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吐大荒》
作者：傅宁军【完结】
内容简介：
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而要复兴民族文化，就不能不去找寻文化历史上的那些先贤们。徐悲鸿就是一个值得追寻的先贤，一个“现代美术教育之父”，其一生浸染儒家思想，博采西方精华，几乎勾连着一部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作者遍访历史亲历者与研究者，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欧洲大陆到南洋印度，力求还原历史真相，使今人得以重新认识其大师风范和精神遗产。拨开岁月风尘，寻找一个真实的徐悲鸿。
一本全面解读从太湖乡村走向世界的文化巨星——徐悲鸿的新书《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徐悲鸿生命的丰富与多彩，在中国艺术家中是少有的，《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解读了卓尔不群的艺术先驱徐悲鸿与艺术、与女人、与这个纷纷攘攘的尘世等的诸多话题。该书作者不是美术圈里的人，与徐悲鸿家族也毫不沾边，凭着一种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与执着，以“大海捞针”般的勇气，遍访海峡两岸、欧亚大陆，拨开岁月尘埃，还原历史真相，揭示了徐悲鸿这个中国名字之所以跨越三个世纪飞扬于海内外的缘由。书中除了收录蒋碧微的回忆录与廖静文的回忆录之外，还有对那位艺术大师新的解读，无论徐悲鸿走得多远，成就多大，似乎他总是摆脱不了贫寒的出身、私塾的熏陶和早年经历所铸就的执拗个性。
序：悲鸿生命
万里云霄一羽毛 一 乡土的馈赠
二 千里良驹
三 私奔东瀛
四 京城砺志
五 名校与名师
六 欢乐与痛苦
耿耿星河月在天 七 喷薄欲出
八 教授之家
九 美丽的悬念
十 讲台内外
序：悲鸿生命
你知道徐悲鸿吗？
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我向身边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人们都是不假思索地扔给我一个自己的答案。
徐悲鸿谁不知道，不就是画马的吗？
哦，就是那个很早把西洋画引入中国的人吧！
似乎不难回答，似乎又说不完全。
于是，寻找徐悲鸿就变得很有点意思了。
翻开最权威的辞典找吧。一代巨匠，静静地躺在《辞海》2247页：“徐悲鸿（1895-1953），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人。少时刻苦学画，后赴法国留学。曾携中国近代绘画作品赴法、德、比、意及苏联展览……”
理性，简约，凝重，冷静的事实陈述。能在《辞海》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是一种人生辉煌，尽管无法概括这位艺术大师的一生。
它们却如同指示牌，引导人们靠近他。
今天，人们对徐悲鸿的名字，确实并不陌生。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许多日常用品上，类似搪瓷盆、暖水瓶、饼干筒和各种器皿等，时常绘有徐悲鸿那独具风采的马与鹰。
我记得那时家里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一天撕一张的日历本，钉于一块长方形的硬纸板，上面就是一匹墨笔酣畅的“悲鸿马”。
我还记得搪瓷脸盆里的图案。天冷时我把手伸进热水里，抚摸着凹凸不平的马的“肌理”：为啥靠近看是几条黑墨块，离远点儿看却是奔跑如风的骏马？
没有版权意识的时代，孕育了一个时代的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悲鸿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大众画家。
一位熟悉中国画坛的加拿大画家说，在中国，徐悲鸿画的马使无数招贴画、明信片、邮票、刺绣工艺品、壁毯等受到启发，并且时常得到未成熟的青年画家的摹仿。与徐悲鸿的马一起出现的惟一的问题是，人们如此经常地看到它们，以至于人们忘记了徐悲鸿除了画马以外，还同样能画其他的很多题材。
去徐悲鸿纪念馆吧。
在北京我坐上出租车，司机听我说的这个目的地，一脸惘然。我成了个引路人，把出租车引到纪念馆门前。司机恍然大悟，说长了见识。
其实，专门珍藏徐悲鸿画作以及藏品的纪念馆，并不在小街小巷，就坐落在北京新街口一条主干道上，闹中取静。
初来徐悲鸿纪念馆的人，会惊奇地看到，在徐悲鸿塑像的背后，也就是纪念馆库房的前面，站着武警哨兵。若干年前，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专程来此参观。将军也是位著名书法家，他仔细观看了这些丰富而罕见的藏品，连连赞叹。当他询问纪念馆的馆藏状况时，担心地说，这么多的国宝，没有人守卫怎么行！随后，一个排的武警官兵奉命进驻，直到今天。春夏秋冬，日出日落，他们与徐悲鸿朝夕相伴。
这是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个军人站岗的艺术家个人纪念馆。
据说，至今这里还是共和国的“惟一”。
活在孩子们稚嫩的声音中的徐悲鸿是幸运的。
