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病重后，就一直住在养心殿 给同治看病的御医李德立的曾孙李镇曾回忆他的曾祖刚到养心殿切脉，就看出同治得的是梅毒。为了慎重起见，李德立另约了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杨梅疮。当时李德立考虑慈禧也略懂医学，如果对她说明病情，她若发怒，指责同治有辱九五皇位的尊严，必定会下令杀了皇帝，所以他们就装作糊涂。当时宫里流传同治得的是天花，他们就按照天花来治。
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怀疑，他们用的都是“益阴清解饮”、“益肾清毒饮”之类的滋阴化毒类药物。如果按照梅毒来治，用剂加重，慈禧必定会出面干预的。现在见到了治疗同治的档案，都是天花病的脉案和处方，原因也就在此。
也有人认为当时的御医误将梅毒当作天花治，结果用药不当。有一个叫唐鲁孙的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北京居住，结识了一位清朝的太医张午桥。此人是光绪朝的太医院院判，曾为同治治过病。张太医说，同治病时，许多太医都只说是天花，只有他所开的药方断定为梅毒。等到同治死后，慈禧太后才知道其他的太医都看不出真正的病因，只有张某的诊断是正确的，因此屡加升擢。
一些专家认为，清朝官方修的史书和一些官员的笔记日记中，无不称同治死于天花，其原因是他们为了皇帝的颜面，不得不对皇帝的死做出合理的交待。如果说当时把梅毒当作天花治，最后皇帝也送命了，这样的消息传到外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第二种说法是得了疥疮。疥疮也就是俗称毒疮或疔。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酉刻，上崩。之前，皇上患痈病，头颈和腰部各有一个，都生了脓溃烂了。死前十日，皇上已多次昏到，神志不清了。”这种讲法，采信的人很少。
第三种说法是得了天花而死。当时的官方典籍及其后的正史均持这种说法。而且人们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记载同治帝脉案的《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它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同治帝得病，召御医李德立等入宫请脉，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夜病死，前后37天的脉案，完全可以证明同治帝是因患天花而死的。这本脉案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当时的御医每天请脉记录和所开的方子，誊抄汇辑成册的。一些专家认为它是今天分析研究同治帝究竟死于何病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同治帝得病是在同治十三年的十月三十日下午。这天，太医院院判李德立和御医庄守知诊断的情况是：“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御医的判断十分明确，认为是感染了时行疫毒所致，所以让同治服用益阴清解饮，时行避风调理。第二天早上，药见效，疹形透出，已能看出其中夹杂着瘟症。这天同治帝的症状是“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气颤谵言”，御医遂用清解利咽汤调理。在御医们两天的精心医治下，痘颗很快开始表发。然由于瘟热病毒强烈，头部、颈部的痘料发得十分稠密，而且令医家最担心的是，痘料颜色变得发紫。出痘时，如果痘颗灌浆顶平或塌陷，并呈紫色，这是逆痘的信号，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而同治的天花实际上就是如此，所以御医记道：“症界于险。”
十一月初二日，病情恶化，同治“腰疼胸堵，懊憹作呕”，御医认为毒滞已熏蒸肺胃，“症势重险”，当日服了利咽化滞汤，效果显著，四天未见的大便有了，原来很重的症状也多有减轻。初八日，同治“微感风凉”，本来就虚弱的体质使天花向逆险方向发展，“浸浆皮皱，似有停浆不靥之势”，这为痘毒向人体各种器官和神经系统袭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这天至十八日，同治帝每况愈下，气血虚亏，“痘痂干燥，抓皮见血。”
十一月十六日，同治的症状已十分险恶，“肾虚赤浊，余毒挟湿，袭人筋络”，使得腿痛筋挛，不能伸屈。同时，遗精、尿血也跟着来了，同治一天比一天瘦弱，神情恍惚，任凭御医们用各种各样的药，已是无济于事。十九日起，同治的病情急剧恶化。此后的十多天，是他最痛苦难忍的日子。痘毒潜入各部器官已经全面发作，痘后出现多处痈毒，并发生溃烂，腰间的溃烂几乎像一个洞，脓血不断地流出。全身的痘痈发出钻心般的疼痛，面颊肿硬，口喷臭气，胸满胁胀，大便腥臭。这时的御医已知道皇帝是难有生机了，只能卧以待毙。
从脉案记载来看，集中暴发的大溃烂十分剧烈、快速，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十九日辰时，“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漫流脓水”，而头脸、胳膊、膝上都见痘痈肿痛。二十二日，腰部溃烂继续蔓延，其他部位的痘痈也出现溃破流脓。二十三日，臀肉左右又出现二处溃孔流汁。二十五日，令御医最为忧心的事情发生了，腰部和臀部的溃烂蔓延到了一起，并且溃口外小内深。二十六日，溃烂加剧，流出的浓汁多达一茶碗。二十七日，“腰肾疮口微大，浆汁未减，气秽如昨”，御医们试着用“外用熨洗”治疗。二十八日，御医们的努力并不见效，“腰间溃处如碗，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这时的同治已到了神志恍惚、麻木不仁的地步，神经系统遭到了大破坏。二十九日，同治出现了牙胀面肿的情况，御医也失去了治疗的信心，所以记录道：“正不制毒”，“症势日进，温补则恐阳亢，凉攻则防气败”，认为同治肯定没有救了。
