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次迁都，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认为他抛却了祖宗的发迹地，有违礼法。许多皇族不肯搬到燕京，身为正宫太后的徒单氏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做。完颜亮一方面对这些人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另一方面他逐步分割和缩小上京路建制，使之失去原有的重要地位。他去上京之号，只称会宁府，削除上京的京城建制，最后于1157年将上京的故有宫殿与“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尽行捣毁，“夷其址而耕种之”，使宫殿区变成了农田。
花了大力气建设燕京，并将大批女真贵族南迁，将上京的祖坟也迁到了燕京西南的大房山，金朝的政治中心由女真故地转变成了中原汉人居住的地区，完颜亮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金代贵族服饰 一般认为，完颜亮时期金朝的疆域十分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在南而不在北。当时的上京实际上已偏在一隅，失去了驾驭全国的地位，不利于中央和地方在政治经济上保持密切的联系。完颜亮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学习汉文化，打击女真贵族守旧势力和便于进攻南宋，遂毅然迁都燕京。
有人指出，迁都能够加强金王朝对中原汉人的直接统治。换了个首都，旧贵族的保守势力相对薄弱，完颜亮想改革，只能这样做。这时的上京已经蜕变为守旧倒退势力的老巢、争权角逐的深渊。各州府到上京路程较长，上贡转运，花费很大，迁都能解决好些问题。从地理位置上说，燕京易于据守，南可洞观南宋，北可防御蒙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迁都体现了完颜亮的超众才干和远见卓识。
真是如此？一些人认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在燕京建都的，其实并不始于完颜亮。早在辽代，燕京就建为南京析津府。完颜亮迁都的目的很单一，就是为了伐宋。他的真实想法是先迁燕京，再迁汴京，他并没有长久在燕京驻下去的意思。从实际自然地理环境来看，燕京绝对不是“易于据守”之地。为了迁燕京而毁坏上京的旧宫殿、大族宅第，是完颜亮对自己民族和祖先没有感情，同时统治重心南移，冷落、忽略了当时最需要开发的东北地区。因此把迁都燕京说成是完颜亮的远见卓识，是一大历史功绩，这是很可笑的。
还有人的观点比较折中，认为一方面上京的确已不适应作为金朝的首都，不但城市人口增加过快，而且物资供应由于都城偏北造成转输不便，不利于及时处理和高丽、西夏、南宋的关系。另一方面，迁都确有南下灭宋的直接目的，因为燕京户口安堵，人物丰庶，燕京三面环山，有险可守，向南便于控制华北平原。当时大多数大臣也认为“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应之”，因此迁都是完颜亮适应主客观形势发展的“有眼光的抉择”。
今天来看，迁都的真实原因，只有完颜亮自己最清楚了，后人都是在猜测推理。说他迁都是同保守派决裂，自觉地走中原封建制的道路，这应该全是后人的想法，完颜亮是不可能有这样伟大的。但迁都一点也不考虑当时的客观形势，也不是事实。问题的关键，我们并不需要纠缠在迁都的原因上，而要看到迁都对金朝社会到底是否有利。如果积极的因素为多，那么又何必去管他迁都的原因是什么。
龙蟠虎踞 忽必烈定都之谜
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称帝，至元八年(1271)建国号为元，次年迁都大都。从此大都开始了作为元代唯一正都的历史。有人说是他丧失了对漠北的控制力，有人说是他为了方便统治南方。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在即位十多年后决定正式迁都？
元世祖像 元世祖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母亲唆鲁忽帖尼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常征召儒士到漠北去为她的孩子们讲学，因而使忽必烈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二十多岁时，忽必烈与燕京大庆寿寺的海云禅师过从甚密，海云将他的弟子子聪推荐给忽必烈，经常向他请教。子聪俗姓刘，名侃，后改秉忠。之后，忽必烈又召纳了赵璧、郝经等众多儒学名师在身边。
1251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接大汗位。其因在蒙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推戴有功，受到器重，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领陕西和河南地区。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忽必烈在漠南大兴汉法，试行仁政，取得了较大的效果。这一切引起了蒙哥的猜忌，一部分宗亲大臣也进行挑拨，认为忽必烈在拉拢中原人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腿疾而收回了他的兵权，同时设立钩考局，派人到陕西、河南检查财赋，借机铲除忽必烈的下属党羽。儒臣姚枢进言对忽必烈说：“大汗在国是君，在家是兄，你难与之抗衡。不如将妻子儿女送归汗廷，表示自己没有异志，或许可消除大汗的怀疑。”忽必烈依言将妻女送到和林，自己又去亲见蒙哥，说明自己在漠北的所作所为。行汉法使忽必烈看到了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他知道只要行汉法，就能得到汉族人的支持。
