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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宁军 当前章节:15181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08:31

徐悲鸿为康有为的学识而倾倒,他曾在“自述”中写道:“南海先生,雍容阔达,率直敏锐。乍见觉其不凡。谈锋既起,如倒倾三峡之。相与论画,尤具卓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说:“康有为影响了一代人。康有为对中国绝对不是虚无主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常深的研究。他提出中国画衰败极矣的观念,不是他个人创造,而是清末以来有识之士共同形成的观念,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改革。”

至今沉寂已久的画像,似乎验证了这两位大师当年的对话。绘画是有生命的,似乎不难感觉到画家与画笔下的对象水乳交融的情感。

此时徐悲鸿不再留恋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出自恩师的指点,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绘画之都巴黎。然而,人生困惑不在于旅途的遥远,而常常在于鞋子里的一粒沙子。欧洲正在发生战事,况且徐悲鸿也没有钱。康有为建议他先去日本,那里资费低,还题词鼓励:“写生入神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

资费再低,也不能没钱。仓圣明智大学的管家给了徐悲鸿两千块钱,代价是留下他的画作和一些收藏。说好了画作由那位管家暂时保管,后来却没能取回。徐悲鸿当时画作仅有几幅流传至今,有风景,有人物,还有三匹马,马的神态临摹于古画,不是以后的“悲鸿马”,但能看出运笔挥墨相当老到。徐悲鸿一生酷爱藏画,对于自己早期画作也非常珍惜,似乎自信会有出头的一天,用画来换旅差费实出无奈。

只有康有为对他的前途深信不疑,而那位管家只是附庸风雅,证据是徐悲鸿留下的画不知去向,这些画的价值远不是数字可以换算的。   

三 私奔东瀛

 与徐悲鸿结伴去日本的,还有一个人。

这是一个在悲鸿生命长河中不可或缺的女性。她以自己的美丽与勇敢,给了徐悲鸿第一次爱情,也由此诞生出一段跌宕起伏的感情纠葛。

在哈同花园旁边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徐悲鸿结识了宜兴同乡蒋梅笙一家。蒋梅笙先生在复旦大学当教授,徐悲鸿时常到蒋家做客,他的学识与教养,深受蒋梅笙和夫人戴清波的喜爱。他们的小女蒋碧微已经许配他人,却对青年徐悲鸿萌发了爱意。

按蒋碧微自己的说法,她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当时正巧家院的一株海棠树繁花盛开,文采出众的祖父为她取名棠珍,字书楣。蒋家是宜兴有名的大户人家,位于宜兴城南门大人巷,曾是典型的江南深宅大院,可惜未能保存至今。

我曾到宜兴寻找原大人巷故址,据说那里做过宜兴县政府,后来县政府迁走,而今造起了一片高楼群,这块土地上显赫一时的蒋家已踪迹难觅。

蒋碧微祖辈历代为官,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父亲蒋梅笙在光绪年间县乡试和院试皆获第一,有“少年才俊”的美誉。此时晚清朝廷风雨飘摇,不久废除科举,满腹诗文的蒋梅笙打消做官念头,转而潜心学术,教书育人。母亲戴清波也是知识女性,能与丈夫填词作和。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雅家风,让蒋碧微熏陶其间。

十八岁的大家闺秀蒋碧微,让二十二岁的徐悲鸿眼前一亮,仿佛点燃了他被无爱婚姻所压抑的青春情感。而蒋碧微对徐悲鸿一见倾心,“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

蒋碧微晚年在回忆录中说:“那时候我只十八岁,刚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在这接受新潮流思想最快最多的中国第一大都市,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物只有家人邻居和至好的亲友,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目的懵然无知。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秘密的喜悦。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许多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都使我对他深深地爱慕和钦佩。”

相互爱慕的年轻人,只能眉目传情。

“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也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私话,即使有偶然的机会,我和他都会尽量地避开。”

这似乎是一个带着古典意味的爱情故事。

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私定终身,彼此像是前世注定。

当徐悲鸿又到蒋碧微家做客时,蒋母在给蒋碧微梳辫子。蒋母随意说起,查家明年就要迎娶女儿了,想来受震动的,是待嫁闺中的蒋碧微,也是暗中倾慕的徐悲鸿。因此,徐悲鸿告辞之后,母亲忙着下楼做饭,蒋碧微独自悲伤,伏在桌上哭泣。而徐悲鸿走出蒋家,借口掉了一条手帕,又返回楼上,似乎也想找机会和她单独面对。

碰到蒋碧微正在伤心,徐悲鸿拍了拍她的肩头,只说了一句“不要难过”,就匆匆离去了。但是蒋碧微觉得,“他像是很了解我的心情”。

徐悲鸿请友人朱了洲给蒋碧微传话: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去外国,你去不去?蒋碧微仿佛被突然带到了悬崖旁,不知所措。担负朋友信使的朱了洲低声道,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去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同到法国。

蒋碧微尽管觉得突然,她听说过徐悲鸿想去法国留学,并没想过与自己有关,但她的内心积蓄的好感与爱慕,战胜了所有的犹豫与恐惧。她一口答应了。

悄悄与蒋碧微相约,一起去国外学画,其实是徐悲鸿的一次人生冒险。他怎么能肯定蒋碧微会同意,跟着一个前途未卜的年轻人,离家出走?

