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之谜》
作者：王晓华【完结】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以说故事的方式叙写的民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政府史。“中山舰事件”、“火烧赵家楼”、昆明血案、黄金风潮、叶挺飞机失事事件、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内幕呢？《中华民国之谜》为你一一解开。
序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门无人不参与、无人不受影响的学问的话，那就是历史。
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是否愿意，实际上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他(或她)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不一定被以文字记录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复原的信息。即使是完全没有历史意识的人，也避免不了历史的影响，一般来说，他(或她)在一生中总要追溯家族或个人的往事，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往事的影响。一个人的经历再丰富，所处的时代再重大，与人类悠久的历史及其壮阔的波澜相比就显得极其渺小，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历史能给人理念、知识、智慧、乐趣和享受，是其他学问所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要了解一个个人、群体、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也必须从其历史入手。不了解其历史，就无法理解其现状，也难以产生真实的感情，维持必要的信念。所以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说法:“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但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是不受人类控制的客观存在。除了少量遗迹遗物外，人们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存在过的事和人。尽管历史是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事实，但想了解历史，只能通过能够显示或反映这些存在的信息(主要还是文字)的记载。随着资讯的发达，文字以外的信息，如照片、图像、音像、实物等今后也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以往直接、简单的复原，只能是后人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所谓“意识”和“选择”，不仅是指历史的叙述者，而且也应该考虑历史的接受者。同样的史实，不同的叙述者完全可能选择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侧重点，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寄托不同的感情，同时也应该考虑针对不同的对象。
历史学者应该明白，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了解和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获得信念、知识、智慧和乐趣，所以必须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他们便于接受、乐意接受的读物，而不能一味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近年来，戏说历史充斥于影视，固然使历史学家不无忧虑，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民众对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正说”历史时也能写得生动可读，引人入胜，何愁缺乏读者?也就不必担心真正的历史不为人所知了。
这套《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共九册，达数百万字，分别是《大唐王朝之谜》、《大宋王朝之谜》、《大明王朝之谜》、《大清王朝之谜》、《中华民国之谜》、《中国宫廷之谜》、《中华国宝之谜》、《中国王陵之谜》和《中国帝后之谜》。作者都是上海高校的历史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我与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了解了这套书的概况后，感到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尽了一位历史教师的职责——不但要在课堂上教历史，还应该向全社会普及历史。
