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虎丘和勾践有着不解之缘 据专家考证，卧薪和尝胆连在一起，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最早见于北宋苏轼所写的《拟孙权答曹操书》。这是一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北宋的苏轼为三国时的孙权起草了一封答曹操的书信，信中苏轼设想孙权在三国鼎立时曾“卧薪尝胆”，它的内容原与勾践是不相干的。到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谈及吴王夫差有“坐薪尝胆”之事。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马 在《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把卧薪尝胆说成是吴王夫差的事情。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文中，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口抄》两书中，又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这样说来，“卧薪尝胆”的词语原是由北宋的苏轼提出，从南宋到明朝，此事是夫差还是勾践所做，尚没有定论。到明朝末年，梁辰鱼写传奇剧本《浣纱记》，渲染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二事。清朝初年，吴乘权编了一本简易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书中写道：“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又刊刻了明末作家冯梦龙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书中也多次提到勾践曾卧薪和尝胆。这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愈传愈广。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越王勾践“卧薪”之事，在东汉时代成书的《吴越春秋》中还是有记载的。该书的《勾践归国外传》说：越王勾践当时“苦身劳心，夜以继日。目卧则攻之以蓼。”什么是蓼？清人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卷六解释说：“蓼，辛苦之菜也。”“蓼”这种苦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诗经·东山篇》有这样的话：“有敦瓜苦，蒸在藩（蓼）薪。”意思是说，圆圆的苦瓜，生在众多的蓼菜中。勾践为了磨炼意志，准备的蓼菜一定很多。“攻之以蓼”，也可以说是“攻之以蓼薪”。这样，上述《吴越春秋》中的语意就十分明显：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但他忍耐克服，用苦菜（“蓼薪”）来刺激，打消睡意。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卧薪”的目的是在折磨眼睛而非折磨整个身体。后人把“卧薪”说成是睡在硬柴上，那是对《吴越春秋》意思的误解。
同姓一家 汉吴王刘濞叛乱之谜
西汉初年，吴王刘濞领导的吴楚七国之乱，实质上是汉朝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政权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益尖锐的结果，但是引起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却是吴王刘濞的儿子与景帝少年时的一场游戏引起的，令人不可思议。
汉景帝三年（前154），由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印、胶东王刘雄渠的联合叛乱终于爆发，史称七国之乱。
叛军以“清君侧”、“安刘氏”、诛晁错为名，军势浩大，闽越、东越也曾发兵追随。据说赵王刘遂甚至还私下派使者联络匈奴，希望能够发军策应。吴王刘濞倾全国兵力北进，又号令国中，宣布寡人年六十二，亲自作统帅，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国中凡年龄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者，皆动员从军。吴军调发二十余万人，于广陵发军，渡淮而进，与楚军会合。又派遣使者致书各诸侯国，公布晁错罪状，希望各国合兵诛之。
刘濞宣称此次起兵的缘由，是汉王朝有贼臣专权，蓄意侵夺诸侯国土地，歧视虐待刘氏骨肉，使国家社稷受到危害。而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他号称吴国可以动员五十万精兵，再加上南越军队随从北上的，又可得三十万人。
这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告，其文词之狂傲，表明出了吴王刘濞的个性。吴王刘濞是刘邦的哥哥刘喜的儿子。二十岁时，曾经从刘邦平定黥布反叛，被刘邦立为吴王，封地有三郡五十三城。根据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的记载，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分封同姓王时，分封到刘濞的时候，刘濞跪拜受印。刘邦又召刘濞近前，仔细端详其面相，说道：“看你的面容，有反叛之相。”心中不免暗自悔恨，但是已经举行过仪式，不便悔改，于是手拊其背又说：“再过五十年，有人将在东南方向发起变乱，难道就是你吗？不过，你要记住天下同姓为一家，一定要老老实实，不得反叛！”刘濞顿首保证说：“不敢。”
