后请示清政府，清政府明确表示:“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巴夏历不同意“跪拜”，谈判遂告破裂。清政府指示僧格林沁军队将巴夏历等39人截拿扣押送往北京，以作为人质，并残忍地将其中的21名杀死，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被大卸八块。
英法联军对于清政府这种扣押外交使节的做法，自然很快就作出反应。他们一边催讨人质，一边迅速占领北京，并针对性地进攻皇帝所在地——圆明园。在英法联军的隆隆炮声中，咸丰皇帝仓惶出逃，圆明园自然陷入英法联军的手中。对于圆明园，英法联军并没有觉得他多么神奇和珍贵，但他们始终认为这是皇家的私产。对圆明园奇珍异宝的掠夺，就是对皇上的报复。几天后，在英法联军的武力逼迫下，清政府终于向联军交还了人质。但39名人质中，只有18名活人，其余都是尸体。
英国公使额尔金以及法国公使葛罗见到人质和尸体以后，非常愤怒，各自照会留守北京的恭王。由于未见成效，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决定以火烧圆明园报复清皇帝。火烧圆明园就这样开始了。
有把火曾把耻辱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同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烙上了深深的仇恨，这把火腾空燃烧的时候，一个拥有黄河和长江滚滚波涛的民族，一个拥有亿万双有力的手和亿万双泪汪汪眼睛的民族，却只能握着空拳，眼睁睁的看着这座万园之园化为一片灰烬。1860年10月17日、18日、19日，数千英军焚烧了圆明园和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
火烧不久英法联军接到可以自由劫掠圆明园的命令，这个命令由联军司令部于10月17日正式下达。关于抢劫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同样只能以外国人的记录为依据，这使我们在追寻这段历史时，感到心情很沉重。
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他们首先是仔细观察。那些东西摆得那么井然有序，令人觉得“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不过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先动手了。这些欧洲人更多的是搜罗宝石、金子和银子。军官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可能在巴黎和伦敦高价出手的“奇货”，而衣物、丝绸和皮货，还有各种首饰，对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抢掠者对瓷器感兴趣的不多，因为那种东西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一位法国伯爵在他的书中称这次对圆明园宫殿的抢劫行动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想忘都忘不了。人头攒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蜂窝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他们用世界上各种语言喊叫着。”他描写那些士兵，“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出来，就挥斧把家具劈开。还有那么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因为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那是钻石，就把那表盘取了下来拿走。时不时有人呼叫‘救火’，人们慌忙赶过去，东西掉得满地都是，火舌舔噬着宫殿的豪华内璧，大家用丝绸、绵缎床垫和皮货压熄火焰，到处都是跑动着的抢劫人群，他们朝宫殿、宝塔、文源阁跑去。”
在焚烧的同时，英法联军的士兵们对圆明园内的各种文物、珠宝和艺术品进行了疯狂的劫掠，并将抢劫来的各种宝物用拍卖的方法出售，所得款项分给士兵。尚没有卖出去的五光十色的宝物，充满了官兵的帐篷。在参加抢劫的官兵中，有一位英国陆军军官，名叫赫斯利，他因拥有大批从圆明园抢劫而来的古董财富，而获得了一个“中国詹姆”的绰号。第二天，10月8日，抢掠又开始了，而且变本加厉，大概持续了48小时。
1900年8月，以英、法、美、俄、德、意、奥、日组成的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再次抢劫圆明园，重建的楼阁、摆放的幸存物，又一次遭到了洗动，圆明园“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两次洗劫圆明园使得大量稀世珍宝被掠往海外，为英、法、美、日、西欧诸国博物馆和私家所收藏，其中尤以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宫最多。
劫毁圆明园后，侵华法军司令蒙托邦将从圆明园抢劫来的包括鎏金佛塔在内的所谓战利品敬献给法王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欧也妮王后将送给她的圆明园文物汇集在一起，在枫丹白露皮埃尔大厦旧址底层建造了中国博物馆，将这些文物存放起来。
国宝内涵
佛塔又名“浮屠”，是一种与佛教教义联系最紧密的建筑物。佛塔最初是用来保存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子的，后来高僧圆寂以后都埋在佛塔下面。
圆明园青铜鎏金佛塔本来位于圆明园的主要的宫殿——正大光明殿内，是一个巨大的青铜鎏金佛塔，通体各层镶嵌有绿宝石，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佛塔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佛祖释逝牟尼35岁成佛，此后40余年里佛祖辗转各地，讲经说法，僧人和信徒有了所信仰和依靠的对象。然而，当佛祖80岁之时，将进入涅。众弟子悲痛不已，问佛祖说：“你离去后，我等将何所依？”佛祖说：“我与尔等留下‘三所依’，即‘佛像、佛经与佛塔’。今后，你们可以此三为供奉，依托之所在。”
佛祖圆寂后，他的“舍利”（即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又名佛骨）被诸国分存，建塔供养，诸国之间遂能和睦相处。佛祖的舍利子也曾被迎人中国，如北京八大处佛牙舍利塔，自辽代建成，毁于八国联军人侵北平之时。诸弟子在清理废墟时，找到这颗佛牙舍利，予以保存。
国宝价值
我国古代的鎏金器物流传至今极为稀少，主要是由于历代以来战乱损毁，再加上器物中有金成份，很多盗墓贼不知鎏金的艺术价值，就按重量卖给打金匠，熔炼为金块或金元宝，所以被破坏的鎏金器物不可胜数。圆明园鎏金佛塔是为数不多的后世保存下来的鎏金器物，显得弥足珍贵。
法国枫丹白露宫
枫丹白露宫始建于1137年，是由当时的国王路易六世下令建造的，后经历代整建和装修，枫丹白露宫最终成为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式建筑群落。它最初仅是国王的狩猎行宫，后经过扩建，成为法国的王宫之一，如拿破仑一世(拿破仑·波拿巴)就把枫丹白露宫作为他的第一皇宫。枫丹白露宫的建筑工程由法国建筑师完成，而内部装饰由意大利艺术家负责，因此融意法两国风格于一体，形成了建筑艺术上著名的“枫丹白露派”。
宫中有一个“中国博物馆”，其中一个大厅的全部展品的陈列方式和位置均是按照拿破仑三世的欧也妮皇后1863年的亲自布置，是绝对的历史原貌，这里面全部的都是中国文物。据说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内所藏其中一小部分是1861年暹罗大使进献的礼品，而大部分都是1860年法国从圆明园掠去的文物，件件都是无价之宝。该馆所藏圆明园文物至今未正式公开，参观者亦不允许拍照，许多情形不得其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