或许有人以为，近年来图鉴、故事体的历史普及读物已经出版过不少，如上海就有辞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传真》、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文明通史图鉴》，最近出版的《话说中国》更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高质量的读物大多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备受读者欢迎。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选择；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尽可能采用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是这些读物的共同特点。只要做到了这些，这类书应该多多益善。而对我们这个拥有上亿读者的国家来说，对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已经出版的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读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相信，这套书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至于书名所说的“谜”，只是一种叙述的方法，作者提供的还是“谜底”——历史真相。其实有的谜早已不成其谜，已有公认的答案；有的却不只一个谜底，还有的至今尚无谜底，或许永远不会有谜底。这不是作者偷懒，或故意留一手，历史就是这样——是千古遗憾，也是永恒的魅力。读者有兴趣，不妨自己也去找找谜底!但历史本来就是个大迷宫，小心别走进死胡同。
葛剑雄
2005年7月
前言
只言民国事，不说民国史。自2005年4月下旬开始，海峡对面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以来，不旋踵，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搭桥之旅”和新党主席郁慕明的“民族之旅”纷至沓来。他们的大陆之行，必访问古城南京，来南京一定要登上392级台阶，拜谒中山陵。以此为契机，将两岸关系推到一个新阶段。于是，素有“火炉”之称的“民国首都”南京的浪漫夏天，充满着沧桑感的总统府、洋溢着无限魅力的中山陵，那里的旅游可用“炽热”、“大火”来形容，平均每天有几万人，中山陵最多的一天有十几万人。许多游客，特别是年轻人，抚今追昔，追根寻源，游民国旧地，不约而同开始对中华民国那段并不太遥远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今年正值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对无数为国流血捐躯的抗日先烈们的缅怀和纪念，无疑也带动了一般老百姓了解民国历史的兴趣。当今时代，旧貌换新颜，让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去研读李新、杨天石和张宪文等民国史研究大家的大部头，可能都勉为其难，何况一般读者，对陶菊隐等名家的《北洋军阀史话》等巨著，无论从理论到语言，或许都时过境迁，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已经不太适合。与时俱进，不但是一句时髦的口头禅，而且是时代的需求。因此，编撰一本浅显易懂且能令读者产生兴趣的《中华民国之谜》，也应该算是应运而生吧。我们实在不敢忝为什么专家、学者，也没有哪个领导会让我们用公费参加什么学术讨论会，就像公费旅游一样。我等只是在弥漫着古旧霉潮气味的存放民国案卷的档案馆里“熏陶”了一二十年的普通工作人员，说实话，自知水平有限，斗不起胆量去写什么藏之深山、传之后世的几百万字的民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政府史，只能写几本通俗的小册子让读者阅读。我赞赏毛泽东的一句语录：“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我们的目的也是想把民国史从研究者的书斋里“解放”出来，变成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利用公布的史料和一些当事人的揭秘性的回忆，还有选取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民国史上一些重要的或带有新闻聚焦性的故事用通俗的笔法写出来，就像日暮深山里的缕缕炊烟，给人一种精神上的补充就行了。且打住，有读者可能会问：你们是在戏说吗？不对！我们是天天看着民国档案过日子的，虽然档案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只要有出处，也能算是一家之言吧。
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没办法，快节奏的时代，就要有快餐文化，就要有“快枪手”，我们也想在一个早晨就打倒“蒋介石”，但是同志哥，岁数大了，力不从心，想快也快不起来。只能利用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让空调赶着电表的速度，玩命地敲电脑键盘。如果没有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完颜绍元先生推荐我们写此书；如果没有责任编辑不厌其烦地“催命”，这本书可能就得拖到和秋菊一起面市了。不过，假如真到那时，对出版社来说，就晚了八秋了。
王晓华
乙酉年头伏于石头城
五色青天 中华民国国旗之谜
清朝没有国旗，只有象征皇权统治的黄龙旗，而且是三角形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住日益增多，1889年5月，有个叫张荫桓的大臣，要出使国外，请朝延定长方形黄色龙旗为国旗，这样龙旗成为清朝的国旗。中华民国成立时，临时参议院决议用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到后来为什么又换成青天白日旗呢?这里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895年，兴中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会员陆皓东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之旗，旗底为蓝色，以示青天，旗中置白日，有白光芒十二道?因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死于是役，该旗未能使用。1900年孙中山在惠州三洲田起义时，第一次打出青天白日旗为标帜。其后，兴中会骨干尤列在南洋创立中和堂，各会所均悬青天白日旗。当时旗上所列叉光多寡不一。后经孙中山解释：叉光代表干支之数，应排做十二，以代十二个时辰，从此成为定制。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加红地，改成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之真意，想以此旗作为革命军国旗图样式。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不美观，以太阳为标志，是效法日本国旗。于是设计了井字旗，表示平均地权之意，但被孙中山否定。
