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正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又拿出了一篇文稿，那是1998年4月18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的顾逸之写的一篇《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工作，“四八空难”时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他奉命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和处理后事，并向中央详细报告了现场情况，提出以下疑问：
其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其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就不会撞上巨石了。
其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其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到延安的。西安到延安一直是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仍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飞机残骸中发现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飞行员。这些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因此叶大正肯定地说：看了以上文稿，更可以证明周恩来的分析是对的，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迷失航向。
周恩来和叶挺（右）、项英 叶大正的怀疑最近得到了证实。2003年，《档案时空》发表了《叶挺将军座机失事真相揭秘》一文，文中称，一位叫杜吉堂的台湾老兵在临终前良心发现，忏愧说，当年他作为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长，在重庆参与了由军统方面组织策划的谋害叶挺将军的阴谋。其具体过程如下：
叶挺将军是在1946年4月6日夜决定飞赴延安的，通过中共方面的联系，决定由国民党空军派出一架美国C-47运输机执行任务，飞行员史密斯是一位有三千小时以上飞行经验的老资格驾驶员，他接到任务后，将忙于空投业务的飞机停在重庆军用机场进行检修。
在飞机起飞前，即4月7日凌晨，军统方面由安插在空军系统时任调度科科长的王平虎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随即有人打电话给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长杜吉堂，电话中吩咐：中共的叶挺将军准备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请立即执行刺杀任务。杜吉堂接受任务后即招来特工队其他负责人，密谋破坏中共这次飞行。有人献计在上飞机途中安排狙击手，有人说在飞机上安装炸弹。其中有人提议，破坏飞机上的仪表可使飞机迷航，让其自然坠落，遂被采纳。天亮后，杜吉堂带人找到王平虎，查到C-47飞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请王平虎为特工混入机场做好安排。次日晨8时，懂得机修作业的特工杨耀武跟着检修员一起进入飞机检修场地，偷偷来到飞机驾驶舱前，将一块磁铁安放在飞机仪表的反面，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装作擦拭飞机零件的样子，眼看着检修员检修完飞机，并填好安检单。
飞机于8时45分起飞，按预定时间在西安机场休息加油，然后继续向延安飞去。离开西安时，天上已经下起了冰雹，史密斯同延安方面电台曾有联系，告知飞行途中情况后就关了电波段。正在这时，飞机为避开冰雹区稍一转向，机身一偏，飞机仪表停止了摆动。失去导航系统后，史密斯只能靠经验飞行，在穿越黑茶山时，因撞山而机毁人亡。
杜吉堂的供词证实了中共的怀疑和叶大正的判断。
恶有恶报 戴笠座机失事之谜
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之死一直让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因飞机失事致死，也有人认为是军统局特务之间的内部矛盾，甚至还有人认为戴笠之死与蒋介石有关系。至今也还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1946年3月16日，军统特工王戴笠由北平乘坐北平航委会拨给的二二二号客机飞抵天津，准备次日飞上海，但夜间接到上海方面气候不好的预报，可是挡不住戴笠归心似箭，他这时对影星胡蝶正十分迷恋，因为18日胡蝶与丈夫潘有声签订离婚文件，他想亲自在场参加，因此决定按预定时间起飞。为了防止万一，他还命令要多带汽油，上海不能着陆，便直飞南京。
17日上午9时，飞机起飞，抵达上海时，大雨滂沱，飞机不能降落，只能转飞南京。南京气候也恶劣，经交涉，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为确保安全，还派出四架军用飞机导航。但因云层太低，气象条件太差，始终与戴笠座机联系不上。12时30分以后，全部联系中断。经过全力寻找，三天后，军统特工才赶到出事现场——南京江宁板桥镇岱山。经调查和分析，二二二号飞机先是撞在一棵大树上，遗落下一支螺旋桨，又连续擦过三个山坡，撞在山腰，引起大火和爆炸，机上十三人无一幸存。