1260年，蒙哥率军进攻南宋四川钓鱼城时，病死在军中。这时忽必烈正率军在渡淮攻打鄂州。消息传来，许多人认为他应撤兵北归，夺取汗位，而忽必烈认为不能无功而返，仍渡过长江，进围鄂州，与宋军贾似道对峙。这时忽必烈得到妻子的密报，其弟职阿里不哥正在谋继汗位，他就采纳郝经的意见，接受贾似道求和的要求，率师北归，于这年年底回到燕京。1260年，忽必烈不顾蒙古传统惯例，在开平自行召开忽里勒台选汗大会，在塔尔察儿等一部分王族的支持下，登上大汗宝座。蒙古大汗的产生要经过忽里勒台会议推选，而且要有成吉思汗家族各支系、诸王贵族参加，在鄂嫩河、克鲁伦之地举行才算合法，被推选人必经过一番形式上的推辞，才能即汗位。而忽必烈的上台，仅召集了自己的亲信诸王，没有给予有选举权的其他各系诸王们时间和机会来行使权力，因此他的即位许多蒙古贵族认为是不合法的。几乎同时，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召开大会，受到另一部分贵族的拥护，宣布即大汗位。于是蒙古汗国出现了两个都自称合法的大汗。
当年忽必烈的御汤池，如今已被大雪覆盖 从总的来看，支持阿里不哥的蒙古贵族更多，但忽必烈发挥了自己在军事上的才能。他发兵迅速控制了川陕地区，亲征和林，封锁了运输线，使阿里不哥无法从汉地获得粮食而陷于困境。之后，阿里不哥多次战败，财力物力越来越贫竭，渐渐众叛亲离，西北诸王纷纷倒向忽必烈，阿里不哥最后不得不到上都向忽必烈投降。
击败阿里不哥，并没有消灭隐患，终忽必烈有生之年，北方诸王叛乱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先是海都等一些守旧的蒙古藩王主张蒙古旧俗，反对忽必烈行汉法，多次兴兵问罪，一度占领哈剌和林，之后昔里吉和乃颜等也先后叛乱。这些事件在说明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的权威可能在消失，他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也在丧失对漠北的控制力。
阿里不哥虽然已经击败，但不能保证他不东山再起，东北、西北诸王也不能全部消灭，在这样的一种政治背景之下，忽必烈觉得定都和林就有冒险的成分，而把它作为中原的屏障，作为缓冲地带来抵御北方不断的叛乱，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在战胜阿里不哥之后，1264年8月，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燕京，忽必烈马上赞同，下诏修治宫室城池，作为中都，这时的中都已事实上作为忽必烈的政治中心了。
北方政局略为稳定后，忽必烈开始了进攻南宋。1267年他再度攻宋。占领襄樊后，灭亡南宋的时机也告成熟。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统治宋地，如何有效地对西夏故地和大理、西藏等地进行管理，忽必烈及其身边的智囊团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迁都。
早在蒙哥汗时，忽必烈就经营漠南，培植了强有力的汉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还未登位时，大臣霸突鲁就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以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所以迁都之议从即位不久即已开始。之后由于自己在蒙古贵族中的威望减弱，而从有效控制中原之地考虑，于1272年正式迁都。他自己也说：“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说明迁都是考虑了很长时间的。
龙兴之地 明成祖迁都原因之谜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把首都建在汴都关中，只是年事已高，又不想劳民，才没有下决心从南京迁都。明成祖朱棣上台不久，即着手迁都北京。朱棣与北京有着特殊的关系，迁都的原因显得十分复杂。也许他决定迁都是各种因素的综合。
朱棣当上皇帝后，决定把国都迁到北京，于是修建了故宫，
此后数百年间，故宫一直是明清两朝帝王居住的地方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后，就有儒士对他说：“金陵古称龙蹯虎踞，帝王之都。”如果“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划长江而自守。”明朝刚建立，为有效控制各地，朱元璋一度曾想定都汴梁，“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狩”。这时大臣纷纷进言，或认为长安可作为都城，或认为洛阳更好，河东、汴梁也不差。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才正式下令以应天府为京师。学者们认为定都应天，朱元璋更多的是从经济上着眼的。不过，定都南京他不是十分满意，他曾说：“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又衰，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他有迁都的意愿，却最后没有完成，只能留给他的子孙们去做了。
建文帝即位，为处理国内矛盾，还无暇顾及都城位置的是否合理。