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蒋碧微的性格。

衡量父母许配的查先生与她倾心的徐先生,其实哪一个她都不曾了解得更多。但她之所以对查先生抱有敌意,是因为那位仁兄的一个动作。原先在苏州念书的查先生,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也就转到了未来老丈人门下。而查先生弟弟读小学,与蒋碧微弟弟蒋丹麟同班,时常到家里来玩。在一次暑期大考之前,查小弟跑来找蒋梅笙,说奉哥哥之命,索要蒋先生出的国文试卷。蒋碧微由此认定查先生没出息,刺激极大。

对比徐悲鸿到上海独打天下,靠真本事吃饭的奋斗,蒋碧微认为,这才像个真正男儿。情窦初开的少女,选择所爱的人,依凭的仍是她受到的传统道德的熏陶。大丈夫立身之本,需堂堂正正,投机取巧的那一套,是遭人鄙视的。

时至今日,蒋碧微的勇敢私奔,还是令人羡慕的壮举。她不愿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愿意跟着她倾心的青年悲鸿,去闯未知的世界。徐悲鸿是横下一条心要出国闯荡的人,而蒋碧微却未必非得背井离乡,她本可选择另一条风平浪静的路,嫁到有钱人家安心地做少奶奶,然后是阔太太。这是许多中国女人梦寐以求的归宿。

蒋碧微知道父母都是要面子的人,定亲之人岂能悔约,说出来肯定通不过,干脆留了一封信,说得含糊其词,与父母不辞而别。

试想,在封建色彩浓厚的世纪之初,逆来顺受是受到社会夸赞的女人美德,而蒋碧微能以反叛之举追求个人幸福,绝非一般女子所能比。女人并非生来弱者,蒋碧微性格中的刚烈一面,在她义无返顾、勇敢私奔时,表现得最为动人。

在康有为家,蒋碧微与徐悲鸿会合。这时,徐悲鸿表面上仍在设法去法国,其实已经把目光从法国收回,转向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

颇有意味的是,恪守传统道德的康有为,对于徐悲鸿蒋碧微相爱的反叛之举,是给予祝福的。这里有康有为接受新思想的开明一面。徐悲鸿早买好两只戒指,送给蒋碧微一只,留给自己一只。徐悲鸿给他心爱的人取了个新名字曰“碧微”,刻在戒指上。

这就是蒋碧微名字的由来。显然蒋碧微非常中意徐悲鸿给她起的名字,她与徐悲鸿的感情大起大落,直至分手,她都不曾改名。

当蒋碧微与徐悲鸿乘坐海轮,在大海上颠簸之时,上海蒋梅笙家乱成了一锅粥。蒋梅笙与戴清波看到次女蒋碧微的信,自然万分焦急。他们设想了无数可能,就是推断女儿的个性,认定女儿不可能自杀。他们回顾女儿出走前的蛛丝马迹,觉得此事可能跟徐先生有关,而徐先生说要出国,他们也曾请家宴送行的,徐先生走了,女儿怎么也同时不见了呢?他们找徐悲鸿友人朱了洲询问,朱了洲说不知道。

结亲的查家来要人怎么办?蒋梅笙夫妇无奈之下,商量出了个“瞒天过海”的招数,对外说女儿突然“病亡”。怕人家看出破绽,他们从苏州买回一具棺材,大办丧事。可是,活着是查家人,死了是查家鬼,查家会不会把这个定亲的媳妇安葬在查家墓地呢?他们又商量一番,吹吹打打送进一家寺庙寄厝。抬着空棺材会被人发现,戴清波问一个老友怎么办,老友安排人手,偷偷把石头装进棺材,抬起来沉甸甸的。

以假乱真,瞒天过海,总算把这件事糊弄过去。查先生家不再追究,又给查先生提了亲,蒋碧微母亲戴清波还亲自前往贺喜。直到蒋碧微的姐夫从复旦大学毕业,也到东京留学,找到蒋碧微与徐悲鸿,蒋碧微父母的心才放下。

“死”过一回的蒋碧微,陪同徐悲鸿来到东京。他们在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租了间小屋,像一对真正的夫妻,开始属于他们的共同日子。

徐悲鸿在日本这一段,以前中国学者涉及甚少。日本学者松谷省三先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他是神户女子学院教授,研究徐悲鸿二十多年,曾多次自费到徐悲鸿故地考察,写出日文版《徐悲鸿传》等研究专著,和友人自发成立了日本徐悲鸿研究会。