二○○五年五月，我在北京东较场小学三（1）班的语文课上，看到粉笔在黑板上写出的题目《画马》，听到学生齐声朗读这篇课文：“四十《画马》：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他一生都酷爱画马，以擅长画马而闻名，徐悲鸿喜欢画马，是因为他爱马……”
二○○五年新版的全国小学三年级统编教材，将中国画坛上这位无法忘却的巨匠编入必读课本，使这段不应断裂的文化历史重新得到连接。经历了太多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人们似乎重新意识到文化传承对于一个民族本身的意义。
徐悲鸿一生浩瀚而博大，似乎很难让三年级的学生完全明白。然而，将徐悲鸿编入教材的意义不仅在于诉说一段往事，更是在讲述一种品格，一种风范。在种植无数梦想的少年时代，让他们认识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
真实的徐悲鸿是怎样的一个人？
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仍然令无数人心向往之。
他的妻子廖静文写过《徐悲鸿一生》，在大陆引起轰动。
他的前妻蒋碧微写过《我与徐悲鸿》，在台湾风靡一时。
她们写出的，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徐悲鸿。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徐悲鸿？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怀念徐悲鸿，他的魅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徐悲鸿在新中国诞生时已是一代大师，以往却总是回避徐悲鸿生存与成长的时代，以及与之交往的民国人物？
二○○四年，在徐悲鸿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前夕，我终于踏上采访之路，基本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足迹，苦苦地寻觅。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民族的文化复兴，而要复兴民族文化，就不能不去找寻我们文化历史上的那些先贤们。
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本太大的书。徐悲鸿的生命包含了如此宽广、如此丰富的内容，几乎勾连着一部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比如，在先生最初的人生旅途上，他的身边就已经站满了历史巨人，荟萃着一代大师。而先生早年生活在太湖之滨的江南宜兴，一个乡村僻静之地，他何德何能，竟可以走入这样的境界？
至于徐悲鸿与艺术、徐悲鸿与女人、徐悲鸿与这个纷纷攘攘的尘世，有着太多的话题。一个已为人所知的徐悲鸿，一个仍鲜为人知的徐悲鸿，急需从光环或泥淖中抖落出来。无论徐悲鸿走得多远，成就多大，似乎他总是摆脱不了贫寒的出身、私塾的熏陶和早年经历所铸就的执拗个性，这又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徐悲鸿站在今人的视野里，他还是那么神采飘逸，魅力十足。一个被这么多人关注乃至议论的人，本身就有着未被遗忘的荣耀。
又一次拜访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从这里出发。
泱泱大国之都，名人纪念馆甚多，但鲜有如此炫丽璀璨的。徐悲鸿猝然离世之时，妻子廖静文把留在徐悲鸿身边的一千二百余件呕心沥血之作和一千二百余件唐宋以来的名人书画，以及徐悲鸿生前从国外收集的一万余幅画册与绘画资料，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才使人们得以目睹这些罕世之宝的惊人风采。
这些以一位艺术巨匠特有的眼力和其毕生积蓄，苦苦收集到的艺术珍藏，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它们中间的很多身价，早已达到天文数字。
当你仔细观赏面前这些藏品的时候，会有一个发现，在一些徐悲鸿格外珍视的藏画上，盖着一方专门的印章，题有四个字：“悲鸿生命”。
何为“悲鸿生命”？
也许在徐悲鸿的眼里，生命即为艺术。
上帝并没有特别眷顾徐悲鸿，依然让他饱受磨难和忧患。
与常人不同的是，当这位伟大智者以艺术眼光，看待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的时候，痛苦变成了收获，坎坷转化为资本，给一个普通的生命注入了活力，苦苦挣扎的平凡生活，也就变成了一条追求与理想的康庄大道。
“悲鸿生命”，一把开启大师心灵的钥匙。
于是，我注定无法去说一个关于文人雅士的孱弱经历。
我想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在上海滩饿得想要自杀的贫困小子，一个在人生与艺术的海洋中不断寻觅的美术青年，铁着心去打拼天下的生命故事。
一个外国友人把徐悲鸿叫做“中国鸿”，是他想像中的一只大鸟。“中国鸿”是怎样起飞的，又是怎么越过千山万水，飞向一片理想的天空？
让我们一起，跟着徐悲鸿上路吧。
万里云霄一羽毛 一 乡土的馈赠
一九三四年，当徐悲鸿走出国门举办近代中国画展，第一次使中国艺术佳作在西方得以整体亮相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一幅中国画醒目地挂在展馆前厅，纸质发黄，笔墨严谨，技法也与其他画不同，画名曰《松荫课子图》。
