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马的题材，徐悲鸿是非常喜欢的，常常在他的画里，看到对马的兴趣。徐悲鸿的老师达仰先生画马画得也很好。我想从这些马的比较，可以看出，徐悲鸿先生当时来巴黎的时候，希望了解的是整个西方的艺术传统，从最古老的希腊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欧洲。他想把非常丰富的西方传统，系统地带回中国去。”
我们来到巴黎大学大会堂，看到达仰的画作，造型逼真，气势恢宏。徐悲鸿与达仰相识的那一年，达仰的画作在世界博览会上卖到10万美元，是当年参展画家的最高价，被人们誉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画家”。只要有达仰的画，徐悲鸿都会去看，仔细品味大师的创造力。当时巴黎不少重要建筑，都以请到达仰作画为荣。
在法国巴黎大学给我们当向导的，就是在此任教的彭昌明。她帮我们与校方联系，把大会堂的门打开。她说：“巴黎大学是十九世纪盖的，整个建筑是十九世纪下半期的风格。当时要求法国最重要的艺术家画壁画，达仰在世界博览会，巴黎大博览会，一九○○年的时候得了大奖，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因此也受到了邀请。”
如果说，徐悲鸿出国之前对西方绘画有所了解，但真正踏入欧洲，是从他的导师弗拉孟，以及达仰等好几位前辈大师的身上，领悟到西方绘画的精髓。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只是描写宗教圣经故事的古典主义，已经让位于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主体完成了由神向人的大转变。徐悲鸿追溯着欧洲文艺复兴的绘画传统。
文艺复兴后西方绘画界派别林立，优秀的写实传统已经登峰造极，到二十世纪初叶，西方造型艺术进入现代派“春秋战国”：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主义、超现实派、表现派、抽象派等等，新潮喷涌，目不暇接。喜新厌旧固然推动着艺术的创新，但徐悲鸿也看到，许多西方现代派大师曾有过写实的扎实基础。
中国绘画需要从西方“拿来”些什么？
徐悲鸿想的不只是个人的爱好，而是民族文化的更新。他何尝不知，由日益成熟的写实传统向写意抽象转化，将现代派推向极致，在西方蔚为大观，因为写实在西方已经走过漫长的历程。而他觉得，中国绘画改革则相反，急需汲取西方绘画的写实精华，尤其是引入西方绘画的科学理论与训练方法，因为中国需要补上这一课。
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赵力，是一位年轻的美术史学者，他曾仔细寻找上个世纪初赴法国学美术的中国学生踪迹，完成了相关的研究课题。他说：“作为一个学生，去选择创作的一种方向的时候，徐悲鸿先生是非常有定力的。所谓的定力，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而不是随波逐流。徐先生选择的是法国的写实主义，他认为这种写实主义是一个艺术传统，或者是欧洲的古典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点。”
刻苦求学的徐悲鸿，痴迷的程度，当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出了名的。他的画进步很快，老师们不再吝惜赞扬，同学们也对这个黑头发的学生不再看轻，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徐悲鸿取得成绩并不奇怪，因为他太刻苦了，没人比得了。
《美术研究》主编邵大箴告诉我：“徐悲鸿先生他为什么当时学习写实主义的艺术，非常尊重达仰，而且要把现实主义的艺术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他有个基本的、历史的、文化的思考，认为现实主义艺术是永恒的，这一点在他所有的文章里都反复强调。第二个他坚定的信念，就是中国需要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艺术。”
一九二一年夏，中国的国内政局动荡，留学生的学费中断了。徐悲鸿很难维持在巴黎的生活，加上他的肠胃病时好时坏，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他不愿意半途而废，再难也要坚持学下去。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徐悲鸿所剩的一些法郎在德国可增值数倍。于是，他和蒋碧微来到了柏林。
柏林向徐悲鸿打开了又一个天地。他亲眼看到伦勃朗、门采尔、绥干第尼的绘画和脱鲁倍斯柯依的雕塑，他向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等德国前辈画家求教。在柏林近两年，他每天作画达十小时以上，到博物馆临摹从早到晚。他住的是柏林“唐人街”，德语叫做“堪得斯塔德”，一般中国人称它康德大街。
