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葬墓中已有如此伟大的艺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唐陵中的三彩将更加灿烂多姿。
是衣冠冢吗 钱镠陵墓之谜
今浙江临安县城内有个钱王陵公园，当年的武肃王钱镠就安息于处。作为一个重要的帝王陵墓，钱王陵受到了千万后人的瞻仰。然而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钱镠真的埋在这里吗？有人根据古书认为，太庙山不过是个衣冠冢而已。
唐末战乱，各地军阀纷纷割地自据。今浙江和江苏南部地区出现了以钱镠为首的吴越国。钱镠在位时期，采取休兵息民的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兴修水利，重视农桑，奖励垦荒，增产粮食，使吴越国富甲东南，百姓安居乐业，达到小康局面，远胜于战乱不断的北方中原地区。有人说他是天堂苏杭的奠基人，今天来看似乎也不为过。苏东坡说，钱镠统治时期，“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作为一个小国的国王，被后人这样评价，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钱镠世居临安县功臣山南坡山脚的石镜镇钱坞垅，故居遗址至今仍在。大官山、石镜山、将军树等处是钱镠幼年时游玩的地方。他发迹后，曾数次巡视故里，立为衣锦军，派重兵镇守，治沟恤、筑城墙、建寺庙、修祖茔。钱镠死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三月二十六日，时年81岁，谥武肃。二年后，“敕葬于安国县衣锦乡茅山之原”，即今临安锦城镇太庙山。《临安县志》说：“武肃王奄有吴越，伟绩丰功，归葬故乡，示不忘旧，丰碑华表，肃然起敬。”
太庙山，古名茅山、安国山，海拔90多米。山上古木参天，葱郁幽静。钱镠墓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20亩。地面封土堆高约9米，直径约50米，圆形，背靠太庙山。墓前左右有青龙、伏虎两小山护卫。登上山顶，锦城全镇尽在眼底，四周锦溪蜿蜒，阡陌纵横，气象万千。选择这里作为墓圹，说明钱镠的后代的确很有眼光。
墓的四周遍植松柏，庄严肃穆。墓前立有石碑，有石供桌、拜石。墓碑刻有阴文楷书：“唐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兼中书令吴越国王谥武肃钱王之墓”。墓道长约300米，宽约100米。墓道上原有华表1对，石羊、石马、石虎各1对，石翁仲2对，石将军1对，享堂五楹，今原墓道已毁，仅有享堂和墓碑存于道旁。
按说钱镠葬在临安镇太庙山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一本专门记载钱氏家族史的著作《钱氏家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使钱镠墓究竟在哪里的问题成了一个历史谜题。
钱镠的墓址在《钱氏家乘》中有两种说法。一说临安县署中设有先祖武肃王神座，神座旁有隧道，直达大堂之下，因而该书认定王祖真墓在此。清朝乾隆年间，临安县知县李元曾经探穴，之后李元将墓道封固，还立有碑石，说明太庙山的墓只是一个衣冠墓，真正的墓室其实在大堂之下。如此，为后人瞻仰的太庙山墓不是真的，仅是个衣冠冢，这多少有点令人意想不到。
《钱氏家乘》的第二种说法认为，钱镠墓在歙州之金竺山。金竺山的最高主峰前有平地一方，上有武萧王墓和祠堂。祠堂左面为观音院，祠堂前面就是钱王墓。墓上的紫色石碑倚祠墙而立，惜碑字已多剥落，仅有数字可识。墓呈圆形，清嘉庆年间由山麓村人用麻石刻“钱王墓”三字，嵌于其前。山麓即舍间葆村，村内的水口庙供奉着钱镠像，每年于元宵举行祭典后，奉王于献轿，轮流以四人舁至村中广场，由村人敲锣放炮竹，乡邻多于是日前来观看。旧例相沿，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清初村人公约，有祠供圣王公、圣王母，历年已久。歙州在吴越国范围内，歙人感念钱氏功德，为他立祠建庙，应是顺理成章。但说这里就是钱镠墓的所在地，不知道有什么根据。或许这里也仅是钱镠的一个衣冠冢，或许这里可能是其他什么王墓，这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才能最后定论。
现代人的著作中也有不同看法，如杨剑宇《中国历代帝王录》说，钱镠葬于今浙江萧山县茅山。龚剑锋先生曾经撰文发表不同看法，认为不但史书从未记载，而且遍寻今萧山县也无钱镠陵墓的遗迹。他认为钱镠陵墓在太庙山南坡的可能性最大。
也有学者认为，武肃王真墓在县署大堂之下的可能性最大。太庙山右侧三百步处为茆山，茆山下台地为县署所在地。唐末五代时，此地为石镜镇安众营地，后升衣锦军为兵营。此处保卫严密，外人不得入内，不得暴露，且地势高燥，是建造墓地的理想地方。
这几种说法，令后人不知所从。看来要弄清这个问题仍需假以时日，因为只有打开钱王陵才会有明确的结果。
风里落花 南唐二帝陵之谜
