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名称是怎样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献上从未有过记载。有人根据古人死后给谥的原则进行分析，认为古代谥法中释“昭”字说：“圣文周达曰昭，明德有功曰昭。”他们认为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太宗是当时世界各国统治者中最富有生气和创见的政治家、军事家，没有人像他那样在各个方面树起辉煌和不朽的丰碑，所以唐太宗陵名是选择了一个歌功颂德喻意美好的字眼。
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嵕山上。从贞观十年(636)开始营建，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李世民入葬方完成，历时13年，花费的人力、财力可想而知。
昭陵“因山为陵”，陵寝位于九嵕山南面山腰，居于整座陵园北部最高处，陪葬墓多集中于山陵之南的辽阔地带。九嵕山是属于石灰岩质的石山，山势突兀，海拔1188米，南临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山诸峰遥相对峙。正南面和东西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孤耸回绝。加上泾水环绕其后，渭水映带其前，显得气势十分雄伟。陵墓的营造工程浩大，布置精心，建筑辉煌。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兄弟参与了墓室的设计。《唐会要》说，昭陵“因九嵕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玄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远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据文献记载，昭陵因山凿石为玄宫，从埏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了五道石门，规模宏大。墓道用3000多块大石块砌成，每块石头有两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五代时军阀温韬进入昭陵玄宫，说玄宫里“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间是停放棺椁的寝宫，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床上放着许多石函，里面装着殉葬品。其中的一个铁匣中，“悉藏前世图书、锺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昭陵地宫被盗的情况究竟何如，建国后政府曾进行过考查，但没有查到被盗的痕迹。看来昭陵玄宫还会留给人们一个不小的谜团，只有等到陵墓被发掘的那一天，才能最后见分晓。
整座陵园周长60公里，占地面积约200平方公里。陵寝四周城垣围绕，残存少量夯土地段。地面建筑分布在陵山的周围，北面有祭坛和玄武门，正南面有朱雀门和献殿，西南面有下宫。祭坛南高北低，南北长86.5米，东西宽53.5米，由五层台阶地组成，平面略呈梯形，墙基层台阶尚可辨认。由南往北，在南边3个台阶上，有寝殿、阁楼、东西庑、大门等建筑，中间司马道直通寝殿。在第四、第五个台阶地面上，除第五个台地尚存门阙遗址外，其余可能原来是空旷的场地。献殿残存面积约40平方米，殿址上曾出土1件鸱尾，高1.5米，底长1米，重150公斤，由此可推测献殿之高大。下宫遗址在陵西南，平面呈矩形，遗址面积东西宽237米，南北长334米，四周有墙基，墙基厚约3.5米。南墙和北墙中间有门址相对。垣墙内是一片平坦的夯层，厚3至5米，建筑物比较集中，均已不存。
在昭陵的玄武门外有一个梯形的祭坛，祭坛陈列着14个少数民族酋长的石像，祭坛的东西庑殿中陈列着世界闻名的浮雕石刻六骏。唐太宗生前平定突厥，与吐蕃和亲，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太宗死时，突厥阿史那社请求殉葬，于是高宗派人打制了这14个栩栩如生的少数民族酋长的石像，立在昭陵前。这14尊雕像是唐太宗时期良好民族关系的写照，可惜它们在清代乾隆以后大多被毁了。
“昭陵六骏”是驰名中外的浮雕艺术品，它们是李世民当年统一全国南征北战驰骋战场所骑的六匹战马，李世民为了纪念它们，将其雕刻在石屏之上。相传六骏的图形出自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工匠们运用高超的技艺逼真地雕刻了这些形象。石屏的角上题有高宗的赞美诗，是由欧阳询书写的。石刻六骏原列置在玄武门内东西两庑殿内，骏马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手法浑厚。“飒露紫”和“拳毛騧”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馆内。
唐代诗人杜甫曾经作诗描述了昭陵辉煌壮丽的景象，他的《重经昭陵》说：“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形象地概括了昭陵雄伟的构建形式。
现存昭陵博物馆的昭陵碑碣有40余通，墓志20余合。这批碑刻以楷书居多，也有隶书、篆书和行草。欧阳询所书温彦博碑，褚遂良所书房玄龄碑，王知敬所书李靖碑，尉迟敬德墓志盖的飞白书等，其书法艺术早已蜚声中外。然而这些本该展示初唐书法艺术高水平的碑刻，却被破坏得很厉害，刻字的地方被砸成一个个坑，几乎没有一块碑文是完整的，这是为什么呢？
