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命令滇军全部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龙云对此有所戒备，除卢汉第一方面军主力入越外，要求将滇军三个师留在云南，同时密告卢汉：“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师。”然而，蒋介石只准许留龙绳祖暂编第二十四师在昆明，其余全部开赴越南。留昆的一个师，完全处在中央军的包围之中。而入越的滇军，也处在中央军的监视之下。
9月27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等三十余人，分乘专机两架，抵西昌小庙机场。同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给杜聿明送去一封亲笔信，大意说：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他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最好一枪不发，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万一龙云不接受命令，就立刻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
1O月2日上午，两架飞机由重庆直飞西昌，机上有宋子文、陈诚、何应钦、关麟征和李宗黄等军政大员。他们到达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改组云南省政府。同日下午，由王叔铭亲自驾驶飞机，与何应钦、李宗黄、关麟征同飞昆明，带去蒋介石的手令：
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接收改编；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收，在卢汉未到任以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当晚，杜聿明在昆明北郊岗头村临时指挥所召开团以上军官及由西昌飞昆人员会议。杜聿明在会上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后，对所部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10月4日晨，龙云的把兄弟胡瑛持蒋介石的信上五华山进行斡旋。龙云气愤地说：“妈的，老蒋说老子拥兵自固，日本投降后叫我派卢汉去越南接收，我不仅让第一方面军全部开进越南，连龙绳武的第十九师也一齐开进去了，等我的人调空后，他便叫杜聿明对我下手。好嘛！老子今天就是不走，五华山是他老蒋的昆明行营，我是行营主任，要死，我也死在这个岗位上，让国际友人也看看，究竟是哪个拥兵自固？是哪个背信弃义，排除异己？”
胡瑛见龙云气极，劝道：“大哥，您有什么值得生气的？从北伐以来，老蒋的为人难道我们还看不清楚？和他硬拼没有任何好处。首先，把昆明打烂了，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有违大哥十多年的苦心。再说，也要知己知彼嘛，现在卢汉全师远在越南，他背后有关麟征、杜聿明的部队，归路已断；昆明又为邱清泉、周福成的部队所包围，滇西还有王凌云、霍揆章的部队。我们的几个保安团被分割包围于各县，用什么来对付人家？大哥还是三思而行吧！”
龙云沉思良久，说：“我提三个条件：第一，云南省政府要正式移交；第二，立即释放被他们缴械关押的云南军警及其他人员；第三，第五军全部撤离市区，立即解除戒严。”
胡瑛到岗头村，向杜聿明转达了龙云提的三个条件。杜聿明表示：“前两条不成问题，但第五军撤出昆明，再进来又要流血，立即解除戒严，秩序也无法保障。还是请您转告龙主席，我们奉有委座电令，要他在5号以前到重庆，否则，我们也只有执行命令，强行上五华山了。”
胡瑛说：“蒋先生给我的亲笔信，说是调龙主席去军事参议院，并没有讲要拿死的去嘛！搞僵了怕不好交代吧！他手边只有被围在北较场的两个步兵营，五华山也只有两连人驻守，连黄翔部队也难应付，第五军撤出昆明还怕什么？”
杜聿明说：“据我们截获的电讯，龙主任正分别令各县武装团队向昆明集结，如果他不服从中央命令，企图负隅顽抗，我们只有动用空军和装甲部队，硬上五华山了。”
胡瑛不悦地说：“我看龙主任的条件并不苛刻，若诸位无视公论，一定要打，那就请打吧！我只有自叹无能，就此告退了。不过你们要对昆明的老百姓负责，是非曲直，国内外的舆论会做出结论的。”
李宗黄等人见此情形，纷纷劝胡瑛坐下，请他继续为和谈斡旋。杜聿明只好表示请胡瑛继续做龙云的工作。经过反复磋商，龙云仍坚持其条件，杜聿明则要求龙云无论如何必须在10月5日动身去重庆，并且威胁说，如果不走，只有下令疏散五华山附近居民，硬攻上去。
不久，蒋介石来电：“中央同仁均仍盼志舟（龙云之字）兄五号来渝。如逾期不至，则将以违抗命令，别有企图视之，中正亦爱莫能助矣。”
10月5日中午，何应钦从越南河内飞往昆明。杜聿明等向何汇报龙云的情况后，何沉吟不语。胡瑛说：“志舟是您的陆军副总司令，事情迫在眉睫，您应当出面缓和一下才能说得过去呀！”何应钦打电话给龙云说：“志舟兄，委员长的意思是请你就任新职。因为你抗战八年也辛苦了，应该休息下啦！”龙云提出一个条件：要宋子文来谈才行。何应钦遂与西昌行营通话，蒋介石答应派宋子文来昆明。
