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蔡文认为，方君瑛之死乃多种因素综合而致，但与所谓汪精卫私情无关。
多出个爹 马占山弃亲案之谜
马占山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九一八”事变后，率孤军奋战于白山黑水间，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疆场失败后息隐津门，避居在英租界四十六号路三十七号宅内，伺机为抗战效力。此时的天津已经在日本人势力范围内，因此马占山的处境也颇为尴尬。果然，不久后闹出一场“马占山弃亲案”，在津门沸沸扬扬，使马占山名誉受到重大损伤。
这起弃亲案当时不仅在天津的大小报纸上连续报道，就连远在上海的《申报》也予以关注并投入大量的篇幅，一时人言啧啧，扑朔迷离。
事情的经过很蹊跷，1936年7月的一天，一位七旬老者突然闯进马宅，自称马荣，是马占山的亲生父亲，此行是专门认子来的。
据《申报》记载的法庭记录，马占山的父亲已病故多年，而且由他本人亲自床前送终，怎么又冒出一位爹来？但马家为了息事宁人，还是接待了马荣。
据法庭目击者印象，马荣一袭黑色长衫，虽年已古稀，却精神强沛，能言善辩，目光闪烁游离，缺少庄稼人的本分。他在法庭上说：他乃是河北丰润县人氏，马占山是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失散之大儿子，乳名老虎，失散已近四十年。
根据法庭调查，马占山确为河北丰润县人，但他的家族已经迁居关外达九代，他本人则出生在辽宁省怀清县，与马荣显然无丝毫关系。马占山的秘书杜荀若也向他做过解释：“马将军的父亲在东北去世多年，坟墓尚在，他绝非你丢失的孩子，是你弄错了。”
对于此人，马占山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但马荣却认定了此事，虽百般劝解都无济于事，并不断上门到马宅哭闹。他转弯抹角地提出要求，说是为了寻找马占山，已费资近千元，不能就这样草草打发。
马占山很警惕，此人来历不明，给他些钱事小，怕他拿钱后乘机渲染，反倒授人以口实。为避免纠缠，索性置之不理。
马占山将军 然而此事没有了结，不久，天津法院检察院民事庭给马占山发去传票，原来马荣已经以“弃亲不养”状告马占山。同时，检察院也以“弃养尊亲属罪”提起公诉。
此案十分奇怪，天津律师界历来竞争激烈，但却无人愿意过问此案。也有的人乘机大敲竹杠，提出先交两千元讼费。落魄之中的马占山已是囊中羞涩，为筹集这笔钱，颇费了一番周折。
由于马占山未能及时出庭以及他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加上亲日势力的煽动，媒体纷纷作了披露，其中多有臆测影射。马荣也重新来到马宅，高声叫骂，致使路人围观，报界喧腾，舆论沸然，每每从道义上对马占山多有指责。
忍无可忍之下，马占山派秘书专门去北平邀请著名大律师纪清漪相助。纪大律师马上意识到这绝非简单的民事诉讼或一般刑事遗弃案，它很可能有政治背景。于是纪律师毅然前往天津，义务为马占山辩护。
如今的马占山处境困难，不仅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当局对他也很嫌恶。纪大律师一再请求马占山要说清事实。马占山坚决否认与马荣有血缘关系，他认为这是有人故意想损坏他的名誉。他说：“在天津，我接二连三遇到麻烦，教唆这老头来哭闹已经是多次了。这老头丢儿子也可能是真的。开始我觉得他很可怜的，打发他回家算了，不必通知警察局。可是这老头子什么也不听，就是一味哭闹着要见我。我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老头一定是被人利用了，一定有背景。我不敢下楼，万一他掏出个炸弹呢？不料他又把我告了。”他还向纪律师补充了一个细节，马荣初来哭闹时衣衫不整，后来却穿起了长袍马褂，到法庭还请了律师，明摆着暗中有人支持。
根据马占山提供的情况，纪清漪决定以攻代守，以“妨害名誉及侮辱”等罪向法院反诉马荣。
抗战时期的马占山 公堂之上，原被两告唇枪舌剑，马荣一口咬定马占山乃是他的亲生骨肉，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腊月初八。因当时家贫，交与姨妈抚养，后被姨父贩卖。多年来，几经打听，多方寻找，踏破铁鞋，耗尽家产，始探得下落。
马荣每一次出庭，俱做足文章，痛心疾首，声泪俱下，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一时间，天津街头巷尾争说故事，马占山这样一位抗日名将竟被指责为弃亲不养的道德沦丧之徒。
原告律师纪清漪则反驳说，马荣系一无业游民，其住址、社会关系俱语焉不详，显非安分之民。所述其子散失一案，前后矛盾，或云走散，或云拐卖。此外，被告所述遗失之子各项特征也与马占山不相吻合。根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出版之八卷四十七期《国闻周报》“时人杂志”所刊登的原告生平介绍，马占山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二十四日，当可一目了然。
纪清漪律师还传讯了大批证人，他们或是马占山多年之部下，或是世交故人，证言原告家系清楚，身世明白，现有叔伯兄弟多人在世。原告之父马纯于民国六年(1917年)亡故，葬于怀德县炭窑村，有证人张殿元等亲自参加葬礼，被告所述与原告之关系纯属捏造。
因此纪律师指出：被告冒认、讹诈行为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后，仍多次上门取闹，毁人名誉，中外报界俱有登载，已对原告造成伤害，特根据刑法第三O九条及第三一O条起诉，请法庭以侮辱罪依法论处。
