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8日上午8时，蒋介石命令炸开郑州花园口段黄河大堤。随着“轰隆”、“轰隆”几声巨响，世界发生了变化。滚滚黄河洪水失去了控制，没有了理智，一泻千里，泛滥成灾。夺去了无数人民的生命、土地和家园，黄泛洪涛挟巨流入贾鲁河、淮河。据国民政府的报告：百万人死于洪水，五百万人流亡他乡。然而，日军的战车、大炮及重型装备都陷入泥沼之中，狼狈不堪。日军的战略计划被破坏了。据敌方的报道：“黄水南流入淮，不仅对于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影响，将来华中战局亦将受其影响。”
六十多年后，一位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东史郎对此记忆犹新。1997年8月，他来南京参加日本南京大屠杀学术讨论会，谈及豫东之战时，东史郎眯起眼，陷入沉思。半晌，他在纸上写下“开封——大洪水”的字样。可见，此事在他脑海中的深刻印象。
蒋介石成功实施以水代兵的计划后，密令程潜对外宣传“敌机炸毁黄河堤”，经手制造黄河决口的负责人之一商震，奉命拟定“日寇掘堤”的对外宣传电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还公开发表“敌机炸毁黄河堤”及“救济灾区”决议等三项报道。
抗战胜利后，当年这段秘密大白于天下，蒋介石的这一不光彩的“抗敌”手段，至今仍遭到历史的谴责。然而，向蒋介石建议“黄河决口”的“罪魁祸首”却另有其人。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此人就是蒋介石的秘密之剑——德国顾问法肯豪森。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1878～1966)，德国陆军上将。1900年，法肯豪森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回国后，他进入柏林东方学院学习，曾出任德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武官。1930年，法肯豪森退休。
1934年，法肯豪森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来到中国。1935年7月，法肯豪森秘密为中国统帅部制定抗日计划，奉命起草了绝密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将中日矛盾摆到了目前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委婉地批评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认为政府若无抵抗的意志，会影响人民的抗日决心。
法肯豪森分析未来的中日战争：一旦中日军队发生军事冲突，华北即面临直接的危险。如果中国军队失利而放弃黄河以北，则纵贯南北的平汉、津浦铁路以及东西方向的陇海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如开封、巩县、洛阳，皆面临直接危险，黄河防线有被敌人从山东突破进而席卷而下的可能。为了防止出现上述不利局面，必须设法将日军引到东部。一旦东部出现战事，敌人侵入的路线有三：上海、乍浦和镇海，该三处俱在长江流域。敌如沿长江而上，迅速占领中国最重要的中心点武汉，将中国一分为二，切断国民政府西退重庆之长江水路，抗战大局将无法收拾。因此，“东部防御有两事极关重要，一是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即南京），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他驳斥了“屡闻长江不能守之议”，认为必须在上海、南京等地作坚决抵抗，迟滞敌军沿长江直达武汉。如此，敌军必欲打通平汉线，由郑州直达武汉，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县（沧州）、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万一敌军打到开封、郑州时，法肯豪森建议：“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这就是说：必要时将掘开黄河，以水代兵，挡住敌军的进攻。
蒋介石在旁边批示“最后抵抗线”，表示赞同法肯豪森的建议。
三年以后，中日战争的发展基本上按照法肯豪森的预测进行。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天津；为防止日军在保定附近击溃中国军队，沿平汉线南下，中国军队在上海主动出击，“八一三”事变爆发。在作了三个月的坚强抵抗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沿长江西上，节节抵挡。日军占领南京后继续北上，企图与山东南下的日军南北对进，会师徐州。同年5月下旬，日军占领徐州后，沿陇海路西进，准备夺取郑州后，沿平汉线南下，一举占领武汉。就在日军即将打到郑州的前夕，蒋介石命令炸开了黄河。
当中日两国全面大战之际，德国与日本站在一边。1938年5月下旬，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召回所有德国在华军事顾问。7月8日，法肯豪森和二十多名顾问被迫离开了中国。回国后的法肯豪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陆空司令，后因涉嫌谋杀希特勒而被捕入狱。1966年死于柏林。
不择手段 冈村宁次偷地图之谜
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曾担任过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指挥的日军使用的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不是日军测绘的，而是1927年冈村宁次从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司令部中偷走的。那么冈村宁次怎么会干出“蒋干盗书”那样鼠窃狗偷之事呢？