龙云 当天傍晚，宋子文的专机到达昆明，上五华山与龙云见面，劝龙云从“大局”着想。他说：“你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比省主席职务高了，也说明中央对你的重视。其他一切困难，包括生命安全在内，我负责。”宋子文又答应了龙云所提的一些条件，龙云遂允诺于10月6日与宋子文一道飞往重庆。
龙云到了重庆后，名义上升了官，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受到了软禁。而杜聿明却为蒋介石背黑锅。蒋对杜说：“解决龙云，你对国家是立了功的，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我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然后再调你到东北去当保安司令长官。”10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杜聿明处理云南问题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这项命令在《中央日报》以头号标题发表，目的是平息龙云和云南人的怒气，但龙云从此对蒋介石离心离德，最后投向共产党；而杜聿明则在淮海战役中也被解放军俘虏，经过改造，最终和人民站在一起。龙、杜二人可谓殊途同归。
曹营汉心 卫立煌东北战场用兵之谜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曾坐镇东北战场。卫立煌本是一善打恶战的勇将，却在这一阶段表现得非常保守，只是谨守城池。这究竟是老成稳健还是保守怯战，抑或另有目的？许多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解放战争爆发以后，东北战场就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自1948年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连遭败绩，蒋介石被迫走马换将，以卫立煌取代陈诚为“东北剿总司令”。然而卫立煌上任伊始，就与蒋介石在东北战略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
卫立煌将军 赵荣生先生在其所著的《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这样写道：
从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司令”第一天起，一直到末后，原则是按兵不动。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多数工作是整补训练，修筑工事之类的事。解放军在冬季攻势之末已把沈阳和锦州之间的铁路截断，锦州完全陷入了孤立。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区无从联系，蒋介石想撤出他在东北的数十万军队也断绝了归路。蒋介石见卫立煌按兵不动，一再严令催卫出击，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卫立煌说：“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办法，就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而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以相当时期的补充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这套战术，曾被后来的国民党战史研究专家反复批评，认为有被动挨打之嫌，从全盘战略考虑，蒋介石的退守锦州，打通沈锦线的战略规划倒是毛泽东最担心的，因为这样蒋介石就将他的精锐部队保全了下来。然而这也只是理论上的设想，当时东北战场局势微妙，绝不是局外人所能评价的。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少壮派将领如杜聿明、廖耀湘等都欣赏其厚重与稳健。关于这一点，杨火昆在其所撰《辽西战役补述》中认为这与蒋介石放弃东北，固守锦州的方案相比，有明显两个优点：
其一，东北国民党所辖的区域虽然日渐缩小，但东北的精华还掌握在手中，如抚顺的煤，本溪的铁，鞍山的钢，以及每月产品可以装备一个师的沈阳兵工厂。如果继续固守下去，不但可以与共产党作持久的抗衡，而且是消灭解放军的重要基地之一。
其二，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牵制着整个东北共产党的力量，如果放弃东北，不但将东北的资源拱手资敌，而且东北解放军得以全部顺利入关，华北势难抵住，华中亦将蒙受重大影响，等等。
然而让人吃惊的是，解放后，已经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专员的杜聿明访问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时，他们畅谈往事，杜聿明说：
