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听管仲说得有理，便问：“那该怎样做呢？”管仲回答说：“宋国刚经过内乱，至今新国君（宋桓公）还没有得到各国承认。我们不妨利用周釐王刚即位的机会，一来去贺喜，二来请周天子下令，让诸侯承认宋国的君位。只要周天子同意，我们就可以出面召集诸侯了。”齐桓公马上派使臣朝见周嫠王。
周釐王刚上台，见强大的齐国前来贺喜，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就把召集诸侯承认宋国新君的这件美差，派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得到天子的命令，便发出通知：三月初一，在齐国的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大会诸侯，共同确定宋国君位。
就这样，管仲借着宋桓公刚即位，需要诸侯确认这个机会，让齐桓公打着天子的旗号，会合诸侯，当上了霸主。开会的日期即将来临，宋桓公先期赶到，他对齐桓公组织这次会合表示感谢。第二天，陈国、邾国、蔡国的诸侯也陆续到了，但是其他诸侯还没有来。齐桓公对管仲说：“诸侯没有来齐，改个日期吧！”管仲说：“第一次会合诸侯，不能失了信用。所谓三人成众，已经来了四国，照样可以开会了。”
三月初一，大会按时举行。五国诸侯会见完毕，齐桓公说：“我奉了周天子的命令，会合各位，一起商量怎样扶助周王室。今天这个大会，得先推选一个人为盟主，请大家公议。”几位诸侯交头接耳相互议论起来。有人说，宋国的君位还要靠各国来确定，怎么能当盟主呢？正在为难之际，陈宣公说：“天子把会合诸侯的使命交给了齐侯，当然应该推齐侯为盟主。”各位诸侯都表示赞同。齐桓公谦让一番，就大大方方地坐到盟主的位置上去了。他率领大家先向台上虚设的天子座位行了礼，然后宣读盟约。盟约约定，尊重王室，扶助弱小国家，共同抵御夷狄入侵。还写明哪一个国家要是违背了盟约，其他各国要联合起来，共同讨伐它。对盟约的内容，各国诸侯都表示同意。接着，管仲走上台来，对大家说：“鲁、卫、郑、曹四国，不听天子命令，不来参加大会，这是对天子的不忠，应该兴师问罪。”齐桓公接着说：“敝国力量不足，请各位多多帮忙。”陈、蔡、邾三国齐声说；“一定照办。”只有宋桓公一声不吭。
当晚，宋桓公回到住地，对大夫戴叔皮说：“齐侯仗着自己强大，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刚刚当上盟主，便指挥起我们来了，这怎么得了！”戴叔皮说：“齐国要是称了霸，宋国就要倒霉。咱们这次来不过是为了确定您的君位，如今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还等什么？咱们回去吧。”宋桓公听了，急忙收拾行李，连夜走了。第二天，齐桓公听说宋桓公不辞而别，大怒，要派兵去追。管仲说：“本来是请人家来会盟，现在人家走了，我们派兵去追，没有这个道理。”
齐国召集诸侯，威名大震，各国听说后，都想依附齐国。卫、曹两国还派人来赔礼道歉，并且保证下次一定参加会盟。
此后，齐桓公在每次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前，大都先向周王报告，取得同意或授权，再以奉周王之命的名义进行。表面上是尊崇周王，实质上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
周釐王二年(前680)，齐桓公派使臣去周天子那里告状，说宋桓公目无天子，不听号令，请天子出兵，讨伐宋国。周釐王答应了齐桓公请求，齐国遂派兵浩浩荡荡开到了宋国边界。大夫宁戚对齐桓公说：“主公奉天子的命令会合诸侯，最好是先礼后兵，您让我先去劝宋桓公讲和，怎么样？”齐桓公一心想让各国诸侯真心服他，便传令军队停止行动，让宁戚去见宋桓公。
宁戚见了宋桓公，深深地行了个礼。宋桓公动也不动，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宁戚见此情景，抬起头来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宋国真危险啦！”宋桓公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宁戚反问宋桓公：“在您看来，您和周公，谁更贤明？”宋桓公回答说：“周公是圣人，我怎敢和圣人相比？”宁戚说：“周公在周朝最强盛的时候，听说有人来见他，即便正嚼着饭，也急忙把饭吐出来，去会见客人。就是这样，他还怕失了礼。可是您怎么做的呢？宋国这样衰弱，国内接连发生杀死国君的事情，您的君位并不牢靠，就算您像周公那样礼贤下士，有本事的人恐怕也不愿意到您这儿来，何况您还这样傲慢呢！宋国的处境还不危险吗？”宋桓公听了宁戚这一番说，忙说：“我没有治国经验，先生不要介意。”宁戚说：“如今王室衰落，诸侯谁也管不了谁，篡权杀君事常常发生。齐侯不忍心看着天下这样混乱下去，这才奉了王命，在北杏会合诸侯，好不容易确定了您的君位，订立了盟约，不想字迹没干，您就暗地里跑了，您的眼里还有天子吗？现在天子大怒，派齐侯兴师问罪，您原先不服从天子的命令，现在又和天子的军队对抗，触犯了众怒，不用打，战争的胜负不是明摆着吗？”宋桓公忙问：“先生有何高见？”宁戚说：“依我看，您不如送点礼，和齐国会盟，这样，天子和盟主都高兴，仗打不起来，宋国也就安全了。”宋桓公又说：“眼下齐国兵马已到，哪里还会同意讲和啊？”宁戚安慰他说：“齐侯一向宽宏大量，不会记仇的。”宋桓公忙派使臣，带着礼物，和宁戚一起到齐桓公那里去认错。齐桓公很高兴，将宋国送来的礼物，转送给天子的使者，并同意了宋国重新入盟的要求。