冈村宁次，绰号泥瓦匠。1884年5月15日生于日本东京石坂町。少年时代的冈村宁次渴望当一名真正的军人。他在中央幼年学校毕业后，便报考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毕业后，又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步兵科。在校学习努力，训练刻苦，并在头脑中植入了效忠天皇的愚忠思想。他认为万一在对外战争中阵亡，“肉体虽死，灵魂犹存”，“贯彻忠节无死无生”。他最感兴趣、最着魔的问题是研究中国问题，梦想使那块广袤神奇的土地，变成殖民者的乐园，因此，把侵略中国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冈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分派到步兵第一联队补充队任队附。他兢兢业业，干得很卖劲，并盼望立即有战争爆发。
1904年日俄战争的锻炼，使冈村宁次成熟了不少。以后只要有战争，他都要求去前线，接受战火的磨炼，增长才干。日俄战争结束后，冈村宁次调驻朝鲜。1907年12月，他奉调回国，在母校东京士官学校担任学生队队长。与此同时，他为了晋升高级军官，在校任职的同时，又学习专业知识，准备报考陆军大学。当时，清朝政府向日本派了大批留日学生学习军事，1907年秋天的这批留学生共一百零八人，校方将他们分别编入学生队的第三、四、五、六队，冈村宁次是第三队队长，这个队中不少人日后成为驰骋疆场的一代名将，例如孙传芳、阎锡山、陈仪、卢香亭、周荫人等。冈村宁次对他们管理很严，经常打骂。一个星期天，孙传芳和他的结拜兄弟卢香亭、杨文恺、周荫人等外出喝酒，个个醉醺醺而归，被冈村宁次撞见，当场打了他们的耳光，并骂道：“像你们这种散漫、落后、不思进取的民族，早晚会被我们消灭掉！”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孙传芳仗着酒劲也回骂了一句，于是两人抱做一团，打了起来。虽然，冈村宁次占了便宜，将对手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也佩服孙传芳的胆量。不打不相识，从此两人过从甚密，竟成了朋友。日后，冈村宁次成了孙传芳的高级军事顾问，也有这一层旧关系。1909年，孙传芳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回国，冈村宁次则于次年考取陆军大学第二十五期继续学习。
1914年8月，冈村宁次被调到参谋本部任中国班员，这是专门综合分析研究来自中国的情报的一个部门。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加入英、法等协约国，对德国宣战，出兵强占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冈村宁次以参谋本部派遣人员的身份，到“青岛围攻军”司令部工作，任务是搜集日德战争的相关情报。
从此，冈村宁次就与中国“结缘”，经常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往来，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几年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间谍网。当时，他的学生阎锡山已成为山西省的统治者，他数次去山西造访阎锡山，与之建立了密切关系。在他的牵线搭桥下，阎锡山将山西一个铁矿的开采权让与日本财阀三井株式会社，而三井则供应阎锡山所需的各种器材和装备。冈村宁次与阎锡山还保持了密切的私谊，抗战期间，冈村宁次在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任内，双方之间达成一种默契。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日本投降及国共内战结束，蒋介石逃离大陆，还余音袅袅。
1923年8月，冈村宁次升任中佐，为参谋本部第二部（中国班）部附。12月来到中国上海，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这时，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他的学生孙传芳已是直系军阀的得力大将，在中国军事舞台上崭露头角，授陆军上将。
孙传芳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和冈村宁次是同学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与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联手，乘机进攻浙江，夺取杭州，进军上海。北京政府任命孙传芳为浙江军务督理兼浙闽巡阅使，孙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崛起东南，令各方刮目相看。冈村宁次不断到杭州与孙传芳讨论局势，帮助他出谋划策，企图让孙成为东南霸主，从而使日本获得更大的权益。
江浙战争的结果，皖系军阀惨败，直系力量空前膨胀，引起关外张作霖的嫉恨，发兵进关。直系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吴佩孚大败。奉军南下，长驱上海，与孙军对峙。孙传芳以屈求伸，遂与奉军妥协，退回浙江。