七国之乱是汉朝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政权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益尖锐的结果，但是，七国之乱最先由吴王刘濞发起，又发生在景帝年间，与景帝少年时的一起由游戏引起的死亡事件有关。
《史记·孝景本纪》记载说，汉景帝刘启在汉文帝刘恒的儿子中，既不是长子，也不是少子，为窦姬所生。刘恒在代地时，王后曾经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但王后和这三个儿子都先后去世，于是刘启得以继立。《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的记载稍许有些不同，说到代王王后生子四人。王后在刘恒尚未即帝位时就已经去世，此后所生四子也先后病死。窦姬所生刘启年龄最长，于是得以立为太子，窦姬随即也被封为皇后。
窦姬是清河郡平民女子，吕后当政时，以良家子身份被选入宫。吕后决定出宫女赐诸侯王，每位诸侯王五人，窦姬也在名单之中。因为出身清河，希望能够前往赵国，可以离家乡近一些，于是求人嘱托主持此事的宦官，将名籍一定安排在前往赵国的五人之中。不料主事宦官疏忽遗忘，误置名籍于代国，并且得到了吕后的批准，已经无法改动。窦姬悲伤涕泣，埋怨宦者，不愿前往，但无奈之下只能成行。来到代国之后，代王刘恒最为宠幸的就是窦姬。她先为代王生下女儿刘嫖，惠帝七年(前188)又生下刘启。在这一系列的阴错阳差的情况之下，西汉王朝进入了文帝时代。
前180年，汉文帝从代地进入长安，继承帝位。几个月之后，刘启被立为太子，当时他只是一个九岁的儿童。秦汉时期，儿童一般都玩一种类似于现在棋类的智力游戏，在西汉皇室内部，年少的王子、公主也有此类的游戏可玩。司马迁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有过这样的记载：汉文帝当政时，吴太子曾经进京晋见。与皇太子刘启一起宴饮博戏。双方在博戏时发生了争执。吴太子是一个性格蛮横的少年，言行之中对皇太子并不恭敬，还出言不逊，言语中多有冲撞。皇太子愤怒，操起类似于棋盘的“博局”掷击吴太子，竟然将对方击杀致死，尸体被送回吴国安葬。吴王怨怒，认为天下同宗，死在长安就该葬在长安，何必再送回吴国安葬。自此吴王不遵藩臣礼，称病不朝。
文帝推想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的原因，一定是因为吴太子的缘故，见到吴国使者前来，马上抓起来询问。后来刘濞再次派使者到长安向天子致礼，汉文帝又询问使者。使者答道：其实吴王确实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但是朝廷多次审讯吴使者，吴王心中惶恐，因此称病。请求陛下忘记吴王以前的过失，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于是释放了吴国使者，又赐予吴王几和杖，以其年老，准许他可以不必上朝。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时，曾经以“博局”掷杀吴太子的汉景帝刘启年三十四岁，时吴王刘濞已经拒绝上朝二十余年。汉景帝刘启与他的父亲汉文帝不同，他外尚无为而内崇刑名，好忌恨，苛薄寡恩，对于诸侯王割据一方、各行其是早已有所不满。继位之后，他重用晁错，更定法令，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削夺诸侯封地收归中央，以尊天子而安宗庙。诸侯国中，其时吴国国力最强。吴王虽年过花甲，但老谋深算，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又与景帝有杀子之仇，得到这个消息，旧仇新恨一起迸发，于是联合楚王等六个刘氏同姓王共同起兵，爆发了这起史书所称的吴楚七国之乱。
景帝三年正月，吴兵渡淮，与楚兵会合，派使者送信，号召各诸侯起兵，并许以高额赏赐。吴楚兵西破棘壁，攻入景帝弟刘武的封国粱境，乘胜而进，攻势锐利。胶西、胶东、菑川等三王合兵围齐。
七国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以曲周侯郦寄为将，率师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书生影子 王莽复古之谜
西汉末年，王莽控制了政权，树立党羽，诛灭异己。公元5年12月，王莽立孺子婴为帝。他自己仿效周公辅佐周成王的故事，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朝会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三年后宣布即天子位，自称是黄帝、虞帝的后裔，改国号曰“新”。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兵不血刃”取得政权的人，可又为这个政权充当了殉葬品。
王莽嘉量
王莽铜方斗 王莽这个人物，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王莽，字巨君，生于公元前45年（汉元帝初元四年），死于公元23年，即王莽称帝时的地皇四年。王莽的显赫和他的家族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姑姑是汉元帝的王皇后。
在西汉与东汉王朝之间，曾经有过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由王莽建立的新朝。一般的历史书籍往往不专门提到它，认为这是西汉和东汉之间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这的确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因为王莽是正式称帝建年号的，而且在这短短的十八年中，王莽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一首诗，给了王莽一个非常正确的评语，那就是王莽的沽名钓誉和虚伪。王莽上台前后，曾经进行了改制，虽以效仿西周制度为主，多托周公事，但并不单托古文经，而是今古文兼用，托古于整个经学。同时，他的改制并不是简单抄袭旧典，而是因革舍益，变动极大。因为托古，有人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位书生皇帝。但也有人不同意，提出改制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在政治上树立王莽的威望，以达到篡汉建立“新”朝的需要，因而王莽是个没有水平的政治家而已。
