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陵封土周围尚存夯土城遗迹。考古查明陵园平面几乎为方形，东西长430米，南北宽414米。陵园四面中央各辟有一门，各门距陵墓封土均为百米左右。门外置双阙，每对门阙间距为12至16米。陵园附近修建了寝园，构成富丽堂皇的庙堂宫殿。1975年，陕西考古人员在陵墓四周发掘出大量西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其中有虎纹和玄武纹条砖，丹凤纹和龙骨纹空心画像砖，大型青玉兽纹辅首和琉璃璧等，还出土了一块刻有12个字的完整瓦当。经考古学家分析判断，发现建筑材料之处就是当年的寝殿和便殿的所在地。
茂陵东南350米处有白鹤馆遗址，是供汉武帝游乐用的，属于寝殿的附属建筑物。现存一个东西长53米，南北长40米，高5米的大土台，当地百姓称为白鹤冢，可能是建筑的台基。
在陵园的东南还建有汉武帝的陵庙龙渊宫。在寝殿和陵庙之间筑有一条规整的通道，为衣冠所出之道，就是说，在祭祀时把汉武帝的衣冠从寝殿中请出来，经此道送进庙里，接受百官祭拜。礼仪结束后，再经此道将衣冠送回寝殿供奉。
茂陵的陪葬墓现在已经确认的有12座，其中汉武帝的宠姬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500米处。李夫人梨园世家出身，父母兄弟都以音乐为生。去世后，汉武帝对她十分思念，命画家绘制了她的画像，还作赋哀悼，亲选茔地，以皇后礼仪下葬。现在看到的李夫人墓呈长方形覆斗状封土坟丘，坟丘中间向内平收形成二层台。墓底部封土东西90米，南北120米，名英陵。
在茂陵以东，还有卫青、平阳公主、霍去病、霍光等人的陪葬墓。汉武帝为了表彰卫青和霍去病抗击匈奴的赫赫战功，卫青墓起冢像庐山，霍去病墓起冢像祁连山，二墓相邻为伴。
茂陵霍去病墓碑 12座陪葬墓中，规模最大、建筑最豪华的当推霍去病墓。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西汉著名的青年军事家。从18岁开始随卫青出征疆场，先后六次出塞与匈奴作战。元狩三年(前120)，他曾统帅汉军越过居延泽，在祁连山与入侵的匈奴展开殊死大战，大获全胜，深受汉武帝的赏识，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元狩六年(前117)，他因病去世，年仅24岁。英年早逝，汉武帝十分悲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安葬在自己的陵墓旁。
霍去病墓位于茂陵东500米处，墓前有清朝陕西巡抚毕沅立的“霍去病墓”石碑一块。霍去病墓是用岩石垒砌的，南北较长，冢高15.5米。为表彰他在祁连山立下的赫赫战功，特在墓上竖巨石，构成祁连山的形状，并在墓前竖石铭功。霍去病陵墓前现存大型石雕16件，气势宏伟，风格豪放，造型浑厚古朴，表现了西汉时借石拟形的独特石雕艺术。今天能见到最早的陵墓前石雕像就是西汉时期的。这16件石雕像有跃马、卧马、卧虎、卧象、牯牛、石人、石猪、石熊、石鱼、石蛙、石蟾等。这些石雕都是用整块巨石按其自然形状顺势雕琢而成的，刀法含蓄简洁，线条清晰，寓意深刻。有的注意形式，有的突出表象，形态生动活泼。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马踏匈奴”石雕，一匹姿态威武的战马，象征西汉王朝的军事实力，马腹下仰卧手持弓箭的匈奴，须发蓬乱，双足上曲，作狼狈挣扎状。突出表现了霍去病在抗击匈奴战争中的英雄现象，也是对他驰骋疆场、战斗一生的最好评价。这件雕刻中，马高168厘米，与真马大小相仿佛，比例准确，雕琢手法简练传神，精雕骏马，粗雕匈奴，精粗有别，主次分明，从而更加突出主题，是西汉时期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珍品。其他“力士抱熊”、“猛兽食羊”、“跃马”等石雕，展示了祁连山的农牧风光，烘托山深林密的原野气氛，是我国西汉时期石雕艺术的瑰宝。
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 秦汉帝陵前没有发现过一件石雕，但霍去病墓前却有了，原因是什么？有关专家发现，从西汉中期开始，在少数达官贵族的墓前出现了列置石雕的现象，如张骞墓前也有，考古中也发现一些汉墓前有石虎、石人等，因此贵族墓上的石雕出现得比帝陵要早。但霍去病和张骞墓前列置石雕的原因是什么？
一些人认为这是有历史背景的。霍去病是征战西域的将军，张骞是出使西域的外交家，两人的活动都与西域有关。考古发现，在北疆草原地区的一些秦汉墓葬中，墓前有石人立像或立石。霍去病墓上的巨石和墓前的石人等，很可能是作为西域文化中的杀人石而设立的。在西域，一些墓前立有石人或巨石，它们往往表示战场的俘虏，以其装饰坟墓，让其服侍死者，霍去病墓石刻中的主像就含有类似的意义。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尚需史学界进一步探索。
茂陵霍去病墓的石刻对后世影响较大，如石虎在魏晋时代就成了陵墓前的辟邪，石马、石人、石象等后代都有仿效。
金缕玉衣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陵墓之谜
1968年5月，在河北省满城县的陵山上，当解放军某部正在秘密进行国防施工时，无意间发现一座西汉古墓。考古工作者根据墓中出土的文物，推断墓主人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人们在墓中发现了一件用金丝穿缀玉片，类似铠甲的东西，这难道就是史书中记载的金缕玉衣吗？
