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蒋介石的日记、信函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蒋纬国有着深厚的父子情谊，如果不是亲生而是“螟蛉子”，蒋介石会有这么浓重的感情吗？
蒋纬国自己也充满感情地回忆：“我最记得，每当父亲在前方打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父亲遭受到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他身边，以舒解他所承受的压力。”
另据黄埔一期学生宋希濂等人回忆，蒋介石当年在黄埔军校官邸，“傍晚，蒋陈（洁如）携手散步，有时牵着活泼天真的纬国，我们经常看见”。
蒋介石的侍从室副官居亦侨说：“蒋介石对天真活泼的蒋纬国非常喜爱，兴奋时会让儿子骑在肩上，逗笑玩耍。”不是亲生儿子，会有这样的父子情深吗？
早在蒋介石生前，有关蒋纬国的身世就一直沸沸扬扬，一般多猜测纬国是蒋介石的义子，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儿子。蒋纬国曾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从蒋纬国与戴季陶之子戴安国不同寻常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端倪。1957年2月，蒋纬国与邱爱伦小姐结婚时，是由戴安国陪同前往东京的。1984年，宋美龄在纽约病重，蒋纬国于7月29日专程由台北飞往纽约探候。但不到一星期又匆匆飞回台北，因为台北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病情也很危急。这就是“血浓于水”的证明，由此可见蒋纬国与戴安国是同父异母之兄弟，蒋纬国的生父应是戴季陶。
但蒋纬国的生母究竟是谁却是一个悬而未解的谜。
1913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进行武力讨袁，爆发了“二次革命”。由于军事行动仓促，加上内部分歧，很快失败。孙中山、蒋介石等亡命日本。这一阶段，不少革命党人意志消沉，无聊之至，经常找日本下女以抚慰孤独之心。戴传贤（季陶）与蒋介石共同认识了一个叫重松金子的日本女子，两人都与她发生了胶漆之情。蒋介石回国后，戴季陶依旧与之往来，春风几度，暗结珠胎，1916年10月6日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蒋介石的义子蒋纬国。由于戴季陶的原配纽有恒非常厉害，戴季陶不敢把这个私生子带回家，只得将其送给蒋介石做义子，交由姚冶诚抚养。
我们从蒋介石日记中的零星记载也能略窥端倪：
1919年10月25日，蒋介石突然从上海到日本，前后共二十多天，于11月16日乘轮返国。蒋介石为何专程去日本？目的何在？国民党出版的官书是这样记载的：
“主席因为郁居上海，感觉乏味，想到日本去一次，看看离开了几年的岛国情形，因此就在10月25日上午由上海搭船往日本……到了日本之后，主席访晤旧友与留日同志，在11月3日参观横滨各书铺，以研究其出版文化界的动向。4日在菊池屋购书，5日撰《世界各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的手段如何》一文。8日撰《打破外交的迷信问题》一文……16日乘轮返国。”但是，国民党官书中不可能记载一个重要的情节，即蒋介石是去会见一个日本女人，即与重松金子的见面，这似乎才是蒋此番出国的主要目的。
有人说，蒋纬国是戴季陶的儿子 蒋介石日记的记载很简单：“上午，致书与胞兄；下午往会纬母重松金氏。八年十一月四日。”（1919年11月4日）
在毛思诚编撰的《蒋介石日记类钞》中，从1919年11月5日到11月21日，一片空白。说明什么？编者要掩饰什么而将此十七天的记载统统隐去——这恐怕是关键所在了。
1921年3月11日，蒋介石日记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重松金子：“晨起，得季陶书，知纬儿生母因难产而身亡。异日此儿长成知其事，必引为终天之憾。思之曷胜感悼。”
原来，蒋纬国的生母是日本女子重松金子。
扑朔迷离 蒋介石“胞兄”之谜
蒋介石是哪里人？国内存在两种说法：浙江一些专家坚持认为蒋介石是浙江人；河南一些学者同样坚持蒋介石是河南人。直到今天，双方的辩论始终没有一个结论。蒋介石的籍贯真是一个难解的谜。
国民党正史中的蒋介石家谱是这样记载的：蒋介石世代浙人，祖居奉化溪口。蒋介石曾祖父名祁增，字怀盛；祖父名斯千，字玉表；父名肇聪，字肃庵、明火。肃庵生二子，长子周康（即蒋锡侯）、次子瑞元（即蒋中正）。
蒋家从玉表公时从商，经营玉泰盐店，后由蒋肇聪接办，先后娶妻徐氏、孙氏、王氏。徐氏生子锡侯，生女瑞春，后故亡。孙氏亦亡，无后。王氏（即蒋介石母王采玉）为浙江嵊县葛竹村有则公次女也。嫁与肇聪填房，生子瑞元、瑞青，生女瑞莲。
据蒋介石考证，蒋姓祖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龄。东汉时有蒋澄者，封函亭侯，其墓在宜兴。蒋澄后人晋时迁台州，唐代由台州迁奉化，到蒋介石时已是第二十八代。
蒋介石在民国九年(1920)12月4日记中记载：
吾蒋氏在唐代由台州迁奉，楼隘或即俗呼楼岙者便是之。蒋浚明公，官至金紫大夫，即此派也。其墓在三岭山，子璿与玧附葬。摩诃蒋宗霸公，世传为吾祖。谱中所称为必大公者是也。当五季之周，其居三岭，与岳林寺之弥勒相友善，亦近情理。惟由常州丹阳来之说不可考。据谢山全氏云：由昆陵迁来者为蒋猷氏，与蒋浚明别为一派。则吾祖自台州迁来者，而非昆陵一派审矣。