松谷省三论证说:“当时一九一七年五月,徐悲鸿到了日本,是和他当时的夫人一起来的。根据回忆录会发现,当时他似乎是想去欧洲的。而且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期,或者说是刚结束的时候,无法去欧洲而来了日本。”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亲笔书写的信函,拜访了中村不折等日本绘画界前辈。中村不折早年研习中国山水画,于一九○一年赴法国留学,是最早倡导西画技法的日本画家。康有为流亡日本时,与中村不折友情甚深,曾把康有为的著作《六朝书法论》翻译成日文。

在东京有一个中村不折书道馆,这是中村不折先生个人纪念馆。留着短髭、身着西装的中村不折铜像,仍然用他的睿智目光凝视芸芸众生。在寓所接待徐悲鸿时,这位日本绘画大师从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昔日意气风发、拼命学画的自己,他毫无保留地回答徐悲鸿的提问,谈得最多的,还是在巴黎留学时的收获。

当时徐悲鸿虽然学了点日语的问候词,但议论书画远远不够,他们找到一个最佳途径,中村不折懂得法语,而徐悲鸿也学了法文,可以用法语交谈。好在他们还有笔墨。中村不折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青年的画作和书法,感到很吃惊。而徐悲鸿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西方留学归国的画家,急迫地想知道留学生活的细节。

就这样,徐悲鸿带着求知的渴望在东京寻找着。

对照当时东京的老地图,松谷省三研究了现存资料,发现当时中国留学生大都聚居在东京神田附近,徐悲鸿也不例外。神田的书店街是一条东京老街,艺术品店铺与画廊鳞次栉比,步行不远就是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徐悲鸿流连忘返,他看到一批日本画家的创新画风,还看到日本印刷的法国文艺复兴时的名画。当时日本从欧洲进口印刷机械,已经研制出油墨材料,抢在了发明印刷术的中国的前头。

徐悲鸿从中村不折的切身感悟里,也从日本绘画的现实中,发现日本画风嬗变的源头仍在欧洲,使他对巴黎的向往更加迫切。

在东京的生活,对于徐悲鸿与蒋碧微这对新人而言,是初次的磨合。他们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彼此是珍惜的,然而,甜蜜之余也有些苦恼。他们手头的钱,就是仓圣明智大学给的两千元大洋,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了。但徐悲鸿看到他觉得喜欢的画集或画片,爱不释手,就会掏钱购买,不会想到日子怎么过。而蒋碧微从小生在大户人家,当一个主妇也没准备,不敢加以干涉,只能暗暗地着急。

徐悲鸿在日本的行踪,在蒋碧微的回忆录中有客观的描述。她说:“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他们所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珍宝,爱同拱璧的。于是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它下来。有时候他也要我陪他同去,当时我太年轻,对于艺术简直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发生兴趣,往往是坐在一旁等他,一等就是半天,那种滋味实在不太好受。”

在蒋碧微翘首以待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一个如饥似渴,痴迷在艺术海洋中的徐悲鸿。蒋碧微对逛书店没兴趣,并不影响徐悲鸿对书店的挚爱。

平心而论,蒋碧微的担心也有她的道理。

半年之后,徐悲鸿带着一大堆书画,与蒋碧微黯然离开日本。至于回国的原因,蒋碧微这样说:“我们在东京住了半年,旅费和生活费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地买书买画所费不赀,因此我们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就要用完了。东京居家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十一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蒋碧微在日本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原谅。对于女儿的出格举动,蒋家父母并没责难,只是写信表达关切。他们真的回到上海,不敢回家,先是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但戴清波很快找到女儿,要她领着徐悲鸿回家。而蒋梅笙对徐悲鸿素来看重,曾经说过,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徐悲鸿作为女婿上门,蒋家父母也就接纳了。他们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就近的房子,让蒋碧微徐悲鸿住,招呼他们到家里吃饭。

因为徐悲鸿的大胆示爱,也因为蒋碧微的勇敢回应,从而奏响了他们爱情之曲的第一个音符。两个年轻人携手踏上的人生道路漫长而曲折,他们似乎毫不畏惧,充满着战胜艰难险阻的自信。一旦沉浸在幸福之中,人们往往忽视两个人的不同之处,譬如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与不同的爱好,以为这些种种的不同,不过是一种性格的补差,并不知道,或者不愿相信,彼此差异也会带来不幸,甚至可能隐藏着杀伤力。   

四 京城砺志

 在日本未能尽兴的徐悲鸿回到上海,不久就来到北京。此时,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中国知识界举足轻重的巨人。此时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本着他“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在为自己的学校招兵买马。当蔡元培从康有为那儿听说了徐悲鸿之后,毫不犹豫地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蒋碧微随徐悲鸿一同北上,她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记载:“蔡先生也是热心而爱才的人,北大没有艺术系,他便专为徐先生设立了一个画法研究会,聘请徐先生担任导师。北大同学中凡是对艺术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王震对徐悲鸿研究多年,他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他所在的单位图书馆保存着浩如烟海的旧报刊。他的考证结果与蒋碧微说法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北大画法研究会成立,徐悲鸿先生经蔡元培提议任导师,有人说,北大画法研究会是蔡元培特意为徐悲鸿先生专门设立的,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去访问蔡元培之女蔡盎。她同意接受采访后,已经翻阅大部头的《蔡元培文集》,把几篇与北大画法研究会有关的文章找出来。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成立时的讲话,其中列举与徐悲鸿同时受聘的导师名单:校内教员有李毅士、钱稻孙、贝季美、冯汉叔,校外名家有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

