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陶俑 戾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儿子，卫皇后所生，所以也称为卫太子。后代称他为戾太子，那是刘据死后的谥号。汉武帝二十九岁时，刘据才出生，汉武帝非常喜爱他。刘据长大以后，性格和顺谨慎，汉武帝嫌他才能一般，不像自己，遂渐转向宠爱工夫人所生子刘闽，李姬所生子刘旦、刘胥，李夫人所生子刘鹘。于是皇后和太子都感到宠爱递减，心不自安。汉武帝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对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建国匆促，加上四夷侵扰中原，朕不变更制度，则后世无所遵循；不出军征发，则天下不能安定，如此不可能不使民众加重负担。如果后世有人仍然继续沿袭这样的政策，那么，就是在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了。太子性格稳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是我放心的继承人。要寻找守成的君主，难道还有贤于太子的吗？”虽然有了承诺，但不受宠爱是不争的事实。太子的地位原本就岌岌可危，江充的指控和他准备向武帝汇报的威胁使太子更加的胆战心惊，这位已当了三十多年的太子，并一直生活在全能的父亲阴影里的年轻人只得找他的师傅石德商议对策。
石德说：“前丞相父子、两位公主都因此致祸。现在巫与使者掘地得到罪证，不知是他们预先放置的，还是真的就有。现在无以自明，只有假冒皇帝的诏令，收捕江充等入狱，严加审问，追查其奸诈。而且陛下现在甘泉宫养病，皇后及家吏请问都没有得到回音。陛下生死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跋扈，太子难道忘记了扶苏的教训了吗？”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刘据于是下决心起兵自卫。征和二年七月壬午日，武帝患病，在甘泉宫避暑，刘据派宾客以汉武帝使者名义逮捕江充等人，又调用宫中卫士，取武库兵器，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于是斩江充示众，又用烈火烧烤的方式处死与江充联手的胡巫。同时动员数万市人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城中，汉代最严重的政治动乱于是爆发，一起并不太大的事情终于酿成太子造反的后果。
汉代陶俑 当时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命令严厉镇压太子军，宣布抓获和杀死反叛者，自有赏赐。又具体指示：以牛车作为防卫工事，避免短兵相接，用弓箭尽可能多地杀伤士众。并且坚闭城门，不要让反叛者逃离长安。汉武帝迅速回到长安，居住在城西建章宫，下令长安附近郡县的正规军迸发长安，并日，亲自进行现场指挥。太子军与政府军在长安城中大战五天，死者多达数万人。5日后，太子兵败逃走。是年八月，太子在长安城郊自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太子的两个儿子，即武帝两个末成年的亲孙子。
事变之后，“巫蛊”冤案的内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知道太子发兵只是由于惶恐，并没有其他意图，又接受了一些臣下的劝谏，内心有所悔悟。他下令族灭江充全家，又将江充的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他哀怜太子无辜，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怀念之意。天下百姓听说后，都为太子刘据哀伤。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后来也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武帝也觉得凄凉，想起太子和两个皇孙竟然活生生地寻了死路，心中越发伤感，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到了晚年，行事十分糊涂，不近情理。有人认为武帝举动不可思议的症结在于他宠信方士，信奉巫术，又兼刚愎自用，暴戾恣睢。如果究其根本原因，汉武帝晚年的糊涂暴戾的性格，主要是因长生无术引起的心烦意乱所致。
琼萼凋春 武则天杀孙女之谜
乾陵附近的永泰公主墓，是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它于1960年被发掘，曾出土三彩骑俑、彩绘木俑、生活器皿、彩色壁画和石雕线刻画等大量珍贵文物。随着这些文物的发掘，尤其是当永泰公主墓志铭的出土，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因为志文上对于公主死因的记载和史书上有很大的不同。
永泰公主墓 永泰公主李仙蕙，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死于公元701年，年仅十七岁。初葬河南洛阳，公元706年迁回长安，陪葬乾陵。
关于公主死的经过，《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武则天年事已高，许多政事都委托张易之兄弟办理。邵王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背后偷偷议论张易之，被张发现后，告到武则天处。武则天大怒之下逼令他们三人自杀。由于三部正史都把整件事情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永泰公主死于李重润一案，一直以来史学家们都没有什么异议。