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内室 1968年5月，河北省满城县西南1.5公里处的陵山，解放军某部正在这里进行一项国防工程项目的建设。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施工，无意间揭开了一个千古之谜，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古墓。从陆续出土的文物中，人们发现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中山指的是中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虞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文字是金文，而铜器上的这种文字接近汉隶。另外，墓里出土的铜器也和战国中山国的出土文物完全不一样，属于西汉风格，所以确定这座墓室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而不是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考古工作者称这座墓为“满城汉墓1号墓”。随着勘查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1号墓的整体形制也渐渐清晰。墓室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六部分组成，如果俯看整座墓室，犹如一个“古”字。
秦汉以前，墓葬形制一般模仿地上建筑的模式，这是为了把生前的一切都象征性地搬入地下，所谓事死如事生。到了汉代，根据墓主人身份的不同，墓室分别采用宫殿或者房屋的建筑样式。满城汉墓1号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学家把这种墓室称为崖墓。西汉的11个皇帝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也是采用这一形式。由于霸陵至今没有发掘，而满城汉墓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中的墓室结构。
考古工作者在仔细清理中室文物的过程中，发现了十几盏造型各异的铜灯，其中一盏铜灯吸引了专家的目光。这盏灯的底座是个匈奴人的形象，根据铜灯上的铭文，知道这件铜灯叫“当户灯”。“当户”是当时匈奴的一种官职名称。据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当户灯制作于汉朝和匈奴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用匈奴人形象作灯的底座，显然是对匈奴人的一种蔑视。墓中的这位中山王，很可能就生活在与匈奴频繁开战的那个时期，甚至是汉朝抵御匈奴入侵的重要将领之一。
一件刻有“中山内府铜钫一，卅四年”字样的青铜酒器，透露了墓主人的身份。34年，应是这位诸侯王在位的年数，在中山国十位王中，第一代王刘胜在位时间最长，有42年之久，其余均不到30年，因此专家确定，这座墓室的主人就是中山国第一代王刘胜。
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封刘胜为第一代中山靖王。据史书记载，刘胜“乐酒好内”，“子女百二十余人”，北耳室出土的十几个大酒缸成了刘胜“乐酒”的最好佐证。据估算，这些酒缸总共可储存几千斤酒。看来，刘胜不仅乐酒，而且很可能还是海量，难怪整个墓室中出土最多的就是酒器。
在中室中，除了发掘出大量的青铜酒具，还发现一些残破的玉器和玉饰品，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玉在中国已有近万年的历史，到了汉代，人们不仅把玉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还坚信以玉护身能使尸体保持不腐烂。汉代的君王以及贵族死后，不光口含宝珠，下枕玉璧，还用玉片和金丝连缀成葬服从头包到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金缕玉衣，史书中也叫“金缕玉柙”。玉衣又称为玉匣、玉柙，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
在刘胜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 据文献记载，西汉末年赤眉军掘开吕后陵，发现吕后以玉柙入殓。如果这个记载是真实的话，西汉初年就已经开始使用玉衣了。早期的玉衣可能比较简陋，如西汉早期临沂刘疵墓中出土的玉衣，只有头罩、手套和鞋子，没有上衣和裤子。这大概是早期的玉衣形式，也有可能是因为刘疵的规格不够，只能穿用这种比较简朴的玉衣。
鼎盛时期的西汉玉衣做得比较精致，形式较为繁复。《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送葬时用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的玉衣上“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应该是在玉衣玉片上雕刻有各种动物的纹饰。
