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国驻苏代办夏维菘，宣布与中国绝交。略谓：“中国政府否决苏联三条和平提议，用友善态度调解中东铁路争执问题之方法业已罄尽，苏联政府不得已采取下列方法：（一）召回苏联在华全体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表；（二）召回苏联政府任命之中东路全体职员；（三）停止中苏间全部铁路交通；（四）命令驻苏中国外交官、领事即时离开苏联国境。”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欲使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苏联红军发生冲突，而张学良肯定受挫；然后再由政府出面解决，从而达到以“外交手段解决东北军”之恶毒目的。他致电张学良，告以对中东路事件方针：“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怂恿张学良率东北军与苏联红军开战。7月20日，蒋介石致全国将士电：“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
果然中苏冲突加剧，苏方开始向边境地区调兵遣将，扣留中方车船，派遣飞机进入中国领空。9月7日晨，苏军三千人向绥芬河、马桥河之间的东北军进攻。同日，东北军坦克车队开往绥芬河增援。9月9日，苏军猛攻满洲里附近的东北军所部，激战竟日，被中国军队击退。
10月5日，苏军骑兵又向满洲里发动进攻，至次日凌晨2时，被东北军守军击退。11日，苏军在同江与东北军激战；次日，苏军陆海空配合袭击三江口，占领同江，东北舰队“江平”、“江安”、“江泰”三艘军舰被击沉。
11月17日晨，苏军大举进攻满洲里及札赉诺尔，与东北军第十七旅韩光第部激战；19日，苏军攻占札赉诺尔，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等相继阵亡，团长张季英重伤后自杀。同日，海拉尔失守。20日，苏军攻占满洲里，守军被包围后解除武装，旅长梁忠甲等被俘。
东北军的惨败震惊了全国，拒俄呼声甚高，形成一股浪潮。然而在内地，军阀间内战正酣。10月，蒋介石与宋哲元等部大战；11月，蒋军又与桂系和张发奎部开战。
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石友三位置未坐热就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其赶到南京。石友三面见蒋介石后，蒋命令石友三：率部南开广东，去打李宗仁、张发奎逆军。石友三不敢违令，只得率所属第二十四师到浦口候船，前往广东。
这时，唐生智已接受汪精卫“护党救国”的主张，暗中联络反蒋。他派袁华选到浦口见石友三。袁告诉石友三：蒋介石对异己是不信任的，势必去之而后快。你此去的下场一是与李宗仁、张发奎火并，两败俱伤；另一可能是老蒋利用你部在浦口上船之机，将你部分别缴械并遣散。
生性多疑的石友三听了这番话果然跳起来，大骂蒋介石，随即一不做二不休，命令炮兵在江干上架起大炮，冲着南京下关一带乱轰一气。一时间，炮声隆隆，硝烟升腾，人心惶惶，首都震动。
蒋介石听说石友三反了，但自己身边没有机动部队，南京城中只有一个宪兵团和中央军校几千名学生，仓皇间不知如何应对。政府各机关纷纷收拾文件细软，雇佣汽车向中山门外杭州方向而逃。
谁知石友三也很心虚，乱轰一气后连夜拔寨向北而逃。他命令将津浦路上全部车皮裹胁而去。不久，蒋介石命令从上海赶来的熊式辉第五师过江追击，又令中央军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截击石友三。石友三沉不住气了，1929年12月3日，他在蚌埠发出通电，主张息争对外，并在通电中首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电文如下：
慨自国民革命南北统一以来，海内人民喁喁望治，果能上下一心，永戢干戈，力图建设，则政治渐就范围，国际足臻平等，正义日昌，国基自固。不幸数月以来，兵戈迭见，始而长江，继而西北……嗟外侮之凭陵，乃乏人而过问，中外古今，无此怪象，岂徒长帝国主义者之野心，实足贻我中华民族之奇辱。倘非亟息内争，一致对外，则沦胥之祸，宁待蓍龟。抑有进者，攘外必先安内，而政治修明，尤为安内之本。迩者言党治则率筹日替，统系混淆，即失党内之重心，安乐人民之信仰。言政治则佥壬竞权，贿赂公行，税目纷繁，度支凌乱，取事之滥，莫可究诘。而对外条约之屈辱，不当借款之承认，举旧军阀不敢为者，而又悍然为之，而不顾政体，于斯为极……友三军旅余生，罔知政治，而救国救民之念，未敢后人，蒿目时艰，枕戈待旦。顾欲政治之刷新，必先政局之改造。用是躬率健儿，陈师苏皖，待时势之推移，仍奋力以迈进。伏望国内贤豪，不吝指导，我各方武装同志，共起图存，力拯兹危局，党国前途，实利赖之，谨布腹心，伫候明教。石友三率第一路司令孙光前、第二路司令秦建斌、第三路司令沈克及师长旅长全体官兵同叩 江午印。
石友三后见形势于己不利，便请求时任清乡督办的西北军老长官李鸣钟和青岛市市长马福祥出面斡旋。石本人也通电表示支持中央，拥护蒋介石。1930年1月20日，蒋介石复任命石友三为河南清乡总指挥，归韩复榘节制，石部开往河南，反蒋之事遂告结束。
目前所能见到的蒋介石关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讲话，最早应为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出的《告全国同胞书》，其中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