五代时期，在今江苏、安徽等地区曾经建立过一个叫南唐的国家。就五代十国时期的各个小国来说，南唐是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地方，建都金陵，号称三千里地山河。南唐最初的两个皇帝死后葬于金陵郊外的祖堂山下，在一个名叫太子墩的地方，千年以前的两位皇帝安详地躺在精致的墓穴中。
南唐共历三主，存在了39年，后被北宋灭亡。先主李昪不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而是一位善于治国安民的政治家，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于文化艺术的保护和繁荣，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中主李璟前期尚能继承其父的政策，但碰到了福建闽国内乱，就派兵想占有全闽，结果在与吴越国的相争中不利，元气大伤。之后又用兵马楚，军事虽然取胜，但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后周世宗时期，曾三次亲征南唐，南唐在军事上的失败几成定局，李璟已是回天乏力。不过从总体上说，南唐的皇帝们都是一心求安，很少主动出兵，委曲求全，保持太平，使金陵地区于乱中求安，生产发展，文化繁荣，金陵城也成为一代雄伟之都。
皇帝死了，按照成例是葬在都城的附近，但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知道南唐三主的墓究竟在哪里。1950年春季，在南京中华门南数十里的牛首山附近，发生了古墓被盗事件。事后，一些文物从盗墓者手中开始外流，南京的古董商人也进行了收购。消息传到文物管理部门，立即报告政府，于是会同南京博物院到牛首山进行实地调查，不久发现了祖堂山南麓是古墓被盗的地方。政府遂组织有关部门协力进行发掘，结果发现了迄今为止江南地区最大、最古的帝陵地下宫殿，里面长眠着南唐先主李昪和中主李璟。考古报告次年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南唐二陵 尽管两座陵墓已经为后代反复多次盗掘，但里面仍然存有600多件文物。经过专家们的详细考证，最后从墓内的“玉册金文”上确认了墓主的身份、姓名。
南唐开国皇帝李昪及皇后宋氏的陵墓号钦陵，中主李璟及皇后钟氏的陵墓号顺陵。两陵所处的祖堂山高约300米，绵延10余里。这里群山环拱，名胜集萃，风景秀丽。山南麓叫太子墩的地方，就是二陵的所在地。
南唐二陵相互毗连，相距不过百米，东依红山，北靠白山，西临山谷，南对一片开阔的山坡地。钦陵在东面，李昪当皇帝时，南唐国势强盛，因而钦陵规模宏大，内部装饰富丽堂皇。从今存外形来看，钦陵应该是封土为陵，因为陵墓上部是一圆形土墩，高出地面约12米，土墩周径达170米左右。陵墓坐北朝南，陵园原有宏伟的地面建筑，然经过1000年的风雨吹打，已经荡然无存了，不过当考古工作者在陵园废墟上不断挖掘出精工雕镂的柱础石时，仍可以想见当年陵园的地面建筑是何等伟丽。钦陵墓道长19米，沿墓道而进，墓室分为前、中、后三主室，两侧有十个侧室，为陈设随葬品之用。前、中二室及所附四侧室为砖结构，后室及六附室为石结构，室顶和面全用青砖叠砌成穹隆状，全长达21.48米，宽10.4米，高5米多，主室、侧室之间有拱形门洞式短过道相互贯通，组成了一座布局严谨、坚固宏伟的地下宫殿。
钦陵墓门和三个主墓室建筑均仿照地面木结构房屋式样，在壁面上用砖砌出柱子、梁枋和斗拱等结构。陵门为圆形拱形洞门，墓门、墓室的斗拱、倚柱均饰以彩绘装饰纹样，有牡丹、宝相、莲花、海石榴、柿蒂、蕙草云、云气纹等，色彩艳丽，呈暗红色调，显得深沉而庄重，虽经千百年剥蚀，大部分已经毁损，但当年的色彩仍依稀可辨。由于钦陵建筑都是采用砖和石材，不能像木构件一样直接施彩作画，于是就在要施彩画的地方先墁上一层厚2.5厘米，由糯米汁和石灰混合搅拌成的灰浆，用石灰粉刷作底后，再施彩作画。有关专家断定，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建筑彩绘之一。
钦陵中的石雕令人惊叹。在中室石制门楣上部，有一幅双龙戏珠石刻浮雕，五爪金龙张牙舞爪，鳞甲生动，双龙相对，雕刻精美。正中宝珠周围刻有火焰，下有祥云相托。门楣下左右两壁各镶嵌一大型武士浮雕像，武士身披盔甲，双手持剑，足踩祥云，左右侍立卫护，威武雄壮。这三件精美的大型浮雕曾敷金涂彩，但因早年遭盗掘，被人刮去金饰，后又受淤土侵蚀，已非旧观，惟在石刻线条深处，留下星星点点贴金敷彩残迹，使人想起它们当年金碧辉煌的壮丽。
钦陵的后室是安置李昪及皇后宋氏棺木的梓宫，比前面二室更大，装饰更为华丽讲究。整个墓室全部用石砌筑，长宽各约6米，整石精细雕磨而成的八根石柱，撑托着石雕的一斗三升式斗拱，柱为灰黄色，拱为深灰色，上面绘满彩画。四壁表面涂有朱彩，室顶绘有日、月、星辰的天象图，均为彩绘，东方有红色旭日，西方有淡蓝明月，南有南斗，北有北斗，大小星宿共达一百多颗。与之相对，在地面所铺青石板上也雕刻有蜿蜒曲折的山岳江河地理图，象征着天授君权，南唐王朝一统天下，上下天地交相辉映。室中央是安放李昪和皇后宋氏棺椁的青石棺床，由六块方形大青石组成，长3.8米，宽2米。棺床正中有长方形小井，称金井，棺床侧表浮雕三爪金龙八条。后室两侧各有二侧室，侧室门旁有八角形倚柱，形成了一排廊柱式建筑，使整个立面显得更加高大、宏伟、庄严、华丽。