此画作者就是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他在三十岁时画的这幅画，可谓解读徐悲鸿的范本：松树下的童年悲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诵读书桌上的一册书，徐达章手摇鹅毛扇，正在凝神倾听儿子的朗朗读书声。他们身后有一个女孩在探头嬉笑。徐达章题诗于画旁：“无才济世怀惭甚，书画徒将砚作田。落落襟怀难写处，光风霁月学糊涂。”
在众多欧洲报刊的评介中，柏林《西方日报》注意到了中国这对父子：“画展中第一幅，是徐悲鸿父亲的一张画，画他父子二人的像，徐君于此表示他对于父亲的孝敬。但这幅画尚拘守传统的范围，儿子的画是进步多了。徐君的用笔是自由雄肆的，无论在写景或构图方面，他的着色深厚，笔力雄健而有个性。”
有一天能漂洋过海，伴随儿子周游欧洲列国，这当然超出一个私塾先生的期许。这也表达着徐悲鸿成功之际对父亲、对故土的眷念。
一八九五年，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屺亭镇徐家老宅。教私塾的徐达章给长子起名徐寿康。平安而健康，一个带有好运的名字，未能免俗，但很吉祥。
也就在这一年，甲午海战惨败，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辽东割让给日本，巨额赔款二万万两。进京应试的各地举人群情激奋，甚至痛哭流涕，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联络十八省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救国主张，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太湖之滨的屺亭镇，与京城相距遥远。康有为因爱国壮举而声名大噪，几乎无人不晓。徐达章没料到，日后他的儿子能得到康有为的赏识。
二○○五年初春的一天，我前往江苏宜兴屺亭镇，那是徐悲鸿的出生之地。一个世纪前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一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分省地图上仍然找不到踪影的小镇，却因徐悲鸿而载入中国艺术史册，成为托举一代名家的摇篮。
此时，蓝天下的油菜花开得正旺，一片一片的金黄灿烂，淡淡飘香，点缀着蜿蜒曲折的塘河堤岸。周围两三层楼的一大片新房，烘托着一长溜黑瓦白墙的平房，新中有旧，仿佛留着几份逝去的记忆，这就是徐悲鸿故居了。
故居门前是奔泻不息的塘河。据说屺亭镇之名来自屺亭桥，昔日石拱桥真有遮风避雨的八角亭。而今塘河拓宽，机帆船卟卟作响，屺亭桥也成了一条通汽车的钢筋水泥大桥。给我当向导的，是在宜兴的徐悲鸿外甥潘公慎，他是徐悲鸿二妹徐爱贞的次子，七十出头，思路极为清晰，如数家珍地讲徐家老宅的布局。这是一个临河而居的水乡人家。天井中的阁楼写有“澹我楼”，照徐达章当年题写的样式复原。
徐悲鸿就在阁楼上呱呱落地，楼下厅堂是徐达章办的私塾。潘公慎说：“家里种六亩多田水稻，还种八分地西瓜。其实我外公画画、教私塾，比其他人家收入好多了，为什么还穷？因为子女多，兄弟三个，姐妹三个，加上外公、外婆，八口之家。”
多子多福，在当时中国农村是普遍的生存观念。徐家有六个子女，徐悲鸿是长子，次子徐寿安，三子徐寿恺，大女徐爱娥，二女徐爱贞，小女徐静贞。
徐悲鸿幸运的是，有个不同凡俗的父亲。
徐达章窝居乡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师。虽然他没取功名，诗书画是一方之绝，据说县太爷都曾登门拜访，他躲之不及，颇有陶渊明遗风。清末仍是八股社会，熟读《四书》、《五经》可以考秀才举人，画而优则仕并不容易，画师只是一种手艺人。
在徐悲鸿成名后写下的长篇“自述”中，父亲徐达章的分量很重。他用敬佩的口吻说起他的父亲：“生有异秉、穆然而敬、温然而和、观察精微、会心造物。”徐悲鸿故居保存着徐达章画作《阳羡十景》，阳羡是宜兴的别称，徐达章挚爱至深，他的笔墨之酣畅、色彩之丰富、布局之恰当，把宜兴山水传达得如此美妙，着实令人吃惊。
而徐悲鸿的母亲，似乎少有记载。
后来我在上海拜访一百零一岁的任佑春老人，她是徐悲鸿的大弟徐寿安的夫人。老人告诉我，徐悲鸿母亲姓鲁，按当地习俗叫鲁氏，是个一生忙碌、乐善好施的农家妇女。她对我说的是宜兴话：“徐悲鸿的娘，为人很能干，她长得个头不长（高），人胖胖的。她又是小脚，要领大六个小孩是不容易的，真不容易啊。她的心肠好，自己蛮困难的了，但是她还能够帮助比她更困难的人。”
我离开上海后，任佑春老人叫她女儿打电话给我：“我妈妈还有一句话没说，徐悲鸿的娘有一只眼睛是坏的，那是个好人啊。”
遗憾的是，徐悲鸿生前自述中没有母亲鲁氏的只言片语。我找不到鲁氏的照片，也找不到她的画像。似乎可以隐约感觉到，徐悲鸿的早期成长中，父亲的影响超过了母亲，而徐悲鸿不甘作为长子彻底牺牲的叛逆心态，与父母的希望值都是相冲突的。然而识字会画的父亲，让徐悲鸿感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这是母亲做不到的。
但徐悲鸿很孝顺，他成名之后在上海安家，曾把母亲鲁氏接到上海住，只是鲁氏不习惯楼上楼下的都市生活，又回到屺亭镇老宅，直至去世。
一九○一年，徐悲鸿六岁，已经可以摇头晃脑地背几句诗文了。清廷推行新政，宣布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徐达章没把长子送进新式学堂，而让他跟自己读私塾，先习文，后习画。显然，徐达章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把他的一身“武艺”传给儿子。