但是，马荣及辩护律师仍坚持原告本人必须到庭，以利辨认。这一要求却让纪律师担心，他向法庭询问，由于马占山的特殊身份，公开露面将危及他的生命安全，而马荣却为什么一定要马占山出庭，其目的何在？
马荣思索片刻，称所失之子耳上有一“拴马桩”（即多长的小肉瘤），请求法庭当场验证。他用手抹着脖子比划着：
“马占山耳朵上若没有‘拴马桩’，情愿以死抵罪。”
这是马荣以前从没有提到过的线索。
纪律师冷静地发问：被告所述之“拴马桩”是在原告哪只耳朵？
马荣猜疑半晌，答是左耳。
被告律师立即补充道：“也可能动手术割掉了。原告必须亲自到庭，由被告会同法医当庭检验。”检察官同意被告的请求。
纪律师对此却很为难，他告诉法庭，马占山既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也不是当今的特权阶层，而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如今又失意于政坛军界，目标既大又处于无保护状态。日本特务时时盯着他，处处欲置他于死地。前年春节除夕，特务曾组织暗杀小组，阴谋炸死他全家，此事尽人皆知。目前日方势力控制天津不可轻视，且华洋杂处之大都市，鱼龙混杂，原告公开露面于大庭广众之下，恐有不便，因此不宜在法庭上公开检验。
一周后，天津市法庭庭长、书记官、检察长、市法院法医、市总医院外科主任等前往马宅检查，一些报社的记者也随同前往。他们对马占山的两耳前后都作了详细检查，并拍照存案，记者也照了相。因为此案轰动全国，人们想要知道，这位抗日将领是否真的遗弃了他的亲生父亲。
法庭再次开庭时，审判长给被告和他的律师看了放大的四张马占山两耳的照片，马荣的脸顿时变色，照片清晰地表明，马占山双耳既无“拴马桩”，也无动过手术的痕迹。
纪清漪在法庭上大获全胜，法院随即作出判决，马荣因“侮辱及毁人名誉罪”拘禁六个月。
但马荣及其律师并不甘心，其律师辩称，此事事出有因，他的当事人为什么拿出明显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而且像这类小手术，因为年代久远，加上手术成功，完全可以不留痕迹的。此案过去数年后，也有马占山少年时代的友人回忆，马占山耳朵上依稀长过小肉瘤。还有，马荣被判拘禁后，旋即释放，据说也是马占山的意思，不愿为难这位失子的老人。再加上此案背后的故事，马荣究竟是为了寻子还是有人策划，有意识败坏马占山名誉，都成了不解之谜。
相煎何急 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之谜
鲁迅与周作人，本为同根生，又都是五四时期的斗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文豪，后来却一朝失和，终身怀怨，这一疑案，至今让人议论纷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一位日本侍女羽太信子，很快周作人就坠入情网，于1909年夏与之成婚。后来兄弟俩先后回国谋职，几经颠沛，终于在北京八道湾安了家。
周氏兄弟在八道湾的新家是一座四合院，共有前、中、后三个小院，院中林木扶疏，屋明窗亮，周氏全家，包括其母、鲁迅原配夫人朱安、三弟周建人及周作人夫妇都住在这座宅子里。一晃将近三年半，其间相处融洽，平时吃饭都由羽太信子一手操持，大家也互相经常串门，完全是兄弟无间的那种亲密。
鲁迅 然而至1923年7月14日，鲁迅突然改在自己屋中用餐，他在日记中专门记下了此事：“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鲁迅的这则日记似乎言犹未尽，有未吐之言，到了同月19日，事情开始发作与表面化。这天上午，住在后院的周作人踱到前院的鲁迅屋中，留下一封信就径直而走，信中写道：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请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的话十分严重，他等于彻底断绝了和鲁迅的兄弟情分。从字里行间看，他还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以至打破了他的蔷薇梦，需要订正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似乎他们之间是明白的，因为他“昨天才知道”的，“过去的事不必说了”。
这件事的后果也十分严重，一周后，鲁迅去砖塔胡同看房，显然他已经无法忍受在八道湾住下去了。8月2日，终于携朱安离开了八道湾，兄弟失和遂为文坛皆知。这其间，鲁迅竟大病了一场，这病与兄弟失和、心情忧郁不无关联，甚至是他后来致于死命的肺病的重要诱因。这一点，就连周作人也曾意识到，他在兄弟失和十三年后第一次谈及鲁迅时说：“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
周作人 然而矛盾继续恶化，鲁迅搬出去十个月后，即1924年6月11日，鲁迅因回八道湾取书物，兄弟俩竟然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据当时的目击者、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朋友章川岛说，他当时就住在八道湾宅前院鲁迅曾住过的房子里。那天午后，他正要去上班，看见鲁迅来了，走进小院的厨房，拿起洋铁水勺从水缸里舀凉水喝。他请鲁迅进屋喝茶，鲁迅却说：“勿要惹祸，管自己！”然后径直走进周作人住的后院去了。过了一会儿，从后院传出周作人一声骂，章川岛急忙走进后院，看见了可怕的一幕：周作人从木架上抓起一个尺把高的铜香炉正要砸下去，章川岛抢下香炉，将周作人劝回了屋，而这时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正忙着打电话，也不知是搬救援还是请人调解。