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不容怀疑。
但有不少野史在谈到“蒋委员长”的出生时，都说蒋介石姓郑，叫“郑三发子”，尤其是唐人先生的《金陵春梦》更是妙笔生花，洋洋洒洒，影响极大。该书这样描写：
光绪年间，王采玉先嫁给河南许州繁城镇后郑庄一位郑姓农民，生有三子，即大儿郑绍发、二儿子郑二发与三儿子郑三发（就是后来的蒋介石），郑家世代务农，老实巴交，惟有三发子好吃懒做，不务正业，而其母采玉偏爱三发子。日子虽然清苦，倒也过得去。迨至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许州一带闹开了大灾荒，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夫妻本是同林乌，大难来了各自飞。为了活命，郑氏农民与妻子各带一个孩子去逃荒。
蒋介石的母亲带着六岁的“三发子”要饭到了开封，后经人介绍，给一位姓蒋的师爷当奶妈，乃至做了填房，又一起随蒋师爷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镇。
唐人在《关于及其他》一文中谈到这些史料的来源时说：“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三十年，已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
张仲鲁在《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见《蒋介石家世》，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一书中说：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年头。蒋介石因国事正焦头烂额，这时，在重庆校场口附近的河南同乡会内，从河南许昌来了一位叫郑发的老汉，他逢人便吆喝是“蒋委员长的亲哥”。“河南同乡会在一块低洼地，从楼房到街上须爬一个小坡。郑发走上小坡时，从楼上看其背像，与蒋介石十分相仿。他的身段动作，也有许多地方酷似蒋介石。而且他为人忠厚老实，不像虚夸浮冒、招摇撞骗之流”。许多人都确信他是蒋介石的胞兄。
河南籍军人郜子举（军长、补训处长）、李肖庭（军委会参议）以及蔡芷生（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给郑发出主意，但不敢代其上报。
知道此事内幕的还有军统特务少将沈醉，他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写道：
当时在重庆曾经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都听到过的一件新闻：蒋介石的亲哥哥郑绍发从河南到重庆找蒋介石，而蒋介石不认亲兄的丑事，便是由戴笠一手来替他处理的。蒋介石随母下堂到蒋家当“拖油瓶”之前，他母亲所生的大儿子仍然留在河南郑家。几十年后，他的大哥弄清了这一底细，想到重庆见见这位当了委员长的同胞弟弟，叙一下骨肉之情。蒋介石哪肯承认有一个异姓的乡下土老儿是自己的亲哥哥，不但不接见，并立即叫戴笠来处理这一件大不韪的“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戴笠派特务把这位老头抓去亲自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不用说，一看面孔身材，完全像是一母所生，而所答一切都是确确实实有根有据。这样，当然不敢公开严办，而一向标榜奉母至孝的蒋介石，也不便无端地叫部下杀害亲骨肉。最后只好听从贡献的两全之策，将这位哥哥交戴笠软禁在军统局望龙门会馆的看守所里。不久又移住在磁器口缫丝厂，不准人和他接近，免得被外国记者知道了宣扬出去。我多次去看过这个老头，他一谈起这件事，便滔滔不绝地叫冤，希望蒋介石不承认就算了，快点让他回家去。以后戴笠便禁止军统特务去和这人谈话，怕不留心传开出来，便把他送往息烽软禁了几年。抗战胜利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
1937年，蒋经国夫妇与母亲毛福梅 蒋介石是浙江的谱牒，郑发是河南的血统，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究竟是捕风捉影还是别有隐情？
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保存了一宗档案，即当年郑发写给蒋介石要求其接见的两封信。第一封寄出的时间是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2月，寄信地点是南京水西门内升州路糯米巷十五号河南会馆，寄信人是郑发，收信人是国民政府蒋主席，该信由国民政府职员高桂南登记，为京府字第一五五一七号。内容如下：
主席钧鉴：
敬禀者窃郑发，年六十二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曾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求学时，与主席隶属同学。
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民国十八年秋，承蒙主席昭见，因发离家未遇，殊觉怅然。发分别来京，晋谒无门。同学敬请崇安。
