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工国是炎帝的玄孙之子共工所建的国家，其驻地约今丽江县石鼓镇石鼓街北至红石崖间的金沙江河谷中。共工国在南面的门户不周山处进行了防御，大禹就绕道通过不周山，最后灭掉了共工国。
古代传说女娲是伏羲之妹，伏羲即黄帝。《山海经》中说颛顼之子淑士建了个国家，这个淑士国约在今剑川县上兰乡新生行政村驻地新生邑处，就是在小溪东面的山下。书中又说：“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从文意上看，女娲是葬在“栗广之野”，即栗广山。栗广两字互换就是广栗，相当于今兰坪县通甸乡丰华行政村所属的黄木村南面的山上。此山不高，其上长有树木，大多为松树。在山顶的密林中有一直径10米、高约1.2米的圆形土台，凸起于四周的缓坡之上，猜测这是一座古墓，就是女娲的下葬地。
河南淮阳的太昊伏羲陵，女娲和伏羲的关系密切，常为一体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河南淮阳的太昊陵其实就是女娲庙。淮阳城北保存着完好的太昊伏羲陵，当地人称伏羲为人祖爷，而事实上，“抟土造人”的人祖应是母神女娲。女娲和伏羲关系甚密，常为一体。五代杜光庭在《录异记》中就说到陈州为太昊之墟，在东关城内有伏羲女娲庙，东关外有伏羲墓，时人谓之翁婆墓。这明白地告诉后人，伏羲庙曾经是女娲和伏羲共享之庙，而最早原来就是女娲庙。
在今天的淮阳，每年的二月二至三月三，有长达一月的太昊陵庙会，规模宏大，附近数省的人都前来赶会。这种情况在《诗经》中已有反映。《礼记》中说，仲春之月，以太牢以祠女娲，又说“仲春三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这个庙会其实是渊源于对女娲的祭祀。在太昊陵显仁殿西北角台阶青石台上，有一石窟，俗称“子孙窟”，求子者在那里膜拜，还须用手摸一下窟门，这个子孙窟，是远古女阴崇拜的典型遗迹。
在太昊伏羲陵内有女娲观，观中自古以来一直出售泥娃娃，这种风俗来源于对生殖女神女娲的崇拜。在庙会期间，当地人还出售一种泥泥狗的泥塑，被史学家称为图腾文物活化石。泥泥狗中一种较大的人面猴，似人似猴，腹部涂纹作女阴形，这是泥泥狗中惟一的人面，实为女娲。
中华民族神话系统中的创世母神是女娲，传说她炼石补天，掌管着人类的婚姻和生殖。女娲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神祗。随着男子在氏族中地位的提高，又出现了男性神祗，即伏羲。其实女娲应在伏羲之前，但是到了父系氏族时妇女的地位低下，伏羲的地位就高于女娲之上，女娲甚至成了伏羲的妹妹或妻子，所以原来身居人祖的女娲，创世功绩也附会在伏羲的身上了。根据上面的这些论述，这种观点最后的结论是：淮阳太昊伏羲陵的前身就是女娲庙。
女娲陵到底在哪里？从历代官方的态度来看，女娲陵应在山西的侯村。不过，求证古书并加以实地考察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多少有点道理，结合了民俗学来进行研究更是让人不得不相信。女娲本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许她的陵墓本来就不存在的，所谓的女娲陵无非是后人的纪念处，真真假假的这些纪念性陵墓反倒说明了女娲的确是我们华夏民族公认的一位始祖。
无从考证 尧陵之谜
一般认为尧陵在临汾。但临汾尧陵有许多谜团，如尧陵建于何时？尧陵到底是传说的臣民们裹土堆成的，还是一个天然土丘？近年来更有人提出尧陵不在北方而在湖南的攸县。传说中尧建都的冀州根本不在今天的山西，“冀”其实是“翼”，冀州在楚国。
尧、舜、禹是上古时期三位杰出的部落方国联盟首领，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君临天下的帝王。由于他们功业卓著，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得到华夏子孙无比尊崇和敬仰，尧舜被列为上古的五帝之中，尊为古圣。
帝尧，姓伊祁，名放勋，出生、生活于古冀州之中心地域平阳，即今山西省临汾市一带。传说他先后被封为陶侯和唐侯，古时人们以地为氏，所以又称他陶唐氏。一说他是帝喾的儿子，黄帝的五世孙。在万国争雄的乱世，他团结亲族，联合友邦，征讨四夷，统一了华夏诸族，被推举为部落方国联盟首领。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帝尧在主政期间，派神箭手后羿射日，派鲧治水，并且制定历法，整饬百官。尧在位70年时，遍访天下贤士，得舜，由之辅政20年，将帝位传给了舜。
尧、舜、禹虽然皆为圣帝，在历史上各有作为，但是他们生命价值展示最充分的阶段是在帝尧主政时期。可以说，他们的治世方略的基本思路是由帝尧起始和奠定的。舜禹曾是帝尧的大臣，按照帝尧的大策，殚心操持，全力躬行，有效地推进了人类的文明进程。
尧帝死时，百姓如丧考妣，前来送葬者人山人海。尧的尸体据说葬在尧陵中，至今冢高约50米，周长近300米，气势宏伟壮观。尧陵在临汾城东北35公里处的郭行乡乔村，背山面河，周有残墙围线。陵的北部为黄土陡崖雍卫，东西有两条黄土冲沟拱卫，南面杨村河经东南、南、西南似新月抱冢绕流。因树多而古，俗称神林。陵前有祠宇，相传为唐初建筑。明清屡有重修。1984年，重修了碑亭献殿。祠内现存山门、牌坊、厢房、献殿、寝殿、碑亭等建筑。