军统局局长戴笠 戴笠之死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谜，究竟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谋杀？因为那天气候确实恶劣，说是飞行事故也说得通。
但是有人认为，此次事故乃是人为原因，戴笠是被人谋杀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特工王——戴笠》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就持这样的说法，戴笠是被军统局高级特工马汉三密谋害死的。
马汉三，时任北平市民政局长，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负责抓捕汉奸工作。他上任伊始，则雷厉风行，让北平城内大小汉奸人人自危，马也借机敛财敛物，敲诈勒索。对于他的种种行为，戴笠时有所闻，因此这次出差北平时，就顺便调查了此事。在查阅了马汉三呈阅的拟抓捕汉奸名单上，发现竟没有金璧辉的名字，不禁沉下脸来。因为金璧辉就是川岛芳子，满族人氏，是有名的日本间谍，举国公认的大汉奸，马汉三竟然将她放过一边，必有蹊跷。
原来，华北沦陷期间，在北方进行特工工作的马汉三曾经被捕，为了乞得活命，用一把据说是乾隆用过的宝剑买通了日本司令福田隆吉，后来，福田隆吉又将此剑赠给了金璧辉。没想到风水轮流转，这柄剑又成了金璧辉换取生命的筹码。
戴笠对这把乾隆宝剑也不陌生，因为这是当年军阀孙殿英挖东陵时盗来的宝剑，乃无价之宝。东陵案事发后，为了逃避惩罚，孙殿英把这把宝剑交给了马汉三，请转交戴笠，在蒋介石面前美言几句，没想到马汉三见宝眼红，竟私吞下了这把宝剑。
戴笠立即行动起来，将已经准备遣送回国的金璧辉抓了起来，亲自审问，将马汉三受贿一事弄得清清楚楚。马汉三也是一位老牌特工，急忙主动将受贿物品及那把乾隆宝剑献给了戴笠。
因为行程匆匆，也因为马汉三在北方势力雄厚，戴笠没有急着向马汉三动手就离开了北平。马汉三知道戴笠放不过他，遂暗动了杀机。
他利用戴笠好色的弱点，让一位美貌的女特工陪伴戴笠。一直到3月17日飞机临飞时才告别于机场。而就在戴笠登机前，女特工暗中将一颗小型定时炸弹放在了飞机上。
炸弹定于中午12点30分爆炸，为了赶去见胡蝶，戴笠竟然提前一个小时登机，这让马汉三等人暗中担心，如果戴笠下了飞机炸弹才爆炸，那计划就将暴露。真是恶有恶报，因为天降大雨，戴笠座机在天空中盘旋太久，至12点30分，轰然一声，机毁人亡。1948年9月，马汉三在北平被枪毙，然死因并非是谋杀戴笠，据说这是为军统遮掩家丑。
让戴笠魂牵梦萦的影星胡蝶 除了以上的说法，还有一种传闻让人匪夷所思：戴笠是被蒋介石害死的。
抗战胜利后，军统势力大发展，戴笠已呈尾大不掉之势，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意识进行限制。比如说，戴笠一心想控制首都警察局，由军统特务任局长，他把那颗大印都放在办公室里了，但蒋介石就是不答应。蒋介石还对戴笠抓特务武装表示了不满，曾向侍从室主任林蔚指示过，不要让戴笠带兵，只是专门负责特务工作。原由军统控制的缉私处二十个团的兵力，要交由宣铁吾管理，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也要进行整理，并打算对军统局进行缩编。这次戴笠急匆匆往上海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军统局内当家的毛人凤的一封密电，因为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正抱成一团，密谋策划将军统局彻底搞垮。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戴笠已经在蒋介石面前失宠了。
此外，戴笠身为军统局当家人，参与了各种密谋，可以说，蒋介石的各种隐私和手段，没有他不知道的，而且有的是很上不了台面的，蒋介石也可能因为维护自己的形象而灭口。
所以，戴笠自己也预感到结局的可悲，曾对人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的。”只是他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早。
戴笠与母亲 另外，如果说戴笠是死于谋杀，以戴笠在军统局的“威望”，怕是很少有人敢生此念，即使马汉三也是如此，那把乾隆宝剑的故事也过于传奇了，没有确实材料可以证实。然而，如果有了最高当局的指示，性质就有了变化，敢向戴笠出手者就会大有人在。因此说蒋介石下令杀害戴也不是没有可能。
以上说法均是猜测之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可以根据种种材料作出自己的分析。
惟我独尊 保密局谋刺李宗仁之谜
保密局部署了一次谋杀副总统李宗仁的绝密行动，从地面到天上，从住宅到机场，从曲巷到公路，布置了层层罗网，只求一击而中。然而，就是这场连苍蝇也逃不脱的暗杀行动却意外流产了，以蒋介石的下野和李宗仁的上台而告终。这其中的秘密在二十年后终于被揭开。
1948年11月间，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被局长毛人凤一封加急电报召至南京，刚到明故官机场的沈醉就被等候在那里的毛人凤接上汽车，赶往黄埔路中央军校内的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在办公室接见了他们，说：“目前局势不稳定，但是共产党并不可怕，而我们内部有些人却在危害国家利益，离心离德，甚至从中破坏、捣乱，阴谋推翻政府。”蒋介石双眼露出凶光，对沈醉说：“这次决定叫你主持这项工作，是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的希望。此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你绝对不能泄漏出去，一定要从速布置，做好准备。等我的最后命令！”
