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大张旗鼓发起新生活运动。移风易俗、清扫卫生、整顿市容等。自从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就是他的心腹大患，肢体之患主要是对中国鹰瞵虎视的日本，而肘腋之患即“福建政府”，蒋介石应付这些大敌尚且招架不住，怎么有心突然间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新生活运动呢？
1934年2月，北风凛冽，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强大的寒流肆虐南下，掠过太行山、黄河、大别山，席卷长江、鄱阳湖，横扫赣北大地。
在“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的南昌这座历史名城之中，蒋介石亲临坐镇，部署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关键一仗——广昌之战。此番他是志在必得，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南昌城和江西大地腾起一股股战云和杀气。
为了将中央红军赶尽杀绝，蒋介石驻节南昌。谋士、良将云集帐下，他亲自部署了新的战斗序列，以赣闽红军为主要进攻对象，分设北、西、南三路军，总兵力约八十多万，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就在这场红与黑、生与死大搏杀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突然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这似乎是正剧幕间的插科打浑，也恰似作文中的闲来之笔。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新生活运动从1934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了十几年，余波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而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农林、卫生、美术、风俗、民生建设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生活习惯、精神面貌无不潜移默化，影响甚深。
蒋介石提出“新生活运动”的概念，御用文人经过一番精心爬梳整理，提炼出有关新生活运功的理论要点，即三个目标：生活军事化、生活生产化、生活艺术化；四点基础：礼、义、廉、耻。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新生活运动的核心是三个目标和四点基础，其实质就是传统的道德思想——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大致分几方面内容。宣传强调要“先从南昌起，开始一种新生活运动”，要求造成一种新风气，带动全国，“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都普遍的革新。”新生活运动的原则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从国民的“衣食住行”开始，要求人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
新生活运动共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全省组织了两个研究机构来领导新生活运动，。即“新运”工作研究会，挑选了一干人等为“新运”工作研究委员，集思广益，指定如何推行下一步工作。此外，还组织礼俗改良讨论会，讨论如何废除旧礼节，改良新礼节。
第二，召开“新运”工作研究委员会会议，择定“三化”(即生活军事化、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方案内主要事项八种，为该会第一期中心工作。
第三，整理、打扫公共场所，包括娱乐场所、旅店清洁卫生，检查饭店、茶馆、酒楼及澡堂等卫生，不及格者挂牌警告，限期整改，否则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举办商店店员新生活讲习班，专门讲授礼貌和清洁卫生两方面的课程。
第五，提倡国货，提倡土布，“新运”江西分会会同省党部、民俗改善委员会等机关筹办土布运动，提倡节俭，以堵塞漏洞。
第六，改良儿童生活，会同江西省教育厅召开第五届儿童节庆祝大会，举办儿童新生活比赛大会。
第七，举办南昌市各行业厉行新生活竞赛会，先从窗口行业旅栈业开始。
第八，改善南昌市区的公共设施。有鉴于南昌行营房屋坍塌的例子，“新运”会特别提出“该省建筑，因业主省钱，包工做定砖瓦材料，多不坚固，偶稍烈风雨，时有坍塌之虞，于人民生活财产，颇多危险”。要求有关方面检查工程质量。改良市区公共厕所。
第九，举办南昌市民健康比赛。组织健康比赛委员会，内设总务、布置、评判、测验、救护、征集等六组，规定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市民，包括学生、公务员等报名参加比赛。由卫生处定出比赛标准，予以测验，优胜者获奖。
第十，提倡拳术，拟订南昌市民训练国术办法。
第十一，举办各种展览会，包括国货、中药等。
不许抽烟，成为“新运”时期的南昌街头一景。童子军站在街上，凡是叼烟卷走来的人，摘掉他们嘴里的香烟并搜光他们口袋里的香烟，揉成一团，扔到阴沟里，然后敬个礼，再去等下一个“倒霉”的人。没多久，在南昌街头就没有抽烟的烟民，很多人和宋美龄一样，躲着抽，偷着抽。童子军稽查抽烟的效果是明显的。南昌市1934年卷烟的销售额锐减，为全国做了榜样。
