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陵之谜》
作者：张剑光/邹国慰/周志明【完结】
内容简介：
自从进入阶段社会以后，人类“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十分浓烈，有钱人的丧葬渐渐进入奢侈。居于社会之巅的帝王们，他们对于丧葬自然比一般百姓更加看重。这些身为天下至尊的帝王们，没有一个不想长生不老，他们延续现世生活的欲望是十分强烈的。于是很多人在生前，凭藉着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巨大的财富，营建他们的万年寿域，希望生前享受到人间的荣华富贵到了阴间仍能继续。于是一座座帝王陵寝被建在壮丽辉煌的风水宝地上，留给后人一部部遐想万千的史话。
被后人奉若神明的帝王们是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们的生与死，往往系一朝一代的更迭盛衰和国家社稷的安危成败。帝王的陵寝，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有代丧葬文化的代表和集中体现，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徜徉和风云的变幻。今天，当我们爬上那些古墓荒冢，抚摸那些断碑残石时，我们更想知道和帝王一起埋入地底的风风雨雨，探索古老文化遗存的奇光异彩。
序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门无人不参与、无人不受影响的学问的话，那就是历史。
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是否愿意，实际上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他(或她)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不一定被以文字记录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复原的信息。即使是完全没有历史意识的人，也避免不了历史的影响，一般来说，他(或她)在一生中总要追溯家族或个人的往事，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往事的影响。一个人的经历再丰富，所处的时代再重大，与人类悠久的历史及其壮阔的波澜相比就显得极其渺小，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历史能给人理念、知识、智慧、乐趣和享受，是其他学问所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要了解一个个人、群体、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也必须从其历史入手。不了解其历史，就无法理解其现状，也难以产生真实的感情，维持必要的信念。所以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说法:“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但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是不受人类控制的客观存在。除了少量遗迹遗物外，人们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存在过的事和人。尽管历史是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事实，但想了解历史，只能通过能够显示或反映这些存在的信息(主要还是文字)的记载。随着资讯的发达，文字以外的信息，如照片、图像、音像、实物等今后也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以往直接、简单的复原，只能是后人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所谓“意识”和“选择”，不仅是指历史的叙述者，而且也应该考虑历史的接受者。同样的史实，不同的叙述者完全可能选择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侧重点，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寄托不同的感情，同时也应该考虑针对不同的对象。
历史学者应该明白，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了解和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获得信念、知识、智慧和乐趣，所以必须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他们便于接受、乐意接受的读物，而不能一味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近年来，戏说历史充斥于影视，固然使历史学家不无忧虑，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民众对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正说”历史时也能写得生动可读，引人入胜，何愁缺乏读者也就不必担心真正的历史不为人所知了。