“当时我和卫先生都是一个想法，都是想把国民党的军队保存起来不打，等军队补充充足装备好了再反攻……”
对于杜聿明的这种说法，韩权华并不以为然，他认为杜聿明对卫立煌完全不了解，其所言与事实谬以千里，完全抹杀了卫立煌当年的良苦用心。卫立煌去东北并不是为蒋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蒋介石失败的。因为卫立煌在东北战场上的按兵不动，就是不让蒋介石的死棋走活。他提出了一贯与蒋介石对立的战略，让他什么也干不成。对许多文件不签署，不下达命令，让你蒋介石自己把军队送掉。他曾当着廖耀湘的面说：“总统要我们什么时候闭眼睛，我们就什么时候闭眼睛。”好像对蒋忠心耿耿的样子，到了最后辽西兵团离开沈阳以后，则假借种种理由，拖延不给廖兵团补给弹药，不补给汽油，让他很快完蛋。他还亲口对韩权华说，让蒋介石盲人瞎马怎么走。
卫立煌旧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陈铁等人也持以上看法。认为卫立煌当时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在暗暗地帮助共产党了。
赵荣生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本是中共秘密党员，曾长期在卫立煌身边工作，抗战胜利后离开卫。他提出：卫立煌到东北如果不是帮蒋介石打仗，为什么不和解放军方面进行联系？
解释是：抗战胜利后，卫立煌曾旅居法国一段时间，原想通过旅法进步学者汪德昭传递代电，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到了东北后，他又把汪找到东北，也是这个目的。可惜汪德昭并不认识共产党。再加上中共组织严密，上下级层次太多，如此层层相转，也担心泄密。所以他当时特别想念赵荣生，常念念有词：“要是赵荣生来就好了，那就通了气了。”
赵荣生还问：他在兰州曾给卫立煌去过信，卫有回信，为什么不乘机让他去东北？
解释是：卫立煌到东北以后，百务丛集，对于纷至沓来的贺电贺信，都授权让秘书处长王翰存批阅，只把武官将级以上，文官简任以上的官员的信件开给卫立煌过目。而校尉级的旧部下和同乡们的信件，都由科员处理，王翰存批发，连个名字也不用报告卫立煌的。过去王翰存只在卫立煌兼河南省主席期间任过两年秘书，中间还隔了一个秘书长，不像第一战区长官部里的秘书和卫直接接触，所以他很怕以前第一战区长官部里的秘书来沈阳，会夺走他秘书处长的位置。所以王翰存更不会向卫报告赵秘书来过信，他自己代卫作个答复就完了。
赵荣生认为以上的回答及他对卫立煌的了解，可以说这种推论合乎情理。但有人不同意，认为卫在东北期间，赵荣生并未参加这一段活动，发言权有限。关于卫立煌在东北的战略仅是与蒋不同，抑或是有意促蒋失败，还不能妄下结论。
醉翁之意 蒋介石急欲出兵朝鲜之谜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发生大规模内战，北朝鲜人民军直逼釜山、汉城，南韩李承晚政权无法招架，向美国连连告急。6月2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要求追随国援助南韩，蒋介石唯恐行动不速，于第二天晚间即急电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转呈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愿派国民党精兵三个师三万多人，飞机二十架赴朝鲜助战，军队五日内便可以出动，望美国尽快派船接运。蒋介石是真心解李承晚之危吗？他有这样的实力吗？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危如累卵，自保尚难，他为什么有如此举措？谜底何在？有一篇《蒋介石急欲出兵朝鲜参战真相》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团。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采取了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他认定，只要坚持反苏反共，美国就不会抛弃他。然而因为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美国政府已经对他逐渐失去了热情，甚至想中途换马，比如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及逼蒋介石下野都有美国方面活动的身影。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参赞莫成德特意从南京飞往台北，游说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背叛蒋介石，断绝台湾与大陆的来往，美国方面将每年给陈诚二千五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8月，又公布了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表明对蒋介石的失望。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在中国脱身，对华政策采取“等尘埃落地”的观望态度。