在汉代史书中，玉衣出现的次数最为频繁。1959年，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了带穿孔的玉片4000多片；在徐州出土的西汉早期墓葬中，也发现了玉衣的散片，可惜出土的玉衣都不完整。满城汉墓的主人是诸侯王，这也是目前汉代考古发现中身份最高的一位墓主人。那么这座汉墓中会不会出现金缕玉衣呢？在发掘时，当把堆积在上面的朽木灰和金属饰件全部清理完后，一件用金丝连缀着玉片的铠甲状的东西出现在人们眼前。这难道就是“金缕玉衣”吗？在考古现场，郭沫若和专家们经过分析，最终认定出土的这件文物，应该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金缕玉衣。玉衣由头罩、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部分组成。头罩由脸盖和头套组成。脸盖上刻制出眼睛、鼻、嘴的部位。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组成，前片制出宽阔的胸部和鼓起的腹部，后片的下端做成人体臀部的形状。裤筒、手套和鞋都有左右。玉衣各部分是许多四角有孔的玉片用细金丝编缀而成的，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所用金丝1100克。
金缕玉衣里面并没有刘胜的尸体，那么刘胜的尸体葬到哪里去了？郭沫若认为，可能在附近还有一个墓，那是真正埋葬刘胜的陵墓。果然，在1号墓的北边，第二座陵墓出现了，这就是“满城汉墓2号墓”。2号墓的墓室结构与1号墓大体相同，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在吸取1号墓经验的基础上开凿而成的。刘胜的尸骨很可能在这座墓中。然而出土的许多物品都是当时女性的用品，另外这里还陪葬了不少武器。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埋葬的应该是一位女性。考古学家们断定，此墓主人应该是刘胜之妻窦绾。墓内也有一盏铜灯，和刘胜墓中的“当户”灯不同，宫灯底座是一个“宫女”的形象。这座宫灯设计十分精巧，能根据需要调节光亮的大小和照射方向，烛火的烟灰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身体当中，使烟灰停在灯身中，以保持室内的清洁。尤其重要的是，灯座底部刻有“长信尚浴，今内者卧”的铭文，“长信”指的是长信宫。汉文帝时期，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而她正是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后来考古工作者给这件铜灯命名为长信宫灯。
满城2号墓埋葬的是刘胜的妻子窦绾，
这只著名的长信宫灯是窦绾结婚时的嫁妆之一 2号墓中也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玉衣由五大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可以彼此分离，这件玉衣比刘胜墓出土的玉衣略小，玉衣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而是用丝织物编结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又受玉璧及棺椁朽木灰所叠压，部分玉片已经散乱。窦绾的玉衣比较瘦小，头部除在脸盖上刻制眼、鼻和嘴外，还在头罩两侧造出两个圆形的耳罩。上衣的前、后片没有按人体形状制作，而是做成衣服的样子，所用玉片一般较大，玉片之间不是以金丝编缀，而是以织物、丝带粘贴编织而成。玉衣全长1.72米，由2160片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700克。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满城2号墓玉衣时，发现玉衣里面有墓主人的颈脊椎骨和四条肋骨以及三颗牙齿，看来2号墓的主人是穿着玉衣入葬的。这更加重了人们的疑问：为什么1号墓里没有刘胜的尸骨呢？
专家们试着打开刘胜的玉衣，发现里面有一些枣泥灰样的东西和一些牙齿，他们推断，刘胜的尸骨就在玉衣里面，只不过已经腐烂成灰。原来，刘胜墓随葬品非常丰富，大量的动物残骸和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的有机物，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洞中潮湿的环境也加速了这一过程。
在研究玉衣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玉衣的结构很像古代战争中士兵所穿的铠甲。玉衣的制作过程中，难度最大的要数玉衣的手套部分，它也是玉衣中最为精巧的部分。玉衣所用的金丝一般长4～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只有0.08毫米，只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细度，分布在手套各处。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十余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991年，历经数载，考古人员终于复制成功了第一件现代金缕玉衣。由于是复制品，只能用细小的铜丝来代替金丝，而在汉代，对玉衣用什么样的金属丝都有严格的规定。