回到招待所后，沈醉忍不住问毛人凤：“总统委以我们重要任务，但制裁何人，他却没有说，我也不敢问。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毛人凤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又四处看了看，狠狠地吐出三个字：“李宗仁。”
“是副总统？”沈醉怀疑耳朵出了毛病，脱口而出，惊愕得半天合不上嘴。
“这次行动只有你、我加上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和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知道，只有我们四个人研究行动方案，连副局长徐志道都不能参加。”
一天，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请李宗仁夫妇吃晚饭。蒋介石像是无意问起：“德邻，你现在的专机怎么样？设备好不好？”李宗仁老实回答：“是一架二战时美军淘汰的过时飞机。”宋美龄当即说：“达令，我的‘美龄号’可不可以送给德邻夫妇？”“达令，你不提起，我还忘记了。我们有‘中美号’够用了。”
“那么贵重的东西，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李宗仁慌忙辞谢。“德邻，我们是真心的，千万别客气。”宋美龄又对郭德洁说：“‘美龄号’里的设备是一流的，又舒适，又方便，你可以好好享受享受。”一听说蒋氏夫妇要送飞机，郭德洁当然心花怒放，对李宗仁撒娇说：“德邻，明天你带我乘‘美龄号’到上海还有杭州去玩玩。说过好多次了，你总是不去。”“好，好！”李宗仁漫不经心地答应着，夫妇俩在要不要飞机的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别扭了几天，上海、杭州之游被搁置下来。
李宗仁 此时，在沈醉的办公桌上，放着李宗仁傅厚岗官邸周围的地形图和房屋结构图，沈醉、毛人凤与叶翔之在研究行动方案。沈醉已设想了两套办法，一部分人负责暗杀，一部分人监视李宗仁，防止他离开南京。
毛人凤指着李宗仁住宅附近的地形图说：“暗杀最好在户外进行。傅厚岗的巷子较窄，他的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你们可埋伏在两面，同时可以射击。如果李不出门，你们再到他的住宅去狙击。我找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的同志协助进行，先停他家的电，然后借口检修变压器，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面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射击，乘警卫人员慌乱之际，你们再潜进室内进行暗杀。”
叶翔之从口袋里拿出两颗锃亮的黄铜子弹，递给沈醉：“这是美国最新研制的，乍一看与普通的子弹没两样，但是子弹头内装有最猛烈的毒药，射中人体任何地方，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无法救治而死亡。”
“我们在他家周围是否设个旧书摊？书摊的好处是可以狙击。除侦察外，还可以在那里多留几个人，借看书的机会能够多呆一些时候，不易被人发现。”沈醉提议。
“好！想得周全。”毛人凤称赞，他指着地图，又说：“马路拐角处设书摊最好，汽车到这里速度最慢，我们可以看清里面有几个人，以便一举成功。”
沈醉接着又展示他的第二套方案：“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李突然离开南京，我们要在机场、火车站、京杭国道各处设立一些联络点。”
“你大可放心。飞机的问题总统有办法，我们可以在光华门外通往机场的那条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铺为掩护，再安上一部电话。一旦发现李宗仁的卡迪拉克前往机场，立即用规定的暗语报告。我通知两架战斗机随时做好升空准备。”毛人凤阴险地笑着，两手一张作了个爆炸的手势，“飞机失事，这是上策。”
叶翔之分析道：“李宗仁的军队现大部分集中在安徽一带，我们要注意这个动向，如果他从中华门站坐火车，一定去芜湖等地调军队来实行武装‘逼宫’。只要他出南京，我们可以在任何小站进行狙击，不必先请示总统。”
“李宗仁外出的任务由我亲自负责，我估计有时他爱好打猎，可能出中山门沿京杭国道去汤山或到太湖、杭州等地游玩。如果他乘车外出，我特地拨给特别行动组两辆高速汽车，接报后立即追去，在半路上狙击更好。”毛人凤得意洋洋地说，“总统对我说过，在南京城里动手，一定要先等他做最后的决定；如果李不辞而别，便是自寻地狱之门，谁也帮不了他。”
就这样，围绕暗杀李宗仁的目的，保密局准备好了天罗地网，只待蒋介石一声令下，子弹、冲锋枪、汤姆森机枪、火焰喷射器、炸弹、战斗机便可直射目标。
1965年，李宗仁夫妇回国定居，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蒋介石与李宗仁貌合神离，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但为什么要下毒手杀害李宗仁呢?1947年，国共战区局势逆转，国民党兵力从战争之初的五百万人锐减至三百七十万人，共产党却从战争之初的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二百万人。杜鲁门总统及国务卿马歇尔派魏德迈将军来华，调查国民党在国共战争中失败的原因，魏德迈与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谈话时，白毫不掩饰地指出：“一年来的作战经过证明了蒋介石在军事上指挥无能……战局发展至今天这种地步，应由蒋介石独负其责。”魏德迈还与当时北平行辕主任、桂系首领李宗仁就挽救局势交换了意见。