登上帝位不久，明成祖朱棣决定要迁都北平。从永乐四年(1406)起，他就派官员到湖广、四川、江西、浙江、山西等省采集木材、石料。同时，全国优秀工匠及百万民工也被征集到北平，参照历代建都成规，仿照明太祖南京宫殿的样式，对北平进行大规模改造。在北平改建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将来都城的物资供应，从永乐九年起，开始了对运河的大规模治理，会通河的整治是其中最主要的工程。
永乐十九年(1421)，北平的改建基本完成。以紫禁城为中心，外面环绕着周长18里的皇城，再外是周长45里的京城，宏伟壮丽，超越前代。这年正月，成祖及文武百官迁到北平，诏令改北平为北京。此后，北京就成为明清两朝的京城。
使人有所疑惑的是，南京的确是龙蹯虎踞之地，有长江天堑，完全可以成为一国的都城，明成祖为什么还要迁都？
自明末以后，人们论述明成祖迁都往往从北京的地理位置和物产丰富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如郑晓在《今言》中说：“京畿负重山，面平地，饶鱼盐谷与果窳之利，又转漕东南，财货骈集，天险地位，足制诸胡。”古人常认为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物产丰富，供给方便，朱棣的迁都也是必然的。
故宫内的戏楼畅音阁 近代以来，人们对迁都问题的认识走向深入。著名史学家吴晗认为迁都是抵御蒙古人入侵的需要。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军事中心，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的军事进攻，保证国家的统一，从这一点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正确的”。很多人都支持这种观点，认为明成祖迁都与当时边防形势有关。朱棣有二十余年的藩王生涯，他在北方筑城、屯田，与北元打了多次仗，感到北平是天时地利之所在。他深深地体会到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当他一登上皇帝宝座，就马上确立了开拓进取的国策，在与北元接近的地理位置建都，把全国政治中心放在战争的前线，与元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求得边防的安宁和王朝的巩固。北平的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可以俯视大河上下，兼顾漠北，还放眼于东北的黑龙江、贝加尔湖一带，以及西北的哈密或更远的地域。
另有一种意见基本赞同明成祖迁都的重要因素是为了巩固北部边疆。永乐元年九月，贵州镇远侯顾成对朱棣说，云南、两广远在边陲，民间虽有变乱，不足系心。东南海道，虽倭寇时常出没，但都是一时的剽掠，只要令海防部队严加提防，也不足虑。而北部的故元势力会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朱棣对顾成的建议十分重视，从此以后他有了迁都的准备。维护北部边疆的稳定，造福子孙后代，看来是他迁都的主要原因，因而他就不惜耗费巨大的物力、财力、人力疏通运河，为北京输运粮饷。他营建北京宫殿、迁都的主要动机，并不是考虑北京的经济、交通等条件，而主要出于当时政治、军事的需要。
不过这种观点认为迁都的因素是综合的，还有其他原因，如北京是燕王发迹之地，朱棣起事时的宿将谋臣，多为燕邸、北平都司及燕山三卫所属的将校，功成之后难免有恋乡之情，长期驻在南京就不太合适。另一方面，朱棣的靖难，表面上看义正词严，但其得位后大量戮杀建文帝的臣子和家属，按照封建伦理，难免有失忠、恕、仁、义之嫌，这给朱棣的心理带来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因此离开南京，将京师建立在自己熟悉的北京，心理上也会得到某种平衡。
有人指出，朱棣迁都的目的是很不简单的。他要迁都，不仅因为北京曾是他的藩邸，是他兴王创业的基础，还因为应天是他父亲朱元璋和侄子朱允炆做皇帝的地方。朱允炆是朱元璋所立的合法皇帝，却被朱棣用武力推翻。如果朱元璋死而有灵，他不会发怒吗？朱棣坐在他们两位曾经坐过的位子上心里是不会安宁的。当他面对祖宗的陵寝想到死后要葬在朱元璋身旁时是会感到自惭无颜的。朱棣很讲究迷信，即位后多次请番僧大做法事，有一次法会做了七天七夜，他不就是想在冥冥中得到朱元璋的原谅吗？这就是为何他早在正式迁都之前便开始在北京营建陵寝的原因。另外，初登大位时，朝野汹汹，天下不稳，无人知道建文帝在哪里，朱棣十分担心反对势力会东山再起，因而很有必要巩固自己的基础地盘。为此他一方面大规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安抚流民复业，另一方面又调集各地精兵至北京，以加强守卫力量，毫无疑问，永乐帝迁都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
故宫 持这种说法者还认为，关于北京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说法不足为据，因为这些条件北京和南京相比并不见得有多少优越，或者说还不如南京。而迁都为了把首都建在抗击北元的最前线，确保边境的安宁和王朝的巩固，这应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但朱棣有一个“英雄之略”，即他想“控四夷以制天下”，使“远方万国无不臣服”，他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为了这个总目标。忽必烈及其子孙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举世无匹的庞大帝国，为此他多次率师出塞，又遣将南征安南，而迁都就是为了实现朱棣英雄之略的重要举动。
治理黄河 清康熙帝南巡之谜