满城汉墓出土的鎏金铜铺首 汉代人认为，玉能保持尸体不腐烂，而满城汉墓1号墓和2号墓中结果却恰恰相反。而且玉衣价值连城，反而容易招来众多的盗墓贼。由于玉衣制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到了东汉，金缕玉衣只能由皇帝穿用，诸侯王、贵人、公主只能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等只能用铜缕玉衣。至魏文帝时，下令禁止使用金缕玉衣。与此相印证，从魏晋以后的陵墓中再也没有发现金缕玉衣了。
此外，在刘胜墓中出土了几根金针和银针，是针灸九针中的几种。它们是我国目前见到最早的古代金属医针，可见汉时的针灸水平是相当高的。在陵山上，除了刘胜夫妇的1号墓和2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面的小墓，分别是刘胜妻妾或者子孙的附葬墓。有专家推测，在这些附葬墓的不远处，很可能还有一座隐藏在山岩中较大的墓室，因为陵山某些地段的地貌特征与1号墓和2号墓极为相似。也就是说，陵山上或许还有一座神秘的3号墓。
黄肠题凑 大葆台燕王陵墓之谜
黄肠题凑是汉代丧葬礼仪中比较盛行的葬制，即在陵墓椁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成的框形结构。根据汉代礼制规定，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部分。由于西汉帝陵至今还没有正式发掘，墓室的内部结构一直是一个谜。大葆台燕王墓中的黄肠题凑，使人们看到了汉代帝陵的地下建筑。
1974年，在北京丰台郭公庄西南大葆台，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座西汉燕王的陵墓。墓主有可能是燕王刘旦，为汉武帝刘彻的第四子，死于公元前80年。有人认为墓主也有可能是刘旦之子刘建，继位为广阳王，卒于公元前45年。由于是汉武帝的儿孙，大葆台汉墓是诸侯王中等级较高的陵墓。
大葆台西汉墓 在燕王墓的西侧，有一座王后墓，墓室焚于大火，其中的珍宝早已损失殆尽。燕王墓早年曾经被盗，但墓室保存还算完整。这是一座纯木结构的地下宫殿，整座陵墓坐北朝南，平面呈凸字形，墓室底部长23米，宽18米，深约5米。墓室由墓道、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内回廊、前室和后室等部分组成。墓室的中心是梓宫、便房和黄肠题凑。
汉代帝陵的墓室称为方中，但至今尚未发掘。史书记载，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等是帝王陵墓中的重要葬制。皇帝的棺称为梓宫，梓宫前仿照皇帝生前的居住和餐宴的地方叫便房，棺木的椁称为黄肠题凑。那么，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式的地下宫殿到底是怎样的？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想了解，但苦于没有实物。大葆台燕王墓的发掘，使这个千古之谜得以解开。
《汉书·霍光传》说，霍光死了以后，“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三国时魏人苏林在注《汉书》时解说“黄肠题凑”：“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霍光本是不能用黄肠题凑的，经皇帝特赐才可以使用。
皇帝的棺木叫梓官。宫是皇帝活着时候的居住之处，“缘生事亡，因以为名”。根据汉代礼节，天子下葬时敛以梓器。所谓梓宫就是梓木制作的棺。汉代达官显贵也有人以梓木为棺，但一般只能称作梓棺，不能叫梓宫，除非像霍光那样是皇帝所赐才能这样称。梓木产于江南的深山中，采伐和运输都特别困难。梓木十分沉重，一具全套棺木重达万斤。《荀子》记载古代的棺椁时称：“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大葆台汉墓出土的梓棺有五层棺木，由梓属的楸木、檫木和楠木制成。梓棺放在墓室后半部椁室正中的棺床上。梓棺内棺的内外均髹黑漆，二、三、四、五层外棺则内髹红漆，外髹黑漆。棺外有两层椁，与古人所说的天子棺椁七重相符合。里层椁南北5.5米，高3米；外层椁南北7.2米，东西9米，高3.3米。两层椁之间，有宽约1.6米的回廊，内置漆器等随葬品。
梓宫的前面是便房，象征帝王生前起居饮食燕乐之处。便房内陈设着两张宽大的黑漆朱彩坐榻，上有博具、陶器以及一些禽兽的骨骸。便房东西长9米，南北宽7米，高4米。便房南面辟有一门，门高3米，宽3.6米。便房北面的后室，又用扁平立木围成椁室，梓宫安置在椁室正中的棺床上。地下建筑的中心是便房，是墓主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很多人把便房称为“正藏”。
大葆台西汉墓 黄肠题凑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采用，秦昭王和吕不韦的墓内就已经出现。大葆台燕王墓的黄肠题凑为长方形的柏木墙，南北在14至16米之间，东西9至10米，高3米。南面辟有一门，与便房门大小相同，门上装铺首衔环。黄肠题凑由15880根黄肠木堆叠而成。四壁上下共30层，北壁每层纵铺108根，东西两壁每层横铺160根，南壁每层纵铺34根。四角交接处，南北壁黄肠木端垂直顶靠在东西壁黄肠木身上。因四壁只见木枋的端头，所以称题凑。由于用的是黄肠木，故称黄肠题凑。黄肠木绝大多数制作平整，表面打磨光滑，呈棕褐色，木质很好，散发着清香，全部是每根长90厘米、高和宽约10厘米的柏木。题凑高度超过椁室，与后室及外回廊壁板的高度接近，墓室顶即架构在题凑上面，使题凑起到承重墙的作用，把墓室连成一体。黄肠题凑其实是梓宫外的一种特殊的椁，题凑内的前室，是由三梁四柱构架成的高大宽敞的厅堂，就是便房。