1925年10月，孙传芳联络苏、皖、赣、闽各省军阀，吹响反奉号角，分兵三路，进攻上海、南京等地。奉军战线太长，顾头不顾腚，仓皇北逃。孙传芳组成东南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杀进南京，渡江挥军北上，一口气将奉军撵到山东境内。反奉战争的迅速胜利，奠定了孙传芳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的霸主地位，开府金陵，雄踞五省，自成一系，野心大炽，想吞并全国。他特别感激冈村宁次的情报和谋划，为了再进一步扩大地盘，特聘冈村宁次为高级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将此事请示参谋本部，该部认为日本支持孙传芳，对排挤英美势力，发展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力量大有好处，于是将冈村宁次作为军务局编外人员，同意其到孙传芳处充当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在东南五省联军中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原因是他的学生在五省联军中多充当要角。如浙江总司令卢香亭、浙江第一师师长陈仪、福建总司令周荫人、总参谋杨文恺等。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以消灭北洋军阀为目标。北伐军在国民的积极支持下，势如破竹，迅速夺取湖南、湖北，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原是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想等两败俱伤时再动手击败北伐军。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长沙会议上决定，分兵进攻江西，打到孙传芳的五省地盘上来。孙总司令只得慌忙发兵援赣，自己亲自坐镇九江，将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冈村宁次的舱房就在孙指挥室的隔壁。当时，孙传芳的舱房内挂着一幅五万分之一的华中地区军用地图，那是他为进取武汉，彻底打败北伐军而准备的。这种军事地图是留日学生回国后，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测绘而成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由于印制很少，各指挥机关都极为珍视，按绝密文件保管，极难获得。尽管冈村宁次备受孙传芳尊敬，经常请教作战事宜，但却不让其接触地图。
一次，正当孙传芳站在地图前思索军事方案时，冈村宁次突然跨了进来，孙传芳连忙拉起幕布将地图掩上，而冈村宁次用眼角一瞥，便发现是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宝贝”，顿时心中狂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应付几句便退了出来。军事地图对军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地图。尤其在当时的条件下，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对一个间谍出身的军人来说具有何等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于是他下决心将地图偷到手。
某次，冈村宁次去南昌前线协助卢香亭作战。当冈村宁次做好作战计划后，卢便要求他将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带回九江的联军司令部，冈村宁次如获至宝。他到达九江时，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孙传芳“江新号”轮船下锚的旁边，停靠了从下游来的装满弹械、军衣的“江永号”轮船。在北伐军逼近九江时，中共九江地下党为支援北伐战争，派便衣爬上轮船，点燃了堆放军衣的船舱，引起大爆炸，该轮下沉。孙传芳急令“江新号”起锚，驶往下游。此时，岸上的北伐军炮火又向江面上开炮轰击，冈村宁次乘机雇了条小船，在船夫的帮助下，将小船摇到停泊于九江江面上的日本旗舰“安宅号”旁。旗舰上的日本军官看见冈村宁次一身中国士兵的打扮，不准他上舰。突然冈村宁次看见甲板上有一名他认识的参谋，这样，舰上才放下软梯，惊魂未定的冈村宁次才得以脱险。在仓促中，他丢弃了所有的行李物品，却冒着生命危险，将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偷”了出来。
冈村宁次回国后，将那份地图交给参谋本部，获得嘉奖和一笔巨额奖金。一年之后，那份地图被印制出来。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曾洋洋得意地说：“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搞到的。”当时，他被陆军大臣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隶属华中派遣军，参加攻取武汉的战役。武汉地区地形十分复杂，这些地图使日军便于熟悉华中地区的地形地貌。冈村宁次每天都用有色铅笔把部队的进展情况标绘在桌子旁边的那份地图上，他甚至把被日军占领的山头一个一个地标记下来，随着部队缓慢西进，那份地图上渐渐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碎点，这些碎点看起来很像衣服上的碎点花纹。冈村宁次望着地图，“常常希望这些碎点早日连成一片”。
在华中作战中，尤其是在武汉地区作战中，一位日本军官曾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作战，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只是由于局部（特别是距主要道路较远地区）不够精确，也曾为作战带来一些差错。”在以后日军发动的南昌作战、襄东会战、赣湘会战等战役中，那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都派上了大用场。