康熙皇帝即位后，曾六次南巡。如此频繁南下，其目的何在？从表面上看，康熙南巡也是为了欣赏各地的山水风景，甚至有人说他是想到江南看美女，但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应该在治理黄河、优容文人上，是为了稳定统治、安抚民心和促进生产。
《康熙南巡图》 清朝康熙皇帝即位，曾先后六次南巡。历代皇帝到各地巡幸是经常发生，这是帝王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但康熙皇帝在1684年、1689年、1699年、1703年、1705年和1707年连续六次南下，就使人对他南下的目的有些怀疑了。有人认为，康熙南巡主要是“赏玩川泽”，是“艳赏江南”，说白一点是为了欣赏江南的风光和美女，如果这样，他就与历史上的隋炀帝差不多。那么康熙到底为啥要一次又一次地到南方去？
一些人认为，康熙每次南巡其实都是有目的的。康熙继位以来，农民军余部和南明小朝廷等各种力量的强烈反抗不断，直到1862年才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摧毁南明小王朝，俘获永历皇帝，统一了全国。但不久，又爆发了长达八年的三藩叛乱，直到1682年才平定三藩，1683年收复台湾，清朝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才告结束。至此，明末清初以来的战争进行了半个世纪，连年的战争使得人口急剧减少，土地大量荒芜，经济萧条，恢复与发展生产已成为当务之急，康熙也明白到能否发展生产直接关系到政局的稳定。接下来，一次又一次的南巡，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促进生产，安抚民心。
康熙南巡的最重要一件事是治理黄河。当时黄河从河南开封南下，经徐州、宿迁入海，黄河与运河在苏北的清河县相交，淮河、雎水流入洪泽湖内，也在清河县泻入黄河。那里河流交错，水情复杂，经常泛滥，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数省受害不断。康熙六次南巡，前三次主要是为了调查了解灾情，后几次是为了亲自部署治河。
1684年，康熙来到治河重镇宿迁，作出了开挖海口、疏泻下河地区积水的决定，并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负责这项工作。第二次南巡时，康熙提出了自己治河的总设想。但这段时间内的治河成绩，康熙并不满意。1699年的第三次南巡，康熙亲自测量、规划、部署。次年，他任命两江总督张鹏翮为河道总督。1703年，为了检查张鹏翮的工作，他又第四次南巡。这次南巡中，他两次乘船下河，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1705年，康熙又来到黄淮流域视察，见到当时的治河工程后，他说“朕心甚为快然”，对下属工作比较满意。1707年的第六次南巡是张鹏翮要求的，康熙乘船来到清河县，查看了那里的地形，并测量水位、流量，对工程中的技术性失误进行了纠正，对治河工程中毁坏民田的事情十分愤怒。
康熙第一次南巡就到山东曲阜孔庙举行祭孔典礼 康熙南巡的另一重要目的是“观览民情，周知吏治”。南巡的山东、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各省，历来是中国封建经济文化兴盛之地，士绅集中，康熙就谒明陵，祭孔子，召见学者，奖励文学。1864年，他第一次南巡时亲赴曲阜，举行隆重盛大的祭孔典礼。他还不断举行各种考试，增加江浙一带入学名额来奖励文学。1705年，他南巡到江宁，决定选拔一些皇宫内的书记抄写人员，这对于江南读书人来说，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将来晋升的机会较多，所以报名者十分踊跃，仅苏州一地的考生有五百多名。每次南巡，他还要召见还乡旧臣或亲临他们的府第，为其题匾题联，以示优容。
在南巡过程中，每到一地，康熙确也特别喜欢游览“景物雅趣、川泽秀丽者”，他说自己喜爱秀丽山川的兴趣与一般百姓是一样的，而且要欣赏很长时间。不过从总体上说，他南巡的主要兴趣并不在山水和美色，而在于如何稳定统治，如何发展经济。
人杰地灵 清乾隆帝南巡之谜
清高宗乾隆是清帝国鼎盛时代的一位有为之君，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继承其祖先康熙、雍正的基业并将之发扬光大。在其执政的六十多年间，曾先后六次下江南巡视，把南巡作为加强专制统治和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措施。乾隆是民间传闻最多、被文艺作品演绎最多的皇帝，他的六下江南被影视剧津津乐道，戏说成分十分浓烈。
乾隆帝曾经六下江南，这是他一生各种巡幸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和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他本人当初最为欣慰而在事后又深表忏悔的一桩大事。
乾隆南巡从1751年开始，至1784年结束，历时三十三年。其中前四次带了皇太后、皇后和众多妃嫔，兴师动众，随同的王公大臣、章京侍卫官员等达二千五百多人，巡幸的船队有一千多艘，首尾相接，旌旗招展。每次南巡前，都有周详的计划，派出官员勘察沿途道路，修桥铺路，修葺行宫。各色人等及船只都要预先回避，沿途各处派兵守护。巡幸所经过三十里外的地方文武官员都要着朝服前来接驾，一切供顿极尽铺张豪华。乾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组织这样的南巡，其目的是什么？