顺陵在钦陵的西北侧，其北、西面都与山麓相连，隆起不甚显著。李璟统治的后期，南唐与后周交战，南唐战事不利，李璟在强兵迫境时逃往南昌，闷闷不乐，最后病死。其子李煜上台后，将其灵柩迎回，归葬金陵。此时大军压境，财力匮乏，只能勉强仿照旧制，草草建陵。顺陵的形制大体上与钦陵相同，但规模和气势就没有钦陵豪华气派了。顺陵沿墓道前进，墓室也分前、中、后三进，全部为砖砌，共有大小墓室11间，墓道长20.9米，宽10.1米。其建筑装饰与钦陵相差甚远，没有天文地理图和大型浮雕石刻，随葬物品较少。李璟曾有词云：“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吞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面对国家的衰败，只是一腔忧愁，无能为力。从钦陵的豪华到规模小得多的顺陵，可以看出南唐国势的每况愈下，李璟怎能不忧？
南唐二陵出土的瓷器 陵墓建筑比较辉煌，而出土的陪葬物品不是很多，这是为什么？有关专家认为，主要是南唐二陵历史上多次被盗，金银珠宝早被洗劫一空。即使这样，到上世纪50年代发掘清理时，仍遗留有不少男女陶俑和玉制、石制哀册等600件左右文物，因而可以推断，原墓随葬品是十分丰富的。其中陶俑有200多件，南唐宫廷中各种人物都在陶塑中有所表现，如男俑有侍从内臣、帮闲文吏、披甲卫士、献技伶人等形象；女俑有盛装嫔妃、飘逸的舞伎、捧物的侍女等，造型生动，神采各异。顺陵出土的陶俑，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无法与钦陵相比的。二陵中最珍贵的文物是哀册。哀册是埋葬皇帝或皇后时所作祭文的记录，历来很少有发现，因而格外珍贵。钦陵的哀册由几十片绿色的刻字填金玉片制成，主要内容是李璟为其父歌功颂德之词，其文曰：“维保大元年，岁次癸卯……子嗣皇帝臣瑶伏以高祖开基，父皇宝业，绩绩德泽，熏以声教……上尊谥曰光文肃武……”顺陵出土的哀册为石片制成，上书“黄帝乘龙上天”数字，意为李璟生前受命于天，驾驭天下，死后重又归天。
关于南唐二陵的建造资料，史书大多没有详细记录。如马令《南唐书》和陆游《南唐书》虽有谈及，但语焉不详。马令《南唐书》卷13《儒者传》说：“烈祖山陵，元宗以（韩）熙载知礼，遂兼太常博士。时江文蔚判寺，所议虽同，而谥法庙号皆成熙载之手。”又说：“烈祖（李昪）殂，元宗（李璟）以文蔚知礼，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员外郎，判太常寺，以议葬礼。于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二陵都是由当时博学多才的大臣江文蔚和韩熙载设计的。是否真是这样？笔者认为恐怕两人仅是议定礼仪制度，而具体的陵墓建筑设计大概另有其人。这可算作是一个千年之谜。留待后人去解了。
南唐二陵墓壁彩画是已知的我国古代施于墓葬建筑彩画存世较早、极为珍贵的例证之一，一些学者认为比敦煌千佛洞还要早。那么，二陵建筑彩画的作者是谁呢？有专家认为，是当时擅画“花竹林木、蝉蝶草虫”的大画家徐熙。徐熙是活跃于南唐的花鸟画大家，一直活到李煜接位时期。他虽未入仕南唐朝廷，却是江南名族，与先主李昪有一定的关系。徐熙的作品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是通过徜徉园圃写生观察，画出能够妙夺造化、意出古今的汀花野竹、水鸟渊鱼；另一种是强调装饰功能的作品，宋人说他“于双缣幅素上画丛艳叠石，傍出芋苗杂以禽鸟、蜂蝉之妙，乃是供李主宫中挂设之具，谓之铺殿花，次曰装堂花，意在位置端庄，骈罗整肃，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态，故观者往往不甚采鉴”。而墓室里的装饰彩画，要讲究工整、对应，构图与色调较少变化，这与宋人讲徐熙的铺殿、装堂花基本一致。
《南唐二陵发掘报告》认为，建筑装饰彩画的步骤主要是先用深红色或赭色线勾出花瓣及枝叶轮廓，再以晕染的手法给花叶、花瓣涂上色彩，颜色以土黄、石青、石绿为多，最后点缀朱红或石绿色的花蕊。徐熙为皇家宫廷作画是很受欢迎的，他极有可能参与二陵的建筑装饰彩画，即使他因为是江南显族而不亲手为之，也会积极提出建议，现场指点，或画具“粉本”让其他技法娴熟的画工临摹，这也是为何二陵建筑彩画风格基本一致的原因所在。
乱坟下的陵墓 前蜀国王王建永陵之谜
在一座荒凉无主的乱葬坟下，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地面建筑虽已无存，但墓室却十分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墓中的大量文物，可以使我们领略五代时蜀地罕见的艺术宝藏，也可以猜测当年成都的豪华与富丽。
前蜀皇帝建的永陵 唐末藩镇割据，唐王朝分崩离析。黄巢义军攻打到长安时，王建随唐僖宗逃到四川。因保驾有功，升任利州刺史。后攻占成都，称帝建国，史称前蜀。王建病殁，葬成都西郊永陵。之后子王衍即位，925年为后唐所灭。