“不带刀的将军” 冈村宁次军刀下落之谜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军刀，可以称得上是“第一军刀”，因为它代表了最高指挥权。按照国际惯例，战败者必须向胜利者交出象征权力的军刀。而在日军受降典礼上，冈村宁次并没有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交出自己的军刀。那么，冈村宁次的军刀又到哪里去了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投降。投降的主要仪式之一，便是由战败方代表在受降典礼上向战胜方代表呈交军刀，即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然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考虑到战后东西方战略新格局，为遏制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美国还需要利用日本以牵制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因此对日本网开一面，不做犁庭扫穴的打击，在政治上允其保留天皇制。另外，还规定日本投降时，不举行象征屈辱性的收缴副武器仪式。
何应钦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中字第十七号备忘录”内容如下：
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
一、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
二、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
三、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后一律适用。
9月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到南京，便秘密派参谋去冈村宁次的住处，告诉冈村：“在举行投降礼时，可以佩带指挥刀，但必须呈缴给何应钦，也可以不带指挥刀，事先呈献。”
冈村宁次感激万分，愿为“不带刀的将军”。这样，两下达成默契。中国方面决定在日军投降签字那天，在私下里解除冈村宁次和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的军刀，并将这三把有特殊意义的军刀分献于参与受降仪式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和副总参谋长冷欣。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仪式的会场，设在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即原中央军校大礼堂）。
9月9日上午8时45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等七人乘车而来，在中外记者频频闪动的镁光灯下，苦着脸进入礼堂的左侧休息室。他们当即解下所配军刀，请中方人员转交何应钦等人。
8点56分，何应钦等中国政府受降官员走进礼堂，全场中外来宾不约而同地纷纷起身，热烈鼓掌。摄影记者纷纷拍照。何应钦坐在受降席的正中，左边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边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
8点58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七人由中国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从礼堂正门入场。他们走到受降席前，脱帽向何应钦等人弯腰鞠躬。何欠身作答，命令他们在投降席就坐，并宣布“摄影五分钟”。
1945年，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向何应钦将军递逞降书 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交证明文件，冈村命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递交给何应钦。何一一检视，然后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及受领证交给萧毅肃，转交给冈村宁次。冈村起立，毕恭毕敬双手接受，坐下匆匆翻阅降书，然后手握毛笔，分别在两份投降书上签名，又从上衣右上袋中取出一枚圆形水晶图章盖于签字之下，起立将降书呈递给何应钦并向其点头。何微笑起立答礼，接过降书。何的这一举动违反了盟军的规定，使在场观礼的盟军军官们交头接耳，表示不满。
冈村宁次心里充满了感激，后来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心中的感受：“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和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
何应钦在降书上签名盖章后，将其中一份交给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此刻时钟正好为9月9日上午9时。
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已在南京顺利完成……”
冈村宁次等日寇大员的军刀就这样到了何应钦等人的手中。不久，何应钦将冈村宁次的军刀带回老家贵阳。他在贵阳市八角岩建造“敬之植物园”，并将冈村宁次的军刀转赠于亲信张涛保存。
张涛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生，久随何应钦任副官。1941年冬任第一四0师（师长李棠）副师长时，他被蒋介石以“私树党羽，破坏团结，图谋不轨”的罪名撤职查办，后在何的庇护下任重庆行营警卫团团长。1948年底，国民党大批主力部队被消灭后，蒋介石决定在贵州成立新军。何应钦力荐张涛任第三二八师师长。任命发表后，张涛由重庆到南京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次年4月，该师组建完毕，隶属刘伯龙第八十九军。