乾陵南巡时，足迹曾到过南京 有人认为，六下江南的目的是“艳羡江南，乘兴南游”。难道真和电视连续剧中戏说的相一致？乾隆是太平之君，习于骄奢，而当时的江宁、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相当繁华，经济发达，而且江南风景优美，江南名胜甲天下，乾隆是以闲情逸致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如果详细看一下乾隆六次南巡所走的道路，发现他都是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再到达杭州，然后折回，绕道江宁，他喜欢的地方往往是江南最富裕的地方，人杰地灵。如果纯是为了国家大事进行南巡，他也不会带了皇太后、皇后一起下江南了。在第四次南巡结束后，他对东南地区的大臣说，圣母年纪已经很大，而到江浙要经历数千里路程，住宿也很麻烦，“非所以适颐养也”，南巡对皇太后来说是颐养天年，那么对乾隆来说是领略风光也完全讲得过去。
实际上当时的一些大臣也是这样认为的，如当时有人上谏疏，希望皇帝明年不要巡幸索约勒，因为“索约勒非江浙胜地可观”。标榜自己主要是为了工作而去南巡的乾隆大为恼怒，批驳说：“你的这句话十分荒诞。且南巡之举，难道只是为了游览山水这样一件娱乐活动？上年我沿途巡视，主要是为了解民间疾苦，疏泄河道，今年农业大丰收，你难道看不到吗？”
另有传闻，说乾隆到江南是为了查清自己的身世。乾隆南巡往往到杭州后回转，实是他只想到海宁去。从第三次南巡起，后四次巡视乾隆均住到海宁陈元龙的儿子陈邦直的家里，升堂详问家世。传说乾隆是海宁陈氏所生，雍亲王将自己生的女儿与陈氏家的儿子对调了一下，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这一说法多少有点牵强，虽在民间大有市场，但与史实有较大出入。问了陈氏祖先的情况，就怀疑起询问者是被询问者的后裔，这样的推理前提和结论之间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故宫倦勤斋是乾隆退位后的住所，内部装饰十分豪华 大部分人认为，乾隆南巡的目的其实不是单一的，他六下江南的活动，除游览名胜外，还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国家大事。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五日，乾隆正式决定要巡幸江南，然后他谈了一番要巡幸江南的理由，主要有：要了解江南军事、政治、河务、海防情形及闾阎疾苦；心慕圣祖康熙南巡受到百姓夹道欢呼的盛况，他也要领略一番受万民欢呼拥戴的风光；奉皇太后游览江南秀丽山川，睹丰美民物。
从乾隆南巡的实际来看，他主要是着眼于安定社会、笼络官绅、维系民心。他南巡时，蠲免了江苏、安徽等省积欠的地丁钱粮数千万两。他关心文教，选拔人才，量授官职，特命增加江浙地区府州县学岁试文童录取名额，对巡幸各地现任及退休的官员普遍加恩。为了安定社会、笼络汉族士商，他还察访吏治民情，惩办贪官污吏，督察黄淮河务，兴工修筑海塘，赈济灾民，整饬军旅，等等。
不避猜疑 周公称王之谜
周武王逝世，周成王即位，年纪还小，难以承当统民治国的大任，而周王朝建立的时间尚短，政权还不够稳固，于是就暂时由周公旦代替成王治理国事，史称“周公摄政”。周公辅助成王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但针对辅政过程中的一些史实，有人提出了疑问，周公是否称王？
河南洛阳周王城遗址 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周武王实行了分封制，即把自己的儿子亲戚、有功之臣封为诸侯来分管各个地区，封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候天子的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这一制度允许封侯世代相袭，但天子对封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分封制实行后，各诸侯国如数纳贡，定期朝拜，西周王朝蒸蒸日上，奴隶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周武王由于积劳成疾，没多少时间就病倒了。临终前他把年幼的儿子诵和军国大事托付了周公。周公为武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他安葬了，然后又把诵扶为天子，即周成王。因为成王年少，一切军国大事均由周公代理。周公旦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他辅佐周武王完成灭商大业，建有殊勋。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把曲阜（在今山东省）一带分封给他，在这里建立了鲁国，因此他又被称为“鲁周公”。周公天资聪明，才华出众，从小又是在王室中长大，受过先王不少教诲；另外，武王生前与他感情极深，所以如今周公治理起国政来，不仅得心应手，而且非常卖力。为了治理好国家，他想尽一切办法网罗人才，帮助他办事。
周公的权力大大增加，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猜忌和不满。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摄政是想取代成王，自己做天子。这些流言欺骗了不少人，连长期与周公共事的召公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周公认为首先要取得国家重臣召公和太公望姜尚的支持，他向召公和姜尚剖白了自己的心迹，说：“我甘愿冒篡国的嫌疑，代替年幼的成王摄行国政，就是怕周国立国不久，天下人心不服，一旦发生叛乱，就可能使周国丧失土地或者亡国，我们将没脸去面对先王。我们周族的事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获得初步成功，如今武王过早地死去，成王年纪还小，我代行国政，就是要继承祖先开创的事业，使周朝更加强盛。”姜太公、召公等人被周公的一片诚心所感动，不再怀疑他了。很多人听了周公的解释，又见他确实尽心尽力地为国家办事，也就不很相信管叔鲜和蔡叔度的谣言了。召公和姜尚理解了周公的用心，对他摄行政事给予全力支持。
