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军团司令张宗昌对同情或支持冯玉祥国民军的人士立即采取非常手段，大肆逮捕与镇压。邵飘萍对骤变的风云不是没有觉察，冯玉祥部一撤离，他便立即躲入东交民巷外交使馆区里的六国饭店，而军界是不能在使馆区捕人的。邵飘萍在六国饭店一住数天。4月24日这天，合该有事，碰上了张汉举。张在北京也搞了一家小报馆，宗旨与《京报》正好相反，专为入主中枢的北洋军阀唱赞歌，像个马勺边上的苍蝇，奔走于权贵之门，以讨些残汤剩饭混日子。此人有个绰号，叫“夜壶张三”，最初是青楼中的姑娘们首先叫起来，渐渐成为公认的名号。“夜壶”在北方即夜中方便的尿罐，因其满嘴脏话，臭气连天，再加上他好吹牛，故弄玄虚，妓女们便送他这个贴切的“雅号”。
“夜壶张三”来到六国饭店见到邵飘萍。邵飘萍正愁无人闲话，了解信息，于是便与“夜壶张三”闲聊起来。
张说：“危机已经过去，《京报》馆并无查封，说明你没有什么危险。”他故作神秘地说：“我在当局处有熟人，你已无事了。回家不会出问题的。”
清清冷冷的邵飘萍不堪寂寞，便于当夜想潜回家中取些文稿，谁想一离开使馆区，便被王琦的军法处军警布下的埋伏所逮捕，折磨半夜。第二天，北京新闻界推举代表十三人前往张宗昌司令部，请求释放邵社长，而此时《京报》馆才被军警查封。代表们对张宗昌的部下说：“我们是北京报界选出的代表，前来保释邵飘萍。如果邵飘萍所犯罪名为宣传赤化，那么北京的报界全体岂不是都同情赤化吗？”
狗肉将军张宗昌则骂道：“我非看看，是他的笔厉害，还是老子的枪厉害！奶奶个熊，非杀他的头不可。”他还说：“取缔宣传赤化分子，早经奉天军事会议决定，警厅奉命执行，邵飘萍不过其中一人而已。”其实，邵飘萍根本不是什么“宣传赤化”，《京报》的立场只不过多赞扬“西北军”而已。军团司令部连夜审讯，仓促定谳。
张宗昌 4月26日清晨，北京城的春天刮起了少有的狂风，刮得人睁不开眼。天色阴森可怖，铅云四合，不见阳光。
军政执法处处长王琦亲自带领执法队从昏暗的牢房中提出邵飘萍。执法队押着邵飘萍走过他熟悉的北京街道，来到了天桥刑场。王琦以“乱党”和“宣传赤化”的罪名，宣读了执行邵飘萍死刑的命令，签发命令的人便是“狗肉将军”张宗昌，而他的后台便是奉系军阀魁首张作霖。
一声枪声，结束了邵飘萍年轻的生命，也宣告了北方舆论界“中流砥柱”的崩塌。新闻界、文化界和中国的革命派无不为之惋惜与悲痛。
上海《商报》大手笔，“残血犹热”的文胆陈布雷，在邵飘萍被杀的次日，以悲痛的心情在《商报》上刊登《共和国家与生命保障》一文，评论邵飘萍被杀事件，文曰：“《京报》邵飘萍君竟于昨晨为军团司令部判决死刑，执行枪毙。入民国以来，除袁世凯军政执法处时代，未有不顾法律，不重人权，下如此骇人之手段者也。”
怪西人案 牛兰事件之谜
1931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秘密逮捕了一对持多份欧洲护照并携带一位四岁孩子的夫妇，怀疑他们可能是苏联间谍。但百般调查却无从弄清他们的确实身份，由此引发了许多抗议。8月，这对夫妇突然被移交国民党军事情报当局，又一次引起波澜，中共组织进行了大量的营救工作，并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也参与其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这一事件的内幕始终云山雾罩，不要说牛兰夫妇的真实情况，就连他们的姓名、国籍、来华目的、社会背景，几十年后也没有弄清，而且牛兰夫妇的下落最终也成了谜，诸多研究者穷尽精力，也没能让此事件水落石出，因此也称这一事件为“怪西人案”。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内部文件已经解密，而且所幸的是，牛兰夫妇的孩子吉米尚活在人间，终于将这秘密公布于世，解开了人们心头的疑云。
牛兰的真实姓名叫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牛兰是他的中国化名，这也只是他十几个化名中的一个。他的夫人原名达吉亚娜·尼克莱维亚·玛依仙柯。租界方面及国民党当局伤透了脑筋也没弄清楚他们的真名。
牛兰夫妇都是前苏联人，分别出生在乌克兰和圣彼得堡，由于他们手持多国护照，而这些发照国或是否认，或是语焉不详，因此一直没能弄清他们的真实国籍。
虽然租界和国民党特务都认定牛兰夫妇是苏联间谍，但始终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而真实的情况是，牛兰夫妇的确是职业间谍，牛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后来进入“契卡”（即“克格勃”的前身），曾先后到欧洲数国执行过秘密任务，还在法国被捕并监禁两年。回国后，被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充任信使，1927年来中国，以商业公司作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但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与苏联在华公开机构联系。
牛兰夫人出身贵族，精通多国语言，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年与牛兰认识并结婚，1930年来中国协助牛兰工作。