这套《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共九册，达数百万字，分别是《大唐王朝之谜》、《大宋王朝之谜》、《大明王朝之谜》、《大清王朝之谜》、《中华民国之谜》、《中国宫廷之谜》、《中华国宝之谜》、《中国王陵之谜》和《中国帝后之谜》。作者都是上海高校的历史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我与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了解了这套书的概况后，感到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尽了一位历史教师的职责——不但要在课堂上教历史，还应该向全社会普及历史。
或许有人以为，近年来图鉴、故事体的历史普及读物已经出版过不少，如上海就有辞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传真》、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文明通史图鉴》，最近出版的《话说中国》更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高质量的读物大多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备受读者欢迎。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选择；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尽可能采用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是这些读物的共同特点。只要做到了这些，这类书应该多多益善。而对我们这个拥有上亿读者的国家来说，对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已经出版的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读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相信，这套书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至于书名所说的“谜”，只是一种叙述的方法，作者提供的还是“谜底”——历史真相。其实有的谜早已不成其谜，已有公认的答案；有的却不只一个谜底，还有的至今尚无谜底，或许永远不会有谜底。这不是作者偷懒，或故意留一手，历史就是这样——是千古遗憾，也是永恒的魅力。读者有兴趣，不妨自己也去找找谜底!但历史本来就是个大迷宫，小心别走进死胡同。
葛剑雄
2005年7月
前言
远古时期，人类处于蒙昧状态，并不懂得人死后要建造坟墓来安葬。这时的人们还没有鬼魂观念，对死者遗体的处理与对待野兽尸骨一样，并没有特别尊重。然而当人类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活物而存在的时候，必定同时会意识到自身存在会有终止的一天。死亡来临时，人们产生出了要处理遗体的意识，开始区别于其他动物。
至迟从旧石器时代中期起，人类就已经有了灵魂观念。因为关心灵魂，想使灵魂得到安息，古代人对死亡看得很重，于是人们在行动上就表现出过分重丧重葬。很早以前，人们就厚葬隆丧，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数千年来，人们不断地将宝贵的生产器具、生活用具、大量的金银珍宝甚至是活人埋入地下，供死者在另一世界中使用。坟墓是人死后生活的场所，与生者的居所形成对应，一些坟墓与居住的房屋院落十分相似。
人死了以后，最理想的方法是埋入土中，这是灵魂不灭观念出现后史前时期的人们最常采用的方法之一。《吕氏春秋》说：“葬者，藏也。”亲人死了，懂得不能再将尸体随便乱丢的原始人，既要想让死者的灵魂与自己一起好好地生活，又想爱护亲人的肌骨，入土安葬大概是最好的办法。
我国古代帝王的坟墓，首推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的陵墓。黄帝死了以后．他的尸体也有可能埋到了地下。今天在河南、陕西等地能见到他的陵墓，虽然不可能全是真的，主要是具有象征意义，作为祭祀用的，但可以肯定，后人是想让黄帝睡在地下，让他的灵魂守护我们的大地。
文献记载上说，大禹陵是我国最早的王陵。禹在会稽大会诸侯时，得了重病，最后死在那里。司马迁的《史记》说，禹“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传说当时的群臣遵从禹节俭治丧的遗命，只用衣衿三领，薄棺三寸，将他下葬了。三国时的《皇览》说“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后人推测“禹冢”可能是指起坟堆土。所谓“冢”，是指高高的山顶，可能起的土堆形状貌似山顶，就将坟墓称为冢了。后人的书里对坟墓的内部结构也有记录，说当时“穿圹七尺，上无泻泄，下无邸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周方一亩”，这样的具体详细当然不可能全是真实的，一定有后人想像和推测的成分。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类“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十分浓烈，有钱人的丧葬渐渐进入奢侈。居于社会之巅的帝王们，他们对于丧葬自然是比一般百姓更加看重。这些身为天下至尊的帝王们，没有一个不想长生不老，他们延续现世生活的欲望是十分强烈的。于是很多人在生前，凭藉着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巨大的财富，营建他们的万年寿域，希望生前享受到人间的荣华富贵到了阴间仍能继续。于是一座座帝王陵寝被建在壮丽辉煌的风水宝地上，留给后人一部部遐想万千的史话。
