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口口声声不怕死，但却要求用手中的一件“国宝”和法庭交换活命，这是什么“国宝”呢？
1946年4月15日下午2时，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公开审理褚民谊汉奸案，到庭旁听者极多。褚民谊在法警押解下走上被告席，身后是一片唾骂“大汉奸”之声。检察官韩焘站起来说：“本案起诉要旨与起诉书同，褚民谊，你对检察官的起诉有何辩解？你有何要辩论的吗？”
褚民谊答辩道：“我当然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检察官说南京政府是想推翻重庆政府，说有了中央政府，何必再要南京政府？……要知南京政府是在日本铁蹄之下，日本占领之特殊情形下，而来救国救民的。和平救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折冲的，像重庆秘密派人来南京，我们决不追究，甚且或要掩护他们……”
他为汉奸涂脂抹粉，辩护说：“检察官说南京政府无利于人民之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苏州如果没有陈则民当时出来维持，恐怕苏州到现在不是这样的，市面人民恐怕也要受到更大的害，这是苏州人所知道的。华中支那的几个公司早已成立，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来交涉取消了四个。这都是在敌武力下以和平方法争回来的，这就是和平抗日。南京政府在日本人铁蹄之下来支持人民……”
说到这里，褚民谊略显有些激动，提高了声音：“本人认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不应孤注一掷，一定要像汪先生所说，忍辱负重来维持地方与人民，而来收回失地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英美登陆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动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
他慷慨激昂大声说：“本人在外交部长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办，对于日本人占我民间房屋或其他不利于人民的事，我就出来与他争论。日本人因为我的年纪大、声望高，对我交涉的事也让出来或改正，这也可以说是我抗日的一种方法……当时我国武力不及，已退到后方，试问人民是否希望有人出来维持他们呢？所以南京以和平方法抗日来维护人民，总是不错的。至于下面的人有不好的地方或贪污不法的行为，那就非南京的本意了。”
褚民谊稍喘了一口气，继续说：“再说到日本投降后至今，中央有许多地方还未接收到，而南京政府昔所能统治的地方都是抵抗别的组织，等待中央来接收，所以现在江南一带能有今日，这都是南京政府的力量，人人所共知的，不待本人赘述。这不能说南京方面无利于国家吧……”
褚民谊在法庭上 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开庭，审判长推事孙鸿霖庄严地宣布：
“被告褚民谊因汉奸案件，经本院检察官起诉，本院判决如下：褚民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当褚民谊被押出法庭时，满天春雨，飒飒而至。他心里明白，虽平生九死一生，如今却难逃此劫。褚民谊一方面表示不怕死，称“俾得追随汪先生于地下……毫无余憾”。但另一方面，他还是想为自己做最后一次努力。他想到一个或许能活命的方法，于是向法官声称自己有重要的国宝，条件是交出来换自己的生命。他手里的“国宝”，就是孙中山的肝脏标本。
原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平协和医院逝世后，其遗体解剖，肝脏被泡在福尔马林药水中，装在一个大玻璃瓶里。孙中山的灵榇在1929年6月1日奉安南京中山陵，而其内脏当时保存于协和医院里。1942年3月下旬，褚民谊去北平“公干”之际，得知孙中山内脏的下落，遂分别用玻璃瓶盛好，再用药水浸泡，瓶外覆国民党旗、国旗各一，再以两木匣装好，带至南京。
孙中山灵柩安奉大典 军统负责人郑介民听说此事后，立即赶往苏州监狱提审褚民谊。据褚民谊交代：“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接收各地英美财产，至北平协和医院，发现该院研究室内藏有总理遗体腑脏标本。嗣南京伪府获悉，故派我于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赴北平，经与日大使馆北平事务所及敌酋冈村宁次商洽，允携回南京。故于二十七日至协和医院取出，随即至天津，二十八日乘车南下，二十九日抵浦口，当即赴陵园，暂供于总理灵榇后面，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恭奉置于灵榇之前面，不知现在是否存在。至切片及蜡块与临床纪录等，现由上海汤医生保存。因汤曾留学比国，专攻癌症，经汪逆兆铭之同意，借与汤医生研究。”并谓“总理逝世后，协和医院在表面上已将其腑脏取出焚化，即孙夫人及孙院长与在院照料之吴铁城、郑洪年亦不明底蕴，仅知业已焚化。”