民人郑发拜启
郑发要求蒋介石召见的第二封信，是1948年5月22日写就，此时蒋介石刚就任总统三天，此信由总统府职员童子敬登记，收文号为总字第三二六号。
全文如下：
大总统钧鉴：
敬秉者窃发，年六十四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曾于开封郑老师馆内求学时，与总座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至三十五年，发奔至南京，蒙总座派秘书长吴鼎昌召见，心感莫名。发今再来京，因许昌共匪扰乱，寻获郑发等语，迫不得已，发不顾生死，星夜奔至南京以避危险。专呈一函，恳求总座恩准召见，以解敖十年渴望，幸得一见，感戴之至。肃此，敬请崇安
步兵少校 郑发鞠躬
五月二十三日
当时住在升州路糯米巷十五号河南同乡会馆的寄凡先生见过郑发，他回忆道：“一位姓张的为他介绍说‘这是郑老先生’。老头子显得非常慈祥，两只明亮的眼睛，一撮小胡子，骨架、轮廓都非常像蒋介石。惟一不同的就是他脸上的皱纹，油黑的肤色，臃肿的身态和已经成了弓字形的背脊。”郑发告诉寄凡：“我去重庆找他（蒋介石），没有见他，那个姓戴（戴笠）的派了四个人陪着我，不准我这，不准我那，我受不了，三十五年便回家了。这些年间家乡情形你是知道的，天灾人祸生活困难，来南京也没有见到他唉！”
从郑发给蒋介石的两封信和当事人的回忆分析，郑发、蒋介石之间的确有一种难言的隐情与关系。郑发在信中一再暗示，清光绪二十五年时，两人同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读书，而蒋介石对此亦心领神会。看来郑发是有些头脑了，多次碰壁后，他不再到处宣扬自己是“委员长的胞兄”，只说是“同学”。蒋介石也心照不宣，派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鼎昌接见郑发，给了他一笔钱，安抚一番，打发他回河南。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给郑发一个“步兵少校”的虚衔，只拿干薪不干活。这一切难道没有难以告人的秘密吗？
台湾的李敖先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关于蒋介石出身的议论后，采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据前北京政府司法部修订的法律及各省区司法机关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民国时期浙江省奉化县关于亲属继承习惯上有如下规定：
(1)该项习惯之实例及沿革：奉邑习俗，妇人未亡，遗有子女，并无财产，难以度活者，得将其身典与他人为妻妾，年老或家贫乏嗣之人，艰于婚娶，即典此项寡妇为妻妾。典期以十年或八年为限。（并无一定的期限，系当事人于立典时双方合议为定）限内所生子女，认为所典人之子女。限满将典约解除，此等人子女大抵仍居前夫家者居多，所典人给予典妻财物，亦于约内载明每年银若干元，谷若干石，其数极微，仿佛津贴相似，并不负担全份之家用。其沿革已不可考矣。
(2)该项习惯之通行地域及效力：典妻习惯浙省台金衢温处各属皆有，惟他处典妻之原因，率以无力顾养者为多，奉化则十九以夫死而有子女（如无子女即完全再醮）难以自存者，始典与人为妻妾，其效力如典妻。于典期内生子有同一分析财产权，如所典人无子，该子即取得嫡庶子身份权入嗣登谱，并得全份遗产，族中无反对之者……
根据奉化县这一习惯，李敖先生认为：王太夫人（王采玉）之于蒋肃庵，根本就是“典妻”身份；而蒋介石本人，则是“夫死而有子女难以自存”下的“拖油瓶”。
这大概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令人信服的结论了。
魂归故土 蒋介石墓址之谜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蒋介石和蒋经国在台湾先后去世，蒋介石暂厝在桃园大溪慈湖，蒋经国在大溪头寮外。2004年1月27日，由蒋经国的遗孀蒋方良率全体家属具名，向台湾当局国防部正式提出申请，将两蒋遗体移灵台北县汐止五指山军人公墓。其实，蒋介石、蒋经国生前都想归葬大陆。蒋介石曾为自己选了三个墓址，而蒋经国则一直想死后能埋在其母毛福梅的身边。
蒋介石选定的第一个墓地在故乡奉化蒋母墓旁。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1921年病逝，蒋请风水先生看中了离溪口镇约三华里的西翠屏鱼鳞岙。这个地方风水极好，就像一座弥勒佛像，而安葬蒋母的墓穴正好就在弥勒佛的肚脐眼上。蒋后来在此又修建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并建筑了新式洋房慈庵．蒋介石还亲撰《慈庵记》。蒋最早是打算把自己埋在亲生母亲身旁，以便身后仍能尽孝。
后来，蒋介石又看上了奉化城北响铃岗，想以此处作为自己的归宿地。此处紧靠岳林寺，岳林寺是布袋和尚的圆寂处，地势高亢，景物幽美且周围有九座山，中间是水塘，正好形成九龙戏珠的大好风水。于是蒋介石改变了葬在其母身边的想法，选定响铃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的墓址，并派人在周围专门修了一条公路，以供修墓时用。现在公路仍在，但仁湖周围却已成为水稻田。