被后人奉若神明的帝王们是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们的生与死，往往系一朝一代的更迭盛衰和国家社稷的安危成败。帝王的陵寝，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代表和集中体现，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徜徉和风云的变幻。今天，当我们爬上那些古墓荒冢，抚摸那些断碑残石时，我们更想知道和帝王一起埋入地底的风风雨雨，探索古老文化遗存的奇光异彩。
1984年，我第一次到西安，当见到秦始皇陵、汉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武则天乾陵时，我彻底地被这些规模宏大的古陵园遗址、精美绝伦的大型石雕、斑驳陆离的镇墓兽俑和艳丽夺目的墓室壁画所镇服，惊叹祖国的文化艺术竟是如此的宏大丰富，从此对帝王陵园充满着兴趣。这些年来，搜集了相当数量的古人和今人关于陵墓的资料，爬了众多的帝陵，虽然没有具体撰写研究帝王陵墓的文章，但一直觉得应该写点什么，要把恢宏的帝陵向世人展现出来，把今人的许多研究成果推介给广大读者。
去年，出版社和我商量，想写一本介绍帝王陵墓古迹的书，这种想法和我不谋而合。在和邹国慰、周志明两先生讨论后，我们决定以文献资料为依据，以考古发现的实物史料为佐证，综合前人研究，对历代帝王陵墓的体制特点及其发生、发展和盛衰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介绍，力图将本书写成融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历史知识读本。我们希望通过本书，能拓展读者的知识面，提高对历史的兴趣，关心历史人物，以提高一定的文化素养。
本书先秦至南北朝部分由张剑光、邹国慰、张欣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由黄满仙、张洁撰写，宋辽金元部分由周志明、郑春生撰写，明代部分由张祎皎、周志明撰写，清代部分由张剑光、黄燕华撰写。全书由张剑光进行文字加工润色，统一体例。由于本书时间跨度较大，内容涉及面广，加上作者众多，在具体各节的内容范围和文风上难免不一，只能敬请读者谅解。此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黄永清、徐鑫明、高胜冲、黄颖、王涵淇、陈玉萍、鄢秋兰、严美珍、高凤琴等同志的帮助，他们或提供线索，或搜集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要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激之情。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当代科研成果，由于体例关系，无法一一标明，在此也向众多专家学者表示歉意。
张剑光
2005年7月于上海桂林路科技园
龙驭桥山 黄帝陵之谜
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陵，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而又最受尊敬的陵墓，它早已为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所共同景仰，还被中国政府列入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国家已拨专款，着手对它进行整修。2004年，重修竣工之后的黄陵以其庄严宏伟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光荣历史，是全世界华裔敬祖寻根的寄托。不过有人提出黄帝并不葬在黄陵县。
西安黄帝陵 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从黄帝时代起，就告别了蛮荒混沌的岁月，拉开了5000年文明史的帷幕。先祖轩辕黄帝率领先民们，磨砺智慧，统一华夏，安定四方，黄帝也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后人敬称为“人文初祖”。相传黄帝有土德之瑞，他礼贤好义，倡导勤劳生存，教人们建造房屋，烧制陶器，种植五谷，驯养家禽，在他那个时期，中华民族产生了文字、舟车、音律、算数、医学等。相传他的妻子是一位叫嫘祖的妇女，教女性养蚕、缫丝和纺织，中国自此以后有了纺织业。
传说黄帝生于山东寿丘，逝世于河南荆山，黄陵县桥山成为他的陵寝所在地，是全民族共同向往的精神圣地。据说黄帝118岁时出巡河南，忽然晴空中发出巨大声响，在一阵音乐声中，有一条黄龙自天而降，将黄帝接上了天。当黄龙飞至今陕西桥山上空时，黎民百姓呆呆地看着，人们大声呼喊着，边跑边哭为黄帝送行。黄帝见到这种情况，就下驾安抚百姓。黄龙催黄帝要上路了，黄帝不能违背天命，遂无奈地乘龙升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桥山龙驭”。后来人们将黄帝的衣冠葬于桥山，起冢为陵。
陕西黄陵轩辕庙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桥山。”汉代人就已经认为黄帝陵位于桥山。《史记·孝武帝本纪》中又说，汉武帝曾“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列仙传》也说：“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一般认为，桥山的黄帝陵冢建于汉代以前，今天坐落在苍黛古柏丛中的陵墓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今黄帝陵冢南侧有一座高20米的土台，名为汉武仙台，相传就是汉武帝祭陵时修筑的。由于武帝在此台祈求长生不老、飞升成仙，人们遂称其为仙台。桥山东麓的黄帝庙也是始建于汉代。