一些学者指出，这种破坏主要来自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一些书商。据说当时一些有钱的书商勾结地方官府，拓了碑文，一张拓片能卖到两千两银子。为了抬高拓片的价格，他们拓过之后，把石碑上关键的字，如年月日、人名、地名等砸成坑，让后来的人再也拓不出完整的碑文。后来的书商再拓碑文，拓过之后，进一步破坏碑文上的字。这样，一批批的书商不断地拓碑文，碑文就遭到一次次的破坏，有的碑还被砸成几段，有的碑被砸倒在地，年长日久就被土埋没了。
唐陵陪葬墓以昭陵最多，现存167座。由于唐太宗开始营建昭陵时就定下了陪葬制度，允许大臣申请陪葬，而且这些大臣的子孙也可以随父、祖葬于昭陵，这样，以昭陵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陪葬墓群，向南辐射成扇面形状，列侍两侧。昭陵居高临下，陪葬墓左右分布，其中公主妃子的墓多数在山上。陪葬的有皇子、公主、名臣、名将、文人学士和兄弟民族将领，如魏徵、房玄龄、温彦博等。
昭陵的陪葬墓有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依山为墓，如魏徵墓和新城公主墓；第二类是覆斗形墓，如长乐公主和城阳公主墓等，墓前均存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第三类是圆锥形墓葬，此类陪葬墓所占比例最大，文武大臣们的陪葬墓大多是这种形制；第四类是像山形，如李靖墓和李勣墓等。李勣墓象征阴山、铁山、乌德鞬山，同样在墓前有石人、石虎、石羊、石碑，这种特殊形状的墓葬封土，是对有特殊功勋重臣的特殊奖赏。
昭陵陪葬墓已清理发掘的有李勣、张士贵、郑仁泰、阿史那忠、尉迟敬德、越王李贞、临川公主、长乐公主等10多座。张士贵墓等出土的彩绘陶俑群色彩鲜艳，姿态各异。郑仁泰墓出土的载运丝绸的驼俑，栩栩如生。昭陵陪葬墓中的壁画着色绚丽，布局谨严，以表现贵族生活的人物画为主，技法以线条与着色并重，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突厥汗国 昭陵六骏之谜
昭陵六骏是中世纪罕见的石雕珍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六骏曾伴随唐太宗驰骋疆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它们有的在箭雨中穿行，有的跨河越涧飞奔，姿态各异，个性鲜明。人们往往会问，六骏来自何处？六骏的六个怪怪的名称到底是什么意思？
六骏置于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庑，是中世纪罕见的石雕珍品。相传贞观十年(636)葬文德皇后之后，为了纪念自己心爱的六匹战马，太宗诏令大画家阎立本绘制图样，把伴随自己驰骋疆场、屡建战功的六匹战马，让名匠分别雕在高约2.5米、宽约3米的六块石屏上面，并亲撰赞语，由欧阳询书写。六骏都是“马须剪三花”，马颈的鬃上有三个修剪的花，并且缚尾，马的辔头、坐鞍、足镫、障泥、流苏以及佩挂等齐备，这是唐代战马的典型装扮。
原东庑自南第一骏——特勤骠
原西庑自南第一骏——飒露紫（此像于20世纪初被盗，现藏美国） 昭陵六骏最初陈列在陵山北阙前的石基上，后代整修时移置于北阙东、西两庑之中，分成两组东西排列。东第一骏是特勒骠，黄马白喙微黑，是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所乘。东第二骏是青骓，苍白杂色，前中五箭，为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所乘。东第三骏名什伐赤，纯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为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时所乘。西第一骏名飒露紫，色紫艳，前中一箭，为李世民平定东都时所乘。飒露紫是惟一旁边伴有人像的，在取洛阳邙山一战中，李世民有一次乘着飒露紫亲自试探对方的虚实，偕同数十骑冲出阵地与敌交锋，与随从诸骑失散，只有丘行恭跟从。王世充追至，流矢射中李世民的马，丘行恭跳下马来，给飒露紫拔箭。他把自己所乘战马让给李世民骑，执刀徒步突阵而归。雕刻中的丘行恭表现为卷须英俊威武的相貌，身穿战袍，头戴兜鍪，腰挎佩刀及箭囊，作俯首为马拔箭的姿势。中箭后的飒露紫垂足侍立，丘行恭果断拔箭，这种救护之情，实在是人马难分，感情真挚。西第二骏是拳毛騧，黄马白喙，前中六箭，背中三箭，为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所乘。西第三骏是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为李世民平定薛仁杲时所乘。
昭陵六骏表现成侧面站立或者奔驰的不同生动姿态，均采用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雕刻方式，把六匹战马雕刻得英姿勃勃，表现手法上一改北朝以来沿袭佛教雕刻的风气。马的造型真实，体形匀称健壮，神气十足有力，雕造技巧也很纯熟，刀法洗练、简洁，手法概括。特别对于马的身躯各部分结构，雕刻得尤其严格而准确。鞍饰等许多局部变化，雕刻得细致精湛但不琐碎，成为唐代雕刻艺术的精品。
昭陵六骏体现了古人的无比智慧和创造力，以至后来在人们心目中被神化了。据传说，安史之乱时，在潼关大战中，忽然飞沙走石，黄旗招展，杀出数百队骑兵，于是叛军仓皇溃逃。偃旗息鼓后，骑兵突然消失，不知去向。后来昭陵守墓官报告说，潼关交战那天，昭陵石人石马汗湿欲滴，真是神驰呀。