周釐王三年（前679），齐桓公又约会没有去北杏会盟的卫、郑、陈以及中途跑掉的宋国在鄄地（今山东范县西南）会盟。他又派出使者去朝见周天子，请周天子来认定宋国的君位，随后齐桓公又代表周天子召集宋、鲁、陈、蔡、卫、郑、曹等诸侯国开会，并订立了今后要互相帮助、安定王室、抵御外族的盟约，组成一个中原的诸侯国联盟。就这样，通过多次召集诸侯会盟，齐桓公事实上成了盟主。
以后，几次发生山戎攻打燕国，狄人攻打邢国、卫国的事件，齐桓公都组织诸侯国派出军队前去救援。可是卫国、邢国等比较弱小，没等到援军前来，就被狄人灭掉了。齐桓公率诸侯联军打败狄人后，又帮助两国营建新国都，恢复了两国的社稷。从此，齐桓公在中原国家中的威望更高了。
位于南方的楚国，虽然也是周王朝的诸侯国之一，但因为文化比较落后，又有披散头发、衣襟开向左边等不同于中原国家的习俗，一直被视为荆蛮之国。春秋初期，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向北推进，威胁着周王室及中原国家的安全。公元前656年，因为楚国攻打郑国，齐桓公就率领齐国及宋、鲁、陈、卫、郑、曹、许等八国军队征讨楚国，并代表周天子责备楚国不按时进贡祭祀时用的包茅。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楚国只好表示继续尊奉周天子，进贡包茅，并在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附近）和齐国为首的八国订立盟约，解除了对郑国的包围，双方言归于好，各自撤军回国。
退避三舍 晋文公称霸之谜
春秋各国中，能接替齐桓公称霸诸侯的是晋文公重耳。晋文公从四十三岁起逃难，到即位的时候，已经六十二岁了，经历了苦难的十九年。当了国君以后，他整顿国内政治，发展生产，安定人心，晋国很快成为春秋一霸。
进入春秋，各国纷争不息，而齐桓公曾经九次召集诸侯大会，声势浩大，成为公认的春秋首霸。此后，能够与齐桓公霸业比肩的，要数晋文公重耳了。
晋国位于今山西省，最早是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给弟弟叔虞的封国，当时方圆只有百里左右。晋国在献公当政时开始强大起来，把部队由一军（一万人）扩充到两军，先后灭掉周围的霍、魏、耿、虢、虞等国，并打败了东山的赤狄，使国土扩展到今山西省的大部分和陕西、河南、河北的部分地区，成为与齐、秦、楚并列的四大强国之一。这为后来晋文公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
晋献公是一位较有作为的国君，可是他没有处理好君位继承问题，给晋国造成很大损失。晋献公共有九个儿子，最初他也按当时的传统立嫡长子申生为太子，可是后来娶了骊姬姐妹俩后，因为宠爱骊姬，就废掉了太子申生，改立骊姬生的儿子奚齐为太子。骊姬对这种安排还放心不下，恐怕将来献公死后，奚齐会斗不过那些哥哥，于是就设计陷害长子申生和有贤能名声的另两个儿子重耳、夷吾，诬告他们想害死父亲晋献公。结果申生被逼自杀，重耳、夷吾被迫逃亡到国外。
事情的发展并未如晋献公、骊姬所料。公元前651年，献公病逝，死前他曾托嘱相国荀息辅佐奚齐，可是奚齐即位仅一个月就被大夫里克杀死。荀息改立骊姬妹所生的卓子，两个月后，又被里克杀死。荀息见无法完成晋献公的遗命，便自杀了。于是里克等大夫迎回逃亡到秦国的夷吾，拥立他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即位后杀死了里克等大臣，又对帮助他回国的秦国背信弃义，引起国内外的不满。十四年后，晋惠公死去，在晋国大夫的支持下，秦国又帮助重耳回国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文公。
重耳从受谗害出逃到回国即位，过了十九年的逃亡生活，经历不少磨难。最初，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即派兵去捉拿重耳、夷吾。重耳正在翻墙而逃，追兵赶过来就是一剑，幸好只砍掉了一段袖子，才让重耳侥幸逃走。重耳带着贤士赵衰、狐偃、狐毛、贾佗、魏掌和一些随从逃到狄国。重耳的生母就是狄国国君的女儿，有着这层亲戚关系，重耳虽然没有在国内做公子时生活得那样好，也还是受到了款待。狄国离晋国很近，重耳住在这里，是准备一旦时机到来，可以很快回国谋取君位。晋献公去世，晋国大乱，里克杀奚齐、卓子后派人来到狄国请重耳回晋即国君之位。重耳看到晋国政局混乱，杀机四伏，不敢回国，就坚决谢绝了里克等人的请求。晋惠公即位后，看到重耳在国内有很高的声望，也感受到了威胁，便在即位后第六年派人去刺杀重耳。重耳见势不妙，遂离开狄国前去投奔齐国。
去齐国的路上，经过卫国。卫文公觉得重耳不过是个落难的公子，没有接待他们。再往东走到五鹿（卫地，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南）时，重耳饿得走不动了，就向田里的农夫讨饭吃。农夫见这些贵族模样的人反而向自己讨饭，就把土块放在陶碗中递了过去，那意思好像是说：你要的粮食就是在它上面长出来的，请拿去吧。重耳很生气，赵衰连忙说：“这是上天赐予您土地的征兆，应该接受下来。”重耳这才转怒为喜，接受土块后继续赶路。