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到北京大学上任,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组织许多艺术性的团体。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画法研究会成立,蔡元培亲自任会长。六月二十三日,北大画法研究会举行休业式,宣布暑假期间暂时休业。担任会长的蔡元培作了演讲,他说,“本会在暑假中闭会,原非得已。假期中研究画法,最为适宜。现在本校在西山租赁房屋,以为同学避暑之所。西山风景清旷,山水峻秀,研究画法,更有特别兴趣。然赴西山图画部报名,仅有六人。今导师徐悲鸿先生亦决定赴西山避暑,在彼从事研究画法。诸会员盍此机会,同赴西山,又有导师就近指授,互相砥砺,受益匪浅。”

显然,二十三岁的年轻导师徐悲鸿愿带学生到西山写生,使得蔡元培非常欣慰。北大租赁的房屋在西山碧云寺,虽然画法研究会导师只去了徐悲鸿,但北大其他教授和学生去了不少。与徐悲鸿同行的蒋碧微说:“每当月明星稀,大家三三两两,坐在碧云塔下,石台阶上,听钟声梵唱,谈生平抱负,海阔天空,无所不至。”

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结识了六十六岁的著名诗人陈散原。

赫赫有名的陈散原,清末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他曾辅佐父亲开办新政、提倡新学、支持变法。百日维新失败,以诗文抒发积郁心头的愤激之气,在京城久负盛名。徐悲鸿与陈散原一见如故,虽然维新变法时的“陈公子”已是陈老夫子,但他国学知识渊博,诗、书、画俱佳,使徐悲鸿想起去世的父亲,备感亲切。

陈散原也很欣赏徐悲鸿,认定徐悲鸿是可造之才,让他与自己儿子交朋友。这个名扬京城的“学者之家”向徐悲鸿敞开大门。陈散原后代非同小可。长子陈师曾是著名画家,号称北京画坛首领,次子陈寅恪是著名历史学家。

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聘请的导师中,就有比徐悲鸿年长十九岁的陈师曾。他曾赴日留学,任江西省教育厅长,后至北京任教育部编纂,倡导成立中国画研究会。他的山水画既重视传统技法,又能推出新意,他画出《北京风俗画》三十四篇,描述了劳苦大众的贫寒生活。陈师曾与徐悲鸿谈诗论画,极为投缘,痛感中国绘画自明清以来,临摹代替创作,陈陈相袭,了无生气,不革新就没有出路。早年留学日本的陈师曾,鼓励徐悲鸿说,你比我年轻,要到法国去!我们一起来改革中国绘画!

可惜一九二三年陈师曾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七岁,梁启超叹为“中国文化界的地震”。后来徐悲鸿留法回国,专程看望陈散原老人,画了一幅题为《诗人陈散原像》的油画,画出了一位国学大师的气度,也铭刻着他对陈师曾的怀念。

可以说,蔡元培把徐悲鸿请进北大,实际上给予徐悲鸿的最大影响,是把他从“绘画中国”引导到“现实中国”里来,使他不再只是一个书斋画家,不仅对于绘画技法,也对于自身民族历史命运产生了深深的忧患。

徐悲鸿在北京大学找到符合自己气质理想的氛围。此时是“五四”运动前夕,知识界精英云集北大。陈独秀由上海而至北京,以《新青年》等著名刊物传播变革中国的理念。北大校园思潮奔腾,仿佛是中国新文化的思想中心。

当徐悲鸿在北京新文化思潮中脱胎换骨时,京剧改革也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是墨守陈规,还是锐意革新,梅兰芳选择了后者。

徐悲鸿从上海到北京前,康有为给他大弟子罗瘿公写了信,罗瘿公是著名编剧与诗人,在京城有名士的人缘。他曾包下戏院头几排座位,请朋友看戏,徐悲鸿也在被邀之列,因此他头一次亲眼目睹了梅兰芳的京戏。

梅兰芳比徐悲鸿只大一岁,但名气却有天壤之别。不过,梅兰芳喜欢画点梅兰竹菊,对含而不露的徐悲鸿大为钦佩,与他谈画论艺。当梅兰芳推出新戏《天女散花》,徐悲鸿对其中大胆创新的艺术理念大为赞赏。当罗瘿公出面,请徐悲鸿给梅兰芳画像时,徐悲鸿一口应承,并且许诺,他将尝试用一种新的画法。

在徐悲鸿《天女散花图》中,一片云海中升腾而出的天女,俏丽的脸部是西洋写真画法,眉眼神态呼之欲出,给人一种诗意想像。但是天女的服饰与花纹,则用了国画的勾勒手法,似乎随舞飘动。徐悲鸿题款:花落纷纷下,人凡宁不迷,庄严菩萨相,妙丽藐神姿。戊午暮春为畹华写其风流曼妙、天女散花之影。江南徐悲鸿

梅畹华,是梅兰芳原名,当时人称畹华大师。在《天女散花》这出创新戏目中,梅兰芳敢走前人未走之路,第一次突破程式的束缚,在京剧中糅进了绸舞。伴随激越的琴弦与鼓点,大红长绸在台面上伸展翻卷,观众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

碎步小走的女性形象,竟然也能大起大落、狂放不羁!