8月24日，魏德迈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茶会上发表声明说：“中国虽因连年战争、革命受到削弱和破坏，但仍拥有为其自身之复兴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质资源。这种复兴，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次日，蒋介石在召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时小心翼翼地问：“魏德迈将军在《声明》中有中国需要‘令人振奋的领导’一句话，是不是美国真想逼我下野？”
其实美国的确对蒋介石统治的无能感到失望，为了保证大批的美元不打水漂，已经进行换马了。是年9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去华北巡行，物色接替蒋介石的人选。他在提交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认为：“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在华北知识分子中，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则资望日高。关于他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
蒋介石、李宗仁参加总统、副总统就职 1948年3月，在竞选副总统的问题上，蒋介石嘴上允许李宗仁参加竞选，但在暗中阻挠，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李宗仁联络了程潜等，挫败蒋介石的阴谋，成功地当选为副总统。11月，白崇禧通电，要求蒋介石下台，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向蒋介石实行“逼宫”。毫无疑问，蒋介石认定这一切都是李宗仁指使所为，恨得咬牙切齿，于是制定了暗杀李宗仁的计划。是年底，局势恶化，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寻求美援，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拒绝。他得知美国方面有“换马”的意思，于是放弃了暗杀李宗仁的秘密计划，决定推李宗仁为代总统以渡过危机。这样，李宗仁在不知不觉中躲过了一场杀身大祸。
出卖情报 黄浚间谍案之谜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情报部门所破获的黄浚父子叛国案被人号称为民国史上最大一桩日本间谍案，曾引起社会的轰动。然而破获的过程，在当时却是秘而不宣，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共抗战大肃奸》一书披露了详细的内幕。
黄浚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要秘书，其地位仅次于秘书长，深得汪精卫的信任和欣赏。此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北洋各要人及前清遗老遗少多有来往，因此十分熟悉前清的掌故和历史，撰写了一部约数十万字的近代笔记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在当时非常得好评。他的诗、词、书法文章俱佳，可谓才名满天下，比如梅兰芳先生的拿手戏《天女散花》，就是由黄浚创作的。
像这样一位大才子，很难想像他竟是一位日本间谍。
他的身份暴露缘于江阴要塞泄密案。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从战略角度出发，在华东开辟新的战场，在筹划淞沪之战时，曾有方案，以海军突然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江面，既防止日军舰队从上海进攻南京，另一方面拦截并猎获当时处于长江中上游的日舰日船，一举取得战略上的先手。
这是当时的最大军事机密，除与会的几位高级将领以及担任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外，无人知晓。此次会议的时间是在1937年8月5日，然而从6日起，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及江面正在行驶或停泊的日军船只全部升火飞速驶向长江下游，冲过江阴要塞。而在重庆、武汉、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与活动，随日船撤离。许多人甚至丢下了贵重的物品而不顾，有的连摆上桌的饭菜也没来得及动筷子就匆匆上船而走，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突然得到消息的。
因为日方事先得到消息，中方的这次行动没有收到奇效，仅捕获了两艘日本商轮。因此日本海军全身而退，在后来的淞沪之战中，给中国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很明显，中方高层人士中出现了“内鬼”。
战事发生后，因为战场形势危急，身为中方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几次要到前方督战，但因日本飞机对南京到上海的铁路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狂轰滥炸，很不安全。新任副参谋长白崇禧因此建议道，因为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将去上海接见英侨，可以搭乘他的汽车，以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蒋介石对这一意见表示了同意。到了第二天，蒋介石却临时改变了主意，一者另有要事脱不开身，二者他也不愿为了躲避日机而乘坐挂有英国国旗的车。结果，许阁森在半道上即遭到日机扫射，且身受重伤，生命危险。英国当时是中立国，许阁森的座车上又有明显的英国标志，为什么日机不惜冒犯国际公法和开罪英国而开枪开炮，显然他们知道蒋介石将乘坐此车，他们是冲着蒋介石来的。