十二月初三日，出现了致命的走马牙疳，同治“面颊红肿见消，各处溃脓尚可。惟牙龈如昨，上唇连左腮颊紫黑硬肿，势欲作脓”。初四日，“上唇肿木，腮紫黑肿硬处敷药，屡揭伤皮不能作脓，时流血水……牙龈黑臭，势恐口疳穿腮”。御医们尽管仍在竭力调理，但已没有什么效果而言。十二月初五日，同治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天，“皇上脉息弦数无力，毒火凝结，神气日耗”，到酉时，“六脉已绝”，“元气脱败”，医生用高丽参等煎成的生脉饮到了他的嘴里已无法下咽了。同治驾崩，命归黄泉了。
同治和光绪年间，慈禧就是在养心殿东阁垂帘听政的 除脉案外，谈到同治得天花比较详细的有《翁同龢日记》。十一月初八、初九日，同治召见奕訢及翁同龢。回家后，翁同龢记述了同治的病情：“诸臣上前瞻仰……伏见天颜温啐，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初九日，他和御前军机大臣们更清楚地看到皇帝的头、面上都是灌浆饱满的痘粒，同治还举起胳膊让大臣看他出的痘颗十分齐足。翁同龢的日记，是私人所记述的当天活动的流水账，应是十分可信无疑的。另外，将同治帝从发病至死的三十七天脉案逐日与《翁同龢日记》核对，两者所记之病情诊断、开方用药也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他还把和当时的一些大臣、太监那里听到的内容也记了下来，十分具体生动，说的都是同治患天花的发展情况，根本没有谈到梅毒。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天花是满族常患的一种传染病，所以他们并不隐讳这种事实，而梅毒是一种两性交媾后得的性传染病，名声不好，因此有些人就凭主观猜测皇室是隐晦了同治的得病真相。加上梅毒和天花病症有些地方比较相像，梅毒患者一般先在外生殖器部位出现硬下疳，约两个月后全身皮肤发疹，并且和天花一样，都有脓溃烂症相，所以野史笔记者道听途说，认为同治皇帝淫欲过度，得梅毒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年仅十九岁的同治帝为什么会身患这“心肾不交、元阳气血俱亏”的重险病症？他们推测同治帝得天花同他平时微服冶游、纵欲过度有直接关系。看来，同治帝虽不是因性病而死，但毕竟还是与他喜好淫乱的习性有一定的关联。
有人提出同治的确患有天花，而且同时还患有梅毒。他们也根据历史档案和御医的诊断，认为档案上说的同治患病的症状，可能是先患天花未愈而又染上梅毒，或先患梅毒而后又染上天花，这是两种疾病并发，所以当时的御医无论如何是治不好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同治帝是被慈禧间接害死的。有一本叫《慈禧传信录》的书中谈到同治帝的师傅王庆祺对人说过，同治帝亲政后，慈禧仍然对政事大加干涉，王庆祺就上书请同治帝专门修一个园子让慈禧在其中颐养天年，实是要让慈禧隔离起来，不再干涉政事，但事情为慈禧发觉，慈禧遂决定加害同治。御医李德立的曾孙也听其祖父说，同治帝得病后，经过李德立等众御医的精心治疗，日见好转。十二月初四日午饭后，孝哲皇后阿鲁特氏来到东暖阁看望同治。慈禧的亲信小太监一见皇后到来，马上前去报告，说同治帝与皇后在窃窃私语。慈禧也来到东暖阁，脱去绣花高跟鞋，轻手轻脚地来到帏幔后偷听。一点也没有觉察的皇后，还一个劲地向皇帝哭诉着备受慈禧刁难的痛苦。讲着讲着，同治帝也大有同感，劝皇后先忍耐一段时间，等到自己病好之后，皇后总有出头日子的。听到这里，慈禧大受刺激，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帷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可怜的皇后一大把头发连同头皮就被拉了下来。慈禧又劈面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几个太监将皇后按倒在地，把拐杖递给其中的一位，让他死命地打皇后的屁股。同治大惊，顿时昏厥过去，从床上跌落到地上，病势加重，从此昏迷不醒。急忙传御医进来把脉，但同治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到第二天夜晚就去世了。照这种说法，同治虽不是慈禧直接害死的，但也是被她气死的。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一些传说的证实。《清宫遗闻》说同治帝死前曾与军机大臣李鸿藻商量想立贝勒载澍为继承人，并且口授遗诏，命令李鸿藻在病榻边书写。诏书很长，全文超过了一千字。但李鸿藻回家后想想很害怕，遂把这件事告诉了慈禧。慈禧听说后，怒火中烧，遂命太医尽断医药饮食，不久，同治帝就死了。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专家认为这时的同治帝病已很重，人失去知觉，脖项、手膝痉挛，怎能安排这些后事？
天京缺粮 天王洪秀全死因之谜
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七日，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死于天王府，年仅五十一岁。太平天国失去了自己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根据湘军首领曾国藩向朝廷的奏章和刊刻本《李秀成自述》，洪秀全是服毒自杀的。但随着《李秀成自述》原件的发行，人们发现洪秀全的死因并不是自杀。