山西临汾的尧陵 早在汉代，官府已建尧庙于汾河西平水之阳，汉武帝刘彻的《祭尧文》至今仍被保存了下来：“巍巍乎帝尧，贤德圣明之君……千古帝范，万代民师，初肇文明，世人敬赖。帝尧钦定历法，理顺时序节令；广凿水井，抵御田陌旱魔；疏理河道，流水尽归沧海；设立谤木，广听民众谏言；禅让帝位，启开民主先河。定都平阳，协和万邦，设定九州，完璧山河，首创中国，帝尧乃中国先祖也。”后移至临汾城南3公里处。尧庙占地85亩，始建于西晋。唐、宋、元、明、清历代重修。现存山门、五凤楼、光天阁、尧井亭、寝宫、广运殿等几大建筑。庙内现存古代碑刻十余通，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唐尧故事。
关于临汾尧陵，有人提出了疑问，尧陵建于何时？尧陵到底是传说的臣民们裹土堆成的，还是一个天然土丘？
尧陵建于何时，实际上现在已无从考证。传说尧子丹朱平时不听父教，总是反其意而行，故尧本想死后葬于涝河之阴，而反其说要葬于涝河之阳。丹朱想到平时屡违父教，如再违抗，怎能做人？于是征得大臣同意，谨遵父嘱，选涝河之阳的风水宝地而葬，所葬之地为今尧陵。金人泰和二年(1202)的碑记说，唐太宗征伐刘武周时曾驻跸于此，祭祀尧陵并塑像。清代碑刻上也说唐太宗进取长安时，曾经到尧陵礼祷尧神功。清代碑刻上还记载着每年清明节和九月上旬都有传统的香火盛会，对尧陵进行祭祀拜扫。
倒塌的尧陵建筑 从尧陵所处的地理环境来看，从北部大户垣黄土梁俯视，尧陵不过是个小小的黄土丘。但如果站在杨村河谷向北仰望，尧陵却显得高大雄伟并有着特殊的地貌特征。涝河是杨村与柏村两河汇合后的称谓，两河之间的黄土平梁称冢垣，杨村河之北的黄土平梁叫大户垣，尧陵就坐落在乔家垣的最西端，大户垣的南缘，杨村河与柏村河将要汇合之处，这里是平阳有名的山前黄土台地丘陵区。这一广阔的黄土台地，由若干黄土平梁组合而成，梁如条条土龙刚出云山，由东向西奔行，梁间沟沟有水，如条条水龙由东向西游动。在尧部落生活的时代，道道山梁着绿装，条条河沟水潺潺，青山绿水，诗情画意，宛如仙境。
中国古代的人们选择阴阳宅要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既避开寒风的侵袭，又可接纳和煦的阳光，其挡风的山势还要委曲盘桓，草木茂盛，土层深厚，坟墓的周围要水流悠扬平缓。尧陵位于霍山主峰西南，气流运行通畅，而且杨村河与柏村河汇合后形成的涝河，气流至此而聚，因霍山主峰以南高度逐次降低，所以向西伸延的黄土梁由南向北高度渐次升降，山山之间清水弯弯，陵冢两侧又有沟水，因此尧陵是一块背风向阳，藏风纳气，清水长流，气聚不散的风水宝地。马志正、李福兰等专家在研究后认为，信奉风水的尧臣民们一定要将自己崇敬的人埋葬在这里，即使信奉风水的后来人也会设一假冢满足人们的寄托。因此，尧冢是约一万年前因河流改道形成的离堆山，不是当年送葬的人们每人一袋土垒成的墓冢。
尧陵在临汾，大多数人相信尧是葬在尧陵之中的，千百年来并没有人对此有过怀疑。不过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新颖的看法，认为尧时的政治中心在南方，尧死后葬在今湖南攸县的高视乡。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尧帝的政治中心在南方。关于尧陵的地点，《汉书·地理志》说在中山唐县南，《水经注》对此曾提出过质疑，并否定了此说。《路史》作了些考证，但也未考出确切地点。从古至今，研究尧陵的学者一致认为《汉书》之说不准确，因此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南岳志》引《春秋感精符》说：“尧为翼之精星，在南方。”古天文与地理对应，按古星野说，翼、轸二宿对应楚国，而尧星是翼宿中的一星，其地应在南楚。尧与翼宿关系甚密，《竹书纪年》说尧即位后“居冀”，冀作为都城是从尧开始的。汉人以为冀为北方州的讲法早已被人否定，冀其实就是“翼”。上古的这个“冀”在楚国，因为翼宿对应楚国，也就是苗民之地，当尧禅位于舜时，古书记天象说“景星出于翼”，这颗景星就是后世所说的尧星。《山海经》说陶唐氏在南海之内，又说：“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尧山在洞庭湖边二妃墓所在的黄陵东南419里之处，从距离上推算当在今攸县北境。
尧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首领 今攸县北部皇图岭镇附近有平（坪）阳、丹陵等地名，攸县之北江为渌水支流，这些正与《帝王世纪》所记相合。书上说尧生于丹陵，都平阳。丹陵就是丹朱之陵，据《山海经》说，他葬在苍梧山的北面。攸县西有凤凰山，东有鸾山、凤岭。凤凰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有“南岳庙”位于坪阳乡极冲处。在古人的观念中，凤凰就是飞得很高的那种雉，又称翟、天翟。翟又常作狄。《山海经》说：“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这已很明确尧是葬于凤凰山的东南。
有学者还曾亲自到攸县进行过考察，找到了一个以尧为远祖的刘姓家族。该家族共十五房，其中一房称为尧山房。尧山房的人主要分布在攸县的坪阳庙、皇图岭、高视、黄丰桥及醴陵一些乡镇。尧山在高视乡，是一座相对高度为150米左右的小山，山顶上九成高处有一个口径面积达十多平方米的垂直洞穴，称天井龙，人们认为这个洞穴是用来葬天子的。有人认为墓地是下陷成井的，高视乡四面环山，尧山位于极狭处的西端入口处，附近地名全与尧、天、龙有关，如尧前组、尧山组、龙潭前村、龙潭江、龙家陂、天井龙、天台山、天子坪等。在高视乡，考古学者已经发现了较多的古文化遗迹，如界头村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簇等，新乐村挖掘战国墓葬群一处，发现铜釜一尊。附近的贾山乡、菜花坪乡也发掘出新石器遗址各一处。天子坪西面的坪阳庙乡三面环山，入口极小，山上仅一通道，易守难攻，尧帝在此建都极为理想。