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入贵州以后，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向解放军某部接洽投诚，在安顺被谷正伦诱杀，张涛接任第八十九军军长。而此时，张涛亦有意向解放军投诚，在地下党的联系下，12月，张涛第八十九军终于通电起义。
顾祝同 在此之前，张涛已将冈村宁次的军刀转送给同乡史肇周。此人是贵州凤冈县臭名昭著的大恶霸地主，解放军进入贵阳以后，他感到末日来临，1949年底，他纠集了土匪几千人，自封司令，挎着冈村宁次的指挥刀，指挥手下一帮匪徒袭击解放军小分队，杀害了不少干部和积极分子，无恶不作，一时间成为凤冈县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他的嚣张气焰直接影响了解放军发动群众和肃清残匪，为此，贵州军区多次组织部队围剿史肇周的土匪武装。史肇周遭到重创，手下只剩下一千多人，但他仍不死心，企图负隅顽抗。
1950年夏，史肇周在德江县落入解放军的包围圈。疯狂到极点的史肇周，腰间挎着冈村宁次的军刀，手中挥舞着两把盒子枪，左右开火，拒不投降。
解放军为瓦解土匪，向密林深处的史肇周连续喊话，要他放下武器，立即投降。打红眼的史肇周连连开火，垂死挣扎。于是，解放军用两挺机关枪瞄准，专打史肇周。“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枪声，子弹像长了眼睛，一起打在史肇周身上，史立即毙命。后来一数，他全身上下共中弹二十多处。
史毙命后，冈村宁次的军刀遂成为解放军剿匪的战利品，曾被贵州军区作为剿匪成果公开展览，至1951年秋结束。此后不少实物和图片资料都被装箱封存在贵州军区政治部的一间小库房中，冈村宁次的那把军刀从此便无消息。
刀下留人 孙元良逃生之谜
孙元良，黄埔一期生，台湾著名演员秦汉的父亲，官至国民革命军中将、兵团司令。国民党溃败后撤退至台湾，闲云野鹤，悠哉晚年，已活到一O四岁，至今仍健在，是黄埔一期惟一在世的人了，堪称寿星。
然而奇怪的是，根据档案上的记载，早在北伐期间，他已经明令被军法从事，白纸黑字，至今犹存。
此事发生在1926年10月初，该年夏天，北伐军已经取得两湖战场的胜利，于是挥师江西。孙元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团长，在打下南昌后，其部负责牛行车站的守卫。因为孙传芳军队突然反扑，以至惊惶失措弃阵而逃，致使南昌失守，北伐军遭到出征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
这事让蒋介石恼羞成怒，因为自北伐以来，由于将共产党人清洗出第一军，第一军的战斗力已是江河日下，因此有必要对部队进行整顿。另外，根据国民党军队的“连坐法”，孙元良也确实罪无可逭，正好以此为儆。果然，在10月3日及4日两次对部队训话中，蒋介石都重申了这一点：
“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话，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一师从前是最有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蒋介石的话在当时甚至得到友军的赞赏，认为如果蒋介石真能挥泪斩马谡，对于整顿当时已经日渐涣散的第一军军纪，提高战斗士气都将很有好处，否则必然助长“天子门生”的意识，自我特殊化，革命阵营便无法兼容并蓄而后患无穷。
上述资料引自毛思诚所著《蒋介石年谱初稿》，毛思诚与蒋介石本有师生之谊，后又追随蒋介石．1937年告老还乡。蒋感于其忠心耿耿，遂将个人部分日记、电报、书牍手稿赠予相阅。毛思诚在此基础上完成《民国十五年之蒋先生》及《蒋介石年谱初稿》，虽然在政治观点上不免有美化蒋介石之嫌，然而其史料却很珍贵和翔实，特别是此类训话、演讲，均为原始档案。
然而孙元良却是一直活得很滋润，他销声匿迹一段日子后，又出现在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回国在军中供职且官运亨通，淞沪抗战之前，已经升任师长，因作战有功，还受到嘉奖。
抗战时期担任八十八师师长的孙元良（中） 孙元良为什么躲过军法的处置，这成了不解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天之骄子——中央军传奇》，书中对此作了解释，认为这是由于胡宗南一帮将领的求情：
“就在孙元良人头即将落地那一刻，蒋介石突然手软起来，追悔说出的话。孙是黄埔一期生，又是孙文学会（当时在黄埔军校内成立的一个右派组织——笔者注）的骨干，平时对自己忠心耿耿，杀之未免可惜。胡宗南也瞅准时机来求情，他说：‘我刚见过孙团长，孙团长言，他视校长为父母，此次不幸辱命，愿以死谢罪，只求来生再追随校长了。’蒋介石因此感情大动，只能自食其言，放了孙元良。但是，他为了塞众人之口，吩咐胡宗南让孙元良暂时藏匿一段时间，找个机会再送到国外留学，以躲过这场厄运。”
以上说法似乎十分合理，蒋介石或许一时手软饶过孙元良。但考诸事实，大约过了五十天后，蒋介石在给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二总队毕业生训话时依然声称：“孙元良不是连坐法枪毙的吗？”这里用的口气很肯定，可见在他以为，对孙元良的惩罚已经实施。而且，以他当时在军中的威信，怕是也没有人敢手下行私，欺骗蒋介石，对孙元良明杀喑放，毕竟军法如山。
然而孙元良确实逃过了这一劫。事隔数年后，蒋介石在修改毛思诚所订《年谱》时，对1926年10月3日及4日的讲话保持了原样，然对11月21日的讲话稿作了修改，特别抹去了“孙元良被枪毙”的内容，因为那时孙元良已在中央军重新任职，他也默许了这一事实。
此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所谓“缺席审判”，因为当时部队已被打散，孙元良并不在军中，而是畏惧军法惩处而躲了起来，所以蒋介石的话也只是纸上具文而已。后来，孙元良通过何应钦向蒋介石说情，方求得原谅。