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神秘人物在奉化蒋氏家族两位老人的陪同下，来到响铃岗察看风水。原来他就是宋美龄专门派来的秘密代表，来奉化筹办蒋介石的移灵事宜。此人与奉化市领导接触后，谈了蒋介石归葬的有关具体事宜，为了办事方便，还用五十万美元注册了一个公司，准备暗中操作，后因种种原因而中止。
蒋介石选定的第三个墓地在南京。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曾多次拜谒中山陵，因觉得百年之后，若能在孙中山身旁得一处安息地，比安葬在母亲身旁有意义。选址的标准有二：蒋介石自认为要比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高明，因此墓址选得一定要高于明孝陵，但认为自己不如国父孙中山，因此墓址要低于中山陵。
于是他在风水先生陪伴下，亲自在钟山南麓勘察，终于在观音洞地区选定了一块墓地。此处背靠紫金山，面临紫霞湖，东邻中山陵，西毗明孝陵。蒋介石所以选定此地，不仅因为此处风水极佳，有山川之胜、林壑之美，而且高低相宜。1946年11月，蒋介石饬谕国父陵园管理处在此修建半山亭一座，以资纪念。因为当时抗战刚结束，百废待举，经济困难。当时预算为法币七千万元，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后由华侨自愿捐款，再加上法币贬值，物价升腾，国父陵园管理处呈请行政院长孙科，孙科函请海外部部长陈庆云，将捐款转到陵园管理处账上，该工程才得以开工兴建。
该亭由著名的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共绘制了三种样式，报请蒋介石选定。1947年春天动工，秋天建成。亭为方形，重檐飞角，以苏州花岗石为基座，顶覆蓝色琉璃瓦，亭内外画梁雕栋，富丽庄严。蒋介石命名为“正气亭”，并亲笔题写了匾额和楹联，正面横眉上阴刻着“正气亭”三个镏金大字，两侧楹联蓝底、黄边、金字，上联为“浩气远连忠烈塔”，下联为“紫霞笼罩宝珠峰”。“忠烈塔”指国民革命军将士纪念塔，“紫霞”指亭东之紫霞湖，“宝珠峰”则在亭西的独龙岗上。亭后有石墙，正中刻有孙科撰写的《正气亭记》。
如今正气亭犹在，成为南京中山陵的一处著名景点。
旧情难忘 王赓“丢”地图之谜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明确向美、英方面表示：中国将以全部军事力量来抵抗日本的入侵。他的亲军——税警总团编为第八十八师独立旅，配置在龙华和南市一带。由于旅长王赓及随身所带的军事地图被日军缴获，导致全线失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发起进攻，淞沪战役爆发。第十九路军第六团和公安警察两个中队的将士，在未及进入阵地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将士们都抱着一种强烈的爱国责任感，斗志昂扬，奋勇杀敌。在宝山路、虬江路、北火车站、青云路、横浜路一带与敌人展开激战。直至29日凌晨，才将来犯之敌击退。上午10时许，敌机复来俯冲轰炸，闸北一带燃起冲天大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总厂和藏有大量珍贵图书资料的东方图书馆都在爆炸和烈火中焚毁。日军趁着浓烟，向上海北站发起进攻，竟一举攻占北站。我军经过几个小时的浴血拼杀，终于在下午夺回北站。第一天的战况：第十九路军击落敌机一架，击伤两架，击毁敌铁甲车三辆，毙敌数百人。是日下午6时，我军进至北四川路租界边日军占领之地，日军退入虹口租界。同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抗日通电曰：“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卫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的通电，激起了全国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
2月3日起，日本海军陆战队在空军的掩护下，连续三天向闸北等地发起进攻，均被十九路军击退。2月4日，日舰十三艘大炮轰击吴淞炮台，蔡廷锴急调兵力进行回击。
截止2月7日，抵达上海的日军已达万余人。敌主力向江湾和吴淞发起进攻，均被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翁照垣部击败。另一路日军进攻八字桥，也被我军击退。8日，日军久留米旅团自拂晓起倾力猛攻吴淞，截止下午3时许，冲锋达十余次，均被十九路军所部击败。闸北方面，日海军陆战队向克明路、宝兴路进攻，遭我伏兵袭击，向横浜路败退。八字桥方面日军进攻未遂，向北四川路溃败。
2月l4日下午2时，蔡廷锴接总指挥部命令；“第五军张治中部八十七、八十八师归我军指挥，现已到安亭。一部抵南翔，加入战斗序列，实行分区作战。十九军及税警总团归蔡军长廷锴指挥。”
税警总团是上世纪30年代初宋子文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为了镇压抗税和漏税而成立了一支专管镇压盐枭抗税的部队。该团直属财政部，由于经费宽裕，枪械、服装、军饷都是一流的。税警总团的士兵要经过考试，择优录取。总团长由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王赓担任，副总团长是美国南方“西点”——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孙立人。蒋介石不愿意自己的大舅子宋子文掌握一支私家军，想派黄埔系充任该团的下级军官，但税警总团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和训练方法，王赓和孙立人按美国陆军操典训练军队，黄埔的那些玩意儿根本用不上，黄埔出身的军人也插不进去，蒋介石是狐狸啃刺猬，无从下手。