牛兰夫妇的来华目的是国民党当局最为关心的，但因为对方的丰富经验和坚不吐实，他们也一直无法查实。真实的情况是因为在1927年中国境内先后发生了几件让共产国际猝不及防的大事，比如当年4月，奉系军阀在北京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并处死中共领袖李大钊，劫走大批秘密文件。接着，在天津的苏联几家商行被搜查，驻上海的领署也被万国商团包围。尤其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更是把这股反革命浪潮推向了尖锋。这一连串的突发事件都让苏共和共产国际感到震惊，共产国际联络部、远东局等机构也因此受到批评。在经过检讨后，决定派遣得力人员来中国了解情况，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用新的方式加强与亚洲各国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这就是牛兰夫妇来华的原因和目的。
牛兰夫妇在中国的活动很频繁，从他们的述职报告及其他档案材料看，他们利用各种身份，在上海租界区内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等机构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联络，接受与中转信件、电报、邮件，提供秘密会议的会址，为赴苏联的共产党人办理手续等等。
牛兰夫妇被捕乃是出于意外，因为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其所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夫妇的邮政信箱，从而追踪到的，但他们却查不到任何指证他们为苏联间谍的证据。正处于为难之际，由于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使情况顿时复杂起来。因为顾顺章为工作事与牛兰夫妇间接打过交道，但没见过面，所以国民党特务机关怀疑牛兰正是顾顺章交代的共产国际在中国联络站的负责人，遂决定引渡。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花了大量的精力，动员起爱因斯坦、萧伯纳、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发出公开呼吁，抗议国民党当局拘禁牛兰夫妇。
虽然国民党当局找不到牛兰夫妇的把柄，但他们却认定牛兰夫妇非一般人物，也有心置其于死地，所以牛兰夫妇的生命存在着危险。中共方面也在进行着大量的营救工作，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到处奔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这场国际性营救行动中，宋庆龄起到了关键作用，她组织起“牛兰营救会”，亲自去南京和蒋介石、汪精卫交涉，还多次去监狱探监，鼓励牛兰夫妇在监狱里坚持战斗。
1932年8月，牛兰一案进行宣判，虽然缺少证据，但国民党当局依然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此后，牛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有人说是在狱中死亡，也有人说回到了苏联，因为与托派来往的原因，很可能在大清洗之列。
其实牛兰夫妇早在1939年就返回了苏联，日军在两年前攻占南京时，牛兰夫妇乘乱逃出，回到苏联后生活得很平静。牛兰曾担任过苏联红十字对外联络部长，1963年病故。他的夫人则在大学里任教，1964年病故。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秘密工作性质，所以一直非常低调，这也是牛兰事件在很长时间里处于迷蒙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案中有案 河内刺汪案之谜
1939年3月发生在越南河内的刺汪案，是国民党军统特工惩戒汉奸的一次大行动，其结果是误中副车，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长期以来，对这一事件人们并没有多少歧义，除了当年参与暗杀行动的陈恭澍有些不解外，也只是存疑而已，并未就整个事件提出质疑。
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也有人对这一事件作出了全面的探讨，《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一书对此作出了新的分析，提出不少新见解。
汪精卫 此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汪精卫叛国案的发生，乃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是蒋介石利用汪精卫自身的弱点设置的一个陷阱，诱使其叛国投敌以陷其于不义。至于河内刺汪行动，同样也是一个设计精巧的圈套。
该书分析道：自从汪精卫出走河内，国内一片声讨之声，汪精卫本人也处于孤独傍徨之中。因为日本当局政潮起伏，1939年1月4日刚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近卫内阁宣布辞职，继任首相平沼对于前任的“和平运动”不感兴趣。汪顿失所倚，被搁置在河内，大有被遗弃的感受，心境极为悲观，以译书写稿打发时间，在叛国行动上并没有进一步动作，甚至打算通过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出走欧洲。蒋介石能够想到，假设汪精卫就此幡然悔悟，罢手不干，事情还未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从过去的历史看，国民党内因党争激烈，派系复杂，开除某某党籍、恢复某某党籍，那是家常便饭。汪精卫被逼走海外不止一次，卷土重来也不止一次，汪系中人留在重庆的不在少数，难保他今后不会再兴风作浪。
