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长避短 咸丰继位之谜
咸丰皇帝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道光共有九个儿子，但最喜欢的是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皇四子仁孝，皇六子聪颖，长期以来他在两个儿子中无法决定立谁为储君。晚年在南苑校猎和病重中的召见，两位皇子不同的性格和表现，使道光最后下了决心。
道光皇帝一生共有十个公主、九个皇子。其中长子奕纬死于道光十一年(1831)，终年二十三岁。二子奕纲、三子奕继夭折早殇。四子奕詝生于道光十一年长子奕纬死后的两个月。皇五子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过继给嘉庆第三子绵恺为嗣，袭郡王位。皇六子奕訢，是诸皇子中颇受道光钟爱的一个。道光晚年，又陆续得了皇七、皇八子和皇九子，但都年幼无知。
清道光《骑驴问道图》烟壶 道光即位后，并没有按清朝惯例马上着手秘密建储。他为什么没有将长子奕纬立为嗣君，至今仍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团。不过从道光后来在立储时极为谨慎的性格来看，可以这样进行推论，他是希望在决定接班人时有更多的挑选机会，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犹豫不定。因为奕纬之后，二子、三子幼殇，可以选择的嗣君只有奕纬一人，是否建储并没有意义可言。道光十一年以后，随着奕纬的过世，几个小皇子的出生，道光才面临着建储这个本应早就解决的问题。在奕詝为长的几个皇子中，道光眼光注意的主要是皇四子和皇六子。
清代道光年间粉彩花卉纹瓶 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奕訢，母亲为道光妃博尔济吉特氏。奕訢六岁时，道光皇帝专门为他配备了老师进行正规教育，他聪明好学，渐渐在文化课程和骑射训练中比其他皇子接受更快。奕訢在众皇子中，与皇四子奕詝关系最为密切，两人仅相差一岁，同在上书房读书，同时接受武艺教育，兄弟感情深厚。奕詝自六岁入学，道光为他挑选的老师是以公忠正直著称的杜受田。杜受田对奕詝的学习抓得特别紧，朝夕纳诲，连续十余年，使奕詝养成了贤惠正直的性格。道光二十年(1840)，奕詝的母亲钮钴禄氏因病去世，才十岁的奕詝就由奕訢母亲博尔济吉特氏抚养，两兄弟天天生活在一起。两人好学钻研，经史子集张口能背，模仿前人写几句古诗也像模像样。两人天天一起练习武艺，奕訢还在武林高手的指导下创制出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道光对此欣喜万分，特地赐其枪为“棣华协力”，赐其刀为“宝锷宣威”，同时还把自己的一把白虹刀送给他作为礼物。道光后期，一考虑到立储，他的眼光始终在奕詝和奕訢两人身上转，但又踌躇不决。因为如论文武韬略，奕訢在奕詝之上，如论人品，奕詝品行端正，而且又是长子，道光很是左右为难，犹豫难定。
恭亲王奕訢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道光最后决定把皇位传给奕詝？
正当道光颇费心思之际，出现了两件小事，两个皇子的不同表现使道光最后作了定夺。有一件事是记载在《清史稿·杜受田传》中。清朝的皇帝每年都在南苑进行打猎，道光也不例外。道光晚年的一天，南苑校猎又举行了，道光带了众皇子到南苑骑马奔驰。众皇子也可以借此机会在父皇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以显示自己高强的武艺。奕訢从小擅长刀枪射箭，今天为了在父亲面前展示自己的特长，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勇猛冲突，箭无虚发。校猎结束，各位皇子在道光面前纷纷出示自己的战绩，奕訢自然是捕获最多，心中不无高兴。再看奕詝，讷讷地站在一旁，两手空空，一箭未发。道光感到十分奇怪，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奕詝答道：现在是万物苏醒的春天，鸟兽开始繁衍孳育，我不忍心伤害这些生灵，来违反万物的生长规律。奕詝的这通话，使道光十分高兴，赞叹道：“这些真是皇帝应该讲的话。”奕詝仁义道德的言论，与道光的传统和标准比较接近，使道光立储的天平明显倒向了奕詝。
另外又有一则故事，与上面的这件事如同一辙，也谈到了道光是怎样在奕詝和奕訢两人中分出高下的。清人笔记说奕詝的老师是杜受田，奕訢的老师是卓秉恬。道光晚年生病时，有一天想召见两位皇子，打算通过最后考察以决定把皇位传给谁。两位皇子也知道已到了最后紧要关头，遂问计于自己的老师，如果道光问话，应该答些什么。卓秉恬告诉奕訢说：如果父皇问你什么事，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卓秉恬这样讲的意图实际上很明显，因为奕訢人很聪明，反应也快，知识丰富，他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压倒奕詝。而杜受田分析了两位皇子的实际情况后，认为皇四子应该扬长避短，用自己的特长来使道光产生好感。他对奕詝说：如果你的父皇问起国家时政，你在这方面的智慧才识是远远不能与皇六子相比的。要取胜，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当父皇在谈及自己年老多病，可能不久于帝位时，你什么也不用说，只要一个劲地伏地流泪，表现出你对父皇的孺慕之诚。道光召见时，奕詝按着老师的话去做了，道光很开心，他认为奕詝实在太仁孝了，于是决定将皇位传给奕詝。
上面两则故事，可能有虚构的成分，如根据《清史稿》，卓秉恬实际上并没有任奕訢的老师，故事的内容情节也是不同，但所阐述的道理是一致的。打着仁孝贤惠旗号的皇四子奕詝，在多次竞争中击败了才智聪颖但急于表现自己的皇六子奕訢，最后被立为储君。