三皇五帝的葬处，传统的说法往往在北方，而现在一些学者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使这一问题成了一个悬案。我们希望历史学界能够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继续探讨这个问题，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九嶷山上白云飞 舜陵之谜
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历来传说死在南巡途中，他的妃子娥皇、女英伤心悲痛，赶往南方奔丧。一路上泪如泉涌，洒在竹子上，留下斑斑点点的泪痕。舜帝的陵墓历来被认为在宁远县的九嶷山中，因而有诗歌述说这则凄婉动人的传说：“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然而有人认为舜帝根本不是葬在九嶷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湖南宁远九嶷山舜陵 帝舜有虞氏，姓姚，名重华，相传是我国古代部族联盟的一位首领，距今约4000多年，由于“舜德大明”，被后人尊为中华民族始祖之一，在古代被尊为五帝之一。舜最重道德，是个道德榜样。他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们的崇敬，史书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实是对他的最高评价。
其时尚无文字，有关舜的事迹，只能在口头流传，到了用文字记事的时代，相隔已经千百年了，所以古史中关于他的一些事迹有很多分歧，时间、地点、姓名都不相符合。关于舜陵的陵址问题，也是相传了千百年，如果单凭一本书或某个人说的话作为根据，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一定准确了。
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说，舜是“陟方乃死”，后人解释认为是巡狩方国时死的，很有可能是死于巡狩途中。但《尚书》没有指明舜葬之地，从而引起了后人的纷纭争论。
一般认为，舜陵在九嶷山。舜荐禹为天子，起初是代其摄政，并非正式让位，这时南方三苗叛乱，舜亲自南征，如《淮南子》所说：“舜征三苗，遂死苍梧。”或说是按例来南方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中国历代帝王都认定舜陵在九嶷山并不断遣官祭祀。至于舜在九嶷的其他遗迹和民间传说更多，多少能说明舜与九嶷的关系。《山海经》、《礼记》以及司马迁、刘向、班固、王充等人，都记载了舜帝死后葬于九嶷山或苍梧。尽管这些地方既无封土也没树碑，但上古时代埋尸的确不垒土为坟，也不树碑，垒土作冢是周朝才有的事，而树碑到秦汉才有。
关于舜陵在九嶷的说法，应以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所载较为准确。司马迁对舜葬九嶷既没有惟书定论，也没有唯传说是听，而是在读了有关的书，听了有关的传说后，亲自到九嶷进行考察。他在《史记》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这就是说，司马迁把他收集的有关舜的资料和在九嶷山考察的结果，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史书，因而是比较可信的。其次，司马迁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继父职出任太史令，使他得以阅读史馆所藏的众多图书。这些图书一般人或其他官员都很难看到，而他可以博览无余。各种书简中有关舜的记载他都看过，对舜葬九嶷的各种不同说法也分析比较过。因此，他的写史结论绝不是据其一端而生发出来的，作为史官的司马迁秉笔直书舜葬九嶷，当然是比较可信的。
九嶷山上的湘妃竹，据说是娥皇、女英的血泪滴于竹上而成 实际上在司马迁来九嶷以前，已经有另外两位名家在其诗文中阐述了舜葬九嶷的史实。屈原在《湘夫人》、《离骚》等诗篇中说：“济沅湘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明确指出舜帝南征到达沅湘以南，沅湘以南只有古圣舜帝的葬地，故只能“就重华而陈词了”。而“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则肯定了二妃对舜葬九嶷的怀念之情。西汉有位王室的后代叫刘熊渠，在九嶷山游览后谒拜了舜陵，写下《舜庙怀古》一诗：“游湘有余怨，岂是圣人心。竹路猿啼苦，祠宫蔓草深。素风传旧俗，异迹闭荒林，巡狩去不返，烟云愁至今，九嶷天一半，山尽海沉沉。”这座陵庙应该就是晚几年来的司马迁考察时所目睹的舜帝陵庙。 从考古发掘来看，舜葬在九嶷山也是有可能的。1954年，在永州市西30里余黄田铺的山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宗教纪念物石棚，由三块石头顶起万斤大顶石，棚内空高1.1米，坐东北朝西南，象征着石棚主人是由东北向西南迁来的。