王莽在改革中的经济思想是人们很难弄得懂的一个谜案。直到今天，人们的评价意见分歧很大。有人认为王莽建立的新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一个怪胎，而王莽的经济思想，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怪胎。怪胎自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新朝也就是短命的。
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曾在经济上实行改制。在他谦恭下士的时候，标榜要进行土地改革，所以有许多孔孟之徒拥护他。针对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十分严重的情况，王莽宣布实行王田制。他找到的理论根据是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孟子的“百亩之田，树之以桑，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孔孟儒家的思想，对王莽的影响很大。在王莽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叫师丹的，便是一个主张土地改革最急切的人。两人按照《孟子》的井田制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原则拟订了一个计划，并向全国宣布。王莽圣旨说，从今以后所有的田地属于国家，民间不得买卖，田多过九百亩的，要分出来送给穷本家、穷亲戚。至于根本没有田，而又缺乏阔本家与阔亲戚的，并不另外设法赏田给他们。诏令颁布以后，分田授田的规定最终无法实行，只是冻结了土地和奴婢的买卖。有很多人评论说这项制度实质上是要以土地国有制代替土地私有制，这种变革绝不是什么前进，而是历史的倒退。
王莽曾有一道圣旨说，奴婢从此不许称为奴婢，而改称为“私属”（私人的附属品），与田地同样不许买卖。但实际上，奴隶并不能恢复自由，王莽也不是想为了解放奴隶而来颁布这道法令的。对奴隶来说，永久被捆在一个主人家里当附属品，还不如准许主人买卖他们，说不定能换到一个较有良心的主人家里。因此，人们认为王莽只禁私奴不禁官奴并且极力扩大宫奴的做法，绝不是什么真正的进步。
最不成功的改革要数他的金融政策。王莽发行了许多大钱，定值甚高，而实际含铜量不够，以为融化了三五个小钱铸成一个大钱，刻上当十当百的字眼，百姓就肯当它是十、百来用。当看到老百姓不吃他的一套时，他便严厉处罚。要是有谁学他的榜样私铸大钱，就要被罚作奴婢。有人认为王莽的货币改制，在他的各方面经济改制中牵动面最大，破坏作用最剧烈。实行的五均六管专卖政策多是汉武帝时代所推行过的，但王莽却不顾主客观条件变本加厉地加以推行，结果自然只能是东施效颦，适得其反。
王莽复古改制时所铸的刀币金错刀（一刀平五千） 一些人认为，王莽作风勤恳，励精图治，颇有名君之风范，可惜其变法过于泥古不化，仅14年便告全盘失败，新朝也随之灭亡。他过分复古不合时宜。王莽醉心古制，不顾一切实行，致令社会经济倒退。政治上的改革更是不必要，他一心复行古制，官名屡改，工作却不变，根本全无意义，其重行封建，更是违反了数百年来中央集权国家的趋势。故过度复古是王莽变法的致命伤。王莽过分自信与重法。他出身儒生，重视理想，重法而不重人，所以集中精力于制度的规拟，却忽略实际的施行问题。他只埋首于制法，其他政事却一概不问，明显是矫枉过正。过分自信，是其失败的一大关键。他缺乏治国策略，纯属书生政治。王莽谦恭下士，获一时好评，但在政治运用上却显得虚伪与沽名钓誉。他行新政一遇挫折便宣布停止，使前功尽废，亦徒增滋扰。加上他执行不善，见害而不见利，失败自是必然。
根据当时政策的实际效果，一些人认为王莽改制对社会没有带来任何有益进步的成分，而是一场扰动全国十几年、害死全国人口近一半的巨大历史灾难。也就是说，按照这样的看法，他们把王莽的变法彻底否定了。
不过也有不一样的认识。
著名学者胡寄窗指出，由于王莽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的观察力，故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我们应该肯定王莽对当时存在的一些重要社会经济矛盾已大致有所认识，并企图全面地予以解决，虽然他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并不一定正确，也未收到什么效果。就整个中国古代来说，其他的改革家大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方面如农业、工商业上进行改革，而王莽几乎在这些方面都接触到，特别是对农、工商业的改革更是齐头并进，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另有人认为，王莽对土地问题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王莽实行的五均六管政策，显示了他对由封建国家控制垄断性生产事业必要性的认识，这一点已经可以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相媲美。因此，“在中国经济思想上，王莽应占有一席地位。”
除经济以外，王莽在政策、法令上也实行托古改制。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他也是花样百出。匈奴有五十多年未曾造反寇边，始终称臣听命，而王莽偏要激怒他们。他做了皇帝后，觉得少数民族的首领也称王，是不符合大一统的传统的，于是，他派人出使匈奴，收回汉朝原来给的印玺，换给新朝的印章，匈奴的单于也知道“玺”是皇帝专用物，而“章”则是臣子用的。于是，单于想要回印玺，但被使者弄碎，单于盛怒之下发兵南下。王莽也四处征兵应敌，结果匆忙中召集的各地士兵毫无战斗力，打仗不行，骚扰百姓却很在行。在后代人来看，这简直是没有事情找事情做。匈奴果然强烈不满，举兵反抗，王莽动员了全国的军队远道出征，如此一番折腾，花了不少钱，结果一次胜仗也没有。徒然劳民伤财，与匈奴争战了十年光景，反而引起内部的盗匪此起彼伏。