不过，另有一种讲法说道光最初已立奕訢为储，但后来又改变了。《清稗类钞》中说：道光晚年倦于政事时，就想到要立皇储了，他见皇子中恭王奕訢最为成皇后宠爱，所以打算立他为储。他事先写好了奕訢的名字，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匾后。有一个太监在阶下偷偷看着道光写字的样子，见到最后一笔特别长，就怀疑道光写的名字是奕訢，太监将这件事讲给人家听后，道光立奕訢为储的消息就传开了。道光听到后，十分心烦，就把铁盒重新取了下来，更换了奕詝名字。照这种说法，奕詝得到皇位，完全出于偶然，道光本意是选择奕訢，因其事外泄，才改立奕詝。此事的真相其他史书上没有记载，今天已很难清楚，但奕訢有宠且有希望继立为君，这应是事实，两人的被立机会十分相近。
道光秘密立储御书
是我国现存唯一由皇帝亲笔所书关于皇帝承袭传位的立储档案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六月十六日，道光正式秘密立储，对此李鹏年先生在《雍正创建秘密立储制度》一文中有详细描述。道光在一张9.5×21.6厘米的四扣折纸上用红笔以满汉文字合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以汉字书“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写毕，道光用两层颜色略有深浅的黄纸包好。里面的那层黄纸背面用红笔写着“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字样，并有亲笔签名。外层黄纸的背面用红笔写着满文的“万年”字样，道光又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件事做好后，道光又书写遗谕两份，交待死后要办的事情。道光的立储御书和遗谕分别被密封在两个匣子内。收藏立储遗书的那个匣子特别讲究，质地为楠木，长32公分，宽16.7公分，厚8.7公分，锁和钥匙都是铜质的，雕塑有精美的蝙蝠翔云图。匣的三面启口处均贴有封条，两端封条上有道光亲笔签名，正面封条上也有道光亲笔签名和亲书“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字样。道光的立储遗书和遗谕的两个匣子至今都保存着，它们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惟一一份可窥见清代秘密立储的实物。之后各皇帝，不再实行秘密立储，因而它的价值不可估量。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即将走完他的人生历程，他在圆明园召见了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等人，让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等在众大臣面前打开小匣子，宣示御书、遗谕。同时宣示了一份道光的亲笔朱谕，这份朱谕是道光病重时在圆明园慎德堂书写的。其内容为：“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这样，从法律上讲道光将奕詝扶上了帝位，任何人不可能也不应该产生什么异议。
垂帘听政 光绪登极之谜
同治病死后，他的堂弟载湉被立为嗣君。同治没有儿子，所以挑选了年仅四岁不识人事的载湉为接班人？为什么选中这个小孩，这和皇太后慈禧有关系。因为载湉不但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年龄小，不能理政，慈禧可以继续垂帘听政。
同治皇帝死时还不到二十岁 祺祥政变以后，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但实际权力全在慈禧太后手中，批阅奏章、裁决政务，都由她一人操纵。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惟一理由是皇帝年纪小，不能亲理朝政。六岁即位的同治帝，并不能处理国家大事，所以慈禧太后全部替他操办了。同治长到十六岁时，按前朝惯例皇帝应该亲政，可慈禧太后视权如命，根本不提归政之事。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帝已十七岁了，慈禧才不得不宣布明年归政。但多年以来，慈禧的党羽早已形成，势力很大，同治名为亲政，实际上大权仍在慈禧太后手中。皇帝一有什么自己的看法，慈禧就进行干涉，两人之间矛盾不断发生。
1874年同治得重病去世，问题一下子出来了，因为十九岁的同治没有儿子，立谁为皇帝就显得十分重要。慈禧肯定会在皇室中选择一人即位，但问题是在这么多皇室人员中挑选谁呢？假若选一位年富力强的，说不定满清的积弱之势会得到一定的改变，中国的国运会走向另一条道路。假若所立仍与同治一样是个小孩，国家政权继续为慈禧所控制，清朝的腐朽统治仍会延续，人民的苦难就更没有尽头了。而充满权力欲望的慈禧自然是选择后者，她才不会去管国家是否兴旺，人民生活是否幸福。
从当时的清皇室来看，咸丰帝的哥哥奕纬是道光帝的长子，他的一系在同治死时，已经孙子都有了，奕纬孙溥伦按辈分是同治的侄子辈。咸丰的弟弟也即道光的第五子奕誴，这时也是人到中年，有几个儿子。慈禧如果从国家大局的高度考虑立君，可以当皇帝的人选其实不少，按代代相继的原则，比同治低一辈的溥伦接位也未尚不可，但最终的结果是慈禧并没有这样做。
同治一闭眼，慈禧以两宫皇太后的名义随即召开了御前会议，与众王大臣商议择立嗣君的问题。根据参加这个会议的翁同龢的记载，在会议上，慈禧问大家：“以后我再继续垂帘听政怎么样？”有大臣说应该以宗庙社稷为重，请选择一个才能贤俊者立为皇帝，然后太后再垂帘听政。慈禧说：“文宗（咸丰帝）没有儿子，现在突然遭此变故，如果继承者是一位年龄较长的，他是不会允许的。必须挑选一位年纪较小的皇室子弟，可塑性强，教育起来也十分方便。现在我们马上定一个，一旦决定后就不能改变。我们二位太后意见是完全统一的，你们众大臣一定要认真听好。”随即慈禧报出了醇亲王奕譞的名字。突然听到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帝，奕譞大吃一惊，激动得碰头痛哭，昏迷伏地，边上的大臣扶也扶不起。众大臣听完太后的话后退下，旋即到军机处拟旨，向全国颁布。接着慈禧又宣布：“溥字辈子弟不应该立为嗣君，奕譞的长子，现在已经四岁了，而且与同治是至亲，我想让他继统。”