兄弟火并的当口，他们的母亲鲁瑞也住在八道湾，亲眼目睹了这伤心的一幕。据周建人1983年的回忆，母亲和他说过这件事，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向周作人扔了过去，他们才退了下去。
绍兴鲁迅故居 兄弟之间的怒火仿佛没有穷尽时，从此他们再无一丝来往，鲁迅在他的《铸剑》、《兄弟》等一系列文字中，让人感到积郁和压抑，有一种借题发挥，一吐块垒的感觉。而周作人也在《破脚骨》、《谈龙集序》、《老人的胡闹》等文章中，用种种暗示手法论及鲁迅，有时甚至相当恶毒。钱理群先生在写《周作人传》时也认为：“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这怨恨甚至延续到兄弟俩人的后代，据鲁迅儿子周海婴回忆，直到1948年，他随解放大军回北京，羽太信子见到他竟然破口大骂，后来感到用汉语骂不过瘾，又换成了日本话，手又指又划，气势凶猛。周作人在1967年“文革”中去世，其家人给周海婴寄去讣告，然周海婴并没有去赴丧。兄弟之情破裂如此之深，让人唏嘘不已。
然而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事双方却是绝口不提。据鲁迅三弟周建人回忆，有一段时间，他常见到鲁迅，但鲁迅从没对他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认为其“昏”，鲁迅倒是对羽太信子颇有微词，他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因此他分析认为，两个哥哥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矛盾”（见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夫妇与孩子 因此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兄弟失和的原因在于羽太信子。她出身贫苦，并患有歇斯底里症，自从进入八道湾后，因为当时周氏兄弟收入颇丰，也渐渐地学会了奢侈，佣仆成群，花销巨大，“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钱买香烟和点心”。也许他就这些问题和周作人交换过意见，但因为周作人的软弱或者惧内，不仅没有调和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终于导致兄弟反目。
但是有人怀疑他们的冲突是因为经济问题引起的，“请注意兄弟二人是突然失和的，如果仅是经济上的这些说法，那么必然会有一个从小吵慢慢到大吵的过程，而且如是经济上的考虑，二人完全可以放到光天化日之下争吵”。没有必要二人都守口如瓶，忌讳难言。所以，就有人猜测，根源大概来自羽太信子本人。章川岛回忆说：羽太信子曾对他言：“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而且，周作人后来也在《破脚骨》一文中影射鲁迅，“破脚骨”在绍兴话中是流氓之意。
章川岛本人并不相信“听窗”一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还有人猜测是鲁迅调戏了羽太信子，恰好被周作人撞见，从此兄弟断交。这种猜测完全没有依据。周作人的信是18日发出并声明“昨天才知道”，而鲁迅14日就开始独自吃饭，显然周作人的怒火是因羽太信子的挑唆而暴发。羽太信子究竟向周作人说了些什么，这就不得而知了。
口舌之争 鲁迅与“四条汉子”产生矛盾之谜
众所周知，“四条汉子”一词乃鲁迅对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四人的一句调侃之词，后来却成了“文革”时期四人的罪名，历史的真实是什么？鲁迅为什么与以上四人产生矛盾？有不少研究者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有一篇题为《鲁迅眼中的“四条汉子”》的文章，对这一段经历作了比较形象和详尽的追述。
此事发生在1934年10月，因为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左联方面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冯雪峰调到苏区，左联的另几位负责人周扬、夏衍、阳翰笙则认为，有必要继续与鲁迅加强联系。
然而在与鲁迅约好见面的时间里，田汉不期而至，因为鲁迅对田汉的某些事不满，给这次谈话蒙上了阴影，气氛也变得有些不愉快。
但是，整个见面过程还是顺利的，分别时，大家还因为鲁迅的一句调侃而哄堂大笑，所以说，这次见面并没有爆发原则性的争论。
然而一年多以后，鲁迅的怒火突然喷发，他在给徐懋庸的公开信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讽刺的文字：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驰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来通知我：胡风乃是汉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答问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显然，鲁迅对以上四人充满了不满。