1907年的潮州、黄岗、七女湖、钦州防城、广西镇南关等起义，以及1908年钦州马笃山、云南河口起义，和1901年?1911年4月广州诸役中，革命党均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反清的象征。
1911年5月，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领导人刘公、孙武等联合文学社，积极筹备反清起义，绘制了十八星旗，以备起义使用?红地和红、黄、蓝、白、黑九星象征“铁血”，说明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热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红、黄、蓝、白、黑九角星内，外角上共有十八颗金黄色的圆星，代表关内十八个行省；黄色代表黄帝子孙，意味着这是一次民族大团结的革命，同时秘密制作了星旗。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共进会机关内装制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赶来搜查，将革命党人的有关文件、书信和起义者名单等统统抄去。当天晚上，武昌小朝街总部被军警搜查，革命党人彭楚藩被捕，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出逃。消息传来，为了不坐以待毙，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在10日凌晨，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在裁缝店找到两面十八星旗，将其悬挂在阅马厂湖北军政府门前。很快，十八星旗便成为辛亥革命的象征。武昌起义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当时各省所用旗帜共有四种：
(一)湖北军政府、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为共进会的十八星旗，即武汉旗。
(二)上海、江苏为五色旗。11月3日，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和光复会会员李燮和率领商团、学生、敢死队和部分军警在上海举事，进攻江南制造局。4日，上海光复，李燮和被推为临时总司令。有人挂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以示庆祝。2月2日，南京被江浙联军克复。上海一部分人建议，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光复旗，并通函全国。不久，上海、南京等长江下游地区皆悬挂五色旗，作为新政权的象征。
(三)广东军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三色旗。11月9日，广东宣告独立。同盟会领导人之一胡汉民就任广东都督，在全城悬挂起孙中山制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四)陈炯明在惠州举兵时，使用了井字旗。当时，除了北方少数省还悬挂大龙旗外，武汉旗十八星旗、上海、南京五色旗和广东青天白日旗成为革命旗帜的主流。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宁，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取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之意，请孙大总统颁行全国。1月12日，孙中山复函临时参议院，认为用五色旗作为国旗有三点不妥：(一)清国旧例，以五色旗作为海军一、二品大官之旗。今废清国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二)五色旗的用意为五大民族，但用颜色代替，取意不准确，譬如用黄色代表满族。(三)既然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因此，孙中山认为，从旗帜的历史、旗帜的取意和旗帜的美观而论，用青天白日旗为宜。更何况其时独立各省所用之旗有十八星旗、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三种，用其一必废其二，所以不能遽付颁行。待清廷覆亡，民选国会成立后，再将国旗问题交国民公决。
在此期间，外交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皆与五色旗有关。一是荷属八达维亚爪哇岛泅水埠(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华侨，得知清帝逊位，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欢喜异常，升起五色旗并燃放鞭炮进行庆祝，遭到殖民当局的无理镇压，当场被荷警开枪打死三人，打伤十多人，拘捕数十人。不久，华侨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请求保护。
孙中山就荷属爪哇殖民当局迫害华侨事件，召集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开会，议决照会荷兰政府，提出：（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者；(二）赔偿财产损失；(三)被害者之赔偿；(四)恢复人权，与欧侨、日侨一律看待，并限一星期内答复。否则将禁止通商，不准民国悬有菏兰国旗。荷兰政府外交部复照中国驻荷兰临时外交代表刘镜人，就爪哇殖民当局侮辱五色国旗，暴虐华侨事件强行诡辩，竟胡说中国“不应将改建国体事通告华侨”。