西汉全盛时，从没有盗匪问题。到了汉成帝的时候，流寇不断涌现。在王莽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以后，人民苦于征调，纷纷逃役入山，所谓的“盗匪”数量上越来越多，遂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在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有几十万涂红了眉毛的流民，冲进潼关，威胁长安，他们的外号是赤眉；另有一批人是躲在绿色树林中的，称为绿林，这些人其实都是铤而走险的农民。最厉害的要算河南南阳一带刘秀和他的哥哥刘縯所领导的新市兵与平林兵了，新市与平林是两个镇市，王莽派了30万大军前去攻打，反被他们打败。
对外受制于匈奴，对内见逼于群盗，王莽的环境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是他绝不认错，总是怪别人不好，怪老天不公。他以为老天遗弃他了，便率领大小群臣与老百姓向天大哭，希望集体的哭声可以感动上苍，无奈上苍毫无反应，诸生、平民因随其哀哭而得到封官者有数千人。
王莽究竟死在谁的手上，我们弄不清楚。有人说他是被一个卖菜的老太婆砍死的，也有人说他是被长安的恶少年杀死的，也有人说是死在商人杜吴手里。那时候，刘秀及其所拥戴的更始皇帝刘玄，已经进抵长安了。
王与马，共天下 晋元帝依靠王导之谜
琅邪王司马睿在江东即皇帝之位时，竟然要拉着王导到御座上同坐，共同接受百官的朝拜。没有王导，司马氏无法在江东立足。但“共天下”之后，司马睿又感到十分的不舒服，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的权力与他人一起分享。在权力面前，皇帝变得十分自私。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惠帝、怀帝同一辈分，十五岁世袭琅邪王。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起兵讨伐河间王颐和张方，命琅邪王司马睿留守下邳，这是琅邪王司马睿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司马睿本与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关系密切，这时急需得力帮手，便向东海王要人，让王导担任主管军事的司马。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著名的士族大姓，东晋南朝所谓的“王谢门第”，就以王导为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南迁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和琅邪王司马睿同龄，这年虽只三十岁，然而早就满腹经纶，是个见识宏远的政治家。
怀帝永嘉元年(307)，即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一年，东海王越执掌政权，他派宗室诸王出镇襄阳、长安、邺几个北方重镇，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去镇守江南的建业。同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到达建业，王导也跟随同来。这是后来晋朝在江南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点。江东是孙吴的故土，强宗大族的势力根深蒂固，江南的吴郡顾氏、义兴周氏、山阴贺氏等势力都很强大，原广陵相陈敏就是被这些大族共同推翻的。司马睿到建业时，不过在陈敏覆灭之后半年的光景，他要立定脚跟，不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是不行的。于是他以王导为谋主，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向王导征询意见。
司马睿资历不深，江东世族、名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看不起他，已经上任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世族主动到府里来参见。王导对此非常忧虑，为此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他让琅邪王司马睿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出行，参观秋季在水边求福去灾、祛除不祥的“禊祭”，他和时任扬州刺史的堂兄王敦以及北方一些名士骑马簇拥，在轿后随从，队伍整齐威严，以炫耀司马睿的尊显威严。这一着果然有点效果，名士纪瞻、顾荣等见后大为惊异，赶忙跑出来在路边拜谒。但是要争取这些人，单靠威风是不行的，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琅邪王司马睿一看时机很好，遂派王导亲自去顾荣、贺循两家江南最大的世族府第，请他们出来做官，两人应命而至。于是在他们的带动下，江东人士纷纷出仕，逐渐拥护琅邪王司马睿了。司马睿终于取得了江南世族的合作。
琅邪王司马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用贺循为吴国内史，纪瞻、周圮、张等江东名流也都委以重任。
王导劝琅邪王重要事情要同江东士族商议，为他不断出谋划策。琅邪王如有过失，王导能及时谏阻。琅邪王初到建业时，常因酒醉误事，王导提出后，他就接受改正。王导治国，以清静为原则，劝琅邪王减少耗费，收到了安定邦国的效果，他们的君臣关系越来越好。琅邪王曾对他说：“卿是我的萧何。”王导却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勋，一统天下，需要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区区国臣（司马睿是琅邪王，所以王导是诸侯国的臣子）怎能比拟前人！”他并不居功，屡劝琅邪王广择贤能，显示出一个胸怀宽阔的政治家的气度。