郑介民又派员询问当时孙中山的卫士长、时在陵园管理委员会任警卫处长的马湘。马湘说：“本人追随总理有年，未尝远离，总理逝世后，以当时悲恸逾恒，故虽曾亲视含殓，究以泪眼晕花，未及注意，而在遗体解剖时，以奉命侍卫孙夫人，故未亲见，仅闻五脏取出后焚化，装入一红色瓶内，放置于北平碧云寺之衣冠冢，其后或径随灵奉安于南京陵墓内亦未可知。”
于是，郑介民亲自赴上海镭射医院找到治疗癌症的专家汤齐平医生，从他那里取回孙中山的肝脏切片，返回南京。5月22日郑介民向蒋介石邀功，说是自己探听到总理肝脏的下落，并亲自把“宝贝”找回来。蒋介石很高兴，夸奖了郑介民。
褚民谊将孙中山灵脏用木盒盛装，从北平带到南京 5月29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判决：对于江苏高等法院之判决为“原判决核准”。褚民谊之妻陈舜贞不服，多方奔走，终于在炎炎的夏季有了回音，蒋介石对褚民谊汉奸一案终于有了从轻处分之手谕，但仍然没有逃脱被枪毙的下场。
8月23日，苏州城已有阵阵秋意，暮蝉凄切，回响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的刑场外。中午，执行命令的时间到了，褚民谊原希冀献出“宝物”以获得法庭宽大，然而结果换来的还是子弹，褚民谊欲哭无泪，好不甘心。法警一声枪响结束了褚民谊的生命，却留下种种传说。
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曾将从轻处分褚民谊的手令交给褚妻陈舜贞亲携，让其面交江苏高等法院审判长孙鸿霖。在陈坐车从南京去苏州的途中，不知是小偷还是蒋指使的特务将手令偷走，陈舜贞拿不出凭据，褚民谊遂被枪决。第二种说法是：最高法院已复判“维持原判”，将蒋介石的手谕顶了回去。
到底如何？猫腻太多。
买凶锄奸 李士群被毒杀之谜
日本投降后，军统局诱捕了汪伪政府第三号大汉奸周佛海，后移交南京高等法院进行公审。周佛海在自白书中吹嘘自己“协助抗战”，其中有一条是“诛除奸伪”。他说：“李士群替敌人做爪牙，戴局长通知我铲除，使中央工作人员减少困难和危险。我便和罗君强、熊剑东磋商，历时四月之久，费款许多万，终于把他毒死。这个人一死，中央在东南秘密的抗日工作才能顺利进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士群原来是中统特务。他投敌后，心毒手辣。因破坏抗日力量有功，他被提升为汪伪警政部长、伪特工总部主任。他指挥“七十六号”，与戴笠的军统在上海滩大斗法，给军统组织以很致命的破坏，也使许多无辜者成为牺牲品。戴笠充分认识到李士群的存在对军统危害太大，于是通过秘密渠道，让周佛海除掉李士群。
借刀杀人、隔山打炮是周佛海惯用的手法。他向影佐祯昭添油加料，讲述李士群的飞扬跋扈。影佐认为：“不可使某一人权太大。现在，新政府中有两大势力，如同癌症，一是李士群，另一是任援道。任的为害小，李的为祸大，如不及早防止，将来必有大患，应该立即取消警政部。”周佛海要汪精卫同意取消警政部，但汪精卫也不敢得罪李士群及特工。
李士群闻讯暴跳如雷，以辞职相要挟。影佐祯昭主张立即予以制裁，汪精卫却说：“动不得，如果他调动特工对付我们，如何是好？”
周佛海说：“如果李士群以特工为后盾而反抗，尤其应乘其势力未大时，先予抑制。”无奈，李士群有日本顾问晴气中佐撑腰，又有汪精卫罩着，周佛海奈何不了，气得说：“汪先生有软化倾向，盖畏忌特工也。胆小如此，似非领袖所宜有。”周佛海认为之所以这样，是“汪先生畏忌及日方庇护，为养成其骄横之主要原因。今日方似有觉悟，而汪先生则仍畏忌，此不仅不能维持威信，且非爱护士群之道也。”
在周佛海和影佐祯昭的联手下，1941年8月16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机构及人事调整案，撤销警政部，增设“调查统计部”，任李士群为部长，以保持特工组织；撤销社会部，改设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由周佛海兼委员长。这个新机构实际上是变相的特务警察机构，以此来分李士群的权。
但李士群也不是好对付的。他请汪精卫到清乡区视察，亲自护卫，并在汪精卫所到之处，都张贴“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花花绿绿的标语，高压手段威逼老百姓来参加欢迎汪精卫的大会。由于李士群“清乡”有功，被汪精卫特任为伪江苏省主席。
李士群手持尚方宝剑，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知自忌，居然多次打上门来要钱，这更令周佛海难以容忍。他在日记中写道：“李士群又来借款。此人不来则已，来必要钱。至现在止，凡所求，均必应之，如仍不满，惟有听其自然耳。”
周佛海自从与戴笠暗中往来，身边安插了几个军统特务和秘密电台后，疑神疑鬼，整天提心吊胆，特别害怕有什么把柄落到李士群的手中。
正巧，程克祥的电台传来了戴老板的绝密指示：“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周佛海、罗君强诸兄等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