另是驻日本公使汪大燮向日本政府通报中华民国成立，以五色旗为国旗后，2月24日，在日本神户、大阪等地，当地华侨在中华会馆召开中华民国共和祝贺会，当晚，举着五色旗，提灯游行庆祝时，也发生日警毁旗拘捕华侨和留学生事件。
这些外交事件表明：五色旗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国际上已成为既定事实，有了一定的影响。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5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5月6日，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以蔡元培为代表的革命党议员们，坚持用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湖北省的议员则认为，十八星旗与辛亥革命有密切关系，应以此为国旗，以示不忘武昌革命。但有人反对说：十八星旗代表独立的十八行省，不包括内外蒙古、东三省、新疆、青海、西藏。现在约法规定：民国分26个区域，是不是要改十八星为二十六星?可见，用十八星旗是不合适的。最后江苏都督程德全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表汉、满、蒙、藏、回五族，作为中华民国国旗，以十八星旗作为陆军旗，以同盟会青天白日旗作为海军旗。此方案由北京政府正式公布。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在颁发的党证及委任状上，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党旗，交加于上。1916年，在“护国运动”期间，起义于山东潍县和广东各地的中华革命军，都打出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志。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宣布废止五色旗及十八星旗，规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和军旗。为了推翻北京政府，孙中山在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1922年1月1日，在大本营所在地举行隆重的升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之典礼。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孙中山就职之日，正式举行阅兵授旗礼，青天白日旗重新飘扬在广州上空。1924年10月，孙中山北上途经香港时，军舰上悬挂着青天白日旗，港英当局遣人上舰交涉说：“如改悬五色旗，当以礼接待。”孙中山不予理睬。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军事委员会“告诸将士文”中，号召“吾同志和军人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一致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8年北伐成功后，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旗统一南北。
中华民国国旗 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12月14日，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了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开恢复五色旗为“国旗”。1938年3月27日，在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汉奸梁鸿志也升起了五色旗，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离战时陪都重庆，公开投敌。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他合并了南北两个汉奸伪政权，着手组织汪伪中央政府。他打起“继承中华民国法统”的旗号，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但汪精卫提出的国旗方案，却不被日本主子认可。最后，汪精卫同意，在青天白日旗旁边再加上一个黄布条，上写“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当时南京及全国的国统区又在蒋介石的青天白日旗统治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浴血奋战，于1949年4月23日终于解放了南京，第三十五军冲进总统府，降下了象征蒋介石统治的青天白日旗，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了新中国的国旗和国徽。最后，一致通过以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至此，五星红旗取代了青天白日旗，正式成为中国国旗。
帝王之梦 中华民国国玺之谜
国玺是封建王朝的帝王在国家大典、重大政事及交换国书时使用的印章，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华民国是结束两千多年帝制后诞生的国家，有没有国玺？如果有国玺，那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1927年4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参加者有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会议议决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将原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政府之印”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