晋文公复国图卷 重耳到了齐国后，齐桓公厚礼相待，还把侄女姜氏嫁给他，并赐予二十辆车马。二年后，齐桓公去世，齐国内乱，诸侯也屡次前来攻打，重耳想靠齐国帮助来实现大业已是不可能，因此重耳的谋臣狐偃等人和其妻姜氏都劝重耳另投靠别的国家。重耳在这里过惯了舒适安逸的生活，早把返国大业忘得一干二净，竟想在齐国终此一生。后来狐偃与姜氏等人用酒把重耳灌醉，才用车载着他离开齐国。
重耳一行从齐国到了曹国。曹共公对重耳很不礼貌，还因为听说重耳“骈胁”（肋骨相接成一块）而在重耳洗澡时偷看。这样，重耳一行离开曹国到了宋国。宋襄公知道重耳是个贤能之人，就用国礼来接待他们，送马八十匹。可是宋国是个小国，刚被楚国打败，宋襄公受了重伤，无法帮助重耳回国，只好请他们另外投奔大国。这样重耳一行又来到郑国，但受到郑文公的冷遇，于是他们又前往楚国。
楚国是个大国，楚成王又想向中原地区发展，见晋国的公子来到，便用国君之礼接待他，生活方面也安排得十分周到。有一次，楚成王问重耳将来准备怎样报答，重耳觉得晋国不像楚国那样出产各种珍禽异兽、丝帛玉器，实在想不出用什么报答为好。可是楚成王一再追问，重耳便说：“我愿意晋国和楚国长期友好，如果不得已发生了战争，我们晋军一定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楚国大将子玉听了很生气，恨不得把重耳立即杀死。楚成王说：“重耳贤能，随从的人都是国家栋梁之材，有可能回到晋国主持国政。这是天意，怎能杀他？”
几个月后，晋惠公夷吾病故，正在秦国作人质的太子圉私自跑回国继位，秦国十分不满。秦国于是到楚国接来重耳，并与晋国国内支持重耳的大夫取得联系，然后派兵送重耳回国，杀死了太子圉，重耳即位为君，称晋文公。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这时已是六十二岁的一个老头了。
重耳在逃亡生活中，几次受到冷遇、非礼，还有几次险遭杀身之祸，直到这时才回国做国君。这些年的遭遇使他受到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又拥有一批忠实的贤臣良佐。即位后，他废除旧的债务，减轻赋税，赈济穷苦，发展农商，因此国家很快繁荣强盛起来。在此基础上，晋文公开始谋求霸主地位，他接过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口号，公元前635年，派军队打败了与周襄王争夺王位的大叔带和他引来的狄人军队，帮助周王返回国都洛邑，恢复王位。公元前633年，又在城濮（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打败了被中原国家视为“荆蛮”的楚国，从而确定了霸主地位。
城濮之战是由楚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救援而引发的。开始，晋文公不愿意与帮助过自己的楚国作战，便攻打与楚国友好的曹国、卫国，迫使楚国解除对宋国的包围。楚将子玉原来就对晋文公不满，这时见晋国又与楚国为敌，便坚决要求攻打晋军。楚成王劝说不住子玉，便让他率领楚国的精锐部队去与晋军作战。晋文公遵守诺言，率军后退了三舍，然后联合齐国、秦国，在城濮与楚将子玉交战，大败楚军。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把俘虏的楚军士兵献给周王室，表示自已是在为周襄王而战。周襄王派王子虎赐给晋文公象征着征伐之权的弓矢和虎贲（武士）三百人，正式承认晋文公为霸主。
庸夫之不若 梁武帝博学之谜
粱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十分引人注目。他是个博学的皇帝，曾把佛学、儒学、玄学三种理论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和运用。在他统治前期，他在政治上的才能也有所显露，不过人们对他并不认同。
在南朝历史舞台上，梁武帝萧衍扮演的角色颇引人注意。他的年寿很高，活到了八十六岁；在位时间也不短，长达四十七年。老天这种优待，不要说南北朝其他帝王没有人能享受到，就是在历代众多的国君中也找不出来几位。
学者们评论，萧衍早年显示出来的军事才能，与南朝各国的另外三位开国皇帝即刘裕、萧道成和陈霸先比较，不相上下，难分伯仲。南齐明帝时，萧衍还只是个官职不高的冠军将军，但能率军连破敌帅王肃、刘昶，威名远震魏廷。魏孝武帝敕文说：“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则江东吾有也。”（《南史·梁本纪》）以后他升任雍州刺史，看到皇帝萧宝卷昏庸无道，乱兆已现，就建议据有形势之地的哥哥萧懿起兵。萧懿不听，终为俎上肉。而萧衍却能面临危险，巧用计谋。使奉旨诛讨的萧颖胄倒戈。在联军东进途中，他又屡次为犹豫反复的盟友鼓劲打气，并严厉驳斥萧颖胄想向北朝借兵的错误主张。萧衍毅然挥师打到建康，只经一年便完成了灭齐建梁的大业。
称帝后，萧衍多次下诏废除南齐的严刑苛法，并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督察，以整肃吏治，劝课农桑。他还准许漂移他乡的流民返乡，同时蠲税三年，若不乐还者也可在侨居地著土落籍。萧衍又下令将一部分国家公田和无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民，并严厉制止豪家富室从中渔利，多占公田。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小农处境，发展经济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梁代石刻 在处理统治阶层内部关系上，萧衍采取了不同于前朝的政策。他虽然也杀掉了禅位的逊帝，但对南齐的宗室注意区别对待。他只是消灭了萧鸾一枝，而对萧道成嫡系子孙极为宽大并努力笼络。