蒋介石到了台湾后，美国方面也依然对之冷淡，美国驻华使馆只派一名秘书到台北，美国政府与台湾方面的文书，都拒用“照会”，而仅以“备忘录”代替。1949年4月，国民党代表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要求各国不要承认苏联支持的新中国。而美国代表则提出，只谴责苏联就行了，要将决议中“不承认中共政权，不许中共入联合国”等字样删去。1950年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在联大安理会上表示，如安理会多数国家同意中共进入联合国，美国将不行使否决权。同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声明，停运所有供给国民党方面的军火。并且暗示，美国不承担台湾安全的义务，5月，美国国务院竟向菲律宾政府试探，是否接受蒋介石流亡菲律宾进行政治避难。由此可见，到朝鲜战争时，美国与蒋介石的关系已降至冰点。
蒋介石对美国准备抛弃他感到愤懑，但又不得不依靠美国，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他带来了一线生机，这使美国国内一些不甘心在蒋介石身上花了五十亿美元而落得两手空空的人叫嚷着要重新审视台湾的战略地位。6月25日，麦克阿瑟上书美国政府，认为对于美国全球战略而言，台湾是美国太平洋防线的重要一环，如敌人占领台湾，可使其成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对美国攻击能力增加百分之百。杜鲁门、艾奇逊等人也有同感，他们甚至萌发占领台湾的计划，并决定派遣第七舰队武装进驻台湾。
美国的决定让蒋介石松了一口气，但台湾还只是美国为谋求自身安全的工具和外交筹码。美国还在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如果情况有变，外交政策上还有极大的灵活性。
所以，蒋介石才急欲在自顾不暇的时候出兵朝鲜，如果美国方面接受蒋介石出兵，就可收一石数鸟之功：其一、蒋介石是以“国民政府”名义，以“联合国会员国”名义参战的，同意蒋出兵，就无疑证明美国确认了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其二，如果蒋介石牢牢地捆在美国的战车上，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将对他负责到底；其三，蒋介石军队在朝鲜作战，直逼东北，中共必将与美蒋抗衡，美国必定不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四，蒋介石出兵朝鲜，扩大战火，可刺激中共参战。如果苏联出兵，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便可借机做“反攻大陆”的文章。
美国方面对蒋介石的用意洞若观火，1950年6月30日，杜鲁门将蒋介石的出兵方案提出讨论。艾奇逊认为，蒋介石的参战，将使局势复杂化，而且台湾本身的防务也很空虚。再说，由日本派船赴台湾运兵入朝，远不如从日本直接运输驻日美军入朝更便捷。况且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也让人不放心。艾奇逊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对蒋介石出兵朝鲜求之不得，7月，他专程赶到台湾与蒋介石商谈，对蒋介石扬言台湾可出兵五十万大加赞赏。他也表示，美国将负责训练和提高国民党部队的战斗力，必要时还可派出大批飞机轰炸中国东北，帮助蒋介石从鸭绿江登陆。
为了让麦克阿瑟不致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美国方面派去了哈里曼解释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人不希望看到他们在东方大打而让苏联人坐看虎斗，不愿意同新中国军队的冲突白热化而无法收场。
蒋介石不甘心计划受挫，在请求出兵朝鲜被拒后，又向麦克阿瑟另献“围魏救赵”之计，即美国帮助蒋介石武装出兵大陆，在福建、浙江方面开辟第二战场，减轻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对美军的压力。麦克阿瑟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居然也为之鼓吹，叫嚷要把战火扩展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这种战争狂人般的叫嚣，连美国政府也不能容忍了，杜鲁门不得不于1951年4月宣布立即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蒋介石企图出兵朝鲜以“反攻大陆”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虽然蒋介石请兵一事受挫，但让他欣慰的是，美国毕竟开始改变对蒋介石政权弃之不顾的政策。1950年8月，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国民政府，不管它辖下的土地是如何狭小”。蒋介石应该感谢朝鲜战争。有的台湾学者称：“韩战是历史性的转折点，若非韩战爆发，美国早已步英国后尘承认中国”，台湾当局能支撑到何时就成了疑问了。