其实鲁迅的不满主要集中在田汉身上，那次谈话说胡风是汉奸，也是由田汉挑的话头。当时从监狱里放出不久的左翼诗人穆木天怀疑胡风是内奸，因为在审讯时，主审官提及调查了许多人，但始终没有提到胡风的名字，这本来是没有根据的猜测，然而出于警惕，左联的一些领导人也对胡风产生了怀疑，所以通知鲁迅也并没有恶意。
但鲁迅对此却生出强烈的反感，这不仅因为他对胡风的遭遇有着同情之心，而且因为《申报》上发表过穆木天宣布脱离左联的声明（此乃国民党的捏造，但鲁迅并不知情），出于对变节者的鄙视，鲁迅也因此迁怒于这一消息的传播者。
然而鲁迅与田汉的误解还在继续加深，特别是《社会月报》事件，更加导致了鲁迅对田汉的愤怒。因为鲁迅一封给曹聚仁的信被曹拿去交给《社会月报》发表，而同时在《社会月报》上发表文章的，还有一位已脱离中共、被鲁迅称为“革命小贩”的杨村人所撰的极具恶意的《赤区归来记》。为了阻止《社会月报》继续刊登杨文，田汉以一种所谓“责备贤者”的方法发难，认为鲁迅之信与杨文同登一刊是一种“调和”。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绍兴这座屋子里
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去南京求学 这种生拉硬扯的做法让鲁迅感到愤慨，视田汉为同一营垒的人从背后给他的一刀。
田汉没想到弄巧成拙了，按他的设想，他是有意冤枉鲁迅的，以激起鲁迅向《社会月报》提出抗议，从而达到阻止杨文继续发表的目的。因此，他向鲁迅作出真诚的解释：
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1935年我们的阵线需要更整齐更坚强，同志间任何意义的误会都与整个工作有害。为着说明那一文章的经过与意义，我写这封信给您，希望您也不要怀疑您的战友。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
但鲁迅对田汉的解释并没有释然。
除了对田汉的矛盾外，鲁迅对周扬也有不满。客观而论，周扬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对左联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内组织系统上，这就与非党的鲁迅很难相交。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又造成了鲁迅与周扬之间的沟通甚少，误会也因此难免产生。比如说，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的。后来有一期未曾寄，鲁迅听说后托人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期竟是总结1934年工作的。像这样总结左联全年工作报告的大事，鲁迅竟然不知情，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就连茅盾也有不平：“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这就是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写到的小时候读书的地方“三味书屋” 在“四条汉子”中，鲁迅对夏衍、阳翰笙并没有很深的成见，之所以将他们联在了一起，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左联的领导人，意气相投，又恰好同时出现了。鲁迅是个文学家，一旦动起笔来就会追求妙笔生花的感觉，对一些事情的描绘不免注意生动性而忽视准确性，比如夏衍就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有忘却的往事》一文中订正了一些史实，鲁迅不仅将此事发生的时间从1934年误写为1935年，“四条汉子”乘坐的汽车也是在很远处停了下来，鲁迅是不可能看到他们从汽车上跳下来的。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律洋服，至少夏衍穿的就是骆驼绒袍子。从夏衍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四条汉子”之说在他的心中创伤之痛。
从以上的情况看，鲁迅与“四条汉子”虽然存在着矛盾和误解，但并非是敌对性的，只是普通的口舌之争，并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还都把对方视为同一营垒的战友，他们的矛盾主要起因于当时的环境恶劣，再加上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以及门户之见和个人性格的原因。“文革”期间之所以有人拿它大做文章，那是别有用心。
误会与隔阂 吴宓与钱钟书师生失和之谜
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学成归国后，被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等。他的弟子中出类拔萃的泰斗级人物有：古汉语学家王力、历史学家傅斯年、东方语言学家季羡林，还有就是为世人熟悉的写《围城》而出名的钱钟书。但是师生恩怨似乎从此而起，两人后来几乎没有什么交往。