黄肠题凑外面有两层回廊，两端与甬道相通，外回廊内埋有马匹、金钱豹及陶俑、漆俑车等。一些学者称外回廊为外藏、外藏椁。外藏椁有两层，周长77米，各宽1.6米，高3米，呈回字形平面，南部与甬道相通。
大葆台汉墓虽已2000多年，但没有遭到破坏，其原因何在？一些学者认为，主要是燕王墓具有较好的密封防潮性。墓室顶部原来是用巨大的原木和方檩搭成水平顶盖，木顶上铺两层木炭，夹一层白膏泥夯实以隔离泥土。墓底也是用这种方法处理，起到了防渗、隔水和密封的作用，使整个墓室形成了缺氧的环境，有利于随葬品的保存。
大葆台汉墓工程浩大而复杂，气势雄浑，巨大的灰白色覆斗形封土造型，坐落在桧柏丛中，显得十分端庄静穆。
昭穆制度 西汉帝陵分布之谜
在咸阳原上有九座西汉帝陵，它们在排列上是否有规律？长期以来人们在不断争论探索。直线形状的排列不得不使人怀疑西汉帝陵是无规则随意分布的。长安城南面还有文帝和宣帝的霸陵和杜陵，为什么他们要远离祖先和后代葬到那里呢？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考。
西汉自高祖到平帝共有11个皇帝，他们的陵墓分别位于长安城北的咸阳原和城东南的白鹿原与杜东原。咸阳原上的9座汉陵，从西向东依次为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和阳陵，白鹿原和杜东原上分别有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关于西汉帝陵的分布，有两个问题一直是人们在探讨的，一是咸阳原上的9座汉陵排列是否有规律？二是文帝和宣帝为什么要将陵墓另立一区？
咸阳原陵区从分布来看，西汉早期的长陵、安陵和阳陵均筑于长安城北，以渭河为界，三座帝陵与京师南北遥相对应。安陵和阳陵分别位于长安城西北和东北。帝陵葬于都城北部，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西汉中晚期的帝陵，分布于长安城西部或西北部的咸阳原上，有关专家认为原因有三。其一是古代人根据太阳出于东方、没于西方，想像人死后的归宿也是到西方去，故认为西方是冢墓之地。其二是根据昭穆序列，汉昭帝、成帝陵墓应在阳陵以东，但阳陵以东在汉文帝时就修筑了渭阳五庙，再在其东营筑陵庙是违背礼仪的。因此，景帝以后的诸帝陵不可能再在阳陵以东的渭北筑陵了，陵区只能向西延伸。其三是汉武帝营陵时，因其外祖父家在槐里，所以他的陵墓选址在槐里茂乡。茂陵在咸阳原西端，东距长陵60里，打破了原来的西汉帝陵茔域范围，同时也解决了咸阳原陵区阳陵以东“穆位”帝陵无法安置的问题。
昭穆制度是古代帝王陵布局的重要制度，按父子辈分排列，如果父为昭，子就为穆，孙复为昭。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西汉11个皇帝属于昭位的有高祖、景帝、昭帝、宣帝、成帝，属于穆位者有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哀帝和平帝。从昭穆序列可以看出，西汉帝陵两大陵区中，辈分相同者，因其昭穆序位相同，死后不能葬在同一陵区。如惠帝和文帝均为高祖之子，都属于穆位，惠帝死后葬于长陵之旁，文帝只能另辟陵区。辈分不同，隔辈继位者，由于其昭穆序位相同，死后也不能葬在同一陵区。如汉宣帝为昭帝堂孙，均为昭位，刘询继昭帝之位后，就不能在咸阳原上预建寿陵，只好在长安城东南的杜东原上营建杜陵。哀帝以前，西汉帝陵的昭穆制度一直保持着。平帝和哀帝本来同辈，均为元帝庶孙，都是穆位，按当时规定，平帝不应葬在咸阳原的帝陵区。但王莽掌权，为了掩人耳目，表示忠于自己的女婿，还是把平帝毒死后僭礼安葬在咸阳原上。这样就违背了当时的葬仪，所以平帝康陵在陵区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咸阳原上的帝陵都是东西一字排开，唯有康陵在这条东西线以北，居于渭陵和延陵之后。
帝陵的昭穆序列和宗庙中的昭穆次序不同。帝陵区占地面积大，不能全按宗庙里的昭穆排列。为了保持帝陵区的统一性，又在大陵区中分成若干小区，以体现昭穆制度。咸阳原上的9座汉陵，以高祖长陵为祖位，穆西昭东，惠帝安陵、景帝阳陵和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均如此布局，凡昭位者在长陵之东，穆位者在长陵之西。汉武帝以后，由于景帝阳陵以东不能继续延伸，武帝决定把寿陵修筑在长安城西70里，使武帝以后属于昭位的帝陵以茂陵为祖位，均葬其东，属于穆位的帝陵仍以长陵为祖位，均葬其西。
不过有很多人不同意上述观点。其中有人是部分不同意，认为汉武帝以后不再按昭穆制度；有人是全部不同意，认为西汉帝陵根本没有按照昭穆制度来分布。
部分不同意者说，汉初帝王陵墓是沿袭了先秦时期的“先王居中，以左右为昭穆”的族墓制度。从武帝开始，茂陵远离祖陵，其后诸帝陵杂乱无章地建在茂陵以东和安陵以西的区域，不再遵循“左昭右穆”的传统礼制，标志着重视宗族关系的族墓制的破坏和以皇帝为中心的墓制的确立。