替罪羔羊 长沙大火案之谜
抗战期间发生的长沙大火案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焦土抗战”政策的一大败笔，非但没有伤及日军丝毫，给日军以任何打击，反而使两万多民众因来不及脱身而葬身火海。数十万老百姓因家园被毁流离失所。一座繁华的文明古城惨遭涂炭，几成废墟。
然而，造成这场大火的元凶却迄今未能查明。
当事人之一的张治中曾撰写过回忆录，对此事有详尽的描述。一些研究者也投入了精力，虽然取得一些进展，理清大致的脉络，但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却仍莫衷一是。
事情的经过大体如下：
抗战发生不久，国民党当局就酝酿了“焦土抗战”计划，一位苏联军事顾问拟就了一份“火烧武汉，火烧广州”的计划交给蒋介石，这就为后来火烧长沙计划的制订开了先例。武汉会战失败后，蒋介石来到长沙，获悉武汉、广州沦陷时因种种原因并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加以彻底破坏，因此特别强调了“焦土抗战”的重要性，并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火烧长沙”计划。
随着战事的发展，日军逼近长沙，蒋介石曾数次面谕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一旦失守，在撤退时必须彻底焚毁。”后来又打电报，语气十分严厉：“长沙撤退之时，彻底烧毁一切财物，勿使资敌，违者定予严惩不贷。”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张治中又责成湖南省保安处处长兼省府行署参谋长许权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拿出执行计划。很快，在酆悌的主持下，形成了一个具体的火烧长沙计划。
张治中 该计划具体步骤为：调用一个团的兵力，装成从前线退下来，先期分驻全市各处，以五人为一小组配备放火器材，若干小组为一队，由队长统一指挥，按指定地区执行放火任务。在放火前，先放假防空警报，让居民先期逃避。对此计划，张治中又做了若干修改，原则上予以同意。至1938年11月12日，焚城工作基本准备就绪。
同日上午，蒋介石又亲自来电，指示长沙若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到了晚间，前方却传来情报，日军在攻占岳阳之后，停留在汨罗以北而无南进迹象，形势稍缓。然而长沙城里却是谣言四起，警察局长文重孚甚至已经撤去所有巡逻警察，长沙城已呈现失控状况。至午夜时，天心阁方向突然冒出火光，随后又有几处火起，早就准备妥当的放火小组误以为焚城计划开始执行，于是分头行动，很快，长沙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长沙大火过后，引起全国人民的震惊，要求严惩放火凶手。大家都把矛头对准张治中，有一副对联在当时广为流传：治世无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有愧，三条人命万家空。横批：张皇失措。若将横批和对联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便是“张治中”三字，暗示他应对这场大火负责。此外，还有一首七言诗《长沙大火》也是隐指此事： 山外红霞霞外天，秦燔楚火后兼先。
定王台畔空遗迹，贾传祠前腾野烟。
不复朱门嗟酒肉，只余白骨代箕然。
将军偏擅留名术，一炬功成万骨传。
张王在后项王前，未到咸阳火已燃。 张治中本人也在事后发表《告公民书》承认过失：“用人失察，疏于防范，遭此巨灾，深明内疚，罪戾实深。”这里，他将蒋介石应付的责任全部揽过来，但他没有承认是他下的放火令。
然而这场大火究竟是谁下的纵火令？除了对张治中的指责外，还有其他说法，有的说大火起因是因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后的火炬游行，根本无人下令放火；有的说是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失火，士兵误以为是放火信号。然而以上都没有确实证据。还有人说，此次大火就是由后来被蒋介石枪毙的酆悌和负责放火事宜的原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下令的。
张治中与冯玉祥(右)在淞沪前线 大火过后，蒋介石迫于压力，指示彻查此事，并逮捕了酆悌、文重孚、徐昆，文、徐二人都声称是酆悌下的命令，酆悌自恃是蒋介石的得意弟子，也有为上级承担责任之意，因此承认自己负全责。但是，他也没承认是他下的放火令：“我非常惭愧，没有脸面再见湖南的父老兄弟，我生长在湖南，怎能忍心烧毁自己的家乡，真是万死难抵这场大火损失的亿万分之一。”在法庭上，审判官蒋除欧是酆悌的老乡，对其深表同情，极想保其不死，因此极力诱使其说出真凶，但酆悌始终无法说出他人，可见他对是谁下令放火也是不知情的。
酆悌最终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了，但其死因并非是他下了放火令，而是做了替罪羊。张治中对此也很自责，曾力保酆悌免于一死，然未能成功。