也许有人要问，唐太宗乘坐的六匹战马来自哪里？昭陵六骏的名字很怪，长期以来人们都讲不清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人按照汉语名称望文生义，以讹传讹。
李渊、李世民父子平定天下，战马是他们的重要帮手。早在太原起兵时，就曾竭尽全力搜集良马以装备军骑，当时曾采取向突厥称臣的办法从突厥手中得到胡马千余匹。此后在征服北方的一系列战役中，唐军依赖战马流动作战，统一全国，巩固了新兴的唐王朝。唐朝初年，获得战马的方式主要有外域贡马、俘获战马、互市买马等途径，往往与突厥和西域的一些国家有关。如武德和贞观年间，东突厥始毕可汗、颉利可汗和西突厥叶护可汗等多次遣使赠送或贡献数百匹突厥名马，西域诸国也献过西域良马，唐朝更是特别注意在与突厥及西域的互市中收购马匹。从种种迹象来看，唐太宗昭陵六骏来自突厥和突厥汗国控制下的西域诸国。
原东庑自南第二骏——青骓
原西庑自南第二骏——拳毛騧 历史学家葛承雍先生对六骏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从马种上观察，大体可以推测六骏的来源。他指出，什伐赤体质结构是明显的突厥草原马型，头大个矮，耐力极强。拳毛騧体形是头大鼻高，身材不高，属于蒙古骏马种系。白蹄乌的特点是颈硕鼻高，四肢不长，筋骨强健，与蒙古马相似。特勒骠形象健壮，长腿小腹，是典型的锡尔河流域的大宛马。飒露紫外观高大魁伟，头小臀肥，腿骨劲挺，属于古代里海地区亚利安马种。青骓马外形上有明显的阿拉伯马的双脊成分，很可能是阿拉伯马系与中亚马系的杂交马种。他认为六骏中至少有四骏属于突厥马系中的优良品种，其马具、马饰等也是突厥式的装备，它们的来源地必定与东、西突厥有紧密关系。
六骏的名字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中原的称法，其含义与外来语有关。葛承雍探索了这个难解之谜。他说：拳毛騧是唐朝代州刺史许洛仁进献给李世民的坐骑，“拳毛”音源于突厥文，标准译名应源于“权于麾”，这是一个西突厥控制的小国，位于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以西至巴基斯坦最北部之间，所以这匹马很有可能是一匹与权于麾国种马杂交的良马。什伐赤音转译为“设发”、“失发”，是突厥军事将领的高级官号，此官位于可汗、叶护之下，率兵马约2万人左右，因此这匹马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座骑。白蹄乌不是千年来根据汉文解释的“一匹四只白蹄的纯黑色骏马”，“白蹄”原意来源于突厥语“bota”，意为幼马或幼骆驼，是“少汗”的意思，即这匹黑马是冠以“少汗”荣誉性专名的坐骑，带有赞美的称号和高贵官号的象征意义，这符合唐人颂扬圣皇名君的传统做法。特勒骠是突厥文“tegin”的汉文译名，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多由突厥王室子弟担任，向突厥投降的汉人也可获得，而唐太宗以突厥官号命名自己的坐骑，是赞扬突厥骏马的一种习俗。飒露紫中的“飒露”是突厥语中的“沙钵略”和“始波罗”，意谓“勇健者”，常被突厥人用作领袖的荣誉性称号，因而飒露紫的真正含义就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青骓的“青”与古汉语无关，是来源于突厥文cin或sin，为“秦”的音写，当时中国人称中亚以西的海西国为大秦国，“青”和“秦”同音，泛指来自西方大秦国的骏马。
葛承雍强调，突厥语的发音具有谐音的特点，唐人又有借用现成突厥语的方便，六骏之名，应该是唐人与突厥以及外域长期交往中所熟悉和使用的，这也说明唐朝初年深受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巨大影响。唐太宗借用突厥语或突厥官名来命名自己心爱的坐骑，就是以突厥赞颂英雄、勇士的风俗，来纪念和讴歌自己平定天下的辉煌战绩。
原东庑自南第三骏——什伐赤
原西庑自南第三骏——白蹄乌 唐太宗固然喜爱六骏，但将六骏镌刻在昭陵是什么意思？游牧民族与马的关系十分紧密，突厥也不例外，马是他们平时生活、游牧的坐骑，也是驰骋战场拼杀的一种最主要的装备工具。在突厥人的葬俗中，祭马、走马、葬马都是不可缺少的，突厥人死后都要与马共葬，陪葬的马是装备整齐、准备出征的马，因为喜爱与崇尚骏马是一个勇士的标志。唐人深受突厥人以马陪葬风俗的影响，唐太宗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深知良马在战斗中的作用，他要求自己的部下进行“突厥化”能骑善射的特殊训练，尤其是贞观四年东突厥战败后，近万家突厥人迁入长安，大批突厥人的风俗文化成为当时长安的流行风。唐太宗死时，有数百名突厥蕃将和四夷朝贡者参加了葬礼，阿史那社尔等将领杀身殉葬，以突厥方式表示悲伤和哀悼。因此，当时人在昭陵树立六骏石像，不仅仅是模仿突厥游牧民族事事离不开马的习俗，更重要的是借骏马的英姿来讴歌唐太宗的战功，既突出了帝王英雄的主题思想，又赞美了战马的武士精神，这与突厥的丧葬风俗是完全一致的。
六骏是把金戈铁马、矢如飞蝗的古战场瞬间凝固在石屏上，表现出了六骏血战沙场的悲壮，产生了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上述对六骏身世和称号的探索，尽管仅是葛承雍先生的一家之言，但对这个千年疑谜的解开，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十一尊石像 唐高宗、武则天乾陵之谜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是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帝王陵墓，因为墓室从没有被盗挖过，所以人们对其中可能出土大量精美的文物抱有极大的希望。乾陵前面的六十一尊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石像的身份到底是什么？石像的头是什么时候被砸掉的？