然而，自从1960年发掘永泰公主墓，出土了公主的墓志铭之后，逐渐有学者对公主的死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史书与志文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史书对于李重润一案在记载上有许多违异之处。例如关于李重润、李仙蕙、武延基三人的死亡时间，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各不相同，有的记年，有的记年记月，有的则是年、月、日都记，与志文上刻的永泰公主的死亡时间有所出入。因此他们推断永泰公主并非与武延基等同时遇害。又如关于李重润一案遭杀害人数，三本史书也分别有三人、二人、一人三种说法。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的问题，三本史书有“杖杀”、“皆逼令自杀”、“令自杀”、“得罪缢死”、“缢杀之”、“杀”等不同的记载。综合以上三大疑点，加上永泰公主墓志铭上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和“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等字样，学者们推断李重润一案并未波及到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死后，她还孤单地生活，而最终导致她死亡的原因是难产。
学者们分析道，志文中有关永泰公主死因的隐笔一是：“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句。这儿蛟是指蛟龙，喻男性。锷是指利刃，古代名剑干将、莫邪有雌雄之分。鸾是指凤鸾，喻女性。这句是说武延基丧命于利刃后，永泰公主还孤单地生活着。槐火之典，当是取自《庄子》外物篇：“木与木相摩则燃，金与火相守则流，阴阳错行，则天地大纭，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阴阳错行的火焚烧大槐，亦指武延基被杀。柏舟典出自《毛诗·鄘风》、《柏舟》篇，其序称：卫太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作《柏舟》诗，自誓不再嫁。是喻永泰公主守寡。这两句总的是说：焚烧大槐树的火即杀武延基的事，虽然没有波及，但她不久亦死去。同时说明永泰公主绝不是与武延基等同时遇害的。
墓志中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句。“珠胎”即怀孕。汉杨雄《校猎赋》有“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唐颜师古为之注解说：“珠在蛤中，若怀妊然，故谓之胎也。”公主怀胎，自然是贵胎、珠胎了。那么“珠”与“月”又是什么关系呢？当代学者胡道静在《梦溪笔谈校正》中说：“月亏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折。”古人把“珠”与“月”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这里指永泰公主怀孕，即“珠胎”遇到的不是“月满”或“明月”，而是“月亏”，故“珠胎”不能全，谓之“毁月”。至于“十里之无香”句，指中国素有伟人降世其胎异香经宿不散的传说，“无香”自然就有“怨”了。
墓志中有“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句。琼萼即琼花，古代把琼枝玉叶喻皇帝子孙。琼花春天凋谢，当喻永泰公主之早死。双童即二竖（病魔）。其典故出自《左传》，即“成公十年，晋景公病，梦二竖为祟……”“秘药”是指一种不可告人的药。这里志文作者用了更深奥隐晦的笔法，喻“双童”将“秘药”带给了永泰公主，使她无可救药。
唐·张萱《武后步辇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以上的观点，也有学者坚持正史的说法，认为永泰公主的确为武则天所杀。在他们看来，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在三人死亡时间的记载上，只有详略的差别，没有年、月、日的混乱和矛盾，而且通过计算，史书所记的三人死亡时间（九月壬申，即九月初三）与墓志所记永泰公主之死亡时间（九月初四），相距仅一天，由此并不能推断出公主并非与李重润等同时遇害。关于死亡的人数，三本史书之所以记载会有不同，是由于同一事件在一本书中多次出现，作者为了行文的需要，有主次和详略的安排。所以，这也不能说是史书之间互相违异。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虽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遭杀害这一点是一致的，而且除了“杖杀”之外，其余记载均属赐自尽的方式。他们还认为唐代就有对罪犯在律外先行决杖的惯例。至于死刑，唐代也有先决杖，后行刑的惯例。所以，李重润以大逆之罪在被武则天赐令自杀之前先行决杖，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而从小娇生惯养的李重润很有可能经不起杖打的痛苦，在行杖刑时就一命呜呼。因此，“令自杀”和“杖杀”也就不矛盾了。