徐悲鸿每天走过这条飘散着中餐香味的街道，熟悉的气息勾起乡思，让他想到万里之外的故土。逢年过节，民间舞狮子，而父亲徐达章也会画狮子，可惜他终老乡间，只能凭借想像。也许徐达章没见过狮子的遗憾，徐悲鸿并没忘记，他在柏林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动物园。狮子形象在他的速写本上占的页数很多。他观察狮子的站、卧、走、跃的姿态，把狮子的结构一丝不苟地画下来。到了吃饭时间也舍不得离开，忍着饥饿和阵阵肠胃痛，去捕捉着狮子吞食的动作特点，手中的画笔不停地画着。
徐悲鸿画的狮子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逼真传神。他凭着记忆能将一头雄壮的狮子画得活龙活现，绝非偶然，他渴望他的祖国像一只真正的雄狮，如同拿破仑所预言的那样，有一天早上会醒来，向世界发出觉醒的吼声。
六 欢乐与痛苦
徐悲鸿在欧洲求学既是富有的，又是寒碜的。富有的，是巴黎强烈的艺术氛围。寒碜的，是徐悲鸿和同行的蒋碧微囊中羞涩。徐悲鸿由素描班升入油画班，购买油画工具和颜料要花钱，只得从捉襟见肘的生活费用中挤，有时连吃饭的钱都付不起。徐悲鸿帮百货公司画广告，蒋碧微帮人家缝补衣物，挣点钱补贴家用。请不起模特儿，徐悲鸿只好画自画像，也给蒋碧微画了不少素描与速写，还以此为蓝本画了油画。
对于留学期间的生活窘迫，出身贫寒的徐悲鸿并不当回事。他是贫苦出身的人，也是艺术至上的人，看到艺术品就想买，在他看来，苦日子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插曲，是朝拜艺术高峰的代价。而蒋碧微是大家闺秀，也不善理财，但她想要体面的生活，更想要一个关心自己的丈夫，她不满徐悲鸿一门心思只顾画画，不管其他。蒋碧微后来说：“悲鸿的一颗炽热爱好艺术的心，驱走了我们所应有的幸福和欢乐。”
庆幸的是，徐悲鸿每逢危难常有好人扶持，在欧洲也不例外。时任中国驻法国总领事的赵颂南，就是一个慷慨相助的好心人。作为一个外交官，赵颂南非常敬业，也非常爱才。他在法国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小同乡，一个是官费留学的徐悲鸿，还有一个是勤工俭学的周恩来。
赵颂南拄着拐棍，坚持爬上徐悲鸿住的楼顶看画。这个衣食简陋却发奋努力的留学生，让赵颂南大为感动。徐悲鸿手头最紧的时候，赵颂南送他500法郎，解燃眉之急，万分感激的徐悲鸿画过一幅油画《赵夫人像》，送给赵颂南。
同样年轻的周恩来，当时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具体做什么，赵颂南也不清楚。法国当局通令驱逐周恩来，找到中国领事馆。赵颂南买了船票，送周恩来上轮船，要他去另一个国家。过些日子，周恩来又悄然回来，赵颂南佯装不知。
赵颂南在法国安度晚年时，总是以骄傲的心情，和后辈谈起周恩来与徐悲鸿这两个当时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他们特别英俊，特别有出息。事实证明，赵颂南有眼力，这两个人或从政，或从艺，在中国当代都有重要地位。
也是赵颂南，使徐悲鸿结识了黄孟圭。那天，黄孟圭到领事馆拜访赵颂南总领事。非常凑巧的是，徐悲鸿也来到领事馆，蒋碧微催促他到领事馆查询中断多时的官费。赵颂南的引荐，使留法的徐悲鸿与留美的黄孟圭一见如故。这位徐悲鸿后来尊称为大哥的南洋华人，此时出现如及时雨，给徐悲鸿带来了转机。
次日，黄孟圭如约前往徐悲鸿家欣赏画作。当时徐悲鸿家安在巴黎一栋楼房的顶层，其实是第七层阁楼，房屋面积较大，可以用作画室，租金也相对便宜。黄孟圭曾患关节炎，痊愈后留有腿疾，一步一拐登上七层。黄孟圭欣赏徐悲鸿画作，钦佩不已，但也感受到画家的窘迫，听徐悲鸿坦率相告困境，决定拔刀相助。
黄孟圭出身于闽南望族，黄姓族人、上海中南银行老板黄奕柱每月寄20英镑，供其留学所用。黄孟圭将这笔生活费分给徐悲鸿一些，以解燃眉之急。不久，南洋华商陈嘉庚捐助厦门大学，电催黄孟圭回国任厦大校长，眼见徐悲鸿的留学官费没恢复，连回国路费都不够，黄孟圭写信给在新加坡经商的二弟黄曼士，请他帮忙。
黄曼士时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也是个爱好交友、仗义疏财的热心肠。他很快复信大哥黄孟圭，愿意接待徐悲鸿，也愿意介绍他给南洋侨领画像。徐悲鸿与蒋碧微商量，蒋碧微留在巴黎，徐悲鸿只身前往，等筹到一笔经费，再一同回国。黄孟圭写了一信，嘱二弟善待徐君，让徐悲鸿当面交给黄曼士。
这是徐悲鸿与蒋碧微共同生活后第一次分别。
一九二六年的新春前夜，八年来第一个蒋碧微不在身边的除夕之夜，徐悲鸿在黄曼士宴请他的餐桌旁沉默无语，情绪低沉。黄曼士担心地问他，是作画太累了，还是身体不适。徐悲鸿突然掩面大哭，黄曼士非常惊愕，问徐悲鸿有什么心事。
徐悲鸿如实相告，他失态的缘由，是想起了远在法国的蒋碧微。他担心她付不起房租水电，连买面包的钱也没有，他实在没心思吃年夜饭。
黄曼士为徐悲鸿的患难之情感动，问他需用多少钱。徐悲鸿说，至少500法郎。黄曼士当即拉着徐悲鸿，到附近邮局给蒋碧微电汇800法郎。徐悲鸿感动地说，我不知道将如何报答你。当晚他举杯畅饮，大醉，至次天傍晚才醒。
此后，徐悲鸿终生称黄孟圭、黄曼士为大哥、二哥。
在星洲的几个月，黄曼士帮助勤奋的徐悲鸿又筹到数千元。黄曼士向商绅推荐徐悲鸿说：“你们有钱有地位，可百年之后，还是默默无闻，惟有生前请名家画像，后代为研究名画，同时考据画中人物，能与名画一同留芳千古啊。”