徐悲鸿的弟媳任佑春向我叙说了许多有关徐悲鸿的趣事：
“有一次，悲鸿父亲对他讲，我要出去一趟，谁来找我，叫他留一个名。父亲出去后，有个人来了。问悲鸿，你父亲呢？悲鸿说，他不在。这个人就走了。等悲鸿父亲回来，问他有人来吗？悲鸿答：有人来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悲鸿都答不出来。父亲就骂他，你这个孩子，一点不懂事。悲鸿笑笑，把手摊开。手心里画的人与来访父亲的人一模一样。
“悲鸿家隔壁邻居的老太太死掉了，家人在哭。为什么哭呢？生前没有给老太太拍个照片。悲鸿听见了，他说，不要紧，我来我来。他就画了一个老太太在河边洗衣裳。一看悲鸿画的老太太的样子，老太太的儿子说，这是我的母亲嘛，你怎么画出来的呢？悲鸿说，我经常看到她在河边洗衣服，我看见过她的样子，我就画了送过来了。
“还有一次，悲鸿父亲出去，关照悲鸿要好好读书。他等父亲一走，马上就叫许多学生来让他画，将这些学生的面孔画成小生、老生。悲鸿叫一个学生看门，当心他父亲回来。他父亲回来了，这个小孩子回来说，来了，先生来了！大家吓得不得了。大家脸上都画着大花脸。悲鸿父亲很生气，我走了，你就这种样子。回头一看，悲鸿把这些人画得真好，小生、老生都画得很好。
“悲鸿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天才。从此以后，就教他画画。”
可见，像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徐达章，这位普通的私塾先生，想让自己心爱的儿子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前程，而这几件小事，最早让父亲看到了儿子潜藏的慧根。徐达章无疑是徐悲鸿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一九○五年，十岁的徐悲鸿跟着父亲走江湖，乘船到附近的乡镇。父亲画画，儿子诗兴大发，写下一首五言绝句：“春水绿弥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这诗出自一个少年之口，叫乡里乡亲们刮目相看。
二○○五年三月的一个上午，在南京徐悲鸿侄女徐泳雪家，她拿出不轻易示人的一卷画轴给我看。上面是徐悲鸿抄录的这首十岁诗。徐悲鸿写道：“先君率我过西至溧阳舟中小诗，忽忽三十余年 录此安弟丙子元月 悲鸿”
时隔三十二年，徐悲鸿之所以偏爱他的十岁诗，记得一字不漏，这是他对于少年生活的一种怀念，也是他给父亲交的一篇作业。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徐悲鸿时年十七岁，虽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他消瘦的肩头却是沉重的。支撑全家生计的徐达章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徐悲鸿接过了养家的担子，他到宜兴县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都被录取了。他同时兼职，谋得三份薪水补贴家用。他的一技之长，在徐家最无奈的关头，又撑起一片天。
人生的第一个机遇也就出现在这一年。
当时，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临近上海的江南地区得风气之先，人们手中居然有了报纸。一天，少年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性情之下，斗胆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大作。画题有趣，描绘了《水浒传》的一个角色，也是一出乡村舞台的戏剧画面：《时迁偷鸡》。
《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清末秀才，一位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老先生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尔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蛮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姿态夸张而鲜活生动，竟然爱不释手，大笔一挥，给了二等奖。
这个小小奖项，在徐悲鸿一生诸多荣誉中微不足道，但它却似残夜的一道光，点亮了无名者的才华，给了这位乡村少年征服天下的极大自信。
尽管民国了，剪了辫子，父母包办的婚俗并没变。十七岁的徐悲鸿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个未曾见面的农家女。他曾逃离家乡，徐达章抱病外出寻找，硬把他拽回家完婚。徐悲鸿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劫生，似乎饱含着他的痛苦与愤懑。
不过，在家境贫寒的徐家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长子能娶上媳妇，善莫大焉。而徐悲鸿的儿子出生，使得徐家有了第一个孙子，传宗接代有望。徐悲鸿父母做了爷爷奶奶，自然非常满足。徐达章给孙子改名吉生。