考诸当时情况，倒也极有可能，何应钦与孙元良有师生之谊，也有为孙辩解的理由，当年兵败南昌，祸首是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是他贪功冒进擅打南昌造成的。且打下南昌后，又马放南山，钻进了妓院酒楼，以至孙传芳军队反攻时，军中无主，张皇失措，再加上敌强我弱，孙元良团被击溃也是情理中事。
另外，根据“连坐法”，师长王柏龄、师党代表缪斌才是首罪，而他俩也在战后躲了起来。既然蒋介石能放过王、缪，也应该对孙元良网开一面。再加上蒋介石本来就舍不得杀孙元良，随着时过境迁，怒火渐消，自然也就俯允所请，手下留情了。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蒋介石的这次训话只是即兴发挥而已，当时军务繁忙，紧接着就是二打南昌，他没有精力来过问这具体的事情。黄埔军人历来是手足情深，很有可能以没有经过正式军法审判来延宕此事。等战场形势好转，瞅个机会向蒋介石说情，饶过孙元良的性命也是可能的。
以上各种说法仅为猜测之言，尚缺少当事人的自述。孙元良当时如何能保住性命，又如何得到蒋介石的原谅并重新重用，依然让人雾里看花。
顾问之死 鲍尔猝死之谜
鲍尔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29年5月在武汉突患急病，连夜送往上海就医，但抢救无效于6日去世。其死因至今不明，外界传说莫衷一是。
鲍尔是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军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善于规划组织，也是一位杰出的炮兵专家，后经德国原参谋次长鲁登道夫的推荐，来到中国，并为蒋介石所欣赏，聘为军事顾问。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鲍尔也随军出征，赞襄军机，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蒋介石也对其忠心耿耿和朴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鲍尔和蒋介石 然而，鲍尔却在蒋桂战争以蒋方取胜后不久患病死亡，据官方发布的消息，乃是鲍尔患上天花，不治而亡。但是据了解，鲍尔在德国时已注射过天花疫苗，应该具有免疫力的。所以，天花致鲍尔死亡一说不能成立。
而民间另一种说法却是让人毛骨悚然，传闻鲍尔乃是被人用一种蛊毒整死。1999年，太岳文艺出版出版了《秘密之剑——德国顾问在中国》一书，此书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自蒋介石取得蒋桂战争的胜利后，鲍尔也赢得了进一步的信任，于是趋炎附势之辈如过江之鲫，蒋介石身边的人自然成了巴结的对象。当然，鲍尔也成了各家宴请的座上客，门庭若市，宾客盈门。本来鲍尔也不习惯这些，倒是蒋介石让他入乡随俗，这也是联络感情的一个重要手段嘛。于是鲍尔也只能硬着头皮参加各种应酬。有一天，鲍尔本来就患有感冒，本想好好休息一天，但因为武汉地方豪绅贤达的宴请，让他推托不掉，鲍尔也有心想接触中国各个层面，也就勉为其难，出席了宴会。宴会十分丰盛，鲍尔在热情款待下也失去了节制，喝了不少酒，散席后他就烦躁难安，又开车去了江边兜风，可能是着了点凉。直到夜深时，鲍尔才回到寓所，卫兵注意到，这一夜鲍尔折腾得厉害，起床，喝水，呕吐，呻吟，至天色大亮，卫兵推门进来后大吃一惊，鲍尔尚未起身，通红的脸上布满疱疹，一声声咳嗽揪人心肺。请来医生诊断，从表面现象看，鲍尔顾问是出了天花。病情迅速恶化，蒋介石命令将鲍尔送到上海诊治，并且指示不惜代价，让鲍尔恢复健康。但经过紧急抢救，依然无法挽回鲍尔的生命。
因此鲍尔的病因成了不解之谜。有人说，这是西南实力派对鲍尔暗中下的毒手。
这些人言之凿凿，称：自鲍尔成为蒋介石军事顾问后，就一直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实力派进行抑制，前不久蒋介石推行的“削藩策”，那份关于裁兵的“军事整理案”就有鲍尔的心血。还有果断向中南用兵，发动蒋桂之战，也是鲍尔的怂恿。更令人难安的是，自蒋军占领武汉后，桂系已经溃不成军，失去了还手的能力。何应钦念及与李宗仁、白崇禧的友谊，私下里认为“穷寇勿追”。然而鲍尔却认为要“除恶务尽”，唆使蒋介石采取“根本铲除”的政策。这一条计策如果执行，那么他们哪里还有宁日？所以那些西南实力派人士对鲍尔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两广多大山，多密林，多毒虫奇卉，自古就有“制蛊”一说，十分神秘诡异，被下蛊的人往往死得不明不白，死状也极为恐怖，全身溃烂。蛊毒的制作方法也让人匪夷所思，据说其中一种制作方法就是采集百种毒虫，置于瓦盆之中，让其互相撕咬，最后留下仅存的那只毒王，取其毒素，再佐以其他特别配置的毒液、香料，混合而成，或成块状，或成粉状，或成液状，或无色无味，或奇香扑鼻，视需要而定。鲍尔赴宴的那天，就有人持此蛊毒交付佣役，吩咐将其涂抹在递给鲍尔擦脸的毛巾上。席间曾有人注意，那天鲍尔使用的毛巾散发着一种特别的芬芳，有一股来自大山里的清新，沁人肺腑，鲍尔忍不住地抽动着鼻翼闻吸。
鲍尔终于死了，死得蹊跷。临死前，他甚至握不住笔写遗嘱，只是请航空顾问傅克斯少校代为笔录，他请求蒋介石能够照顾他的家属。因为感念鲍尔的勤奋和忠诚，也为他以这种死法惋惜，蒋介石将鲍尔的儿子也招来中国做随身顾问，算是对鲍尔的一点补偿。
害蒋？救蒋？ 何应钦主张讨伐西安之谜
西安事变发生后，掌握着军事大权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着强硬派，力主讨伐，并准备不惜派出飞机轰炸。因此有人认为他这是居心叵测，是不顾惜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是想通过“玉石俱焚”，来达到取蒋而代之的目的。因此，后来宋美龄去了西安，就警告蒋介石，南京城里“戏中有戏”，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也因此对何应钦更加猜忌。上述观点无论在史学界或在一般大众的印象里，已经是基本固定。
熊宗仁先生所著《何应钦传》一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颇有新意，也言之成理。