4月18日上午9时，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在南京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举行国民政府定都典礼。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仓促，其时没有国玺，只镌刻了一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由监察委员蔡元培代表国民党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登上中国最高权力宝座的蒋介石，却存有帝王专制之野心，急需要一颗新的国玺来替换“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在他的授意下，11月2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制玉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后来又规定了国玺的尺寸、形状。由于一时缺乏荆山之玉，只好留待日后。
蒋介石、白崇禧（右）、何应钦 北伐胜利后，为防止诸侯坐大，蒋介石要控制、缩小各集团军的力量，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矛盾激化，蒋桂战争一触即发。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李济深以鲁仲连自任，出面调停蒋桂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他向蒋介石荐言，不要派遣中央军进入湖南，防止战争爆发。蒋介石装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模样，表示：“请任潮兄(李济深字)转告李宗仁、白崇禧，蒋某决不向湖南派兵。”李济深满心欢喜，电告李、白停止军事行动，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和平解决湘事”。
熟料，中央军突然开进了湖南。李宗仁、白祟禧感到被李济深欺骗了，进行电责。李济深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行为也十分气愤，为了表示自己是与广西保持一致的，他电告李、白：“如蒋军继续入湘追击，可予迎头痛击。”
此电还未发出，便被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所截获。李济深成了阶下囚，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郊区的汤山，罪状为“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国民党中央也做出了永远开除李济深党籍，褫夺一切职务的决定。春夜独思，李济深发出“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的感叹。
顺带说一下，根据国民政府印信条例规定：最高级别的将军印，即蒋介石，为特级上将，将军印为8.8×8.8厘米；上将印为7.5×7.5厘米；中将印为6.7×6.7厘米；少将印为6.5×6.5厘米。李济深做过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如果他有“将军印”，丢掉的应该是7.5×7.5厘米规格的一种。
蒋桂战争爆发后，李宗仁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第四集团军很快瓦解。此时，粤系将领、李济深部下陈济棠正滞留沪上，李济深被囚禁后，陈济棠公开支持蒋介石，蒋介石遂委陈济棠为广东特派员，将两广大权交给陈，令其“随即返粤，不必入京”。
陈济棠受宠若惊，回到广东发表通电，就任中央编遣特派员职务，他命令桂军立即离粤，并计划三个月内将两广军队整顿完毕。
陈济棠此举加剧了粤桂间的矛盾，不久，李宗仁发兵沿西江而下，进攻广东。陈济棠投靠蒋介石，接任第八路总指挥，调遣蒋光鼐、蔡廷锴部迎击桂军，大获全胜，桂系残部由李明瑞收编。
被称作“南天王”的陈济棠 陈济棠在广东立住脚后，又以李明瑞“赤化广西”为借口，就势夺取了广西的地盘。陈济棠从一位粤军师长一跃而成为“南天王”，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不知道怎样回报蒋介石，于是他专门咨询了古应芬。
古应芬字勷勤，广东番禺人，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秘书长、大本营财政部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应芬任财政部长，后任文官长。古应芬告诉陈济棠：蒋介石亟须一颗国玺，但没有合适的印材。
陈济棠立即派人去缅甸，踏破铁鞋，终于寻到一块上好的青翠玉石，以9500元大洋的高价将其购回，并托古应芬带到南京，献给蒋介石。
蒋介石请玉石专家鉴定，果然是块稀世珍宝，决定以此制成国玺，遂将这块缅甸玉石交给印铸局局长周仲良，让其负责刻玺工程。
周仲良专门组织了一套人马，自己亲自督制。技正施展华(别号子肩)担任设计绘图，唐源邺(别号醉石)、刘云逵(别号心僧)任监工助理，技正王褆负责监工并篆文，玉匠陈世科、陈燮之父子担任篆刻工作。
这里要专门介绍一下王褆其人。王褆(1878-1960 )初名寿褀，字季维、福盫、屈瓠，别署罗刹江民，晚年自号持默老人。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西泠印社的创办者之一。凡钟鼎、籀书、隶书、楷书无所不精，尤通晓治印。他喜欢收集印章，自噱为“印佣”。民国初年曾在北京政府印铸局任技正，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之玺”，六个篆字就出自他的手笔。
此次王褆使出浑身本领，书写了“中华民国之玺”几个字，与北京政府的玉玺篆字风格有异，更见功力。
刻玺工程从1929年7月1日开始，到10月9日国庆前一日琢刻完竣，成为向双十节献的一份大礼。
南京国民政府的这枚国玺，比北京民国政府的国玺略有扩大，为13厘米，更显厚实庄重。印铸局局长周仲良特意为此事题识如下：