吴宓和钱钟书的师生关系，要从钱的父亲说起。早年，出身无锡大户人家的钱钟书到北京求学时，因钱父与吴宓私交甚深，吴宓便让钱钟书在清华园旁听，并亲自辅导他一年多的外语，在此基础上，钱钟书学业大进，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后又留学法国，学业有成，闻名天下。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照理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是师生有误会和矛盾，也还是可以坐下来谈的。但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内迁大后方昆明。当时，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在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大，吴宓在西南联大讲授世界文学史、中西诗比较等课程，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明、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印证，传授学生。而钱钟书留学期间，尽管通讯不便，仍与老师鱼雁往还互通消息。远在巴黎的钱钟书把决定回国的消息写信告诉吴宓时，吴义不容辞，与西南联大校方谈妥，聘请钱钟书为该校教授。校方委托国文系负责人陈福田写了便函，附在吴宓给钱钟书的信中，只是未下正式的聘书。后来，钱钟书从法国留学归来，来到西南昆明，找到了恩师吴宓。
谁料想，当钱钟书兴冲冲地来到西南联大，校方却变了卦，他们告知吴宓，说钱钟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只能聘其为副教授。
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女儿钱媛 校方临时改变主意，使吴宓不好向钱钟书解释，钱钟书也怏怏不乐，师生二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吴宓失望之余，劝钱钟书去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并亲笔写了一封推荐函。钱钟书便辗转湖南，在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教授。不久，通过学友王力的推荐，又受聘于广西桂林大学。抗战中期，中日双方处于相持阶段，加之西南群山阻绝，交通不便，钱钟书颠沛流离于战乱之中，几番迁徙，吃尽了苦头。到达桂林后，钱钟书谈及自己归国后的谋职遭遇与感受，唏嘘不已，同时亦对老师吴宓有些微词。不想，经过一些口传，添油加醋，再传到吴宓耳朵里时，已经大相径庭。吴宓认为自己一片好心，作为学生，更应该体谅。遂叹自己多管闲事落下不是。
吴宓因校方没有聘用钱钟书不能释怀，等学期结束，写了一封辞呈便拂袖而去。先到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执教，后又到武汉大学，最后辗转到四川大学任教。
钱钟书在桂林稳定下来后，完成了后来著名的长篇小说《围城》。然而，就是这本书，却最终导致了师生间的感情进一步恶化。本来，《围城》面市后，吴宓特地购得一本《围城》，读过后感觉不错，倍加赞赏。但一些有“索引考据癖”的人评论《围城》时认为，书中的“三闾大学”影射的是西南联大，抗战期间，“联大”乃由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三所大学内迁组成的。更有人言之凿凿，说书中方鸿渐只按照高松年开的路程走，那个“高松年”便是指吴宓与陈福田，而吴宓的影子则更多一点。如书中描述：“鸿渐等了一个多钟点，不耐烦了，想自己是神经过敏，高松年直接打电报来的，一个这样机关的首领好意思说话不作准么？”至于“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越想越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更被“索引”人士指出，这便是钱钟书怏怏意态的真实流露。
一时间，各类小报纷纷热炒师生间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从而使吴宓觉得似乎进一步证实了钱钟书对自己的抱怨，心中大为不快。师徒俩却再无机会来消融因此而引起的误会。
吴宓先生 数年后，有人传话给吴宓，钱钟书评价自己的老师时出言不逊，什么“吴宓太笨”、“傅斯年太迂”、“叶公超太懒”，所以做不出大学问，徒有虚名而已。
吴宓虽未作反驳，可心中对钱钟书隔阂更深，而钱钟书也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解释，于是师生间老死不相往来。
这桩文坛公案在半个世纪后仍未了结，吴宓解放后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病逝于1978年。钱钟书也是命运坎坷，不再写小说，文革中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和磨难，晚年闭门谢客、潜心治学。钱钟书同其夫人——翻译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否认：“我从没有说过‘吴宓太笨’的话。”可惜，吴宓再也听不到弟子诚挚的解释了。