乾陵为关中十八陵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陵墓，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在西安市往西不到100公里的梁山北峰上。梁山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6公里，海拔1049米。
唐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是唐太宗的儿子，晚年多病，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政事多出于皇后武则天。李治在位34年，死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光宅元年(684)葬于乾陵。武则天在唐高宗后期就掌握了政权，高宗死后，她突破了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先后废中宗、睿宗，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死于神龙元年(705)，次年五月葬于乾陵。从这里可以推测，乾陵的营建最晚是唐高宗死的那一年，即弘道元年，或者在更早的时间就已经开始了，至神龙元年基本完成建造工程。可以这样说，乾陵的建造至少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乾陵是陕西关中地区唐代帝王十八陵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座，也是唐陵中具有代表性的皇陵。乾陵以山为陵，气势雄伟，规模宏大。两位皇帝的墓穴在北峰南麓穿山开凿而成，陵墓本来是一个圆锥形石灰质的山峰，蔚为壮观。梁山三峰耸立，最高的北峰为陵墓的主体，南面二峰较低，东西对峙，形成乾陵的天然门户。据说，在晴朗的天气，在此居高临下，能够望见古都长安。
乾陵东侧六十一王宾像 乾陵陵址是武则天选择的，那么她选梁山的原因是什么？梁山是一座自然的山峰，究竟有哪些魅力吸引了武则天要把自己的丈夫葬在这里？一些人认为，这主要与梁山一带的优越自然条件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有关。古人十分重视丧葬，尤其重视陵墓位置和墓地布局，把陵区放在国都附近的北部或西北部便于当朝皇帝祭祀祖宗，也是为了祖宗的墓地更加安全可靠。武则天选择梁山，符合传统的丧葬观念，也符合唐太宗制定的因山为陵思想。其二，梁山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营建乾陵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梁山一带自然环境优美，植被很多，森林茂密，景色宜人，土壤疏松，大部分是山坡地带，面南向阳，日照充足。其三，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梁山作为乾陵陵地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组成了浓郁的区域文化，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相得益彰，坚定了武则天修建陵寝的决心。
乾陵的名字是怎样得来的？据史书说，683年十二月，高宗李治死于洛阳的贞观殿，次年五月灵驾西返长安，八月葬于梁山，当时称为乾陵。因此乾陵之称最早出现于唐代，大概在684年武则天为高宗营建葬地时就确定了。一些人认为，乾陵的由来可能是因为高宗李治生前尊号称“天皇”、“天皇大帝”、“天皇大圣皇帝”，而《易经·说传》上称：“乾，天也。”皇帝有天子之贵，所以埋葬天皇大帝的陵地自然就称天陵了。《八卦》有“乾为天，坤为地”的说法，即乾是天的雅称，所以乾陵就是天陵。也有人指出，这座陵园恰好地处长安的西北隅，如以长安为中心，这里正好是八卦的乾方位，故曰乾陵。而不同意者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方位上的偶合，不足为凭。他们指出，长安西北至东北方向还有17座唐陵，却再未见用八卦中的坎、艮、震等命名的情况。我国古代数百座皇帝陵，也均未有以八卦方位命名的例子，相反，以吉祥字眼命名的皇帝陵历代都有。
乾陵整座陵园“因山为陵”，占地面积约二十余万亩。陵园原筑的宫殿、城墙早已不存在，但从地面遗物看，它们的轮廓还在。寝宫位于内城正中北部梁山山腰上，陵前建献殿。陵园设内城和外城，内城周围有城墙，西、北墙基各长1450米，东墙基长1582米，南墙基长1438米，总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墙基夯筑，宽2.1至2.5米，四面各开一门。门址宽约27米。门前有2土阙，上存残木柱和柱眼，周围堆积大量瓦片、砖块、红烧土、石炭渣。从残存遗址看，门楼为三出阙土木结构，楼基和墩台均系夯筑，外用砖包砌，墩台上面建楼。城墙四角周围残存唐代瓦当、瓦片、砖块、石渣，西北城角和东北城角地基用条石砌筑，推测当年可能有角楼。神道在一条南北走向的岭脊上，北高南低，自岭下第一对土阙起至墓道入口长约4公里。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整修乾陵时，曾建造房屋378间，可见当日乾陵的规模。