国民政府于上年十一月二日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中华民国之玺一方。续于第八次国务会议核定玺文及尺度。惟以相当玉材难得，久未能制。今年夏，适陈济案同志捐送缅甸翠玉为制玺用，托古文官长赉京。经第三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复经第三十二次国务会议核定玺钮图式，遂于七月一日开始琢制，国庆前一日告成。重九十二两七钱，台高九公分，二面方十三公分。二玺妞为四环柱，分列虞书十二章，取中华民族文明达于四表意。钮顶中端为党徽，示党高于一切之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国庆日周仲良谨识
1929年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国民政府明令，于国庆日启用国玺。
后来，考试院院长看了周仲良的题识，认为该文中有不确之处，特地予以更正。文曰：
监制国玺者为印铸局局长周君仲良，其所记经过及度量数字均正确无误。帷诠释钮顶文之青天白日谓之党徽，又云意在党权高于一切，实为随俗之误会。我国父定青天白日为国徽，其意义之广大深远已自明显。三民主义即青天白日之用，天心人意皆以青天白日为大中至正之体，而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亦无不以青天白日为楷模。余追随国父者有年，国府议定玺案余亦在席，因略志之以告后贤。
中华民国之玺 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陈济棠与蒋介石翻脸，起兵反蒋。他否认自己献玉的媚蒋之举，辩解说献玉是“表示余拥护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陈济棠自传稿》)
1949年4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率领和谈代表飞抵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4日，朱蕴山、刘仲容从北平飞回南京，带来了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一个重要口信：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大印和国玺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签订和平协议，并凭此可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宗仁听后默不作声。
4月23日，李宗仁带着中华民国之玺和总统大印逃离南京，辗转去了广州。不久，李宗仁去美国养疴，蒋介石趁乱恢复总统制，那颗“中华民国之玺”最终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
波诡云谲 “中山舰争件”之谜
1926年3月18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接到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命令：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指令，速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3月19日，中山舰开赴黄埔之后，蒋介石却断然否认调派之事，并以中山舰擅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为由，先后抓捕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和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及中山舰上的共产党员，罪名是“中山舰异动”，李之龙“矫令派舰”。3月20日凌晨，宣布广州市戒严，抓捕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围攻省港罢工委员会。随后又强迫在第一军中工作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山舰事件”是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至今尚未彻底解开谜底。汪精卫的心腹陈公博在其所著《苦笑录》中说：
有名的三月二十日之变，也和西安事变一样，同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三月二十日之变，其难解是原因；而西安事变，其难解是在结果。我听说蒋先生曾在他的日记中略述三月二十日之变的来由，不过截至我写这篇记载为止，蒋先生还没有将他的日记公布，他的记载只是一种非卖品，专用以为对于他的部属宣传，我始终没有读过。只是有一次汪夫人陈璧君对我说过，她一日无意中在汤山俱乐部与我见过一次，我问她怎样说法，她笑了一下说：“还不是说那次因为汪先生要杀他吗？”
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如今已没有往日的辉煌和热闹 蒋介石的心腹王柏龄也在其所著《黄埔创始之回忆》中宣称，“当中详细惟鄙人与蒋先生二人知之”，可是他又说“未待蒋先生许可，我固不敢披露。”
两位当事人的心腹，一是不知真情，一是知而不言，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将答案推到蒋介石的日记中，这也符合蒋介石自己的说法：“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然而，蒋介石的日记迄今尚未公布。所幸的是，毛思诚曾读过这部分资料，并将它分类摘抄，一部分经修改后作为《蒋公介石年谱初稿》的写作资料，其中曾涉及此事。
其实，蒋介石对此事也是多猜测而少证据，请看他在事发后不久的解释：