当徐悲鸿在年夜饭桌上泪落之时，蒋碧微在巴黎自有乐趣。蒋碧微回忆录中坦白：“悲鸿去新加坡设法筹款，我一个人暂留巴黎。起先以为他走了，我会寂寞无聊，这时我已无需再做洗衣烧饭的日常家事。想不到正相反，以后的日子竟过得愉快轻松。朋友们照顾我十分周到，道藩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位，常常请他充任我的男伴。”
张道藩是徐悲鸿蒋碧微在法国留学的共同朋友。当时留法的几位年轻人成立了“天狗会”，会员以兄弟相称，推选谢寿康当老大，徐悲鸿排老二，张道藩是老三，邵洵美为老四，还有“军师”、“行走”若干。蒋碧微作为惟一女性被尊为“压寨夫人”。徐悲鸿不在身边，蒋碧微却不乏鲜花美酒、赞美阿谀。其中最殷勤的，是贵州富家子弟张道藩。他们以“二嫂”与“三弟”相称，张道藩身边不乏女人，但对蒋碧微体贴入微。蒋碧微毕竟是有夫之友，在谢寿康撮合下，张道藩与法国姑娘素珊订了婚。
徐悲鸿筹款后由新加坡回到上海，探亲访友并举办画展。这是徐悲鸿第一次个人画展。三十一岁的徐悲鸿在欧洲画的四十多幅油画，令人耳目一新。徐悲鸿请来视为恩师的蔡元培和康有为，康有为题词称赞：“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许多人以前没听过徐悲鸿的名字，短短几天之间，这个名字就红遍了上海滩。
一夜，徐悲鸿梦中惊醒，思念留在巴黎的蒋碧微，赋诗曰《梦中忆内》：衫叠盈商阁，椽侵万卷书，梦中惊祚异，凄绝客身孤。不解憎还爱，忘形七载来，知卿方入夜，对影低徘徊。他随后乘船赶回巴黎。理应小别胜新婚，然而两人相见，却爆发一场争吵。原来，蒋碧微问起在星洲筹款所有，徐悲鸿告诉她非常可观，但他购买金石字画，交给蒋碧微的数目有限，蒋碧微大为不满。
其实，无论是艺术家的潇洒，还是艺术家夫人的现实，他们各有各的理。徐悲鸿把艺术放在生活之上，这是他挚爱艺术的天性流露。而蒋碧微牵挂的是维持生计，她的担忧也并非无事生非。苦撑十个月，他们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欧洲打工挣钱不可能，徐悲鸿只得再赴新加坡，筹到费用再寄给蒋碧微，以作回国旅费。与蒋碧微的担忧不同，痴迷在艺术世界的徐悲鸿坚信“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也许是艺术家与一般人的区别吧。
一九二七年春，回到巴黎的徐悲鸿与蒋碧微同赴瑞士和意大利，游览欧洲诞生文艺复兴三杰的艺术圣地。在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徐悲鸿欣赏着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大师的传世之作，心中升腾着一种使命感。
也就在一九二七年，在徐悲鸿即将结束留学生涯之前，他有九幅作品入选这一年的法国全国美术展览会，其中有一幅名叫《箫声》。
在徐悲鸿传世之作中，这幅《箫声》意味深长。徐悲鸿画的吹箫女子，以蒋碧微为模特儿，但又不拘泥于写生，而是画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氛围。徐悲鸿曾经自信地对学生说，很多的人画油画，技术不过关，作品跟世界级大师的油画摆在一起，经不起比较。而《箫声》这张画可以跟伦勃朗的画摆在一起，还站得住。
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这位日后的法兰西院士，在《箫声》的素描稿上题写了几行诗，意思是说，他看到的这位东方画家，是一位能够把握瞬间的魔术师，因为在这张画之中，我们仿佛看到美好的景致从竹箫中间流淌出来。
说到瓦莱里与徐悲鸿，不能忽略徐悲鸿的一个友人，就是以《我的母亲》一书轰动法国、曾获得法国“总统奖”的著名小说家、翻译家盛成。
他是与徐悲鸿在震旦公学读法文的老同学。一九八四年，他曾回忆说：“我与悲鸿的关系，一般人知不甚详。当时我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我写了许多信，介绍他给法国朋友，尤其代我作长篇序言的瓦莱里。当时及至今，瓦莱里在法国文坛及世界文坛上具有不可一世的地位，瓦莱里有自画像在Robert字典上，他在当时一字一金（金佛朗），他代我写十六页序言，当时尚未出名的海明威说我是‘百万大富翁’。”
盛成又说：“我写了一封信给瓦莱里，特别介绍悲鸿，还有一封信给瓦氏的志愿秘书莫诺，是一位大银行家。悲鸿到巴黎后去看了他们，瓦氏在悲鸿画碧微吹箫的画上亲笔提了两句诗，这幅画于是轰动巴黎，画由莫诺重价买去。悲鸿因此成名。”
有关此画在《蒋碧微回忆录》的“附录”中这样写道：“我的画像《箫声》，油画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作，画我在吹箫，画面于朦胧中颇饶诗意。法国大诗人瓦莱里极为欣赏，曾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大约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宽。”
与入学考试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结业考试也很严格，解剖、透视、美术史等理论科目是必考的，而且要全部及格，才能承认其学历。
徐悲鸿是第一个通过全部考试的中国学生。