所以，蒋介石要彻底战胜汪精卫，必须采取釜底抽薪之策，将其名誉彻底搞臭，不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所以说，河内刺汪行动实际上是刺激汪精卫，促其彻底投入日本人的怀抱。该书为论证这一观点，罗列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发现了诸多可疑之处。
军统特工陈恭澍是刺汪案的负责人，后来他撰写了回忆录《河内刺汪始末》。在该书中，陈以其老牌特工的敏锐，已经产生了某些怀疑：
怀疑之一，虽然陈恭澍名义上为此项行动的负责人，但许多事情并非他所掌握，行动组的一些成员也不归他调配，其行动他也无权过问。
怀疑之二，行动组在河内期间，戴笠曾数度亲临河内，并与刺汪行动组其他成员接触，这一事实数十年后陈恭澍才知道。当时军统在河内最大的行动非刺汪莫属，为什么却撇开行动的具体负责人而另有布置？种种疑点，令人费解。
怀疑之三，当地线人魏春风的神秘身份。此人来历身份一概不清，是由戴笠辗转介绍认识的，却成为行动组得力的帮手，每逢关键时总会出现，特别在刺汪行动的当晚，行动组在动手前突遇安南巡警盘查，形势危急，魏春风却突然从天而降，将危险从容化解。
怀疑之四，在接受此项任务前，戴笠态度很严肃，一再强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以军统家法处置，然而，当行动失败后，却是不了了之。
对于以上怀疑，“陷阱”一书进行了梳理，再对照其他材料，从刺杀过程中发现，还有更多的不解之处。
根据陈恭澍的描述，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共计十八名，或文或武，都是有一技之长的。按理说，对付汪精卫这样手无寸铁的政客应该毫无问题，而且他们已事先踩好了点，由唐英杰将汪宅内部情况摸得清清楚楚。
参加具体谋杀任务的有七人，陈恭澍负责望风与接应，郑邦国打先锋，轻功突出的唐英杰负责翻墙开门及引路，张逢义与陈布云巡回户外，以为哨戒，杀手王鲁翘在余鉴声协助下实施刺杀行动。
当行动人员进入院内，却是楼门紧锁，情急之下，由郑邦国抽出随身利斧将门劈开，也因此惊动汪宅上下，有人伸头探望，被郑邦国抬手两枪吓了回去。
这一情节，与汪精卫的侍卫许少泉回忆完全吻合。许在《我所了解的汪精卫》一文中说：“厨师何兆住在后门的一间小房里，听到异常响声，便打开门张望，特务朝他连开两枪，打伤他的左脚。惊闻枪响，我们准备冲出去，又一声枪响，特务打伤戴云声（汪侍卫）的左膀，并有几枝枪口对准我们威胁说：‘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因出境时不能携带武器，我们都是赤手空拳，加之又不知对方来了多少人，均不敢贸然从事。”
这第一次枪响，陈恭澍听得十分清楚，他当时开着车子在汪宅方向望了望，一无动静。稍许，又传来三声枪响，他开始慢车缓行，准备接应行动组撤退。
这第二次三声枪响，是王鲁翘发出的，根据他事后向陈恭澍的汇报，其冲到二楼三楼之间时，曾与一个人迎面相撞，见不是目标，他将此人吓了回去。然后直奔三楼，冲向带阳台的北房。因为根据唐英杰的侦察，这里就是汪精卫的卧室。
因为屋门紧锁，王鲁翘以利斧将门劈开一个一尺见方的洞口，从洞口张望，只见床下趴着一个男人，因上半身隐藏床下，完全看不见，只有腰背双腿暴露在外面。王鲁翘一连三枪，均命中目标，遗憾的是不能验明正身。
其实王鲁翘击中的是曾仲鸣。
陈恭澍对这次行动的失败一直耿耿于怀，事后不久，他就质问唐英杰；“每次的侦察报告都说，汪精卫住的是曾仲鸣被打死的那间，为什么与实际情况有误？”
唐英杰的回答让陈恭澍哑口无言：
“人是活的，会走又会动，如果临时调换了房间，我能拦住他们不让换吗？”
直至《蒋总统秘录》出版，他才发现该书全译本第十一册二0三页上的一段记载与唐英杰说法完全符合。
三月二十一日，汪兆铭的秘书曾仲鸣在河内高朗街的隐秘住宅中被爱国之士所诛杀，因为刚好就在这一天夜晚，汪兆铭偶然和曾仲鸣换了卧室就寝，刺客误认为曾仲鸣为汪本人，对室内射击数枪。
《蒋总统秘录》乃是日本人古屋奎二所著，按出版该书的日本《产经新闻》说明，此项材料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提供，当然是必有所本。
另外，由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于1979年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也有类似的说法，该局的前身就是军统局，一些重大案件的档案记录仍在该局保管，陈恭澍怀疑，这些材料的来源就是唐英杰本人给军统局的秘密报告，经整理改编后就成了来源可靠的原始材料。
唐英杰这个人本来就与陈恭澍有矛盾，在行动期间，行为乖张，几十年后，陈恭澍对他依然摸不清底细，尤其对汪精卫临时换房一事，更感到是牵强附会，但却说不出其所以然。
汪精卫与曾仲鸣 《陷阱》一书的作者对换房一事作了考证。
曾是汪精卫近侍、亲信的萧耀南称：“寓河内时，汪昼夜在曾仲鸣房间看书写字（曾房内光线较佳），在外窥探者以为该房即汪卧室，殊不知昼间在该房，夜间不在也。”
戴笠的重要助手沈醉也撰文曰：河内行动组出动的当夜，不料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一间房内去了。
但是以上的推断都有不合情理之处。