徐悲鸿将绸舞的飘逸瞬间在宣纸上定格。

在《天女散花图》上题字的,不光是徐悲鸿,还有罗瘿公。罗瘿公久居京城,阅画无数,而徐悲鸿这幅画让他感到不曾有过的畅快,便提笔题诗一首:后人欲识梅郎面,无术灵方更驻颜,不有徐生传妙笔,焉知天女在人间。

罗瘿公牵线搭桥的一段佳话,蒋碧微曾不屑地写成“为戏子捧场”。而把梅兰芳这样的京剧艺术家看作“戏子”,似乎仍是下九流的角色,不是陈腐之极,就是知识欠缺。何况蒋碧微如此形容梅兰芳,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京剧在国际上被视为中华国粹,在台湾也备受推崇,梅兰芳早已是举世公认的京剧表演大师。

但是很不幸,无知者不只在海峡对岸。“文革”动乱,也有人把梅兰芳骂成“戏子”,这幅画被人从梅家老宅墙壁拆下劫走。所幸“文革”结束,这幅画竟在某个仓库角落被发现,幸运地躲过灭顶之灾,而今陈列在梅兰芳纪念馆。

徐悲鸿也喜欢唱京剧,有时画画,画得高兴了,他会哼几句。有一回在北平家中聚会,徐悲鸿一时兴起,唱了一段京剧老生西皮二簧,味道醇正,中气十足,在座的朋友大惊。徐悲鸿说,画画要很熟练,就好像唱戏,熟能生巧,巧能成精。徐悲鸿的话简单,有的人觉得没什么意思,但喜爱京剧的人,就会有无限感慨,知道徐悲鸿用京剧来比喻画画,“我画画,跟梅兰芳唱戏一样,熟练才能精彩。”

绘画与京剧一样,不变革就没有出路。

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保存着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一本刊物《绘学》。翻开刊物的目录,第一页就是徐悲鸿的画作《搏狮图》,一个裸体男子赤手空拳,与一只张大嘴的狮子搏斗。徐悲鸿用画笔印证自己的思想轨迹。

近朱者赤。人们惊讶地发现,徐悲鸿不仅是个凭画笔吃饭的画匠,居然也怀揣着一大堆改变中国文化的革命思想。在北大画法研究会,徐悲鸿慷慨激昂:“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颓废原因是“守旧”。他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这番高昂的改革呼声,虽然振聋发聩,但也不免让人担着心。与其说,这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导师的美术主张,不如说这更像一个美术青年的留学宣言。因为此时,徐悲鸿正向北洋政府申请官派出国名额。

徐悲鸿能否去法国,决定其命运的,是一个叫傅增湘的人。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傅增湘的名字不可或缺。傅增湘是清末进士,思想开明,力主教育救国。他曾创办中国第一个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初年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在他的任内倡导国语拼音的实施,主持向欧洲派遣留学生。

如同任何一个求见高官的青年人一样,徐悲鸿认识傅增湘,但傅增湘对徐悲鸿一无所知。据傅增湘孙子傅延年说:“徐悲鸿先生当年和我祖父素不相识,他手持着康有为先生写的一封介绍信,请北京的罗瘿公先生引路,拜访了我祖父。祖父只说了一句话,能不能看看你的画。徐悲鸿带去的画,我祖父非常喜欢,鼓励他说,你画得很好,很有发展的前途。徐先生提出来,希望我祖父帮助他争取出国留学名额。”

傅增湘让徐悲鸿在北京等一等,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等战事结束,会给他个机会。当徐悲鸿得知,一战结束后的第一批中国赴法留学生名单,只有刘半农与朱家骅,没有徐悲鸿,马上给傅增湘写了封信,措词激烈,口气尖刻。

据蒋碧微说:“同在北大任教的朱家骅先生,将从北平启程赴欧洲,徐先生一听朱先生要动身了,马上就去见傅增湘先生,问他为什么朱先生走了,我还不能成行?傅先生劝他不用着急。徐先生回家,为这件事还很不高兴。”

徐悲鸿年轻气盛,求学心切,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一个年轻人直接指责教育总长,傅增湘当然不快。但傅增湘毕竟胸襟开阔,蔡元培与罗瘿公出面说情,也就释然了。事实说明,傅增湘毕竟是爱才的,他并没有卡徐悲鸿,还是秉公办事,把徐悲鸿列入第二批赴法留学的名单。徐悲鸿知道误会了傅增湘,深感羞愧。