蒋介石杀酆悌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因为酆悌是他的得意弟子，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当年蒋介石那篇著名的《告黄埔同学书》，就是为回答酆悌的信有感而发的。有人说，酆悌之死是由于陈诚的落井下石，但也有人说是因为在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不幸被捕，酆悌有感于周恩来的崇高人品而大义放人，这件事后来被蒋介石知悉，从此对酆悌失去了信任。以上种种，也尽是推测之言而无切实证据，故为一说而已。
妻妾成群 蒋介石婚姻之谜
蒋介石的婚姻情况如何？他有几个夫人？一直存在着争议。按通常的说法，蒋介石有三个夫人，即结发之妻毛福梅，下堂之妻陈洁如，政治之妻宋美龄，此外还有一妾即姚冶诚。
对这种说法，蒋介石本人予以否定。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中国最大一家报纸《申报》上发表一则启事：“民国十年(1921)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
这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呢？蒋介石与原配毛氏的婚姻是其母王采玉包办的，婚后感情一直不合，他在启事中提到与毛氏离婚确有其事。
1921年，蒋介石与发妻毛福梅的感情日趋冷淡，他在日记中说：“甚至不愿同衾。”4月3日，蒋介石在溪口丰镐房看《通鉴》，“见毛氏与经国擅自城舍归，忿不可遏，与之拼命大闹”。此时，蒋介石与毛福梅的婚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
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竟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以蠲痛苦。”他对母亲的抱怨在日记中也有记载：“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今日拟发最后离婚书。”
蒋介石与毛福梅离婚具体是哪一天？是1921年11月28日。蒋介石是个孝子，他在母亲生前就想与毛氏离婚，但始终没有提出来。一直等到他母亲于是年6月14日去世以后，才将离婚之事正式提出。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亲友商议离婚之计，几费口舌，最后终于离婚。有日记为证：
1921年11月27日：“下午，为离异毛氏事，忿怨交并。”
1921年l1月28日：“上午，会议离婚事，亲戚意见参差，虽（致）无结果，心殊恼恨……后卒解决此事，然已不知费了多少精神矣。”
可见蒋介石关于与发妻离婚的申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与其他二氏，即姚冶诚和陈洁如有没有婚约呢？姚冶诚肯定没有，而陈洁如否定了她与蒋介石无婚约之说。她在《我做了七年的蒋夫人》的回忆录里，拿出了一张与蒋介石结婚的喜帖作为证据，并且以较多笔墨渲染他们结婚的经过。
她特意强调，“孙中山作见证要我们尽快结婚”，“结婚典礼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很安静地举行，地点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大宴客厅内”，“张静江福证，季陶为介石主婚”。婚后三日归宁，与蒋介石启程赴宁波，在溪口陈洁如与毛福梅相见，然后是一系列的祭祖、喜筵，为蒋母上坟、游雪窦寺，“共住了十天”等等，非常详尽。
蒋介石、陈洁如夫妇在黄埔军校 但这是不是真实的？笔者查阅了《蒋介石日记》，从1921年的10月8日起，到12月10日止，蒋介石根本未离开过溪口，正以孝子身份忙于其母王采玉建坟之事，不可能有时间与陈洁如在上海结婚。请看《蒋介石日记》：
1921年10月8日：“下午三时抵家。见纬儿面部疮疤犹在，颇讶，旋往抚母棺。”
10月9日：“下午，登高与纫秋往鱼鳞岙，察勘母墓地。”
10月10日：“上午，看新建厅屋。下午，与纫秋周历……各祖墓，并先考坟前，观察风水。”
10月10日：“下午，又往鱼鳞岙，看先妣墓地。”
10月12日：“下午，走往宋春姊家。”
10月13日：“侵晚，同纫秋乘簰墨斗潭。”
10月20日：“晚，与纬儿玩物。”
10月21日：“日间监厅屋工程。”
10月23日：“晚，颖甫来谈养精屋事。”
10月24日：“下午四时，由雪山回家。往观新屋，大门地磐石已铺上矣。”
10月25日：“下午，携冶诚、纬儿往观先母墓地。”
10月27日：“下午，挈纬儿往视青弟墓地。”
10月28日：“下午，会客商议办理母丧事。”
10月30日：“今日立石青弟墓。”
11月4日：“下午，处理家书事。”
11月5日：“余时监造屋工。”
11月6日：“上午监造屋工，下午如之。”
11月7日：“竟日督造屋工。”
11月8日：“晚，往溪西庙观剧。”
11月9日：“上午，督造屋工。”
11月13日：“竟日料理丧事。今日胞兄归自粤。”
11月14日：“上午，筹办丧纪。”
11月15日：“上午，藻饰堂室。”
11月16日：“终日布置丧次。”