曾经做过汪伪中央委员的金雄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朱子家”为笔名撰写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对此案作了十分详细的描写，就连陈恭澍也认为，此人所述必有所本，并非空穴来风。
朱子家对汪宅描述得十分细致：
高朗街道7号，地居河内僻静之一角，屋凡三层，底层：前面左右两大间均为汽车房，相邻的后面两大间为仆役室，楼梯则处于全室的中央部分。中层：向北两大间，与楼梯两侧各有小室两间，均为汪氏随从人员之卧室。向南的两间，前一间为客厅，后一间为饭厅。顶层：楼梯左为两浴室，右为两厕所。向北两室，右为朱执信次女公子朱微女士的卧室，左为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之卧室。向南两室，右为何文杰、汪文惺夫妇卧室，盖与其左汪氏夫妇一室相毗连，而曾仲鸣之卧室，又刚与汪氏之卧室相对，相距且仅数丈之遥。
由此可见，该楼坐南朝北，二至三楼的面南房间才是正房，条件与采光也是最佳。否则，二楼的客厅就不会设在南面而让警卫人员住在北面了。
三楼的四个房间，朝南的两间之间有门相通，左首一间既让与汪精卫的女婿及其女汪文惺夫妇居住，那么隔壁者自然汪精卫夫妇最合适。而且此房带有晒台，面对花园，理应为主人居住之房间，如若汪与曾换房，则应该是汪住北屋而曾调至南屋才合乎情理。
即使汪精卫昼间利用曾屋看书写字，然而唐英杰俱是夜间出动侦察，理应不受此困惑，且是亲自登上楼顶，双足勾檐，倒挂卷帘向内窥视，当不致有此失误。
而且，朱子家是对汪宅内部情况有过详细调查的，他也未提到换房一事，汪住南屋，曾住北屋，是一直这样安排的。因此，将误刺曾仲鸣的原因说成是曾汪临时调房所致，已不能用“自圆其说”几个字来解释。
还有更让人惊讶的事，据朱子家透露：“仲鸣腰腹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其夫人方君璧亦中三弹，一在臂，一在腿，一在右胸。”然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他当时确实只听到两次枪声，共五六响。而曾仲鸣是否与夫人方君璧住在一起，他们不知情，但有一点可以保证，王鲁翘当时并没有向她开枪，因为王鲁翘没有必要隐瞒不报。
那么，是否朱子家夸大其词？
投入日本怀抱的汪精卫（前右） 曾仲鸣后因伤重不治，汪精卫伤心之余为其撰写行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晨丑时，天未明，凶徒数人，持械突出寓所，发弹数十，伤五人，君伤最重，是日午时卒，夫人君璧以奋身救君，亦中三弹。余三人伤，轻重不等，凶手被捕者三人。越日，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据凶手供称，谋杀目的是在兆铭。
陈璧君在大陆解放后，也在监狱中供称：
我与曾妻子在三日前，刚由香港前来看望他们，是夜全家伤亡共六人，曾中数十枪，方亦中三枪。我与汪房未被进入，其后陈（恭澍——笔者注）匪被李士群诱捕，述往事，说他们每日都从邻街的大楼上，用千里镜窥视汪的住宅了，看得明明白白。不知何故，竟入曾房（此处陈也未提及换房一事——笔者注），曾仲鸣同志遂代为牺牲了。
当晚，住在楼下的汪精卫侍卫许少泉于事发后也曾去过曾仲鸣屋，他回忆说：
只见曾仲鸣的卧室房门洞开，床前血溅满地，曾仲呜下腹部连中数弹，已撒手西归，方君壁躺在床下不能动弹，大腿中了三枪。
双方各执一词，所述迥异。然而，这一切却不能用一般的非彼即此、非此即彼的概念来判断，原因很简单，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说假话的必要。
那么，曾仲鸣身上所击中的多余子弹从何而来？方君璧那三枪又是由谁击中？自第二阵枪响过后，到陈恭澍接应王鲁翘上车撤退，其间不过几分钟，而汪宅上下却是在刺客走后十分钟左右才出来报警，这中间是否又有新的情况发生？
所以，《陷阱》一书认为，河内刺汪案疑云重重，他刺激了汪精卫卖国投敌的脚步，其目的并非是消灭汪精卫的肉体，而是彻底结束其政治生命。刺汪案乃是国民党特工组织精心设计的一次秘密行动，甚至就连一些当事人也不解其中奥秘。遗憾的是，这一切怀疑仍然停留在推理阶段，尚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证明作者的观点。
歪打正着 中国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之谜
中国有没有破译过日本空袭珍珠港的密电？这个问题无疑是民国史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同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从事译电工作的池步洲和张令澳两先生，对此提出迥然不同的说法。
对中国破译日本空袭珍珠港密电问题的提出，来自于1979年香港《天天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不过该文认为破译密电的是霍实子先生。内容大致如下：
1941年，珍珠港事变发生前五天，中国有人破译了日本密电码，预知日方采取行动，美国不信此消息……本文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翁霍实子，现仍健在，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名翻译日本军事密码专家，曾为抗日战争立过功。另一件事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五天，他又译出日本外务省给驻美日本大使的密电，饬令驻美使馆马上焚烧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当时霍氏将电文译出之后，又写上了译者按语说：“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电令驻华各领事馆，马上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由此可以肯定日本决定对美发动战争。”