对于开国功臣，他也没有像前朝那样，急于“烹狗”、“藏弓”，大行杀戮。在用人上，他一方面仍然使高门士族保持着特权地位，以争取他们的拥护；另一方面又从寒士和庶族中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参与机密，行使真正的权力。高门士族不过是他朝廷中的高级摆设。这难怪让有的士族抱怨萧衍“爱小人而疏士大夫”了。萧衍的上述作法，大体有利于政治稳定，符合统治阶层内部各集团力量升降变化的情况。
萧衍的长处是在学术文化方面。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他遗世的专著近三十种，内容涉及经学、诸子、兵书、诗赋、医学、佛法、音乐等很多方面，卷帙数量之巨，足以骇人，仅《通史》一部就有四百八十卷。至于由他主持编纂的书籍则数量更大，就学术和文才而言他当属一代宗师。群臣遇到书中的疑惑，皆由萧衍亲自裁决。
佞佛是梁武帝统治走下坡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萧衍极力提高佛教的地位，鼓吹“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为外道”，实际已宣布佛教为“国教”。他还亲披袈裟，“躬事讲说”，为弘扬佛法大造舆论。他三次戏剧性地到寺院“舍身为奴”，然后由国库开支和公卿捐施，用大量的钱财将其赎回。萧衍大事营造佛寺佞佛所造成的恶果，皆由百姓们饱尝。统治者加紧剥削榨取，逼得民众卖儿鬻女，流亡四散，转死沟壑。随着“天下户口减落”，梁朝国势日衰。
萧衍反对刘宋、南齐的骨肉相残，但又走到了另一极端，优容子弟达到溺爱的程度。六弟萧宏恣意聚财，仓库爆满，光藏钱的房间就有三十多间，计三亿钱有余。其他物品的库房则近百间。萧衍知道后，不但未加责备，反而大事夸奖。侄子萧正德纠集恶徒公开杀人劫货，他装聋作哑，不闻不问。萧正德叛降北魏，后又潜逃回来，他只是哭着教训一顿，不给惩罚。萧宏身为统军元帅，竟因遇雨弃军而走，致使损失士卒五万、器械无数，结果也没被法办。但萧衍对百姓则日渐苛刻，“陷辟者接门，囹圄随满”。为此，一老人曾向他拦路诉说：“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常久之术！”
南京曾经是梁朝的首都 进入晚年，萧衍性格变态，只愿听好话，不能受批评。有一次臣下上表要求纠正官吏贪残害民、风俗淫奢、大兴土木等弊政。他勃然大怒，一方面拼命表白自己的清廉，另一方面则大骂臣下是害群之马，威胁说如果表中所列事例有任何误差，都要严惩不贷。这样一搞，朝臣谁也不敢向萧衍说真话了。
侯景是北朝品质恶劣的小人，因为与东魏权臣高澄发生矛盾，投降西魏不成，才向梁武帝求援的。好大喜功的萧衍拒绝臣下的劝告，派出主力去助战，结果梁军元帅被擒，全师覆没。梁武帝转而同东魏议和，出卖侯景，给侯景南下造反提供了借口。在侯景围困建康的一百三十多天里，梁朝的方镇、将军们所统率的勤王军，陆续到达城郊的有三十万人。但他们一律顿兵不进，作壁上观。待侯景破城后，他们或降或散，没有发挥任何救援作用。而其中的主要人物恰恰就是萧衍所溺爱的“骨肉”。
元代著名史家胡三省，对梁武帝前后期截然相反的举措大为不解：“萧衍举事于襄阳，智计横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岂耄邪？抑天夺其鉴也？”怪天，没有丝毫道理；说老，倒是条理由。其实，权力本是一味腐蚀剂，而表面无限的君主权力，其腐蚀性尤强。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盖世英雄、超级天才都可能被它剥蚀干净。梁朝的灭亡，是以萧衍为首的统治集团日益腐败的必然结果。
既如上述，如著名学者周一良等人认为梁朝统治的五十年，使南方政治、军事、文化得到较高的发展。梁武帝的用人在当时有着积极意义，他重视吏治，善用兵，是应该肯定的。他的最大弊政在崇尚佛教上。
但也有学者不这样认为，他们指出梁武帝是一个伪善而残暴、愚蠢而贪婪的统治者，他采用各种方法来维持自己的特权，是东晋以来最坏的统治者。郭沫若认为他对士族宽容照顾，重用一批不涉世务、不学无术的寄生虫，政治是腐败的。
有的学者认为梁武帝在历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但不能把他想像得太高。他统治时期，政治黑暗腐败，对江南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责。他好大喜功，昏庸无能，对江南经济造成极大破坏的侯景之乱负有直接责任。他的历史地位，其实只有在文学史上值得一提。
相互融合 孝文帝改革旧俗之谜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了对旧俗的改革，积极推行汉化。公元499年，亲政只有九年的孝文帝去世了，然而其取得的成就却是十分可观。孝文帝对鲜卑旧俗的革除，不仅对北魏的发展影响极大，而且对我国整个历史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经过三代，帝位传到拓跋宏手里，这便是著名的孝文帝。冯太皇太后去世时，孝文帝二十四岁，他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已经做了第二十年。太后生前不仅亲自决定一切，有时甚至还虐待皇帝。一次，她脾气发作，大冷天把皇帝关在空屋子里，三天不给饭吃。她还打算把他废掉，改立咸阳王拓跋禧（孝文帝弟）做皇帝，后因东阳王拓跋丕（宗室中辈分最长之人）和大臣穆泰、李冲等人的力谏才作罢。然而，孝文帝对祖母并不怨恨，对拓跋丕等人心存感激。