我国只有山东、辽宁发现有三处石棚，朝鲜、曰本、西伯利亚都有石棚发现，这种石棚与东夷族的宗教祭祀有关，或系舜帝南巡时传播来的东夷文化。而玉琯岩出土的玉箫，有些人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是我国最古老的玉箫，可能为舜的遗物。因此舜南巡于九嶷山是有可能的事，至少也是舜的子孙所迁，也是奉舜为部落之名。随同舜南迁的还有东夷之同族，都居于周围地区。此外，古代中原部落大量南迁者，如黄帝的后裔资氏部族迁居于资水，扶夷居于扶夷水，云阳氏裔族迁居茶陵云阳山等。这些都说明了湘东、湘南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大批中原先进的炎黄族、东夷族不断南迁而来。舜、商均南迁，有可能是被夏禹所驱逐，想报舜杀其父鲧之仇，且又恢复了炎黄族重新主宰中原部落大联盟的统治权。因此，无论从民族迁徙、地域、南北文化交流、考古文化等方面看，舜帝南迁或南巡是可能的，崩葬于九嶷山是可信的。
《尚书》说：“（舜）岁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有一些人认为，南岳即今之衡山，去九嶷五百余里，舜南巡既止于南岳，又怎么去了九嶷呢？上古时既没有出现国家，当然也没有州县一类的行政区域，只是将当时的“天下”分为东南西北中五大区域，各区域以最高山峰命名，谓之“五岳”，便于王者轮回巡狩。因此，南岳绝不是专指衡山而言，而是包括九嶷山在内的湘南地域。虞舜南巡到九嶷的说法，与舜南巡至于南岳的说法并无矛盾。
那么舜陵在九嶷山的什么地方？唐代元结说：“谨按地图，舜陵在九嶷之中，舜庙在大阳之溪。舜陵古老已失，大阳溪今不知其处。秦汉以来，置庙山中，年代浸远，祠宇不存。”按元结的话，陵与庙当时是分开的。由于年代久远，多次迁移，舜帝陵庙逐渐由山里向山外发展。清代有人认为，元结所说的舜陵其实是舜庙，地点在大阳溪的白鹤观前。上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一张《地形图》，画有长沙国南部的山川、县治及居民点等内容，图的右面九个柱状物其实就是指九嶷山，旁注“舜帝”二字，所标处当是舜庙所在地。可以推测，玉琯岩前的遗址就是秦汉舜庙遗址。这幅地图的主人据史料记载葬于公元前168年，学者们经考证认为，这幅地图绘制时间约在事后二年，它比司马迁“窥九嶷”还早近一个世纪。
2001年，在九嶷山玉琯岩前的一片田里，发现了汉代的青灰色绳纹板瓦片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灰黄色瓦片，器形厚重。经有关专家的研究，认为这里是秦汉至宋元时期的特大型古舜帝陵庙遗址，是历代帝王为朝祭舜帝而建的庙宇。一些柱洞和用来祭祀的灰坑状遗址，可能比秦汉更早。专家们推断，舜帝陵庙遗址正殿在不同时代总在同一个地方，呈南北向、东西向叠压，不同时代的面积和方位都不太一样。三国到两晋时期，正殿坐南朝北，唐宋时期正殿面积最广。所有的舜帝陵庙遗址原建筑都是梁柱式，采用宫殿建筑的最高等级形制，面阔九间，进深五间。
对舜陵在九嶷的说法，唐宋以来就有人怀疑。元结、欧阳修都认为有问题，说“虞舜老倦勤，荐禹为天子。岂复有南巡，迢迢渡江水”？认为舜年岁太大，不可能南巡。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舜葬九嶷，为何没有封土和墓碑？哪个位置？《郡国志》注：“舜冢在女英峰下。”《九嶷山志》载：“三峰石上，以铜为碑，字不可识，疑为舜冢。”也有说舜葬于舜源峰下的。
如果舜不葬在九嶷，那么他有可能葬在什么地方？一些人认为，孟子曾说“舜卒于鸣条”，这是值得相信的。孟子是战国时人，比其他言舜陵的人离舜的时代最近，如果孟子之言尚不可信，后人之言就更不可信了。
位于山西运城鸣条的舜陵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今人推崇《史记》所言“葬于江南九嶷”的说法，却不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焚书坑儒，烧毁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典籍，从而给司马迁写作《史记》认定舜帝卒葬带来一定的困难。关于舜帝的卒葬，当时有许多书说舜死于苍梧之野，而司马迁不知鸣条也有苍梧之山，便认定舜死在西汉所置的苍梧郡。舜帝晚年居冀州，距南方苍梧五千里，如何能卒于苍梧？于是好事者就造出了南巡狩作为理由。至于《山海经》也说舜葬在“南方苍梧之丘”，因其书不属于历史史书，不应作为凭据。 舜帝晚年并无巡狩之事。巡狩是天子政事之一，但舜在帝位33年就已经“耄期倦于勤”，让禹摄天子政，他绝不可能将禅让给禹的帝位权力再要回来去巡狩，因而舜晚年不可能去巡狩的，即使有巡狩也是大禹。即使舜有巡狩之事，也仅如一些书说的“南至霍山”，即到达今安徽地区，不会到达湖南的九嶷山，更不可能到达苍梧。如果说舜卒于苍梧，为何不葬苍梧，却有九嶷山五百里之返，途中开山架桥，行程十数天，五月炎夏，尸体怎能不腐烂？汉代王充《论衡》中曾说“舜南治水，死于苍梧”，这更是没有任何依据，舜帝治水从不见于古代任何其他史籍经传。《白虎通》“巡狩篇”有“生者道死归葬之义”。就算舜南巡时崩于苍梧葬于九嶷，其时大禹不可能率天下诸侯来荒远的九嶷主持葬礼，按古礼必须改葬于中原，鸣条是舜的旧都，改葬于此是可能的。