前蜀国王王建的陵墓在古代的诗句中一直有人提到，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说：“穿残已叹金凫尽，缺落空余石马双。攫饭饥鸟占寺鼓，避人飞鼠上经幢。”在这首诗的小序中，陆游提到：“永庆院在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有二石幢，尤当时物。”可见南宋时期王建陵仍具有相当规模，时人都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不过当时陵墓开始出现破落，墓前的石马石人缺损严重。宋朝以后，历史烟云消散殆尽，已没有人记得王建墓的准确方位了。多少年来，成都西郊三洞桥边一个直径80余米、高约15米的圆形乱土堆下，谁也不知道竟是个皇帝的陵墓。历来人们对它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土堆是汉代司马相如的琴台，因而叫抚琴台；有人认为是三国时诸葛亮弹琴处；有人认为这里其实是一座荒凉的无主坟。可悲的是地底下的王建，想当初在东西两川建国称帝十多年，神气一时，几代以后却连葬身之地也无人知晓。
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事的需要，在成都西郊开挖防空洞。1942年，挖掘至此的工人们发现了地底下竟然有整齐的砖砌体。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等闻讯前来考察，证实这座陵墓就是王建的永陵。
当初永陵是有宏大地面建筑的，陵园神道两旁置石幢、石人、石马等，但早已荡然无存。宋人曾记载，当年陵墓的陵佛宫内壁画有百面之多，宋代大中祥符年间，益州知州凌策奏请拆迁陵园及陵庙建筑，修建道观玉局观而颓废，今仅存石文吏俑一躯。
永陵出土的王建像 永陵与之前的帝陵不同，并未深埋地下，而是从地面浅处修筑。埋在封土之内。因此永陵实际上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墓室建于地面上的陵墓。永陵的墓室保存完好，这要感谢当年建墓的工匠们对墓室承受压力的运算设计。墓室采用地面起拱形式，这在历代帝王陵墓中比较少见。墓室使用了与地面平行的桶形券拱，由14道双重石券作为肋骨起券，券拱跨度较大，中有一点为火炬尖形。陵墓占地约7亩，封土高14米多，直径70米。墓室是由红砂岩筑成，全长30.8米，室内长23.4米，共分三室，每室均有木门间隔，门上饰以鎏金的铜门钉、铜铺首及镂花铜饰片等。
前室相当于下行的墓，券额上仍然残存着不少彩画，虽已上千年，但依然色彩鲜艳，可知当年地宫是何等华丽和辉煌。
中室是全墓的主体，在中央稍偏后的地方是棺床。床作须弥座式，上铺一层珉玉板，玉板上是三层木台级，台级之上为棺椁。冯汉骥教授根据保存下来的棺椁痕迹推测，原棺椁为内外五重，是我国现在见到的按照周代礼制制做的汉唐以来惟一的皇帝棺椁。由于永陵早年被盗，盗墓洞穴从此成了千百年来雨水和泥土灌入的直通道，致使棺椁朽烂，只留下棺木上的铜饰和泥土混合的痕迹，王建的遗骨早已不知抛到哪里去了。至于棺木里的金银珠宝被盗墓者拿走了多少，谁也无法知道，成了永远的历史之谜。然而陵墓建筑以及丰富精湛的石雕艺术却是盗墓者无法偷走的，这些凝聚了古人智慧的无价珍宝一直流传到今天。
棺床东、南、西三面雕刻着24个伎乐浮雕像。东面刻击正鼓、齐鼓、和鼓、吹笛、吹觱篥、拍板、羯鼓、答腊鼓、毛员鼓、鸡娄鼓等10幅。南面刻舞蹈者2幅，弹琵琶、拍板各1幅。两个舞伎长袖轻拂，举足踏节，婀娜多姿。当时宫廷中盛行的舞蹈有两种，一为雄捷的健舞，一为轻盈柔曼的软舞，有专家认为两个舞伎表演的是典型的软舞。西面刻吹排箫、弹筝、吹小觱篥、弹箜篌、吹叶、吹笙、吹贝、击铜钹、击羯鼓等10幅。操弄乐器的乐伎个个表情专注，神态逼真地协奏着一首精彩的曲子。这组石刻是唐五代十国时期宫廷伎乐队的再现，栩栩如生，是研究唐五代音乐的重要资料。内中既有周秦以来传统的笙、筝、排箫等乐器，又有当时从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羯鼓、腰鼓、吹叶和从外国传入的铜钹、箜篌等乐器，可以称得上是一支中西结合颇具规模的混合乐队。日本有学者说，过去在别的考古中我们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现在从这些乐器上可以弄清楚了，“集燕飨乐的乐器于一堂，使我能够认识这个宏伟的编制制度”。
前蜀国王王建的永陵 棺床四周为什么要雕刻这些舞伎、乐伎？考古专家认为，王建棺床作须弥座式，这是佛座，而乐舞伎俑表现了王建在西方净土佛国，众乐舞伎正在为他表演佛曲乐舞，人们往往认为人间的皇帝就是佛，因而在墓中将王建布置成佛了。
棺座四周侧面与石床前面雕刻的题材有龙、云纹、兽、禽鸟，连续上下串枝的花朵、西番莲、莲瓣等。棺床两侧还列置半身圆雕十二力士像。每位力士均身着铠甲，有的头发高束，有的戴着头盔，面向棺床，圆睁怒目，面部表情及身体姿势皆不相同，各以手置于棺床下作扶抬的动作，神态沉着勇猛，他们是驱除凶邪、护卫皇帝陵寝的天将。力士所着盔甲的金属、皮革均有立体感，表现了雕刻者的技巧十分成熟。
后室安放着高0.79米、宽4.4米的石床，这是仿照王建生前御座或御床而设计的。石床上檐刻着浮雕双龙戏珠，檐下正中雕盘龙，龙身盘旋婉转作戏珠状，四周朵朵云彩烘托出盘龙的雄伟气势。石床是全墓最为庄重的地方，上置王建石刻座像一尊，石像头戴折口巾，两袖相接，轻搁腿上。石像比例匀称，衣纹线条流畅自然。石像上的王建浓眉大眼，隆准高颧，神态自然，整个形象为一英武威严的老者，与史籍记载王建“龙睛虎视”、“隆眉广颡，壮貌伟然”十分吻合。五代蜀国的绘画、雕塑水平极高，因而王建塑像特别传神逼真。墓刚发掘时，包括王建像在内，其他如墓中的女乐、力士等，或贴金或在上面施以朱红、青、绿、黄、金等色。