不准穿奇装异服。夏天是浪漫的季节，是时尚妇女展现窈窕身体曲线和风采的季节。欧式连衣裙、模特装、各种薄露透的服装不时飘过南昌街头。童子军发现后，用毛笔在这些奇装异服上写下标语和口号，搞得街上连穿旗袍的人都少了。
蒋介石 还有一些过度热心的军官们，派出恶狠狠的值勤队，碰到在街上吐痰的人，拖翻在地，猛揍一顿。很快，各种各样的新生活运动训练班、组织纷纷戴起各自的证章、袖标，打出各自的旗帜，像蝗虫一样蜂拥而至，什么都管，什么都干涉。还有那些趿着鞋走路的人、吸香烟的孩子、要饭的乞丐、花里胡哨的女人、操皮肉生意的妓女、得花柳病的漂客、赌博的、喝酒的、打架骂人的、随地吐痰的，以及在饭馆吃饭喝红酒或白酒的人、一顿饭点菜超过四菜一汤的人或给小费的人，都被警察、宪兵拖到街上挨上几棍子。从那以后，白兰地和红酒都装在茶壶里供应，以骗过那些四处站着监视的童子军、“新运”服务队和执法队。
南昌的污泥浊水一扫而光，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大兴上木、大改地名，天大都有新人新事。人们见面必称“你好!”见党旗、国旗必弯腰鞠躬，开口“新生活”，闭口“做新民”，真是让国人和洋人大开眼界，都被新生活所感染、陶醉、忘情……
有了南昌这个样板，新生活运动很快推广到其他地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运动如暴风骤雨般铺天盖地而至。
首都南京市和上海、杭州等城市看上去都有很大的变化，街面上比以往干净多了，再配上五颜六色、琳琅满目的标语，的确1934年是中国进入新生活的一年。在移风易俗方面，新生活运动总会有关于婚俗、丧俗、寿礼、宴会、送礼等五大改革。1936年1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由南昌迁往南京办公。主任干事熊式辉因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不能离赣，因此改由钱大钧担任主任干事。同时扩大总会组织，改为调查、设计、推进三个组，并增设总务组，又在总会之下另设妇女指导委员会，请宋美龄任指导长。通告各省市成立“新运”会，计有福建、河南、广东、浙江、山东、安徽、江苏、山西、绥远、陕西、湖北、湖南、青海、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宁夏、河北、江西等二十个省，以及首都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四直辖市，其他尚有铁路“新运”会十四个，华侨“新运”会十九个，各省“新运”会并辖有各县“新运”会之组织，全国计有一千三百五十五个县会。妇女“新运”方面，有江西、陕西、湖南、江苏、山西、青海、广东八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其他尚有首都、上海县、浙江溪口等妇女会。
其实，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以精神总动员的方法，唤起国人现代觉悟与意识，所以新生活运动在提高人民的觉悟方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日本一再压迫中国政府取缔抗日活动，蒋介石自然不愿意泄露新生活运动的抗日的底牌。就像整顿军备一样，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大批的先进军火，目的是对付日本侵略，可嘴上喊的是为“剿共”作准备。其实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剿共何需如此先进的坦克、大炮。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有三个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整理财政、整理军备和新生活运动。”他将中国发生的三件大事列为抗日战争的必要准备。由此反证出新生活运动对抗日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当时蒋介石“安内”的任务尚未完成，因此不便把新生活运动的“攘外”涵义挑明罢了。
子承父业 三青团被国民党吞并之谜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上突然宣布关于“党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统一组织的意见，顿时引起轰动，它实际上宣布了成立已达九年，人数超过百万人而且十分活跃的三青团突然间猝死，从此不复存在。
这件事引起很多人的不解，就在一年前，三青团的“二全”大会还在庐山召开，一片兴旺景象，甚至积极筹备党、团分家，自立门户，成为独立政党。然而时隔一年，却遭到了国民党的吞并，这是为什么？
由于此事发生在国民党和三青团高层，所以有关内情一直没有揭秘，国民党败走台湾后，留下了一些档案材料，遂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1991年《民国春秋》所载《三青团为何被国民党吞并》，为我们揭开这一秘密提供了信息：
三青团成立于1938年，它与一般的政治组织团体是不同的，备受蒋介石的重视。本来在它成立的酝酿过程中，有人提议它没有必要独立组团，只需在党内成立一个青年部就行了，类似俱乐部性质，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他对三青团的推崇让人吃惊，称它是国民党的“新血液”。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三青团发展得很快，到了1946年，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万人以上。它的主要领导成员也大都由蒋介石的心腹嫡系组成。团的重要干部除了CC系和黄埔系，蒋经国系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且有后来居上之势，似乎想把三青团变成培养蒋太子的政治势力和声望的基地。