当时渡江南下的人士，每到空闲的日子，常常互相邀约到江边的新亭饮酒聚会。有一次饮酒宴会之后，众人思念故土，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王导认为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自己先击垮自己，怎么能战胜困难呢！众人听后，都揩干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业，建业这个地名因避讳从此改为建康。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困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南方来说，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矛盾重重。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这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在愍帝建兴元年(313)，还曾发生了周圮等一些江南氏族起兵乱政的事件。但事后，晋政府对周氏一族并不追究，后来还让周勰做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
对琅邪王司马睿来说，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西晋亡后的次年(317)三月，琅邪王在建康即位称晋王，改元称建武元年，史称东晋。建武二年三月，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才改称皇帝，他就是晋元帝。
大兴元年(318)，司马睿即皇帝之位时，竟然要拉着王导到御座上同坐，共同接受百官的朝拜，王导当然不肯，坚决推辞。对元帝而言，这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王氏兄弟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依靠王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命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命王敦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为地方实力派，一个执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才巩固了统治，在东晋王朝中，司马氏有其位，而王氏家族有其权，王家与司马家几乎达到“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非常如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治状况。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311)，江州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而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弢，稳定了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上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封王敦为江州牧。大兴元年(318)，任命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共天下”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每个君王来说，他所追求的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统治效果，要的是无限至上的独裁权力，这种与大臣平起平坐的局面实在是一种实力不济的无奈，只要有机会，或者说政权如果得以稳固，那么东晋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除去这个内心隐疾。晋元帝统治一旦稳固，遂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想的就是早日结束这种痛苦的共享。随着王敦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起兵作乱，最后病死，王导虽然仍位居高职，但实际权利就转到了与其共同执政的中书令庾亮手中。
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而陈寅恪先生则另有评说，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边战边和 唐高祖向突厥称臣之谜
公元618年，太原留守李渊与子李世民及刘文静、裴寂等起兵，引军西进，攻克了长安，建立了唐朝。其时北方有个强大的突厥族，还扶植了几个割据小政权，李渊该如何利用突厥的势力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策略问题。有人说他向突厥称臣了，有人说根本就没有称臣这回事，有人说他是求和不称臣。究为如何？
唐高祖李渊 南北朝后期，北方兴起了一个强大的马背上的民族——突厥。618年，当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唐军如欲南下，突厥就很有可能乘机捞上一把。为解除突厥的威胁，唐高祖想方设法要解决突厥问题。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提出李渊曾向突厥称臣：“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换句话说，李渊是接受了突厥可汗的封号。