“一二八”淞沪开战后，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明确向美、英方面表示：中国将以全部军事力量来抵抗日本的入侵。南京附近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驰援上海。守土有责，税警总团自然不能置身事外，编制为第八十八师独立旅，在蔡廷锴统一指挥下，配置在龙华和南市一带，抗击日军。
2月18日，日军总指挥官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须于2月20日上午7时以前从第一线撤退完毕，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在遭到蔡廷锴将军的严正回绝后，从2月20日清晨7时开始，在植田的亲自指挥下，日军从吴淞口沿淞沪铁路至闸北天通庵路一线，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的总攻击，激战一直持续到25日，植田的“全面总攻计划”被英勇顽强的中国军队粉碎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2月27日傍晚，第八十八师独立旅旅长王赓骑着一辆摩托车进入公共租界，在黄浦路上，被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现并驾车追赶。情急之下，王赓将摩托车停在礼查饭店门前，只身逃了进去。日军士兵在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后，由公共租界的巡捕进礼查饭店将王赓抓获，带至巡捕房，又交日本海军陆战队带回审讯。
王赓随身带的军用皮包中，有淞沪兵力部署和战线配置图及重要文件，他逃进礼查饭店后，将皮包交给一位英国领班，但此人不敢拿，复交给了巡捕。巡捕也同时将皮包交给日军士兵。日军得到地图后，如获至宝。
在此之前，日本成立上海派遣军，派白川义则大将为总司令率部增援上海。白川于29日抵达吴淞口外，立即重新部署作战方针。3月1日，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势，淞沪各战线均有激烈战况。午后，日军第十师团偷渡浏河。在此防守的我第十九路军只有两个连的兵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抵抗，阵地失守。战场形势逆转，我军被敌前后夹击，腹背受敌，情况相当危急。在庙行镇附近的张治中第五军之八十七、八十八师的防御阵地也被强大的日军突破。在吴淞方面，日本舰队进行猛烈炮击。蒋光鼐派一个团前往增援，上去便遭惨败。这时，蔡廷锴已看出日军的企图，是要与十九路军进行决战，以便将该军一举歼灭。
在这种情况下，蒋光鼐与蔡廷锴、张治中三位将军进行紧急商议，决定保存实力，撤退到第二防线。是夜21时，中国军队开始撤退。第十九路军向南翔方向转移，第五军向常熟方向撤退。3月6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电令全线停火。在上海英、美、法、意等国的斡旋下，中日双方代表开始举行停战谈判。
那么，在中日战争如此紧张和激烈之际，王赓为何到公共租界去呢？原来，他是去看徐志摩的遗孀、他的前妻陆小曼。
陆小曼是王赓的前妻，为了看望小曼，王赓在路上被日军发现 陆小曼原来和王赓是一对神仙伴侣。王赓是江苏无锡人，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里。稍长，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清华大学的前身），考取官费留美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又被保送到西点军校。王赓从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由于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举止全是西洋做派，在北京的社交圈子中很惹眼。而陆小曼在京城社交圈子中也是一个有名的交际花，她人长得漂亮，且能歌善舞，又擅丹青，在她的石榴裙下，曾经拜倒多少好逑君子！年轻英俊的王赓和陆小曼相识后，在陆母的包办下，王赓和小曼很快谈婚论嫁。他们的婚礼在北京金鱼胡同的海军联欢社举行，轰动京华。婚后的王赓，在梁启超、蒋百里等人积极活动下，被推荐为清华学校的校长。但王赓应西点军校老学长温应星的邀请，又去了哈尔滨中东铁路参加护路工作。由于王赓经常外出，寂寞的小曼重返社交圈。
陆小曼年轻时的确很美，难怪王赓旧情难忘 这就使浪漫诗人徐志摩有机可乘，插了一脚，两人很快坠如情网。王赓发现小曼红杏出墙并未雷霆震怒，反倒像绅士一样拱手将所爱让与手无缚鸡之力的徐志摩，只是警告他：“若对不起小曼，我不会饶过你的。”