后室中放置了大量宝物。如有帝王死后的谥号玉印，叫“谥宝”。这是一块纯洁温润的白玉，中部隆起，刻钮雕龙形，头有角，身、腹均有鳞甲，尾巴卷于右面，正面刻有篆字“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慧皇帝谥号”14字；有王建死后他的子孙和臣僚们的歌颂文章“哀册”，共51简，这是国内保存至今比较完好、文字清晰的册简，在其他帝陵中十分少见。此外还有王建的七套玉大带，玉璧、玉环、铜器、陶瓷器、铁猪、铁牛等物。
王建父子两代踞蜀35年，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蜀地比较安定，战乱很少发生，经济、文化比较兴盛，当时的成都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各类骚人墨客、乐伎画师、名手巧匠都有不少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王建墓中留下的这些艺术珍品，就是那些无名无姓的工匠们创造的灿烂文化结晶。
山水风脉 北宋帝陵选址巩县之谜
北宋帝陵全部建在远离首都的巩县，而不是在开封附近，其原因是什么？有人说与赵匡胤想迁都洛阳有关，只是最后没有迁成罢了。有人认为与当地的土质有关，因为巩县土质疏松，便于深挖厚葬。有人推测主要与当时流行的风水有关。
宋陵前的石刻 北宋共历9帝，除徽、钦二帝因靖康之变，被金军俘走，死于塞北五国城外，其他7位皇帝的陵墓都建在河南巩县芝田镇的东南、东北和西南不到10公里的范围之内。加上宋太祖的父亲宣祖永安陵，习惯上称巩县八陵。帝陵旁还有后妃、皇亲、皇族、未成年子孙和功臣墓约300多座，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皇陵区。
众所周知，宋朝的首都在开封，按理皇陵当在开封周围地区，将皇陵建在巩县，想必有比较特殊的原因。那么，赵匡胤将皇陵建在巩县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认为与赵匡胤想迁都洛阳有关。其实，唐末五代时期，洛阳的经济和文化在一场连一场的战火中已遭到巨大的破坏，而开封由于地处贯通南北经济命脉的大运河中枢，是全国水陆运输的中心，经济十分发达，地位显得愈来愈重要，成为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的舟车辏集之地。后周世宗曾对开封进行过整修，将城郭和宫殿维修一新。进入宋朝，开封实际上已取代长安、洛阳的地位，成为我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然而开封作为首都也有缺点，因为地势平坦，四周无险可守，一旦政局发生动荡，城市安全大成问题。而且开封近黄河，黄河如果发生水患，根本无法抵御。赵匡胤自幼在洛阳闯荡，深知洛阳在中原地区的重要地位。洛阳四周有险可守，经济可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因此他在朝中多次提出迁都的主张。他曾对大臣们说：“吾欲西迁洛阳，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有险可据，军队也可以减少，何乐而不为？但想不到他的迁都主张遭到臣下的反对。大臣们为什么要反对？一些学者研究后认为，主要是辅佐宋太祖定天下的王公贵族都定居在开封，他们购置了田产、庄园，迁都要损害他们的利益。赵匡胤一看大家都反对，他无奈地说：“不出百年，天下民殚矣。”但赵匡胤迁都洛阳的想法从没有改变过，他最后还是把洛阳建为陪都，同时还考虑把祖宗陵墓迁到洛阳，期待有朝一日实现迁都之梦。巩县距洛阳故城只有几十里地，可以说也是京畿之地，四周有山河险固，是开封和长安的锁钥。赵匡胤选葬巩县，其实是他迁都洛阳的第一步准备工作。巩县距洛阳很近，古人称“巩洛”，它是洛阳的门户，是一处咽喉要地。将皇陵建在这里，四周有险可守，十分安全，而且祭祀、管理也很方便。
从事实来看，宋太祖的想法确有一些道理。如范仲淹就曾对宋仁宗说过，洛阳山川险固，边防不宁，则可退守。陕西的粮食如有多余，可以通过黄河东下；东边粮食有剩下的，也可通过黄河、洛河运到洛阳。如此要不了几年，国家的物资就会很雄厚。皇帝太平时可住在东京开封，情况危急时就可退住到洛阳去，凭着山河之险，可以坚守中原。宋仁宗最后并没有听取范仲淹的意见，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想法其实是十分相近的。
北宋皇陵位于河南巩县 一种意见认为，将陵墓建在巩县与那里的地势土质和自然资源有关。宋太祖建国后，在乾德二年(964)将其父赵弘殷（宣祖）之墓从开封东南迁到巩县西南，因为这里地处郑州和河南府之间，南有嵩岳少室，北靠黄河天险，东枕绵亘的青龙山，洛水横贯县境，土质优良，水位较低，宜于深挖墓穴，便于就近开采石料。选定地点后，宋太祖即派宰相范质为改卜安陵使，具体落实陵墓的迁建，陵墓形式则采用秦汉旧制，宣祖的陵墓称永安陵。从宋太祖以后，连续七位皇帝死后都葬在这个皇陵内。