徐悲鸿回国前，去向达仰先生告别。这是他来过无数次的院落，这里有他心向往之的画室，他曾站在达仰先生的画作前，感受达仰的博大胸怀和超凡的技法，他也曾与达仰交谈，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次，他的脚步有些沉重，眼眶也有些湿润。徐悲鸿在自述中说，他预感到他与达仰的离别可能是永诀，心情颇为凄楚。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说：“达仰老师当时身体不好，病得很厉害，但是还是给他讲，说你已经学习了西方的传统，希望你回到中国之后，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要完全按照西方的画，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画，而是可以变成你自己的创作的一部分，丰富你自己，以后创造出属于你的独特的、新颖的中国绘画。”
尽管达仰是西方写实大师，但对东方写意手法却十分欣赏，徐悲鸿拿着中国清末名家任伯年的水墨画卷，送给达仰看，达仰题写了文采飞扬的赞语：“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地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达仰巴黎”
徐悲鸿珍藏着达仰的题字，他把法文翻译成中文，带回国内，写进了推荐达仰的文章，还讲给他的学生听。他意识到，称任伯年为大艺术家，出自“持论最严”的法国恩师的见解，在告诫中国学生，你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
徐悲鸿与达仰相差四十三岁，他感到的不只是一段普通的师生之情，似乎还有一种超越国籍的父子之情。达仰对这位心爱的东方学生，也是心存依恋，早已当成了一家人。达仰夫人做了一双精致的小鞋送给徐悲鸿，送给他将来的孩子。
若干年，我再来巴黎，也曾想寻找达仰先生的后人，彭昌明教授告诉我：“达仰夫妇的独子是一名医生，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徐悲鸿在法国乃至欧洲，前后度过八年的留学生涯。这是一个中国学子对西方绘画的朝圣之旅。
耿耿星河月在天 七 喷薄欲出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欧洲刻苦研读八年的徐悲鸿，带着精湛的写生技法和广博的艺术知识，也带着他的热情与渴望，从巴黎回到上海，他要给怀孕的妻子找房子。随后蒋碧微也回国，托运回了徐悲鸿视为珍宝的装满几大箱子的书画，有他节衣缩食买来的，有他自己的许多习作和绘画作品，还有他临摹的欧洲名画。
正在上海艺术大学担任文科主任的田汉，请徐悲鸿到艺大做美术演讲。徐悲鸿渴望改革中国美术教育的想法，得到田汉的共鸣。
一九二七年岁末，在霞飞坊徐悲鸿家，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三位日后在中国艺坛上举足轻重的大师，在数次深谈之后，决定成立自己的艺术团体“南国社”，并起草章程。后来，他们又决定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培养时代需要的艺术人才。田汉是院长兼文学部主任，欧阳予倩是戏剧部主任，徐悲鸿是绘画部的主任。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南国艺术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田汉致辞，把徐悲鸿与欧阳予倩介绍给大家。他讲述学院的教学方针与大体规划后说，“本学院是无产青年所建设的研究艺术的机关，师生应团结一气，把学校看成自己的东西。”
此时，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与徐悲鸿接洽，聘请徐悲鸿任艺术系教授，固定收入每月法币三百大洋。他表示接受，但提出一个条件，自己家仍住上海，不放弃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职，每个月有一半去南京，可以来回奔走，中大当即同意了。
经历八年欧洲艺术历练的徐悲鸿，不再是旧日的徐悲鸿。八年的卧薪尝胆，八年的兼容并蓄，八年的励精图治，已使得他的艺术激情过于饱满，简直随时可以喷薄欲出。徐悲鸿那几幅撼动国人的大画，正是集中地产生于其后的一段时间。
在徐悲鸿留学回国的执教生涯中，南国艺术学院是他的第一次尝试。由于经费紧张，田汉主持的这所简陋的大学，事务由学生担任，全院没有职工，以减少办学开支。徐悲鸿名声鹊起，他有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津贴，还有他应邀给他所敬重的名流画像，人家给的润笔费。至于到南国任教，则不收分文，连上课的车费都自己出。
不久，学院由善钟路原艺术大学校址，搬迁至西爱咸斯路。这里的租金较为便宜，但地段偏僻，住房条件也差，租了两栋石窟门的旧楼房。田汉与徐悲鸿设计，和师生一起改造用房。把两栋楼打通了，隔出了教室。又商得房东同意，在顶层给徐悲鸿建画室。具体做法是，揭去楼顶屋顶的一半，拆了房顶换玻璃，成了一间采光明亮、宽大敞亮的画室。以当时上海来说，也是一流的漂亮画室，徐悲鸿觉得非常满意。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徐悲鸿要画出中国的油画。