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如大海怒涛。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会上，再次提出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的反动政策。
蒋介石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武装，日军在关外的占领与红军在江西等腹地的割据相比，前者是肢体之患，而后者则为心腹大患。他这样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石友三虽先于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但与后者的内涵不同。石说的“攘外”是指对付苏联；“安内”是指平息当时新军阀间的战争，息争罢战。而蒋介石的“攘外”系指日本对华的侵略；“安内”既是指乎息军阀内战，更指剿灭中国工农红军和各地的红色政权，而后者是“安内”的重点和重心所在。
权宜之计 马占山“落水”之谜
马占山是一位抗日民族英雄。他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日伪军的进攻进行了有效抵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声援与支持。但他一度“落水投敌”，成为伪黑龙江省主席，后又加入抗日阵营，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由于东北军奉行蒋介石“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的电令，致使在一夜之间丢失了沈阳城。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阐述“政府现时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不久，辽宁全省沦陷。紧接着，吉林也被日军占领，黑龙江省成了日本军队下一个夺取的目标。当时，黑龙江形势相当危险，日军诱降了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积极准备进犯黑省。
1931年10月15日，在日本飞机掩护下，张海鹏率部进抵嫩江江桥，黑龙江省防军情急之中将嫩江桥炸毁，以图阻止日伪军的进攻。
是日，张学良令黑省军队对张海鹏伪军进行誓死抵抗，同时电令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除原黑龙江省各军队归其节制外，所有临近部队亦归马占山调度。
马占山立即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人物，各方对其都很注意。马一上任，立即着手部署江桥阵地，发表宣言，准备抗敌。
马占山将军 1931年11月3日上午，日军两辆铁甲车掩护士兵几十名，不断向桥北边防军阵地开火，以武力强行修桥。他们用枕木垫在炸坏的桥面上，直到天黑，终于将桥面修复。
11月4日上午，日军在边防军左翼渡江，天空有五架飞机向桥北阵地掷弹，在日军的猛攻下，边防军死伤数十名。马占山忍无可忍，下令还击，打退日军的进攻。下午6时，日军又以炮火掩护步兵渡江，携带山炮多门，另有飞机七架和铁甲车四辆配合，轮番向我阵地猛攻。在马占山指挥下，边防军官兵同仇敌忾，奋力拼杀，终将日军击退。
5日，日军改变战术，令张海鹏伪军在前，日军督饬于后，又向桥北阵地发起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到天黑。据日方事后发表的战报，马占山部死一0七人，伤六百余人，张海鹏部死伤七百余名。
6日拂晓，日军步兵两联队、野炮四十门、重炮八门、铁甲车四列、飞机八架向我阵地轮番攻击。阵地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边防军虽经浴血拼杀，但死伤惨重。不得已，马占山下令守军退往三间房一带。
是日，马占山通电全国：“大难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
7日，日军配合张海鹏伪军进占三间房，省会齐齐哈尔岌岌可危。马占山亲赴前线，当场枪毙怯退的一名团长和一名连长，士气为之一振。中东铁路护路军一部赶来增援，苑崇谷旅抄了张海鹏的后路，马占山部转败为胜，复进守江桥。是日，在三间房抗敌的军队还击落了一架耀武扬威的日机，俘获了驾驶员三名。马占山通电全国，表示“一息尚存，不敢使寸土之地失于异族”。
黑龙江各界代表三百余人，在国民党省党部召开抗日救国会，支持爱国将军马占山的英勇行动，决心与日本决一死战，并恳请中央派飞机来黑省助战。
8日，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各省市设立抗日救国言论机关；电慰马占山部全体将士努力作战，保守国土，并吁请国民政府派兵援助。