蒋介石与戴笠 那么，他们是怎么得知这一消息的呢？
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受命调查此事。他首先将江阴泄密案与这一事件串并起来，发现能知道这两次事件秘密者并不多，在一一进行排除外，将目光锁向了黄浚。于是进行了秘密的监视，从中又发现黄浚及他那位在外交部供职的儿子黄晟与汤山温泉俱乐部的一位女招待有频繁接触，军统特工随即对那位女招待展开调查，吃惊地发现这位女招待竟是一位日本特工，叫南造云子，因此决定收网。
黄浚父子被捕后，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即被国民政府明令枪决。
而南造云子却出人意料地从国民党监狱脱逸，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此人后来在上海蒋汪日特工战时被枪击而死。
黄浚间谍案被破获的经过除以上说法外，戴怡康在其所撰《英国大使被狙击的幕后》一文中另有补充，在江阴泄密案和狙击英国大使案发生后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中央军校逃车案，日本间谍再次将暗杀的目标指向蒋介石。
这件事让蒋介石尤其恼火，他是以黄埔起家的，所以在南京时，大都住在中央军校内，因为他以为住在他的学生中间是最安全的。现在，最安全的地方也不安全了，这使他感到日本间谍的可怕。
此事发生在9月初的一天，中央军校内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中央党政军各部大员及蒋介石本人都届时出席，因此警卫也特别严密。就在大家静候蒋介石莅会时，会场上发生了一阵骚动，不一会有人报告，有两名嫌疑人企图混入会场，被识破后乘坐一辆轿车逃跑了。
事后，军警进行了调查，判断那两名嫌疑人很可能是日本特务，目的就是企图刺杀蒋介石和其他军政大员。然而这两个特务如何能混入中央军校，又如何知道蒋介石要参加会议呢。
军警清查了那天校门登记的进出中央军校各单位参加会议的官员车号，最后发现那两名嫌疑人乘坐逃走的轿车竟是黄浚的轿车，从此揭开了黄浚的面纱。
巧设陷阱 汪精卫叛逃之谜
汪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头号汉奸，他的行为已经是盖棺定论。但是促使他成为卖国罪人的原因，却一直有各种说法。
按主流的观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其根源在内因，即他从内心对抗战缺乏信心，反共、媚日并充满了权力欲望，导致他最后的落水。这种观点一直延续至今，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其实，汪精卫叛逃伊始就有许多猜测，冯玉祥就怀疑蒋介石对此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内有隐情，他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说：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许多人乘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甚么任务，戴笠岂有不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持冯玉祥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就连周佛海也在《回忆与前瞻》一文中说：
“有人以为这是汪先生和蒋先生演的双簧。”这其中还包括一些日本人，他们以为这是中国人和战两手交替使用，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的。
而金雄白的推测更耸人听闻，是他最早提出了“圈套”说：“因为‘和平运动’之发动，以及以后汪政权之出现，无可否认，高宗武与陶希圣是直接的促成者。因为‘和平运动’之发动，是由于近卫三原则之声明，而三原则竟出于高宗武向日方提出的试探，获得日本军部同意之后，汪氏在渝最初还加拒绝，更由于陶希圣之力劝，才使汪氏改变意向。起先汪是一个被动者……像这样一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原来汪氏左右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却都力持反对，一向为汪系干部的陈树人、彭学沛、谷正纲等也概不参加，这是为了什么？以后由怂恿而组织，所有汪政权之重要台柱，竟无一而非蒋系人物，且最早之促成者高宗武与陶希圣，一等锣鼓喧天，汪氏骑虎难下之际，立即远走高飞，叛离而去，造台人一变而为拆台人，这又是为了什么？……褚民谊所说有人要将一只臭马桶套在汪氏头上，岂褚真有感而发耶……往事虽已成尘，而双簧之传说而外，此实在为又一尚未揭开之谜底。”
金雄白的推测虽然大胆却缺乏系统性，因为要证实汪叛逃一事另有隐情，必须要对整个事件的各个环节作出合理解释，而不是攻其一点。而近年来出版的《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探密》一书，则对整个事件进行了重新考证，认为汪精卫出逃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