全部不同意者认为，西汉帝陵陵址的选择非但没有事先规划，而且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完全出自于皇帝个人的好恶。族葬墓的最大特征就是必须保持血缘的纯洁性与墓葬区内容的单一性，严格排斥外族人进入公墓区。但在西汉咸阳陵区，渭陵与康陵之间有秦惠文王与悼武王陵；在渭水以南的汉陵区内不仅横亘着秦的芷阳陵区，内中有庄襄王陵，而且在杜陵附近的宜春苑中尚有一座亡国之君秦二世的陵墓。关于昭穆制度，汉以后文献记载大多含混不清，这种制度大概只盛于西汉初期。汉代的昭穆序列与汉陵的排列不同，不符合昭穆制度。而且汉代帝陵的正门基本上都是东向，整个咸阳帝陵的分布排列成坐西面东的一字形，很难看出昭穆序列。西汉的帝陵其实体现了以皇权为中心的思想，君临天下，万民俯首。陵区在整体设计上没有统一规划，但每座帝陵的规划却相当严格，都突出了皇权中心的思想。持这种观点者强调，汉元帝时的士大夫们已经对昭穆制度搞不清了，发生了异议，我们今天怎能据此遽下结论呢？
近年来又有人将这个话题提了出来，认为汉代帝陵的陵位用昭穆制度解说最为贴切，不过西汉的昭穆制度不是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简单。汉初，以太上皇作为汉家之祖，高祖初定关中，都于栎阳，除秦社稷，高祖九年才正式移都长安，于未央宫举行大朝。以栎阳为都时，已经为太上皇预建陵墓，故太上皇死后即葬于栎阳之北原。刘邦死，太子即皇帝位时，群臣在吕后的授意下，硬是将刘邦改立为汉家之祖。这样，西汉前期昭穆安排以高祖十二年为界，前期以太上皇为祖为昭，以刘邦为穆，后期改以高祖刘邦为昭，以惠帝（或文帝）为穆，直至武帝。照这样来说，刘邦有了双重身份，相对于太上皇而言是处于穆位，而对于惠帝而言就处于昭位。在陵墓的安排上，前期以太上皇为昭，陵墓居中祖位，刘邦为穆，陵墓居其右，后期以刘邦为昭，以其陵墓为中，以惠帝为穆居其右，以景帝为昭居其左，又以武帝为穆居其右。
昭穆不同，帝陵与后陵的相对位置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帝陵在前，后陵居后，以南位为贵。在汉陵区的昭穆布局中，如果以祖位为南北中轴线的话，那么后陵当居于帝陵的外侧偏北，而且规模略小于帝陵。从实际来看，西汉前期陵墓位置合乎昭穆制度是可以断定的。
宣帝本始二年（前72），武帝被尊为世宗，其庙为世宗庙，这是重新立宗分脉的标志。依太上皇与刘邦变更昭穆之例，此次有可能将武帝改穆为昭，昭帝则改昭为穆。宣帝元康二年（前64），宣帝为其父史皇孙立皇考庙。昭帝和宣帝为祖孙关系，其间少一代皇帝，史皇孙虽然未当过皇帝，但极有可能被立为昭，而宣帝为穆。其理由是元帝时曾将昭帝和宣帝皆定为昭，证明史皇孙在其中充当了穆，已经将其列入昭穆行列。
元帝时，对昭穆又进行了重新规定，以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以此为准，其后元帝当为穆，成帝为昭，哀帝为穆，平帝为穆。
西汉中后期，出现两种昭穆关系，即一是以元帝所定，武帝为穆、昭帝为昭、史皇孙为穆、宣帝为昭、元帝为穆、成帝为昭、哀帝为穆、平帝为穆。一是宣帝所定，武帝为昭、昭帝为穆、史皇孙为昭、宣帝为穆、元帝为昭、成帝为穆、哀帝为昭、平帝为昭。宣帝所行的，实与高祖所定昭穆相同；元帝所定，实与惠帝所定相同。两相比较，宣帝所行昭穆与现存西汉诸陵昭穆更为合拍。汉末哀帝、平帝二帝后陵俱偏东，当为昭，与宣帝所定昭穆相合。
这种意见认为，西汉王朝在渭水南北遗留下来的庞大帝陵与众多的陪葬墓，并非杂乱的组合，而是有着深刻用意的排列。但西汉陵墓排列组合有多级系统，既复杂又有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说西汉诸陵是按昭穆制度排列的，今天固然有一部分陵墓是照着这个规律分布的，但也有一些陵墓无法套用这个制度。说西汉陵墓是完全没有规律的随意排列，我们发现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说西汉陵墓有多种昭穆制度的讲法，或许能说明帝陵排列存在着的多层次现象，但前提是这些多种昭穆制度必需成立，并在实际中应用了。笔者认为，西汉诸陵是否完全按照昭穆制度分布是可以商讨的，但应该不是没有规律的随意排列，或许西汉帝陵是有一种排列的标准，只是这种标准我们可能至今还没有认识。
在长安城东南也有一个陵区，包括文帝霸陵、宣帝杜陵以及薄太后的南陵和史皇孙的奉明园。那么，长安城东南另设一个陵区的原因是什么？
一种观点认为，文帝霸陵建在灞河之滨的原因大概与以下四方面情况相关。其一，惠帝和文帝为兄弟，辈分一样，惠帝已葬高祖长陵旁边，文帝若再葬入咸阳陵区，位置无法安排，只好另辟茔地。其二，吕后已以皇后身份与高祖合葬长陵，文帝当政后，其母薄姬也当上了皇太后，文帝肯定不会让其母薄太后以高祖妃嫔的身份屈从陪葬长陵。薄太后死，文帝就决定另辟陵区，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其三，文帝在长安城东北修筑了渭阳五庙，文帝霸陵与渭阳五庙南北相对，颇似京师两翼，对称分布于都城两边。其四，文帝预建寿陵要“依山为陵”，白鹿原北端非常合适，在此可以斩原为崖，凿崖为墓。
一种观点认为，文帝之所以要离开先祖的咸阳陵区而在渭水以南选择墓地，其实史书讲得很明白。文帝为了死后的安宁，所以反复强调要因山为陵。秦汉之际盗墓盛行，从战国时形成的厚葬风气愈刮愈炽，因为厚葬引起了盗墓之风，文帝以山为陵，取其坚固，正是怕身后暴尸中野。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帝时厚葬之风弥漫，针对当时“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丧生”的社会弊端，文帝主张节丧薄葬。《汉书》记载文帝修治霸陵时，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不起丘垄，务从简约。陵内不以金银铜锡为饰，专用瓦器随葬，以明节俭之志。葬在霸陵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薄葬是主要的。