霍实子在抗战时期是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第一组少将组长，负责密码的破译工作。在“文革”中因为历史问题而蒙受冤屈。1983年3月1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了落实霍实子的冤案，特派书记员陈培娥女士到霍实子先生住处了解破译日本密电的情况。霍随即给池步洲写了一封亲笔信：
步洲兄！您好。今天下午2点不到，有位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陈培娥同志（女）到访，了解在抗战期间我兄的情况。由我笔述或口述，由她用法院审判用笺写的，共有三页，由我签章，先写霍实子，85岁，现在市政协秘书处工作。内容大致是……1940年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我任该室第一组少将组长，池任该组第四科科长，破译了许多日本的重要情报，如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一重要情报是池破译出来的……
霍实子承认是池步洲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码。池步洲说：“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我们当年破译日本密电工作的角度出发，将所知的梗概综述如上。但，是谁破译这份密电报，本来是很清楚的，是我而非别人……霍先生这封亲笔信，可以雄辩地证明：不是别人，正是我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破译出来，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实际上霍先生本人不擅长研究，宜于搞研译和翻译。但他又是一组之长，自有不少行政事务要他去管，故极少做破译工作，一切都是由我们军政部过来的人员及一、二原检译所人员（如王瀛）去做，而且在研究、研译、翻译三者分工中，他不宜于研究，可以做些研译，更无需他去做翻译，事实上他当组长不必做实际工作，总其成而已。”所以，“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是我而不是霍先生，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表面上看突如其来，实际上却是酝酿相当时日，其先兆脉络隐约可寻。在事件爆发前大半年里，我们从破译的日密电中即已发现其中异兆；在前五天里，我们又作了准确的判断，惜未为美国所重视……
日本早已根据森村正（吉川猛夫）所提供的珍珠港方面军事情报，决定于12月8日早晨偷袭珍珠港，但却又狡猾地派遣来栖特使匆匆赴华盛顿搞假谈判，以迷惑美方。其实，这个烟幕早被我于事件发生前五天破译成功，由日本外务省致野村大使的一份密电报中予以揭破。该密电报主要内容如下：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转存于中立国家银行；（三）帝国政府决定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行动。
……
我破译之后，深感该密电报的重要性，立即送交当时组长霍实子先生。我根据以前所译出的有关珍珠港的军事情报对霍说，日美之间也许要“东风，雨”了。霍实子先生点头：“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决定对美快要发动战争了。”我在旁插话说：“日期可能就是这个星期天。”霍先生点头同意，并说：“我即当面报告毛庆祥代主任。”当时霍即亲拿这份刚译出的日本密码情报，飞跑送到主任办公室交给毛庆祥主任。毛阅后也马上亲自将这份密电情报送到蒋介石手里。事后毛庆祥对霍说，蒋也立刻把密电内容通知驻渝美方。可惜的是美方低估了当时中国研究日本密码电报的技术，不相信中国已攻破日本密码电报技术，不相信中国已破译日本密码电报。
池步洲还说，他曾经携带了两大箱子的有关档案回家，可惜都毁于“文革”之中。
与池步洲持相反意见的张令澳先生认为：“中国并没有破译过突袭珍珠港的日方密电。”张也是一位当事人，时在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负责审阅军委会技术研究室送来的情报资料。他说：
池步洲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对他所服务的单位——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每天送到侍从室来的破译密电，我是直接审阅拟办的第一人……