洪秀全天朝宫殿陈列室，在南京市总统府内 同治三年(1864)春天，湘军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团团围住，内无粮食，外无援兵，形势十分危急。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但遭到了天王洪秀全的拒绝。洪秀全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龢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表示出了坚决抵抗到底的决心。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死于天王府，年仅五十一岁。太平天国失去了自己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前面还在说自己“何惧曾（曾国藩）妖”，不久却升天离世，这看上去多少有点奇怪。所以洪秀全到底是怎么死的，研究者在不断努力探索。至今为止关于洪秀全的死因，人们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他服毒自杀；另一认为是因病去世。那么这二种观点的根据各是什么？
认为洪秀全自杀身亡的材料有多种。其一是湘军首领曾国藩向朝廷的奏章。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章中说：“首逆洪秀全本年五月间，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自杀了。”七月七日的奏章中，他又说抓到了天王府的一个宫婢，这人是道州一位黄姓女子，是她亲手掩埋了洪秀全的尸体。听到这个消息后，曾国藩亲自加以审问。据这位宫婢说，洪秀全生前已常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天京，就服毒自杀了，当时决定秘不发丧，但城内城外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早已知道。十多天后，才将死讯正式宣布。
如果说曾国藩的奏章有故意贬低洪秀全而有邀功之嫌的话，那么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李秀成、洪仁玕的叙述，可信程度就要高许多，因为他们对天王府的情况是最清楚不过了。李秀成在天京陷落后，走入天京东南的荒山中，被清军俘获。他在湘军的囚笼中，写下了几万字的供词，这就是后来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内中也谈到洪秀全的死亡：“天王这时十分焦急，每天烦躁不安，在四月二十七日这天服毒而亡。”洪秀全死后，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天京陷落后，幼天王突围到安徽广德，与洪仁玕会合。之后，转入江西，幼天王遇害，洪仁歼身陷清军手中，也曾写下《洪仁玕自述》。其中后半部分说到：“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这二个人的叙述，似乎都可证实曾国藩奏章中所言大都是可信的。这样，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的。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认为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虽认为曾国藩奏章中有不实内容，黄姓宫婢的供词也是假的，但认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认为洪秀全是四月十九日服毒逝世，具体死的日子虽另有所据，但事实的认定是基本一致的。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在上世纪的60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长达一百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即《李秀成自述》）正式影印发行，人们发现李秀成的亲笔供词和原来曾国藩刊刻本有较大的改动，其中关于洪秀全死亡的一段正是改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原稿印行本讲述的洪秀全是因病而死的：“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照此说法，洪秀全约在三月底至四月初之间病情已十分严重，四月二十一日因病逝世。李秀成又谈到洪秀全病重时，坚决不吃医生配的药。他的病时好时坏，人感到不适也不用药，所以四月二十一日就病死了。那么，这个手迹印行本为什么与曾国藩的刻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在清朝两江总督署
原址上兴建了天王府（今总统府内），后洪秀全病死于此 大多数学者认为曾国藩刻本是经过曾围藩篡改的。因为曾国藩在攻破南京后，他在安庆给朝廷上的奏章中已经说洪秀全是服毒自杀，到南京后他还是这种观点，所以第二次上奏章时他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奏章有什么问题。直到李秀成被捕，经审讯，他看到了李秀成的亲供，有关洪秀全的死因与原先自己了解的完全不一样，这时他就无计可想了。除了改动李秀成的供述外，他还能有什么办法？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谈到七月七日，曾国藩让赵烈文审看李秀成的口供，经改定后送军机处，到傍晚才改完。曾国藩把李秀成的供述送到军机处时说：“李秀成的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仅钞送军机处以备查考。”可知李秀成供述上送时，先经曾国藩和其亲信改动了。为与自己的奏稿在表述上统一，他把洪秀全的病死改定为自杀，这应该在情理之中。
对《洪仁玕自述》后半部分说洪秀全自杀的内容，学者们认为这并非是洪仁玕本意，因为后半部分是外国人译出的，出自英译本，原稿早就不见，今天已无法查证。外人在翻译该部分时，说不定已受到了《李秀成自述》的影响。相反，《洪仁玕自述》的前半部分出自洪仁玕的原稿，曾经谈到：“到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原来洪仁玕也是认为天王是病死的。