汉宣帝刘询选陵址于长安城东南的杜东原上，一些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宣帝刘询是武帝曾孙、昭帝堂孙，昭帝和宣帝在昭穆序列上一致，同一陵区内就无法安置了。其二，宣帝的祖母和父母都因“巫蛊”之祸遇害，葬于长安城东南，宣帝置寿陵于长安城东南，可能想靠近父母茔地。其三，宣帝在民间时“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特别喜爱杜东原这个地方，因此在这里筑陵可能与青少年时代的爱好有关。
一些人认为宣帝选陵址与昭穆制度无关。他之所以选址这里的原因是《三辅黄图》上说的，他在民间时就“好游户杜间，故葬此”。选择杜东原纯粹是个人爱好，因为他喜爱这里的风光。
到底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几个原因综合下促使文帝和宣帝决定另外开辟墓区，这使得西汉帝陵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从目前来看，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在是否与昭穆制度相关，史书关于墓区分开原因的记载是全信还是仅作为参考，同样是关于这一问题回答的依据，这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
龙钮金印 南越王陵之谜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画石室墓，是中国迄今发掘的保存完好的数座汉代大墓之一。这种墓葬既有中原地区汉文化的特征，又能看到江汉地区楚文化的一些痕迹，还掺杂着岭南地区百越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这是一座考古人员寻找了很长时间的充满魅力的墓葬。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了中国。随后他派大军平定岭南，修筑番禺城作为南海郡治。前204年，随秦军远征岭南的南海尉赵佗乘秦王朝覆灭之机，武力吞并桂林和象郡，自立南越国，定都番禺，自称南越武王。赵佗一生致力于和辑百越，发展地方经济，使番禺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古代最大古都之一，其功绩受到历代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南越王表面上是向汉王朝称臣的，是汉朝的诸侯王，但在国内自称帝号，是相对独立的一种地方势力。南越国共传五主，第二代王为赵昧，仍是僭称帝号。第三代王为赵婴齐，第四代王为赵兴，第五代王为赵建德。前110年，汉武帝派兵分五路合击南越，第二年，汉军攻破番禺城，南越王被擒。
南越王墓博物馆 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经过辛勤工作，发现了成百上千座南越国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可就是没有找到南越王的陵墓。五位南越国的最高统治者死后葬于何处？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人们心中难以释怀的历史之谜。
据文献记载，南越王墓葬十分隐秘。相传第一代南越王赵佗死后，为了防止后人盗掘，在十分神秘的气氛中举办了丧事。出殡时，四辆灵车同时从四座城门运出，让人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为了掩人耳目，还设置了好几座疑冢。三国时，吴主孙权曾派出几千士兵南下广州，在今越秀山一带寻掘南越王墓，结果找到了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的陵墓。而第一、二代南越王陵墓仍不见踪影。
广州越秀公园西侧有一座海拔不到50米的小山，山势南北长、东西窄，形如卧象，故名象岗。象岗原与越秀山相连，是越秀山最西边的一个小山岗。1983年，在象岗顶部削低了17米建造公寓，施工开挖墙基时，发现了一些大石板，石板与石板之间裂缝下面有一个大洞。考古工作者前来察看后断定，这是一个西汉早期大型石室壁画墓。经过精心发掘，证明此墓是南越王的一座陵墓，这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年代最早的一座石室墓。
那么，这座陵墓的墓主是谁？由于在墓主身上发现了多枚印章，其中最大的一枚为龙钮金印，文曰“文帝行玺”，因此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赵昧。他们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墓内出土了一些文字资料，如这枚金印上的文字，有的青铜器上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字样，还发现了“帝印”玉印、“帝印”封泥、“赵昧”玉印、“昧”字封泥等，墓主既称王，也有名。其次，在《史记》和《汉书》上都提到，第三代王赵婴齐曾“藏其先武帝文帝玺”，可知第二代南越王是文帝。第三，文献记载第二代王名胡，不是“昧”，其原因可能是史书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是一人二名，或是名、字、号不同。第四，墓中出土了两枚“泰子”玉印和金印，应是曾为太子，又没当上南越王就死去的赵佗之子、赵昧之父生前的印章，由赵婴齐放入了墓中。