从这种观点引申的一种看法认为，选址巩县主要与厚葬有关。因为巩县系黄土高原，水位极深，便于深挖厚葬和建筑巨大的地下宫殿，赵匡胤想风风光光地改葬其父亲，选择这个地方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
而更多人认为，将宋陵建在巩县与宋初讲究风水有关。
巩县地处北邙山区，从风水角度讲是块宝地。北宋统治者从陵墓的选址，到各陵陵穴间的相互位置，乃至陵台、地宫的高深等都是根据当时流行的“五音利姓”说设计的。据史载，北宋皇帝生前不预造寿陵，皇帝驾崩时才开始选调修陵使、修陵副使、修陵督监，按照阴阳堪舆术进行墓地选择和建陵。
北宋时阴阳堪舆术盛行，在葬制上信奉唐代盛行的“五音利姓”之说。他们把人的姓氏分为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与阴阳五行的土、金、木、火、水相对应，在阴阳地理上找到与其姓氏相应的埋葬方位。北宋皇帝的赵姓为角音，与木行对应，木主东方，阳气在东，称为吉方。因此所选葬地宜东南仰高，西北低垂，要求有“山高水来”的山水条件。北宋皇室在多方勘察之后，发现巩县左有绵延百里的青龙、石人山环绕，右有白虎滩相衬，南有嵩岳少室、金牛、黑砚山，北有洛水、黄河，整个地势东南穹隆，西北地垂，按堪舆学讲，左青龙，右白虎，南山北水，山高水来，福贵不断，柏林如织，万山来朝，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皇家茔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陵墓东、南方向诸山峭拔兀立，蓊郁苍苍，云雾缭绕，而北部的洛水碧澄清澈，似一玉带。早在建隆二年(961)三月二十六日，赵匡胤在《宣祖昭武皇帝改卜安陵哀册文》中就说：“洛州南原兮山有嵩，山川王气兮洛阳东。宫阙崔嵬兮形胜通，土圭测景兮天之中。惟帝运之兴隆兮，盛大德而照融。”自然环境这样好，是皇运兴隆的重要原因。
宋陵石雕 南宋时，有个叫赵彦卫的学者在《云麓漫钞》一书中说：“永安诸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虽有冈阜，不甚高，互为形势。自永安县西坡上观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柏林如织，万安山来朝，遥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地平如掌，计一百一十三顷，方二十里云。”按角音选的陵址，既有环境优势，又符合宋朝人对风水追求的兴趣。山水形势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人间的贵贱荣辱，后嗣子孙的福祸命运。皇帝希望国祚长久，万寿无疆，当然将自己的心愿寄托在一孔吉穴上，盼望能将福泽遗留给后世子孙。
从964年开始，北宋政府正式开始在巩县兴建皇陵，前后长达160年之久，共历经9帝，除宋徽宗、宋钦宗外，其余7个皇帝均葬在巩县，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通称“七帝八陵”。皇陵中还祔葬了22个皇后以及数百座皇室宗亲及当代名臣勋将的陵墓，占地面积之大是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陵园布局、建筑风格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朝代的陵墓，是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史上的一个孤例。
上述这些解释，各有自己的理由，似乎都有可信的地方，更有人认为建在巩县是几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不知道读者认为哪一种更加可信？
惟一的自选陵 太祖永昌陵之谜
永昌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陵墓，陵址在今巩县西村陵区。赵匡胤原是后周殿前都点检，后周显德七年(960)发动兵变，建立了宋朝，在位16年。开宝九年崩于万岁殿，年仅50岁。一些人推测，他死于凶杀，“烛影斧声”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一大谜案，而他的永昌陵因为奠定了北宋皇陵的规制，受到历代人们的瞩目。
宋太祖赵匡胤的陵墓叫永昌陵，位于巩县城西南22公里处，与其父赵宏殷的永安陵相邻。由于赵弘殷活着时未曾称帝，因而永安陵规模有限，墓冢仅高8米，灵台每边仅二三十米长，遗存下来的石刻造像很少。而作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永昌陵规模宏大，奠定了后代宋陵的建制。那么，永昌陵是怎样建造起来的？
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了北宋王朝，第三年，他就把埋葬在开封东南的父母遗骨迁葬到巩县西南，为他们建起了一个陵墓，称为永安陵。从此，这块山高、水长、土厚的地方，就成了北宋160多年的皇陵禁地。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是五代时的一位高级将领，长期驻军洛阳，所以赵匡胤出生地是在洛阳的军营（夹马营），他在洛阳度过了童年。