陈立夫 在组织性质上，三青团也具有浓厚的私人政治集团色彩。三青团奉蒋介石为最高领袖，根据团章规定，三青团设团长一名，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担任，团员必须服从团长命令。
三青团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也是蒋介石的有力帮手，它同共产党积极争取青年，大搞特务活动。
正因为以上种种原因，蒋介石对三青团青睐有加，他甚至私下里盘算过以三青团取代国民党的地位，进行一次大的政治改革。
听以，三青团从一成立起就气势咄咄，虽然三青团的干部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们的内部矛盾却十分激烈。CC系的优势和工作重点主要在国民党内。当时即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而三青团的大权却在黄埔系手里。因此，CC分子就有意识地要降低三青团的地位，把党团关系说成是三青团从属于国民党，这让三青团的绝大部分成员和黄埔系分子感到不满。因此，当时三青团的组织处长、黄埔系的骨干分子康泽就尖锐地攻击CC，强调三青团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将蒋介石的话引申发挥，认为三青团是国民党的未来希望，承担着组织全国青年的重任。在这种思想鼓励下，全国各地的三青团组织也积极地与当地国民党基层组织争权势、争地位，摩擦事件时有发生，让蒋介石也深感苦恼。
到了1944年，蒋经国取代康泽的地位，上述矛盾更尖锐了。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三青团的气势更旺，甚至有了独立组党之议，即三青团组成新党，与国民党轮流执政，蒋介石兼跨两党领袖，蒋经国亲自领导。这种议论终于在三青团“二全”大会上被公开提了出来。这一提议对CC分子极为不利，如果通过，那么他们掌握的党权就要从此失去。因此，陈立夫专程赶到庐山，向蒋介石进谏。CC系反对三青团另组新党的理由简单而实际：既然蒋介石一身兼两党领袖，当两党相互指责攻击时，他将何以自处？CC的意见终于说服了蒋介石，同意取消三青团组党的提议。
三青团不仅与CC系有矛盾，蒋经国系与黄埔系也积怨甚深。自从蒋经国取代康泽的青干校教育长这一拥有实权的职位后，康泽就以消极的态度进行抵制。实际上，蒋经国除了他从江西带来的那班人马外，对三青团基层干部组织的使用和控制根本谈不上得心应手，而且自庐山会议独立组党计划失败后，更是心灰意冷而怠于问事，团的工作也就愈益散涣、松懈。
最让蒋介石恼火的是，三青团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各种政治竞选工作，由于蒋经国将精力转向其他方面而无暇过问三青团，三青团的一部分干部开始和其他政客相互结纳，操纵团员参加竞选。另一方面特别与CC过不去，比如在国民党“六全”大会期间，在选举中央委员问题上，CC为了帮助蒋介石控制选举工作，自称他们一向服从领袖，自愿将选举权奉献给蒋介石。而三青团则不知轻重，特别针对这一情况联名上书表示反对，以为选举权不能私相授受。这当然要让蒋介石不快了，CC也乘机攻击，痛陈党团对立之害，强调日后势必有其他党派进行竞争，而国民党再分散力量，后果堪忧。
以上种种，终于促使蒋介石下了合并三青团的最后决心。然而里面还有一个奥妙，根据党团合并的有关规定，三青团的中央委员也全部被承认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经国因此顺理成章地进入国民党中央机构，从而完成了子承父业的重大步骤。
法治与人治 胡汉民反蒋之谜
胡汉民发迹时，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还微不足道。正是因为胡汉民的支持，蒋介石在1927年4月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很快胡汉民就与蒋介石在政治上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坚决反蒋的道路。这里有着曲折复杂的内幕，其经过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与领袖，与汪精卫、廖仲恺同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助手。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委任胡汉民为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7月广东大元帅府改组为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国府常委兼外交部长，廖仲恺为国府常委兼财政部长。是年8月，廖仲恺被刺杀，牵涉到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这给蒋介石的崛起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蒋介石利用“刺廖案”与汪精卫联手，打击胡汉民，以“保护”为名将其遣送国外。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了汪精卫，自己很快掌握了军权，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胡汉民 1927年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上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4月，汪精卫回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武汉国民政府主席。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此时，胡汉民刚从欧洲归来，在他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胡汉民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同年8月，蒋介石下野，不久，胡汉民为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也辞去本兼各职，与孙科、伍朝枢同赴欧洲考察。18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新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指挥各集团军进行“二次北伐”,6月占领北京，易名为北平。