一些人赞成这种说法，并对《史记》称“胡”而金印上称“昧”的不同进行了解释。有人认为是汉廷对南越用巫蛊法术，所以赵昧不敢入朝，又有意避讳名字，以致汉人不知其真名。有人认为“胡”是华语的名，“昧”是南越方言的名。有人认为有两种可能：“赵胡”是原名，“昧”是后来的改名；“赵胡”不是原名，是当时人给他的绰号，诨名。
上述对墓主的推测十分流行，但也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根据两枚“泰子”印以及赵胡、赵昧不相符合的情况，认为墓主应是第二代南越王赵胡，“赵昧”印应是赵胡之父或兄长的私章。也有人认为，墓主赵昧是赵佗之子，赵佗之子曾继王位。有人还大胆推测墓是第三代南越王婴齐的，“文帝行玺”金印是其父的遗物，因而藏到了自己的墓中。
由于受中原王陵形制的影响，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陵墓修建在象岗山体之中，它以竖穴墓的形制为主，兼用崖洞墓的形制，是一座形制独特的陵墓。
陵墓的修建是先在象岗顶部风水好又便于造墓的比较平坦的地方，规划出墓口的平面形状、尺寸，然后向下挖掘，凿出一个平面如“凸”字形的大竖穴，再在南端两侧掏洞，各凿出一个长4米多的长方形耳室，在北端建造前室、主棺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七个墓室用750余块略经加工的石材砌筑而成。有关专家认为，这些石材是从广州附近的番禺莲花山开采运来的。墓室上面用重约数吨的大石板平铺作盖，顶盖板上是异常结实的夯土，层层夯筑，直至山顶。由于当年孙权并没有发现这座陵墓，从侧面可以说明，当年墓上没有起坟堆，不留丝毫痕迹，墓葬和石山浑为一体。墓室前端有一斜坡墓道，埋葬完毕后回填了许多巨石。
南越王墓出土的金缕玉衣 墓室内的结构十分奇特，各室都砌有浑厚的石墙间隔，互有门道相通，过道设木门，室底铺木板，前后设置两道大石门封闭。墓室的设计主要是从防盗着眼，这座深藏山体中间的石室玄宫，盗墓贼是决无办法打开的。
墓内主棺室主要用来安置棺椁，此外还放置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墓主的棺椁位于室的正中部，它的四周分置随葬物品。墓内东侧室是从殉夫人的葬所，随葬品主要是分属于她们的玉佩、玺印和日用器皿。从出土的四枚“夫人”印章可知，室内共放置殉人四具，她们可能是南越王后宫中的嫔妃。墓内西侧室发现七具殉人，均无棺，直接放置在铺地木板上。专家鉴定，其中六名为青壮年女性，其生前身份可能是墓主的奴仆或贴身内侍。殉人大多是被击砸后脑致死的，有的可能是自缢身亡。内中一名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随葬品中有一颗无字小玉印，可能她是奴仆的头领。
南越王墓的棺椁均腐朽不存，根据棺椁朽后所留的部分板灰痕迹以及原来钉在外椁壁板上的6个大铜铺首从椁壁上掉落下来的位置，大致可以推测棺椁的长度，其中外椁长约3.3米，宽约1米；内棺长约2.2米，宽约0.75米。外椁表里皆髹漆，外黑漆内红漆，在黑漆地下还用绿、黄、朱三色彩绘流云纹图案。内棺也内外髹漆，内朱外黑，无彩绘。
墓主的骨殖大部分已腐朽，只剩下骨渣。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北足南，面部朝上，微向右偏。作为一个诸侯王，南越王是否也享受到玉衣的待遇，在以前一直是个谜。因为邻近南越国的长沙国等诸侯王墓发掘后，发现他们都没有穿玉衣殓服，因此南越王穿玉衣的可能性一般人们认为不大。但大家的推测错了，在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玉衣。由于墓室底部的铺板及棺椁全朽，玉衣直接平贴到岩石地面上，而且因为尸体腐朽后，原来呈立体形状的玉衣整体已塌陷呈扁平状。经修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玉衣由头套、上衣、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鞋共10部分组成，共用玉2291片。玉质只有少数呈略透明的青白玉，多数玉质差，不透明，颜色较杂，多呈黄褐、黄白色。玉片边角钻有小孔，用朱红色丝线穿过小孔将玉片连缀起来，并在里面衬贴丝绢加固。朱红色丝带纵横交错，构成多重几何形纹样，色泽异常鲜艳。
墓内随葬的奇珍异宝精彩纷呈，十分丰富。按其质地可分成金器、银器、酒器、炊烤器、日用器、乐器、兵器、车马器、丝织衣物、玻璃器、工具等十多类。大凡墓主生前宴乐用器、玩赏之物、饮食器皿、衣冠服饰、车马帷帐、弓簇甲胄等，都被当作陪葬品，带入墓中。
南越王墓发掘出土的镇墓之宝——“文帝行玺”金印 南越国表面上是一个诸侯王国，实则僭越称帝。从王墓来看，形制、规模并没有超出诸侯王墓的规格，但随葬的部分金玉之器，如“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帝印”玉印、特大玉璧等都是其他王陵中没有见过的，因此在某些方面已超出了王陵的规格，一些专家认为可能在某些方面已经模仿了皇帝陵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