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当徐志摩和第一位夫人张幼仪离婚时，梁启超写信竭力反对，信中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徐志摩却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独立，求灵魂之救度耳。”1926年秋，陆小曼跟徐志摩结婚时，梁启超为他们证婚。当着众人的面，梁启超教训两位新人说：“我希望这次对你们都是最后的一次。”弄得徐志摩、陆小曼好不尴尬。婚后，徐志摩偕陆小曼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爱情是浪漫的，婚后的生活却是现实的。徐志摩自从娶了花钱如流水的陆小曼做太太后，父亲徐申如终止了对他经济上的接济，令他苦不堪言。为生活所累，他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后来又在南京中央大学兼课。1931年2月起，徐志摩又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奔波于上海与北平两地教书，以为稻粱之谋。1931年11月19日，徐从南京“蹭”免费的飞机去北平上课，这一天上午11时许，徐志摩搭乘的京平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机，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上空遇到大雾，飞机触山，引起大火，徐志摩身化一缕青烟。失去志摩的小曼，身心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与她同处一城的王赓，利用战争的间隙，自然在百忙之中要去看望丧夫之痛的小曼。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头的情形。
诗人徐志摩 王赓被抓后，29日晚，上海市政府向美国总领事克宁翰以及各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3月1日，王赓被日军放了回来。事后，上海市政府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说：“王赓于感(27)日，因事路经黄浦路，为日方海军士兵追捕，该旅长避入礼查饭店，后为工部局巡捕帮同扭送捕房，由捕头交与日方带去自由处置……”
当时，上海滩的小报记者就撰文说，王赓是去看坠机身亡的诗人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的。
从此，王赓仕途蹭蹬，而他的副手孙立人却由于作战英勇，名声大噪，在抗战中成为抗日名将。王赓却再也不出名了，抗战期间，他随一个军事代表团出国，中途得病，死于开罗。
“人言可畏” 阮玲玉遗书之谜
阮玲玉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当其事业鼎盛之际，却陷入感情的绯闻之中，饱受黄色小报的围剿，最终自尽而死。阮玲玉死时留下遗书两封，后发表在《联华画报》上，但这两封遗书的真实性一直有人怀疑，因为它将与阮玲玉同居的唐季珊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而且在遗书中，阮玲玉还对专以玩弄女性为乐事的唐季珊表现得一往情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怀疑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
第一封遗书矛头主要对着张达民：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别的故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100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不住他。唉！哪有法子想呢，想想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吧！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写到这里，阮玲玉似乎意犹未尽，又续道：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因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已害死我了啊！
张达民是阮玲玉前同居者，当时已经解除了同居关系，但张达民仍继续纠缠不休，一方面制造桃色新闻，一方面向上海特二区地方法院捏造事实，以“妨害家庭罪”及“通奸罪”控告阮玲玉及其同居者唐季珊。
阮玲玉是20世纪中国早期电影时代的杰出影星 第二封遗书则是写给唐季珊的，此人是一位玩弄女性的好手，用田汉的话说，是个类似于西门庆式的人物。唐与阮玲玉也是同居关系，是一位富有的茶叶商。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呢。