根据考古学家的勘察，乾陵墓道在陵墓的正南方，呈斜坡形，全长63.10米，宽3.9米。传说武后诏令凿山穿石营建玄宫时，工程虽然艰巨浩大，但唐国力强盛，只用了八个多月的时间，这座山洞式的玄宫便告落成。当高宗灵柩和各种礼仪祭器安放完毕后，墓道全部用巨型石条填砌，层叠于墓道口到墓门。石条是交错砌压的，石条之间平面用铁栓固定，又浇上铁汁，填石中不少刻有石匠姓名。武则天下葬时重新开启，但闭合时又是石填铁固。
乾陵墓葬究竟如何？因墓室至今未发掘，无法预见，但根据《七节碑》的记载，高宗临终时遗言，要把他生前所喜爱的书籍、书法墨宝等，都埋进墓中，这与唐昭陵相似。一些专家初步鉴定，乾陵没有被盗贼偷窃发掘过。唐末军阀温韬当时曾打算挖掘乾陵，据说因风雨太大，没有挖开。一些专家断言，就是现在要进行发掘，困难也是比较大的，因为石条之间十分紧密牢固，必须利用机械和热能，先将铁卡、铁杆、铁汁软化，才能顺利地将条桌面大的长方形石条完整地取出。可以这样说，等到将来乾陵地宫开启时，我们就会看到盛唐时期的许多珍贵的艺术品。
乾陵东侧武臣像 乾陵地面上保存着一批精美的大型石刻，它是唐代石刻艺术的精华。整个陵园现有石刻124件，除内城4门前各有l对石狮和北门有1对石马（原有3对）外，其余均集中在陵前神道两侧，由南而北，依山势对称排列：八棱柱华表1对，翼马1对，鸵鸟1对，石马5对，牵马石人3对，石人10对，石碑2座，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臣60尊（原61尊，现缺1尊）。乾陵石刻在数量和题材上都是过去帝王陵墓所少见的，整个组合气魄雄伟。雕刻用线雕、半浮雕和浮雕相结合的传统手法，吸收西亚、希腊的艺术风格加以创作而成。
乾陵61尊石像分东西两组，西侧为32尊，东侧为29尊，石人与真人一样大小。他们有的穿紧袖衣服，有的腰束宽带，有的披发左衽，足蹬皮靴，两手前拱似祈祷，整齐排列在陵前，既是对唐朝皇帝恭谨称臣的反映，也是他们归命中央、侍卫宫阙的缩影。这些石人的头部绝大多数早已被毁，现只有西列两尊有头，高鼻深目，显然系西域或中亚细亚人，有的石人背部还刻有国名、官职和姓名。
对这61尊石像，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问题之一，这些石像的原型是什么人？一般人认为，这些石像反映了唐朝国力强盛，与边疆各族和中亚细亚各国友好往来十分频繁。武则天将参加唐高宗葬礼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特使们，刻成这61尊王宾石人像列于陵前。也有人进行了考证，认为这种说法是误解，不符合当年立这批石像的历史背景和石像自身的文字记载。这批石像大约建成于武则天去世前后，初建时，每个石像背部均镌刻有姓氏、职官、族别和属国等文字，表明他们是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但这些文字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大都漫灭不清了，只有7尊石像上有残存文字，还可以识读。宋朝时有一位叫游师雄的官员，他曾经考察过这些石像背部的文字并作了记录，其中有35尊石像可以弄清他们的身份。这些人按所属国别和地区，可分为六类，如唐安北都护府下的回纥诸部都督；来自安西都护府属下葱岭以东的各族首领、都督；来自唐北庭大都护府属下西突厥地区的都护、都督和吐谷浑的首领等。他们中真正的客使和侨居长安的王宾不过五六人，绝大多数是唐王朝属下的各族官员或质居长安的诸属国国王、王子，其中又大多是唐朝的大将军、十二卫将军，同时受命兼任唐边疆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官品一般都在三品以上，有的甚至官居一品。弄清这些石像的身份，可以说破译了一个千古疑谜，说明唐王朝的辖地在北面到达了叶尼什湖与额尔齐斯河流域，西到碎叶河以西的千泉、康、石诸国。
一些学者指出，高宗、武后朝的民族关系、边疆开拓的新发展，开始于唐太宗统治时期。贞观年间，唐朝廷就与东西突厥、回纥、吐谷浑、西域各族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将这种联系发展为行政上的全面隶属关系则是在高宗、武后时期。所以，唐太宗的昭陵只立了14尊蕃臣像，而乾陵则立了61尊。这些石人是唐朝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历史见证。
也有人认为，从乾陵石人紧袖阔裾、束腰着靴的服饰和双足并立、两手前拱的姿态来看，他们直接效法于唐太宗昭陵。高宗死后，武则天也仿昭陵制度，在陵园朱雀门前东、西两侧，树立为高宗、武则天朝侍立过“轩禁”的诸蕃臣酋长石像61尊，并背刻其官职姓名，明显地表示侍卫官阙，如生前之仪卫的性质，很明显乾陵石人像有着向后世夸耀，以宣扬高宗、武则天朝国威之意。61位石人中，现能考出衔名的只有36人。从36人的衔名来看，这些石人并非参加高宗葬礼者，而是唐王朝属下的各族官员，或是边境地方官员和少数民族首领。在36个衔名中，约有十余个开头冠有“故”字，说明他们在立像乾陵时已经亡故，他们不可能来参加高宗或武则天入葬仪式的。
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乾陵 问题之二，石人的头什么时候被砸掉的？营建乾陵时，石像肯定是完整无缺的，从石像的脖子上也可以看出头被砸掉的痕迹。但直到现在，也无人能说清是什么人、在什么年代、为什么将石像的头颅砸掉。有人认为是八国联军侵华时，见唐陵前立有外国使臣，感到有辱洋人的脸面，所以把石人头全部砍掉了。但实际上八国联军侵华时并未到过陵地，这种说法有待商榷。有人认为砸头是在明朝末年，当时瘟疫袭击乾县，病死的百姓不计其数。当地老百姓认为，瘟疫的来源可能是乾陵中的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和洋人在作怪，因而群起将这些石像的头都搬了家。明朝人李梦阳在关于乾陵的一首诗中则是另一种说法。他认为陵旁的石人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变成妖怪出外作怪，路上行人吓得没有了人影。妖怪践踏田禾，吃掉牲口，老百姓用锄头将这些石人头全部砸掉。这一说法虽然也不可信，但至少说明这些头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没有。