舜帝是不可能去苍梧和九嶷的，因为这两处当时为化外之地，途中的洞庭湖之滨还聚居着时叛时服的有苗部落，阻断交通，舜帝恐怕一辈子也没有去过。根据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竹书纪年》记载，舜在位49年，居于鸣条，“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鸣条冈在今山西运城市区北，西距帝都蒲坂60公里，舜帝晚年在此休息。舜帝出生在蒲坂的姚墟，110岁时居于帝都蒲坂附近的鸣条，次年卒葬于鸣条的苍梧山一带。几千年来，河东一直是历代帝王国祭舜帝的地方，自北朝元魏太和年间始，诏“祭尧于平阳，祭舜于河东”。《唐六典》也说“享虞舜于河东”，宋太祖乾德元年的诏书中说“舜庙在河中府”。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司马迁根据《山海经》关于舜葬九嶷作为史实根据，酿成千古之错。
但鸣条说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帝王世纪》有舜“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政五年，有苗叛，南征。崩于鸣条”。这里的鸣条与《竹书纪年》上的鸣条是两个地域，根据文意，应在南方。《孟子》的“卒于鸣条”易让人理解为在舜的帝都负夏这个地方。《竹书纪年》一方面说舜“帝陟”外出巡狩，但却是“居于呜条”。因此鸣条说不仅令各典籍说法不一，而且有的与实际也相去甚远。今山西安邑鸣条山建有舜帝陵，该陵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为地方官依据《孟子》的记载所建，晚于九嶷山帝陵二千七百余年。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说舜葬在纪市。《墨子》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吕氏春秋》也说：“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舜是死在西教途中，死的地方是纪市。至于这个纪市到底在哪里，至今无从查考。
治水英雄的下落 大禹葬地之谜
今天浙江绍兴的会稽山，传说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得十分清楚。然自上世纪20年代以后。史学界以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为首，提出了怀疑的观点，认为大禹不可能葬在绍兴。真是如此吗？
绍兴禹王庙 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相传是大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的地方。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这样说来，会稽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史记》说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是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言之确确，令人不得不信。上世纪20年代，史学界以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为首展开的论争，却使这一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大禹是否到过会稽就成了一桩历史悬案，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所说根本不足信，大禹不可能到达会稽。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卷二中认为，大禹巡狩并葬会稽之事不足依据。当时建国多在西北，不宜独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总会东南诸侯，并不应远来于越。顾颉刚先生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中指出：“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载《古史辨》第一册）这样说来，关于禹的传说全是假的，是南方人对治水的愿望而已。
近年来仍有一些人坚持上述看法，如蒋炳钊、辛土成等人认为司马迁之说大可值得怀疑。他们指出：把越说成是夏代的后裔，从考古资料到文献记载都难以找到可靠的证据，越族不是夏族的后裔，他们系统地批判了流传已久的“越为禹后”说的错误（见《“越为禹后”说质疑》）。
梁钊韬不认为司马迁的说法是伪造的，但他指出，大禹时的会稽不在今天的浙江，而在山东。他主张在夏禹的时候，东夷越族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成员，共同建立了夏国，因而东夷越族在流传中说他们是夏的后裔，其后文字记载便把越王勾践的祖先认为是源出于禹之后，是合理的。可能在夏之时，会稽在山东泰山附近，为东夷越族人所崇敬，其后苏、鲁地区与华夏民族融合，不再被称为越人，后浙江越人因怀念其先祖，会稽一名又出现在浙江。故这个传说颇有来历，并非随便臆造。