上海声援马占山将军抗日的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先是上海市抗日救国义勇军委员会、上海律师公会以及上海一百六十余同业公会分别电慰马占山，支持其率部挥戈抗日。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分别致电蒋介石、张学良，请政府明令慰勉马占山，并赶派大军驰援黑省。上海邮务工会等在慰问电中称：“鼓励将士，继续奋斗，全沪工友，誓为后盾。”
11月1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以最后通牒电致马占山，要求其下野，黑省军队向齐齐哈尔撤退。马占山即电张学良请示，张电令马占山“严词拒绝，死守到底”！马占山驳复本庄繁通牒，谓：“本人下野，须有中国政府命令，否则决不交出政权；关于撤兵，在中国领土内，日方无权干预。本人奉令保卫疆土，在未有政府命令放弃之前，决不退让。”他还对前来采访的哈尔滨各报记者表示：我们已准备好了，“即剩一兵一弹，亦当与战壕共存亡”。
11月15日，日军大举进攻，马占山部在离昂昂溪二十五里处的汤池、蘑菇溪一带与日军激战，马部骑兵团长沙力布身负重伤。本庄繁派代表林义秀会晤马占山，威胁称；日方所提要求马占山既未照办，日军将截断中东铁路西线，以断马部归路，然后直取省会齐齐哈尔。马占山答复：“守土有责，自当严重守卫。”
上海各界纷纷汇巨款支援马占山部抗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汇款两千元，中兴银行转汇菲律宾华侨救国委员会捐款一万元，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汇款一万元，华商纱布交易所汇款一万元，面粉交易所汇款一万一千五百元，印染公司汇款五千元，杂粮业同仁汇款两千元，中国红十字会汇救济药品费两千元，爱国女校汇款三百元等。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对新声社等记者发表谈话说：“黑龙江省军队为国苦斗，奋勇抗日，吾人决不能隔岸观火，应竭力筹款急济，勿使黑龙江省成为台南第二。”意指1895年，日军进攻台湾，刘永福率军民坚守台南抗日，后因无人支持，饷断弹尽援绝，终于失败。
马占山电复上海各公团说：“国难方殷，军人重责，仍当督饬将士，努力自卫，即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务乞唤醒民众，一致御侮，后援有人，前锋必锐。”
11月17日，日军调动一万七千人，在十二辆坦克、三十门大炮和十二架飞机的掩护下，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大举进攻。马占山部在血与火中拼杀，战壕均被日军炮火摧毁，仍与日军作最后之抵抗。苑崇谷的步兵旅、程志远之骑兵旅皆伤亡过半。战至天黑，马占山下令各路军队后撤，日军第二师团攻陷齐齐哈尔。马占山率部掩护省政府各机关职员、商民千余人向后撤退，于20日抵达海伦，并在海伦成立省政府。马部将士分驻海伦、拜泉、克山一带。
黑龙江的抗战，中方虽然失利，但是马占山毕竟领导了东北的抗战，敢于面对敌人的炮火实行坚决抵抗。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爱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与信心。各地支援马占山的电报如雪片飞来，抗日团体、爱国人士的捐款捐物，汇成巨大的爱国声浪。
1931年底，上海中国福昌烟公司在总经理姚继光等人创意下，隆重推出了“马占山将军”香烟。《申报》头版上中国福昌烟公司做的马占山将军广告上有“当代英雄、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将军、黑龙江将士的血才是中华民族的血”，还有名人题字“铁血卫国，男儿自强，精忠神勇，万古流芳”。
爱国民众已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香烟，有以下四种原因：（一）全国一致景仰马占山将军；（二）每箱有慰劳金国币十元；（三）色香味悉能抵抗舶来品；（四）破天荒精美花听（由华商康元制罐厂特制），每元三听，各烟店均有出售。广告上还有海上闻人黄金荣的题字“愿人人都学马将军”。
香烟听筒上印有马占山将军半身像，旁有马占山的题字：福昌烟公司占山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六日由前方回省摄影纪念
该公司将马占山的爱国行为和全国同胞的抗日决心，与商业炒作结合起来，获得了极好的经济效益。几天之内，“马占山将军”香烟由每元三听减为每元两听。为取得更大的轰动效应，中国福昌烟公司又于1932年1月15日在《申报》上做广告宣传：
马占山将军代表韩立如先生今日下午二时参观福昌烟公司制造厂，并报告马将军血战经过，欢迎各界参加。凡我大中华爱国同胞应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香烟，拾支纸匣即日发行。每元两听。
厂址：胶州路武定路一百十号，总发行所：贵州路十六号，电话九四二二五。
当时，爱国同胞关心和声援马占山将军抗日事迹，争睹前方代表的风采，都欲聆听马占山抗敌经过，是日下午，将中国福昌烟公司武定路厂址围得水泄不通。厂家不失时机，将改装纸盒十支装的香烟隆重推出。此举更加适应市场，使普通市民、贩夫走卒、工人苦力都能掏得起一角钱，买一包马占山将军香烟。且人人都认为，买一包该品牌的香烟，即是爱国的一种表现，也是对抗日的一份贡献。