黄陵县城北的桥山，沮水河从西、南、东三面环绕并向东流去。沮水河自陕、甘交界的子午岭源头至入洛河处，全长128公里，站在桥山之巅向下望去，就像水潜其底，穿山而过，桥山形如沮水河之桥，故得其名。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在陵前立了“古轩辕黄帝陵碑”，似乎向世人郑重昭示，这里是最正宗的黄帝安息地。黄帝庙内存放着数十通石碑，都为历代帝王致祭轩辕黄帝的“御制祝文”，说明历代帝王都相信，这里才是黄帝的安息地。辛亥革命胜利后，致祭轩辕黄帝陵，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名义，为祭陵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诗：“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建国以后，黄帝陵成为国家明令保护的第一号古墓葬。今天黄帝陵前祭亭内的石碑是郭沫若于1958年5月题写，每逢清明节，人们都要祭扫黄帝陵，举办盛大的公祭活动，炎黄子孙们将桥山黄帝陵作为凭吊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象征性场所。
黄帝陵在陕西桥山，长期以来得到人们的公认，不见有谁发表不同的意见。然而近年来，一些人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使黄帝陵的所在地成为一个历史谜案。
黄帝陵 1994年，张耀民先生在《西北史地》杂志上撰文，认为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80里的子午山，即今甘肃庆阳地区正宁县东部五顷塬一带。他认为桥山之“桥”，按《尔雅》的解释是“山锐而高”。《史记》确说黄帝葬在桥山，但注释《史记》的各书，均没说桥山在陕西。刘宋时裴骃之《史记集解》注引三国时的《皇览》，说“黄帝陵在上郡桥山”。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唐张守正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80里子午山，又说上郡阳周桥山南有黄帝冢。所以稍后的《元和郡县图志》就干脆说“子午山一曰桥山”。《明史·地理志》也说，桥山就是子午山。清代的《读史方舆纪要》更是直接说：“桥山，也曰子午山，也曰子午岭，宁州百里，即子午岭之别阜，岭北即真宁，汉县志所云桥山在阳周南也。”又说宁州东百里的真宁县，就是汉上郡阳周地，隋改为罗川县，唐代因为在这个地方得到了玉真人像，改为真宁。所以张耀民指出，黄帝陵所在的桥山，汉武帝还祭的桥山，就是今天“锐而高”并雄踞庆阳地区正宁、宁县、合水东部和华池县西部的南北长约300公里的子午岭，也即今之子午岭南部的正宁县境内。
他认为，秦在子午岭上修筑过驰道（秦直道），当年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和秦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过回中”以及汉武帝北巡朔方，其实都是走的这条路。秦直道遗址证实了黄帝冢确实在罗川县东90里秦直道之间，黄帝冢在秦直道的西侧，今天的所在地大约在庆阳地区正宁县东部的五顷塬一带。黄帝乘龙仙游的故事，使这个地区与龙有关的地名至今尚有龙咀子、龙头、龙湫等等。五顷塬北还有一地名叫乔冢塬，据明朝《万姓统谱》说：“黄帝葬桥山，子孙守冢，因为氏。”乔氏就是桥氏。
张耀民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证据，如明代以来，正宁人景清和庆阳人李梦阳等都有与“桥山”和“黄帝冢”有关的诗作传世；北宋以前，这一带有过冢、庙、祠或碑的存在；宋代以后，由于“天下纷纭”，遂迁建于陕西，正宁县五顷塬唯有灵湫了。说黄帝冢一直在陕西，均未见有力证据，相反说在罗川县倒是有根有据。
这种观点在甘肃史学界中很有影响。1998年1月出版的《庆阳地区志》，在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实地调查之后，否定了以往的说法，把黄帝的出生地认定在正宁县子午岭南部，把黄帝陵定在正宁县的五顷塬村。
不过有人针对张耀民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桥山不是子午岭，黄帝陵不在正宁县五顷塬村，黄帝故里也不在正宁子午岭南部。他们认为把黄帝陵认定在五顷塬村是不对的，而把黄帝的出生地确定在正宁县子午岭南部一带是正确的，但不具体。黄帝陵在正宁县五顷塬乡西头村南面的桥山，黄帝也出生于此。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司马迁所说的桥山，既不在陕西黄陵县，也不在陕北榆林县，而在甘肃的庆阳地区。不过有人根据《尔雅》的“锐而高”就把子午岭叫做桥山是不妥当的，因为锐而高的山很多。《史记正义》说，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80里的子午山，而实际上罗川到五顷塬村和西头村都不到80里。西头村南面沟里的桥山，与黄土高原其他山有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它不是陡坡式的，而是像馒头一样的圆形，明显有人工加工过的痕迹，其中有坟是肯定的。