这是奕譞（中）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摄于1863年 在御前会议，慈禧主张立幼，又亲口提出要立奕譞的长子载湉为其意中之人，众大臣那里敢说什么，新皇帝的上台也就这样定局了。从翁同龢的记载来看，会议之前，慈禧早就有了继续垂帘听政的打算，她并不愿意让政权落入别人的手中，她想独揽政柄，做大清国事实上的主宰。慈禧在这么多人中选择四岁的载湉，不可能是载湉自身有什么特别的资质，而肯定是另有原因的。
从皇室辈分排，载湉与同治是同辈，是同治的堂弟，这样并不影响慈禧继续保持她皇太后的身份，对继续垂帘听政并不造成妨碍。其次，载湉年幼，继续垂帘的理由最充分，慈禧可以堵住外面大臣的嘴巴。再次，载湉之母，乃醇亲王的嫡福晋，是慈禧的亲妹妹，从慈禧这个系统而言，不仅载湉是咸丰的亲侄子，而且是慈禧的亲姨侄，关系比一般人更密切。有了这样的双层关系，对于载湉的驾驭比他人也就更容易。当时，慈禧还特别颁发了一道懿旨，为她立载湉进行辩解。她说同治没有儿子，不得已才以醇亲王奕譞的长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等到嗣皇帝生了皇子，就能继承同治为嗣了。
在同治死后的皇位更替中，一个不识人事的四岁小孩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后来的德宗景皇帝，年号光绪，共在位三十四年。就这样，光绪靠了慈禧的淫威和阴谋手段当上了皇帝，慈禧仍得以独掌朝纲，继续垂帘听政。
疏导和壅防 鲧禹父子治水之谜
我国最早的史书的记载，鲧奉命治水，用水来土掩的办法，结果失败被杀。禹继父职治水，结果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获成功。但有人提出，鲧真的是因治水失败而死的吗？大禹治理了整个黄河流域吗？
在四五千年以前，黄河流域频繁地暴发洪水，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较大的灾难。当时的情况是洪水浩荡，汪洋一片。《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尚书·尧典》也谈到：“汤汤洪水方割（害），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这么大的洪水必然造成房屋倒塌，田地被淹。到了禹生活的时代，还是“十年九潦”。面对肆虐的洪水，中国古代先民与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
相传共工氏族就是长期与洪水作斗争的氏族，他们的图腾、首领名号，都用水族动物表示，可见他们的生活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居住的地区，十分之七是水域，陆地只占十分之三，长期与水打交道的历史，使他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在首领的带领下，采取从土丘上取土填充低洼地的办法，加高自己的居住区，从而避免了洪水的侵袭，减少了损失。可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要想靠原始的木器、石器、蚌器工具，将居住地加高、加固到足以防御较大的洪水侵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将自己的居住地加高后，会逼使水流冲向其他的氏族或部落，这就引起了其他氏族、部落的反对，后来，唐氏族干脆把共工氏族灭掉了。不过，共工氏族遗存下来的后裔，还在后代的抗洪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尧帝，姓尹祁，号放勋 尧作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水患也很严重。尧召集各部落的首领，共同商讨治水之策，大家共推鲧领导治水。鲧借鉴了共工氏族治水的经验，把共工氏族加高整个居住区的做法改为在居住区周围修筑土围墙，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工程的土方量。因为他修筑了较高的围墙，后世遂留下“鲧筑城”、“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有了这种土围墙，不仅可以防御小的水患，遇到稍大一些的洪水，也可以采取临时加高加厚土围墙的办法，保住村落。后来的传说中，把这种水涨墙高的事实加以神化，说成是鲧从天帝那里偷来了一种可以自己生长的“息壤”，用来阻挡洪水，所以在洪水到来之时，土围墙就不断增高了。当时修土围墙，是采用夯筑的办法，并不十分坚固。遇到大洪水或被洪水长时间包围浸泡，还是不免一溃，伤亡是很惨重的。后来，舜作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以治水无功的罪名把鲧处死了。
舜处死鲧后，又任命鲧的儿子禹领导治水，并派商族的始祖契、周族的始祖弃、东夷族的首领伯益等人协助他治水，据说共工氏族的后裔四岳也参加了治水工作。禹对于父亲治水无功被处死十分伤心，同时这件事也坚强了他克服困难、制服洪水，完成先父遗业的决心。他认真思索了前人治水的经验和教训，然后带领着助手们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找出最佳治水方案。在考察过程中，他们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察看山川水势，并在沿途作了许多标记，有的是在树上砍凿出痕迹，有的是在地上堆积一些石块，给日后治水标示出大致的施工基准线。根据考察的结果，禹决定采取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方案，他带领着百姓，利用枯水季节疏浚河道，把挖出的泥土堆到岸边的高地上。这样，到了洪水季节水流就可以顺畅地流走，岸边的居民区也不易受到洪水的威胁了。