然而，就在沪上风风火火、大张旗鼓推销“马占山将军”香烟，人人争买“马占山将军”香烟之高潮时，马占山却与日军接洽和谈，退出黑龙江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2月上旬，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参谋板垣自沈阳赴哈尔滨，与伪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委员会会长张景惠商洽黑省政务，板垣令张告知马占山与日方直接会谈。在张景惠的说服与安排下，板垣等在绥化车站与海伦马占山通话，板垣要求马占山与日方“彻底合作”，马则答称：“黑军此次行动纯为自卫，日军不加压迫，我自不进攻。”
此时又有马占山的熟人、黑龙江省的劣绅赵仲仁为说客，引板垣一行到达海伦，同车而来的还有哈尔滨各报的中国记者。板垣下车伊始即要求会见马占山，参谋长谢珂挡驾，说：“马主席现在很忙，贵官可将来意说明，我向马主席报告后再决定会见时间。”
板垣则狡猾地说：“本人钦佩马主席的英勇，此次专为亲善拜见而来，别无他意。”马占山遂答应，先与中国各报记者见面后再与板垣会见。马随后在与中方记者见面时表示：“此次中日事件，实属不幸，不过本人守土有责，不能不谋自卫。”并说：“无论日人来此如何利诱威胁，我绝不能为降将军，或与日方妥协。”然而，当板垣与马占山会见时，提出“双方冲突已经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保护东亚和平；东北在目前环境下，中日双方必有合作之必要。关东军司令官尊重马主席意旨，希望马主席改变抗日举动，双方立刻停止军事行动，仍将黑省军权交由贵主席担任，以维持东亚和平”。
马占山当即答道：“关于贵代表所提第一项，本主席极端赞成。前次冲突，本主席为保全守土，实为环境促成，此后尚望双方遵照贵代表意见施行。关于第二项，亦极同意，但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为诚意的亲善。对于中日间的一切纠纷亦望贵国政府与我国政府早日获得正当解决。”
之后，双方接受记者拍照。在赵仲仁的劝说下，双方终于达成妥协条件。
12月11日，张景惠偕秘书长梁雨襄等由哈尔滨过江，至松浦镇与马占山会晤。马占山答应张景惠任黑省主政，但不得有日本人干涉，并且省方仍拨给马部军费。就这样，马占山同意停火，黑龙江抗战遂告平息。关东军改变战略，于1932年1月初，调集重兵南攻锦州等地，不久，关外尽没，沦为日军铁蹄之下。
消息传来，沪上各团体、机关、工会对马占山的举动难以置信。当时发行量多达十五万份、影响极大的《生活》周刊，从路透社和联合社的消息中风闻马占山已向日方妥协，特致电马占山请其表示态度，以释群疑，电文如下：
齐齐哈尔探投马占山将军，路透社及联合社均电传将军已飞行至沈阳，与本庄繁妥协，如所传果确，将军个人虽生犹死，为事尚小，贻羞民族，为憾极大，请速表示态度，以释群疑。生活周刊社。巧（即2月18日）。
1932年2月16日，马占山到达沈阳，参加伪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召开的“联省自治”会议。开会前，受日军的威胁，改变会议名称与内容，讨论伪满洲国建国问题，决定新国体为满蒙独立共和国，溥仪为终身元首。17日继续开会，正式决定国体为君主立宪共和国，政体为联省自治共和制。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马占山为伪黑龙江省省长，臧式毅为伪奉天省省长，熙洽为伪吉林省省长，汤玉麟任伪热河省省长。限七日内与南京中央政府脱离关系，并令各人签字。马占山未允签字，于2月18日由哈尔滨转赴海伦。
2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否认东北“独立”及一切伪行政组织。声明“凡东三省或其一部分之分离或独立，与东三省内之一切行政组织，未经国民政府授权或同意者，一律否认之”。
马占山则在是日通电说：“现在惟有一面应付事机，一面另谋瓜代，于最短期间接替有人，应即负咎引退，以谢国人。”他一边宣布引退，一面暗中有所布置。一个多月以后，马占山率队以视察为名出走黑河，重揭抗日旗帜，再次英勇抗日。
4月9日，马占山电北平张学良称：“占山一息尚存，誓本以身许国之初衷，决不负期许之至意。”并称“所有军政机关，即时成立，照常办公”。表示了继续抗日之决心。他稍作部署即率部出发，辗转赴佳木斯与李杜率领的抗日队伍会合，共同作战。
是年7月28日，马占山率骑兵二千余人行至庆城县东山里张河白石柱子山口时，遭到预先埋伏的日军步炮兵千余人的袭击。马部猝不及防，竞全军覆没。少校连长于俊海率官兵一百多人和马驮子五十多匹向北突围，吸引日军注意；马占山仅率卫队四五十人向东逃入大山。于俊海等被日军追上，于本人及马占山的少校副官刘景芳、少将参议韩述彭等全体官兵被日军悉数杀害。日军搜得马占山图章一枚，而韩述彭血肉模糊，身躯又矮小，日军误认为马占山被击毙，大肆拍照，四下宣传，敌伪各报均载马占山死亡之“新闻”。
马占山在大山中跋涉四十余日，后转道海拉尔投奔抗日将领苏炳文。苏、马等人对日作战失利后，退入苏联境内。
马占山继续抗日后，一度沉寂的“马占山将军”香烟再次出现在上海的市场上。
旁观者清 西安事变被预测之谜