当三月二十日前两天，即三月十八那一天夜晚，无缘无故开两艘兵舰到黄埔来。一艘是中山舰，一艘是宝璧舰，这两舰是在广州最大的舰。当时我并不晓得他是已经开到黄埔来了。到了第二天，即十九日，有一同志一—他的名字不能宣布一一问我，起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黄埔去不去。”我说：“今天我要回去的。”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九点至十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我：“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打了三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当他打第二次的电话，我还不觉得什么，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地来问我去不去呢？如果没有缘故，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来问的。我后来答复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后来不到一点钟的时候，李之龙就打电话来问我，说他要调中山舰回省城，预备给参观团参观。我问他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他答昨晚上开去的。我说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因为十九日十点钟，晓得我不回黄埔，所以当日下午就叫中山舰回省城。开到省城的时候，已是天黑了。因为李之龙上午的电话，我很奇怪，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因为从来开船并没有来问过我的。后来问他：“哪个叫你开去的？”他说是校长的命令，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又说没有，是打电话来的。这事情模糊极了。等到中山舰回省城之后，应该没有事情就要熄火，但他升火升了一夜晚，形同戒严。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一面派兵到中山舰去震慑，一面要李之龙来讯问，因为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
蒋介石在此谈话中提到的某位不断给他打电话的“同志”，就是汪精卫，是他的政敌。他的怀疑出发点即在于中山舰突然无缘无故的频繁调动，他担心这其中将有不利于他的行动。由此可见，他后来做出的反应全部是建立在臆测的基础上的。
让我们再听听海军局长李之龙的申辩。他在后来所著的“三二0反革命政变真相”一文中回忆说，此事他完全不知情，一切都是按规定做的：
三月十八日晚上，有三人来文德楼之龙寓所，一人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战斗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校长调遣。时适之龙外出，此三人即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留呈之龙。及之龙是晚回家启视，该函略云：“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遗。职(邹科长自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艘”云云。之龙阅毕，即往对门自由舰长谢崇坚家商量派该舰前往。据自由舰长云，该舰新从海南返省，机件略有损坏，现正在修理，即时不能开行。之龙遂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听候差遣。未几，宝璧黄舰长持邹科长函来请之龙下一命令。之龙遂用笺纸写了两张命令，一交宝璧舰长，一请代交中山舰章舰长。该两命令略云：“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等语。此乃军校驻省办事处来要舰与之龙派舰的经过情形也。
李之龙这番辩解，还有实物佐证：作战科邹科长的那封信函虽然后来被毁，但却留下了一个信封。原来是李之龙阅信后并未装上，这一小小的粗心，成了洗刷自己的铁证。
除此之外，海军局内还存有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索舰公函，且编号存案。这一纸公函也证明了李之龙的无辜：
军校驻省办事处要舰公函 敬启者，顷接
教育长电话，转奉
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
此致
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由此看来，李之龙调舰至黄埔，是奉命而为，无罪可究。
但是蒋介石却断然否认下过此类命令。
蒋介石说的也是事实。
这其中的隐情却是极简单的偶然。事件发生后，黄埔军校内部也进行了详细调查，根据军校驻省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的报告，此乃他耳误的结果：
三月十八日午后六时三十分，接驻校交通股黎股员时雍电话云：因本晚由上海开来安定商轮已被一股土匪枪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奉孔主任谕，派卫兵十六名，巡舰一只，前往商轮附近保护，以免再被土匪枪劫。职因此时接电话听不明了，但有饬赵科长限本夜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
问题的关键就出在此处，黎时雍根据指示，请驻省办事处派出巡舰(即巡逻艇)，但由于王学臣未听确切，改成派巡洋舰一至两艘。“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这一字之增，让这一段历史顿时动荡变色。
冉说王学臣接到电话，立即报告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李之龙正外出，作战科长邹毅当面答应了他的请求。至于是否将调舰命令升格为蒋介石令，却没有确切记载。但第二天邹毅要他补办调舰公函时，他毫不犹豫地补办了。因此可否猜想，在交涉调舰时，欧阳钟是抬出蒋介石招牌来的。
至于为何将中山舰从黄埔调回，李之龙也有详细解释：