为什么叫桥山，是因为山脚下有水冲成的一个大洞，其上形成一个土桥而得名。清乾隆年间的《正宁县志》就说：“陵墓，黄帝葬衣冠上，在正宁县湫头镇东北西头村之桥山，当谷一峰耸起，草木葱蔚，上有荒冢，旁立一原，镌字曰：黄帝葬衣冠之处。”这种说法其实在古代的一些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今北京市平谷县境内，也有黄帝陵墓遗址。有一些学者曾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论证。支持这种观点的最早资料是明代官修的全国总志《大明一统志》，上面记有：“鱼子山，在平谷县东北一十里，上有大冢，云轩辕黄帝陵也。唐陈子昂诗：经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疑即谓此。山下有轩辕庙，见存。”其后各种北京地方志书都沿袭旧志，文字虽稍有出入，但内容则基本一致。
这种观点遭到了学者的批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明一统志》的记载，在同书之内就有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其次，该书的编者在“鱼子山”条内，举出了陈子昂诗：“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且说“疑即谓此”，后来的北京志书则愈传愈讹。万历年间，蒋一葵的《长安客话》“黄帝陵”条，省去了“疑即谓此”一句，直接把陈诗与鱼子山联系起来。倘若平谷县鱼子山的大冢果为轩辕陵，那么，在历代的地理书中岂能无记？《大明一统志》中引用陈子昂诗，并疑陈子昂所说的“蓟丘”为鱼子山，是站不住脚的。唐代的地理志中，涉及到密云县境内，都未记有黄帝冢，相反如《通典》和《元和郡县图志》，在唐宁州却都记有陕西桥山黄帝冢。学者强调，纵观自汉迄宋的历代地理诸书，其相当于今平谷县的记载中都无黄陵之记，而黄陵之记又都在今陕西境内。这就有力地证明：今之平谷县境并无黄陵，从明代开始出现的记载，不过是出于当地群众景仰黄帝的传说。
由于黄帝活动在远古的传说时期，再加上中国的土地广阔，而各地人民群众又都思念这位人文初祖，所以关于黄帝的陵墓也就有了不同的说法，这是极其正常的。其实黄帝陵都是衣冠冢，说到底都是后人对他思念而修筑的纪念性建筑，并不是真正的陵墓，不同历史时期在各个地方都建有黄帝陵也是很有可能的。在我国的丰富史籍里，保留下来若干条有关的可贵记录，凭据它们，足可以从学术角度来探清最早的黄陵究竟在哪里。不过，站在各个地方的观念上来各取所需这些资料的态度并不足取，因为这并不是真实科学的态度。此外，还存在如何对待一些民间附会传说的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开这个中国帝陵史上的第一谜。
两个中国第一陵 炎帝陵之谜
炎帝的陵墓有两个，一在陕西宝鸡，一在湖南炎陵县。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为华夏民族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出现两个陵墓，是否为两地的人们都想争抢着纪念他？有人认为，宝鸡的炎帝陵是第一代陵，炎陵县的炎帝陵是第八代陵，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宝鸡炎帝陵 炎帝和黄帝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姜姓，父少典氏，母女登。传说中的炎帝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个先进氏族部落的首领，约距今五千多年，为中华农耕文化的创始人。相传他始教民稼穑，故称神农氏。以火德王，故又称炎帝。一般认为，炎帝生于今湖北随州，长于姜水，游于陕西宝鸡，后沿渭河东下至黄河中游地带，再南去江汉平原及湖南。据史书记载，他始作耒耜，教民耕作；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治麻为布，制作衣裳；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削桐为琴，结丝为弦，作五弦之琴；削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他开创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首创者，使人们由游猎走向农业，由蒙昧走向文明时代。他和另一个先进氏族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先后创造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大厦奠定了基石，被海内外炎黄子孙同尊为华夏人文始祖。
炎帝陵人称“中国第一陵”，留传至今的共有两处，一在陕西宝鸡，一在湖南炎陵县。
宝鸡的炎帝陵在天台山，至今尚有神农遗迹和传说。天台山上，原有停放炎帝遗体的骨台寝殿．寝殿已湮没，柱础石、墙垣基础依然可见，汉白玉的“骨床”仍然嵌在寝堂殿址中央。按当地的传说，神农曾上天台山，尝百草辨药性，不幸误食了断肠草，因为没有及时找到解药，肝肠断裂而死，就地安葬于莲花台。据史料记载，宝鸡民众祭祀炎帝活动，始于春秋，盛于汉唐。每年七月初七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鉴于涉及到炎帝的古建筑大多毁损，宝鸡兴建了两处炎帝纪念地，即炎帝祠和炎帝陵。