周佛海找来罗君强和熊剑东商议。熊剑东与李士群有仇，他自从担任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后，在上海和江苏的“清乡”时，为争地盘，他与李士群的特务武装不断发生冲突，甚至双方开枪火并。李士群动了杀机，与熊的旧部、时任伪调查统计部次长杨杰密谋，派杀手在上海北站打熊剑东的黑枪，刺客被日本宪兵队当场捕获后，供出了幕后指使者是李士群。从此，熊剑东与李士群不共戴天。听说要杀李士群：“这容易，派几个弟兄埋伏在苏州到上海的公路上，一扣扳机就要他的命……”
罗君强摇头说：“不妥，那家伙精得猴似的，坐的是子弹打不透的保险汽车，腰里掖的是最灵巧的左轮手枪，还有几个百步穿杨的保镖。一旦失手，调查统计部的特务要查，日本特务要查，汪先生也要查，我们如何交代？”
周佛海阴险地说：“我有一个好主意，不劳我们亲自动手，花点钱让日本人去杀他！”
于是，周佛海与日本宪兵司令大木繁少将密谋，得到默许。熊剑东搜集了一些李士群的清乡队如何仇视日本军队的证据，在日本宪兵队冈村中佐面前说了许多李士群的坏话，并拿出一大笔钱请冈村锄掉李士群。
汪伪特工总部——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 1943年9月4日，冈村约李士群到上海外白渡桥百老汇大厦七楼的一间房间谈话。下午3时许，李士群带着日语翻译、调查统计部常务次长夏仲明如期到达。李士群见熊剑东在座，当即脸一沉，反身要走。
冈村上前拉住，状若诚恳地说：“李先生与熊先生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年轻有为，大家正可以为国家与‘大东亚’做许多的事。不料两位竟为一些小事发生误会，这是很不幸的。据我知道，这根本是受人挑拨，更不是什么深怨夙仇，即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吗？何况两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又同在一起，我更不能看两位这样下去，变成不是冤家也是冤家，这不论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损失。所以我本着和两位的友谊，邀请两位来把误会解释明白，成为好朋友，朝大的方向进行合作。若能如此，即叫我粉身碎骨为你们帮忙，我也是非常乐意的。”
冈村说完，李士群没有吭气，熊剑东立即表示：“过去的事都是兄弟我的错，我向士群兄道歉，兄弟愿捐弃前嫌，与士群兄和好。今后如有离心离德之事，被乱枪打死！”
这样一来，李士群反倒不好意思，说：“原来的误会皆是手下人所为，多有得罪，我也向你赔礼，愿消除误会，重结新谊！”
冈村将李、熊两人的手叠在一处，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快二位便消除了误会，作为你们朋友的我，也觉得脸上有光。大家难得有此机会，我请客，边吃边谈。”
李士群一听要吃饭，顿时警惕起来，推说自己这几日正腹泻，不能吃东西，说着就要告辞。冈村佯怒道：“你的面子的不给我，让我难堪！”
“不敢不敢，我的确身体不好，不能奉陪。”李士群连忙解释。
冈村点点头说：“你的不要走，陪我们坐坐，少吃一点。”
李士群无法，只好坐下来。宾主入席后，下人摆好酒菜。冈村与熊剑东殷勤为李士群敬酒，李滴酒不沾，只是看他们吃哪个菜，自己也用筷子搛一点意思一下。冈村则与熊剑东大吃大喝，十分尽兴。这时，一位日本少妇幽雅地端着一只放着牛肉饼的盘子进来。冈村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妻子，刚从日本东京飞来。”日本少妇跪到李士群面前说：“这是我亲手为你们专门做的，请尝尝。”
看着李士群在犹豫，熊剑东伸手拿了一块，咬了一口，连称“味道不错”！
冈村拿了一块，又递给李士群一块，便大嚼起来，夏仲明也吃了一块。李士群见他们都吃了，不好意思，也吃了半块。冈村催他再吃一点，李说什么也不吃了，紧接着起身去卫生间，想把胃里的食物抠出来。谁知冈村紧随其后，也跟了进去，李士群无法吐掉，只得转回来，又勉强坐了二十多分钟，便起身告辞，坐车回家。在车上李士群问夏仲明：“今天的牛肉饼很难吃，你觉得怎样？”夏仲明说：“没什么呀，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原来，冈村料到李士群不会拿牛肉饼，便安排人将有毒的那只饼做了暗号，亲自递给李士群。
李士群的牛肉饼中的毒药，是一种从患霍乱的老鼠体内培养出来的一种病毒，其症状是上吐下泻，但要等三十六个小时后才能发作，且无药可以救治。
李士群回家后，用手指伸进喉咙，将所吃的东西都抠出来，哇哇吐了半天，觉得好受多了。于是便放心与人打麻将，一直闹到天亮，第二天返回苏州省府，跟正常人一样。到第三天，病情爆发，大吐大泄，连忙请来省立医院的院长储麟荪前来急诊，但药石罔效，束手无策。到第五天，即9月9日，李士群已是皮包骨头，张口瞪目而死。
周佛海闻讯，好像三伏天喝了冰啤酒，心里的痛快难以言状。但在日记中不显山不露水地写了寥寥几个字：“忽闻李士群逝世。”
世人皆欲杀 汪精卫死亡之谜
也许是天怒人怨，大汉奸汪精卫之死在社会上有许多传闻，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作为包袱遗弃而有意害死的；也有人说，是被江湖医生用错了药；还有传闻是被国民党特工毒针杀死。
考证以上种种说法，遭日本人毒手似无可能，因为其时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还是持扶植态度，何况也没有影响、资历各方面能顶替汪精卫的合适人选。