历史上，母后掌权时用的人，幼君长大后一般都会将其全部除掉。但魏孝文帝并不这样，例如李冲，跟他的祖母冯太后有极亲密的关系，孝文帝却丝毫不以为意，仍视其为股肱之臣，朝廷大政大都和李冲商量，“君臣之间，情义莫二。”这种情形，历史上好像没有相近似的例子。
魏孝文帝对祖母的孝顺是出于衷心。太后死后，他滴水不沾达五天之久。他以改革旧俗、实行汉化著名，这其实与他秉承祖母的教导是分不开的。群臣见他在大丧中哀伤过甚，劝他节哀，他的答辞中有几句极可注意。他说：“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由此可见，孝文帝认为在冯太后以前，魏的君主只晓得用兵打仗，冯太后才开始振兴文教，他本人受到太后的教导，才懂得“古道”。所谓“古道”，即治国必须依照汉魏的规制。他的这段话，已是在无意中宣布，要把冯太后开始的改革进行下去。
孝文帝在太和二十三年(499)就去世了，他亲政的时间只有九年，然而取得的成就却是可观的，然而他与守旧势力的斗争却是特别的艰巨。
孝文帝非常希望能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太和十七年(493)，机会来了。南朝齐国的雍州刺史王奂因故被杀，他的儿子王肃逃奔北朝，孝文帝在邺接见他时，谈得非常投机。王肃谈萧氏有可乘之机，劝孝文帝南征，同时也谈起了治国之道和南朝的典章制度。两人越谈越有劲，相谈一个晚上丝毫不感到疲倦。从此以后，孝文帝对王肃的器重礼遇，丝毫不逊于亲贵重臣，有时谈话还命左右回避。孝文帝把他比为春秋时的伍子胥，君臣之间也自比为刘备与孔明。
了解了汉朝制度确有优越的一面，孝文帝开始改革了。首先是关于迁都。王肃投魏的那年，就是孝文帝决策迁都洛阳的同一年。这年五月（即在接见王肃以前五个月），他打算以伐齐为名，行南迁之实。七月，北魏公开宣布准备伐齐。八月，孝文帝率大军从平城出发，渡河到达洛阳。
孝文帝先到旧时的太学，参观《石经》。过了几天，命先头部队继续进军。次日，孝文帝全身戎装，上马出发。群臣在马前下拜，像是有什么请求的模样，孝文帝一看就知道大臣们想说什么，但他装出没有看出来：“如果不伐南朝，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如何？”其中一位便应声道：“如果陛下放弃南征，迁都洛阳，这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再好也没有了。”于是群臣都高呼万岁。当时，许多旧人都不愿南迁，但更怕南征，但想想既已南行至此，只得赞成，不敢再生异议。这好像是一出预先排好的戏，而李冲和个别宗室是预定的角色。随着大家欢呼万岁，迁都洛阳也就定了下来。
云冈石窟 孝文帝是要把改革旧俗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太和十八年十二月，他宣布士民禁止穿胡服，一律改穿汉人的服装。十九年五月又下诏：在朝廷上不得讲鲜卑语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一律改说汉语，并且规定三十岁以下在朝廷做官的人不会汉语的要免官。在这一年里，孝文帝还推行了其他几项措施。
有位亲王病故，他的妃子先已去世，葬在北都。有关方面请示：亲王该葬在哪里。孝文帝指示：“迁洛的代人，死后都葬在邙山。凡丈夫已葬在代郡的，妻子死后可以回葬北方；丈夫在洛阳去世的，不得还北方就妻。”他还下诏：“迁洛的百姓，死后葬在洛阳，不得回北。”于是迁洛的代人，其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此外，他在洛阳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训教培养贵族子弟。汉地使用金属货币，而少数民族组成的北魏以前是不用铸币的，这年孝文帝令铸太和五铢钱，命公私使用。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又宣布实行一项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措施：改变鲜卑人的姓氏。鲜卑姓多为复姓，如拓拔、独孤、丘穆陵等，汉姓则为单姓。孝文帝带头改拓拔为元。同年，孝文帝又下令鲜卑与汉族士族之间通婚。他率先娶李冲等五家汉族官僚和士族的女儿为妃，又命自己的六个弟弟各娶汉人士族之女为妻。
孝文帝是要彻底革除旧俗，把南朝的典章制度全部照搬过来。他的改革促进了汉族与鲜卑族的融合，在历史上有着巨大贡献。然而在当时却引起了一部分鲜卑人的强烈反感，其中也包括太子元恂。元恂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成了反对革除旧俗的先锋。他身体肥胖，嫌河南太热，一直想回北方。八月中旬，他乘父亲到嵩山去的机会，带着左右心腹逃往平城。临走时，还亲手把高道悦杀死。小领军元俨领卫兵拦截，闹到天黑，方才平息。