另一个炎帝陵在湖南。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等史书记载，炎帝为民治病，采药来到湖南，日遇七十毒而不辍，最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一些人认为就是今炎陵县鹿原镇鹿原陂。自汉代开始，人们就在这里奉祀炎帝，建造了炎帝庙，唐代继为奉祀。967年，宋王朝下旨，在鹿原陂寻得陵墓，建宗庙祭祀炎帝。宋朝的炎帝陵殿仿皇宫式样建造，午门、丹墀、龙陛，一应俱全。此后，历代帝王都视此为圣地，并不断派官员前往朝拜，举行大典进行祭祀。人民群众则在此烧香、宰牲祭祀，终年络绎不绝。一千多年来，炎帝陵殿曾多次被焚毁，又经多次修复。建国以后，炎帝陵即被湖南省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国家决定重新修建炎帝陵，1988年工程完工。重新修复的炎帝陵较前稍有扩大，陵区面积达1000平方米，陵殿建筑群红墙黄瓦，金碧辉煌．气势雄伟壮观。主殿共分四进：一为午门。午门左右分列戟门和掖门。二进为行礼亭，是奉祀时宰牲敬香烛拜祭处。三进为正殿，大型祭祀典礼场所，殿内正中置炎帝金身坐像。四进是墓碑亭和墓冢。
湖南酃县炎帝陵庙 有学者指出，《国语》上说，黄帝和炎帝是兄弟，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已经否定。炎帝和黄帝根本不是什么同父母兄弟，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首领。一般人认为，炎帝生长在姜水，黄帝生长在姬水，两人都生活在渭河流域，这其实是不可能的。炎帝族和黄帝族在生活习性和生产形态上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民族，不可能同时适应于一个环境，更不可能在同一环境获得各自的发展。两族因为生存引起竞争，虽然一时成为仇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婚、同化的结果，使他们已经浑然一体。炎帝最先发展的领地在哪里？炎帝的领地就在今湖南南部、罗霄山脉以西、南岭以北的湘江上游，包括今衡阳以南的耒水、湘水、潇水诸流域，直至沅水、资水上游，然后逐步向东、向南、向西、向北发展，特别是经湖北向北发展。《竹书纪年》是最早说炎帝葬于长沙之茶乡的书，在唐代就有祭炎帝的仪式。今天的炎陵所在具体位置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派人重新勘定的，自此以后，历宋、明、清诸代祭礼不辍，其事除见诸各种方志外，留存墓地的祭文碑刻便有自明洪武四年至清光绪元年历次祭祀所立共53块。炎陵所葬不一定是炎族的始祖，可能是炎族势力北上以前某一个于民族有重大贡献的英雄，他是炎族的象征和旗帜。炎陵不可能是孤立的，应与炎帝生前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炎陵所在之地就是炎帝生前活动之地，也是炎族发祥之地。
两个炎帝陵，给后人带来了不少困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否是两地的人们在争抢着纪念他？是否两个陵墓都是后人所说的衣冠冢，仅是人们的纪念地？而且，说长期在黄河流域活动的炎帝最后崩葬于湖南的炎陵县，是否可信？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宝鸡和炎陵县各有一个炎帝陵的局面一直存在着，自古以来两个地区的人们用各自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华夏族的始祖。
在学术界，一些学者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对出现两个炎帝陵的原因进行解释。近年来，较为新颖且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见于杨东晨先生的一些文章中，这些观点对上述问题的解决足够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炎帝神农氏的父族有熊氏和母族有蟜氏，都是古代中原以郑、洛为中心地的古氏族，至炎帝时已处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社会经济、文化已有较大发展，所以便将许多发展创造都集记在炎帝身上，加之其裔族广布于渭水、汾水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故又形成大江南北有许多炎帝神农氏的传说和遗迹。宝鸡市南姜氏城附近有“九圣泉”、神农庙，主要就是纪念当时炎帝为人类作出的贡献。
宋人罗泌的《路史》中说：“炎帝柱，神农子也。”“以从事于殖畴百疏，区百谷，别其疏遬深耕，圣作以兴。岁天均时而地均财，于是神农之功广而天下殷赈矣。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数……亦曰列山氏，五帝以来稷之。”据一些史书记载，这个列山氏柱是一个相当能干的首领，他可能是因为兄弟之争，也有可能是贤让，从今陕南宝鸡带领部分族人，沿后世称的武关道，经河南西南部，辗转进入湖北随州。列山氏是神农氏炎帝之子，自然也是号称炎帝。《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列山氏将宝鸡的神农遗迹带入该地，所以这里也有九井、神农社。
至列山柱之子列山氏农时，氏族部落发展壮大，部分人又向南迁徙，进入今湖南省南部地区，将炎帝神农氏、列山柱的遗迹也随之带入。今湖南宜章县南的骑田岭，也有如北方“神农种谷于淇田之阳”的地名。