首先，从汪精卫逃离重庆考察，汪精卫是18日离渝，19日离昆，在昆明期间，至迟在19日下午两时半左右，龙云已连向重庆发去三封电报。而据国民党官方的记载，蒋介石是于21日在陕西武功接到龙云的电报。他因为主持军事会议而在前一天由重庆出发来武功的（按计划应是18日动身，因陕西方面天气原因，飞机延迟起飞）。
很难想像，如此重要的消息，竟无故耽搁了几十个小时。如果能及时采取措施，汪精卫是不可能走出国门的。
另外，促成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高宗武其真实身份也存在可疑之处，这一点已在《双重面具 高宗武真实身份之谜》一文中有所分析，如果高宗武确实是蒋系中人，那么极有可能在代表蒋介石与日本求和失败之后（因为近卫三原则已经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推出了汪精卫，再由蒋介石因势利导，将汪精卫推上汉奸之途。
投敌前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 蒋介石为什么处心积虑费尽周折要陷汪精卫于不义，“陷阱”一书也作了如下的分析。其一，蒋、汪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矛盾，与其他派系间的矛盾不同，双方俱是以争江山社稷、争“天下第一人”为目的，而桂系、阎系、粤系等地方军阀则更着重于割据称王，拥兵自重，蒋介石与他们的斗争也主要集中在集权与分权方面。而汪精卫则是与他争夺江山的人，只要汪精卫存在，这场斗争就将延续下去。
其二，非常之事必以非常之手段解决。在蒋、汪十几年斗争的过程中，蒋介石也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汪精卫不是一个轻易打倒、轻易服输的对手。由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汪精卫从未罢手过反蒋行动。尽管屡次失利，却屡仆屡起。另外，汪精卫的资历、影响毕竟太深太大，潜在力量非常可观，在国民党内具有相当的号召力，蒋介石不可能也不敢采用粗暴的武力解决的办法。前几年因一时冲动扣押胡汉民，几乎天下大乱，群雄并讨，弄得十分被动。如若运用一般的权术阴谋，蚕食削弱政敌力量，却又收效甚慢。因此，只有通过巧妙手段，置汪精卫于不义，使其人神共愤，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可能。
其三，汪精卫对目前的抗战已形成了破坏性。从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拼命叫嚷：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这不仅针对共产党而言，也是借此约束国民党内各派各系。但是，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却与蒋介石的这一要求有所抵触，即以抗战政策论，蒋介石终究是国民政府的领袖，军事上负以全责。而汪精卫却是个投降主义者，大量散布投降主义论调。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这样做法势必混淆视听，影响士气。已经有一批求和者正聚集在他的身边，就连自己的心腹周佛海也改弦易辙，追随自己的政敌了，其危害已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其四，将汪精卫推向日本人不会有太大的恶果，汪精卫的实力在政不在军，国内几支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与汪关系都不甚融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均是主战派，虽与蒋介石素有矛盾，却是明于大义之人。阎锡山老谋深算，明哲保身可以，卖国投敌断乎不敢。粤系张发奎部虽与汪渊源甚深，但后来却看透了汪精卫反复无常的嘴脸，已与之割袍断交。
基于以上原因，汪精卫的叛逃与蒋介石的设计怂恿有很大关系。
文人掌兵 汪伪军权掌控之谜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军事体制上完全照搬蒋介石那一套，成立了所谓“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自兼委员长，周佛海和陈公博为副委员长。但汪精卫的委员长和蒋介石的委员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汪精卫本人没有兵权。那么，汪伪政府的兵权到底在谁的手里呢？
陈公博在1940年之初，从香港到上海参加汪精卫政府时，便想掌握兵权。他曾对周佛海说：“我别的职务随汪先生支配，但我讨一个政治训练部长来干。”陈公博的目的是想以政治统治军事，伸手抢夺以政统军之权。周佛海何等精明，说：“军队的政治工作是你我的老本行，你愿意出来主持很好；我推荐罗君强来替你帮忙，他也是很内行的。”
陈公博说：“罗君强很能干，我们大家替他考虑一个独立的职务让他担任，我看不必以副部长一席让他屈就。我自己不是正式的军人出身，想找两个军官来担任副部长。”由此可见，在汪伪集团内部对军队控制权的争夺是很激烈的。
早年陈公博 周佛海是一个文人，却醉心于执掌兵符。他主要通过四条线，即从黄埔系、西北军系、东北军系和日本士官系四方面下手，控制和掌握军队。