此时，胡汉民也从欧洲归来，欲从香港去上海，再转道南京助蒋一臂之力。不少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许崇智、居正、谢持等来劝阻，希望他不要忘了以往的教训，不要去南京帮助蒋介石。胡汉民却认为：“中国需要统一，统一需要建设，需要一个健全的中枢。我到南京，并不表示帮助蒋个人，是想帮助中华民国完成中国革命的使命，你们应该把对人的观点改成对事的观点。退一步说，假如我到南京是帮助蒋介石个人，则我希望这所谓的个人是凯末尔，不是袁世凯。如果这个所谓的个人是袁世凯，我必首先反对他，任何牺牲在所不辞。”
1928年9月，胡汉民抵南京后，按他的设想是自己主党政，蒋氏主军政。在胡氏看来，按照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论和“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计，在“训政时期”党是替代人民行使政权的，行使政权的核心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只有把这四权行使好了，才能保证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作为党与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类似于西方议会，但非选举产生)具有创制与立法的最高权力；作为治权系统的立法院，主要是对中央政治会议的立法纲要进行具体化、条文化，做出实施细则等方面的规定。胡氏要利用“以党治国”的理论，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和立法院，实现其建立民主中国的理想。胡汉民到南京后，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立法院院长之职。
很快，胡汉民耿介的性格与民主的思想就和蒋介石独断专制的作风发生了矛盾。蒋介石为了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兵权，先在政府里给冯玉祥系安排了几个部长的位置，打败桂系后，又把给冯玉祥系的位置给了阎锡山的晋系，后来为拉拢张学良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又将这几个部长的位置给了奉系。对此，胡汉民表示反对，他说：“一个政府立足，不应该用拉拢凑合的卑鄙手段……蒋介石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于冯、阎，我己经反对，现在又施于张学良，我当然也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该这样滥给人。”
蒋介石气得大发脾气：“我要辞职，让姓胡的去干吧！”吴稚晖慌忙来劝胡汉民：“这样下去，介石要辞职了。”胡汉民傲然说：“介石要辞职，何必告诉我，我只问道理对不对，政府像不像政府，其余的我都不管。他们这样闹，全没体统！你应该将我讲的话去转告介石才对！”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本公使重光葵签订“中日关税协定”，立法院立即提出质问；张学良与苏联进行中东路交涉，立法院也提出质问。胡汉民的做法令蒋介石大光其火，说：“事情紧急，胡先生这样做，是不是想推翻政府？”
胡汉民一步不让地回答：“提出质问是立法院职责所在，在职责范围内，我不能不问。不能因为我提出质问，就说我想推翻政府。王正廷与张学良擅自签订法律案，不经立法许可，是违法的！”
当时蒋介石打败各派地方实力派后，其独裁专制日甚一日，准备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一部确立总统制的训政约法，以实现其当总统的野心。胡汉民认为，蒋氏要制定约法当总统，这就意味着他的党制理想不能实现，意味着他欲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掌管“党务审查”，把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欲借中央政治会议把南京政府变成“党治政府”的计划全部落空，他所主张的党国政府要变成蒋记独裁政府。因此，胡叹民极力反对制定约法，更反对国民会议选举总统。
在国民党南京中央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胡汉民发表文章指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决议将总理所著的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现在又谈约法，岂非将总理遗教撤开而另寻别径？”这就使胡、蒋的矛盾继续扩大。同时，蒋介石又通过戴季陶等人控制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企图像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来操纵国民会议。胡汉民决定不再继续妥协沉默，决心与蒋介石较量一番。