次日一早，尚书陆秀飞马出城，向孝文帝报告。孝文帝大惊，令严守秘密，并且故示镇静，不立即赶回去。他回宫后，召太子来见，痛加训责，还与兄弟咸阳王元禧两个轮流动手，把元恂打了一百多棒，然后命人把他扶出去禁闭起来。这一顿打得着实是重，元恂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床。
闰十二月，孝文帝把元恂废为庶人，安置在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次年三月，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说他仍在谋划作乱。孝文帝令人带毒酒到河阳，逼他自杀，其时年仅十五岁。
从长远看来，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鲜卑人南迁后，汉人和鲜卑人在血统上相互融合，风俗上、生产上互相学习。他的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而那些企图阻碍历史潮流进展的势力，不管当时怎么强大，但最后总是要遭历史淘汰。
东行西幸 惰炀帝开挖运河之谜
隋炀帝杨广在位仅短短14年时间，却主持完成了东都洛阳的修建、大运河的开通，并且三征高丽、三巡江都。他生前的所作所为颇受人们的关注，而开凿大运河是杨广所做的事情中受后人争议最多的一件。美丽的江南风光是他开河的主要原因？
隋炀帝杨广于仁寿四年(604)弑父自立。第二年，他便下令开凿运河。整个工程前后共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605)，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今天的江苏淮安；同年，又疏通扩大了山阳邗沟，这条宽四十步的运河的修成，仅用了半年时间；大业四年(608)，开凿了永济渠，这条河流是通济渠向北的延伸，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610)又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整条大运河的开通，前后只用了不到六年的时间。它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长达千里。这样巨大的工程，在古代科学技术并不很发达的情况下，是很难想像能够快速完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隋炀帝要开凿这条大运河？
开凿于隋代的京杭大运河 多数人认为，隋炀帝开通运河的直接目的是想去巡游他向往已久的江都风光，附带的目的是加强对不久前征服的东南地区的控制和转输该地富庶的物资以增强中央政权的力量。运河开通以后，首先就是供炀帝荒淫奢靡的巡游。持这种看法的人指出炀帝不但喜欢扬州这个雄藩大郡，而且嗜好扬州的春江花月。他的《春江花月夜》诗说：“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写出了扬州临江的秀丽风光。有人认为唐代诗人张若虚著名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就是受了他的影响。炀帝另有《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幸江都作》、《迷楼歌》等诗篇，都是他留恋江都、欣羡江都的作品。
持这种观点者都比较强调隋炀帝一贯奢侈的生活作风。因为开凿这条大运河动用了全国大量的劳动力，是当时隋朝徭役繁重的主要因素，其间甚至出现男丁不够，以妇女充数的现象。史书上也用“力竭转输，身填沟壑”这样严重的词语来形容当时劳动人民的苦难。而且，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先后三次巡幸江都，每一次都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一路上的穷奢极欲为许多民间小说和戏剧所津津乐道。
但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炀帝开河并不见得只是为了游幸江都。根据《隋书》记载，炀帝并不仅仅巡游过江都，还曾巡游过西北各地，到过突厥与吐谷浑边境。这种巡游有玩的成分，但主要应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考虑。难道他为了好玩就愿意到沙漠地里去走一遭？隋炀帝曾三下江都，但绝不是单纯的去看琼花，而是着眼于扬州所具有的重要经济政治地位。认为炀帝开河仅是为了玩，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一些人认为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当时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需要，与杨广个人贪图享乐无关。他们指出，隋代开运河，炀帝并非首创。早在开皇四年(584)，国家仓廪空虚，隋文帝希望在水旱之年，国家能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了方便漕运，他在下令建造大量仓库的同时，从潼关到长安，引渭水，开凿了广通渠。开皇七年(587)，为了进一步扩大漕运，隋文帝又开凿了山阳渎。由此可见，国家当时的确需要开凿运河，而隋炀帝开运河仅仅是隋文帝开运河的继续。开通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沟通京师洛阳与江淮的交通，便利漕运。