排除了以上的疑点，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史书的记载为什么会和墓志铭的记载有所不同？学者们认为这与墓志铭的作者在当时的处境有关。给一个遭杀害的死者写墓志，如果直书死因，往往会给死者及其家属、后代带来难堪，尤其被害的人与自己是差不多时代的人，又贵为公主，若写不好，不仅牵涉到整个皇族的颜面问题，很可能自己的项上人头就要不保，所以作者只能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巧妙地避开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是关键原因。永泰公主难产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她当时毕竟只有十七岁，身心发育也许都还未健全，而且据出土的永泰公主的尸骨看，她的身材也很娇小。但是并不能就因此断定她的死与武则天毫无关系，说不定她就是被武则天或明或暗的手段使得流产而丧身的。相反，难产只是永泰公主死亡的次要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祖母武则天的迫害。
逃过一劫 明嘉靖宫变之谜
嘉靖二十一年，宫婢杨金英等十六名少女联合起来准备谋杀明世宗。她们趁世宗熟睡，有的用绳子套脖子，有的用抹布塞嘴，有的骑在他身上勒绳，几乎把世宗勒死。宫女要杀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夜里，天气阴沉沉的，刺骨的寒风像利刃一样直刺人的心窝，紫禁城里寂静无声。站在各处的小太监们不安地东看看西看看，跺跺脚，哈一口气，一切似乎在预示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半夜，当世宗皇帝朱厚熜睡得似死猪一般时，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也就发生了。据《明史·后妃传·方皇后》记载：这天夜里，世宗睡在端妃宫内，十六个宫女联合起来想把世宗杀死。宫女杨金英等商量后，决定等到世宗一睡熟，就用绳索套到他的头颈上将其勒死。讲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平素只干点鸡毛蒜皮事情的宫女们一旦要做这关乎人性命的大事情，不免就六神无主了。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慌作一团，绳子结成死扣，无法勒紧，朱厚熜一度被勒气绝，直翻白眼，连声音也发不出。宫女张金莲一看这等模样，吓得半死，心想看来皇帝是很难杀死的，马上离开现场去告诉皇后，皇后带人急忙奔跑过来，解开绳子，世宗逃过一劫。
同样记录这件事情的《明实录》，事情的经过与《明史》相差无几，十分简单，但罗列了九名宫女的姓名，有蓟州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等。“蓟州药”在有的书中写成“苏川药”。
杀世宗不死，但宫女们全部被抓了起来，关到刑部大狱。皇后下令连夜进行突击审问，一定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刑部主事张合，将刑部审讯口供的回奏原文抄录了下来，写进了自己的著作《宙载》中。张合记载道：方皇后对刑部官员说：“好生打着问。”即重重地打一顿让她们招供。一用刑，这些女人就吃不消了，常在杨金英招道：“本月十九日，王嫔和曹妃（即端妃）在东稍间点灯时分，私下在商量说：‘咱们赶快下手吧，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杨翠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在旁边都一起听着。之后杨玉香就往东稍间走去，将细料仪仗花绳解下，一起搓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绳子。至二十二日卯时分，她将绳子递与苏川药，苏川药又递给杨金花，拴成一个套子，大家一齐下手，将绳子套进世宗脖子里。姚叔皋（淑翠）掐住世宗的脖子，边上的杨翠英说：‘掐着脖子，不要放松。’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叔皋，蒙在世宗脸上。邢翠莲按着世宗的前胸，王槐香按着身子，苏川药拿着他的左手，关梅秀拿着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两腿，姚叔皋、关梅秀使劲地拉着绳套。边上的张金莲一看大事不好，跑去请皇后娘娘来。娘娘急忙奔过来，姚叔皋迎上去就是一拳。王秀兰一看皇后来了，马上让陈菊花去吹灭灯。总牌陈芙蓉说：‘张金英叫荚蓉点着灯。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把灯打灭了。’芙蓉就跑了出去叫管事牌子来，将各犯拿下了。”
世宗被勒受惊，气息将绝，方皇后召众御医进行急救。平时摇头晃脑的御医临事就吓呆了，人人畏惧获罪，不敢用药。惟独太医院使许绅冒着万死，“调峻药下之”。因为不下药也是死，还不如想办法医一下。辰时下药，过了三四个时辰，直至未时世宗喉咙里发出声响，吐出紫血数升，于是才能讲话。因抢救有功，许绅被赐赉甚厚，但不久他就得了重病，而且难以救治。许绅自己知道患此病的根源，他对家人说：“曩者宫变，我自己想，如果医皇帝无效，一定会被杀，因此惊悸过度，我现在的病不是药石所能治好的。”