1930年11月12日，四中全会开幕。胡汉民主张全会的任务是“严正地检查过去，策动将来”，而蒋介石则强调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召开国民会议与制定约法，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胡汉民退让，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不同意国民会议选举总统和制定约法。他在谈话中指出：蒋介石所述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是违背先总理精神的，孙中山从未谈过国民会议应当制定约法。国民党中有不少人不愿选蒋介石当总统，自然也反对制定约法。
1931年2月28日晚8时45分，胡汉民赴蒋介石晚宴，当他到达三元巷总司令部门口时，即被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扣留。吴思豫交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胡汉民打开一看，里面罗织了胡的所谓几大罪状：(1)勾结许崇智；(2)运动军队；(3)反对约法；(4)破坏行政。
吴思豫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想请胡先生辞去立法院院长……
深夜12点，蒋介石终于盛气凌人地来了，劈头就是；“胡先生，你为什么反对我的约法呢？”
胡汉民反问：“你的约法吗？你有你的约法吗？你的约法给我反对了吗？开国民会议是一回事，约法又是一回事。我在立法院纪念周上公开演讲，遵照总理遗教，召开国民会议，这有错误吗？……我说总理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但没有说国民会议当编订约法……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即使是我首倡，但你也附和了，己经成为党的决议，便不是我个人主张。再退一步说，你四天前不还是赞同不要约法吗？何以今日你又变卦了？到底是今是而昨非，抑或是昨是而今非？人的历史，自己创造，自己毁坏。自己不毁坏，没人可以代替毁坏，自己毁坏了，没人可以代替你补好。这是我创造的格言。这句话可以用之于你，也可以用之于我……我早就想辞职了，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
蒋介石狡猾地回答：“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为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我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
第二天，胡汉民被迫写了辞职书，被吴思豫派人送往南京东郊的汤山温泉“疗养”去了。
两广方面的军人听说蒋介石软禁了胡汉民，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主张出兵北伐打南京。汪精卫等人伙同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要求蒋介石“即行引退”，“释放胡汉民”。5月27日，汪精卫等乘势打起“救党护国，打倒独裁”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召集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推汪精卫做广州国民政府主席。
正当宁粤间加紧备战、剑拔弩张之际，平地一声霹雳，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南北两政府皆谋求谈判。广州方面坚持：蒋介石必须释放胡汉民，然后再举行和谈。在粤方压力下，10月14日，蒋介石终于释放胡汉民。
从此，胡汉民便痛下决心，立志倒蒋。他在致同志的密札中称蒋介石为“蒋门神”，又简称“门”，信中说；“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抑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
他在致广东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萧佛成等人的信中明确指出：“迫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打破独裁。”
10月27日，宁粤双方召开了“上海和会”，粤方谈判代表汪精卫、孙科等人坚持南北统一的条件是：军人不能担任政府主席，不得为五院院长，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职位等，都是针对蒋介石的独裁专门提出来的。
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略谓：“胡汉民等同志微日通电，且有中正必须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胡汉民迫蒋辞职的计划获得初步胜利。
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华北危在旦夕。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此时胡汉民已在国外。他在致函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信中说：“某（指蒋)为不抵杭主义者，华北为某所有，则抗战之希望已成灭绝。在此时，对内对外，非设法打破某在华北之阴谋必无以策善后。”信中还提出四项方法：
(1)选派军队北上，参加华北抗战，“一以示西南抗日之诚，一以作华北将领之气，亦以戢某对日妥协之谋”；(2)成立华北军事组织。西南方面予以人才、经费之接济；(3)华北军事组织尤须“以抗日救国为名”，笼罩鹿钟麟、韩复榘、阎锡山、冯玉祥及东北军旧部。西南方面选派人员参加；(4)在北方成立西南统一办事机构，委派有资望、能力同志前往主持。