陈桥驿先生的《旷越为禹后说溯源》中，进一步提出史书认为大禹到过绍兴的原因，主张大禹巡狩会稽和死葬会稽的故事，是越王勾践强大以后，为了军事上、外交上和内政上的需要，有意编造出来并加以散布，属托古之辞。
也有许多人认为大禹是到过浙江的。如刘宜均、赵鸣等在《再论越族的鸟图腾》一文注中，对夏禹不可能到达浙江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夏禹会诸侯于会稽山，及大禹死于会稽之事，史书中均有记载，尤以《越绝书》记述最详。依《越绝书》所载，大禹曾两次到过绍兴会稽，第一次是为了治水，并在此计功行赏；第二次是称帝以后巡狩江南时，病死于会稽，被葬在会稽山下。司马迁的说法是可信的。
林华东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这种意见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先秦古籍记载中的会稽并无确指就在今日的绍兴，逮至西汉，司马迁才提出会稽就在绍兴，东汉以后，这个说法便被解释得更加具体；后代方志又大加附会、渲染，派生出种种传说来。绍兴会稽大禹陵、禹庙、禹穴果真是夏禹圣迹吗？欲解此谜，当从考古学入手，再典籍以印证，方能揭示当年原貌。如果大禹时代的宁绍地区已纳入夏之范围，那么，它在考古学上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应与夏文化基本一致。目前，夏文化遗存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而浙北、宁绍地区相当于夏商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是以上海市马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即“马桥类型”，两者分布范围不同，文化面貌更是差别很大，绍兴并非夏土是很清楚的，大禹绝不可能远离故地在此治水或朝会诸侯并葬于此。当时“钱塘江以南的山岳丘陵地带，也不至于有洪水的泛滥”。其实，王充早就对此提出异议，他在《论衡·书虚篇》中说：“舜至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指出“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会计于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王充是汉代浙江上虞人，对于会稽遗闻古事当有了解和调查，并不以司马迁之说为然。
林华东进一步根据《管子·封禅》、《墨子·节葬下》和《史记》所载“禹封泰山，禅会稽”，以及《淮南子·汜论训》高诱注“会稽”是“在泰山下，封于泰山，禅于会稽是也”和杨向奎、梁钊韬等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早期的会稽应在山东泰山附近，绍兴会稽是由山东的会稽乔迁而来，这同某支夏后裔南徙入浙有关。《吴越春秋》曾载范蠡筑越城成功后，怪山自生，说是从山东琅琊一夕自来，此文反映出越之先祖由山东南徙的若干史影。《越绝书》载越王勾践灭吴后迁都琅琊，也不无重返桑梓之嫌。当时，夏人抵浙后，逐渐与当地土著融合在一起，并慢慢占据统治地位，后因怀念其先祖，故会稽一名及大禹的传说亦便出现在浙江了。这种例子不在少数。而司马迁因相距年代久远，不明其中底细，误把乔迁的绍兴会稽当作山东泰山附近的会稽，致使后人欲识其真面目，诚非易事。（见《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於越源流》）
大禹陵 近年来，持“大禹陵在绍兴”的学者进一步进行了探索，认为大禹不仅立业于会稽，成家也在会稽，死后大臣们根据他的愿望葬于会稽山。禹的儿子启恃父之功而拥有天下，启在岁时春秋都会派使者到越地祭禹。至夏朝第五代王少康，恐禹祀断绝，封少子无余于会稽，专奉禹祀。这样无余成了禹墓的专职守护人，他也成了最早的越王。
越国是无余的后代。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将越人的居住地从会稽山区迁移到平原地带，筑起了阴城，以便人民耕作和繁衍生息，而大禹的姒姓后裔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元末战火，姒姓后裔死于兵戈者十之七八。明清之际，姒姓后裔始有族党归集。至康熙时期，全族长幼不足60户人家。今日的姒姓居住在禹陵村，仍有40多户，每年都要举行祀禹大礼，募集资金邀请民间戏班在陵前的广场上唱戏。
相反的意见继续存在，有人提出大禹葬的会稽山不在绍兴，而是在湖南的攸县高视乡。根据这种观点，大禹与其父鲧都是今湖南人。鲧国被分封在崇山，称崇伯鲧，其地相当于今湖南大庸县境。《吴越春秋》等书说禹家于西羌，而“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禹的老家三苗居于洞庭、鄱阳两湖为中心的地区，而古人地理观念不强，常以大家熟悉的高山地区作为统治中心，因此大禹会计万国诸侯的茅山很可能在江西湖南交界的地方，今攸县东部与江西交界的天子山很可能与大禹有关。
会稽山按《山海经·南山经》当在南方，其山在南次二经的中部，不可能在浙江。《吴越春秋》说，大禹在南岳委宛山得“金简之书”后，开始全国范围的治水工作，他是始于霍山，“归还大越”，说明霍山和大越其实是一地。南蛮当时称为越，而南岳处南蛮，当然可称大越。书中有“计于苍梧”与“计于苗山”，使我们知道苍梧和苗山实为一地。苍梧是大地名，苗山是小地名，可知苗山在湖南。衡山岣嵝山的《禹王碑》被公认为大禹治水时的手书，奇古难认，碑上的最后一段话说，大禹治水后返回南岳而安居乐业，所以刻下此碑作为纪念。