据我所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在整个抗战时期，只能译出一些日本外交方面比较简单的密码电报，一般都是日本政府向海外使领馆拍发通报性质的电文，或是外交官员例行的人事调动……至于军事方面能够破译的，也只是中国海域的水文资料以及各地的气象报告，此外便是一些海运物资、给养品、通往东南亚海域许多船只的行程及航向等情况……整个战争时期，有关日本陆军和海军的重要密电码始终未曾被我方及时破译过，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日军偷袭珍珠港这样一件重大的军事计划，日本海军、陆军（注：日本空军附属于海陆军两个系统，不是独立的军种）间的绝密电码，怎么突然会被中方破译的呢？
我和朱少先，当时一个在情报组，一个在机要组，这些情报要送呈蒋介石，都必先由机要组送达情报组，这是侍从室的工作程序，而我们又是主办这种情报的两个人，怎么会不知道有如此重要的情报，岂非咄咄怪事？
……
抗战时期军委会有严格规定：任何作战情报、档案资料，应按分类归档保管，不得私行销毁或藏匿，否则依军法从事。池步洲服务于军委技研室，主任是毛庆祥，他一直是蒋介石身边的机要大员，决不会听任所属随意私存机密性质的情报资料。池步洲既然是“有心人”，难道连这点纪律都不知道吗？退一步说，若真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他破译这一重大日本密电码，他应在解放后肃反运动时，主动提供给人民政府审查保存，这是对抗战的重大贡献，可以减免他的“罪责”，不是吗？据笔者所知，当时技术研究室破译的情报资料一律须送交侍从室处理，技研室绝不能自行对外。笔者当时在第六组，就是负责研判技研室的这类破译密电，每日多则数十通，少则五六通。像珍珠港事件如此重大的情报，怎么会不立即呈报蒋介石？蒋又怎会不予批示并加以嘉奖呢？
……
12月上旬，技术研究室又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紧急通知，内容是电告日本驻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纽约等地的使领馆，限期销毁各类文件，准备撤侨。我们签注的意见是：“速送外交部密告美国大使高斯（在重庆），并电告我驻华盛顿武官郭德权转达美国军方。”蒋介石阅后批“可”。旋得美方回答说，美日谈判已陷入僵局，国务院已知道日本撤侨计划，美国也准备同时撤侨。似乎美国尚未意识到日本对其突袭的意图。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当时重庆政府仅告知美方：日本将扩大侵略的意图，而并没有告知日本将空袭珍珠港的确切日期。蒋介石（侍从室）除了收到过毛庆祥的技术研究室这份密电资料之外，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约三个星期，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也送呈了一份从日军大本营秘密弄到的《日军准备发动东进和南进攻势的战斗序列》情报资料。该情报判断出日军即将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和东南亚地区发动进攻。侍从室第六组看到这份情报后，立即用红色封套原件加签注，迅速密呈蒋介石阅。蒋又立即批示“密告美国政府”。可惜美国海军当局并未对这份谍报引起充分重视并及时做出对策，以至后来珍珠港海军基地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从以上两方面所得到的情报资料可以相互印证，日本确实将扩大侵略战争，不惜和美国一战以实现它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但并没有确切的情报告知，究竟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发动突袭珍珠港。技术研究室并没有送呈过这样具体的破译密电，更遑论是谁译出来的。当时直接掌握办理这方面情报的，除了我是基本的研判主办人员外，还有第六组组长唐纵和副组长邵毓麟是主要的校阅主官。现在唐纵遗留在大陆的日记已经公开出版，厚厚一大册，题名《在蒋介石身边八年》。这册日记对抗日战争中每一重大事件都有记载，但对密码破译大事却只字未提。此外，邵毓麟著有《胜利前后》一书（台北《传记文学》丛书），只提到王芃生的《南进序列》情报，未言及其他。
根据以上当事人的意见，我们大致可以猜到破译密码的谜底：第一，中国当时的确破译了一些日方有价值的情报，从这些情报内容大致可以判断日本可能对美国珍珠港将采取军事行动，但这些情报未能引起美方的重视。第二，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中国根本无法破译，而且中国当时的技术手段也不可能破译。
“妖艳的白蛇” 郑萍如间谍案之谜
一个美丽妖艳的女人，她的真实身份是军统特务，抗战期间，奉命去暗杀汪伪特工主任丁默邨，由于事机不秘而被俘。在狱中，由于她的美丽和魅力，竟被她的敌人称为“妖艳的白蛇”。郑萍如后来被汪精卫下令枪毙。抗战胜利后，在军统的烈士名册上竟查不到她的名字，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隐情呢？
1945年深秋，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成为关押周佛海、丁默邨等大汉奸的临时住所。一天，军统少将处长沈醉来此看望周佛海，两人随便聊起过去双方刀光剑影的特工生活。周佛海问：“丁默邨与戴笠先生在抗战时早就有联系，你们为什么还派人暗杀他？并且能找到那样一个漂亮的小妞来搞暗杀工作？你们是怎样训练这种杀手的？”
沈醉诧异地问：“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至于军统为什么要杀丁默邨，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更不知道训练了什么漂亮小妞去从事暗杀工作。”