踏破铁鞋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抗战时期不知流落何处，这是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损失之一。1945年12月4日，当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他感慨道：这是一个谜，也许不久即可解答，也许永远不能解答。1998年8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十四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书《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遗憾的是，“北京人”的下落依然不明。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于1929年12月，根据其特征表明，它代表了“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一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也在1987年12月11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北京人”头盖骨从发现后一直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抗战爆发后，中方委托美方转移，途中就此遗失。据当时最后接触化石的胡承志战后报告，在珍珠港事变前，大约（1941年11月）18至21日间，北平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BOWEN)匆匆来到实验室，要求胡承志速将“北京人”等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到他的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两箱均为白木箱”。“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由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两箱内骨骼化石数为：“北京人”头骨五个，头骨片五片，牙齿约一百三十枚，下颚骨约十个，上颚骨一个，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约数十块；上洞史前人头骨三个，未成年头骨一个，肢体骨十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北京人”头盖骨 装箱完毕，胡承志“旋及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珍珠港事变前，知道“北京人”装出的有胡顿校长、博文先生及白小姐（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秘书）。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关于“北京人”化石失踪之谜，有多种说法。其一是“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美国方面原计划由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1941年12月4日，两箱化石标本连同美军人员的行李二十七箱，由火车专列运到天津转秦皇岛，当时由菲利军医负责监管。当天，行李在天津卸下，部分行李存巴斯特研究所，部分行李存放在天津的一家瑞士公司内。不幸的是，来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哈里逊总统号船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即12月8日，为日本战舰追捕，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所以，孟国祥先生在《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一书中，通过对历史档案的研究，认为几乎可以排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运抵美国途中遗失”说，因为传说运载化石的那艘哈里逊总统号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时，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该船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它不可能接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
那么，“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滞留在秦皇岛又遭遇到什么呢？1942年9月10日，原北平协和医学院教授佛腾在给翁文灏的信中说：“北京人”头盖骨原物等原拟随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一道送往美国。日美开战不久，美国陆战队队员在秦皇岛做了俘虏，那些化石就与这些陆战队员在一起。这个情况是佛腾教授从一位陆战队员那里得到的，他在北京被日军关押时因阑尾炎发作而住进了协和医院，他瞅准机会把这一消息透露给大夫。佛腾教授分析说，这些化石或许已被日本人得到，或许就在秦皇岛遗失了。