西安事变发生前，除了张学良、杨虎城等极少数人知道外，连蒋介石安置在张学良、杨虎城身边的特务都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消息。然而，张、杨将要发动兵谏这一天大的秘密，居然被千里之外一个不相干的外人得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蒋介石对其军队的控制、防范是非常严密的，几乎是天衣无缝，他们的一举一动几乎都逃不过蒋介石的眼睛。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将他的得意门生、心腹曾扩情和晏道刚安置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身边。
西安事变中的两位主角：张学良（左）与杨虎城 据曾扩情自己说：1936年9月初，我见张学良和东北军对“剿共”产生动摇，不与红军作战，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同时还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与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
当时，蒋介石为处理两广事变正在广州，住在黄埔岛上。曾扩情还亲自到广州，当面汇报并将报告交他亲阅。“西北剿总”的调查科长江雄风报告得更为详细，连东北军平时对国民党与蒋介石发的牢骚，讲的怪话，什么人与张学良来往，甚至张学良与谁在一块吃饭等行踪都一股脑儿报告给蒋介石。对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的情况侦探得也很详细具体，报告的内容除了与张学良相同外，对杨的部队中有多少共产党、他们的活动情况、杨虎城的夫人也是共产党员等等情况也都报告了蒋。
蒋介石有时也将特务报告的部分情况转给张学良，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张学良的信任，其目的之一是让张学良感到他的大度；二是让张学良答复特务密报的问题；第三也是告诉张学良，你做的事我都知道。
蒋介石所进行的特务活动，给张造成了很大的惶恐与心理压力，这点从张学良在1936年7月20日给晏道刚的亲笔函中可知：
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8月里的一天，晏道刚到南京去见蒋，汇报西安方面的情况。适逢当时蒋介石正在听蒋廷黻讲白皮书的意义，蒋让晏在办公室的外面等待，待蒋廷黻讲完，胡宗南又来向蒋介石汇报，胡讲了好久才退出。因胡宗南汇报的也是西安方面的问题，况且江雄风向蒋报告得更为详细，因此蒋介石对晏道刚的汇报已不重视，只是站在客厅门前听晏的汇报，晏讲了几句，蒋已显露出不耐烦，便对晏说，要东北军配合阎锡山向陕北与陇东的红军进攻，晏道刚本来想向蒋介石汇报东北军的动态，解释张学良的一些想法，由于蒋持这种态度，不能尽其所言，更不能消除蒋、张之间的成见，便返回陕西。10月，蒋介石电令“西北剿总”限期向红军进攻，并直接电令胡宗南一个军三万人编成一个纵队，东北军王以哲部编成一个纵队，在胡宗南部的右翼，齐头推进，进攻红军。胡宗南得蒋介石的命令后，既不向“西北剿总”报告，也不听张学良的命令，又不与邻军联系，孤军冒进，在山城堡被红军歼灭了近一个师。胡宗南部的被歼，像揪了蒋介石的心头肉，他震怒后又电斥张学良，声言要惩办王以哲。张学良身边有特务们的严密监控，现已遭军事上的失败与蒋介石的责难，上下为难，心情沮丧，数日不到“西北剿总”办公。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 11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到洛阳，张学良到洛阳见蒋后，蒋冷眼相向，不容张讲话，张一提抗日即遭其痛骂。后张学良屡次就抗日问题向蒋介石劝谏、苦谏乃至哭谏，都遭到蒋介石严厉拒绝，他甚至大声呵斥张学良：“你们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剿共政策！”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在以惯常手法已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进行兵谏。
对张学良、杨虎城将要举行非常行动，识之者有之，这个人就是曾经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钱公来。钱公来，字希古，辽宁黑山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过郭松龄倒戈反奉，郭失败后被关押，出狱后在东北大学任教授，是国民党东北籍老资格的党员。钱公来于1936年12月初从北平跑到南京，对时任民众训练部长的周佛海说：“张汉卿已和共产党妥洽，你知道吗？”周佛海回答：“我一概不知道，这恐怕是谣言吧？”
钱公来说：“事情确凿，张汉卿入陕之后，给共产党打了几次败仗，损失了好几万人，此后他的东北军见了共产党差不多望而生畏。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又有两个近因，第一个是自张汉卿离开北平，他的底下许多人失了业，譬如王卓然他们就加入了人民阵线，有人还说他们加入了共产党。这班人早已钻入陕西张汉卿幕下，自命为东北军的新派，日日怂恿张汉卿‘左’倾。第二个原因是五全大会张汉卿提出王树常和他的秘书为中央委员，然而陈立夫选出不知名的CC系派人物，使张汉卿和他底下的人都不满，这班失意的先生们更日日怂恿他反对南京。我们为着国家，为着汉卿个人，也应该设点法，周先生，你和汉卿是好朋友，所以我请你有机会劝劝他，以免他走入自杀之路。”
周佛海进一步问：“他怎样和共产党妥洽？”