上述这个审讯笔录十分详细，从商量起事到具体的经过，描述得十分清楚。这么多纤弱宫女齐心协力想杀死一个皇帝，在中国历史是不多见的。那么，宫女们为什么不顾自己的性命要这样做？杨金英说王嫔和曹妃曾讲过“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指的是什么，难道她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嘉靖宫变就发生在乾清宫里 一些专家认为，宫女害怕得要命的原因，必定和世宗朱厚熜炮炼丹药有关。朱厚熜即位不久，采纳朝臣的建议废佛，下令撤除京城佛寺。但在废佛的同时，他却开始崇尚道教了。嘉靖五年(1526)，道士邵元节受召入京，进献“立教主静”之说，被世宗尊为“真人”。邵元节死，方士陶仲文被授予“神宵保国宣教秀士”称号，受到宠信。自此，他逐渐不理朝政，更加沉迷于道学方术之中。他大办祭神仪式，大兴土木建玄帝宫，连政事、刑狱也由方术决定，四方官员为了取宠只能大量进献白鹿、白龟、紫芝之类的祥物。更多的方士如王金、陶仿、刘文彬等纷纷假造秘籍、丹药。世宗还用虐待童女的方法来炼取长生不老药，服食后可壮阳强身。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太仆卿杨最上疏谏丹药，竟被杖死。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宫女们发生宫变的原因，必定是因为炼丹药要摧残少女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杨金英等之前已经看到被虐而死的其他宫女，死时十分凄惨，因而对世宗恨之入骨，为了自己的生命只能铤而走险。这么多宫女立场一致，必定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沈德符《野获编》说：“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嘉靖三十一年冬天，他下令京师内外选女孩八岁至十四岁者二百人入宫。三十四年九月，他又选十岁以下少女一百六十人入宫。少女入宫干什么，主要是“供炼药用也”。有人猜测说是用宫女首次月经的经血制造“红铅”，用童子尿熬炼“秋石”。大量挑选宫女入宫虽是宫变之后的事情，但之前炼丹药要用少女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宫女很有可能在炼药的过程中连生命也保不住。
大难不死，世宗不但没有丝毫忏悔，相反觉得自己的死里逃生是天地神灵的恩遇，变本加厉祭神求仙。他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他整天与方士混在一起，焚修斋醮，装扮神仙。他喜欢用道士醮祀用的青词作谕旨，字句离奇诡异，一般人很难理解。他一心追求真正的神仙方术，到生命最后一年也没有放弃。嘉靖四十五年(1566)冬，因服食丹药后燥性过大，世宗病死。御医最后断定他的死因是“体虚过燥，补救无术”，吃了丹药，必然会发高烧。
明嘉靖青花龙纹渣斗 行文至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即谁是宫变的发动者？据前引张合的审讯笔录，应是王嫔和曹妃。曹妃当时被封为端妃，世宗十分喜欢她。出事的那天夜里，世宗来到端妃宫，刚和她亲热过，两人睡在一起，说她是主谋似不太可能。一些专家认为，之所以审讯的结果她是主谋，最后把她也杀了，这与方皇后蓄意捏造有关。因为世宗宠幸端妃，方皇后失宠，遂对端妃恨之入骨。宫变发生后，整个事件的善后都是方皇后一手处理的，妒忌使得方皇后乘机把端妃也打成是主谋者之一，结果草草一审判，端妃和其他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史书中记载判死刑是奉了圣旨，但其实是方皇后的主意。明人认为宫变“妃实不知也，以宠故及于难”，这的确是事实。世宗头脑恢复清醒后，也马上意识到事情的真相，从此以后他对方皇后又恼又恨。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宫中失火，太监要冲进去救皇后，世宗不答应，皇后也就在这场大火中被活活烧死。
世宗心知肚明端妃是被冤死的，之后他常常觉得端妃就在眼前，越想越怕，认为是宫中闹鬼了。他曾对阁臣徐阶说：“宫变之后，内宫常有冤枉者在闹鬼。”徐阶回答说：“她活着的时候被皇帝宠幸，受了冤屈而死去，能不闹鬼吗？”
出生低贱 明万历帝立太子之谜
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没有生子，宫人出身的王恭妃生下了长子常洛，神宗最宠爱的郑妃生下了三子常洵。长期以来，神宗一直不立太子，于是大臣们认为皇帝想立常洵，遂前赴后继不怕被责被贬被杖，一次又一次地上疏劝谏。皇帝与大臣们的纷争前后长达三十多年。
万历六年(1578)，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并于二月十九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其时神宗十六岁，而皇后只有十三岁。大婚后，皇后一直未有生育，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生下了皇长女。
明万历孝端皇后的凤冠 这年的一天，神宗来到母亲居住的慈宁宫拜见母亲，却想不到被一个亭亭玉立的宫女王氏吸引住了。王氏年方十七，端庄秀丽，体态丰腴，情窦初开，神宗一见，欲火顿炽。等到慈圣太后发现此事时，王氏的体型已发生了变化。万历十年六月，王氏被册封为恭妃。同年八月，恭妃生下了神宗最长的儿子常洛，即就是后来短命的光宗。
这年的三月，神宗又喜欢上了另一个女人，即十四岁就进宫的淑嫔郑氏。郑氏有着倾城倾国、羞花闭月之貌，她聪明机灵，善解人意，是神宗感情的寄托。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郑氏生下了神宗第三子常洵。由于神宗对王恭妃和郑氏的情爱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拉开了帷幕。