首先，何应钦明白，以他的资历和声望及实力，取蒋而代之是不可能的，汪精卫、胡汉民乃至李宗仁、阎锡山之流都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他的现实经验看，在权力角逐的过程中。他“拥蒋则升，抑蒋则降”，多少有自知之明。再说，国民党政府已明确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居正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因有冯玉祥这副委员长在旁，连暂代之名也没有给何应钦，而由五常委中在南京的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三人共同协商，军队则归何应钦指挥调遣。这样的格局已十分显然，即使是蒋介石死了，他的权力也要分而享之，怎会全部落在何应钦身上？何应钦自追随蒋介石以来，还没有治党和主持政务的经历和经验，充其量只能取代蒋介石掌军，成为黄埔系的惟一首领。
正因为他自度不能一手控制国民党的中枢，12月14日，何应钦致电正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欢迎他回国，“主持中枢大计”。而汪精卫是公认的国民党二号领袖，是代蒋的最合适人选。何应钦的这一举动，也明确说明了他并无代蒋的野心。
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南京 在西安事变期间，南京虽然存在着两派之争，但主张和平解决者也并不全是亲蒋的，比如冯玉祥；而讨伐派并非全是蒋介石的政敌，比如吴稚晖、戴季陶，等等，他们都情绪激动，力主用兵，而这些人一向都是亲蒋的。此外，黄埔系的少壮派军人更是视自己为蒋介石的嫡系，也多主用兵，甚至举行什么白衣出征，以鼓舞士气。他们的这种行为，其目的出于武力救蒋。当然，其后果可能置蒋于死地，但是“从军事为政治的策略来说，应视为南京政府的当然之举，无可厚非……张、杨的通电中已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昭示了武力诤蒋，对蒋保其安全。何应钦的讨伐之举，虽大张其势，但飞机也只轰炸了渭南等地，并未直接轰炸西安，陆军也未大进。可见，他并非没有顾忌”。
对于何应钦以上的行为，蒋介石是理解的．哪怕宋美龄提醒他南京城里的“戏中戏”，他也明白，即使何应钦有所打算，也并不见得如宋美龄猜测的那样浅薄。他也希望何应钦能给西安方面一点压力。虽然他在宋美龄的要求下，于17日给何应钦下达了手令，但请注意，这道手令只以三天为期，目的只是迫使张学良、杨虎城迅速放他。到了l2月19日，也就是三天期限已满，见张、杨仍无放他之意，他也开始认为何应钦的武力逼迫并非没有价值，因此对宋子文私下交代：“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他还指示应如何进兵才能大收实效，反复告诫宋子文：“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何应钦及党政要人都往机场迎接，并按官阶大小排成一列，当蒋介石的飞机着陆后，因为前拥后挤，“何应钦便以救蒋第一功臣的身份，首趋机前致敬，蒋介石也对他回报以特别的笑容。而被推为代表致词的林森……挤上前去致以慰问，但蒋介石只微微躬身作答，显出腰部痛楚之状”。这一亲一疏是很有意思的，林森是国民政府主席，而且德高望重，他也是主张强硬的，蒋为何薄林而重何，让人寻味。
27日，国民政府又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庆祝蒋委员长回京大会”，据说有20万人参加，人们一直以为蒋委员长会出现的，岂料竟是由何应钦致答词，毫无疑问，这是蒋介石对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营救领袖措施得宜”所给予的殊荣。
根据以上种种史实，熊宗仁先生写道：在西安事变中，何应钦一夜之间成了中外瞩目的南京政府中最显赫的人物，在“讨伐派”与“和平解决派”演出的这戏中之戏里，他扮演了主角。戏已演完，阴谋也破产了。他究竟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他是想救蒋，以便给中共和张、杨施加压力，还是真要置蒋于死地，取蒋而代之，多少年来众口一词，认为他是想置蒋于死地取蒋而代之。而他本人也避而不谈这戏中之戏的真意。在蒋介石、何应钦均已作古的今天，确实留下了似有似无的历史之谜。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那么如何解释一贯心狠手毒的蒋介石，对并不想置他于死地，为了抗日团结，以身陷囹圄而想替蒋挽回面子的张学良予以了终身软禁，而对必欲置他于死地后取而代之的何应钦反倒如此宽厚仁慈？事实上，何应钦一派所施加的军事压力，客观上从反面增大了西安事变必须迅速和平解决的紧迫感。
熊先生继续写道：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要人中，除了真正忧国忧民，同情张、杨联共抗日主张的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左派人物之外，无论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或是孔、宋代表的主和派，他们在反共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在救蒋的问题上只是谁唱白脸，谁唱红脸的区别。无论何种办法奏效，抑或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都是一个目的，最后殊途同归。
代人背过 杜聿明解决龙云之谜
抗日战争胜利后，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中央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云南主席龙云及其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五十分钟后，即告平息。三天以后，龙云即高升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离开他经营了几十年的云南。很快，《中央日报》以头号标题公布了蒋介石对杜聿明撤职查办的命令。其实，这竟是一桩蓄谋已久的阴谋。