一个劫生，一个吉生，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对徐悲鸿的第一次婚姻，最了解的莫过于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老人道出当年那对怨偶毫无感情的原因所在：“徐悲鸿十七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姓周的老婆，徐悲鸿为什么嫌她呢？嫌她小脚，不识字，不懂事。”
徐悲鸿反抗旧式婚姻的尝试失败了。而他对父亲的不满，似乎随着两年后父亲的病逝，一起消散了。徐达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带着人生遗憾撒手人寰，惟一安慰就是他的儿子。儿子是父亲最好的作品。
父亲教给他的不只是画技，还有中国人历代承传的道德与人品。尽管他后来求学西方，但他尊奉的私塾教诲，就像他晚年喜欢穿的中式长袍，言谈举止间无处不在，甚至影响到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直至后来的人生轨迹。
他要带着父亲的灵魂，外出闯荡。
二 千里良驹
一九一三年深秋，十八岁的徐悲鸿毅然离开宜兴故乡，再次投奔他心目中的福地——大上海。他在内心里感到了那座中国最大都市对他的召唤。尤其是《申报》多次登出广告，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并正式招生：“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板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个闯荡上海的年轻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谋划生存大计。挑头的人叫邬始光，二十七岁，另外两个小兄弟，是十七岁的刘海粟与十九岁的汪亚尘。刘海粟原名刘，取意苏轼《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亚尘原名汪松年，以“亚洲之尘”自诩，改名亚尘。
此时，一改中国画拜师求艺的传统做法，集体授课的美术学校已草创多处。官办的，有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国画手工科，教师是赴日习画回国的郑锦。私立的，有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主持人是学过英文与西洋画的周湘。而邬始光与刘海粟就是周湘的门徒，而汪亚尘早年喜爱绘画，后跟随浙江同乡邬始光学画。
这三个美术青年从日本料理店的后窗看出去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张出租告示，贴在对面弄堂的墙上。他们兴奋地嚷嚷，吃过饭，就去租那间房子。因为他们谈论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筹办一所传授绘画技艺的学校。于是，那间房子就成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
一身乡土味的徐悲鸿，走进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他交了半年学费十八元，外加膳宿费三十元。这笔钱对于他，绝对是个大数字。然而，他失望了。虽然名称好听，却不过几间租的房子，空空如也。仅有几位敢上讲台的，只是略知一二的初学者。他气愤的是，他画的几幅画竟被拿去，当了学校教材。
于是，他在一个夜晚不告而别。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懂得绝不能误人子弟，老师就得善待学生，这成为他的终生信条。
若干年后，徐悲鸿已是画坛翘楚，一个名叫曾今可的评论家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会序》中提到“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徐悲鸿当即在《申报》发表启事，说当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纯粹野鸡学校”：“今有曾某为一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刘海粟在《申报》反唇相讥：“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爱恶生死之。”他嘲讽徐悲鸿自命“艺术绅士”。
但刘海粟的回击，激起徐悲鸿的更大反感。《申报》新发《徐悲鸿启事》毫不客气：“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过。(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极为罕见的勃然大怒。
对于轰动沪宁的这一场笔墨官司，拥护徐悲鸿与拥护刘海粟的人，各执一词，有不同解读。其实很简单，这两位大师立身为人的个性不同。在徐悲鸿看来，对于一个学校而言，学生有没有教材之类，并不是什么大事。而对于一个学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东西，等于一次被骗的经历。