周佛海当过黄埔军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利用师生关系，笼络失意的黄埔军人，谢文达就是典型的一个。谢文达，原名谢忠锐，黄埔一期生。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后在上海做生意。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推荐谢文达任和平建国军第十四路军司令，不久，汪伪和平军改编为绥靖军，周佛海举荐谢为暂编第十师师长。周佛海还令谢文达成立黄埔同学会，倚靠黄埔同学会来联络、吸引黄埔军人。周佛海手下还有一个干将叫刘启雄，此人为黄埔二期生。1937年11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时为旅长，城陷时躲避于难民区，后辗转到开封。汪伪政权建立后，周佛海专门召见刘启雄，荐其为军官训练队队长。1941年9月16日，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汪精卫任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席，周佛海任校务委员，推荐刘为校务委员兼教育长，掌握该校的实权。1943年9月，周佛海又调其为警卫一师师长。
黄埔系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叫刘夷，黄埔二期生，为蒋介石之大将刘峙的侄子。1940年9月29日，汪精卫原警卫旅旅长张诚病死，周佛海将其遗缺给了刘夷。刘夷因与参谋本部常务次长刘培绪有宿怨，警卫旅又发现有两名士兵私藏炸弹，其中一名士兵日记本上记有刘培绪的地址，诬陷刘培绪图谋不轨，欲谋刺汪精卫。汪只听一面之词，派人将刘培绪看管起来。后经李士群将此案澄清。刘夷遂不受重用。
刘培绪曾任蒋介石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第十一军团第四十师师长。1939年12月，汪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正式成立，刘培绪为副教育长。不久，升为参谋次长。刘培绪后改任第二军军长。
还有张海帆，此人为黄埔一期生。周佛海委其为汪伪陆军督练处处长。
由于黄埔系投汪伪的不多，周佛海的目光转向原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军官身上。这两支军队虽然归顺蒋介石，但一直受排挤，因此在抗战中叛蒋投汪的人数最多。周佛海控制最得力的要数西北军旧部了，主要通过刘郁芬、郑大章和张岚峰等人。
刘郁芬为冯玉祥西北军重要将领。中原大战时为西北军后方司令，代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在蒋介石的军事参议院中任闲差。汪伪政府成立后，在周佛海的保荐下，刘郁芬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委会副主任委员。1942年8月任军委会总参谋长。刘郁芬利用过去的老关系，又找来老部下郑大章。
郑大章是西北军一员骁将。中原大战后，任第二十九军骑兵师长。在刘郁芬的诱劝下，郑大章降了汪伪，任军事训练部常务次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周佛海的保荐下，郑大章后为汪精卫的警卫师师长。
张岚峰为原西北军炮兵团长，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经济，回国后任旅长、师参谋长等。1938年在商丘组织伪“豫东招抚使署”和“豫东剿共军总司令部”，自称“招抚使”和“总司令”。刘郁芬引荐张岚峰结识了周佛海。投汪后，周推荐其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张策反了鲁西南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所属游击总指挥孙良诚。
1942年4月22日，孙良诚率所部第六十九军、第十三旅及特务旅两万五千人投敌。孙良诚遂成为汪伪军队之主力。汪精卫将该部编为第二方面军，委其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赵云祥原是西北军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九旅教导队队长。七七事变时，所部在北平北苑被日军包围，赵率部突围。在河北改番号为抗日民军第二路，赵为司令。后被孙良诚收编。番号为暂三十师，赵为师长。孙良诚投降汪伪，拉着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赵云祥一起投敌。带过去两个旅一个团的兵力，被委为第四军军长。
张岚峰策动孙良诚等有功，后升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很快也成为周佛海的心腹。后来，周佛海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络，为与共产党争夺苏北，拱卫东南，特将实力较强的孙良诚部从河南调苏北，增厚苏北的兵力，任孙为苏北绥靖主任。因孙部是驻河南的，属华北防务带，该部调动必须与日军华北军部商量，费尽周折，才将该部于1944年底前移防苏北。
周佛海依仗刘郁芬、郑大章、张岚峰和孙良诚的影响，收拢了一批西北军将领和能战之军。例如庞炳勋、孙殿英、刘昌义、程心明、赵云祥、郝鹏举等人。
周佛海控制原东北军旧部，主要通过鲍文樾来进行操作的。鲍文樾，曾任安国军三四方面军军团参谋长、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副厅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40年3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军政部长、陆军部部长等职。周佛海通过鲍文樾的关系，招降了不少鲁苏战区的原东北军旧部和山东战场的抗日部队。
罗君强 鲍文樾最大的“功劳”是将东北军第一一一师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桓以及新四师师长吴化文拉到汪伪阵营中来。