湖南衡阳也有一块《禹王碑》 攸县的凤凰山是大越的发源地。古代“翟”和“越”同音，大禹归还大越实际是归还大翟，也就是归还攸县凤凰山一带，后来大禹的后代被分封在东南沿海一带，因此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为越。此外，不仅是越族之名源于翟鸟，夏朝之名也源于翟鸟。《尚书》就说夏翟是雉名，“具五色中旌旄之饰”。
攸县得名与禹之妻攸女有关。大禹曾娶涂山氏的后代，“名曰攸，生余”。当地人均知道在攸县有茅坪、茅田、天子山。攸县的会稽山还在，在新乐村。茅山所处的大山现名天子山，也即今攸县天子山林场所在地。大禹曾经说过：“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应该就是在这里。在攸县城西门外有座禹王宫，历代不知修复了多少次。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禹陵的误传，主要是司马迁的过失，这是他没有认真研究《山海经》的缘故。
《越绝书》称，禹墓“穿圹深七尺，上无泻泄，下无邸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周方一亩”。考古实地踏勘，绍兴大禹陵地形与这段文字所描述的情状甚为相似。既然人们认为大禹没有到过今天的绍兴，那么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释呢？
五个之“最” 秦景公陵墓之谜
秦国君主的陵墓是跟随国都一块儿转移的，因而秦先后有四大陵区，即天水附近陵区、雍城陵区、栎阳陵区和咸阳陵区。平面呈中字形的秦公一号大墓，位于雍城陵区，是目前全国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人们推测是秦景公的墓葬。墓内文物质地高贵，造型精美。
在陕西凤翔县南指挥村南首，考古工作者用整整10年时间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这是一座迄今为止知道的规模最大的先秦古墓。
墓呈中字型，长59米，宽38米，深24米，东西墓道长156米和84米，其总面积较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大10倍以上，较其后400年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大20倍，是上个世纪中国发掘的最大墓葬。
那么，这个秦公一号墓的墓主是谁？
一些专家认为是秦景公。其理由是，墓内出土了一石磬，上面用大篆刻写着这样的文字：“天子郾喜，龚（走亘）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鼏。”龚通共，（走亘）通桓，因而认为该墓的主人是春秋时代继秦共公、秦桓公之后享国40年之久的秦景公。此外，该墓出土的残磬铭文有“唯四年八月，初去，甲申”，据此推算，也可以证明此墓是秦景公的大墓。
秦景公是春秋中后期秦国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君。在他统治时期，秦国的内外政事均取得了重要进展，他是秦穆公之后较有作为的一位君主。景公时期，向东扩张，把当时最为强大的晋国从河西赶了出去，打开了东通函谷关的道路。为了对付晋国，景公还与楚国结盟，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楚兴王，结为姻亲。秦楚联盟战败晋国、宋国，使原本归附于晋的郑、宋等国归附于楚国。秦景公十八年(前559)，晋悼公联合了大小十三国组成联军向秦进攻，结果联军大败。随着战争的胜利，秦的国力越来越强，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四个国家之一。在内部，秦景公励精图治，整顿内政，大胆使用有识之才，惟才是举，社会经济发展十分快速。
1986年，已发掘十年的秦公一号墓清理完毕。庞大的陵墓及众多的殉葬者，反映出当时秦国奴隶制的发展处于成熟时期，3500余件珍贵随葬品的出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是相对较高的。
秦公一号墓占地面积达5334平方米，呈长方形，深达24米，按今天的标准来说，从墓底到地面有八层楼高，从上往下看，就像一个倒金字塔。墓的东西两侧有斜坡墓道，东墓道长156米，西墓道长84米。大墓全长300米，规模十分庞大。
这个平面呈中字形的大墓，坐西向东，由底到顶有三层台阶，台阶环绕墓壁，宽2至6米，第三台阶中部即为椁室。主椁室位于墓室中部，东西长约16米，南北宽约8米；副椁室位于主椁的西南，东南长5米多，南北宽约7米。两椁室内各有柏木椁具一套，形同一座长方体的木屋。主椁东西壁及椁底、椁盖，均用长5米半的枋木南北向叠砌。主椁四壁及椁底均为双层，椁盖则三层。所有构成主椁东、西壁及椁底、椁盖的南北向柏木，其两端均有榫头伸出，在主椁南北两侧，凑成一个长方形。一些学者认为，它实际上就是黄肠题凑。
秦朝流行人殉，秦穆公死时殉葬者达177人，后人对此颇有微词。想不到秦景公墓中殉葬的人还要多，达186人，令人咋舌。殉葬者中既有地位低下的奴隶，也有地位较高的贵族。殉葬者中有的人一棺一椁，有的人仅用一棺，最下层的人无棺无椁。从与秦景公的葬距远近来看，近者关系较为亲密，有的紧贴秦景公边上，应是宠臣之类；有的置于墓道，有的被填于回土中，当是关系较疏远的人物。地位高者身上佩戴有饰物，地位低者一无所有。