江淮以南地区经过三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在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荆州和扬州均富甲一方，整个南方也成为全国鱼盐杞梓以及丝麻布帛的主要供应地，但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却在洛阳。所以，运河一旦开通，就能把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起来，把富庶的江南财富以田赋的方式加以征集，并通过运河转输到洛阳。另外，在隋朝建立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南北朝分裂的阶段。江南从东晋开始就形成了门阀士族的特殊势力。隋朝建立以后，陈朝的残余势力一度与中央对抗。开凿大运河有助于中央对南方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建于隋代的赵州桥，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石拱桥 也有人认为隋炀帝鄙夷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终至亡国，因此自己反其道而行，“东行西幸，靡有定居”。在运河开通后，他的确曾经三次巡游江都，但是这三次都有其军事和政治上的动机。
第一次巡游江都，隋炀帝是想要通过文化的联络巩固政治的统一，有一定的文化性质。这次巡幸，他的船队前后二百余里，挽船的士兵有八万人。自己御乘龙舟高45尺，长200丈，上下4层。如此不惜巨资造船，其目的是在向尚有离心意志的南方宣扬中原王朝的“皇威”。他的随从中有大批僧尼、道士、蕃客等政界、宗教界人士和宿学鸿儒。第二次巡幸则是杨广追求军事征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当时隋朝打算兴兵辽东，炀帝想从南方补充军事人才，征调南方的经济为辽东战争服务。而他第三次巡幸江都究其原因实属于政治逃难。这一次的巡幸没有了以往巡幸的显赫和狂热，其时隋朝政治动乱即将到来，炀帝征高丽失败，政治意志消沉，在江都他的确十分荒淫。史书说：“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也常醉。”但若仔细地翻阅史书，就不能说炀帝的巡幸纯粹是为了寻欢作乐的，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应该也不在此。
武术祖宗 宋太祖练武之谜
皇帝在中国武术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第一人的是北宋太祖赵匡胤。他对中国民间武术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以他命名的拳、棍在历代武术著作中时有可见。不过，他的拳、棍套路的具体内容，今天仍是有待体育史专家研究的一个谜团。
看多了武打小说，我们的习惯思维总是以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是武勇过人的，能亲自跃上战马执锐挽强、摧坚陷阵。不过能上阵督战打仗的皇帝不少，如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但真要说他们有多少武艺功夫，这是应该打个问号的。如果要问在中国帝王中，谁真的是武艺高强有过人之处的，恐怕没有人会想到竟然是宋太祖赵匡胤。武打小说、电影电视中描写的一些明清帝王精通武术的故事，其实并不足为据，至于一些以帝王命名的拳种套路，更是依托附会，戏说而已。
赵匡胤是河北涿州人，出身将官世家，武艺高强，胆识过人。他二十多岁时投靠郭威。郭威篡夺后汉政权时，他是积极的拥护者。后周建立后，他被迅速提拔起来，官至忠武军节度使。此后，他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破北汉军，攻南唐，屡立奇功，升任殿前都点检，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周世宗去世，他发动陈桥驿兵变，夺得政权。在他一步步走向帝位的过程中，他的武功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他能团结一大批文臣武将，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赵匡胤的武功主要在拳、棍二个方面。赵匡胤的拳后代称为太祖拳，在明代的一些武术兵书中有详细介绍。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卷一四《拳经捷要篇》中说：“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化拳，名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从这段话中看出，宋太祖最擅长的长拳有三十二种套路，此外他也精通六步拳等其他三种拳法。戚继光的枪法老师唐顺之说宋太祖的长拳套路中特别善于用腿，当时称为赵家拳，由于实战中很有效果，后代人认为是“神拳”。