傅延年虽是傅增湘的孙子辈,但他很早就听家人说过。傅延年说:“这件事其实我祖父并没放在心上,是力所能及的一种帮助,但是徐先生很重感情,他曾经和很多人说过,和廖静文先生也讲过,他说他永世不忘。”

二○○五年二月的一天,北京仍然是朔风不止,寒气逼人。我随傅延年来到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寻访一幅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油画。画的作者是徐悲鸿,而画中的人物则是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傅增湘夫人把这幅肖像画连同一大批图书,赠给北京图书馆。我能一饱眼福,是因为傅延年作为傅增湘直系亲属,向中国国家图书馆申请,写下担保字具。当保管员戴着白手套,从仓库把油画捧出来。傅延年激动不已:“这幅画过去就挂在爷爷的书房,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这幅画上的书案,是当年爷爷书房的书案,我印象最深了。我们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爷爷书房,给他拜年的嘛。”

徐悲鸿给傅增湘画的这幅肖像,画得很传神。具体作画是在哪一年,傅延年找出傅增湘的《藏园日记》,查到傅增湘当年的记载:

甲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徐悲鸿来,谈至五点乃去,此人新周历法、德、意、俄诸国,开画展颇声动一时,倾来欲为余写小像,故定新正初二三四日下午来。”“除夕。二点后,徐悲鸿来,为写炭笔小像,薄暮乃成,神采恒似目,作诗一首赠之。”

己亥年,“正月初二日。午后徐悲鸿来画像,薄暮乃去。”“初三日。下午悲鸿来对写,近暮乃罢。初三。夜宴徐君于园中,约梦麟、适之等同饮,二时乃散。”“初四日。悲鸿来画像,暮乃去。”“初五日。徐君来画像,一时许,脱稿。”(标点系本书作者加)

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底至一九三六年初,徐悲鸿专程北上看望退休家居的傅增湘,花了六天时间给他画了肖像。而徐悲鸿上门找过傅增湘求助留学之事,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徐悲鸿此时再度登门送画,绝不是什么交换,而是感恩之举。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欧洲的战争平息,中国选派留学生计划又启动了。徐悲鸿再次求见傅增湘。傅增湘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叫他热血沸腾:“好了,你现在可以出国了。”果然,傅增湘不计前嫌,给徐悲鸿争取到官费生赴法留学名额。

一九一九年三月,回到上海与家人告别的徐悲鸿携蒋碧微,登上赴法国的轮船。一个立志改革中国绘画艺术的年轻人,一个昔日的农家子弟,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去向往已久的巴黎,亲眼看看伦勃朗、鲁本斯、米勒、德拉克洛瓦、提香、安格尔……这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西方大师们的原作,看看引领西方艺术潮流的源头。   

五 名校与名师

 海轮在一望无际的波涛上航行五十多天,途中徐悲鸿携蒋碧微在伦敦上岸,初识了大英博物馆的丰富与辉煌。当一九一九年五月徐悲鸿到达巴黎时,他刚离开不久的北京,已经有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北洋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不平等条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震惊了世界。

以前人们以为,徐悲鸿在“五四”前夕离开北京,与“五四”运动没有关系。其实,徐悲鸿身在欧洲,不曾忘怀北大精神。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九十三岁的徐悲鸿学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法祀。他看过徐悲鸿写于法国的两篇诗文。“我一看就是他写的,文言跟白话掺杂在一起,就是他特有的文风。他如果在现场的话,也会振臂疾呼。”

冯法祀的记忆力果然超强。在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徐悲鸿书画册》中,收录有二十四岁的徐悲鸿以行草体书写的文稿,其中一篇曰:

今日何日乎,吾等齐处烈风猛雨里,往者暴君污吏贪官孱将殃民害国,罪恶不可谏,偏今日白手空拳,排难御侮是吾事,振臂束襟同奋起,可以凿开道捍狮虎,猛兽实无知,不似戈龙勃入美洲,野人容易制。今日乎,空间尽处是吾敌,众贼频起来不息,吾有双臂并两拳,当与道者尽格杀。黄帝吾祖乎,吾为汝裔勿羞戚。

八年夏,国人奋起击贼,有死者,吾居海外,只能悲歌一掬同情之泪,成词二首,敢奉仲子学长匡谬。悲鸿

这篇写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激昂之作,读来悲愤满腔。人们看到了一个虽在异国他乡,却同样感受“烈风猛雨”的热血青年。将自己的振臂疾呼溶入“五四”大潮的徐悲鸿,在开始欧洲留学时,就有了一个激励自身发奋的定位。

二○○五年五月,距离徐悲鸿当年赴法留学八十六年之后,我和同事前往巴黎。中国和法国的地理位置在世界地图上没变,不同的是,在徐悲鸿的时代,人们坐着蒸汽发动机的海轮穿行大海几个月,如今国际航班只要十多个小时,就能轻松完成。

拒绝改变是法国巴黎的主调。塞纳河对岸老建筑在车窗外移动,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尊重历史仍是巴黎人的传统。像其他古迹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校园一切如故,地面由碎石砌成,高大的主体建筑浮雕精美绝伦。

当初徐悲鸿是个默默无闻的中国学生,而中国当时在西方根本被人瞧不起,大师云集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会保存他的学籍档案吗?