共工氏也是神农氏子的裔支，是炎帝子炎居的后代，但没有继承“炎帝”的名号。共工氏约是炎帝裔支的第六代孙。他带领部分族民离开渭水向东迁徙，先居于陈，后迁于共。共工氏传至后土、噎鸣时，部落已有十二个氏族，力量壮大。继承了炎帝名号的第八代孙榆罔是炎帝另一个儿子的后代，也带了大部分族民离开渭水沿黄河南岸东迁，先入居陈，后又迁入鲁，居于大庭氏故邑，号称炎帝神农氏的榆罔帝和当时东方的少昊部族关系较好，曾封泰山禅。之后因战争变故，榆罔帝的部族之民大部分与黄帝族融合，形成华夏族。不过榆罔帝不甘心受黄帝制约，带领部分族民南逃入江汉地区，后又徙入炎帝列山氏农的居地厉乡。由于一地难容两位炎帝，于是榆罔又与族民辗转南徙今湖南南部一带，受到当地土人和炎帝柱的裔族的欢迎。《帝王世纪》说炎帝晚年，为民治病，采药到湖南，以及茶陵的神农捣药亭等，都应指榆罔帝。
很多后代的史书认为，炎帝死后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后人称为茶陵，也即今天的炎陵。这里的炎帝是指榆罔帝，而非炎帝神农氏本人。《路史》说，炎陵山附近有三百多座坟墓，都是神农氏妃后、亲属的墓葬，应该是历山氏柱的后裔族以及炎帝后裔庆甲、厘和榆罔等后裔族的公共墓地。
在详细研究古史的一些记录后，杨东晨先生认为，炎帝的后裔共有三支：子临魁的世系传六代；子柱的世系只知农，以下失载；子炎居，下传六代。还有庆甲帝，似应排在临魁的世系内。因此，陕西宝鸡市南的炎帝陵可以推断为第一代陵。湖北随州应有炎帝柱与其子农之陵，但今天不见踪迹。湖南炎陵县鹿原陂炎陵山的帝陵应为第八代陵。炎帝榆罔南迁到湖南之后，为当地的神农部族所尊奉，故死后立墓于此，而榆罔也是沿袭炎帝神农之号的。《帝王世纪》云：“宓羲葬南郡，炎帝葬茶陵，少昊葬云阳。”这些陵都是后世修的纪念性质陵，有的是衣冠冢，有的是遗物或根据传说修的陵，是无法通过发掘来证实的。
汉代以前，对湖南的炎帝陵无载，晋代后有史记载，五代后陵废。宋太祖时，在白鹿原陂寻见炎帝陵，修庙纪念。后避水害，移至县南五里处。明、清又予以维修和扩建。《淮南子》说神农“驰于国中”，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到三危。这样看来，炎帝及其后裔族的迁徙范围特别广阔，湖南有炎帝裔族是有可能的，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杨东晨先生最后的结论是：无论从民族迁徙、地域、南北文化交流、考古文化等方面看，炎帝榆罔南巡于今湖南炎陵县是可能的，崩葬于此也是可信的。
从指出炎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名号来详细地研究炎帝族的世系和迁徙，从而看出炎帝族是从北方的渭水、汾水流域最后迁进了湖南南部地区，这样新颖的观点，既解决了宝鸡和炎陵县为什么并存两个炎帝陵的问题，同时也使我们看到炎帝陵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是否真是炎帝的崩葬所在地，而是说明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和长江流域的文明自古以来是一直相通的，它们共同构筑了华夏文明的进步。
这样来解释两个炎帝陵之谜，不知读者是否认可？
也有学者探讨了长沙炎帝陵出现的原因，认为长沙炎帝陵与炎帝是否葬在这里无关。在早期传说中，炎帝只是作为古帝王之一的面貌出现，而把炎帝与神农合在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是较晚的说法。《吕氏春秋》和《礼记》载，天子四时祭祀，均依一定的方位，炎帝被认为是夏季之神，而“立夏之日，天子率百官迎夏于南郊”。《淮南子》把炎帝与南方联系了起来，说南方是火，“其帝炎帝”。《吕氏春秋》高诱注说，炎帝“死托祀于南方”，这是指在南方行祭祀之礼，并不表示炎帝墓真的与南方有什么关系。《帝王世纪》说：炎帝“以炎承木，位在南方，主夏……葬长沙。”这里用了五运说，而五运是战国后期的邹衍所创，水、木、火、土、金五行相次转移，凡帝王之兴，必感其一。炎帝被追认作为第一个乘火德之瑞的古代帝王，而黄帝作火土德，火生土，得以代炎帝而立。高诱为东汉末人，恰好反映了汉儒的思想。
炎帝与南方的关系，是在晋至宋代成为定论的，其实长沙炎陵完全是后人推测出来的。宋代统治者认为自己也是火德王天下的，宋仁宗时曾祠祀火运之神。到了南宋，炎帝被纳入宋朝火运体系，作为与国运相系的火神受到顶礼膜拜。不过宋朝最尊崇的还是黄帝，还以黄帝为赵氏始祖。这种观点强调，宋初虽定国运为火德，但并未与传说的第一个火德君炎帝联系起来，后来因为一些人对他特别崇祀而得到朝廷认可。
笔者认为，两个炎帝陵有可能都仅是纪念性的空坟，都是后人根据一些传说布置的纪念地，因此两个炎帝陵的出现并不是坏事，相反倒是反映了后人对炎帝的纪念。
抟土造人 女娲陵之谜
出于对女娲的怀念，后代建造了女娲陵和女娲庙进行祭祀，不过由于对女娲的主要活动区域存在着不同看法，因而对女娲陵究竟在何处也就产生了相异的观点。有人认为，女娲陵在女娲当年活动的中心区域，即今山西洪洞县的侯村；有人根据《山海经》认为女娲陵在云南；也有人认为河南淮阳的伏羲陵本就是女娲陵。
女娲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艺术形象，也有可能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传说中的女娲是伏羲之妹，被其兄封为女皇，居汝水之阳。她对人类最主要的功绩是“抟泥土造人”和“炼五色石补天”，是华夏民族的一位始祖。