11月17日：“下午，筹备丧事，给讯璐妹。”（笔者注：这里提到的璐妹即陈洁如，当时陈在上海。）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 11月18日：“是日整洁室舍。”
11月19日：“上午，筹备丧事；下午，集客议礼。”
11月21日：“上午，悬设丧幕；下午，议定丧礼。”
11月23日：“下午，举行祭礼。”
11月23日：“上午八时半，返柩出门，十一时半到鱼鳞岙墓地……安窀后回家，奉主入祠。”
11月24日：“上午，送沪来各友行。”
11月25日：“下午，往省母墓。晚与胞兄谈办武岭学校事。”
11月26日：“上午，拟谢唁函稿，下午检录各友挽诔。”
11月27日：“下午，为离异毛氏事，忿怨交并。”
11月28日：“上午，会议离婚事，亲戚意见参差，虽（致）无结果，心殊恼恨……后卒解决此事，然已不知费了多少精神矣。”
11月29日：“下午，诣文昌阁散闷。”
11月30日：“晨起，视冶诚病，仍未见愈，甚念也。下午以有人来访，无暇打文昌阁屋样。”
12月1日：“上午，填发谢唁笺，下午陪王观海医生诊冶诚病。”
12月2日：“冶诚病未好，甚念也。”
12月3日：“上午孙舅父来谈，下午伫视先母墓工，晚编先妣哀思录。”
12月4日：“晨，调药；下午往视先母墓工。”
12月5日：“晚，辑先妣哀思录。”
12月6日：“上午，往省胞兄，又诣文昌阁量墓址；下午，绘改建文昌阁为图书馆基址屋样，往视母墓。”
12月7日：“上午，测量文昌阁墓址；下午，往母墓监工，回家拜奠母诞生忌辰。”
12月8日：“下午，往视母墓。”
12月9日：“终日在母墓监工。”
12月10日：“上午，游览文昌阁，准备出门事，下午往监母墓。”
12月11日：“下午，别母墓。”
蒋介石送给宋庆龄的签名照 陈洁如会不会将结婚日期记错了，也许是在1921年10月以前？似乎也不存在这种可能。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为其母举丧，直至8月10日，在孙中山的电催下，蒋介石勉强至上海，拟去广西。“留旬余，时值大风雨，因念母灵柩在堂，恐被水淹”，故于8月24日复返溪口，迨至9月3日又动身赴粤，13日至粤，10月8日返回溪口。蒋介石在8月11日至8月23日滞留沪上，会不会在这一段时间里与陈洁如结婚呢？但从《蒋介石日记》中找不到只字记载。
陈洁如回忆录也否定了这种可能。她说其父陈学方于1921年9月7日溘逝，陈母在张静江等人的劝说下，决定洁如需为其父守制三个月后才能举行婚礼。这么说来8月中下旬陈父当还健在，因此不可能有结婚之说。
其次，陈洁如回忆录说，蒋陈结婚三日后归宁，然后伉俪同回溪口拜祭蒋母墓，而此时蒋母之棺尚厝堂中。陈洁如回忆录中还说，与蒋兄介卿一同祭蒋母墓，而此时蒋介卿远在广东英德县任上。从这两点看，两人也不可能在此阶段结婚。
那么蒋介石、陈洁如的婚礼会不会在1921年12月12日以后呢？据《蒋介石日记》记载：1921年12月13日，即蒋从溪口返回上海的那天晚上，的确有关于陈沽如的记述：“晚，璐妹来省。”次日，蒋介石便乘轮赴粤，12月18日抵广州。1922年1月18日“晡抵桂林”，直至4月27日返沪，共在两广停留约五个月，也找不出十几天的结婚时间。因此可以判断，陈洁如回忆录中有关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的日期和蜜月描述都是杜撰的。
姚冶诚与蒋纬国、邱爱伦夫妇 由此可见，蒋介石有名分的妻子应该是毛福梅和宋美龄，至于陈洁如只是一个头顶“蒋夫人”名义的夫人。正因为她没有名分，从严格意义上说，蒋介石关于婚姻状况的申明是没有错的。
水落石出 蒋纬国身世之谜
蒋纬国生活在中国的所谓第一家族中，但处境始终尴尬。尽管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对他呵护备至、疼爱有加，但随着蒋介石、蒋经国的先后西归，蒋纬国更迫切想了解自己的身世。1986年，蒋纬国由联勤总司令任上被其兄蒋经国降职为联训部总司令时，心情烦闷，曾亲口告诉前来采访他的香港女记者孙淡宁说：“我并不具备第一家族的血统。”是真言还是牢骚？蒋纬国话中不但否认蒋介石为他的生父，更对其生母是谁发出疑问，这里究竟隐藏了一个什么秘密呢？
1946年，蒋介石指令手下的御用文人纂修《武岭蒋氏宗谱》时，关于蒋介石家世，执笔者绞尽脑汁无从落笔，后来蒋介石只得亲自捉刀。原文如下：
周泰，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聪次子。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考送日本振武学堂毕业，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大元帅府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总统。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十九年受基督教洗礼。
在“妻室”栏中，蒋介石是这样写的：
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民国十六年继配宋氏美龄，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生。
在“子息”栏中，蒋介石只有寥寥五字：
子经国、纬国。
写得好含糊。