吴化文，西北军旧部，原是韩复榘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1938年月1月，蒋介石枪毙韩复榘后，吴化文自立门户，复归东北军系的山东省主席于学忠指挥。在鲍文樾等人的策反下，1943年1月18日率部投降汪伪，所部改为山东方面军，任总司令；后改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荣子桓于同年6月在鲁南附敌，改编为第十军，荣为军长。
周佛海利用旧时同事关系，晓之以利，动之以权，拉人下水。1932年周佛海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与江苏省政府中将保安处长、镇江警备司令项致庄极熟。抗战之初，周佛海经常在省垣镇江与项致庄等闲谈，大发低调谬论，项致庄亦多附和。项后为第三战区炮兵副总指挥，由于深受周佛海“抗战必败论”的影响，偷偷潜往上海，在周佛海的“开导”下投降汪伪。1943年2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旋任参谋次长兼总务厅厅长，苏北绥靖公署主任，12月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项致庄到苏北后，将第二十六师陈同、第二十七师丁聚堂、第二十八师田铁夫三个师合编为第十二军，项致庄任军长，调往浙江。不久，因项部在杭州某戏院看戏，与日军发生冲突，打死了一名日军。日方坚决要求项致庄辞去第十二军军长，周佛海无奈，调亲信张恒接替项致庄之职。项后调任伪江苏省省长。
周佛海还通过缪斌的关系，收买地方势力派，即苏鲁皖边区游击正、副总指挥李明扬和李长江的军事力量。缪斌曾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第一军副党代表、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民政厅长等职，时为北平伪新民会副会长。在缪斌的诱说下，李长江于1941年2月13日在泰州率所部一万余人投降汪伪政府。随李投汪的高级将领有：第一纵队司令丁聚堂、第二纵队司令颜秀五、第六纵队司令陈才福、第七纵队司令秦庆霖、第十纵队司令范杰。伪军事委员会将该部编为第一集团军，特任李长江为总司令。
此外，周佛海对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军人也另眼相看，并引为心腹。中央警卫军的编制计议已久，但到1943年只成立了一个师，到1944年才成立了二、三师。警卫二师师长秦汉田，所部驻蚌埠；警卫三师师长钟健魂，所部驻句容、江宁、六合。该军名义上由陈公博兼军长，但实际掌握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参谋长祝晴川手中，此人是周佛海的亲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还有张耀宸，字恒，原苏鲁皖边区总部中将军务长。投汪后，任编练总监公署参谋长、参谋本部次长。在周佛海的坚持下，张恒到浙江担任第十二军军长。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周佛海以其乡先辈曾国藩为榜样，文人掌兵，自有一套。汪伪的武装力量表面在汪精卫的手里，其实实权在周佛海手中。
要控制军队，第一是要控制它的军事首领，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暗权甚大，他用封官许愿的方法，成功地控制了一批掌握兵权又欲攀龙附凤的军头。第二，兵与粮饷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军头掌握其部队，靠的是薪饷，无饷可发，军心必然涣散，甚至发生哗变，在这一点上，周佛海大有优势。他用手里掌握的经费，可以让军队听其调遣。第三，汪伪的军队要发展、扩充，一定要补充弹械，军费预算、购买武器弹药都离不开周佛海的一支笔，这也是他控制军队的有效方法。此外，我们举周佛海的一天日记来看其处理军事活动，也能了解他对军队的掌握程度：
1944年9月10日周佛海日记：“八时起。接见前海少特，嘱其赴汉联络……下午，接见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陆振清、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王炳鳞，询京郊治安情形。召陆军督练处长张海帆，询工作情形。海州税警分团长杨仲华来见，报告防务及整编情形。”
周佛海对主要军事首领的任用、部队的调防、编制与薪饷预算、军事借款和条约的签订，都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类似这种情况，周佛海日记中比比皆是。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汪伪的武装力量是操纵在周佛海手中的，汪精卫、陈公博只是点缀而已。
乞求活命 褚民谊“献”孙中山肝脏之谜
大汉奸褚民谊在汪伪政府中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广东省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褚民谊配合军统协助“诱捕”陈璧君。他在关押期间，主动写自白书，料想能将功折过。他在答辩书中写道：“总之，不要把有用之食物养一无用之老人，觉得太不经济，所以本人情愿以一死了之。因本人久将生死、毁誉、名利等置之度外……总之，蒋先生是主张抗战救国，汪先生是主张和平救国，彼此主张不同，而救国则一。现在胜利到来，抗战者可称劳苦功高，与国同休。可惜汪先生忍辱负重，中道崩殂，不获躬逢其盛，然而国真得救，吾知汪先生亦必含笑于九泉矣。本人追随两先生有年，一则庆其救国之告成，一则叹其救国之情良苦。倘谓罪所当诛，俾得追随汪先生于地下，决当引领待罪，毫无余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