能够证实洪秀全是病死的资料还有幼天王洪天贵福（洪福填）被捕后的《洪天贵福供词》。根据《供词》，洪秀全身体本是无病的，“父亲平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食，用油煎食”。《洪天贵福供词》首次披露说洪秀全“于今年四月初十日起病，四月十九日病死。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由发病至死亡周期十天，可见与服毒无关。由此可确证洪秀全乃病死。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也说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死的时间略有不同，但双方都认为洪秀全是病死的。
太平天国时宽袖女服 自从《李秀成亲供手迹》印行后，许多研究者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自杀”看法，认为“病死”说更有依据。如罗尔纲、周村的《洪秀全论》说：“洪秀全因天京缺粮，久吃甜露充饥，致病发逝世。”在注释中他们对自杀说进行了否定：“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亲供》所说洪秀全因被围急自杀死，乃是曾国藩为着要向清廷报功而盗改的。”
当然，也有少部分学者继续坚持自己固有的观点，认为病死说的证据并不充分。
备感绝望 袁世凯死因之谜
公元1915年底，袁世凯实行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在天下人的唾骂声中，这位窃国大盗呜呼哀哉了。有人认为袁世凯是得病死的，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气死的，民间更有自杀死亡、贪恋女色导致死亡、受吓死亡等种种说法。
袁世凯像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依靠投机钻营、谄上媚外而发迹的北洋军阀总头子袁世凯大耍两面手法，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又利用革命派的弱点，迫使他们交出政权。1912年3月，他接替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逐步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一年后，他胁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民国大总统，紧接着又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不久，他确定了总统职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为了换取对复辟帝制的支持，他竟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一系列策划，他于1915年12月宣布实行帝制，并在1916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改是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就连他的心腹干将也纷纷倒戈。在四面楚歌中，1916年3月22日他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这个只做了83天皇帝梦的独夫民贼走投无路，在天下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死时仅58岁。
袁世凯阴险狡诈，他的短命离世，并没有人会去同情。不过事后人们在谈到他的死因时却讲法不一，有病死、气死等多种观点。
病死的说法，相信的人很多。先是当时官方讣告上说袁世凯是病死的，无法知道内情的外界不由得不信。当时控制局势的一些人如段祺瑞、冯国璋等都是袁世凯的部下，即使袁世凯是其他原因死的，他们也不便说。之后，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出版物都采用这一种观点，如《袁世凯全传》、《袁氏盗国记》等。前书说袁世凯得的病是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即用药不对路子，所以病没有治好。《袁氏盗国记》的记载十分详细：五月二十七日，中医刘竺笙等想方设法进行诊治，但不见效果。病情至六月四日，一下子加剧，马上请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前来诊治，结论是得了尿毒症，而且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已病入膏肓，没有什么转机了。两天以后，这个近代军阀的鼻祖就双脚一伸上西天了。
位于天津市的袁世凯故居 还有一些书说袁世凯的尿毒症病本可以治好，但他的两个儿子对怎样治疗意见不统一。大儿子袁克定主张西医用外科手术治疗，而二儿子袁克文不同意，主张保守疗法。医生们不知如何是好，这样就贻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很多人认为袁世凯不是病死的，主要是当了皇帝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他又忧又惧，最后是气死的。忧愤之后心情不畅引起病变，或本有病但因忧愤突然加重了病情，所以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与纯因疾病去世并不相同。《袁世凯轶事》说，当光绪、慈禧死后，任摄政王的宣统帝父亲载沣深恐袁世凯尾大不掉，遂打发他回老家养病。在老家时，有一个算命先生对袁世凯说他活不过五十八岁。袁世凯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长寿命，算命先生说这件事很难，非得有龙袍加身才可以，袁世凯听后默然不语。