河南洛阳周公庙 武王早逝、成王幼年继位的变故，周公摄政引起的猜疑，管叔、蔡叔等人散布流言造成的混乱，给年轻的周王朝带来了一些困难，也给不甘心灭亡的商族贵族以可乘之机。果然，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勾结管叔、蔡叔、霍叔，率领着徐、奄、熊、盈、薄姑等过去隶属于殷王朝的东方小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
周公、召公和太公望姜尚，奉成王之命，率师东征，一举击败了叛军，杀掉了武庚和管叔鲜，把蔡叔度等人流放到远方。接着，周公、召公又共同率师东进，征讨那些跟随武庚叛乱的东方各国，灭掉了徐、奄、熊、盈、薄姑等国。这次东征，整整用了三年时间，战争的艰苦、激烈，是难以想像的。
牧野之战后，商王朝虽然灭亡了，但是商遗民的势力还很大，成为威胁周王朝安全的隐患。而且东方一些原商王朝的属国中反周的势力也很强大，周王朝还无法控制这些地区。周公东征，不仅平息了武庚等人发动的叛乱，而且打垮了东方的反周势力，使周王朝的统治扩展到东方，控制了徐、奄、薄姑等地。为此，周成王对卓有功勋的周公赐嘉禾褒奖，对抓获了徐、奄、熊、盈、薄姑五国国君的召公也予以奖赏、慰劳，对屡立战功的姜尚则授以在东方广大地区得专征伐的特权。周公东征，还为彻底解决商族遗民问题创造了条件。平叛之后，周公一方面继续对商族遗民实行怀柔政策，把商的旧都附近的遗民保留下来，分封给原来商王朝的贤臣微子启，建立了宋国，让商族的香火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则把很多商遗民赏赐给卫、唐、康等国诸侯，作为周人的奴隶。这样就把商遗民分割成几部分，并置于周人的控制之下，彻底消除了隐患。
周公不避猜疑，以摄政的方式辅佐成王，避免了王位更替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空白，并彻底粉碎了武庚和管叔、蔡叔、霍叔等发动的叛乱，使年轻的周王朝得到巩固，为西周初年的“成康（周成王、周康王）之治”奠定了基础。周公还提出“封建诸侯，以藩屏周”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广泛分封兄弟和亲戚，建立了七十余个诸侯国，成为周王朝实施统治的重要据点和保卫周王室的屏障。这一措施改变了武王灭商后一段时间内“天下未集”的混乱局面，使周王朝成为一个疆域超过商王朝的巩固的奴隶制大国。
东征胜利后，周公认为发生这次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周朝的首都太偏于西部。距离从商殷那里得来的土地太远，所以决定在东边建立一个新的都城。经过占卜，周公认为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是个好地方，于是决定在这里建立东都。
周公严格遵守文王、武王的遗训，办事节俭，不搞铺张浪费，东都没有商纣鹿台一类的豪华建筑，但是规制宏大，单体建筑十分宏伟。它的内城为9里见方，外城达27里，光是内城面积就有81平方里，一共花了九年多时间才建成。周朝从此有了东西两个都城，原来的都城镐京称为宗周，表示那是周朝祖宗营建的地方。新建成的东都，定名叫成周，表示那是周朝建成以后修建的。成王依旧在镐京居住，东都由周公坐镇。从此，周朝开始了长期稳定的局面。七年之后，成王长大成人，周公又自动将国政还给周成王治理，以一个臣子的身份继续辅佐周成王。这样的做法受到了后人的广泛称赞。
周公为了周朝的事业，用尽了毕生精力。他把自己的经验写成文章，留给后人。周公死后，周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节，把他葬在文王陵和武王陵附近，表示周公完成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没能完成的事业。
山东曲阜是周公的封地，他的儿子伯禽代父受封建立了鲁国
所以曲阜也有周公庙 周公辅助成王的事实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但针对辅政过程中的一些史实，有人提出了疑问，周公是否称王？
有学者认为周公在辅政过程中是称王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从金文和文献中称公又称王的例子来看，周公确是既称王又称公。从《蔡尊》等器物上周公为王的原始记载来看，由于周王朝所刚刚取代的商王朝的承袭方式，常用的是兄终弟继之制，结合以父死子继之制，弟弟承继君位是正当的。新建立起来的王朝如果循用前代王朝成规的话，周公本来可以继武王为王，其称王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针锋相对的意见认为周公根本没有称王。从上古文献《诗经》、《尚书》、《史记》、《汉书》等来看，并无周公摄位称王之事。周公因成王年幼而摄位之说不可靠，从成康时代的铜器铭文中成王平叛武庚之乱、二次克商的史实看，成王既能率师东征，可见其时成年无疑。在一些器物的铭文中“王”与“周公”互见，说明二者绝非一人，“王”指的是成王，周公称王说不攻自破。
其次，汉唐旧注均以为《尚书·洛诰》篇所记乃周公致政成王之事，仔细探研文义，其实此篇主要记载洛邑告成，成王在新邑举行改元之礼，既无摄政之事，也无致政之文，汉儒误解篇中首、末两句文义，从而认为周公是称王了。
从古文献中得知，周代在天子居丧期间，由冢宰当国，摄行国事。武王崩后，天下未宁，成王正值居丧期间，礼当冢宰摄政。周公即为大宰，总摄政事，自是常事。一些史书上所谓的“周公践阼称王”，实际上就是冢宰摄政。