在墓圹的两侧，有两个斜插着的高大耸立的木碑，这是干什么用的？一些学者指出，《礼记》中说，天子入葬时六脖四碑，诸侯入葬时四脖二碑，这里的碑就是把棺木放进椁室时使用的两个支撑物。入葬时，人们在土圹两边牵绳负引，旁边有人击鼓协调放下去的速度。这是木碑的最初用途，后来演变成墓碑。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墓碑。
秦公一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物品，有金、玉、铜、铁、陶、漆、石器及丝织品等。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墓中发现了十多件铁质农具，有铁铲、铁锸等，质地精良。北方地区铁农具的发现主要是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铁农具很少见，这批铁农具出现的时间最早，数量众多，说明秦国是当时使用铁器较早的国家，秦国农业生产力在春秋中后期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专家们鉴定，铁铲等农具是铸铁打造的，过去认为铸铁到战国才出现的观点看来值得商榷。秦国金属铸造的水平也十分高超，墓中见到一些椁木的木结处灌入了金属，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木结组织腐烂脱落，其方法是将木结构掏去，然后灌入金属。墓内主椁室、侧椁室和人殉棺椁，共用长短方木约2000根以上，如果每根平均灌注金属250到500克，一号大墓需要灌注金属半吨至1吨左右。
秦公一号大墓历代共经历了270多次盗掘，但其中的珍贵文物仍十分丰富，如造型生动、形态逼真的啄木鸟，带有纹饰的金带钩，有同时期墓中很少见到的白玉戈，精巧美观的玉璋等，圆形和长方形的玉牌饰精细优雅，令人赞叹不绝。墓中还出土了20多件石磬，上面刻有铭文190多字，均为大篆，与石鼓文比较接近。这些随葬品反映了秦国统治者好大喜功的性格。精雕细刻的随葬品必须以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来支撑，它们是史学家研究秦朝历史的宝贵资料。
陕西有个叫徐卫民的年轻秦俑考古专家，他总结秦公一号大墓说，这个大墓占据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五个之“最”。第一“最”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墓葬，第二“最”是墓内人殉数是已发现的西周以来墓葬最多的一个，第三“最”是墓内发现了中国最早、等级最高的葬具黄肠题凑，第四“最”是椁室两壁外侧的木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例证，第五“最”是大墓出土的石磬是中国发现的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珍贵的文字资料是研究秦国的第一手资料。
笔者认为，这个总结应该说是合情合理，充分认识到了秦公一号墓的重要地位，不知大家是否都同意他的总结？
一座自治冢 印山越国王陵之谜
1996年9月至1998年4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等单位，在绍兴县兰亭镇木栅村南的印山发掘清理了一座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大型墓葬。印山外形如覆斗状，平面略呈方形且四周开凿有壕沟，宛若古代印玺，因而得名。现大墓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墓位于印山南部，是一座呈东西向的带有宽大长墓道的长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墓坑口大而底部稍小，全长46米，宽14米，深12.4米。墓室长34米，面积在160平方米。墓道上大下小，底略平，全长54米，系开凿在墓坑的东壁正中。墓坑底部正中先铺垫一层经人工粉碎后再夯实的木炭，其上用长6.7米、横截面呈方形的若干规整平直的大方木横向平铺成椁底，两侧也有众多的大方木依次紧密排列，互相斜撑成两面斜坡状，横断面呈等腰三角形的狭长形椁室，形制十分特殊。所用大方木均三面髹漆。椁内壁合缝规整平坦，底设边框加固，局部仍漆面如镜，昔日绚丽豪华的椁室仍依稀可见。椁室前设封门及短甬道，中以横梁、门槛和板木分隔成前、中、后三室。中室内有一口以巨型圆木对剖为二，再经刳制而成、内外髹漆的独木棺，全长6米多，宽1.1米，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的古人独木棺。
印山越国王陵出土的随葬玉器 墓虽然被多次盗过，随葬品被反复洗劫，但中室内仍出土有石剑、玉镞、玉镇、龙首形玉器、小玉管、小玉珠、漆木杖及残漆器等30多件随葬品，前后室中也有残陶器、石环和漆器遗迹。在墓坑填土中还发现有一件纹饰精美的完整青铜铎，这成为专家们判定年代、国别和墓主人身份的依据。他们认为，这墓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越国某位君王的陵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