钱公来说：“东北军不打仗已大半年了，他们不打共产党，共产党也不打他们，听说他们还做军械的交易，东北军预先把军械埋在指定的地下，共产党来时一哄就走。等到共产党拿到军械，把购买军械的钱埋在原处，东北军又哄回来去拿，这样的交易，各得其所。”
周佛海问：“这样的大事介石毫无所闻吗？”
钱公来说：“这个我不知道，蒋介石也许知道一点风声，但知道又哪能奈何张汉卿？”
周佛海又问：“他们为什么不打共产党？”钱公来说：“他们主张抗日，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这样下去，我看最近西安要发生事情……”
张学良与蒋介石 周佛海对钱公来的话将信将疑。恰巧12月8日，蒋方震由上海来到南京，他是应蒋介石的电召到西安晤谈军事，顺便到西北考察的。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曾到日本与德国学习、研究军事。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在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和唐生智等幕中参襄决策，对国内外军事知之甚详，料事如神，是国内外公认的军事战略家，被称为“兵学泰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顾问。
周佛海将从钱公来口里得到的张学良与东北军的情报告诉了蒋方震，并对他说：“你最好只到洛阳为止，再不要上西安，恐怕东北军旦夕有变，不要受那无辜池鱼之累。”蒋方震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式的消息，根本不相信，还是决定去西安。
11日，蒋方震从南京飞到西安。时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军事大员云集西安，蒋介石驻跸在临潼的华清池，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围攻陕北红军，西安的气氛异常紧张，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内战一触即发。
12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囚禁了蒋介石，将蒋方震等国民党军政大员一网打尽，关进了西京招待所。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制止了内战，使蒋从内战的战线上转到抗战的战线上来。
月晕而风，见微知著，钱公来能从表面现象中预测到西安将要发生变故，还是很有预见性的。
欲加之罪 卢沟桥事变第一声枪响之谜
发生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为了推脱战争责任，日本方面一直声称，战争的“第一枪”发自中方军队，而正是这一枪才引发了后来的战争。中国方面则否认了这一说法，认为这是日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日本侵略者在栽赃。
让我们把历史拉回到六十年前的那个夏天。
发生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面抗战的标志。
7月7日下午，驻丰台日军在大尉清水节郎的指挥下，故意将演习地点放在我卢沟桥驻军二十九军驻地附近。晚10时30分左右，日军演习场上突然响起几阵枪声，这是日军所射。但清水节郎却向上级报告，诡称听到宛平城内发枪数声，一名士兵去向不明。其实那个叫志村菊次郎的传令兵只是在队伍行进过程中因为小解临时掉了队。二十分钟后他就归队了。可是日本军官却借题发挥，立刻包围了宛平县城。中方派出人员与日方谈判，但日方根本没有诚意，坚持要到城内搜查。最后双方决定共同派人到宛平城调查，待真相大白后再商谈处理办法。可是没等中方人员走出日军兵营，就发现日方三百多士兵已分乘八辆大卡车向卢沟桥方向开去。中方谈判人员也向卢沟桥赶去，在距宛平县城半公里处，发现日军已经布防，准备进攻。此时，日军限中方人员十分钟内作答，否则战事爆发由中方负责。我方人员进城后，城外日军便向城内开火，不久又使用了大炮，多枚炮弹命中专员公署。此时驻扎在卢沟桥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吉星文部接到上级命令后予以还击，至此，七七事变发生。
宛平城因一场战争永远载入史册 然而多年来，日本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否认这第一枪是由他们而发，或者认为其真相已无法查清。即使在抗战胜利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当追究日本战犯在战争中的责任时，关于这一点也是语焉不详。因为日本是战败国，故所有的机密档案都是公开的，人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当年日本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全部材料，却未能发现日军策划卢沟桥事变的材料。因此，战后远东国际法庭认定了九一八事变的责任方，但却没有弄清卢沟桥事变的内幕。后来原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远东国际法庭提出的起诉材料，也未提到谁开第一枪这个敏感的问题，这益发引起学术界的争论。