准确系年 周厉王专利之谜
中国有确切纪年是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一年召公和周公合作，共同执掌周王权力，处理国政。在此之前的历史，只有王号而没有年代，从共和元年开始，后来的历史都记载了国王或皇帝在位的年数，使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了准确的系年。
公元前九世纪中叶，西周王朝曾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国中没有天子，国政由周公、召公两个贵族共同主持，史称“共和行政”。导致这起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厉王的“好专利”和暴虐。
按古代的习惯成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川林泽和荒野名义上自然是归周天子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有。由于山川林泽数量太大，周天子也无暇顾及，民众可以随便使用。
周厉王时期的散氏盘 西周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些山川林泽和荒地已被开垦出来加以使用，成了贵族和国人的私田。随着占有欲的增加，他们还把原来占有的国有土地逐渐私有化，当成了私田。周厉王在位时，这个问题日益严重，而周厉王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总是想不断聚敛更多的财富。当时周王朝有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很有敛财的本事，他为周厉王出主意：重申土地国有的传统法度，明确山川林泽、荒地及其中生产的各种产品都是国王的专有利益。这样，周厉王便在土地国有的招牌下，公然侵夺贵族的私田、产品和奴隶，变为王有，而一般平民也不得在山林中砍柴打猎，不得在河流中捕鱼。这种作法激起贵族和国人的不满，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作诗指责厉王：“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
一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谏周厉王不要听信荣夷公的话，废除有关“专利”的各项规定。可是周厉王为新增加的大量财富迷住了心窍，根本听不进芮良夫的肺腑之言，不仅没有疏远荣夷公，相反还提拔他做了朝廷的卿士。
周厉王实行“专利”的做法激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上上下下议论纷纷，尖锐的批评直指周厉王，史称“谤王”。大臣召公听到这些批评议论后，急忙跑去报告厉王，并告诫厉王：百姓已经无法忍受了。周厉王听后大怒，他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暗中监视国人，一旦发现有人发表“谤王”的言论，立即告发，一律处死。在这样的残酷镇压下，很少有人敢再“谤王”了，各地诸侯也不再来镐京朝见。到后来，镐京城里的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连话都不敢说了，只能用互相使眼色的办法，表示一点对厉王的不满。
周厉王见用卫巫“弭（止息）谤”的办法很有成效，十分高兴，他对召公说：“我已经止住了那些批评议论，没有人再发表谤王的言论了。”召公指出：“您并没有平息人们心中的不满，只不过是堵住人们的口，不让他们说出来罢了。您要知道，堵住人们的口比堵塞奔流的河水还危险。堵住的河水一旦冲垮了堤防，就会造成很大的灾难；堵住人们的口，不让他们发表意见，一旦人们的愤怒爆发，就会给国家造成危险。”可是，一意孤行的周厉王根本听不进去。
周厉王实行“专利”，增加了王室的收入，却损害了贵族及国人的利益，因而丧失了民心。在周厉王推行的高压政策下，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表面上看国中平安无事，实际上一场大的动乱已经在酝酿中了。
周厉王实行“专利”的第三年，表面的平静状态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国都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国人暴动，城中的国人、工匠和部分贵族一哄而起，手持棍棒、斧头，冲向王宫，要杀死厉王。厉王闻到风声，赶紧逃跑，东渡黄河，一直逃到彘地（今山西省霍县东北）。后来厉王再也不敢回镐京，直至死于彘。
愤怒的国人在宫中没有找到周厉王，便把仇恨发泄在他的家人身上。这时有人发现周厉王的儿子太子静逃进了召公家中，于是国人包围召公的家，要求召公交出太子静。召公的先辈世代都是周王朝的重臣，召公本人也对周王室忠心耿耿，他虽然对周厉王不听劝谏导致这场灾难十分怨愤，但为了周王室的利益，还是藏起了太子静，而让自己的儿子换上太子静的衣服，把他假装成太子静交给国人，结果被国人打死了。