至于庸医杀人之说，坊间也十分流行，汪精卫自1935年被刺客孙凤鸣打了三枪后，虽经德国大夫延治，但背中那颗子弹却始终没取出来，这让汪精卫心里一直有着压力，因此于1943年12月，在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主刀，将子弹取出。
正在养伤的汪精卫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加剧。陈璧君心中焦急，便求助于中医秘方。他的侄儿陈春圃经百般打听，终于从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一帖膏药就会痊愈。
刘一帖对汪精卫的病情作了全面的检查，只见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脉象细促，虚火内热。因此便开了两剂退火药，也只是普通的方子。接着又拿出一片膏药，贴于汪精卫后背枪伤处。当即，汪精卫感到一股清凉，疼痛大为减轻。
第二天复诊时，陈璧君对刘一帖已是奉若神明，赠以厚礼。而刘一帖也是大话连篇，告诉陈璧君，汪精卫创毒不重，只要再贴上一剂散毒膏药，病就除根了。
谁想这第二张膏药贴上不久，汪精卫就感到不适了，到了夜间更是发作起来，四肢抽筋。陈璧君见状，连忙让人请来日本医师，并连夜寻找刘一帖，要问个究竟。
哪知道那刘一帖已不知去向，只留下一封信：“厚礼不该收，既收也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看来这刘一帖还是一位义医，是存心要汪精卫命的。
正因为刘一帖的这张膏药，让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日趋恶化，病人膏肓，成了致死的原因。
而另一种说法则更是离奇，汪精卫是被军统特工一针毙命的。有一篇《大汉奸汪精卫究竟死于谁手》的文章，对这一说法作了详细的描述：
1941年，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受重庆方面派遣潜入汪伪政府，充当江苏保安司令，特务头子戴笠还给他派了一位高级女特工作为助手，此女姓黄，代号一O三，其任务是伺机刺杀汪精卫。
再说汪精卫自日本医生为他取出身体残留的子弹后，因为种种原因，病情一直未能好转，尤其是每日午夜时分更是痛疼加剧，辗转呼号，只有通过按摩稍能减轻痛楚。因此急需一位既信得过又手艺高超的按摩师。
周佛海知道这一情况后，向汪精卫推荐，唐生明家中有位按摩师，他以前曾见过。因为唐生明是汪精卫信得过的人，当然黄小姐也就顺利打进了汪精卫的府上并很快取得了信任。
1944年2月13日，黄小姐接到重庆秘密指令：“一0三A，立即制裁。牛郎。”黄小姐知道“A”即代表中枢命令，而“牛郎”就是戴笠的代号。于是她取出密藏的毒剂，在第二天伺机带进了病房。乘着汪精卫昏睡之际，将毒针打入吊水瓶的药液中。根据毒剂用量判断，汪精卫将在四十八小时内毙命。
然而整整过去了两个星期，汪精卫依然活着，其他人也没有发现异常。后来唐生明请专家进行了分析，之所以毒剂无效，很可能是输液中有某种药物分解了毒药，降低了毒性的作用。
然而，这毕竟给汪精卫的病情带来了影响，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经专家多次会诊，决定送他去日本医治，3月3日，汪精卫乘日本专机前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诊治。
重庆方面针对这一情况，急电黄小姐，要尽力争取与汪精卫同往，并派人送来更为先进的毒针，准备再次暗杀汪精卫。经过活动和努力，黄小姐终于争取到与汪精卫同行。
汪精卫在日本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前后七次X光施治化疗，病情明显好转，已经可以在人的陪同下到花园里散步了。11月7日，一份以唐生明名义拍来的明码电报飞到了日本，暗示黄小姐，制裁行动立即执行。次日下午晚饭时候，正在照料病人的黄小姐见四下无人，遂用毒针直接对汪精卫进行肌肉注射。至次日，汪精卫的病情出现逆转，高烧达四十一度六，脉搏跳动增至每分钟一百二十八次，呼吸困难，瞳孔放大，经全力抢救仍无效，于11月10日下午4时去世。
以上种种说法，也有人认为是无稽之谈，这其中包括侨居美国的汪精卫女儿汪文惺和女婿何文杰。汪精卫的背部枪伤是在1943年以后复发并加剧，主要原因是体内弹头所含铅毒已损及脊椎，遂决定采取外科手术取出弹头。
弹头取出后，发现该弹头已经在体内腐蚀成两截。此次手术从表面看比较成功，刀口很快平复，没几天即全部拆线。然而术后不及二十天，从1944年1月9日起发现身体不适，高烧一直不退，一般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2月18日，由日本军医进行进一步诊断，断定汪为脊骨癌，学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此病至今仍无有效治疗手段。于是，决定将汪移往日本继续治疗。
名古屋帝国大学为汪精卫的到来作了严密的安排，将医院大楼四层的特别病房作为汪的病室，为了保密，称为“梅号”，三、四两层全部供汪随从人员和日方参与治疗人员住用。