最后，胡汉民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万不能持徘徊观望之态度”，“惟有投袂奋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胡汉民还制定了筹组西南联军，以蔡廷锴任指挥，出师武汉的反蒋计划，并决定在时机成熟时回国主持，宣布反蒋。在胡汉民这面反蒋大旗号召下，西南各省对南京政府持半独立态度。
在全国抗日呼声日甚一日的情况下，蒋介石意识到如再坚持对日妥协方针，便会遭到各派和全国人民的唾弃。1935年，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李烈钧、冯玉祥等人提出的抗日救亡大计提案。在同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胡汉民当选中执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亦派戴季陶等人飞赴广州，会晤陈济棠、李宗仁等，商谈合作之事，敦请胡汉民回国。
1936年5月12日，回到广州的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突发脑溢血，延至下午7时40分，在广州逝世。享年57岁。
胡汉民之死并没有给蒋、胡恩怨画上一个终止符，蒋介石借机对西南用兵，终于导致两广“六一运动”的爆发，这算是蒋、胡恩怨之余波吧。
谁是犹大 邓演达救捕之谜
1931年8月7日，国民党著名左派、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先生在上海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即被枪杀。长期以来，人们对邓演达被捕一事不能释怀，纷纷猜测谁是告密的犹大，然而却因为缺少有力证据，不能做出最后的肯定。
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的邓演达，是一位让蒋介石忌讳的人物，这是因为邓演达在黄埔军人中威望极高。著名记者恽逸群这样评论说：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虽不一定说高于蒋介石，至少是足以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不在蒋介石之下。”
但是邓演达却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两人遂分道扬镳，邓演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一条出路，形成第三种势力，故人们也习惯地称之为第三党。
邓演达的行为让蒋介石感到了威胁，因为邓演达对军界很熟，尤其在黄埔军人中威望很高。恰如恽逸群所说的那样：“黄埔出身的学生，是‘蒋家天下’的奠基石，如果这一基石发生动摇，‘蒋家天下’就随时有倒塌的可能。民国十七年(1928)以后，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领袖相斗争，其惟一优势就是黄埔军人在他掌握之中，为其他国民党领袖所不及，能和蒋介石争夺黄埔军人领导权的只有一个邓择生（邓演达），因此邓择生是蒋介石的劲敌。”
邓演达利用自己的影响，组织起“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反蒋力量，进行军事策化。同学会的发展十分迅速，一度曾达到五千人以上，像后来的黄埔名将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甚至包括陈诚，都与这一组织有所联系。
邓演达的活动让蒋介石十分惊慌，于是通知上海租界及上海警备司令部，出重金悬赏，侦察缉捕邓演达。1931年8月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元坊20号被捕，11月29日惨遭枪杀。
邓演达之死在社会及黄埔军人中引起极大震动。人们在痛惜之余，也痛恨那个出卖邓演达的叛徒，一时间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谁是告密者。时至几十年后，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邓演达 在诸多怀疑人中，陈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陈诚，蒋介石之宠将，名列“黄埔八大金刚”，与胡宗南、汤恩伯并称军中三鼎甲。其辖下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是国民党之精锐，并以此构成了势力强大的“土木系”，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
然而陈诚的起点却很低，在黄埔时只是个普通的上尉官佐，论资历远远不能和何应钦、张治中、顾祝同等相比，然而却在几年内迅速窜红，尤其在邓演达遇害之后，更是一跃成为蒋介石手下第一号红人。
所以有人怀疑，邓演达被害与陈诚有关。曾为陈诚集团将领的杨伯涛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中这样写道：
有一件疑案一直没有得到澄清，这就是关于陈诚出卖邓演达先生的传说。现在我把所了解的情况写在下面，以供有关方面研究。