十四年二月，鉴于神宗已有数位皇子，首辅申时行上疏请求尽早册立太子以确定名分，神宗以长子年幼为由推说待二三年后再行册封。
郑氏生下常洛，神宗想册封她为贵妃。册封之前，神宗要预先公布礼仪以便有关部门作必要准备。消息公布后，有一位老臣提出异议：“按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这一异议虽引起了神宗的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
其时常洛已经五岁，其母还未受封，而常洵刚出生，郑贵妃就获殊宠，这不能不使那些早就疑心神宗要废长立幼的大臣的担心。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先后上言，认为神宗应收回成命，先封王恭妃，而后及于郑妃。神宗大怒，斥责他们是揣摩上意，认为自己册封贵妃和立太子无关，数人一并获罪，被贬到边远地区。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辅臣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再次提出册立太子之事，又被神宗拒绝。辅臣们说：“皇长子已经九岁了，应该让他接受教育。”神宗无奈之下只好同意让长子、三子与辅臣见面，却不提立太子之事。十月，群臣上疏请立太子，神宗大怒，将诸臣全体夺俸，申时行告病辞官，王家屏从中调解，神宗才同意次年册封。但诺言到期时，神宗又一推再推，王家屏只得辞官而去。
明万历青花五彩云龙纹盖罐 按照明朝大臣们的思维，太子的设立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神宗一再推托的目的无非是不想立长子而立三子为太子，而百官们当然是不能坐视不见的，他们不愿自己只食俸禄而不为国家的根本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否则后世肯定会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了。于是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大臣前赴后继，一个接着一个。万历二十一年(1593)辅臣王锡爵归省回朝，密疏请立太子。神宗命他起草了两篇上谕，前者大意是立嫡不立庶，后者大意是先立庶子。神宗不听王锡爵的劝阻，坚持采用前谕，廷臣闻讯后大惊失色，当即前去诘问王锡爵，工部郎中岳元声等言辞十分严厉，王锡爵只能默默无语，一边摇头一边叹气。此后王锡爵多次极力主张立皇长子，神宗都未允准。
因为王氏出生低贱，神宗对其母子的态度近乎虐待。朱常洛长到十四岁，神宗还未给他指派老师。长到十九岁，也不为之成婚，又不立为太子。王恭妃被打入冷宫，神宗根本不见她一面。不久，有大臣发现了一个秘密，王皇后常常生病，神宗之所以一拖再拖，其实是在打算一旦王皇后病逝，就册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根据立嫡不立长的原则，常洵就可成为太子了。给事中王德完听说后，认为如果郑贵妃遂愿，写进史册，后人必定会嘲笑明朝无忠臣，当即写了奏章送给皇帝，结果被廷杖一百后除名。尚书李戴等连疏力救，忤旨被责。
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弹劾山西按察使吕坤所着《闺范图志》逢迎郑贵妃，于国本有碍。当时市面上流行一本讽刺国戚郑承恩及吕坤的《忧危竑议》，于是有人告发此书与戴士衡等官员有关，这些人全部受牵连被贬。三年后，大学士沈一贯以“子孙无穷，天伦之乐”劝神宗册立太子。
在深宫中颐养天年的慈圣太后对立储问题一直密切关注着。这时，她觉得自己已到了非出面不可的地步了。当神宗前去请安时，她问：“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神宗由于没有想到其母也在关心这个问题，遂脱口而出：“彼宫女子也。”然而神宗最大的错误是她的母亲其实当年也是宫女，这话一出口，太后大怒，马上说：“你自己也是宫人的儿子。”神宗这才一下子醒悟，史书说他惊恐到“伏地不敢起”。讲出的话难收，神宗只有认命的份了。
明万历五彩龙凤大盘 看来太子不立已不行了。无奈之下，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神宗十分勉强地立常洛为皇太子，郑贵妃所生常洵封为福王。至此，争吵了十五年之久，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而且使得神宗皇帝身心交瘁，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终于告一段落。不过，这件事情还没真正地完结。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有人用假名撰写《续忧危竑议》，指责神宗心在第三子，沈一贯有靖难之计。神宗大怒，命东厂、锦衣卫严密侦查搜捕著书之人，牵涉了许多官员被捕入狱。最后也在被捕之列的顺天生员皦生光自己承认书是他写的。皦生光说：“朝廷捉到我就能结案了，如果我不承认，各位先生何处逃生？”次年年初，皦生光被处死，事件逐渐平息下去。不过，书是否是皦生光所写尚是一谜。
常洵封藩，应该离京住到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却让儿子十多年住在京城不赴封国洛阳。大臣们屡次向神宗劝谏让福王离京，但神宗一再强调客观理由。神宗先是说福王府第没有建成，迫使工部加紧修建。王府建成后，神宗又称寒冬腊月，行动多有不便，等到来年春天再上路。可到了第二年春天，却说如要去，非给他四万亩田庄不可。大臣们上疏说，根据《大明会典》规定，亲王禄米为一万石，并且不能随意增加。明朝土地有限，而圣子神孙不断，如果每位都要数万亩土地，朝廷是拿不出这么多土地的。万历四十一年(1613)六月，锦衣卫王曰干报告郑贵妃的内侍与方士王子诏等谋害太子，又加上两年后“梃击案”的发生，神宗终于下令福王离京就藩。