宋太祖像 据《宋人轶事汇编》和《玉壶清话》记载，开宝九年(976)春，赵匡胤到西京（洛阳）视察，顺便回到夹马营旧居参观，忆起儿时情景，留恋之情溢于言表。他以鞭指出生地巷口，说自己童年时曾将一石马埋于此地，遂命人掘地寻找，竟然挖到了小石马，拿起来爱不释手，就带在了身边。当赵匡胤返回东京途中，行至巩县时，又亲往父母的永安陵进行祭奠。祭礼毕，他换去素服孝衣，改着龙袍，登上陵园神墙的西南角楼向四处遥望，当他看到远处的不老青山、近处的悠悠流水时，顿时引起他今昔之思，不禁一阵唏嘘感慨。他抽出随身佩带的一支响箭，搭上弓向西北方向射去，那箭直飞到400米以外才落下。赵匡胤长叹一声，对随从大臣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终须有归宿之地。你们记住，今日箭落处，就是我百年后长眠之所。”说完，取出石马，命人埋在箭落处为记。又亲自为自己的山陵拟了名称，曰永昌陵。这年十月二十日，赵匡胤在京城皇宫的万岁殿中死去，朝廷治丧三日。第二年四月，太祖梓宫运抵巩县老龙窝，即一年前太祖射箭处，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就整个宋代来说，只有永昌陵的陵址是皇帝生前自己选定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宋太祖的灵柩到了永昌陵，帝后妃子、文武百官、宗室亲王、皇子皇孙、护驾将士、挽灵兵卒等，皆号哭哀悼，声震山岳，以待午时下葬。午时将到，不知从哪里来的一条大鲤鱼落在鼓面上，一只奔跑的玉兔撞在铜锣的正中，远处的青龙山上出现了一个石人，就变成了今天的石人山，人们传说它们都是上天安排来参加葬礼的。以后宋王室每逢祭陵时，供品里就必须有金鱼、玉兔，成为一项不允改变的制度。
永昌陵现在墓冢高仍存21米，灵台底长东西60米，南北62米，墓前神道两侧的石刻群保存完好，仍有镇门石狮7个，7个石人，4个石羊，4个石虎，4个石马，2个石麒麟，2个石凤凰，2个石像和2个石望柱。
宋陵神道前的翁仲 作为北宋皇帝第一陵，永昌陵的石雕在纵向上继承了唐代气魄，敦厚雄伟，刀法简练，比例适度。横向上受到了佛教雕塑及绘画等影响，简练中追求精细，写实中也有夸张，既注意大的体积，又注意局部效果；既不失神似，又力求形似。可以说，宋陵石雕的艺术风格在永昌陵已奠定基础，一些专家认为，永昌陵是北宋早期石雕的代表，的确并不夸张。永昌陵一片宏伟气象，石雕制度已经完备，上承唐、五代，增设了石象与石象奴。石象躯体庞大，纯朴可爱，象奴发短卷曲如非洲人。碑形浮雕瑞禽也是宋陵独有，它上继唐陵的鸵鸟浮雕而加以丰富发展，马面、龙身（有鳞）、鹰爪、凤尾，背景衬以山岳，小兽出没其间，与之呼应。角瑞也是首创，它概括了南北朝到唐代一些“神兽”（如麒麟、天禄、翼马等）的特点而加以变化，头如麒麟，独角，但上唇特长，狮身，有翼，四爪，表现了宋代“神兽”石雕的特色。石羊颈部修长伸出，作高瞻远瞩之态，表情温驯，体态俊美。仗马与控马官既继承唐陵石雕又有发展，一般唐陵马旁仅一控马官，而永昌陵增加为一对。仗马显得雄姿骏健，丰满圆润，比例准确，刀法洗练，为宋陵同类石雕中的杰作。镇陵将军头戴二梁冠，虎背熊腰，两手拱前，拄宝剑，气宇轩昂。其面部刻划右颊比左颊略为窄瘦，正面看去似乎不大舒服，但因透视关系，祭陵者由南向北一路走来，所见到的将军脸面眉目生威，侧视行人，严肃威武。工匠们用细腻的刀法刻划出文臣武将由于皇帝丧亡而引起的悲痛，神态极为生动真实。
永昌陵兆域内祔葬了太祖皇后陵，葬于永昌陵北，而许王夫人李氏、魏王夫人王氏、楚王夫人冯氏、皇太子之妻莒国夫人潘氏等妇人墓又陪葬在皇后的周围。此外，皇戚墓百余座也祔葬在陵区。
由于永昌陵建造得十分恢宏，历代盗墓者往往将它作为宋陵中的首选。早在宋真宗时，有就人盗掘过永昌陵，据说是护卫宋陵的军队监守自盗。金朝末年，有个盗墓者朱某盗掘了永昌陵，在将墓中珠宝掠取后，又发现赵匡胤身上的玉带特别好看，就想把它抽出来。但宋太祖身材魁梧，人很重，朱某就是拉不出来，于是用绳索套住太祖的手臂，另一头扎住自己的腰，面对面将尸体用力拉起后，就想解下玉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匡胤突然张开嘴巴，将一腔黑水喷向朱某的脸。朱某大惊，仓皇失措，拔脚就逃。传说他回家后满脸的黑色再也洗不掉了。如此看来，永昌陵虽被盗，但墓室中仍有许多文物遗存，还不至于全部被破坏。当然最终结果如何，尚待墓室开掘才能见分晓。
迁回北方 南宋六陵之谜
宋六陵位于绍兴城东南约18公里的皋埠镇攒宫山。这里有我国南宋时期高宗的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和度宗永绍陵等六个皇帝的陵墓，俗称“宋六陵”。其实它还包括了北宋哲宗皇后孟氏、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徽宗及南宋皇后与皇室大臣的坟墓，是江南一带规模最大的皇陵区。