治水的工程持续了许多年，《孟子·滕文公》记载“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总之，治水工程是既漫长又辛苦的。长年在外的辛劳，使禹的脸晒黑了，人累瘦了，连小腿肚子上的汗毛都磨光了，脚指甲也因长期泡在水里而脱落了。有时在泥水中干活，浑身泥乎乎的，看起来像只熊，后人遂有“禹化为熊”的传说。
经过多年的奋斗，禹率领人们疏通了黄河流域的一道道水系，消除了一处处洪水的隐患。在这一系列的工程中，最艰苦、最困难的要算是“凿龙门”和“辟伊阙”了。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和陕西省韩城县交界处，是黄河出晋陕大峡谷流向中游平原的一个关口，由于岸边有两座大山夹峙，河道变窄，水流不畅，易暴发洪水。禹带领人们用简单的木制、石制、骨制的工具，凿宽了河道，消除了隐患。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伊阙，也是经过一番开山掘谷的奋战，才使水道畅通的。
治水的成功，使人们重新拥有了正常安定的生活，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此人们非常感激带领大家治水的禹，尊称他为“大禹”，传颂着他的事迹。后来，舜就把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传给了大禹。
上述治水的传说，发生在尧、舜任部落联盟首领的时期。这时期正是中原龙山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原始农业文明很发达，人们在临近水源的河谷地带开垦了大片农田，兴建了众多的居民点，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然而，这一发达的原始农业文明又有其脆弱的一面，河谷地带固然利于开垦，也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但同时它又十分容易受到洪水的侵袭。而在尧、舜的时期，偏偏降水量增加，暴发了几次大洪水（小的水患就更多了），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人死于洪水之中。后世关于洪水的记载，正是以这些水患为蓝本的，只不过在长期的传说中被夸大了很多。面对洪水的侵袭，人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并没有从适宜耕种的河谷地带退却，而且继续发展了自己的文化。
大禹治水的成功，古代文献中说成是治理整个黄河流域，这是一种大大夸张了的说法。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不要说治理黄河，就是把一条小河流导入江、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禹治水的功绩，可能是修筑了一些堤堰阻挡洪水，对某些小河道进行了局部疏导，以及洪水到来时引导人们迁往高地躲避等等。大概在大禹的时代，持续了约一百年的多雨时期已经过去，转入了较为干旱的时期，洪水因之减少，人们也把它当作是大禹的功绩了。长期以来，传说中的大禹，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远古时期治水英雄的代表，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与大自然斗争的顽强精神的化身。
大禹陵 已如上述，鲧禹父子两人，一个是治水失败者，一个是治水成功者；一个因“绩用弗成”而成为治水罪人，一个却是人们讴歌的英雄，这在古代的史书中已有明确的描绘，自东汉以来，这样的说法盛行不衰。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鲧并不是因为治水不力被杀，大禹治水的方法也不见得比鲧高明到什么地方去。
闻一多先生在《天问疏证》中对大禹治水已有怀疑：“早期治水传说，鲧禹人分二法。”但他认为父子两人用的治水方法是一致的。近年来，有很多学者更是对闻一多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认为鲧禹治水，方法相同。他们治水采用的方法都是湮（堙），即填洪水，在他们那个年代，不单是他们还不懂得疏导和壅防，其他人也不懂。正因为如此，在当时论治水之功时，人们鲧禹并称，到了三代时将鲧禹并祀为神。他们认为在早期的神话传说中，鲧禹并无贤愚之别，功过之非，在那个时代决定了他们治水方法的相同。然而，鲧禹两人却有着不同的遭遇，原因并不在治水而出于政治的原因。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大概都在破坏着这些因袭的习俗和制度。
唐虞之际是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晚期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上，往往是适合旧传统、旧习俗、旧势力的人物时时得胜，而进取者、革新者不免一时受挫，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今天所见的鲧禹事迹的传说，大都见于先秦诸子和汉儒们“言必称尧舜”的著作中，所有的罪恶过失当然都加到了鲧的头上，所有的功德圣业都加到了禹的身上。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人们认为鲧只堙不导，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堙和导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措施，单纯用哪一种都不会有成效，堙和导是在治水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的不同方法，不能一味用堙的办法。在鲧之前，最早开始用堙的方法来治水的是鲧，以尧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因为对鲧部落中发生的变革看不顺眼，因而鲧被加上了“以乱天常”的罪名，这就是上古治水中崇禹贬鲧的原因。