太原起兵前，秦王李世民等曾“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秦王等欲改白旗并求得突厥人同意，而高祖认为最好改成绛白相杂的旗帜。白旗是突厥用的颜色，而绛色是隋朝所用，是当时中夏国旗的颜色，唐高祖想表示他维持中夏的地位，而不是纯粹向突厥称臣。在高祖集团中，向突厥称臣的主谋是唐太宗，具体前去执行的是刘文静。突厥始毕可汗与刘文静曾经相约，立唐高祖为可汗，突厥约束刘武周，唐军南下时不能乘机侵袭太原。
陈寅恪的观点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台湾著名学者李树桐认为唐高祖从未向突厥称臣过。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李渊手疏与突厥书，封题署云：“某启。”司马光《通鉴考异》在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六月条下认为温氏有所避讳，实际上唐高祖在这时已称臣于突厥。李树桐认为“启”字为下达上书中的谦卑称法，在隋唐旧籍中十分多见，并不是称臣的标志。
凡是称臣于突厥者，突厥都送给他狼头纛。狼头纛，是突厥爵位的标帜。当时，称臣于突厥的群雄，突厥都署为可汗和天子，如刘武周称定杨可汗，也称定杨天子；梁师都称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李子和为平杨天子，这些人都接受了突厥的封号。高祖起义攻克长安后，立隋代王侑为天子，自为大丞相进封唐王，他既不称可汗，也未曾称天子，他从不曾接受突厥的封号。他认为高祖曾力排臣下的意见，决不接受突厥所给天子的名义，也就是决不肯向突厥称臣。如果高祖称臣的话，他必定要履行称臣的义务。当突厥送来马匹时，高祖“唯市好者以取其半”，并且对属下说：“乍可绝好蕃夷，无有从其所劝。”从当时的官私记载来看，唐高祖如何从称臣到不称臣，都无踪迹可寻。今天史书上说高祖向突厥称臣，其实是太宗时的一些史臣为讨好太宗而伪造的。
不过李树桐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有人认为义宁元年六月李渊的确还未称臣，但他手书时卑词厚礼“启”突厥始毕可汗的目的，是在试探突厥对起兵太原的态度，并透露愿执臣礼的意向。高祖起兵太原时，如果不连突厥，必将成为北方群雄众矢之的，只有称臣突厥，才能换取太原的安全，进军关中时后方才能稳定。但他又认识到公然独立叛隋不利，师出有名方可取得政治舆论的主动，所以他打着“尊隋”的旗号而实际上在反隋，他既用突厥的白旗，又用隋朝的绛旗，用来表示自己的立场，这正是他称臣于突厥而不同于他人的特殊性所在。
北方群雄称臣突厥的有薛举、王世充、窦建德等十数人，史书载有封号的只有刘武周、梁师都等四人，受可汗封号的仅刘、梁二人，受狼头纛的也仅此二人。实际上称臣非必要受突厥之封号，只有受突厥“可汗”者才授以狼头纛。当时称臣实有三种情况，或未受其封号，或受其封号，或受其狼头纛，在突厥方面当视为亲疏有别。称臣的根本义务是纳贡。突厥很讲实惠，李渊从一开始就和始毕可汗讲定：“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归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这正是他称臣的义务。《旧唐书》说高祖即位后，前后对突厥的“赏赐”不可胜纪，其实就是指的纳贡。
唐代官吏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 唐建立后，高祖一方面积极建设与西突厥的友谊，想并力以图突厥，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废十二军，讨论怎样大举击退突厥。武德八年(625)七月，高祖对大臣说：“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许多人认为高祖大概是在这时不再称臣，而用敌国礼。正因为不再称臣，所以突厥此后攻掠频繁，以致太宗刚上台时大举南攻到渭水桥边，长安城门外。
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外，还有第三种稍微折中的看法。高祖在起兵时用了下对上的“启”，但下对上的文书中“启”不是最高级别，李渊没有把突厥可汗视为至尊的地位。从李渊给始毕可汗信的内容及格式来看，李渊没有奉他为至尊，突厥提出的条件，也没有全部接受，对始毕可汗没有惟命是从。李渊的政策是基本上不失和于突厥，以免产生后顾之忧，表面上利用其力量，实际上使其不能大举南下，免得受制于人。
这种观点认为，高祖向突厥求和与其他割据势力依附于突厥截然不同，如刘武周等人都公开叛隋而自立，接受突厥可汗的封号，突厥还授予狼头纛，而高祖完全不同。他既要起兵反隋，又不愿落叛逆之名，既要解除突厥的威胁，又不愿依附于突厥，他绝不借助突厥的力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政权建立后，突厥不仅恃功自傲，对高祖颇为无礼，而且还屡次兴师动众，举兵南下，阻止高祖发展势力，统一全国。这时高祖仍实行妥协政策，如突厥使节到长安，高祖是卑躬屈膝，“前后饷遣，不可胜纪”。为平定薛仁杲，他派出专使护送女妓给始毕可汗。武德四年(621)以前，唐高祖是以妥协求和的办法讨好突厥，但次年五月以后，随着力量的增强，高祖对突厥的政策开始软中带硬，边战边和，以战求和，在议和的背后，积极准备抗拒突厥。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武德前期，高祖确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和，但对突厥的政策是以巩固、发展唐朝政权为前提的。他总的政策思路是妥协求和而不受制于人，借助于突厥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
情有独钟 武则天长住东都洛阳之谜
洛阳是唐帝国的两都之一。武则天执政时期，洛阳取代长安的政治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都城。作为一位独特魅力的政治家，武则天这样做有她的道理吗？难道洛阳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发生了变化？我们且听历史学家的回答。