石人像之后有石碑两通，东面是武则天为自己立的《无字碑》。为什么要立《无字碑》，也是乾陵一个大疑谜。有人说，这是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天，难以用文字表示。也有人说，武则天遗言，功过由后人评说，因而一字不刻。宋金以后，一些游人在上面题字，当初的无字碑变成了有字碑。可惜，刻满字的碑竟因千年风霜雪雨侵蚀，字迹已难辨认。惟有金代天会年间，用女真文刻的《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纪》，旁边附有汉字译文，尚可以辨认。女真文现在已绝迹，这些文字是研究女真文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有人赞叹说：“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
西边为《述圣记碑》，碑共七节，所以又称七节碑。碑高6.3米，宽1.86米。碑文为武则天撰写，唐中宗李显书，主要内容是歌颂唐高宗的文治武功，共计约8000余字，上面填以金屑，当年的陵园可谓金光闪闪。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光耀千秋。一些专家指出，唐高宗李治在政治上不过是个守成的平庸皇帝，他在位34年，并无特别的光辉政绩可言。他统治前期，承袭了太宗朝的国威，基本上维持着“贞观之治”开创的安定局面。在他统治的后25年，由于头风病时发，委政于武后，因此《述圣记碑》上免不了有许多溢美之辞。
乾陵周围约80华里，分布着许多陪葬墓，集中在陵园东南的陪葬墓有17座，已发掘的有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薛元超、李谨行等5座。这几座墓的内部结构基本相同。地面建有覆斗形坟丘、方形围墙、土阙，前有神道及石刻遗物。地下由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前后室等组成，石棺棹位于后室。墓道过洞为土构，甬道和墓室为砖构。墓壁满绘壁画，墓道绘出行图，墓室绘宫廷生活图，墓顶绘天象图。图画线条流畅，形象生动。棺椁形制相同，系用青石板组成房屋式样，椁内外均雕人物、动植物线刻图。
这几座墓虽然都被盗过，但仍然出土有大量的三彩陶俑，有武士、文臣、男女侍从、伎乐、骑马、牵马、马、骆驼俑及镇墓兽等，还有各种用器和家禽模型。人俑神态、披戴各不相同，有的吹笛，有的纵马扬鞭。出土的三彩俑光泽如新，造型精致，纹饰奇特。
乾陵无论是地面的建筑石刻，还是地下墓穴施工以及整个陵园规划设想，都充分显示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雕刻艺术的精湛技巧，代表了唐代高度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水平。墓室内的文物珍宝肯定异常丰富，一旦发掘出来，必将大开人们的眼界。
让后人去评述 乾陵无字碑之谜
武则天死后，葬在唐高宗的乾陵中。这位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死后也要表示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智慧，在墓前立了一块“无字碑”，留给后人无限的想像空间。武则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其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凄凉地死去。第二年，她的灵柩被运到长安西80公里的梁山，和唐高宗合葬在一起。
乾陵以山为陵，将整座梁山建成了一个巨大的陵园。梁山三峰耸立，就好像武则天仰卧于大地，北峰为其头，南面双峰峰顶因为有15米高的土阙，远远望去恰似乳房。有人认为，只要一看到梁山三峰，就会使人感受到武则天的威严和非凡无处不在。置身于三峰之间，你仿佛就面对着这位刚烈女性，被她张扬的性格和媚丽的姿色包围，对她既萌生出肃然起敬的感觉，又产生无限的联想。传说武则天希望自己死后能头枕梁山，脚蹬渭河，卧望长安，看来她的选择是很有眼光的。
梁山三峰由一条南北走向的高岭相连，高岭之巅便是长长的墓道。墓道两旁，124件石刻对称排列，以其独特精美的造型，点缀着陵园的自然风光，与山陵默契相合，创造出一种神圣、庄严、肃穆的气氛，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
在朱雀门阙楼遗址南边的地势宽阔处，墓道西侧矗立着武则天追记高宗文治武功的纪念碑——《述圣记碑》。全碑七节，高6米多，全文8000多字，武后撰文，中宗书写，字面填以金屑，光泽艳丽。墓道东侧的《无字碑》是武则天的纪念碑，碑高与《述圣记碑》相同，整石雕成，重量达100吨。碑头九条蟠龙盘绕，两侧线刻云龙纹。碑座的正面是一幅狮马图，马屈蹄俯首，雄狮威严挺立，雕刻之精细，为历代墓碑罕见。