女娲生活在远古时期极端困难的自然条件下，这个时候，“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在人类面临的巨大自然灾难面前，她挺身而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以无穷的智慧和巨大的爱心，拯救了人类社会，缔造了人类文明。从此以后，“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可以说，没有母亲，就没有子孙后代；没有女娲，就没有中华民族儿女的一切。此外，女娲还制造了乐器——笙簧，为人类制定了婚姻媒妁，为人类后代的繁衍作出重大的贡献。一些学者研究后认为，女娲伏羲结合之后，所生儿女后代主要有飞龙氏（朱襄）、潜龙氏（昊英）、居龙氏（大庭）、降龙氏（浑沌）、土龙氏（阴康）、水龙氏（栗陆）、青龙氏（句芒），此外还有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共工氏（康回）、柏皇氏、赫蛋氏、昆仑氏、葛天氏、屠龙氏、伏龙氏、尊卢氏、祝融氏、骊连氏、无怀氏、金提氏、有巢氏等等。如此看来，全球中华儿女的血管中，都流淌着女娲殷红的血液，都继承了女娲的遗传基因；全体中华儿女的心中，都珍藏着对中华民族伟大母亲深挚热爱的感情。
近代任伯年画的《女娲补天》 出于对女娲的怀念，后代建造了女娲陵和女娲庙进行祭祀，不过由于对女娲的主要活动区域存在着不同看法，因而对女娲陵究竟在何处也就产生了相异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女娲当年的活动主要是黄土高原的山西，主要在冀州活动，古人认为两河之间为冀州，就是包括今天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在内的山西中、南部大部分地区。女娲所补的天，很可能是指“穴居野处”的原始人类所住的“山洞”的洞顶。由于当时发生了巨大地震，山崩地裂，人类所住洞穴的天顶开裂、坍塌，才引发了“天柱折，地维裂”，才有了女娲用五色石补天的壮举。今太行山区不少地方都是“五色”的花岗岩地质构造，所以在太行山一带留下了多处补天台、娲皇洞、娲皇窟等女娲的遗迹。
女娲所处的远古时期，文明制度尚未建立，不可能有都城，所以，她实际上是以一个母系部族首领的身份统领、治理天下。《路史》说，女娲治于中皇山之原，这中皇山大概就是《禹贡》所记的冀州之域的中霍山。在北方人口语里，“皇”和“霍”发音相近，因此有可能中霍山被错记为中皇山。可以推测，当年女娲氏“布政统民”所在的“娲皇故都”，就在今山西洪洞县赵城镇侯村。侯村所处就在冀州之域，附近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迹也可以佐证这种观点。侯村大概形成于商、周时期，因为这里是诸侯所封之地，故名。
女娲死后，她的长眠之处——“女娲陵”也在侯村。宋初《太平寰宇记》中已经提到了女娲墓，说墓在赵筒子城东南五里，高二丈。清代县志中说，宋初给守陵五户长吏，春秋奉祀。位于侯村东北的女娲陵分为正、副二陵，正陵在娲皇庙正北，是一个高四五米的圆形土丘，周长约50米。副陵在娲皇庙西侧，大小与正陵相近。一般认为，正陵埋葬女娲之体，副陵埋葬女娲生前所用之物。在女娲陵副陵东边，有一座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娲皇庙，全称为“娲皇圣母庙”。庙东西宽约120米，南北长达300米。该庙始建年代无考，唐天宝六年(747)时曾经重修。正殿为补天宫，主要塑像是女娲，墙壁上绘有女娲断鳌、炼石的故事。现在庙中还有三株古柏，最大的一株为“猴头柏”，高20多米，径围在8.5米以上。根据轩辕黄帝曾到山西万荣“汾阴睢”一一女娲“抟土造人”圣地“扫阶而祭”的传说判断，它与陕西桥山“黄帝手植柏”一样，是黄帝来此朝拜“女娲陵”时所植。
自古以来，侯村娲皇庙一直是享受历代帝王祭祀的国家级神庙，庙中有宋开宝六年(973)的《大宋新修娲皇庙碑铭并序》碑和元至元十四年(1277)《大元国重修娲皇庙碑》，以及明清两代多位皇帝遣官致祭的御制碑。宋碑上说：“乃诏诸郡县，应境内有先代帝王陵寝之处，俾建寺庙，四时祭享，庶百姓祈福焉。乃于平阳故郡，得女娲之原庙。遂令中使藏事、有司揆功，选良材，召大匠，以坚易脆，去故就新。”这座建于唐代以前的女娲庙，其实就是很早以前人们认为女娲葬在侯村的见证。历代帝王的御制碑文，使得侯村女娲陵和女娲庙在历史上享受到较高的待遇，大大有别于其他各地的同名庙宇，成了一座国家级的神庙。
另一种观点认为，女娲的葬地在今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境内。这是一位叫扶永发的学者通过对《山海经》研究后找到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他认为这些文字与今日的云南剑川县西北、兰坪县东南之地极为吻合。
当时有座叫不周负子的山裂开来后合不拢了，一山变成了两山。不周负子即今剑川县上兰乡美水行政村驻地美水登之南夫再木村西南的核走山及西北之美水山。白族语夫再木原名“府寨”，即“不周负子”中“负子”两字的近音。核走山与美水山之间隔有一小溪将两山分开，古人以为两山原是一山。“两黄兽守之”是当时在不周负子山的相应位置处用黄颜色所绘的两兽，用以表示不周负子山的位置所在。不周山和不周负子山是两座山。郭璞注《山海经》时说：“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坏不周迎也。”其实郭璞是误以不周负子山为不周山了。不过不周山在今丽江县九河乡河源行政村所属水塘箐村北之垭口。该处为古共工国南面的门户，为要道所经之地。
《山海经》提到的“寒暑水”，在今兰坪县东南部通甸乡丰华行政村所属黄木村东南所出的水溪。该小溪今无名，于夫再木东南入于白石江。这条小溪在《山海·西次三经》中称为“流沙水”。白石江发源于剑川县西北界的老君山，这里的一段江在书中自然称为“观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指小溪西有座山叫湿山，就是今小溪西的青岩头，在兰坪县境；小溪东的幕山，是指今小溪东侧的山神岭，在剑川县境。“有禹攻共工国山”，指现今的鸡足山，在两县的交界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