宋太祖的长拳具体拳势有哪些，其实到明代已大多失传，但在戚继光《拳经》中谈到的“探马势”肯定是太祖长拳的一势，而且很有可能是代表性的招式。《拳经》说：“探马传自太祖，诸势可降可变。进攻退闪弱生强，接短拳之至善。”这种拳势可能是在进攻过程中的防守招式，是应接对方短拳的最有效一招。唐顺之说“凡打法行着多从探马起”，即开打时首先用探马势，因为这是一个有着多种变化的招式。戚继光又说：“挪更拳法探马均，打人一着命尽。”探马势和其他拳势相结合，就能一拳致人于死地，毫无疑问它是长拳中的精华。一直到明代，有很多人仍在传习太祖长拳，尤其是山东人情有独钟，江南学武艺的人也很感兴趣。
宋太祖还擅长棍术，相传有“一条杆棒打天下”的说法。明代小说《水浒传》第一回中说太祖“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水浒传》的许多说法来自于南宋时人们的记录，应该是有所依据的。如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曾谈到太祖没有发迹时，常手握一杆纯铁棒，功夫很深。铁棒很重，而宋太祖膂力过人，时间一长，棒上还有手指痕迹。蔡絛是北宋末年蔡京的孙子，小时能有机会出入皇宫，还亲自看到过这杆铁棒，他的说法肯定是比较真实的。明人《飞龙传》是专讲宋太祖发迹的长篇章回小说，它的前身是宋人话本《飞龙记》，里面也讲到宋太祖善于用棍，打遍天下豪杰无敌手。
宋太祖的铁棍挥舞起来很有讲究，明代人称为“腾蛇棒”，认为是棍棒中的第一等。从这个名字中可以看出，宋太祖舞铁棍的速度极快，外行人看起来像飞动的蛇一样扭过来扭过去。清代人说太祖棍法有三十六路，是棒法的开山祖，虽有言过其实的嫌疑，但宋太祖精于铁棍，并且发展出了一定的套路应是可以肯定的。
宋太祖不但自己精于武艺，骁勇敢战，而且还将拳棍武术传习给手底下的士兵。宋朝人编的《宋朝事实类苑》说宋太祖训练部队有独到的方法，他将武术灌输给将士们，使士兵以比试武艺和角力斗殴获胜为荣，武艺高超的给予奖励。他身边聚集着数十位武林高手，个个身体健康强壮，每人同时能对付好几个人，上下山坡像飞马一样快。这数十位高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平时他们与宋太祖相互切磋技艺，一起练功。宋太祖的拳棍可能就是通过这批人流传到世间，越传越广。以宋太祖命名的拳、棍明清以来时有所见，在今天的河北、山东和东北的一些地区，仍有自成门派的太祖拳或以太祖命名的拳法，相传民间的九龙棍、蟠龙棍等都与宋太祖有关，一些武术门派在举行活动以前常会祭祀艺祖赵匡胤。
嘉气满中京 金完颜亮迁都之谜
完颜亮称帝前，金朝的首都在上京会宁府，完颜亮上台后就决定迁都燕京。迁都的原因，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认为这是海陵王的远见卓识，有认为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上京不适宜再作为首都，有认为完颜亮纯粹是为了讨伐南宋。到底哪一种为真？
阿城是女真族的肇兴之地，是金朝的开国都城 海陵王完颜亮称帝前，金朝的首都在上京会宁府，即今天的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的白城。这里原是按出虎水一带完颜部的最初居住地，金太宗在这里建立都城后称会宁府，是金朝前期的统治中心。
完颜亮即位后，有一天他在宫中设宴招待大臣。酒过三巡，他问汉臣说：“我栽种了莲花二百本都没有活，这是什么原因？”汉臣说：“上京地寒，只有燕京地暖，可栽莲。”兵部侍郎何卜年说：“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是礼义之所，可迁都。北番上京，黄沙之地，不是帝王居住之地。”海陵一听觉得有理，便动了迁都之意，随即下求言诏，让大臣、百姓各抒己见。当时上书的人大多数认为上京僻在一隅，交通不便，应该赶紧迁往燕京。
有了舆论支持，天德三年(1151)四月，海陵下诏迁都。这时有关部门图画燕京宫室制度，依阴阳五行规划营建。海陵批评说：“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假使居住的是夏桀和商纣，即使是很好的地方又有什么用处？如果是尧、舜来居住，要卜什么好地方？”他让熟通汉人文化的尚书右丞相张浩全权主持燕京城的营建。
张浩在燕京地方官的帮助下，用工三年，仿汉人宫室制度修建了燕京城。当时城四周长达九里三十步，天津桥之北的宣阳门为正门，门内东西分设来宁馆、会同馆，是接待宋、西夏等国使臣的国宾馆。都城中的内城，是皇帝的宫城，宫殿九重，三十六殿。皇帝宫殿居中，皇后居后，太监内省在东，妃嫔在西。内城之南，东为祭祀祖先的太庙，西为政府行政机构尚书省。在内城西门玉华门外，有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游乐场所。
天德四年(1153)三月，经过两年的准备，完颜亮决定正式迁都。他亲率满朝文武及中央全套机构，在“銮舆顺动，嘉气满中京，辇路宿尘清”的乐声中，迁入燕京城。不久，他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又改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