在日本经过了又一次手术后，病情依然时好时坏，日本方面几乎集中了医学界的主要权威，但还是束手无策。到了8月，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就警告过周佛海，汪精卫病势严重，恐撑不了一个月了。虽然经X线治疗，略见效果，但因卧床太久，又引发褥热，身体严重衰弱，已到灯枯油尽之时，至11月10日去世。
失节落水 周作人当汉奸之谜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汉奸昵？其中有何隐情？
周作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部分南迁大后方。多数教职员随校离平，周作人以“系累太多”留在北平，拟以“卖文为生”。北大校长蒋梦麟委任他留守北大，保管校产及图书，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五十元。
9月26日，周作人在给《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复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情形：“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关心我们的人。”表达了他自甘清贫，不为五斗米而向日军低头的决心。
1937年12月，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周作人的浙江同乡汤尔和出任伪教育部总长。他竭力拉拢周作人出山，但为周所拒绝。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似颇窘”的困局，周作人一面翻译希腊神话，“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又执教于私立燕京大学，月薪一百元。
1938年4月9日，日本方面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了亲日的讲话。消息传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十八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为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其八道湾家中，被一个戴了口罩，戴了帽子，自称是天津中日学院的青年学生开了一枪，子弹为上衣纽扣所阻，皮肤擦伤，未中要害，但其车夫为救主而亡。周作人大为惊慌，“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员来住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没有了”。周作人后来承认，刺杀事件成为他落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刺杀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爱国学生恨周作人落水，对其采取的警告手段；另就是日本人见其时时不肯加入而进行的威胁行动。十多天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39年8月，周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9月3日，参加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成为“东亚文化协会”成员；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并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1942年4月，出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随同汪精卫赴满访问，在新京（长春）同汪精卫拜会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主席溥仪。同月，前往南京，参加汪精卫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任评议会主席。总之，他的头上顶了一系列文化汉奸的帽子。
在敌伪期间，周作人写下了不少美化汉奸政权和侵略者，宣传“东亚共荣”的文章。他在1941年5月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编的《日本的孔子圣朝》一书写序时说：“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俨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周作人还曾在日华协会成立会上发表谈话，称“此次成立日华协会必能予两国亲善提携有所贡献”；“日华协会自将本诸大东亚宣言之旨趣，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41年7月17日，周作人在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以《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为题作了演讲，鼓吹“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为汪伪政权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大唱赞歌。