王恭妃在常洛册为皇太子时双目已失明，渐渐卧床不起以至无翻身之力。此后神宗允许太子去看望她，但已是奄奄一息。万历四十八年(1620)，枯瘦如柴的王氏凄凉地死去，举朝为之震惊。首辅沈一贯和大学士叶向高上言神宗按照礼仪应厚葬，神宗反应十分漠然，没有答应。在大臣们的一再要求下，才给王恭妃谥号为“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准许埋葬于天寿山东面左侧的平岗地上。同年十月，才由她的孙子熹宗朱由校把她迁到神宗的定陵寿宫中。
疑云迭起 明光宗与三大案之谜
朱常洛为太子时，有人受了指使冲入东宫想杀他，这不由得让人怀疑他在被立为太子时的艰难，两者之间有联系吗？朱常洛当上皇帝后，龙椅还未坐热，二十九天就死了，他吃的两颗红丸引起了一场纷争。朱常洛喜欢的李贵妃在其死后，想挟太子垂帘听政，结果被赶出了乾清宫。三个与光宗相关的案件，竟是如此的复杂。
明神宗晚年，明朝国运日蹙，争端纷扰。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更是将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杀）视若掌上明珠。因此神宗便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先是违反了古制册封郑氏为贵妃，而没有册封长子的母亲。不久又提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为朝臣所阻没有成功。在朱常洛和朱常洵两人择一而立的问题上，因双方争夺激烈，拖延了十余年，直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朱常洛才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一事件，史称为“国本之争”。国本之争后，神宗带着万分的不情愿与异常的愤怒立朱常洛为太子，立自己最喜欢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福王，但从此以后，他以顽强的消极方式与群臣继续作斗争，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在这十多年时间中，他起先以无可奈何的方式坐在龙椅上酣然入睡以面对喋喋不休的大臣，他既不强迫大臣们接受自己的主张，也不对臣僚的奏折表示意见，后来干脆不视朝，开始了罕见的皇帝不理朝政的时期。从此，文武官员很少面见奏事，作为亲信顾问的内阁大学士也难得受到召见。罢朝之后，对于太庙祭祀的大礼他一概不予过问，研读经史、讨论时政的经筵讲席几乎全部免除。大臣的奏疏，大多搁置不批。神宗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造成万历一朝政治的严重败坏。
神宗不上朝在内宫干什么？有专家进行研究后发现，他在内宫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放纵作乐。御史冯从吾在一份奏疏中讲到神宗是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他后宫有上千淑女，神宗整日周旋其间。郑贵妃与他恩爱如漆如胶，是感情的寄托，却并未独占他的枕席。神宗共有八子十女，却是八个女人所生。大臣们一再上疏让他远离酒色财气“四病”，但他根本不当一回事。
太子朱常洛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生母恭妃王氏原为慈圣皇太后的宫女。他的身世和父亲明神宗差不多，都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而生。不过虽然都是临幸，明穆宗要比明神宗负责任。明神宗认为这个皇子的出生是他的一件丑事。这一观念持续了三十九年，直到明神宗去世。因此朱常洛一生得不到父爱。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以太子为目标而发生的梃击案，让整个朝廷都大吃一惊。梃击案的过程相当简单。这天，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所居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殿檐下，被太监擒获交给禁军。次日，皇太子常洛上奏此事，神宗命刑部等官审问。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奏报，该犯名张差，似假装癫狂，建议详加追究。审问中，张差自己说是蓟州井儿峪人，柴草被烧，愤而进京告状，因不识路误入慈庆宫。刑部主事王之宷表示怀疑，一用刑，张差供认是被亲戚带给两位太监，让他到皇城中打杀太子。户部郎中陆大受提出案件中有许多疑问，请求详查涉案的太监，而神宗不理会陆大受的奏疏。蓟州知州戚延龄奏报张差确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于是诸臣将张差定为“疯癫”。刑部的官员希望重审这一案子，最后十九人合审张差，张差供出亲戚姓名及太监庞保、刘成，于是疏请从郑贵妃宫中提问庞、刘。朝中大臣一致要求重审此案，阁臣也催促神宗详审，无奈之下，神宗谕告三法司会审。三法司会审的结果是，指使打人的是庞保和刘成，两人还许诺只要打杀了人，他们将保张差安然无事。会审中还带出了国戚郑国泰，郑国泰连忙自我辩白。给事中何士晋上奏弹劾郑国泰仓皇自白大有疑问，要求穷究细查，把矛头直指郑贵妃。眼看火已烧上身，郑贵妃在神宗面前流起了眼泪，表明自己是清白的，望着依然楚楚动人的贵妃，神宗决定再也不能让美人伤心落泪了。