他招待算命先生吃了一餐饭，喝了点酒。等到算命先生刚走出房子，就倒地死了。因为不想把这等重要的事情张扬出去，袁世凯动了杀人灭口的念头。从此以后，为了延长寿命，袁世凯心怀异志。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通过种种努力，总算觅到了称帝的机会，心中十分高兴，认为只要龙袍一加身，就可以平平安安地享受富贵了。谁知事不遂愿，各省纷纷反对，于是积忧成疾。昏迷之中，他常常会见到当年的那个算命先生前来索命。医生们为他开了各种汤药，但袁世凯一概不吃，怀疑药里有毒，他把医生配的药误认为是当年自己给算命先生吃的毒酒。周围知道这件事的人，不敢将内情公之于众，又没有办法，只能改用针灸来医治，但最后不见效而死去。外界传说用针灸是袁克定想出来的鬼主意，不知有什么依据。按这种说法，袁世凯的病是“积忧成疾”，并不是尿毒症之类的疾病。病治不好也不关袁大公子的事情，主要原因是袁世凯自己不肯吃药所致。
袁世凯被气死的说法，也得到他女儿袁静雪的证实。她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认为袁世凯当时得了膀胱结石症，在内外交攻下，气恼成病而死。袁世凯称帝后，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更令他想不通的是，他的一些亲信也加入到了反对他的行列。如四川督军陈宦，之前为了得到袁世凯的重用，坚决拥护帝制。袁世凯派他到四川镇守一方，陈宦临行前对他三跪九叩，说是袁世凯登基时恐怕无法前来，而现在先行庆贺之礼，奉承阿谀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袁世凯对他满心喜欢，认为从此西南可以无事。随着形势的发展，5月22日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几天后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也反戈一击。焦头烂额的袁世凯本就焦虑不安，这时见到三省的独立报告，出乎意料之外，羞愤交加，原本他还想策划军事挣扎，派四川、湖南军队对付南方护国军，这时倍感绝望，气急败坏，遂一病不起，再也支撑不住。
孙中山先生 一些学者赞同袁世凯是被气死的观点，但是否被陈宦等人气死，大家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是被冯国璋和段祺瑞气死的。段棋瑞和冯国璋本是袁世凯手下的心腹大将，他们都期望在袁世凯之后出任大总统，因此他们对袁称帝表示消极。在袁世凯称帝期间，段祺瑞离开他长期担任的陆军总长职位，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以江苏将军坐镇南京，拥兵观望，两人与袁世凯之间早已貌合神离。之后，冯国璋和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密电其他各省将军征求同意。袁世凯取消帝制，实是在这样的一种众叛亲离之下的行为。
有人认为是被袁克定气死的。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为了能成为合法继承人，他极力怂恿袁世凯当皇帝，最终弄得十分狼狈，不但皇帝当不成，连当个大总统也遭到众人的反对。
也有人认为是被杨度气死的。袁世凯敢于做皇帝，是受了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诸人的影响。当袁世凯生病时，杨度从天津回京来看望袁世凯，这时袁世凯怒目视杨，对自己称帝悔恨交加，但为时已晚。
此外还有几种说法，虽不太为人们重视，流传也不广，但也是一家之言。
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是自杀的。袁称帝后，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袁世凯自己后来也知道帝位已很难坐稳，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反对他，内心压力很大。在悔恨交加中，他吞金自尽。这种说法在民间有一定的市场。
有人认为袁世凯是被女人弄坏了身体。袁世凯生活十分糜烂，特别喜欢女色。他有一个夫人和九个姨太太，每天应付不过来，就服用鹿茸、海狗肾等补药，以提高自己的性欲。时间一长，身体就掏空了。当上皇帝后，他天天喊腰疼，法国医生奉命来抢救，也无济于事，最后死于尿毒症。按这种说法，袁世凯是死于女人之手。
有人认为袁世凯是被章炳麟吓死的。章炳麟被袁世凯软禁于龙泉寺中，一直在想要如何对付袁世凯。一天，他让龙泉寺的住持宗仰和尚向袁世凯转达他的一个梦。在这个梦中，章炳麟做了阎罗王，要审判袁世凯。但像袁世凯这样的奸贼到底用哪一种刑具还没有考虑好，是让他用自己的内火烧死，还是用铁床铜柱烤死，章炳麟说还没有最后定夺。宗仰和尚把这些话转达给袁世凯听，袁世凯又怕又气，遂被气出病来，不久也就死了。
层层积累 纣王残暴之谜
史书描绘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王是个残暴荒淫至极的人，后代都将他作为反面教材。通常人们认为商朝的灭亡，完全与商纣的残暴有着因果关系。不过有观点认为商纣的残暴有很多是不存在的，那是有人故意安在他身上的，相反他对中华民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过巨大的贡献。究竟哪个为真？
商朝最后一个国王是纣王，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主。商末，纣王终日饮酒作乐，荒淫无度，他强迫成千上万的奴隶，花了长达七年时间，在都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建了一座周长3公里、高达千尺的鹿台。鹿台上楼观巍峨，亭阁秀丽，传说比夏桀的瑶台还要阔气。他还特别喜欢吃肉喝酒，便学着当年夏桀的样子，在宫院中挖了个大池子，里面灌满了酒。这个酒池很大，据说可以行船。又在池边的林木上挂上肉块，称作“肉林”。纣王和王公贵族们在“酒池肉林”中尽情享受。对广大的平民百姓，却实行残暴的统治，稍有冒犯便施之以酷刑，百姓们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