日本侵略者称赞周作人：“近常来日（本），努力于日华文化之沟通，实可称日华文化上不可缺少之大关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国民政府开展了“肃奸运动”，军统局奉命逮捕汉奸。12月5日，在军统局长戴笠的部署下，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并即刻解往炮局监狱，周作人亦在此列。
抗日战争结束后，周作人被带进法庭 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6月17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对周作人提起公诉。11月16日，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判决书在认定周作人犯罪事实和判决理由后指出：“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年所，我国人受其熏陶者不知凡几；又有相当学识，过去著作不少，我国人对其景慕者亦不知凡几。居领导民众之地位，负最高学府教育之重任，宜如何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乃竟意志薄弱，一经遇刺，即变节附逆，觍颜事敌，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
周作人在受审和亲笔所具的自白书中，对历任本兼各伪职皆供承不讳，但对法官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很不服气，除一再上书法院为自己辩解，希望法院“赐明鉴，宣布无罪”外，还搜集有利于他的证据，以达到免刑或减刑的目的。
周作人在法庭上和辩诉状中为自己的辩解说，自己在伪职期间因违抗敌寇政策，险遭敌宪兵队逮捕；虽在伪组织服务，但自始至终洁身自好，迹无贪污，行无恶据，亦无反抗本国之图谋，合于蒋介石对伪职人员“只问行为，不问职守”的“明训”；自己在伪职期间的所作所为，要么有利于抗战，要么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不承认有汉奸罪。
此间，有北大校长胡适、蒋梦麟等一批名人替周作人说话，或证明他是奉前北大蒋校长之命共同留平，保管校产的；或说明他在伪职期间保全了北大等校的图书仪器，使北大文化机关各种设备有增无减；说他曾发表论文论中国的中心思想问题，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言论，以至被日本一个军国主义文人斥为“特殊之文学敌人”、“反动老作家”；或称他曾营救和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教育工作人员许多人，等等。
周作人在高等法院判决后，向最高法院递呈申请状，表示“并未负原判决所谓‘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之深期厚望。虽任伪职，并无罪行，既非通谋敌国，亦未反抗本国，在法律上自不应负汉奸罪责。即退一万步言，原判对所举有利抗战之事实，即予采信，适用减刑之规定，而对于六十三岁投老残年之被告，减处徒刑十四年，似与无期徒刑无可差异，量刑未免过重，画饼岂能充饥”，故对法院判决实难甘服。
最高法院受理了周作人汉奸案，认定周作人应负汉奸罪责自无疑义。法庭对周作人为自己辩解的种种理由一一进行了反驳，调查证明，周作人在伪职任内聘用日本人为教授，改编我国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等均有充分表现，有言论、有行动可证。而对于周作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的罪责。法庭认为原审以被告在伪职期内保存校产、图书及营救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经多方证明属实，已作了减轻判处，与《处理汉奸条例》有关规定相当，并无不合。
只是被告虽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所以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对周作人汉奸一案进行了复判，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一直到1949年1月才被保释出来，回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给他改造自新的机会。他一直住在北京八道湾老家，译书著文为生。1967年5月7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