也许有人要问：北宋的皇陵全部在河南巩县，南宋皇陵为什么全部建在绍兴呢？这还得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都城开封，掳走了徽宗和钦宗两个皇帝。昏庸无能的高宗赵构仓皇南逃，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1129年，金兵再度进犯，赵构又从杭州经绍兴、宁波，一直退到东海，第二年才回到绍兴，并在这里做了一年零八个月的皇帝。这年4月，随高宗南渡的北宋哲宗皇后孟氏死了，由于北方的祖宗陵园已经陷落，只好就近择地浅埋，准备将来收复失地后迁回祖陵。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又将金人归还的宋徽宗及其皇后郑氏以及高宗皇后邢氏的棺木葬于孟后的西北处，称徽宗攒宫为永祐陵，郑皇后和邢皇后祔此。绍兴二十九年(1159)九月，韦太后去世，建攒宫在永祐陵之西。此后，南宋皇帝和皇后死了，也就陆续葬在绍兴。
元朝至元二十二年八月，江南释教头领杨琏真伽公然盗掘绍兴郊外的南宋皇陵。当时杨琏真伽和僧允泽率领部众蜂拥到陵前，陵使竭力抗争，不让他们开陵。允泽拔刀相逼，陵使无奈大哭而去。他们撬开墓室，抛弃皇帝的遗骸，盗走墓中随葬的各种珍宝。由于宋理宗赵昀的永穆陵中“所藏尤多”，毁坏的程度最为惨烈。据传宋理宗的尸体当时保存完好，珠光宝气缭绕其身，棺底铺有织锦，锦下承以金丝编织的网罩。杨琏真伽认为理宗的尸体上一定有宝贝，就把理宗的尸体倒挂在树上，结果淋出很多水银，尸体不腐大概和用水银浸泡有很大的关系。理宗的尸体就这样被倒挂了三天，头却不翼而飞了。原来，杨琏真伽是番僧，他认为用帝王的头骨做成法器，可以起到厌胜的作用，因此，他就把理宗的头割下来，取骷髅做法器去了。据《宋史》记载，杨琏真伽共挖掘了大大小小墓冢100多个，变卖得到赃款116200锭，购买了土地22000千亩，此外有金银、珠玉、宝器等很多东西。清代《历代陵寝备考》引明代《辍耕录》，说他发掘徽宗陵时，得到了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高宗陵得到了珍珠戏马鞍，光宗陵得到了交加白齿梳、香骨案，理宗陵得到了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度宗陵得到了玉色藤丝盘、鱼影琼扇柄。
杨琏真伽盗发南宋六陵和徽宗的永祐陵后，将各位帝后曝尸荒野，其后，又捡出帝后的骨骼遗骸，混杂在牛马的骨骼里。为了达到分裂民族的罪恶目的，杨琏真伽还打算将六陵遗骸埋到杭州南宋皇宫内，并在上面建造白色的镇南塔，表示让宋人永世不得翻身。南宋有人哭道：“故宫思见旧冬青，一塔如山塞涕零。领访鱼影香骨案，更从何处哭哭灵。”白塔传说在元朝被雷火击毁，烟火三日方止。
杨琏真伽盗陵后，有两个绍兴义士唐珏和林景熙事先得到消息，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进入六陵，用动物的骨头调换了皇帝的真骨，分别装入箱子，埋到兰渚山天章寺附近，上面各种一棵冬青树作为标记。明洪武二年(1369)，太祖朱元璋下诏将六陵遗骸迁回攒宫，重新立碑植树，划定保护范围，设置护陵机构。从此，荒芜了半个多世纪的宋六陵总算恢复了以前的气象。不过，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凋敝，明初的国力十分脆弱，这种经济条件决定明太祖朱元璋不可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恢复六陵原有的建筑风貌与规模。
之后的宋六陵依然多灾多难，在清代和汪伪政权时期被多次盗掘，再经过“文革”的浩劫，宋六陵地面建筑几乎不复存在。而明代重建时种植的作为辨别宋六陵范围标志的几万株松树，也因为台风、白蚁侵蚀和人为砍伐，到今天仅存200余株。宋六陵由此几乎埋没了。
甫宋陵寝制度基本沿袭北宋，但上宫、下宫的规模远远不如巩县的宋陵，陵园内既没有高崇的陵台，也无神道两侧的精美石雕。稍有不同的是，皇帝的陵寝只称“攒宫”，意为攒集梓宫之处，表示临时择地攒殡，将来收复中原后，还要迁回北方的祖茔。整个陵区占地2.24平方公里，远处东傍青龙山，南接紫云山，西依五虎岭，北靠雾连山，构成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景观。地势东南略低，西北稍高，清澈的溪水发源于东南的大仁龙山，沿皇陵向西蜿蜒而过。整个陵区山水交融，风景如画。南宋王朝独特的陵园选址方法，是我国古代风水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宋六陵虽然属于临时安置性质，但毕竟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墓葬，各陵仍有一定的规模。据文献记载，地下均有长达数十丈的石砌甬道和墓室，又有精致的墓阙。地面上建有献殿、享殿、宰牲房等大批建筑。可惜，沧桑巨变，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见到这些陵园建筑了。只有那一个个微微鼓起的土墩上几丛参天古松，依然挺立在青山环抱之中，它们少则七八棵，多则数十棵，棵棵粗可合抱，顶挑青枝，如伞如盖。相传，每丛松树的下面，就是一座皇帝的陵墓。土墩头上剩有明代以后立的碑石，上刻帝名、陵名。陵园建筑可觅见的只有孝宗永阜陵和理宗永穆陵的享殿，也是明代复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