更有一些学者对大禹治水深有怀疑。近代西方史学家夏德在《支那太古史》中，对史书中说大禹的“决九川，距四海”认为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开挖长江、黄河和汉水的工程量，比修万里长城的工程量还要大，这根本是不切当时实际的。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大禹治水仅是当时的人们利用水利，求得生活的安全和生产的便利的情况下产生的，治水的目的只是谋求安全的栖息之所，并不是大规模的疏浚河道。
沦没于泗水 帝王九鼎之谜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尽管王朝在不断更迭，九鼎却始终从一个国王的手上传到下一个国王的手上。没有九鼎，就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国王。然而，到了秦汉之间，九鼎却不见了踪影，由此人们怀疑九鼎到底真的存在吗？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又铸九鼎。这不仅表明我国青铜铸造技术是十分高超的，而且还可以看到大禹是违反了部落联盟的传统，建立了家天下的国家，因为天子九鼎，九鼎是王权的象征。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就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
根据《左传》鲁宣公三年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往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夏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传说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而由楚国首先发难。《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八年（前606），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路经洛邑，特意摆开阵势，显示武力。周定王连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咄咄逼人，劈头就问九鼎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冷冷地说：“在德不在鼎！”接着又不紧下慢地回顾了九鼎转手的历史，并说如果本质美好光明，鼎虽小而犹重，反之，虽大犹轻。他进而指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这也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来历。
到了战国后期，周王室已是奄奄一息。据《战国策·东周策》所载，周显王时期，秦国兴兵临周，企图夺取九鼎。周求救于齐，迫使秦国退兵。但强秦岂肯善罢甘休，后来秦昭王终于灭掉了东周。
围绕着九鼎，有两个问题后人至今难以弄明白，一是大禹是否铸鼎，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连，即九鼎的最后下落。
上引《左传》说九鼎铸于“夏之方有德”之时，而《史记》把铸鼎的时间略有提前，说成是“虞夏之盛”之时，并明方大禹是收了九牧之金而铸九鼎的，本意是象征九州。《墨子》说鼎铸于夏后启时。上述说法大体相近，得到了后代许多人的赞同，基本上认为鼎是大禹所铸，时间在夏朝建立的时候。
怀疑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没有从周室夺到九鼎，相反关于九鼎失踪的传闻倒是有鼻子有眼。汉灭秦，也没有见到鼎。刘邦登位时，秦王子婴交出的只有皇帝玺。《战国策》说周得九鼎时，每一只鼎要有九万人来搬运，九只鼎要有八十一万人来运输，这可能吗？近代古史辨派学者认为《战国策》多夸大之辞，禹铸九鼎是不可能的事实。
也有学者根据当代的考古发掘，认为在夏代以前的一些原始社会遗址中，已经出土过铜器和青铜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公认是属夏王朝时期的，曾出土铜爵、铜凿等各式形状的铜器，并且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坩埚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是完全有能力制造铜器的。至少从技术层面而言，禹铸九鼎是可能的。仅凭古史传说中的一些缺陷而否认禹铸九鼎，恐怕也不见得是绝对有力。
传承到周朝的九鼎哪里去了？
一些学者发现《史记》中的说法前后不统一。周、秦二本纪都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在周赧王死后，终于“取九鼎入秦”。《秦始皇本纪》说九鼎在迁往咸阳的途中，有一鼎被大风刮到今江苏的泗水中。据此，除一鼎外，八鼎有可能被搜刮到了秦国宫殿中，应当失于秦亡之后。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说：“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然他将秦昭王取九鼎的时间较《史记》本文提前了41年。《史记·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那么九鼎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与秦无关。后来，《汉书·郊祀志》也是兼收两说，但又说“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前327）……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以后秦始皇出巡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派了上千人泅水打捞，结果如同竹篮打水，未能如愿。这说明九鼎并未入秦，至少有一鼎是不知去向。