作为一个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刘海粟则是另一种心态。后来邬始光退出，由刘海粟接手，继续主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又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的定语是“野鸡学校”，刘海粟却看作是以后上海美专的起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教水彩画与函授的汪亚尘深感愧疚，“误人误己，两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那时自己瞎画，还要用现在望平街一带还留着的擦笔画做范本，去教学生，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干下去”，自己赴日学画，还写信劝刘海粟也出国看看。他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创办新华师范学校，亦为著名画家，培育人才无数，也是徐悲鸿终生挚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兴的徐悲鸿并没有放弃做一个画家的理想，他还得走出去。一个在上海当教授的同乡回来探亲，看到他的绘画出众大为赞叹，一口答应帮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辞职，去上海寻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黄浦江边的徐悲鸿，少年老成，踌躇满志。他的背囊里揣着砚台、毛笔和他的书画之作，长衫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除了几枚借来的银元，还有两枚自己亲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曰“神州少年”，另一枚为“江南贫侠”。
怀抱幻想的青年贫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苍凉。那个当教授的同乡虽然答应帮他找份工作，而且给当时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写了介绍信，李校长也答应可以考虑，谁知考虑的结果却是拒绝。其他的出路没个头绪，宜兴老家又来人捎信，说他媳妇得了病，叫他赶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赶回老家一趟，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说：“徐悲鸿回到家，他的妈妈陪媳妇到外面去看病了，不在家里。徐悲鸿买了一件皮背心带回去，和三十块钱摆在一起，他关照家里人说：我实在不能够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马上回去了，皮背心给老婆暖暖心，三十块钱给她去看病吧。以后徐悲鸿就回到上海，没有多少时候，他媳妇就病死了。”
乡村妻子病故不久，儿子劫生也因天花而去世。一年之间，徐悲鸿失去了他最亲近的父亲，也失去了虽然没有任何感情，却能给母亲带来安慰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子。尤其是失去父亲在艺术上的指教，让这位年轻人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无尽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徐寿康改名为徐悲鸿，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的孤雁，决心要穿越茫茫长空。
再来上海的徐悲鸿，抱着最后的希望在街头奔走，依然四处碰壁。上海滩如此之大，却没人愿意收留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黄警顽。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热心人，在他走投无路的倒霉关头，拉了他一把。
黄警顽说：“当时徐悲鸿穿了件蓝竹布长衫，对分的头发披拂在前额，手里拿着个纸卷儿，年龄同我仿佛，约二十多岁，但有些瘦弱抑郁。他经熟人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找《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我代他打电话给恽铁樵的。徐悲鸿回来告诉我：‘商务出版教科书画插图，恽先生说，我的人物画得比别人好，十之七八没问题。’
“过了几天，发行所刚下排门，徐悲鸿就带着满脸沮丧、憔悴的神情走进店堂，说是情况有变，人家不同意让他画，他难受地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只有你一个朋友，永别了！’说完，他快步走出门去。
“最初我还不很介意，过后一想：糟了！他不会去自杀吧？我感情一冲动，连假也没有请，就跟了出去，由四马路向外滩赶去，怕迟了会出事。我在外滩找了好久，才在新关码头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码头上不安地来回走着，连我走近他身边都没有发觉。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膀说：‘你想干什么?书呆子！’徐悲鸿一看是我，禁不住掉下泪来。我们俩抱头大哭，招引好些人围着看。徐悲鸿头脑清醒了，听从了我的话，跟我回发行所。