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远保佑你的，请你拿我的余资，来养活我的母亲和囡囡，如有不够的话，请你费力吧，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之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真的爱我，那就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还有公司外欠我的薪水，请向之收回，拿来供养姆妈和囡囡，共2050元。至要至要。还有一封信，如果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阮玲玉遗书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尤其“人言可畏”之语，成了死者对黑暗环境的控诉，鲁迅先生也不顾病魔缠身，以“赵令仪”的名义发表了《论“人言可畏”》一文，对黑暗社会司法制度及小市民的无聊心态作了讽刺和鞭挞。阮玲玉的遗书也因此名声愈噪，天下皆知。
其实，这两份遗书真伪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它是在外界的压力下，由唐季珊提供的，遗书一方面对张达民痛加谴责，一方面却以阮玲玉的口气对唐季珊表示百般留恋和歉意，这很不符合阮玲玉当时与唐季珊的感情状态。而且，如果仅是张达民的纠缠，如果有唐季珊的关怀，阮玲玉也不至于以死来解脱。
阮玲玉和她的义女小玉 然而以上的怀疑却没有有力的佐证。直至1993年3月，暨南大学教授连文光撰写的《中外电影史话》一书，始对这个问题有突破性的研究，他对阮玲玉遗书的真伪进行了考证：“其实此间作伪之行径，早已揭露出来，见诸于报端。在阮玲玉去世的同年4月26日《思明商学报》上，登载了一篇题为《真相大白 唐季珊伪造遗书》一文。文中揭露，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写遗书两封，但不是唐季珊拿出来的两封。发表在《联华画报》上的两封遗书，是唐季珊指使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写的。梁赛珊后为良心谴责，说出真情，并将原遗书交出。原遗书极短，文字不甚流畅，而且涂改多处。”
新发现的阮玲玉遗书如下：
（其一）达民：我已被你迫死了，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100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季珊：没有你迷恋“××”（按：指歌舞明星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织云（按：张织云，唐季珊玩弄过的女影星），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阮玲玉就职的电影公司）欠我的人工2050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照看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依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阮玲玉遗容 然而连教授的研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2001年，上海老作家沈寂也宣称发现了阮玲玉的真实遗书，并撰写了《真实遗书揭开阮玲玉死亡真相》。可惜的是，沈寂所出示的资料来源与连文光教授来自同一处，因此有人称这只是“旧闻变新闻”，并没有什么新发现。
客观而论，沈寂的文章对研究阮玲玉遗书之谜还是有用处的。比如说，这两封遗书虽然发表在不为人知的内部刊物上，但还是有人看过的，为什么当时没引起重视？因为圈内人都以为，唐季珊对阮玲玉一向体贴有加，不会施以暴力，因此这封遗书是与唐季珊有过结的人刻意而为。而沈寂通过阮、唐周围的人，如黎民伟的日记发现，阮玲玉确有被唐施以暴力的事实。
如此看来，阮玲玉自杀虽有“人言可畏”的原因，但直接原因却是同她对男人的绝望有关，尤其是唐季珊，对她的伤害更大。
阮玲玉 阮玲玉遗书的真伪似乎已经清楚了，然而人们不禁要问，这两封遗书为什么在当时没被人们确认，他们毕竟比我们对阮玲玉更熟悉，更了解当时情况，有许多微妙之处更不是我们当代人能体会的。所以，要确定新发现的遗书的真实性，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红颜烈女 方君瑛自杀之谜
方君瑛乃黄花冈著名烈士方声洞之堂姐，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骨干分子，曾一度醉心于暗杀行动，以暗杀手段来加速清政府的灭亡，曾组织成立暗杀部并自兼部长。辛亥革命后留学法国，不久，回上海居住。1923年6月14日，方君瑛突然在上海自杀身亡。关于她的死，人们有不同的猜测。
方君瑛死时，留下遗书一封，全文如下：
君瑛之死乃出于自愿，非他人所迫也。盖因见社会之腐败不可救药，且自己无能，不克改良之，惟有一死耳！在世甚觉无聊，我对不住所有爱我者。我已去矣，所有之恩惠来世再报罢。六嫂之款七万二千，存在法银行，乃仲鸣弟经手，问之可也。伯母之款也存仲鸣弟处，六嫂尚有一万六千法郎，被黄国治、林秋生借去，请醒姐代追之，谅不至全数无着。瑛诚对不住六嫂，请恕我。瑛。绝命书。字据在第二小皮包内，请六嫂取之。
从遗书上看，死者对身后之事作了详尽的安排，但对死因却是语焉不详，以至引起后人的猜测。李焰生在其所著《汪精卫恋爱史》一书中认为，方君瑛本为汪精卫情人，她的自杀乃为殉情。