到了清朝，全祖望、沈钦韩等学者对上述传统说法公开表示怀疑，并作了新的探索。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除引用全、沈二家之说外，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周人为防止大国觊觎，加上经济困难，采取了毁鼎铸钱的下策；对外则诡称丢失，不知去向。（二）史载秦灭周取鼎，为时人揣度之辞，并非事实。（三）秦人谬传九鼎沉入泗水，秦始皇也受到愚弄。这些说法足以发人深思，但未必即为至论。
九鼎既然被周人视为天命之所在，也就只能与社稷共存亡，岂有因大国觊觎而自行销毁之理？况且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楚庄王就曾以鄙夷的口吻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可见九鼎之“重”，只存在于传统的神秘观念之中，而不是实物本身的价值。东周统治者能为少量之铜而毁鼎铸钱、甘心自隳天命吗？
细审古籍中有关记载，对九鼎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说法不一，但并无已被销毁的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考古工作的进展。九鼎如失于东周灭亡之前，那么埋没于关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失于秦末，那么埋没于关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要是项羽破秦后载归彭城，那倒极有可能“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但与《汉书》记载的年代又相距甚远。如能将这些问题考辨清楚，对于寻找九鼎的下落，也许不无裨益。
发现了甲骨文 商王盘庚迁都之谜
商都在汤灭夏朝之前迁徙八次，在灭夏以后又连续迁移五次。商朝从建立至灭亡，约五百年左右，首都迁移如此频繁是很耐人寻味的。至商朝第十九位国王盘庚时，将商都从奄迁到黄河以北的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此后，十二代商王都以殷为都城，再也没有迁都之举。
商朝从建国到灭亡，约为五百多年，但前一半时期内却迁了五次首都。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商殷。商朝定都于殷是从盘庚开始，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子，商朝的第十九个王。商朝曾经屡次迁都，盘庚定都于殷，不再迁徙，反映了这时候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畜牧业，人们要求定居下来。
商汤灭夏之前，把统治中心迁到了亳（今河南濮阳县）。亳位于商族活动区的南部边界地带，再向南，就是夏人的势力范围了。汤灭夏之后，为了便于统治夏国的遗民，又在位于夏的中心地区的今河南省偃师县修筑都城，定都于此。这是商王朝建立后修筑的第一座城池，它仍以“亳”命名，史称“西亳”，以与原来的亳城相区别。从汤到大戊九位商王都以此为都。从仲丁继位为王开始，商朝的都城频繁迁徙，仲丁时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县），河亶甲时迁都于相（今河南内黄县），祖乙继位后迁到庇（今山东鱼台县），南庚又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从仲丁到盘庚只有十王，却迁了五次都，平均两王一迁，频率是很高的。
盘庚决定迁殷，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
盘庚即位前，商王朝已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商王太甲以后，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都很腐化。他们迷信鬼神，又特别喜欢喝酒，是十足的寄生虫，自己不劳动，一切事情都驱使奴隶去做。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们大批逃亡。在王室贵族当中，争夺王位越演越剧烈，有的人说应当兄终弟及，有的人说应当父死子继。叔侄之间，兄弟之间，常常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把国家搞得个乱七八糟。
各种内部矛盾削弱了商朝，生产荒废了，一些小国和少数民族不再受商朝的节制，加上水涝、干旱等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这个奴隶制国家简直维持不下去了。
正在这个时候，商朝的第十八个王阳甲死了，阳甲的弟弟盘庚做了王。盘庚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善于观察形势，觉得国家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应当找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来缓和这些矛盾，挽救商朝的衰亡。他的办法就是把都城迁到殷，开垦荒地，长期定居下来。
甲骨文 盘庚考虑迁都的原因主要是殷地的土地比较肥沃，自然灾害比较少些轻些，在这里建设都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其次，盘庚认为迁都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奴隶主贵族不能过分享受，这样社会矛盾就可以缓和。而且迁都可以避开危险的反叛势力，都城一旦安全，统治就可以稳定。