法国人果然信守承诺。行政主任薇诺妮卡和几位男士,已经等候在大门里的停车场了。薇诺妮卡向我们介绍,这所著名学府前身是巴黎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建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也有部分二十世纪的建筑。它的艺术品收藏极其丰富,有些是当年皇家绘画与雕塑学会遗留的。她给我们引见了学校档案馆研究员艾玛奴尔。

档案馆在学校主楼一侧。推开沉重的大门,档案馆内有三层楼那么高,穹顶装饰很讲究,用富丽堂皇来形容毫不逊色。这里有一百多年间学校所有的学籍档案。艾玛奴尔抱出一册很厚的大本子,翻译朱明宇念出封面上的法文:“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存档,男生的档案。”原来这是当年新生签名簿。

艾玛奴尔打开夹有字条的一页,指着其中一栏鹅毛笔的字迹。徐悲鸿名字后面填着:出生地:宜兴(中国),导师:F·弗拉孟,被画室接纳时间:1920、11、15,参加入学考试时间:1921、4、4,被允许开始学习时间:1921、5、13。

那一年,徐悲鸿二十六岁。徐悲鸿的素描和文史考试都取得了好成绩。而在此之前,徐悲鸿曾在巴黎朱丽安画院学了一段时间素描。

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驻法国总领事赵颂南曾发函给高等美术学院,以国家的名义,证实学生的身份。这份文件等于是当时中国驻外机构给徐悲鸿的担保:院长先生:我很荣幸向您推荐中国学生徐悲鸿,现住在巴黎少姆哈路9号(音译),他刚向我表达了在您学校注册的愿望。另外,我证明他出生在中国江苏省宜兴。非常感谢您为这个学生提供的方便。我请求您接受我非常崇高的致意。

摄制组翻译朱明宇告诉我,有一张照片中的留着胡髭、面色严峻的学者,就是徐悲鸿的导师弗拉孟教授。弗拉孟教授的一封信,发于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校长先生:我很荣幸地请求您,将徐悲鸿先生注册在我画室的学生名单中,请您接受我诚挚的感谢。弗拉孟教授的另一封信,则是代表校方的接受函,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录取通知书。这封信写的是:徐悲鸿先生,我荣幸地接受你为我的学生。

和徐悲鸿当年入学的时候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延续的,还是导师制。学生选择导师,导师也选择学生。选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导师,徐悲鸿非常明确,第一是最好的,第二是写实的。他觉得,中国画之所以让他不满意,因为它被关在书斋,不关心现实,这和他内心的叛逆和在北大所受的熏陶,完全不合。

在诸多导师中,徐悲鸿之所以看中了弗拉孟教授,是觉得他的历史画与主题肖像画创作,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精华,气势宏大、流畅自然。而弗拉孟也喜欢徐悲鸿,他看到徐悲鸿不只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成熟的中国艺术家。

徐悲鸿具有中国绘画基础,理解西方绘画技法的角度与众不同,他对西方透视学、解剖学以及色彩学、光学原理的把握,很快高出于其他同学。他练习素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从人体结构的变化关系,到物体的明暗层次,从质感、体积感到色彩感,深受弗拉孟教授的称赞,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徐悲鸿上过课的教室还在吗?

薇诺妮卡女士在前面引路,陪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三面是相互连着的一幢楼房,而楼下草坪正面有一扇紧闭的大门。这扇门以前是朝着街面开的,而今已经封死了。我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梯,登上侧楼的二楼。满墙刷满各色颜料,可能是学生涂鸦之作。通道尽头的一间宽大画室,就是徐悲鸿学画的教室。

阳光从天窗洒落。基本保存原样的画室,充满着油彩的气息与艺术的氛围。徐悲鸿是个勇于寻找机遇的人,他百折不挠地努力,终于站在这间画室里。而那时这所学校没有其他的中国人。说徐悲鸿是凤毛麟角,几乎代表着一个中国,在当时西方人眼中其实并不夸张。在他之前,确实没有哪一个中国人到这里来过。

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离卢浮宫不远。从学院门前的波拿巴巷走向塞纳河畔,在法兰西学院前走上艺术桥,桥的斜对面就是卢浮宫。艺术桥的桥面木板没有变,塞纳河水依然静静流淌,今天卢浮宫仍是法国人最自豪的艺术圣殿。不同的是,中国游客的面孔似乎很普通。中国留学生和艺术家的出现,也已司空见惯。