“怎么？沈处长不知道有军统女谍暗杀丁默邨之事？那个女人是我下令枪决的，怪可惜的，她可真有办法，要不是李士群盯得紧，她差一点把执行官林之江都策反了，两人都商量好了一起私奔。”
沈醉一听，来了兴趣：“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能详细告诉我吗？我回去也好查一查，给这个无名英雄记功。”
那位被“七十六号”枪毙的郑萍如小姐，1918年出生，死的时候也不过二十多岁。她的父亲名叫郑钺，清末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又入东京法政大学法科，他的同学中有国民党著名领袖宋教仁。郑钺在上学期间也加入了同盟会，跟随孙中山、于右任等奔走革命。辛亥革命和民国二年的二次革命都参与其间。后来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娶了个日本太太，中文名字叫郑华君。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共有两男一女，女孩就是郑萍如。
美女杀手郑萍如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郑钺在司法界服务。当时，国民政府在上海公共租界设有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在法租界设有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和第二特区地方法院。1935年，郑钺被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任命为上海高等法院二分院首席检察官。
丁默邨曾在上海民光中学做过校长，郑萍如是他的学生。她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法政学院学习法律。毕业那年，正赶上七七卢沟桥事变。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开战，中华民族在最危急的关头，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爱国运动之中。郑萍如的哥哥郑海澄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空军，在一次激烈的空战中，郑海澄的飞机不幸被敌机打中，为国捐躯。噩耗传来，全家悲痛万分，郑萍如发誓要替其兄报仇，这时军统特务找上门，劝其参加抗日斗争，郑遂答应为军统工作。
日军占领上海后，汪伪政府多次与租界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把租界内的中国法院接收过来，改归伪政权管辖，但遭到租界当局的拒绝，理由是英、法、美等国只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能把租界里的法院交给未获承认的政府。日方及伪政府恼羞成怒，将争夺租界中国法院管辖权的任务交给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七十六号”特务机关来完成。李士群用子弹多次恐吓郑钺，但郑钺始终按法律惩办在租界里犯罪的日本人。
经军统特务嵇希宗介绍，郑萍如成为该组织的情报员。因为她的日语很好，便常常出入日本人聚集的海军俱乐部，以获取日伪情报。一次，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她认识了熊剑东的老婆。熊剑东是浙江新昌人，早年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剑东在常熟一带组织忠义救国军，在一次作战中，被日军捕获，关押在上海监狱。熊妻正四处托人营救，军统遂指使郑萍如设法将“自己人”营救出来。郑主动帮熊妻找关系，她打听到丁默邨已投降日本人，在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担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于是主动找上门去，请丁默邨设法找人救出熊剑东。当时，汪伪集团正在筹备阶段，懂军事的干部奇缺，丁默邨去见周佛海，说熊剑东懂军事，本人愿意参加和平运动。于是周佛海亲自出面，将熊剑东保释出来。熊后来担任伪税警总团副团长，成为周佛海、丁默邨的重要干将。
当时，正是戴笠的军统上海站与汪伪“七十六号”在上海滩进行特工战白热化的时候，由于丁默邨担任过军统少将，对戴笠的组织和活动规律非常熟悉，于是，在他的指挥下，军统地下组织屡屡被破获，特工多次被杀害，给军统在上海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威胁。戴笠严令军统尽快除掉丁默邮，以打击“七十六号”的嚣张气焰。嵇希宗便对郑萍如下达了秘密指令：除掉丁默邨。
郑萍如利用美色接近和迷惑住了丁默邨，使其坠入情网，军统的锄奸网悄悄撒开。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和郑萍如去一个朋友家赴宴，郑通知军统特务布置好暗杀行动。在丁的汽车回来路过静安寺附近的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萍如提出要下车买大衣，丁默邨只好陪她下车，暗中叮嘱司机不要熄火。