1945年10月3日凌晨5时左右，昆明市东门、北门和北校场等地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对于抗战八年都未曾遭到炮火袭击的西南重镇昆明来说，一时人心惶惶，惊恐不安。
杜聿明将军 位于威远街的龙公馆被中央军包围，听到枪声，龙云知道大事不妙，立即换上一件普通长衫，把呢帽压得很低，从后院一个隐秘的小门溜出来，他的副官刘兴才腰里藏着双枪尾随其后。双方约定：如有盘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龙云抬手揭开帽子，刘兴才便立即开枪，以引开盘查者的视线，掩护龙云脱身。
天尚未明，路上没有什么行人，静悄悄的。突然，匆忙而行的龙云在走到四古堆转角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迎面飞驶而来了一辆美式吉普车，刺眼的大灯，将路面照得雪亮。龙云本能地抬胳膊挡住眼睛。就是这一挡，保存了他一条性命。原来车上就坐着他的对头——中央军第九十六师师长黄翔和四名手持美式冲锋枪的卫士。黄翔是认识龙云的，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清晨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的小老头，就是那个出入前呼后拥、威风张扬的云南王。一个紧急刹车，吉普车停在龙云身边。黄翔吼道：“老倌，清早出来干啥子？快回去！”龙云连连点头。吉普车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当龙云从小路快到五华山时，又与一伙“中央军”相遇，原来是警卫营派出接龙主席的。他们保护着龙云避入五华山。天亮了，市区的枪声渐渐平息下来，除防守五华山的两个连和北校场的两个营以外，龙云所部或被缴械或被围困，都成了釜底游鱼。
不久，龙云的二儿子、暂编第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和滇军名将张冲也相继脱险上了五华山，部署五华山的两连警卫抢修工事，加强戒备，准备与中央军拼个鱼死网破。惊魂未定的龙云立即向全省各县发出戡乱电报。电报说，杜聿明叛变，要各县大兴“勤王”之师，派兵进攻昆明杜聿明部。又令在越南的卢汉率部回攻昆明。一天、两天、三天过去，援军杳无音信。龙云甚为焦急。杜聿明则催促龙云速离昆赴渝，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也来了几次电报，催龙云去重庆。龙云皆置之不理，形成僵局。
原来10月3日，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抵河内，给卢汉送去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说：抗战胜利，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为加强中央，巩固地方，特任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委你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任前，由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卢汉的滇军此时已被中央军挟持、包围，动弹不得，卢汉无可奈何，只得镇静以处，若无其事，以免发生新的变故。
原来，龙云从1927年起就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他属于地方实力派。在军事、行政、财政和人事等方面，对国民党中央政府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使得蒋介石耿耿于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即以抗战统帅的名义，将滇军主力调出参加抗战。日军入侵越南、缅甸，蒋介石又以保卫西南大后方和保卫缅甸国际交通线为名，调中央军首次进入云南腹地。1942年，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战事紧急，蒋介石中央军源源不断开入云南，先后达十多个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蒋介石打出了“统一抗战，安定后方”的招牌，决定加快解决龙云的步伐。4月，担任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立即飞往重庆。蒋介石见面的头一句话就问：“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杜答：“在昆明没有任何人知道。”又问：“到重庆见到什么人？”杜答：“谁也未见。”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又说：“目前准备对日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以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但是恐怕他不服从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我再明令调遣龙云。于命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决龙云的全部武装，并限龙云三日内到重庆。”杜聿明说：“龙云仅有两个步兵师、一个宪兵团在昆明，另有几个交通大队及地方保安团在云南境内，在军事上解决龙云是没有问题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说：“你立即回昆明准备，要守秘密，要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