十九日……邹科长又对之龙说：顾问询中山舰在省否，因苏俄参观团要参观军舰。之龙遂一面饬给养科给发新军衣，一面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因是日参观团参观舰队，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当承蒋介石允许，故电该舰返省，预备参观。及是晚六时许，中山舰长章臣桐来寓报告之龙云：昨晚未得你的命令时，在海军俱乐部中遇邹科长，他曾对我(章臣桐)说过了。我(章臣桐)当时答云，如无舰可派，则中舰可以去。及接你(称之龙)的命令，即行准备。次早六时许，开赴黄埔。抵埠时曾报告邓教育长，并请示任务。邓答云不知，恐为日本商船某事，可稍待后。后得你的电报及学校通知，始返省云云。此乃十九日调舰回省之手续与章臣桐之报告也。
中山舰是当时广州政府最先进的巡洋舰，苏联顾问要参观舰队，李之龙当然要将它调回装点门面，这也是符合情理的。
中山舰 至于引起蒋介石疑窦的那个电话，李之龙也有合理的解释：“派舰时，因邹科长信中谓省办事处来员云，系接邓教育长(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云云。之龙忖思此语，料蒋校长必在黄埔无疑，故不能径向蒋请示也。次日邹科长告之龙谓：办事处说，蒋已返省，故之龙向蒋请示，可否调中山舰回省预备参观。”
由此可见，中山舰的调动虽然异常，却是事出有因。但为什么却造成蒋介石的惊慌失措，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发动这场骇人听闻的事变。自称了解秘密的王柏龄将这笔反共的功劳算在了右派组织孙文学会的头上：“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似乎这一事件是孙文学会策划密谋的。
王柏龄的话让人不能尽信，因为在他的回忆中曾提及，三月十九日早晨，蒋介石曾召见他专门讨论过此事，而他当时的反应却是：“真是一个大炸雷，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既然他在此之前毫无了解，那么作为孙文学会的幕后支持者，学会如有这样大的举动，怎会瞒过他？因此，孙文学会参与此事一说不能成立。
此外，还有另一种传说，这是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子导演的一出“杰作”。
西山会议派的骨干人物邹鲁曾得意洋洋地告诉别人，当时，他们阴谋分裂广州政府，让蒋介石和共产党分家，玩弄了一个小小的把戏。
邹鲁与当时任国民常中央执委的伍朝枢商量，一个在外面想办法，一个在里面想办法，设计一个圈套让蒋介石钻进去。
伍朝枢是个极右分子，也很有手腕，他定下了一个离间计。头天晚上，他刚宴请苏联领事吃饭，第二天又将蒋介石左右人拉来做客，席间有意无意道，他昨晚请苏联领事吃饭，听说蒋先生最近要去苏联，他问他们，可否知道具体行期。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后，随即警惕起来，他连续三次向汪精卫试探，说自己感到极度疲乏，想去苏联作短暂休息，一可以和俄国当局接触，再可以多学些军事知识。在第二次试探时，得到了汪精卫的同意。蒋介石还进一步提出要求，希望曾仲鸣和陈璧君陪他出国。而陈璧君是个好事之徒，天天催蒋介石动身。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且请蒋介石参观，听说当日蒋介石要拉汪精卫同去，而汪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蒋便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因此决定反共反汪，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相。
这件事说得有枝有叶，不像是空穴来风，还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
汪精卫 当时任广州《民国日报》总编辑的陈孚木，后来在《国民党三大密案》一文中也提到了与邹鲁所述相同的情节，即伍朝枢造谣说，季山嘉与汪精卫已取得一致，欲将蒋介石劫持到苏联，并通过邹鲁再传给蒋介石的亲信朋友，如陈果夫、张静江、戴季陶等人耳里，从而挑起蒋介石的疑惧心理。于是，王柏龄便与欧阳格等人商量，决定诱使中山舰异动，从而造成事件的发生。
以上所述，固然曲折引人入胜，但如果说“中山舰事件”是西山会议派一手策划的，未免证据不足，漏洞百出。邹鲁、陈孚木都是事后追忆和研究，尽可以按历史的事实来演绎、附会。我们可以设想，纵使伍朝枢谣言起了作用，如果十八日晨虎门附近没有发生劫船案，又何需调动船舰？如果不是王学臣接电话有误，又何来出动中山舰？如果不是汪精卫十九日上午连打三个电话，引起蒋介石疑心，蒋又何至于立时翻脸？因为他发动中山舰事变也是踌躇再三，他的实力在当时还是有限的。如果不是苏联顾问来参观，李之龙又何需将中山舰急急调回。这里面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失误，这一阴谋均要告吹，而这每一关键之处，都不是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右派分子所能左右的。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听谓“中山舰事件”，完全是由蒋介石的疑心、鲁莽、判断失误造成的。他确实是认为有可能发生对他不利的情况，因此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很有可能事发后不久，他就察觉出自己的判断失误，但这一失误却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然而为难的是如何向世人有个明白的交代，因此只能欲语又止，将答案推到永远的将来。所以有人甚至猜测，即使将来蒋介石的日记原本现世，也不可能有什么准确打开此谜的钥匙。
一箭双雕 新生活运动之谜
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一场新生活运动。我们在回眸这段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时，不禁要问：新生活运动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它是怎样兴起的?对中国产生过什么影响？对以后的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