当他二人进店挑选，丁突然发现有两个短打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隔着落地玻璃窗向他打量。丁默邨不动声色地走到郑萍如旁边，掏出一沓钞票往柜台上一扔，说：“你慢慢挑吧。”还没等郑萍如反应过来，丁就猛地推开门，拔脚向马路对面狂逃。
门外守候的军统特务嵇希宗和刘彬，没想到丁默邨突然窜了出来，稍一愣神，才拔枪瞄准。就在丁默邨钻进车里时，两声枪响，却没有打中，小汽车一溜烟开走了。
郑萍如的身份暴露后，曾在虹口隐居下来。虹口是日本军的驻地，她在一个日本宪兵分队里躲着。那里是“七十六号”力所不及的死角。郑萍如后来又巧妙地钻进了日本军内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二课参谋和上海第十三军司令部的年轻大尉参谋，都为她的美艳着了魔。她“出卖”的重庆情报和蓝衣社情报以及正活跃于上海内外的游击队动向等，正是当地日军求之不得的。两位单纯的参谋不问情由地轻信了她，做梦也没想到她以这些来历不明的情报为诱饵，换取了日本军宝贵的最高机密情报。不久，郑萍如被丁默邨设计诱捕。当“七十六号”副主任李士群审讯她时，郑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军统特务，但并不否认自己要杀丁默邨，原因是“丁默邨有花心，要去爱别人，我就要杀了他！我要让丁默邨晓得，天底下的女人不都是好欺负的！”她有意将一桩间谍案说成是桃色新闻，把丁默邨气得暴跳如雷。
1940年2月，汪精卫给李士群下达了处死郑萍如的手令。负责看守郑萍如的伪大队长林之江为郑的美貌所倾倒，要与她一起“私奔”。然而，为防止郑萍如逃跑，丁默邨早做了防范，他知道郑萍如的魅力实在太强烈了，谁也经不起她的诱惑，就连“七十六号”的后台老板、日本特务头子晴气庆胤也表示出恻隐之心。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妖艳的重庆白蛇、蓝衣社女间谍——郑萍如最终也未能逃离被送上祭坛的悲惨命运……我不知为什么，很想救她，哪怕是免她一死也好。我也知道她罪孽深重，可总想救她一下。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情，也许因为她是日华的混血儿……”
于是丁默邨特意加派了人手，并派伪司法部长夏仲明亲自去监刑。
丁默邨和李士群（右） 郑萍如的末日无比凄惨。直到执行枪毙的前夕，她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上刑场，她还给其弟写信说，她在“七十六号”很好，请父母、兄弟等不必挂念。她在银行的领款图章请其弟妥为保存，并将其衣服托人带来。
当执行枪决的那天早上，林之江骗郑萍如说要带她去虹口买衣物。刑场终于到了，原来是徐家汇火车站边的荒野地里。郑萍如明白了，死死地抓住车门不放，在监刑人员一再催促下，林之江才转过脸去，挥了挥手，让人把郑萍如拖了出去。
郑萍如自知不免一死，遂要求最后打扮一下。她掏出化妆盒，在哭得一道道泪痕的脸上细细地扑上粉，重新画了眉。顷刻之间，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变得十分可怕，她痛骂汪精卫，痛骂丁默邨，痛骂日本人！
林之江的手下不忍心开枪，最后由林之江亲自瞄准射击，郑萍如倒在血泊里，玉殒香消。
直到1946年，国民政府在审判汪伪汉奸时，郑萍如的母亲郑华君、弟弟郑南阳（郑钺在郑萍如被枪毙不久，因悲伤过度病死）向首都高等法院控告大汉奸丁默邨残害郑萍如之罪恶，此时竟没有一个军统人员出来证明郑萍如是为军统组织工作的。幸亏有沈醉出面过问，军统人事处才把郑萍如的名字补到军统烈士名单中去。
将星陨落 叶挺飞机失事之谜
1946年4月8日，刚刚获得自由的北伐名将叶挺将军，乘坐美国空军的C-47型运输机赴延安，同行者除叶挺的妻儿子女，还有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人。不幸的是，飞机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公里的黑茶山失事，机毁而亡，给我党我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中共方面对此次空难一直抱有怀疑，但苦无确实证据，又正值国共和谈时期，因此只能对外宣称是一起意外事故，然而内心却一直耿耿于怀。当新华社在发布飞机失事的消息时，用了“想系”一词，表明中共的怀疑和保留追究破坏者责任的权利。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一事件仍然在重重暗幕之下，叶挺的长子叶大正终于忍不住要一吐为快，他在出席广东惠阳市纪念叶挺诞辰106周年的活动中，披露了压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
叶挺将军 叶大正回忆说：父亲牺牲几年后，周恩来总理告诉他，当年的空难肯定有人做了手脚：“关于你爸爸他们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只是说浓雾中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机组四个人都是美国人，只有国民党的特务才能干出这种事，否则无法解释飞机一直是正常飞行的，当时延安也只是下点小雨，延安附近也没有大山，C-47飞机可以飞越驼峰，性能是好的，飞行员又是美国飞虎队队员，技术也是好的，为什么快到延安的时候突然电讯中断，迷失方向？出事后，从飞机残骸中发现一份迷航报告，证实迷航是确实的。为什么会迷航？就是因为有人在仪表上做了手脚，使仪表突然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