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蒋纬国，对自己的生母是谁曾提出疑问，搞得执笔人沙孟海无法回答，只说是根据蒋介石亲自编写而照抄的。蒋纬国听后默然良久，失望地说：“过三十年再说吧。”要想了解这个谜底，还是追溯到蒋介石与蒋纬国父子早年的感情说起。一段段悠悠往事，至纤至细记载在蒋介石日记中。
“纬儿可爱！”这是蒋介石在日记中对纬国的评价。
蒋介石夫妇与蒋经国、蒋纬国 1919年3月16日，身为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蒋介石风尘仆仆，从福建漳州赶回上海寓所，见“纬儿伶俐活泼”，由衷地发出“殊可爱也”的赞叹。5月1日，蒋介石回到福建长泰营中。不久，他在风景旖旎的厦门鼓浪屿租赁了一幢房子。南国正是迷人的夏季，蒋介石不甘寂寞，发电报“招姚氏、纬国来此”。6月14日，姚冶诚领着三岁的纬国来到鼓浪屿，蒋介石写下“会见纬国母子，无任喜慰”。这十字的日记中，饱含了蒋介石十分丰富的情感。
有了纬国这个天真活泼的“开心果”，蒋介石孤独的心情起了变化，变得快活起来，可用《蒋介石日记》来证明：
9月18日：“下午与纬儿玩笑。”
9月28日：“与纬儿玩笑。”
9月29日：“上午，与纬儿戏耍。此儿叫笑跳踉，日甚一日，可喜。”
纬国毕竟是个小孩，有活泼可爱的一面，也有淘气捣蛋让大人生厌的一面，有时实在顽皮过了头，“乐极生悲”，《蒋介石日记》记载：
（纬儿顽皮），“禁闭少许时，事后甚怜之”。“纬儿弄药，始则呵止之，继则以其倔强，掌责数下，终不降服，如是良久，听其啜泣声咽‘下次再勿’之语，不胜疼怜”。
几段文字，将小纬国顽皮、任性和蒋介石舐犊之情描绘得活灵活现。孩子一旦有病，是最令父母提心吊胆的事情，蒋介石也不例外。
8月16日：“夜中纬儿发热，心甚焦愁，卧难安枕。”8月17日：“因纬儿热不退，郁闷未纾。”8月18日：“日间纬儿寒热未退，心殊担忧。纬儿寒热较烈，终夕悬悬，寝不能安席。乃知吾母鞠育子女之苦也。”8月19日：“纬儿来厦门医院受诊。”9月17日：“纬儿玩弄点痣药水，伤手背起泡，痛楚堪怜。恨其母冶诚抚育不周也。顷之，渐瘥，心始安。”
纬国的母亲姚冶诚变成蒋介石迁怒的对象，把怨气都发泄到她的身上。一度，由于姚氏的嗜赌、贪婪、无礼、悍妒，搞得蒋介石大光其火，发誓要休掉姚妾，曾与亲友“商谈解决冶诚事”。但“所虑者，纬儿抚育问题，无以措置之”，终于下不了最后决心。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纬国的感情压倒其他，甚至委曲求全。
蒋纬国小时候的确很可爱，最能引起蒋介石心灵震撼的一次是1921年9月3日，这一天，蒋介石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深夜三时后，离家就道。纬儿始则绕膝依依，必欲随我前去。继则大哭大叫，连声爹爹，用力抱持我身，终为其母强行拉开。及余出门，犹向外嚎啕作欲前进状……”这种情形下，蒋介石难舍难分的心情流露笔端。由于蒋介石长年在外，经常想念纬国，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出思念之情：
1921年9月7日：“下午，粤行船次，念纬儿不已。”9月8日：“近日念纬儿甚，恨不携之偕行也。”9月15日：“晨四时醒，想念纬儿不已。”告慰思念之余，惟有提笔写信，蒋介石日记中多次出现“寄谕纬儿”的字样。
蒋介石与蒋经国 1922年初，蒋介石随同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组织北伐，住桂林旧藩署八桂厅中。春节之际，万家烟火、鞭炮响成一片，蒋介石独自给远在家乡的纬国写信：
纬儿：我今日在桂林过旧历新年，心里很想慕家庭今日的乐趣，自叹不能在家欢笑一堂，因之更加想念你活泼的神态，不能忘怀……但愿你在家，要好好的孝敬你的母亲，友爱你的哥哥。少年立起一个做人的模样，不致如你父亲的悲伤老大才好。我在桂林，孙公公及胡、许、吴各位伯伯（指孙中山、胡汉民、许崇智和吴忠信，笔者注）往来极其亲热，亦极其有趣，而且我住的八桂厅亦极其幽雅，为桂林省城第一个好地方。今日在此同各位伯伯拍几个照片，将来晒好了，我还要带两张给你看。但是我心里，无论如何快活，总不能忘记家庭乐趣及母亲逝去的悲痛。不知你在家中亦有此感想耶？我心里很想回家，但不知果能回来否耳……你1月1日发的信，我已于前日接到了。远在他乡度岁之时，得见你们的笔迹，真是如获至宝，以后还要你们时常写信，来解慰我旅中的冷静为盼！父示 一月廿八日。
我接到你们正月十五日所写的信，非常欢喜。我到桂林已有四十多天了，精神天天好起来，旧病已经好了。但一天到晚事情很忙，心思亦很烦。我近来天天骑马，而且骑得很高兴。将来我回家时候，必定给你买一匹小马，教你骑马，我自己买一匹大马同你骑了游行就是了。你今年不晓得有否读书？
你如其会写字的时候，还要你写几个字来给我看看，或者我的心里可以快活一些。我清明决意不回来了，你快快把家里和学校里的事情，详详细细写封信来，使我可以放心……三月三日
纬儿：我三个月没有见你了，心里非常记挂。我今天看见人家小孩子，在大本营前空地放风筝，我更加想起你去年在城中放风筝的趣味，不晓得你今年在家有做风筝去放没有？我在抽屉里找出两张画图贺年片来，一张是富贵花，一张是小孩游戏，其中也有放风筝的，所以寄给你白相，不晓得你快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