神宗在慈庆宫召见百官，责备群臣因审理张差一案弄得全国议论纷纷，造成不好的影响，实际上在离间他们父子的关系，要求罪止张差、庞保、刘成三人，不要再让事态扩大了。朝臣们不依不饶，又想继续辩论，眼看一场君臣交锋又起。太子一看事情不妙，而从没有碰过他的父亲这时一直握着他的手表示出父子的深厚感情，这分明已向他低下了头，再不表态是不行了，于是他说：“我父子是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非议，使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庞保、刘成是张差乱诬陷的，只将张差治罪就罢了，不要株连他人。”大臣们一听太子的话，都低头不语了，为了太子他们不再争辩了。神宗这时也向大臣表示自己与太子非常亲密：“皇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今年已三十四岁了，我很器重他。你们疑心我有他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要换太子，我早就可以做了，何必要等到今天。福王在外，没有圣旨，他是不能回京的。”如此一表白，大臣们还有什么好说？不久，张差处斩。据说张差临刑前，大喊冤枉。三法司再审庞、刘二人，均拒不认罪，后二人被秘密处死于内宫。事件结束后，曾力主详审的王之宷被废为平民。梃击案的发生，使人多少会联想到案件与郑贵妃有关，或至少与拥护福王的势力有关。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是绝不可能直闯皇宫，一无阻拦地盯住太子的。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崩。八月，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年号泰昌。朱常洛登极后，面临着其父遗留下的严峻形势，朝纲腐败，经济凋落，宫内纠纷无休无止，军力日衰，边疆吃紧，后金崛起，封疆残破，大明王朝的江山摇摇欲坠。而体弱、孤僻、压抑而又好色的朱常洛又无力挽回即将崩溃的局面。光宗在东宫长期以来无所事事，耽于淫乐，即位后更不注意身体，没过几天就阴虚火旺，卧病不起。经内医崔文升用药，病情反而加重。光宗召见群臣，辅臣方从哲推荐鸿胪寺丞李可灼有自制的红丸仙药。于是光宗召见李可灼，服用了他进的红丸药，起初病情略有好转，光宗还直夸李可灼是个忠臣。睡了一觉，再服一粒，没过几个时辰光宗就死了。这时他即位仅二十九天，成了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这个“红丸案”在朝廷内外引起大哗，首辅方从哲因为推荐李可灼进献红丸受到抨击，而李可灼误进药方可能早有预谋。给事中惠世扬上疏弹劾方从哲交通郑贵妃、李可灼及内医崔文升谋害光宗，希望详加查究，而刚即位的熹宗朱由校均不予批准。
天启初年，很多大臣的目光对着郑贵妃。早先，她给太子进美女，害得他身体空虚，接着崔文升用药全是她指使的，后又发生李可灼进药，虽不能发现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大臣们觉得郑贵妃似有图谋不轨倾向。大臣们纷纷要求处分方从哲，诛杀李可灼。熹宗在大臣们的压力下终于下诏，将李可灼逮捕审讯后流放充军，崔文升发配南京。
光宗最宠爱两个妃子，由于都姓李，人们称其为东李、西李。相比较，二李中光宗更喜欢西李。即位后，念及西李抚育皇长子朱由校有功，传谕封她为皇贵妃，并欲立为皇后，因群臣反对而未果。光宗于是在乾清宫召见群臣，正式谕封李氏为皇贵妃。这时李氏召皇长子入内，不一会皇长子出来说，她要封皇后，光宗只能默然不语。
九月初一，光宗死，李氏住在乾清宫里不肯出来。按理，老皇帝一死，老皇帝的皇后、贵妃应该搬出乾清宫让位给新皇帝，但由于朱由校年纪很小，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勾结起来欲专权，使得群臣不能见到皇太子。给事中杨涟和尚书周嘉谟觉得李氏居心不良，就带着众大臣直奔乾清宫要面见太子。李氏虽想阻拦皇太子不让他出去见大臣，但边上的太监王安看不下去了，一直催促，李氏只好将太子送出，群臣当即口呼万岁。大臣们与王安等扶着太子往文华殿，定于初六日接位，下诏令让李氏迁出乾清宫。至初五日，李氏仍没有移宫的意思，杨涟上疏说：“登极已在明日，移宫之事，得之也必在今日。”太子于是下诏逮捕魏忠贤，并传谕李氏“气凌圣母”，挟持太子要封皇后，让她马上移宫。这个案件就是通常说的移宫案。
天启中期，太监魏忠贤编《三朝会典》篡改史实，重翻三大案，王之宷、杨涟等人都受到迫害，受刑惨死于狱中。天启四年(1624)，李氏当初被勒令移宫，没有封号，此时被封国康妃。崇祯初年，思宗朱由检诛杀魏忠贤阉党，毁《三朝会典》，又为三大案中受到迫害的王之宷、杨涟等人平反昭雪。
真假难辨 明崇祯帝皇子命运之谜
崇祯死的那天，太子及永王、定王遵父令四处逃命。他们的命运后代有很多人极为关心，明朝的遗老遗少想利用他们登高而呼，打出复明灭清的旗号；清人面对一次又一次假冒崇祯儿子的事件，很想把崇祯儿子彻底铲除。那么，这些皇子的归宿何在？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时，皇宫中的崇祯帝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投降，外城已经攻破。消息传来，崇祯急忙在宫中鸣钟召集百官，而这时的官员们早已四散逃命，竟然没有一人应诏。走投无路之下，崇祯命众后妃立即自尽，又狠一狠心亲自用剑砍死自己的女儿。三个儿子也被召来，他们是十六岁的太子朱慈烺，十三岁的定王朱慈灿，十二岁的永王朱慈照。崇祯无论如何是不舍得杀自己儿子的，他让三个儿子随便找件老百姓的衣服换上，在几个太监的护送下，赶快逃出宫中，希望有朝一日能为自己报仇。三个儿子走后，他的心里也安定了许多，遂登煤山上吊身亡。