商纣王这样荒淫残暴，很多正直的人都规劝他。他有个大臣叫梅伯，对商王朝的存亡很担忧，就向商纣王进忠言，可纣王不但听不进去，还把梅伯施于炮烙酷刑。纣王的叔父比干也好言劝说，他却说：“我听别人说你是个圣人，长着七个心眼，今天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看个明白！”把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给残害了。如此一来，其他的人再也不敢规劝纣王了。
商朝的天下被纣王搞得乌七八糟，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时候，周武王在姜太公的协助下率领大军来到了黄河南岸的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消息传开，邻近部族首领们也纷纷前来助威。武王面对滔滔的黄河，对周军将士和各部族的首领们说道：“我的祖先对上天是有功德的，因此一卜天，天就命令先王灭掉殷商，拯救万民。先王不幸早逝，归天前将重任托付于我。你们要全力协助，完成先祖的功业啊！”说罢下令渡河，顿时千舟争渡，浪花飞溅。不料周军刚渡到对岸，武王又下令回来。不仅那些前来助战的部族首领们感到纳闷，就连周军武士们也摸不着头脑。
原来，武王很有心计，他想，商朝内部虽然腐败，但到底是个控制着众多诸侯国的大国，只靠周军难以取胜。他今天率兵来到孟津，一是进行一次渡河演习，二是借此机会，探探众诸侯国的虚实。他看了一下，发现周军渡河还可以，而前来助威的侯国首领们，有的带来了参战的队伍，有的只是来观望阵势而已。周武王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没有马上出兵。回去后，周武王一方面扩充军队，准备粮草，另一方面又派出探子，去探听情况。那商纣王本来听说周武王率军打来，一阵惊慌，正准备组织队伍迎战，却见周军不战自退，以为周武王胆小，不敢与他抗衡。于是洋洋得意，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周国派出的探子相继回来把商国的情况一一介绍给武王。周武王看到时机基本成熟，决定进攻商国。
第二年春天，周武王出动了三百辆兵车，三千名勇猛的先锋，四千五百名士兵，又会集各部落和小国的支援部队，浩浩荡荡地从孟津向商朝的首都朝歌进发。这支讨伐大军士气旺盛，一路上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就到了离朝歌只有七十里路的牧野（现河南省汲县北）。
在牧野，周武王正式竖起伐纣大旗，当众誓师。他站在高高的王车上，大声说道：“尊敬的友邦国君、诸位官员和所有远征的将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拿起你们的盾，握好你们的矛，为讨伐暴君，我们现在就要誓师了！暴君纣王听信谗言，败坏朝纲，残害忠良，荼毒百姓，现在，我遵照上天的旨意来讨伐商纣了。所有参战的将士们，你们要勇猛向前，但不要杀害那些前来投降的人，以便使这些人为我们效劳。勇敢的将士们，作战有功的，将会得到奖赏；如果有谁不努力作战，我就要把他杀掉！”誓师完毕，武王就挥动旗帜，驱动兵车，向商军进攻。
而此时商纣王正带着他的宠妃和一帮大臣，在鹿台上欣赏歌舞，喝酒吃肉。手下的人把周军进攻的消息告诉纣王，他这才散了酒席，召集大臣们商量如何应战。商朝的军队当时正在东南地区对付少数民族。一时抽不回来，纣王只好下令把大批奴隶和俘虏编入军队，一共七十万人，然后就向牧野进发。著名的牧野之战爆发了。
牧野之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激战。论人数，周武王的讨伐大军远远少于商纣王的部队，可是论士气，周武王的伐纣大军同仇敌忾，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商纣王推翻。
大战开始了，周军队伍像一排巨浪，压向商军，一场厮杀就要开始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商军前排的兵士们突然掉转矛头，朝后排冲去。原来这些都是奴隶和俘虏，他们早就恨透了殷纣王，哪里肯替他卖命。商军前排倒戈，队伍顿时大乱，土崩瓦解。
商纣王正在朝歌城中等待胜利的消息，突然传报，商军大败，周军正向朝歌涌来。商纣王闻讯大惊，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他不想让周军得到他的鹿台和珍宝，于是命人把王宫里的珍宝全部搬到鹿台上，自己用绫罗缠身，躺在珍宝中，点了一把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周武王带着伐纣大军冲进朝歌时，朝歌的老百姓早已烧好了开水煮好了饭，迎接他们的到来。周武王一进城，百姓齐声欢呼，感谢他从商纣王的暴政下解救了他们。
武王来到鹿台，不禁大吃一惊，鹿台上的琼楼玉阁已成一片瓦砾，未燃尽的巨梁大柱还冒着缕缕青烟。武王断定，商纣王一定畏罪自焚了。不一会儿，武士们果然在灰烬中找到一具尸体。由于尸体四周堆着许多不易燃烧的珠宝玉器，所以尸体的相貌还依稀可辨，果然是商纣王。武王怒不可遏，朝着商纣王的尸体连射三箭，然后用青铜大斧将头颅砍下，悬挂在大旗杆顶上。周武王庄严地宣告伐纣战争胜利结束，商朝已经灭亡。