徐悲鸿似乎急于要将他在西方学画感受到的宏大史诗气势，挥洒在巨幅画布上。他的耳畔，时常回响起法国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的名言：“绘画会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是任何其他艺术所不能代替的。这种印象，是由色彩的调配，光与影的变化，总之一句话，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绘画的音乐的东西所造成的。”
狂飙般的情感在徐悲鸿内心冲撞，要急切地寻求一个突破口。不是小桥流水，不是古树昏鸦，而要画出他心中的洪钟大吕。
也只有徐悲鸿，不满足于画几张静物或者画几幅单个人物，尽管他已经画得相当出色，他要选择一个让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卷。于是，他的这幅构思已久的大作，就截取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个典故，一个古人杀身取义的悲壮场面。
徐悲鸿画的是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却不是一代枭雄刘邦，而是一个站在刘邦对面的失败英雄。当刘邦消灭群雄、统一天下之际，率众抗秦的齐国后裔田横，率五百人困守一个孤岛(现名田横岛，在山东)。汉高祖刘邦下诏曰：如田横来降，可封王或侯，如不来，便派兵围剿。刘邦对田横显然是看重的。田横带两个部下离岛，向汉高祖的京城进发。离京城三十里，田横举刀自刎。刘邦用王礼葬田横，封随田横来的两个部下做都尉，两个部下埋葬田横，然后也自杀。刘邦派人去岛上招降，五百人都蹈海而死。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徐悲鸿一生写过无数次的人生格言，鲜明地展现在画布之上。他选取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悲壮场面，悲莫悲兮生离别！徐悲鸿为什么处心积虑，要刻画出慷慨赴死的坦荡气质，把一个民族的无畏之气推向极致？
也许还是一句老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徐悲鸿的第一幅巨作，也是中国第一幅人物众多的大型主题油画：高198厘米、宽355厘米。徐悲鸿对每个人物揣摩于心，画了精确的素描稿，然后画到画布上去。除了教课，他就置身于南国艺术学院的画室，后来又带到南京中央大学继续完成，他时常沉浸在忘我的激情中，每天工作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画笔。
田汉之子田海男说：“《田横五百士》画中的田横，就是以我父亲的形象为主画的。”徐静斐说：“我记得我父亲画《田横五百士》，有一个妇女抱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那是我母亲和我给他当的模特儿。我父亲画了几十个人的素描，然后根据素描再画。画了两年多时间，那么大的一幅，也是我父亲的代表作。”
历时两年多才最后完成的这幅大画《田横五百士》，用纯粹的西洋技法，说了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当西方人还用一盘散沙的观念看待中国的时候，徐悲鸿画出了一个东方民族的坚韧之魂。
一九二八年九月，北平西郊的未名湖畔，又出现了徐悲鸿夹着画卷的匆匆身影。他此番再度北上，应邀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此时蔡元培已经辞职，在上海闲居。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北京更名北平，北京大学更名为北平大学。执掌北平大学的李石曾，曾与蔡元培、吴稚晖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他推举徐悲鸿的。
徐悲鸿一个人前往。但他在北平大学不到三个月，就无奈地辞职了，他留下了筹划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种种设想。至于徐悲鸿辞职南归的原因，其实不复杂。因为改掉北京大学名称的动议激怒了学生，他们愤而抗争。徐悲鸿不愿面对空荡荡的教堂，也不愿站在学生对立面，权衡之下，他提出了辞呈。
当“南国”给了徐悲鸿一间宽敞的画室后，他把所有的画具也搬到“南国”，每天在“南国”教课之后，抓紧接着作画。
徐悲鸿与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有着深厚的渊源，不仅因为他执教南京中央大学，还因为他曾经为保存南京的古城墙奔走呼号。
今天，南京人提起绵延在紫金山下的城墙，就抑不住地自豪，已经在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砖石结构的南京城墙，明代建造33公里，至今保存20多公里，是地球上现存最长的古代都城城墙。现在依然壮观的南京古城墙，却曾经差点被拆掉。最主张拆除的，正是当时独掌军权的蒋介石本人。
一九二八年的南京，随着国民政府定都于此，众多办事机构迁入，急需建造办公用房，于是各部门纷纷打报告给国民政府，请求拆除南京城墙，认为既然古代城墙已失去其军事意义，不如拿城砖建造新房子。大兴土木在即，许多部门官员都盯着城墙，毕竟城砖是厚重而结实的最佳建材，可以古为今用，节省不小的经费。