李焰生的观点大体如下：1909年夏，汪精卫、黄复生、方君瑛、陈璧君等七人在日本组织了暗杀团体，准备赴国内暗杀满清权贵，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汪、方二人暗生情愫。没想到汪精卫后来的刺杀行动宣告失败，并被捕进了监狱，而一直仰慕汪精卫的陈璧君对汪展开了狂热的追求，并最终结为夫妻。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夫妇曾一度旅居法国，与方君瑛再度相逢，于是旧情复燃。1921年，汪与陈璧君在广州筹备执信学校时，方君瑛应邀前来执教，汪利用陈璧君到美国筹款之机，更狂热地向方君瑛展开追求。
对于汪、方私情，陈璧君早有察觉，并派人对其进行监视，终于对他们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闹上门去，百般羞辱。以方君瑛如此身份，如此性情，自然不能忍受，遂当夜写好绝命书自杀身亡。
对于以上说法，蔡德金先生予以了反驳，认为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并非是对于后来成为汉奸卖国贼的汪精卫的贬斥，而是对一位纯洁女性且又为同盟会女杰方君瑛的莫大玷污”。为此，蔡德金撰写了《同盟会女杰方君瑛缘何自缢》一文，以正视听。
蔡文认为，方君瑛与汪精卫是生死之交的密友，但其中并没有恋情，只是一心想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共同理想，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方君瑛与陈璧君相识时，陈才十七岁，而方已是老资格的革命者了，就连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这样的人物都很敬重她，陈璧君对她也表示了敬仰之情，方也一直视陈为亲妹妹，十分关怀照顾。
汪精卫、方君瑛、陈璧君三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一直维持着，辛亥革命后，汪精卫夫妇及方君瑛、曾醒等人结伴去法国留学，一同住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城。不久，陈璧君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汪文婴，为什么一个男孩取了一个具有女人味的名字？这是取方君瑛“瑛”的谐音，因为其时由于宋教仁被刺身亡，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因此照料和看护婴儿的任务主要是由方君瑛承担的，以“文婴”为名是表达对方君瑛的感激和纪念之意。1914年底，陈璧君又生下长女汪文惺，“惺”与曾醒的“醒”字同音，因为这是个早产儿，幸亏有方君瑛与曾醒的悉心照顾，婴儿才得以存活。由此可见，方君瑛与陈璧君的关系十分亲密，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另外，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感情一直是恩爱与忠诚的，这从汪为陈所写的大量诗篇中就可以看出。1936年，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时，远在欧洲的汪精卫也没忘了赋诗给陈璧君以示纪念：“恩爱如新不可名。”
那么，为什么方君瑛选择了轻生之路，蔡德金认为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与汪精卫的恋情无关。
其一，痛感国内政治腐败。方君瑛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去法国留学，数十年与孤嫂及子侄弟妹过着极其俭朴和单调的学生生活。本想在学成之后报效国家与社会，但是回国后的现实却让她大为失望，当权者纸醉金迷，国家依然积弱不振，过去的同道者许多变了节，与前清的贪官污吏无大分别。想起当年为追求理想的牺牲者，想起这十年的寒窗苦读却是劳而无功，前途黑暗不可想像，于是痛感生活毫无意义。
其二，沉重的负债心理。方君瑛的六嫂郑萌曾于1920年汇寄八万余元给方君瑛，暂存在她那里，准备给她的儿子贤旭来法国留学时作为学费，但被两位福建籍的留法学生林秋生与黄国治因学费无着从方君瑛处借走，且始终没有还钱。此事让方君瑛深为自责，成了她沉重的心理负担。为此，她曾准备回国去厦门集美学校任教，但因为学校所订条件过于苛刻，另外汪精卫与陈璧君也不赞成她接受这项工作，只能怏快作罢。从这件事上，也可以反映出方君瑛急欲还债的心理。
其三，摆脱不掉的婚姻纠葛。方君瑛原有未婚夫是由父亲包办的，名叫王简堂，也曾去日本留学，平时倒是埋头读书的，但其思想陈旧，对方君瑛从事的革命活动不以为然，与方君瑛产生了矛盾。因为志趣不投，方君英抱定了独身的决定，终身不婚。然而十余年过去了，王简堂居然也一直未娶，并时常来电来函纠缠，这让方君瑛极为厌烦。
相对封闭的环境也促使方君瑛走上轻生的道路。方君瑛在法国留学期间曾遭遇车祸，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记忆力也大为减退。因为脑部受伤严重，方君瑛失去了自我排解压力的能力。而此时，她的平常最亲近的人包括汪精卫、陈璧君也都不在身边，内心忧愤得不到排解，积累之下，终成忧郁症，就在她绝命前数日，已对一直照顾她的陈璧君之母卫月朗流露过轻生的意向，可惜未能及时引起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