陈诚于1924年在广东粤军第一师当连长时，直属营长是严重，直属团长是邓演达先生。他由于得到邓、严的提拔而投入黄埔军校，从此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陈对邓、严二人不仅怀有知遇之恩，而且奉之为师，极为钦敬。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先生在武汉与共产党合作，严则挂冠而去。后来邓先生建立第三党，与蒋介石作斗争。蒋认为邓是心腹之患的政敌，阴谋杀害。邓先生匿居上海租界，蒋遍索不得，这时陈诚一面积极拥蒋，一面却暗地和邓先生保持联系，因而对第三党的活动略有所知。邓先生被捕去以后，当时即有人说是陈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向蒋告密，邓先生致遭被捕。但是另一方面，据说陈诚在蒋杀害邓先生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先生转变。蒋于第二次下野之前，终下毒手，将邓先生杀害。
1919年，邓演达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留影 然而杨伯涛这一说没有任何事实佐证，道听途说而已，他甚至连邓演达被捕的日期尚未弄清，因此遭到了原陈诚系一些将领的反驳。邱行湘曾撰文《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问题》，一口气提出七大疑问，以证明此事与陈诚无涉。其主要观点是，根据他的所见所闻，陈诚为“第三党”人无异，其部下也有许多将领是第三党人，如果是他出卖了邓演达，许多将领必然不会再为之卖命，而且邓演达最好的朋友严重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重新出山与陈诚合作。邱行湘还听说，鼓动蒋介石向邓演达下毒手的人是胡宗南和何应钦。
黄维也认为，以陈诚对邓演达的感情和崇拜，决不致卖友求荣。他在纪念邓演达的文章《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中写道：
邓先生的革命言行，向为严重、陈诚及黄埔同学所尊敬。严重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一师师长，北伐攻占苏州，驻军沪宁东段时，国民党宁汉分裂。邓在武汉电严重，询其对时局的意见，严电复，力主北伐到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当蒋召见严时，询及对邓的态度，严据实以告，严为履行邓先生和自己的主张，借病请假，保荐该师副师长兼团长陈诚升代师长，并密嘱陈诚俟机将部队拉到武汉方面去。后因武汉政府也发生了变化，原计划未能实现。1930年春，陈诚赴沪谒邓时，仍表示支持其主张。陈对邓很尊重，愿从十八军十一师的公积金内，为邓提供生活费用，并请邓派人到十八军工作……抗日军兴，黄琪翔、严重、朱代杰……等第三党人，东山再起，复投陈诚麾下，贯彻邓先生‘打倒帝国主义’的一贯主张，都为陈诚所重用。
宋瑞珂也发表文章《邓演达的被害与陈诚的发迹有关联吗》，文章指出，陈诚自入黄埔就一直为蒋介石欣赏，且立功累累，到北伐时已凭战功升任师长，特别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的东山再起，更是获得蒋介石之宠信，从此飞黄腾达。可以说：“陈诚的发迹和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在1930年以前就开始的，而并非在1931年邓演达被害之后。”
为弄清事实真相，黄维等专门函询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请将真相告之。1982年9月3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给黄维发了函，才算解开谜底：
出卖邓演达先生的是叛徒陈敬斋，不是陈诚。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从邓先生被捕迄今，数十年都无疑议。所以在解放以后，我党即把捉拿叛徒陈敬斋归案作为当时一项重要事情来办的。陈敬斋是1950年春由江西省公安部门在景德镇捕获的，经解京审讯后，于1951年秋在此伏法。他出卖邓先生的经过，据中央公安部1950年10月16日致我党函称：“据供，由于反动势力压抑，对前途悲观，乃思卖党求荣之念，于1931年7月中旬，向蒋匪密告该党领袖邓演达先生之行踪，并与匪特暗中计谋，待机行动。同年8月17日，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愚元坊20号邓演达出席地方干部训练班之际，陈犯听讲未及一半，伪装肚疼离席外出，向预伏之伪警备部侦缉队联络，遂将地址包围，当时被捕者计有邓演达先生等十余人。事后该犯即赴南京，向蒋匪领取奖金一万元。以上事实均供认不讳。”
邓演达墓在今南京灵谷寺东面 至此，邓演达被捕一案真相似乎水清沙明。
然而，到了1988年，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演达年谱》，作者丘挺还是继续坚持以下观点：
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陈诚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伪装拥护邓演达的样子，到上海看望邓演达，并拿出一笔钱给他做活动经费，还表示愿意从十八军十一师的公积金中为邓演达提供生活费用；又让邓演达派人到他的部队工作。邓演达一时不察，以为陈是自己的旧部，会有良心血性，可以争取过来为革命事业效力，便将自己的活动情况陆续告诉他。陈诚每从邓演达那里得到消息，都原原本本地向蒋介石报告，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应付邓演达；甚至邓演达给他的信，也原封不动地送给蒋介石拆阅后才敢看。这样一来，蒋介石对邓演达的活动便了如指掌，陈诚因此很快被提升为十八军军长。
丘挺还加了一个注解，说明坚持以上观点的理由：这是1940年6月叶挺在游峨眉山途中沉痛地对李洁之谈及的“从多方打听，获得可靠的消息。”（见广东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期）丘挺接着认为：“丘行湘、黄维、宋瑞珂等以邓、陈两人公交私谊甚密和向特务告密的是陈敬斋为由，反对此说，但所述理由并不能证明陈诚不会直接向蒋介石出卖邓演达。