蒋介石兼任校长的南京陆军军事学校已抢先行动，准备拆一段离学校很近的明代城墙。蒋介石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只是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别人，他得注意公众形象，便指示学校起草给国民政府的报告。
在南京明城垣博物馆的办公室，曾写出《南京明城墙》专著的学者杨国庆，给我看他收集的当年一批城墙文件档案复印件。其中有蒋介石亲笔签名的报告、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呈文、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复、徐悲鸿先生的电报。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当时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市长刘纪文，将一份呈文上送国民政府。其中说，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和南京市特别市政府同意批准拆除一段城墙，所拆的城砖用于修建陆军军事学校的校舍。南京特别市政府查无此事。刘纪文否定了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参与，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蒋介石的提案。
蒋介石自然不爽，他让何应钦重新草拟一份报告，承认保护古迹的重要，重点保护台城一带的城墙，因为是六朝的古迹，具有保存的价值。但他主张拆除的是明代的这段城墙，从太平门一直到神策门，没有保存必要，可以拆掉。
蒋介石签署的这份军方报告，令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敢怠慢。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政府会议下发232号文件，决定同意南京特别市政府拆除这段城墙。这是正式发文，依此可以拆除这段城墙，并且由南京特别市政府公务局派员和陆军军事学校共同商讨如何拆除，这段城墙具体位置从太平门到神策门。批文下达以后，当时南京市各大机关高度重视，认为既然有这样的批文，拆除城墙以解决政府机关办公建房的用砖问题就好办了，于是打报告给南京特别市政府，要求提供城砖。
十一月三十日，南京特别市政府感觉到压力太大，写了一份报告给国民政府，提出这么多机关要城砖，究竟满足谁？这些城砖怎么给？国民政府下达批复：所有拆下的城砖，由南京特别市政府妥善保管与调配，各机关不得擅自做主。公文履行之间，南京城墙岌岌可危，就等着全面开工的拆除令了。
此时徐悲鸿正在上海，他刚被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还兼任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听说南京明城墙将被拆除的消息，他万分焦急。其他人还在议论，徐悲鸿却拍案而起，当即给北平政治分会拍电报，坚决反对拆除这段明城墙。电文说，这段城墙在两个方面有重要的保存价值。第一，在历史上；第二，在艺术上。这份电文很快被转发到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徐悲鸿作为一位社会名流，在发这个电文的同时向报界公布，在社会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蒋介石恼火了，认为明代城墙没有用处，保存它毫无必要，而陆军军事学校校舍各项工程已开工，急等城砖。于是他再写一份呈文，以陆军军事学校校长的名义给国民政府，说工程全部开工，不能停止拆城砖。
在蒋主席、蒋校长对立面的，竟是一介书生徐悲鸿。他拍发电文，阻止当权者拆除古城墙，并且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广为宣传。
徐悲鸿写了文章《对南京拆城的感想》，以西湖雷峰塔倒地为例，痛陈南京拆城是“续貂之举”，其中说：“而欲毁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溯其谋乃利其砖。呜呼！刘伯温胡不推算，令朱元璋多制亿版而甲比，埋之于今国民政府所欲建造之地，而使我四万万人拱戴之首都，失其低徊咏叹，徜徉登临，忘忧寄慨之乐国也。”
在世俗常人的眼里，这是一次不成比例的针锋相对，一方只有丹青墨笔、势单力薄，另一方却手握中国的最高权柄。许多人为徐悲鸿捏了一把汗，但他毫不退让。
徐悲鸿的呼吁得到多方面的响应，社会各界的支持之声日高。蒋介石也不愿触犯众怒，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下令停止拆除南京明城墙。
一位艺术家与一位政治人物的掌故，铭刻于白纸黑字之间，完好地保存在原民国政府的中央档案馆，现在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大声疾呼的徐悲鸿，最终顺从民意的蒋介石，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南京城墙史上留下了一笔。