上述观点，从《史记》以来的主要史书都是这样叙述的，今天在众多当代史学家们编写的历史书和教材中都加以详细的引用。不过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对史书的写法表示出了怀疑，他认为商纣的罪行并不像史书上说的那样严重，后人大多把当时最恶毒的事情全部堆到了他的头上。清朝有个学者叫李慈铭，他认为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之类的行为，历史上哪个皇帝没有？他的这些事情比起后代的暴君，根本算不上什么。著名学者顾颉刚曾编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对后人认为的商纣暴行一一进行考证，最后他得出的观点认为这些商纣的罪恶其实是后人层层积累所致，时间越后，堆在商纣头上的罪行就越多，但越不可信。1960年，郭沫若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公开为商纣翻案，他认为纣王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对民族发展是做了许多好事，对古代中国的统一有过不少功劳。他曾经平定东夷，所开拓的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成为宋、楚、徐等国承继着的同一文化在南方发展。可以说，中国的统一是纣王开其端，而秦始皇收其果。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更有学者指出，战国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将夏桀的恶行附会到商纣王的身上，因此越传越详。
也有人说，关于商纣的残暴大多是后人编造的。为什么有人要有意地丑化商纣王呢？原因之一是他的政敌在做别有用心的宣传。比如奢侈腐化，暴虐荒淫，镇压反叛，剪除异己，这是一切帝王的共性，并非商纣王独有。这些劣迹为什么表现在商纣王身上就那样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应该说，是他的政敌在搞丑化和宣传。原因之二是有人故意地把罪恶之源引到女人身上。妲己本来是纣王剿灭苏部落的战利品，也是纣王的玩物。可是，武王伐纣后一千年的《列女传》把劣迹都归于妲己一人，这就是“女祸亡国论”。在商纣王的故事里掺和着妲己，既是小说家的调味品，也是封建文人为昏君开脱、愚弄人民的阴暗心理的表露。原因之三是有人想抹杀商纣王的历史功绩。据《史记》记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他的才智足以对复杂的事情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他的气力足以徒手杀虎。他一手抓九条牛的尾巴，往后一拉，九条牛只有向后倒退。他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当时的东夷常向商朝发动进攻，掳去大量百姓做奴隶，对商朝是个威胁。纣王的父亲帝乙就和东夷大战一场，但没有取得胜利。纣王登基之后，铸造大量兵器，亲率大军出征东夷。东夷各部联合起来进行抵抗，但挡不住纣王的攻势。纣王一方的箭镞是青铜制造的，精巧而锋利、射程远、杀伤力大。两军对阵时，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倒了下去。据说，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历史贡献应该记到纣王身上。
反对这种观点者认为商纣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肯定的。东夷和夏民族早有关系，并不始于纣，而是始于帝乙。至于长江流域的一些部族和国家在当时已有很高的文化，绝非是商纣伐了东夷以后才开拓出来的。从周朝人的文告里，可以看到纣所以亡国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酗酒、淫佚、任用非人。
一些观点认为商纣的暴行是存在的，但他并不纯粹是一个暴君。有学者指出，传统的史书对商纣的描写是极其混乱的。商纣的惟妇言是用，并非单纯的君主荒淫，而是根源于制度与习俗中的母权残余，是一种社会现象。《尚书·牧誓》说他“昏弃厥遗王父母弟”，应是商纣的主要罪状，它违背了我国宗法传统中的亲亲原则。而信用“多罪逋逃”，即任用身份低贱的人，并不是纣王的缺点，反倒可以说明他的任人唯贤政策。商纣败亡的原因并非由于他的孱弱，而是商师崩叛所造成的。
道古以害今 泰始皇坑儒之谜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想统一人们的思想。他不想听一群儒生发表自己对国家政事的看法，于是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焚书坑儒”运动，数以百计的儒生被坑杀活埋。然而，有人不相信这回事，认为秦始皇坑儒地点不明，为什么史书从没有明确的记载？就这样，秦始皇一手制造的千古冤案，给后人留下了众多谜团。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当政治上加强控制的举措完成之后，秦始皇便开始了对人们思想上的钳制。但由于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空气的影响，秦初的儒生们尚保留着敢于直言、相互争鸣的学术传统。他们想不到就是因为这个传统，一场悲剧在等着他们。
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的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有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置酒，文武官员全都出席了，有七十个在学术思想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博士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宴会进行当中，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丞相王绾、博士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博士周青臣举酒颂扬秦始皇的功德：“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秦始皇听后喜形于色。淳于越听周青臣说分封制不好，郡县制好，心里十分不舒服。他赶快往前走几步，急急忙忙地对秦始皇说：“陛下！我听别人说，殷周两代的国王传了一千多年，他们分封子弟功臣做诸侯，像众星拱月那样护卫着中央，那个制度本来就好得很。如今陛下统一了中原，子弟却毫无地位和实权。将来万一出个像当年齐国田常那样谋篡王位的乱臣贼子，又有谁能挽救得了那种局面呢？我听老一辈人说过：事情不照老规矩办而想要长久，根本就不可能。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奉承陛下，加重陛下的过错，我看他不是忠臣。陛下还是应当重新谋虑关于分封子弟的事情才好！”