按照日方的说法：1937年7月7日晚，一支日军小分队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突然间传来一阵枪声，随后，日军在清查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认为刚才的枪声来自中国军队的阵地，他们已遭到袭击，遂下令还击，故冲突乍起。但当晚的冲突过后，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士兵称，他当时闹肚子，方便去了……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还指出，要考虑中日双方在卢沟桥的驻军兵力，当时驻扎在卢沟桥的是冯玉祥系的二十九军，而日本军队则是“天津驻屯军”，他们还有意与中国军队搞好关系，比如说，曾于1937年4月主动邀请了二十九军连以上的军官代表到日军部队里访问了六周，中方代表团团长就是后来在宜昌战役中牺牲的我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而日方竭尽讨好之能事，就是出于底气的不足，因为他们的部队只是类似于警察的维持治安部队，人数少，质量差，根本不足以发动对华全面战争。
另外，从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出兵华北的声明中也可以看出，日方从一开始就认为是中方首先开枪。声明内容如下：
“中国方面的侮日行为接踵发生，中国驻屯军对此正在隐忍静观之中，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一片亢奋，他们一致要求严惩中国。在当时的日本，大部分是事态扩大派，一片喊打之声。但在这时，也有一些较为理智和清醒者，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当年九一八事变的具体策划者，时任陆军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就极力劝阻扩大派说，卢沟桥事件最多扩大到华北，不可向中国全面开战。因为凭着日本有限的国力、人力，远不可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否则，必将陷入中国的持久抗战之中，日本很可能会被拖垮。
卢沟桥上的“卢沟晓月”曾经引起多少文人墨客的想象
曾几何时，它又成了一段屈辱和灾难的象征 那么，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呢？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卢沟桥事变很有可能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或受共产党鼓动的青年学生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看，共产党最希望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而当时的苏俄也最希望中日开战，以减轻自己在东方的压力。而且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仅一天多时间里，远在延安山沟里的共产党便发出了坚决抗战的通电，反应之快让人吃惊。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则迟至事变发生后的第十天，才在庐山发表了对全体国民的抗战宣言。
以上种种说法均为猜测之言，并无确实之证据。当时枪响的情况，据日方统计，大概为十八响，然来自何方，弹着点何处，均无说法，也没有一个人受伤。至于说驻防在卢沟桥附近的日本军队有意向中方讨好，那不能仅以邀请中方军官代表团参观定调。因为日军的挑衅行为也同样数不胜数。另外，虽然在日本高层人物中不乏所谓的“稳健派”人士，但他们在侵华的目的上是一致的，分歧的只是策略问题。而且，对那些在基层军队的狂热分子也是鞭长莫及的，不足以阻止他们做出疯狂的举动。
卢沟桥的石狮子 而所谓是中共地下党员或热血青年首先开枪的说法也没有真凭实据，因为当时日方在这一地区演习频繁，平时也是枪响不断，为什么单单“七七”晚间的枪声突然演变为全面进攻中国的信号，显然这一主动权是由日方掌握的。而中国共产党反应迅速，那是一贯坚持的抗日方针。而国民政府方面，对于战与和则有非常复杂的考虑，需要时间做出判断，这些都是能够理解的。
其实，七七事变的发生并不在于谁先打的第一枪，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这场战争就像一块被推上悬崖的巨石，什么时间落下来是必然的事。卢沟桥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在中国境内响起的枪声，不应是日军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借口。