八 教授之家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回国后的徐悲鸿跻身于名流之时，拖着有孕之身踏上回国之路的蒋碧微，生下一个健康漂亮的儿子。徐悲鸿给他起名伯阳，蒋碧微也赞同。伯是老大，阳是太阳，徐家的长子长孙，像初起的太阳是个好兆头。
霞飞路霞飞坊的徐悲鸿家如同过节，喜气洋洋，友人云集，吉祥话不绝于耳。蒋碧微说，“伯阳的出生，给全家带来无比的欢乐和兴奋，朋友们也为我们非常高兴，纷纷跑来送礼道贺。结合十年，才有这个儿子，大家认为应该大事庆祝。”
我注意到，这段出自于《我与徐悲鸿》一书的话，提到“结合十年”，而不是“结婚十年”，可见蒋碧微还是对当时走入事实婚姻的方式，有些顾忌。也许是无意的，却道出了一个女人的复杂内心，似乎没有“明媒正娶”仍是隐痛。
蒋碧微当时是快乐的：“徐先生却不过新友的盛意，满月那天，假一家饭店大开汤饼之筵，到贺的亲友极多，劳累了名摄影家朗静山先生，义务担任摄影记者，也不知道拍了多少照片，此外他还送了伯阳一个金锁片，作为贺礼。”
徐悲鸿天生喜欢孩子，他曾发表过一篇谈艺录，叫做《儿童如神仙》。“儿童画之可贵，以其纯乎乐趣。至真无饰，至诚无伪，此纯真之葆，乃上帝赋予人人平等之宝物，其赋与之期间，与人智能之启发进化，成正比例。”
在蒋碧微的记忆中，整天四处忙碌的徐悲鸿，却愿意为儿子挤出时间。“这时候伯阳极获徐先生的钟爱，经常抱他逗他。一天伯阳在床上小睡，徐先生抽出纸笔为他画了一张素描；神来之笔，使睡态可掬的伯阳，活脱纸上。”
一年零十个月后，一九二九年八月，女儿徐丽丽出生。这一对儿女，让徐悲鸿品尝到身为人父的乐趣。他饱含深情，用画笔描绘儿女天真活泼的人生之初。儿女长大了，他还画过一幅油画，徐伯阳一身小西装，丽丽梳着童花头，令人羡慕。
当了母亲的蒋碧微心满意足。她不再漂泊异乡，丈夫留洋荣归，已在国内最高学府当了教授，名气正在不断上升，蒋家父母也接来同住，一切时来运转。当年私奔出走，使家人受到讥讽与嘲笑的内疚，似乎在生活的富足与家庭的团圆中，一点点消散了。外界对于徐悲鸿的尊重，使她这位教授夫人如沐春风，心旷神怡。
一九二八年三月，徐悲鸿大弟徐寿安与任佑春结婚。徐悲鸿与蒋碧微还在法国期间，在宜兴老家的徐寿安，就被接到上海的蒋碧微父母家，被他们收为义子，上学读书，后来到一家纱布交易所做学徒，满师后留用。徐寿安二十一岁时，蒋碧微母亲戴清波做主，把蒋碧微三姑母的女儿任佑春许配给徐寿安。
新娘任佑春是蒋碧微表妹，可谓亲上加亲。任佑春随丈夫徐寿安，与徐悲鸿和蒋碧微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日常交往中的徐悲鸿和蒋碧微，他们个性迥异，对人对事也不一样。我采访任佑春时，她说：“徐悲鸿是我老爱人的阿哥。蒋碧微是我表姐，舅舅的女儿。蒋碧微妈妈是我的舅妈。徐悲鸿比我大十岁，蒋碧微比我大六岁。”
等任佑春住进上海霞飞坊，做了徐家二媳妇，并不清楚徐悲鸿在外面的名气，她只觉得，徐悲鸿很有涵养、和蔼可亲。“就是一家人嘛，我们叫他鸿哥。他人很好，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好。从来不骂人。蒋碧微，我从小就认得。我是她表妹啊。蒋碧微是我舅舅家的二小姐。我小，蒋碧微她们大，她们跑，我也跑。她们笑，我也笑。蒋碧微蛮大方的，待人接物蛮好的。她这个人嘛，能干很能干，但是，厉害蛮厉害。”
我问她：“怎么厉害啊？”
她说：“蒋碧微凶一点，徐悲鸿软一点。两个人一道，蒋碧微说得再难听，徐悲鸿不太出声。蒋碧微处处都要徐悲鸿听她的。”
我又问：“蒋碧微长得好看吗？”
她说：“蒋碧微爱打扮，头上梳两个髻。她长相并不好看，就是打扮跟人家两样的。黑旗袍，戴顶红帽子，高跟皮鞋，看上去漂亮。”
我说：“蒋碧微对徐悲鸿好不好啊？”
她说：“好是好啊。嗨，徐悲鸿不是蒋碧微的对手。蒋碧微高明得很哎。她骂起徐悲鸿不得了。骂徐悲鸿就是三句话：乡下人，语无伦次，交朋友不论贵贱。徐悲鸿不是这种人哎。她为什么对徐悲鸿这么凶啊？我不懂。”
难得遇上一个与蒋碧微、徐悲鸿一同住过的人，我就想多问几句。而人过百年的任佑春有啥说啥，不必看任何人眼色。她与徐悲鸿蒋碧微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一年，那些细碎回忆的真实感无庸置疑。显然，蒋碧微享受着苦尽甘来的荣耀，以往在大户人家养成的小姐脾气也不再收敛，她希望按她的理想塑造丈夫。
当徐悲鸿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任校长时，儿子伯阳不满周岁，蒋碧微未能同行。等徐悲鸿从北京回来，又在南国艺术学院继续任教。蒋碧微早就想让徐悲鸿与南国分手，一门心思做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说服不了徐悲鸿，她强烈不满。
蒋碧微反对的理由并不深奥，还带着爱护的成分。因为南国没有薪水与任何待遇。尽管有些霸道，蒋碧微干涉徐悲鸿有她的资本，那就是她曾经含辛茹苦地在海外这么多年的伴读。她用非理性方式表达一种理性，她强势地转变丈夫事业的航向。作为一个任性自负的女人，她向丈夫索要体面而稳定的生活，似乎也没什么错处。