乾陵无字碑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块碑上只字未刻，这在中国历代是十分少见的，有人称为是千年难解之谜。今天，我们在乾陵参观时看到碑上隐约可见的文字，是宋金以后游人在上面的题识，使《无字碑》成了有字碑。那么，武则天在立碑时为什么一反传统不刻一字，其用意是什么？
有人指出，武则天自认为她在位时，扶植寒弱，打击豪门，发展科举，奖励农桑，继贞观之治，启开元全盛，政绩斐然，彪炳史册。碑上不刻一字，是为了夸耀自己功德高大，不能用文字来表达，这主要是取《论语》“民无德而称焉”之意。武则天从655年被册立为皇后，660年高宗将政事让给她裁决，直至705年中宗复位，前后掌握国家大权几十年。她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称孤道寡，主宰天下。由于她的非凡才能，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得以延续。她坚持中央集权，继续推行法治，开创殿试制度，加强和改善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武则天维持了贞观以来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态势，为唐玄宗开元之治打下了十分重要的基础。这样说来，武则天的确是功高德大，不是很容易能用文字表达清楚的。所以一些人认为武则天以女子称帝，创前代未有之奇局，可与秦始皇相匹敌。秦始皇曾作无字碑以颂其德，武则天仿而效之，故有此碑。
反对者认为，武则天既然给自己的丈夫唐高宗立碑作传，歌颂他的政绩，轮到自己却不是这样做，显然很不符合她的风格。她是个敢做敢讲、好大喜功的人，不可能不用文字宣传自己的政绩。她在暮年就为自己立过“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碑来歌颂自己，为何在临终前认为自己功高莫名，非文字可述？也有人说，武则天仿秦始皇立无字碑，那她应该像秦始皇一样将碑立到泰山而不应树诸墓地。何况武则天葬乾陵是她死后才决定的，她怎么会将自己的功德碑提前立于乾陵的观阙前？
与上述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无字碑不可能是武则天生前为自己立的。乾陵开始就是为唐高宗修建的，而不是营造的合葬墓。638年，唐高宗崩于洛阳，是葬于洛阳还是长安，曾发生了一场争论。最后武则天认为，李唐祖陵在关中，埋在洛阳不妥，决定埋在乾县西北的梁山，然后用了不到12个月建成。武则天崩时，是否合葬也发生了争论，有人主张合葬，有人坚决反对。这说明武则天生前并不知道她死后会合葬，她怎么会为自己立无字碑于乾陵？据宋敏求《长安图志》说，无字碑是于阗国所进，清王昶《金石萃编》也两次谈到这块碑是于阗国所进。于阗国离长安数千里，所进碑当然不可能从于阗运来，而是就地取材凿成。碑上为何无字，大概当时感到皇帝至尊，德高功大，非一般人用文字所能写尽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碑不是立于武氏生前，而是她死后合葬乾陵时立的，其用意是歌颂武氏而暗示诛贬。武则天是否合葬乾陵，朝中大臣们有不同看法，但李唐皇室认为还是以合葬为好，说明李唐皇室对武氏的尊崇和爱护，李唐皇室是不会树碑贬武的，他们当时不可能一方面坚持将武则天合葬乾陵，另一方面又为她树立一块暗含贬意或隐示其“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的无字碑。中宗之后，睿宗、玄宗、肃宗等相继代立，他们都是武氏的直系子孙，也不可能这样做。所以，这块与《述圣纪碑》相对而立的无字碑，是为武则天歌功颂德而立的。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二圣”，死后谥为“则天大圣皇后”，这个尊号把她推崇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在李唐皇室看来，武氏媲美唐尧，允称则天，当其合葬时，当然要为之歌功颂德，因为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赞美，于是只好为她树立一块周围雕刻有十分精美的龙纹图案的《无字碑》。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之所以立无字碑，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执政时篡权改制，滥杀无辜，荒淫无道，罪孽深重，无颜为自己立传，感到还是不写文字为好，以免落个话柄在后人手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岑仲勉、吕思勉等隋唐史专家。他们根据宋代著名学者朱熹的《通鉴纲目》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等史籍，认为武则天“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际，无丝毫政绩可记”，对武则天执政时期的政策基本上全部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武则天以非常手段骗得高宗信任，从才人爬上皇后高位，最后窃取皇位，无论是唐朝人还是后代人，这都是无法接受的。掌握政权后，武则天培养自己的党羽，任用酷吏，实行告密和滥杀政策，大量铲除异己。吕思勉在其两卷本《隋唐五代史》中，把武则天说成是“暴君”，说她“使滥刑，任酷吏”，所谓“识人才”也是她拉帮结伙，结党营私而已。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唐朝的社会经济并不见得有什么发展，实际上当时是处在一个马鞍形曲线的底部。就在武则天期间，安西四镇一度不保被夺，危害了国家的统一。因此武则天是无法为自己立传的，她只能以无字碑为后世定基调。不过这种说法有很多人并不赞同，他们认为如果武则天无颜为自己立传，那么她干脆不立碑岂不是更好。