“在路上，徐悲鸿告诉我，他因欠了旅馆四天房钱，老板在两天前就不许他继续住宿，并把箱子扣下了，铺盖已经当掉，他没有地方容身，只好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过夜，还常常受到巡捕的驱逐。昨夜通宵风雨，他饥寒交迫，想马上自杀，但想到我多次诚恳招待他，这才来向我告别。如果我不赶上去，很难说他最后怎样安排自己。
“我的人缘不错，就跟一个房间的同事和门房商量，让他晚上同我们住宿。我俩睡一张单人床，盖一条薄被子。伙食这样解决：中午他到发行所楼上饭堂，坐在我的位子上跟同事一桌吃。我熟人多，轮流上朋友那里吃。早点和晚饭呢，我每天给他一角钱，也就过去了。徐悲鸿每天到发行所店堂，看美术书籍，也看翻译小说。”
当徐悲鸿给一个宜兴同乡送画时，又结识了吴兴书画收藏家黄震之。黄震之把一间棋牌室借给他栖身作画，不过和他约定，只能在他们不打牌时暂用。即便如此，对徐悲鸿也是雪中送炭。他后来曾用名“黄扶”，以示他对两个黄姓友人的感激。
黄震之后来做生意破产，但徐悲鸿没忘记他。人们在以后出版的徐悲鸿画册中，可以看到一幅国画《肖像》，题目并没说画的是谁。画面是一位身着长衫的老先生，慈眉善目，神态安详，背靠着松柏，悠然坐于石上，旁边是翠竹与秋菊。落款是一行字“震之黄先生六十岁影”，原来是徐悲鸿为黄震之六十大寿画的祝寿图。
徐悲鸿在祝寿图上题了一首长诗：“饥溺天下若由己，先生岂不慈！衡量人心若持鉴，先生岂不智！少年裘马老颓唐，施恩莫忆仇早忘！赢得身安心康泰，矍铄精神日益强。我奉先生居后辈，谈笑竟日无倦意。为人忠谋古所稀，又视人生等游戏。纷纷来世欲何为，先生之风足追企。敬貌先生慈祥容，叹息此时天下事！”
这是徐悲鸿成名后的画作，说明徐悲鸿曾上门答谢恩人。
而黄警顽到四十年代生活无着，徐悲鸿请他到国立北平艺专主管总务，后来转入中央美院。五十年代初美院学生，还会记得这位个头瘦小的老头。
我原先以为，黄警顽不过是徐悲鸿偶尔认识的一个普通店员。到上海查阅老杂志《良友》，在“现代成功人士自传系列”栏目中，意外地发现一篇人物专访《二十年社交经验谈：交际家黄警顽自述》，照片中的黄警顽极其英俊而潇洒。
黄警顽居然有上海滩“交际博士”的雅称。他读过私塾，也读过小学，正愁没钱念中学，商务印书馆附设书业补习学校招生，录取标准除国文与算学，还要应对敏捷、态度活泼。他一考即中。当年朝夕相处的老同学，就有留法的著名画家颜文梁。十五岁派往商馆发行所做学徒。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他报名参加北伐先锋队，曾在临时政府当过宪兵。解甲归来，商务印书馆看中其才能，委以干事一职，专门负责与外界交际。
黄警顽说到他所交际的人物，提到“画家徐悲鸿和我曾有过困苦的生活”。但他绝对博爱，并不以为徐悲鸿的成功，就可以记在自己的账上。“我帮助别人，只是出于一点至诚的心，并不希望人家的酬报。至于我要扶助的人，我更不分畛域，无论是老小贫贱，男女各界，我也一视同仁。一切的人物，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
黄警顽可以不在意，但徐悲鸿在意，他终生未曾忘却黄警顽的一臂之力。当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的杨先让教授说：“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先生由重庆回到上海，了解到黄警顽当时处境不佳，为掩护抗日地下工作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备受苦刑，心身受到了极大摧残。徐悲鸿先生到国立北平艺专上任，也请黄警顽到北平来，让他当了管发学生助学金的出纳员，逢年过节还必接黄警顽到家同聚。”
黄警顽生前写过《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他说：“在徐先生逝世前半年，徐先生曾约我到院长室谈过一个多小时，他提到当年经历时说：‘如果我先死，你给我写出来，如果你先死，我给你写。’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他这位在凄风苦雨中成长起来的大艺术家，才应该把事迹留下来给后人知道。由于这一段事迹离不开同我的关系，有些地方容易形成喧宾夺主，但我毕竟是配角，我保证不夸大不渲染。”
黄警顽遵守对徐悲鸿的承诺，如实记述他在上海与徐悲鸿的交往，发表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丛书中。徐悲鸿并不忌讳自己穷困中想要自杀的惨痛经历，也愿意将黄警顽救他于水火的恩德留存于世。黄警顽在老上海广为交际的能力，帮助过许多人，包括感念不已的徐悲鸿，但在阶级斗争风暴来临之时，并不能保护他。
一位当年徐悲鸿的学生说，“我一九四八年入学住校，黄警顽先生就住在楼上，给了我们新生很多的照顾。那时他孑身一人，未老先衰，走路驼背，全校师生他都能叫出名字来，哪个人有困难，他都会帮忙，好人一个啊。徐悲鸿先生念旧，亲自来看黄警顽先生的起居，逢年过节请他到家吃饭，都派汽车来接的，一谈就谈到半夜。可惜在徐悲鸿先生逝世后，一九五七年黄警顽被划为‘右派’，最后惨死于‘文革’中。”
此时，徐悲鸿被迫在大上海的马路上游荡。他在绝望中挣扎，脑子里成天琢磨着百折不挠、狂放不羁的奔马形象。他把这匹马画在了宣纸上，直接投给了商务印书馆对门的《真相画报》社。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把一匹马投给叫做“真相”的画报，好像穷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面目其实是一匹不为人识的千里良驹。