可是迁都的决定招致了许多人的反对，反对的人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他们害怕到了新的地方不能照旧享乐。盘庚是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不会因为有人反对就改变主意。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发表了两篇训诰。第一篇训诰是劝说，告诉大家搬家到殷去的好处。他说：“以前上天降下大灾难时，先王们都为了臣民的利益而迁徙。现在我也和先王一样，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安乐的生活，并不是因为你们有罪而惩罚你们。我要遵照先王关心臣民的样子，关心你们，保佑你们，带着你们去寻求安乐的地方。你们如果不与我同心，先王的在天之灵便要责罚你们，降下不祥来了。”第二篇训诰是威胁，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命令，否则就要进行严厉的制裁。
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终于把首都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老家。奴隶主贵族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要求搬回老家去。盘庚又发表了一篇训诰，用强硬的语气制止住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对。他说：“先王谨遵上天之命，开国以来已经迁都五次了。现在如果不听从上天之命迁都的话，谈什么继承先王的事业呢？”他知道臣民口出怨言是由于当权的大臣在煽动，便严厉警告说：“我看得很清楚，你们在浮言煽动，只是我没有表示出来罢了，你们就放肆起来。你们在自己祸害自己。我不论关系亲疏，谁做好事就受赏赐，谁犯罪就要受惩罚。国家能治理好，是你们大家的功劳。国家治理不好，由我一人承担责任。今后你们别乱讲话，否则到惩罚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过了几年，局面才安定下来。奴隶们在这里被迫没日没夜地劳动，把殷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从此，商朝的都城就固定在殷城，政治上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有更大的发展。那时候，铜的冶炼技术大大提高，青铜器的制作范围更加扩大。殷城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青铜器作坊，有上千个奴隶在作坊里劳动。奴隶们用铜、锡、铅三种金属做原料，冶炼铸造了成千上万件斧、钺、戈、矛、刀、镞等武器；鼎、爵、觚、壶、盘、盂等饮食器皿和斧、锛、凿、钻、铲等生产工具。许多青铜器造型优美，花纹图案十分精巧，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形成了后来著称于世的青铜器文化。有一个很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已经被考古学家从殷墟遗址中发掘了出来，完整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这是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发掘到的最大青铜器。从商代的青铜器也可以看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是以奴隶为主体的劳动群众创造出来的。
在殷墟遗址中，还发掘到大批乌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上面刻着许多文字。这种文字和现在的不同，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古的文字，叫做甲骨文，一共有四千多个单字，大多已经被考古学家辨认出来。当时殷朝的王室贵族很迷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采用龟甲和牛骨进行占卜。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大都是占卜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后来是否应验等等的话，这些卜辞记载着殷朝的许多大事，为研究殷商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刻有甲骨文的动物腹甲或肩胛 盘庚迁都，一度复兴了商朝，使得殷商这个奴隶制国家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放出了灿烂夺目的光彩，成了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史学家通常以盘庚迁殷为界，把商代历史分为前后两期。盘庚迁殷后，发扬商汤的政治传统，使商王朝再度兴盛，出现了百姓安宁、诸侯皈依的局面，长期以来威胁着商北部、西部边界的那些部族，也在商王朝的打击下退缩、收敛，有的重又向商表示臣服。
盘庚开创的中兴局面，到了武丁时得到进一步发展。武丁对西方、北方的少数部族发动了一系列的征伐战争，消除了北方、西方的威胁，商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展。武丁以后，商王朝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
不世之才 齐桓公首霸之谜