反对者认为，史书上有关武则天晚年的材料很多，但没有临终前她自己觉得难为情的记录。武则天生前为自己的父母和自己都曾立过碑，她不会到了临终前突然改变风格。武则天为李治立了《述圣记碑》，并且亲自撰文称颂他的功绩，如果无字碑一立却感到无颜为自己立传，那她不是在贬低高宗吗？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是个聪明过人的女人，她既不想自吹自擂，但又不甘心无声无息，她立了无字碑，想让自己的功过由后人去评述，据说这也是武则天临死前的遗言。这种说法郭沫若首先提出。持这种说法的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的从解放后乾陵发掘的文物中考证究源。他们认为武则天执政时期有骄人的成绩，不但经济上承继了唐太宗时的发展趋势，而且在用人上不拘一格，为后人赞叹不已。另一方面，她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滥杀无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费，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统治集团。武则天后期，随着年龄的增大，她被迫还政于唐中宗。武则天是个聪明人，立无字碑立得聪明，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自知死后人们对她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件很难的事情，干脆就立一块无字碑，留给后人去评说自己。学者胡戟在《我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一文中指出：“这座闻名于世的无字碑栉风沐雨，千余年来，昂然挺立，它似乎象征着武则天对自己一生事业的信心，是有意留下空白，任凭世人评说吧！”
此外一部分学者认为，碑是唐中宗李显所立，但撰写碑语时犯了难，称武则天是“皇帝”、“母后”好，还是称“大圣则天皇后”好，群臣意见也不统一，所以最后只好不了了之。不过也有人认为这种观点仅是猜测而已。武则天死后中宗就谥号“大圣则天皇后”，唐中宗如果用此称号写碑文可谓名正言顺，有什么不好称呼的？
武则天像 有少数人认为，武则天才智过人，很喜欢标新立异，她造怪字，信佛教，宠幸男人，她做的往往都是历史上少见的事情。死后，她也要标新立异，立一块无字碑让后人摸不着头脑，以显示她过人一等的智慧。
有人提出，立无字碑其实是武则天寄残梦于黄泉。她登上皇帝位后，一直在想大周帝世如何能保得住、传下去，遂决意立武姓子侄为太子，先想立武承嗣，后想立武三思。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把她拉下马而拥戴中宗李显后，天下又归李姓，而武则天内心不服输。此时她如果回心转意与旧我决裂，应该去帝号为李家妇，就不会去立一块什么碑。可武则天偏偏留下了一块无字碑，这表露出她遗恨人间死不瞑目的无奈心态，等待着一旦武三思夺权成功，无字碑刻上大周开国皇帝武则天的字样，为她的一生画上一个完美无憾的句号。无字碑表明她走向黄泉时依然做着皇权残梦。
还有一种观点说，《无字碑》是对清高者的美誉，这在唐代是一种风尚。唐代士夫普遍崇尚清介，被看作是人的一种美德。由于世人重无字碑，所以武则天借此自喻，这不仅符合唐代崇尚清介的风尚，同时也与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性格相吻合。
有人认为，乾陵无字碑不是武则天预先为自己准备的功德碑，各种关于无字碑的猜测都是没有根据的。唐代帝陵没有为帝、后立碑之礼，乾陵的《无字碑》及其西侧的《述圣记碑》都不是碑。《无字碑》是“祖”，《述圣记碑》是“社”。《无字碑》是唐朝皇帝的祖宗牌位，祖代表宗庙，当然不写文字。由于《无字碑》在左，《述圣记碑》在右，与古代的“左祖右社”相类似。反对者认为“左祖右社”并非陵墓碑石，持此说者是误解了“左祖右社”的含义。而且唐代有帝陵立碑的制度，唐十八陵中有三陵立碑，昭陵之前就有唐太宗为文德皇后所立的《昭陵刻石》。《述圣记碑》的内容完全是为高宗歌功颂德的，没有一点关于社坛的内容。如果一定要说《述圣记碑》是“右社”，那么唐中宗定陵的无字碑在神道的右边，不是占了“社”的位置吗？而又不见“社”，这作何解释呢？
有人认为，《无字碑》无字可能是中宗感到为难，或与当时局势动荡有关。武则天生前已为自己立了“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后，绝不可能再为自己树碑立传，这块碑是武则天死后由嗣皇帝立的，中宗亲眼目睹了武后一朝的严酷现象，对自己母亲的所作所为该怎样评价？“颂德”吧，无德可颂；“述恶”吧，与孝道不合，这让中宗太为难了。况且当时朝中武则天的党羽为数不少，中宗还得考虑个人的安危和政权的巩固，立碑而不铭一字，恐怕是中宗左右为难的一个万全之策了。武则天死后，李唐皇窒争斗频繁激烈，在七年的内争中，也有可能将撰写碑文、刻碑之事搁置一旁无暇顾及，或因中宗的早死，睿宗的昏庸而无能为文之故。因此无字碑的出现恐怕与动荡的局势，中宗、睿宗的修养、态度及别的一些个人因素有关。但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既然如此，中宗为何不将此碑撤去，而让一块尚待刻字的碑长树陵前，惹人讥笑，这对李唐皇室的子孙们并没有什么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