那么，“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被人藏匿？有人说，它在天津时就被掉了包，后流落在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古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PEKINGMAN)一书中就认为在天津的地下室里就掉了包，它极有可能在美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打破中美长期敌对的坚冰，尼克松想找到“北京人”作为礼物送给中国，但没有成功。随尼克松访华的嘉纳斯悬赏5000美元寻找“北京人”，获得了很多线索，其中一位女士说自己藏有“北京人”化石，并约定在帝国大厦102层楼见面。双方如期而至，当该女士取出照片时，嘉纳斯眼睛一亮，以为这正是他苦苦寻觅的“北京人”。就在讨价还价之时，看到有人拍照，该女士拿起皮包飞跑而去，可惜嘉纳斯未能追上，以至失之交臂。
那么“北京人”是否可能在日本呢？如果化石和美国陆战队队员确实落入日军之手，那么可能就在日本。然而在战时，日方也在大规模搜寻“北京人”化石，为此博文还被日本宪兵队关押了五天，但没有问出什么东西。对于日本人的这种行为，你可以理解为掩人耳目，也可以理解为确实不在日本人手中。还有一种说法是，装“北京人”的两个箱子，当时在秦皇岛的库房里，该库房曾被日军抢劫了两三次，在战乱中难保这两个箱子不被日军摧毁了，而日本方面还不知道。
长期研究“北京人”去向的中国学者李树喜先生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两国无论在官方还是学术界都就头盖骨失踪问题交换过意见，日本方面坚决否认在日本”。从常理来推测，“北京人”头盖骨之所以珍贵，主要在于其研究上的价值，关注的人多才有意义。假如在日本，无论在政府，或是在民间，都应该将它公布出来，没有秘而不宣的道理，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著名人类学家贾兰坡生前曾说，他也不相信“北京人”头盖骨在日本。
对“北京人”的去向另有一说是：当时有一个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相通的便门口值岗的卫兵，曾看到半夜有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门外十几米的后院里。这个卫兵推测，这一箱东西不能排除为“北京人”。该后院现在建成一个仓库。对此，李树喜认为，起初美国方面并不愿意代为保管，后来中美就保管头盖骨化石事宜达成官方协议才起运的，不存在私埋的可能性。
也有人认为，遗失的头盖骨化石就在国内。曹家骧在其《考古发现漫笔》中说，1996年初，有一位日本朋友在临终前对他的朋友嘉滕刚清说：据他所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埋在北京日坛公园内，在一棵松树的树干上还做了记号。嘉滕刚清将此事告诉了好友仰木道之。仰木道之向中国方面提供了信息，引起了重视。1996年5月3日，各路专家商讨对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以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进行两次地表探测。6月3日上午，发掘正式开始，然而近三个小时的发掘依然一无所获。
在种种谜团无法解开的情况下，“北京人”头盖骨随葬“阿波丸”号一说又让人燃起了希望。这一说法是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率先披露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中美两国共同打捞。“阿波丸”是日本的一艘万吨级巨轮，1945年4月1日返回日本途中，在牛头岛海域被美国海军重创，沉入我国领海，船上两千人只有一人生还。有关资料表明，“阿波丸”号上装有金锭四十吨，白金十二吨，未加工钻石十五万克拉，工艺品四十箱，锡三千吨，铝两千吨，约值五十亿美元。
这艘日本轮船“阿波丸”号，已经沉入海底60年
有人说“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船上 我国于1977年初对其进行了打捞，在已经打捞的沉船部分物品中，成功取回了三千吨锡锭，这说明美国方面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由于当时打捞技术的限制，潜水员只能下潜到水下五十米左右，而“阿波丸”号的船底在水下七十米，结果未能作全面打捞。但在“阿波丸”初步打捞中，竟然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而历史记载“阿波丸”乘员全部都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搜罗携带了中国北方的文物宝器上了“阿波丸”，这也是“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旁证。正因为如此，一些研究者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对“阿波丸”号重新打捞。但这一推测也有疑点，如果日本人1941年已得到“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不将化石直接送往日本，反而绕道东南亚，一直等到1945年才装上“阿波丸”号运往日本呢？
至今，人们还在苦苦寻觅。
谁为祸首 邵飘萍被枪毙之谜
1926年，是黑暗势力与进步势力大搏斗的一年，也是中国报业史上不幸的一年。才华横溢的北方报人、著名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在北京被北洋军阀张宗昌杀害，国人再也读不到他那脍炙人口、揭露黑暗、针砭时弊的文章。那么邵飘萍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1884年，邵飘萍生于浙江金华，原名振青，飘萍是其笔名。1907年，他进入杭州的浙江省高等学校，与陈布雷、邵元冲等激进分子一同参加了反对清廷将沪杭甬铁路筑路权卖与英国人的活动，参加了浙江各界的“浙路拒款会”，力保主权。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反清反暴政思想，再加上邵飘萍笔走龙蛇，针砭时政，“性情高傲，不可抑制”，乃至到了“世人皆欲杀”的程度而不为当时社会所容。