1984年夏天，文强同笔者谈及黄维观点时，认为轻易否定此说是不妥的，而要肯定此说，需查看蒋介石的日记，这不是短期能办到的，现故从叶说。”
看来，邓演达被捕之谜还要继续争论下去。
李代桃僵 王亚樵暗杀宋子文之谜
1931年7月23日，上海火车站发生了一起激烈的枪战，杀手是著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刺杀对象是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枪林弹雨中，宋子文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而他的秘书唐腴胪却死于非命。王亚樵与宋子文有何过节？为什么一定要致宋于死命呢？
王亚樵，字九光，1887年生于安徽合肥。其父王荫堂一身兼二职，经营一家棺材铺，专挣死人的钱。同时也开着一爿药铺，干着悬壶济世、救人性命的营生。王亚樵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对杀恶人和救穷人有一种偏好，青年时代便养成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靠着五十把利斧起家，在刀光血影中名声越来越大，成为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斧头帮老大和暗杀大王，是一位令蒋介石和戴笠心惊胆战的危险人物。
暗杀宋子文的原因还要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的矛盾说起。
王亚樵 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5月27日，反蒋派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非常会议，议决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唐绍仪、陈济棠、李宗仁、孙科等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邓泽如、邹鲁、孙科、李文范等五人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国务会议主席。同时成立广东军事委员会，将粤桂两省军队分组为国民革命军第一、第四两集团军，陈兵湘境，叫嚷要发兵讨伐蒋介石。与此同时，胡汉民的亲家林焕庭带着二十万大洋到上海，找到上海滩斧头党的龙头老大王亚樵，将现金支票往王亚樵面前一拍，请其杀一个“仇家”。
王亚樵问：“不知先生的仇人是谁？”林焕庭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了一个“蒋”字，王亚樵微微一笑：“原来是‘草头王’，我正看他不顺眼呢。”
常言道：拿人钱财，给人消灾。王亚樵当即成立了行动小组。把暗杀“草头王”的任务交给华克之与郑抱真。
6月4日，“斧头党”在南京的联络处得到蒋介石赴庐山的情报。机不可失，华克之带着助手成诚等人乔装成游客，直奔庐山，他们秘密侦察了蒋介石的行踪和警卫情况。
王亚樵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密运武器之策。他买来十多只金华火腿，用刀划开，将中间挖空，把数只手枪拆散，用油纸将零件及子弹包好，分别放进火腿之中，再用针线将火腿缝好，涂上一层盐。然后，令其妹妹王亚瑛和其表弟媳刘小莲化装成阔太太的模样，两个枪手装扮成随从，从容地通过上海码头严密的检查，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当她们到达九江后，雇了两顶轿子，又大摇大摆地通过了沿途严密的盘查，到达牯岭，将火腿送到华克之等下榻的“庐山新旅社”。
6月14日上午，天朗气清，蒋介石坐滑竿出了美庐别墅，外出散心。他的卫队和外勤警卫人员都像猎犬一样，瞪大眼睛，四下搜寻。当他们行进到一片葱翠的竹林时，王亚樵的一名刺客正在附近，见这是一个极好的下手机会，来不及与同伴联络，便摘下草帽，取出藏在其中的左轮手枪。正在这时，蒋介石的卫队长蒋孝先眼明手快，大喊一声：“危险！”一把将蒋介石从滑竿上拉下。“啪——”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子弹贴着蒋介石的光头飞过。顿时，枪声大作，蒋介石的卫队纷纷开枪还击，将刺客打成了“马蜂窝”。枪声一响，华克之等知道事情败露，带着人立即撤离庐山。
庐山刺蒋行动失败后，王亚樵、华克之等准备再寻机会下手，但由于已经打草惊蛇，蒋介石出入更加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广东方面认为，倒蒋必先去宋！蒋介石要讨伐西南反蒋派，靠的是宋子文的财政支持，杀宋对蒋介石来说是乱其经济组织，等于釜底抽薪。如果得手，蒋介石必败无疑，可以不战而胜。于是，广东方面再次派人与王亚樵联络，将暗杀的目标定在宋子文身上。
王亚樵暗中布置人手，调查宋子文的行踪并秘密买通了在财政部上班的一名职员，了解到每逢星期六，宋子文可能回上海的信息。
7月22日下午，王亚樵突然接到郑抱真从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康叔于今晚由南京乘夜车来沪，明晨准到，望迎勿误。”康叔不是别人，正是王亚樵给宋子文起的代号。
王亚樵兴奋不已，立即进行部署：行动组成员分成三路，组成三道狙击线，谅宋子文插翅难逃。王亚樵发给行动小组成员每人一把手枪、十粒子弹和一枚烟幕弹，王本人租下北站附近天目路一家旅馆三楼临街的一间客房为联络点，亲自观察和坐镇指挥。
7月23日晨，就在列车到达上海前的15分钟，站内突然来了一队警察，将月台上的闲杂人等统统清除干净。原来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也坐这趟车来上海，上海警察局接到通知，于是布置警戒。华克之、孙凤鸣等人无法在月台上动手，急忙向候车室埋伏的第二小组发出动手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