唐朝都城在长安，长安从唐高祖起一直是第一政治中心。此外，唐朝还有一个陪都，那就是东都洛阳。从唐高祖至高宗，主要政府机构和办公地点均在长安。武则天登上帝位之后，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到三年十月这段时间住在长安以外，其余时间一直住到洛阳去了。
两《唐书》记载，武则天于684年9月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并且“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改东都为神都，看来是想抬高洛阳的地位；而“太初”则意味着一切从新开始。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688年2月还在洛阳建立了明堂。七庙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明堂是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祝各种大典的场所。武则天把七庙和明堂建在洛阳，无疑是想要以洛阳代替长安了。此外，691年7月，也就是武则天登上皇位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把关内十万户居民迁到洛阳，至此，武则天要以洛阳为全国新的政治中心的用意已显露无遗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长住洛阳，并以洛阳代替长安呢？
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据说是以武则天为原型雕造的 来自于传统史书的记录一般来说是比较原始可信的，关于这件事却有着一种独特的说法。《资治通鉴》和两《唐书》等史书上都记载，武则天曾与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王、萧失势被囚，高宗恻然伤之，对二人表示即将重新处置。武则天知道后，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之中，还骂道：“令此二妪骨碎。”二人数日后死去。此后，武则天便经常在梦中见到她们“被发沥血如死时状”。为了摆脱噩梦的困扰，她先是移居蓬莱宫，但眼睛前面还是经常出现两人身影，不得已，就直接迁居到洛阳。这种说法自司马光开始已流传了很久，但是它看似顺理成章，却有许多漏洞，引起了不少怀疑。
首先，武则天常住洛阳并把洛阳作为政治中心，是高宗死后的事，距离王、萧二人之死有二十多年了，把二者联系起来成为因果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其次，就武则天一贯的行为和性格来看，她不像是那种惧怕厉鬼报复的人。移居洛阳之后，她也没有少杀人，有学者甚至认为她杀人杀得“手滑”。因此，史书的说法难以成立。
另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之所以长期住在洛阳，“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阳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这种说法也有待商榷。因为武则天先后任皇后、皇太后和皇帝，她的一举一动均受人瞩目。她要享乐也好，要掩盖曾在长安出家为尼也好，简单地靠迁居洛阳的方式并不能掩盖过去。更何况徐敬业起兵时，骆宾王起草的檄文中就有“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的词句，可见她的过去早已为天下人所共知，再怎么迁都也于事无补。至于她要享乐，就更不用避人耳目了。且不说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为其面首一事是否属实，光看武氏的作风，她在平定叛乱和治理朝政上，手段之强硬与任何一位男性帝王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果她要贪图享乐，还会惧怕舆论的制约吗？
有人认为武则天长住洛阳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早在隋炀帝时，留在东都的时间比长安为多。入唐后，唐太宗曾三幸洛阳。其时关中屡遇天灾，农产品供应不足，所以帝王往往移居洛阳，等到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再回到长安。唐高宗曾七次到洛阳去，也主要是这个原因。至武则天，干脆就长住洛阳了。长安的运输远不及洛阳来得方便，而洛阳地处南北运河的中点，交通漕运便利，因此洛阳得到武则天的看重固然不排除有政治及帝王私欲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因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还有一种说法，较前面几种而言更为新颖，即认为武氏迁居洛阳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她的目的在于改朝换代，以周朝代唐朝。在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继承制度的局限下，一个女人要夺取王位，做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实属不易，而武则天先后作为皇后、皇太后、皇帝，这一路走来更是比别人多了几分尴尬。虽然她最后成为了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作为李氏之妇，其子为李氏之后，她和李氏之间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法改变“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传统思想和以男子为中心的帝位继承制度。她不能与李唐皇朝彻底决裂，不论是贬低或是抬高李氏王朝对她都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她只能选择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政治中心，这样一来，既不会侵犯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也显示了武氏在洛阳的另一番至高无上。无疑，这一举动对于协调李氏和武氏的矛盾也是有利的，显示了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和智慧。