事实上，由日方打响第一枪的证据却历历在案，卢沟桥事变七年后，当时指挥日军挑起事端的最高长官牟田口已升任中将，任侵缅第十五军司令官。他追忆当年之事，曾对人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人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本人对此必须负责任。”（见[日]儿岛襄《太平洋战争》，东京1975年版）牟田口在笔记中也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见[日]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太平洋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虽然有人辩解说，牟田口指的这“第一颗子弹”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但由日本挑起这场战争的事实却是抵赖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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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代兵 黄诃决堤策划者之谜
1938年6月，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进攻，妄图夺取郑州，南下武汉。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以滔滔黄水阻挡日军的进攻。蒋介石的这一不光彩的“抗敌”手段，至今仍遭到历史的谴责。但是，这个计划并不是蒋介石的主意，而且在抗战爆发的两年前就已经制定出来。这个秘密，直到翻阅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密档后才显露端倪。
1938年6月，日军沿陇海铁路向东进犯开封、中牟等地，7日，赵堤附近黄河河堤被炸决口，汹涌的河水阻止了日军的前进，打乱了日军的军事计划。
当时中央社报道：七日敌轰炸黄河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而日方报道是；中国军队在三刘砦（中牟西北十七公里）及京水镇（郑州北十五公里）附近掘开了黄河。汹涌的浊流向东南方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朱仙镇——尉氏——太康，一直到影响到蚌埠。
其实，黄河决口以水代兵是蒋介石抗日计划的一部分。
1938年4月，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正在举国欢腾之际，陈果夫首先提出在黄河决口，阻挡敌军的建议。他在汉口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呈函：“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且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敌在下游北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需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河）、卫（河），则我之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之后，还有一些将领也提出决口黄河阻敌之建议。
5月，日军云集徐淮地区。中国军队放弃了战略要地徐州，战事转移到陇海线上来。17日，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一部，由新兴集向兰封以东的仪封前进。18日，土肥原部主力由山东菏泽南下，从濮阳渡河，向铁炉集南进，直插兰封，企图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19日，进至仪封的日军与宋希濂部发生激战，到21日，该敌进至兴隆集附近，罗王砦、白砦附近均有战斗。俞济时、李汉魂、宋希濂三个军向兰封、杨堌集急进。胡宗南军团由开封方面沿铁道东进，与进至罗王砦、三义砦的日军展开交锋。然而日军不断增援，有一部已开始由陈留口南渡。在兰封方向，日军已突破宋希濂部防线。
28日，战略要地归德（即商丘）沦陷敌手。另一路日军沿陇海路东进，29日进至宁陵附近。此时，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合围之势已形成。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决定应避免与敌主力决战，命令各军向平汉路以西地区撤退，兰封西侧之敌趁势向河南省会开封前进。6月6日，中国军队放弃开封，敌占开封后，即分攻中牟和尉氏，旋即占领。
中牟距郑州不及二十公里，日军此刻如无人之境，向西猛进。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西退计划尚未完成，日军一旦占领郑州，控制了中国的铁路枢纽，再沿平汉线长驱南下武汉，切断长江，将中国从南到北一刀两段，那中国的抗战大计就会遭到破坏。在关键时刻，蒋介石决定实施以水代兵计划，炸开黄河，阻止日军迅速前进的步伐，迫使其改道，逆长江西上武汉，而中国军队则可以沿江布防，节节抵抗，延缓日军进攻速度，为国民政府西撤四川赢得宝贵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