淳于越重提分封的事情，秦始皇听了心里有些厌烦。而丞相李斯等认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主张实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人“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这一点对秦始皇触动很大。最后，秦始皇赞同李斯的观点，并采纳了李斯“焚书”的建议，下令：除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诸子著作和其他典籍，一律限期交官销毁。同时，禁止谈论《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处以黥刑乃至死罪。焚书之后，百姓如想学法令，可拜官吏为师。
秦坑儒谷遗址，在今西安市临潼区韩峪乡 当时焚书的具体办法是：除了那些讲医药、占卜、种树一类的书以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记的历史书，不是官家收藏而是民间所藏的《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在命令下达的三十天之内，都要缴到地方官那里去焚毁。以后还有偷偷谈论古书内容的，处死刑；借古时候的道理攻击当前政治的，全家都要处死。官吏知情不告发的，判处同样的罪。命令到达后三十天不烧毁书籍的，在脸上刺字后罚去做四年长城的苦工。凡有愿意学习法令的人，只许跟官吏去学，不许偷偷地照着以前的古书去学。
这样，从都城咸阳到边远的乡村，四处是焚书的烈焰，大批文化古籍在无情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灭绝性的大浩劫从天而降。焚书的恶果不仅使许多先秦重要典籍遭到破坏，同时也给春秋战国以来活跃的思想领域及理论探索者们以致命的打击，堵塞了秦代学术自由探讨之路，阻碍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文化融合的进程。
焚书的余烟尚未消散，“坑儒”的风波又平地而起。“坑儒”的直接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讽议始皇，继而逃走。
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之说盛行，一切方术都用阴阳五行来推演。燕、齐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讲神仙方术的方士。他们宣称，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用金银筑成，住着很多长寿的神仙，山上生长着长生不老的妙药。秦始皇称帝后，为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重金，先后派徐福、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前去寻求仙药。由于多方未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满。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乖戾、暴躁，喜怒无常。
侯生与卢生当时都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求仙人和仙药终不可得，他们内心也惴惴不安。按照秦国的法律，求药不应验就会被处死。他们从博士们的前车之鉴，感受到自身命运亦将不济；从秦始皇的暴戾无常，感受到自己的末日也将来临。他们讥议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他们互相商量：像这样以靠刑罚和杀戮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能为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带着从秦始皇那里领来的钱财，相约逃走了。秦始皇大为震怒，他认为自己对卢生等赏赐丰厚，待遇尊隆，而侯生、卢生竟然用这样恶毒的话来诽谤自己，还居然逃走了，决定要狠狠地惩治他们。于是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叫御史大夫去查办那些在背后诽谤他的读书人。被抓去审问的人，受不了残酷的刑罚，为了给自己开脱，就一个一个的牵出其他人，攀来攀去，一下子查出来有四百六十多个方士和儒生犯有嫌疑。秦始皇一怒之下，也不详细审问核实，就叫人在咸阳城外挖个大坑，把他们全都给活埋了。其实四百六十多人当中，真正反对秦始皇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含冤死去的。始皇的长子扶苏觉得这样做太残暴了，他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尚未安定，“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对自己的残暴不仅没有一点点醒悟，相反还将扶苏贬到上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