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武则天长居洛阳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开始的独特的军事和政治原因造成的。高武时期周边地区军事形势较初唐有很大变化，唐朝与东北方、西方、北方的战事不断。唐高宗为了便于指挥与高丽的战争，多次来到洛阳。与吐蕃发生战争后，唐朝面临着东西两条战线，高宗就在两京之间来回奔走。从当时实际来看，洛阳正好位于全国几何中心的战略位置，较之长安更加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战事。武则天上台后，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政治原因遂成为与军事原因并行不悖的长驻洛阳的又一因素。她想抛弃长安，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当高宗死后，她连高宗西葬都不愿回长安一趟。
武则天死后葬在乾陵 那么，武则天要另外建立一个政治中心，她为什么不选别的地方，而是偏偏对洛阳“情有独钟”呢？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这是由洛阳自身的各方面条件所决定的。
长安处于关中平原的中部，虽然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但是由于它屡屡为各朝代的都城，城市人口日益增多，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难满足城内的粮食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西汉年间，政府就大力发展漕运事业，然而由于路途的遥远，加上三门峡一段的黄河河道狭窄，多暗礁，所以漕运要付出很大代价，往往得不偿失，而位于三河交汇中心的洛阳却与长安截然不同，洛阳尉杨齐哲曾在给武则天的奏书中称洛阳“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行，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可见，当时洛阳在经济发展上的条件的确优于长安。
兄弟之情 宋辽皇帝结义之谜
北宋和辽的皇帝之间存在着一种没有血缘的亲情关系，源于宋真宗的澶渊之盟。当时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此后双方一直以辈分进行排列。辽朝人十分热心这种结义，宋朝皇帝却觉得面子上无光，虽然表面上没有反对，相反还同意按照这种辈分互相称呼。那么，宋朝皇帝为什么无奈地这样做？原来这是双方之间的一种特殊外交。
五代和北宋时期，北方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契丹贵族建立的国家——辽，双方南北对峙了二百余年。在北南交往过程中，北方辽朝的契丹皇帝们，从一开始就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曾先后与五代时的后梁、后唐、后晋和北汉的皇帝义结金兰，掠夺到了大量的财物，长期占领着雁门关以北、长城以南的十六州广大地区。至北宋，辽宋间的结义仍在继续进行。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太宗、真宗曾多次派兵北伐契丹，想夺回五代后晋时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之地，虽然互有胜负，但北宋在军事上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契丹大军自幽州南下直逼宋境，宋真宗赵恒无奈之下御驾亲征。由于军事上双方实力相当，这年十二月，宋辽在澶州缔结和约，罢兵修好。和约除规定宋每年要向辽献岁币外，辽国皇帝耶律隆绪尊宋帝赵恒为兄，赵恒尊辽国肖太后为叔母。这样，辽国不但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而且宋、辽两国皇帝成了兄弟，两个国家成了兄弟之国。此后，直到辽亡的近百年间，辽宋皇帝间的“金兰之好”就一直延续保存了下来，仅是因为皇帝在世时间各有长短，双方之间的辈分常在发生变化，有时两国成为“兄弟”，有时成为“叔侄”，有时成为“翁孙”。
根据《契丹国志》记载，北宋天圣元年(1023)，宋真宗驾崩，派大臣到辽朝告哀。辽幽州的官员赶忙派急递先将消息传到京城，辽圣宗召集了番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都为之掉下了悲伤的眼泪。辽圣宗对宰臣说：“我与兄皇未结好之前，征伐各有胜负。结义至今已有二十年了，我与兄皇同月生，他仅比我大二岁，现在他升仙了，我还能活几岁？”说罢泪流满面。其时宋仁宗赵祯已接位，所以辽圣宗又说：“我听说侄帝年纪还轻，一定不清楚我与兄皇之间的情义，我担心一旦大臣离间，宋朝就会违背和约。”当宋朝告哀使到辽京城后，转达了宋仁宗的意思，辽圣宗很开心，对自己的皇后说：“我看侄帝的来意，一定不会违背兄皇与我的誓约。”又说：“你可先寄信给南朝太后，详述妯娌感情，让南使带回去。”因为辽圣宗与宋真宗是兄弟，所以辽圣宗又下令如果国内各色人等的姓名中有对真宗赵恒名讳冒犯的，一律避讳改掉。从这些记述来看，两位皇帝之间的结义还蛮像真的一回事，至少在表面上辽朝是当真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