周厉王出逃在外，“太子”又被杀死，太子静虽得到保护，但一时也不得公开身份来接周王之位，周朝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朝廷中没有国王的政治空白期。周国的贵族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举行一次特别会议，会上决定由德高望重的周公和召公共同代行国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行政期间，革除了周厉王推行的一些弊政，各种矛盾得到缓和，周王朝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共和行政十四年（前828），周厉王在彘死去，谁来继承王位的问题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召公把当年让自己的儿子代替太子赴死的真相讲了出来，并把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十四年的太子静带到贵族们面前，提出仍由他继承王位。太子静当年还是一个小孩子，周厉王的暴政本来就与他无关，只是国人一时迁怒于他而已。现在经过召公十四年的培养教育，太子静已成为一个颇具才干的青年，于是贵族们一致拥立他做了国王，他就是周宣王。
毛公鼎是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 周宣王即位之后，在周公和召公的辅佐下，继续革除厉王时的弊政，他要求大臣在处理政事时，要广开言路，使下情上达；又警告他们在征收赋税时，不要中饱私囊，鱼肉百姓。这些禁令还被郑重地铭刻在毛公鼎上。周宣王励精图治，努力恢复西周初年先王建立的好传统，使国家逐步强盛起来，在对不服统治的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的征伐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周王朝的威望也提高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宣王中兴”。
雪耻报仇 勾践卧薪尝胆之谜
政治斗争是极其复杂的，有时瞬息万变，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春秋时期，兵强马壮的越国在与吴国的战争中被吴军打败，越王勾践被迫到吴国宫廷中服了三年的劳役，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以后，力图报仇雪耻。
越王勾践劍 春秋中期以后，越国开始强盛起来。公元前506年，越王允常乘吴国伐楚之机，率军偷袭吴国，从而挑起了吴越两国的战端。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位，吴王闽间又乘越国王位更代的时机兴兵伐越，不料又被越国打败，吴王阖闾被越将灵姑浮用戈刺中，受了重伤，回国后不久就死了。阖闾死前遗言，要太子夫差代父报仇。从此，两国的仇怨越结越深。吴王夫差即位后，在伍子胥、孙武等人的辅佐下，日夜训练军队，准备为父报仇。越王勾践想趁吴国未做充分准备时打击吴国，大夫范蠡劝他不要轻启战端，勾践听不进他的话，公元前494年发兵进攻吴国。吴王夫差接到报告后，调发全国的精兵迎战越军。双方在夫椒山（在今江苏省吴县西南太湖中）交战，越军大败，越王勾践带着残兵败将五千人逃回会稽山（在今浙江省中部绍兴市东南），又被吴军追上团团围住。
勾践到此时才后悔没有采纳范蠡的意见，只好再请范蠡出计解围。范蠡说：“现在只有带着厚礼低声下气去求和了，如果不答应，就只好把自己抵押给吴国，亲自去侍奉吴王。”大夫文种又说吴国太宰伯嚭很贪财，可以通过贿赂他去求和。于是勾践让文种带着美女和宝器私下里献给吴国的太宰伯嚭，由伯嚭带着去见吴王夫差。文种向吴王叩头说：“希望大王能够赦免勾践的罪过，勾践愿把国中所有的财宝献给大王；如果大王不肯饶恕的话，勾践决心杀掉自己的妻子儿女，烧毁财宝，率领他那五千人马与大王决一死战，大王恐怕也要付出相同的代价。”这时，伯嚭也在一旁劝吴王说：“赦免越王让他做臣子，这对吴国有利。”于是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劝阻，同意了越王的请求。从此，越国成了吴国的属国，勾践和范蠡都被带到吴国为吴王服役。
勾践回国之后，决心复兴越国，报仇雪耻。为了不忘亡国的痛楚，激励自己的斗志，他在屋中吊了一个苦胆，出来进去、起立坐下、吃饭睡觉时，都要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他疲倦了要休息时，不用床铺，不垫被褥，而是把硬柴叠起来睡在上面，以使自己的筋骨感到疼痛。经过这样十多年的磨炼，再加上各项措施的得力，越国终于灭了吴国。这里有一个问题，越王勾践用以激励自己的两种手段——卧薪（柴）和尝胆，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
查阅记载越王勾践事迹的历史资料，在《左传》的“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中，曾大量记述越王勾践的事迹；《国语》中有《吴语》和《越语》上、下共三篇，详细记载了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战争胜败的经过。但在这两本史籍中，完全没有关于越王勾践曾经卧薪尝胆的记载。其次，西汉时司马迁《史记》在《越王勾践世家》中，也仅记越王勾践曾经“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而绝没有关于越王勾践曾经卧薪的事。到东汉时，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专门记述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史事。这两本书在先秦古籍的基础上，又掺入了一些小说家的怪诞离奇的传闻，其可信程度已大打折扣。但前书既没有说到卧薪，也没有提及尝胆；后书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的事。这样看来，尝胆之事，最早出现于西汉的《史记》；而卧薪之事，到东汉时还没有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