在上海滩众多报刊中，《真相画报》是著名岭南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创办的美术刊物。高剑父早年赴日本学画，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曾负责主持同盟会广州分会。高氏兄弟据说是受孙中山嘱托，在上海传播先进思想。这本杂志，是众多画家孜孜以求、登堂入室的专业画刊，选稿标准十分苛刻。
在广州盘福路高剑父纪念馆，王坚研究员告诉我：“上海审美书馆出版《真相画报》，负责人是高剑父，编辑和发行是高奇峰。高剑父看到徐悲鸿寄来的那幅马，回信称赞他比古代画马大师韩干还过之，审美书馆要印刷出售。”
徐悲鸿赢了。他卖出了一生中第一匹马。
似乎这是天意。他想去考大学，正为学费发愁，一匹马使他时来运转。其后，徐悲鸿成为审美书馆的特约作者，稿酬可以支付学费。徐悲鸿报考的是震旦公学法文系，他看到法国油画复制品，直接读懂法国大师原作的渴望愈加强烈。
一匹弩马和一匹千里良驹，根本区别就是志向迥异。
徐悲鸿没上过一天正规学堂，但他父亲给他开的乡土大学，比任何学堂都来得丰富扎实，尤其是日积月累的深厚国学修养，使他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疯狂生长，有一天真的走出家乡，就是一个出口能诗、提笔能画的奇才。
生活的玫瑰花似乎开始向他绽开了微笑。
哈同，犹太人，声名遐迩的大班，威震上海滩的西方冒险家。当时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爱俪园，即为他的公馆，就在今天上海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览馆一带。公馆建成伊始，这位一掷千金的阔佬即行善举，在公馆附近开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登报征求仓颉画像。
在纷至沓来的应征作品之中，夹杂着出自徐悲鸿手笔的画稿仓颉像。
仓颉乃中国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仙人，谁也没见过，因而各式各样的相貌不一而足。而徐悲鸿笔下的仓颉颇有人间气息，像一个邻居家的大爷，不同的是长着四只眼睛。也许是与众不同，也许只是看着顺眼，评委们一致选中了它。不仅如此，主办方还特地派了一辆小汽车，专门接徐悲鸿去他们那儿讲授美术。
大千世界，冷暖皆不为个人所知。徐悲鸿自己也没想到，创造汉字的仙人，居然成为照耀他绘画之路的太阳。从此，他似乎变得前途无量。
其实，人生之路最要紧的，就是那么几步。在此时出现的康有为，成为徐悲鸿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寓居上海的康有为，在经历了戊戌变法、亡命东洋、周游列国之后，此时已对政治心灰意冷，似乎只剩下学贯中西的艺术素养。在一次爱俪园举办的名流沙龙的聚会上，康有为意外地见到了年轻的徐悲鸿。
当时，沙龙名流们带着各自收藏的碑贴古画，相互炫耀赏玩，惟有徐悲鸿怀揣带着体温的自家手卷。康有为一眼就为这个年轻人的画中透露的极大潜质惊叹，从而另眼相看。而徐悲鸿也为结识康有为深感庆幸，专门行了拜师礼。上海滩招徒称师的人太多，徐悲鸿根本看不上，这才是他第一次拜师。
康有为对徐悲鸿与其他弟子不同，聘请徐悲鸿到自家斋馆担任图画教师。从此，徐悲鸿自由出入康家府宅，可以随时翻阅大量碑贴和藏画。康有为主张“合中西以求变，开拓中国绘画新纪元”的见解，令徐悲鸿为之一震。
在康有为看来，眼下的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似乎只是书斋玩味，笔笔都要仿古，处处都有来由，画来画去的题材也无非是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风雨归舟、秋江暝泊、雪江卖鱼、云关雪栈、春江帆饱……他认为，国画要想有前途，必须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完成自身的丰富和改造。
康有为对徐悲鸿说，你一定要出国，去西洋，去看看人家的绘画！
当初，听说徐悲鸿后来给康有为画过一幅油画肖像，但是没发表过。为此，我开始了寻找。几经周折，在上海博物馆书画部，我看到了这幅徐悲鸿给康有为画的肖像油画，这是康有为女儿康葆庄、康葆娥捐赠的。康家姐妹的名字，和上万名捐赠者的名字一起，烫上金色，镌刻于博物馆前厅一面大理石墙上。
给我讲解的书画部主任单国霖也与徐悲鸿有缘，他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央美院，那一所渗透着徐悲鸿心血的高等学府。他虽是著名文物专家，但他说，他的绘画鉴赏基础，得益于中央美院延续徐悲鸿的那一套训练方法。
在康有为的肖像画前，单国霖说：“这幅画作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七十多年了，色彩还是非常地鲜艳。留学回来的徐悲鸿在上海办画展，为康有为画了这张肖像。康有为鼓励徐悲鸿到西方学画，因为他在欧洲看到文艺复兴三杰的写实风格大为惊叹，而徐悲鸿为恩师作画，也就是用学到手的写法功夫。他画得非常用心，画的是康有为作为学者的那种风度与神态，似乎在倾听徐悲鸿的慷慨陈辞。”
在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幅未曾发表的油画《康有为夫人像》。康有为请徐悲鸿为夫人何旃理画像时，何旃理已经去世。单国霖说：“这是根据照片画的一张像，它与康有为肖像画一样，记载了他们很深的一种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