几次吵架没结果，不甘示弱的蒋碧微突发奇想，干脆用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她说：“再三考虑，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决定采取行动。有一天，徐先生到南京去，我叫寿安陪着我，雇车到南国社，在那间乱糟糟的画室里，把徐先生所有的东西全部搬走，同时我正告南国社里的人，说我们就要搬到南京去住了。”
“不久，徐先生由南京回到上海，听说了这件事，他当然不好意思再到那边去。南国社知道徐先生回来了，派学生到家里来请愿，要求徐先生再去教他们画画，徐先生由于我曾经宣布过要搬南京，只好婉言谢绝。”
徐悲鸿对蒋碧微的独断专行很生气，而蒋碧微以离婚相威胁。徐悲鸿不愿撕破脸皮，也不愿家里闹得不得安宁，只得同意离开南国艺术学院。田汉对老友的矛盾处境表示非常理解。南国的学生依依不舍，其中有两个他最看中的学生，吴作人与吕霞光，他们想跟着老师到中大去旁听。徐悲鸿同意了，这两个学生就跟他到了南京。
虽然徐悲鸿与蒋碧微闹得不痛快，毕竟是短暂的，徐悲鸿不是个记仇的人，很快就不再跟蒋碧微计较。当曾经留学法国的颜文梁主持苏州美专，约请徐悲鸿前往演讲，徐悲鸿当即答应，蒋碧微也一同前往。这是一次难得的夫妻出游，在徐悲鸿演讲之余，他们遍览苏州园林名胜，登虎丘，游灵岩，一览天平山的一线天。
蒋碧微告诉徐悲鸿，她跟苏州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死过一回”。原来，当年她跟徐悲鸿私奔离家，她父母曾在焦急忧伤之时，生怕订了亲的查家跑来要人，想到过一个以假棺材出殡的主意，这装了石头的假棺材就放在苏州的一家庙宇。
其实不必蒋碧微念叨。徐悲鸿第一次出国、艺术之帆刚刚起锚的时候，蒋碧微勇敢相伴，是徐悲鸿一直感念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蒋碧微脾气再大，徐悲鸿也能忍让的根本原因。即使蒋碧微口无遮拦，再说难听的话，他都一笑了之。
蒋碧微伯父伯母住在苏州，徐悲鸿好友朱了洲成为蒋碧微堂妹婿，与他们同住。当年徐悲鸿约蒋碧微私奔出国，就是请朱了洲在中间牵的线。徐悲鸿与蒋碧微去看他们，感觉朱了洲夫妇貌合神离，关系不太融洽。数年后，这一对夫妇真的离了婚。当然他们不会想到，他们自己也会步朱了洲夫妇的后尘。
举家搬到南京这个民国首都，蒋碧微感到了胜利的喜悦。
她说：“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结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在世间恐怕不多，此后，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如今徐先生是一位声誉鹊起的画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就像一位精神抖擞的斗士，站在他未来康庄大道的起点，用他这支如椽画笔，辟出他的远大前程，那时，我将分享他的成功果实，并且为他骄傲。”
这一年冬天，蒋碧微突然喉痛、发高烧，医生诊断是猩红热。这在当时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基本无药可医，只能给病人打点营养剂。蒋碧微咽喉肿痛，头脑发热，身上出现红疹，苦不堪言。发烧得厉害，又没有降温的方法，最想的就是吃冰。有一次，徐悲鸿与友人聚餐回家，想起蒋碧微想吃冷饮，忙迎着寒风上街，到处找冰淇淋。这件事被记者捕捉到了，在报上登出一条花边新闻，说徐先生伉俪情深，对夫人实在太好了。
当时他们度过的，是一段温馨美好的日子。
徐悲鸿把他的教学重心，由上海南国艺术学院，转向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到苏州美专讲演，大受欢迎。苏州美专请徐悲鸿定期前往授课。精力旺盛的徐悲鸿，从原先上海与南京间奔走，转为南京和苏州间奔走。徐悲鸿是受人瞩目的画家，一幅幅新作不断问世。他又是诲人不倦的教授，最受学生欢迎。
此时距离他一九一九年赴法留学超过十年。十年磨一剑。他急切地把他在欧洲的所学所思，带入中国画坛，并在讲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九 美丽的悬念
一九三○年，一个时常漫步南京城墙的年轻才女闯入了徐悲鸿的情感世界。她叫孙多慈，祖籍安徽寿县，蒋碧微回忆录中称她孙韵君，据说是她的原名。
徐悲鸿对刻苦而有才华的学生非常欣赏，其中就有女学生孙多慈。
这是一个令无数后人感叹与疑惑的美丽悬念。
孙多慈如何由“敬爱吾师”延伸成“平生知己”？而徐悲鸿又如何由欣赏之情转化为刻骨之爱？究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们冲破年龄差距与世俗藩篱？
性格即命运。简单地以情人来形容，实在是太表面化了。
孙多慈与蒋碧微一样是大家闺秀，不同的是性格有天壤之别。蒋碧微刚烈如火，她想得到什么，就会舍命争取。孙多慈则柔情似水，她会为别人着想，宁可委曲求全。
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中高中部的孙多慈，到南京投考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没能录取，转而到中大艺术系作旁听生。孙多慈写诗作画的天赋加之勤奋，使她在学生中脱颖而出。徐悲鸿只要发现哪个学生才华不凡，就毫不吝啬地加以赞扬，愿意多给些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