而徐悲鸿在卢浮宫的感受,却是震撼性的。那是少年徐悲鸿投射无数梦想的地方。他时常一待就是一天。冯法祀曾听徐悲鸿亲口说他的求学临摩:“他有的时候,一个面包拿到卢浮宫就是一天。一天吃一个面包怎么行呢,他也就是因为这种冷热饥寒,不协调吧,造成了他的胃病。他在画上就写到:我画这个模特儿,在我这个病很痛,很难支持的时候画的,人家看我这个画,不知道我的胃疼到这种程度。”

徐悲鸿有备而来,他不是一个盲目的小青年,而是一个理智的中国画家。他时常思考着“大道”,那就是一个民族的使命和一个画家的责任。徐悲鸿与当年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一样,抱定明确的目的。积贫积弱的中国,使他们过于早熟,充满革命激情。他们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寻找他们自认为的真理。

绿树成荫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坐落在巴黎市区一条街道旁。早就听说,西方人对于死亡的理解与我们不同,墓地常常紧挨生活区,死者与生者和睦相处。走进公墓,如同走进一个雕塑世界。伟大的作家雨果、作曲家肖邦、画家德拉克洛瓦等辉煌的名字,与各式各样雕塑相伴。飞翔天使与优雅少女,还有盛开的花木等,展示着生命气息。

在这个西方的“人生后花园”,我们找到了巴黎公社社员墓。与其他巴洛克风格或罗马风格的墓园相比,这里显得很简洁,但简洁中表达着无言的庄重。只有一块很不起眼的墓碑,沉默地护卫着为社会正义而流血的先辈。

八十多年前,徐悲鸿曾在这里写生。如今斯人已去,现场依旧。阳光洒满草地,微风吹拂树枝,偶尔有游人走过,但闻声声鸟鸣,给人一种幽远的怀念。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生前说:“周恩来和徐悲鸿在巴黎就相识了。”也就在这块墓碑前,年轻的徐悲鸿邂逅了同样年轻的周恩来。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廖心文是《周恩来传》的主笔,她说:“当时周恩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凭吊死难烈士,遇到了正在这里写生作画的徐悲鸿。两个人相见以后,可能因为两个人都是江苏人,而都有美术爱好,也是自己的追求,所以觉得特别地亲切。他们在巴黎产生的这种感情呢,延续到解放以后。”

这也许是一幅让无数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面。两个同样怀揣理想和抱负的中国青年,在这里殊途同归,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周恩来与徐悲鸿的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步入巅峰的欧洲绘画与雕塑。

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保存着周恩来留法期间给亲友寄回的卡片,印证了周恩来对徐悲鸿取法西方写实传统的共鸣。一张贺年片是米勒油画《拾麦穗》,一张明信片是罗丹雕像《大卫》,周恩来在背面用钢笔写道:“这是有名的罗丹雕刻,不用我介绍了,此像陈列在卢森堡美术院中。”另一张明信片是英国油画肖像。“这是一张英国名画片,画册藏在巴黎鲁沪(卢浮宫)博物院,英国美术天才不算多,所以英国的好作品很少,不过近年来也渐渐发达,他们爱画儿童的像,这张画可以说很传神了。”

周恩来在巴黎住过的公寓,虽然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但法国政府仍在临街的墙上挂了一块刻有周恩来像的铜牌,以示纪念。就在这条街的斜对面,就是徐悲鸿在巴黎住过的公寓,我们按照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提供的法文地址,也找到了门牌号码,楼的外观还是当年模样,里面却已经很现代化了,是一个非常讲究的旅店。

徐悲鸿总是这么幸运,尽管他在法国的日子依然没能摆脱贫困,可是他的身边总是巨星闪耀,使他能够沐浴在思想的阳光下。

一九二○年冬,徐悲鸿认识了他的艺术道路上又一个引路人,他就是当时法国画坛的泰斗、公认的画坛领袖达仰·布佛莱。

那是一次文化名人茶会,受著名雕刻家唐泼特的邀请,徐悲鸿也前往参加。知道这位中国留学生才华的唐泼特,把徐悲鸿引见给与会的达仰·布佛莱。应达仰的热情邀请,徐悲鸿来到他的画室,看到大量的素描、速写和油画,体会达仰艺术语言的魅力。二十五岁的徐悲鸿从六十七岁的达仰那里,读到了天才画家的执著。

在徐悲鸿看来,欧洲绘画传统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与中国绘画风格迥异,同样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而达仰继承文艺复兴精华,引导他借鉴吸收,是他求之不得的。中国并不缺乏写意和抽象的元素,缺乏的正是写实训练。

徐悲鸿惊奇地发现,达仰已经是画坛大家,每天一大早,还是到画室作画,直到天黑才离开,即使是星期天也不例外。人们都知道,徐悲鸿画马名扬天下,而达仰也是画马的高手。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出生在巴黎,是中国台湾移民画家的第二代,她的研究方向是美术史,曾将达仰·布佛莱作为研究对象。她给我看了一张达仰油画复印件。画面是一个人带着马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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