在杭州求学期间，邵飘萍因闹得太凶，被清地方官府视为反清分子，欲加以逮捕，后经人疏通，化险为夷。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国为大总统，国家徒有“共和”之虚名，邵飘萍此时仍是放言无忌，与一名叫杭辛斋的报人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并在报端经常“揭露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丑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也时有讥讽”。于是，邵飘萍以三次被拘捕的“前科”，在“二次革命”中支持孙中山，为袁世凯不容，终于逃到日本去学法律。《汉民日报》受到袁世凯的压力而封闭。在日本，他与《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过从甚密。
1915年，袁世凯为实行帝制，以此与日本作为交换条件，签订出卖中国利益的“二十一条”。此事最先在外国报界予以披露，邵飘萍闻讯，立即撰文寄回国内报界，激起全国人民对卖国条约的激烈反对与声讨。他以“阿平”为笔名，在上海的《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上连篇累牍撰文，抒发内心对袁世凯黑暗统治的不满，引起了新闻界与舆论界的重视。很多人喜欢读他辛辣的文章，一时“洛阳纸贵”。
邵飘萍 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邵飘萍回国，以其感觉敏锐、文笔有力，成为《申报》驻北京特派通讯员。他具有独特的新闻思想和作风，认为应该采取一切手段和方法，必须得到事实的真相，发出第一手新闻资料以飨读者。当时的军阀、政要常出入北京八大胡同，依红偎翠。邵飘萍便广交朋友，混迹青楼，从将军、总长、部长、秘书长、政客、谋士的口中打听许多内幕新闻和秘密情报，夜深半醉而回，立撰电讯，大大扩充了《申报》的新闻信息，吸引了大量读者。有时，消息重要他甚至用密电码直接发出，成为独家新闻。
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在创刊词中，他挑明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即是本报之所为作也。”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黑暗年代，他公开与当局相迕，自然经常受到迫害，甚至获致牢狱之灾。邵飘萍称：“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这粒“蒸不熟、煮不烂”的“钢豌豆”依然故我，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又为头马。
《京报》的社论直指段祺瑞政府，乃至招祸。军警出动查封了《京报》馆，拘捕了主编潘公弼。邵飘萍闻风疾去，在妓馆内请了个妓女，二人扮成一对夫妇，混进车站，躲过军警耳目，大模大样逃回上海。尽管如此，他犀利的笔锋仍然像投枪一样，直刺北洋军阀的心脏。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段祺瑞战败，政府垮台。邵飘萍回京，复刊《京报》，对直系军阀，尤其曹锟贿选大总统后的政局多有评论。直系欲“统一”，独揽大权，而邵飘萍偏偏主张“缩小中央，整理地方”，引起军阀嫉恨。邵飘萍敢于革故鼎新，在《京报》办了不少有特色的副刊。其中鲁迅主编的《莽原》副刊更为世人争睹。鲁迅共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十篇《旧事重提》，后以《朝花夕拾》为名结集出版。
正是鲁迅的充满革命思想的杂文．给浓云密布的中国天空带来一道道闪电和震耳的惊雷。《京报》与邵飘萍更为反动统治者和军阀所不容，必欲打杀而后快。
冯玉祥是北洋军阀的叛逆。而邵飘萍对冯玉祥和国民军则加正面报道，倾向性十分明显。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激烈之时，冯玉祥率部从山海关前线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导致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大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从广东北上，共商国是。后又与入主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不对路，与张作霖的部下郭松龄有反奉秘密协定。郭松龄兵败被杀，张作霖乃将矛头对准冯玉祥及其西北军，与吴佩孚联合，表示要先扑灭北方的赤化，再扑灭广东之赤化。于是奉鲁军与直系残军联手，4月15日，直军进攻到通州，奉鲁军打到北京西苑，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冯玉祥的军队退往南口，奉、直军进占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