春秋是我国上古社会的转型时期，“礼崩乐坏”，周王朝急剧衰落，失去了控制列国诸侯的力量。各国诸侯各自为政，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在我国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个由大国争霸的局面，而齐桓公是春秋争霸的第一人。那么他是怎样成为春秋首霸的？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直接控制的地区有方圆六百里左右。之后随着不断地分封，控制的地区逐渐减少，军事力量也很虚弱，和一个诸侯国相差不多。这时的周天子只是在名义上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地位，实际上已失去了号令诸侯的力量。其时，有几个诸侯国在相互攻伐的兼并战争中先后强大起来，他们或者借拥戴周天子而号令一时，或者凭强势称霸一方，由此而出现了春秋时期的霸主政治。最早获得霸主地位的，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名小白，是前任国君齐襄公的弟弟。他能够当国君作诸侯，曾有一番颇有戏剧性的惊险经历。
齐襄公在位时，齐国国势渐渐强盛起来，但齐襄公却是个荒淫无道的国君。他的异母妹妹文姜，是鲁桓公的夫人，在尚未出嫁时两人就乱伦通奸。后鲁桓公与文姜回齐国时，齐襄公与文姜再次勾搭，为鲁桓公发现。齐襄公干脆派大夫公子彭生把鲁桓公杀了，从此文姜就留在齐国不回去了。
齐襄公处理政事蛮横武断。他曾因私愤降低了堂弟公孙无知的待遇，又不按期派人去替代戍守葵丘的大夫连称、管至父，还曾几次错杀无辜。他的异母弟弟公子纠与公子小白怕发生祸乱而逃往国外。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公子纠就在管仲与召忽的辅助陪同下投奔鲁国。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人，就在鲍叔牙的辅助陪同下就近投奔莒国。公元前686年，齐国果然发生内乱，公子无知和连称、管至父率众攻入宫中，杀死齐襄公，无知自立为齐君。不久齐国大夫雍林又杀死无知，齐国一时出现了没有国君的情况。
无知被杀死后，与公子小白亲近的齐国大夫高氏、国氏赶忙暗中派人去报告小白，请他速回国接替国君之位。鲁国听说后，也赶紧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希望公子纠能先抢到王位，将来能够对鲁国产生感激。于是，兄弟二人之间的一场特殊赛跑开始了。
当初逃离齐国时，小白有鲍叔牙追随左右，公子纠有管仲、召忽辅佐。鲍叔牙与管仲本是多年的好友，如今各为其主，护侍着各自的主人往回奔。鲁国不仅出兵护送公子纠回齐国，而且为了不使公子小白由莒国顺利赶回临淄与公子纠争夺国君之位，派管仲率军去拦截小白。管仲赶到莒国通往齐国的大道上，正好碰上公子小白一行人路过。管仲弯弓搭箭，向小白射去，正中其身，只听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上，一动不动。管仲以为小白必死无疑，遂赶回去报告鲁国。鲁国以为诡计得逞，没有人再与公子纠争夺君位了，便放下心来，送公子纠的军队也减慢了速度，悠哉游哉地向齐国迸发。
六天以后，鲁国送公子纠的队伍终于来到齐国国都临淄附近。不料，小白早已先期赶到，当上了国君。原来，管仲那一箭正好射在小白的腰带钩上，根本没有伤着他，而小白却假装被射死，骗过了管仲。随后，小白一行日夜兼程地赶回国中，在大夫高氏、国氏等人的拥立之下，小白成了齐国的新国君，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齐桓公当然不能容忍公子纠再来争位，遂派军抵御鲁军。一战之下，鲁军大败。鲍叔牙又率军追到鲁国，逼迫鲁国杀死公子纠，召忽见势不好，也自杀身亡。鲍叔牙又叫鲁国交出管仲，然后将管仲押在囚车中带走。
齐桓公本想亲自杀死管仲以解一箭之恨，可鲍叔牙却说：“我只有辅佐您夺得王位的能力，而要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就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得到的。管仲的才能远在我之上，您如果想称霸诸侯，就非管仲不可。”齐桓公是个胸襟宽宏的君主，听了鲍叔牙的话，便打消报私仇的念头，任用管仲为相国，鲍叔牙的地位反在管仲之下。
管仲确实是一个不世之才，他任相国后，协助齐桓公在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使齐国的鱼、盐和铁矿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农业、商业得到发展，国家强盛，军力增强，具备了称霸中原的物质条件。
齐国被管仲治理得国富兵强后，齐桓公下一步就想称霸诸侯了。在他当上国君的第五年（前681），有一天他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兵强马牡，可以会合诸侯了吧？”管仲说：“如今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和晋国都比我们强，可他们都没有能够当上诸侯的首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们对周王室不够尊崇，不知道用周王的名义号召诸侯，停止混战。如果我们用‘尊王攘夷’相号召，您的声望就会越来越高。”当时的形势是，周天子虽然已经失去号令诸侯的能力，但名义上毕竟还是天下的共主，影响力仍很大，单独一个诸侯国要想取代周天子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周王朝的衰弱，夷、狄、戎、蛮等少数民族乘机入侵，严重威胁着中原各国的安全。针对这种情况，管仲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想要通过抵御少数民族的入侵（即攘夷），取得诸侯国的拥护；并通过尊奉周天子（即尊王），借助周天子的名义达到由自己号令诸侯的目的，称霸于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