那么，明朝灭亡后，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逃出去了吗？他们的归宿何在？从明末清初以来，人们不断地在猜测。
太子朱慈烺是崇祯和周皇后所生的长子，出生一年就被封为太子。崇祯死后，他是复明抗清最好的一面大旗，因而关于他的下落消息很多，但各不相同。
据《明史》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后，马上派兵搜索崇祯的儿子。太监栗宗周看到大势已去，就将太子朱慈烺和其他二位皇子一起献了出来，李自成遂把太子等交给刘宗敏部监管，后来封为宋王。李自成战败后，他的部队挟带了太子等向西撤退，此后朱慈烺等也就不知下落了。
有人说李自成没有带朱慈烺西撤，而是在山海关失利后，把朱慈烺交给了吴三桂。山海关一战，带了清兵前来的吴三桂打败了农民军，双方谈判，吴三桂提出要归还太子作为议和的前提。李自成答应了，就把太子朱慈烺交给了吴三桂。不过，关于李自成交给吴三桂的年轻人的身份，很多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的确是太子，但他从吴三桂军中逃脱了，与太监高起潜回到天津，浮海南下。有人认为太子从吴三桂部队中逃出后，死于战乱之中。更多人认为这个太子是假的，李自成没有把真太子交给吴三桂。《明史·李自成传》和《明季遗闻》等说李自成撤出北京前，烧毁了宫殿及九门城楼，“挟太子、二王西走”，如此太子及二王一直在李自成的手中，交出去的必然是个冒牌货。
《清世祖实录》云顺治元年十二月，有一个年轻人自称是崇祯太子，内监杨玉为他换了衣服，送至明周后的父亲周奎家。据《国寿录》、《甲申传信录》等书记载，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在京城攻破时逃到李国公家，李家无人，就越墙离去，为一个卖豆腐的老太看到，可怜他就给他东西吃。年轻人说是太子，老太婆就不让他讲，隐匿起自己的姓名。但老太婆很穷，养了他三个月，实在养不起他了，就送到周奎家。周奎一开始很高兴，但时间一长觉得不对劲，就怀疑他是假的，上疏奏明。清政府的有关人员速将太子拘留了起来，下令后宫传明朝贵妃袁氏及东宫官僚内监前来辨视，几人看后，都称不认得这个人。他们问他宫中以前的事情，年轻人也答不上来。袁贵妃说太子有四虎牙，牙根很黑，还有疤痣，眼前的这个太子什么都无，因而他们认为这个人是假的。但是花园内监常某、进节指挥李时荫等认为这个人是真太子。最后清廷下法司覆勘，断定这个人是假冒的。
还有人认为太子在与李自成西撤的途中，和东宫侍读李士淳一起偷偷逃脱了。二人一逃就逃到粤东嘉应州灵光寺，削发做和尚了。传说李士淳是嘉应州人，北京攻破时，他与太子一样被俘遭罪，所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太子救出来逃走。逃出来后，觉得自己的老家是个最好的避难地，遂走了这条路。李士淳的后代中有个叫李大中的，在《二何先生事略》中说李士淳带了太子逃命时已六十岁，“顾势已无可奈何，乃请某王削发为僧”。《三柏轩集》说寺庙是当时新筑的，在半山腰人迹罕至处，名为紫殿，也叫圣寿寺。还为太子取了法名，叫奯和尚。李士淳此后还在中秋节，与奯和尚一起登塔赋诗，两人写的应答诗，还刻在石碑上。至今在广州梅县一带还传说着“太子菩萨”的故事。
关于太子的传说，影响最广的就是南明王朝建立后，有一个年轻人到达南京自称他就是太子。弘光帝十分惊慌，因为弘光帝是明朝福王的儿子，本无权继承帝位。如果太子为真，他必须让位太子，否则必将受到来自舆论及其文臣武将等各方面的压力。所以弘光帝极力想证明这个太子是假的，以保住自己的帝位。根据《明季遗闻》、《明季南略》等书的记载，弘光帝想了许多办法证明出这个太子是个假冒的。太子事情最后还未结束，南明灭亡，弘光帝只顾逃命，也就不管太子死活了。或说太子在清军攻入后不见了，或说被清军带到了北京，从此没有声息，想必是被清军害死了。这个太子有人说是真的，也有人认为他的确是个假的。
崇祯的另两个儿子，即定王和永王，《明史》等认为被李自成俘获后，下落不明。但清代也有一些真假难分的记载，讲到了二人的踪迹。
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有人在北京自称是朱三太子，改元广德。朱三太子，为崇祯帝第三子朱慈灿，封定王。当时响应朱三太子者用白布裹头，约以举火为号，准备在京城起事。举事者聚集在明遗臣周全斌家中，为清兵知道后，派兵包围周家，广为搜捕，擒获数百人，全部被处死。后据调查，这个朱三太子其实是一位名叫杨起隆的人假冒的。五年后，杨起隆在陕西被擒，押解至北京，终被处决。与此同时，两广一带有人自称是朱慈灿，响应吴三桂反清，被清政府捕获。
康熙四十七年(1708)，浙江人张念一等在大岚山起事，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改元天德。不久，清兵进行了围剿，被拿获。清政府派侍郎穆丹前往审问，让他一定要查清朱三太子到底是谁。四月，山东上疏在蓬莱缉获已改名王士元的朱三太子，奉旨将他解往浙江一起审问。据这位朱三太子招供，他是崇祯皇子，名叫朱慈焕，曾封为定王，是年七十五岁。明亡之际，年方十岁，逃出京城后，辗转流离，改名王士元，在山东蓬莱县退职县令李方远家教书，与张念一等素不相识。由于当时称朱三太子的人实在太多，为平息不断出现的武装暴动，张念一等一百多人全被处死。五月，王士元及其子孙六人被押到北京，由刑部详细审问。十月，王士元及其子孙全部被处死。崇祯第三子应当是朱慈灿，王士元自称是朱慈焕，封定王，而慈焕应为崇祯第四子，曾封为永王，明亡前已死，故清人认为王士元的供词是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