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时整，从南京方向开来的蓝钢快车隆隆驶进北站。当熙熙攘攘的大批旅客陆续涌出车站后，在列车尾部专门为宋子文准备的豪华车厢门打开了，两名卫士先跳下车来。随后出现在车门前的是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他身穿白色亚麻西装，头戴白色硬壳太阳帽，左腋下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紧随他身后的是同样穿着白色西装，头戴白色硬壳太阳帽的宋子文，最后下来的又是四名背着盒子枪的卫士。
当宋子文一行穿过长长的月台，经过车站东大楼，向出站口走去时，预伏在大楼楼柱后面第二狙击组的刘刚等人突然跃出，四五把枪同时从两侧向他们开火。走在前面的唐腴胪猝不及防，当即中枪。只听见他“啊”的一声惨叫，便倒了下来，其左肋、右腹、右臂等多处受伤，白色的西装满是鲜血。唐腴胪是上海人，家庭富裕，他的父亲唐乃安原籍浙江金华，是个买办商人。唐腴胪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冯玉祥的秘书、上海英文大陆报主笔、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的秘书，1930年担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机要秘书，深得宋子文的信任。1931年5月，唐腴胪与原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闽的女儿举行婚礼，爱巢安在上海。
枪响之后，宋子文第一个动作是把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然后拼命跑进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瑟瑟发抖。宋子文的卫兵也清醒过来，纷纷拔枪还击，子弹横飞，火星飞溅，整个车站大厅都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华克之的第一小组也赶来参战，枪声四起。混乱的旅客喊叫着、拥挤着，拼命向站外逃命，秩序大乱。枪战持续了大约有数分钟，警笛声由远而近，大队警察赶来增援。宋子文在卫士和警察的保护下，快步登上候车大厅的三楼，脱离险境。华克之等不敢恋战，扔出烟幕弹，在白烟的掩护下，全体行动队员迅速撤离现场。
唐腴胪当即被送进医院，动了手术。由于伤势太重，是日中午11时30分谢世，终年32岁。宋子文为其治丧，而宋母倪桂珍恰在这时病逝，《申报》头版头条并列着两条以宋子文名义刊登的讣告。在唐腴胪治丧人员名单中，有王赓和徐志摩两人的名字。
王亚樵误以为打死了宋子文，正在弹冠相庆之际，忽见报端刊出唐腴胪殒命的消息，才知道误中副车，遂懊悔不已。王亚樵自嘲说：“我们已经尽了力。古人云：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宋子文福大命大，没有办法。”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再次谋划了刺杀蒋介石的行动。由华克之、孙凤鸣等登记了一个晨光通讯社，孙凤鸣假扮记者混入会场，趁全体代表照相之时，乘机下手刺杀蒋介石。由于蒋介石见会场混乱，临时决定不去照相，而汪精卫代替蒋介石挨了两枪，还是误中副车。盛怒之下的蒋介石令戴笠限期破案，戴笠手下通过王的小老婆，终于查到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的线索。1936年12月20日，军统特务将王亚樵刺杀，这才了却蒋介石、宋子文的一桩心头大恨。
密谋反蒋 刘湘被“吓死”之谜
军阀刘湘与蒋介石矛盾颇深。抗战前，蒋介石想借追剿红军为名，使中央军进入刘湘的独立王国——四川。但刘湘却横加阻拦，与蒋介石明争暗斗。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乘机调刘湘及川军出川抗战。1938年初，刘湘病死在汉口，而民间却一直有“枪毙韩复榘，吓死刘湘”的说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35年，蒋介石以协助川军追剿红军为名，派贺国光率参谋团进重庆。
不久，参谋团的牌子便换成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的牌子，专管川、滇、黔、康西南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不久，蒋介石以帮助刘湘统一川康为借口，亲自入川主持，行营主任为顾祝同，行营秘书长为杨永泰，贺国光改任行营参谋长。其目的是想直接掌握川、康两省实权，蒋、刘矛盾因此公开化。
刘湘暗地联络广西、云南、广东的反蒋势力，密谋倒蒋。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陈济棠、李宗仁通电反蒋，刘湘密令川军向成都和重庆两地集结。蒋介石买通了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一枪不发就平定了广东。刘湘欲盖弥彰，急令邓汉祥去庐山见蒋介石，欲摸清蒋介石对四川的态度，以便决定应付之策。蒋介石说：“刘甫澄（刘湘字）图谋不轨，在夜里调动军队，想附和陈济棠叛乱。我对他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邓汉祥辩解道：“刘湘调兵是为了剿匪。四川的土匪向来与袍哥有关系，互通声气，因此军队一定要在夜间调动才不致泄密。刘湘绝没有反对中央的意思啊！”但蒋介石对刘湘的疑忌却与日俱增。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消息传来，刘湘喜出望外，召集干部会议。潘文华、傅常等人主张立即调集军队，包围重庆行营和成都的中央军校。
邓汉祥反对说：“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蒋的军校、行营又搬不走，那时动手也不迟；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放了，我们已经发动了，怎么下台？”此时，何应钦派其弟何辑五来成都，希望与刘湘合作，并说何应钦要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逼张杀蒋。刘湘听了之后大喜，跃跃欲试。然而，就在他准备部署行动时，张学良在中共调解下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在成都、重庆的军统特务将刘湘的企图报告了蒋介石，蒋恨得咬牙切齿。
刘湘从此深惧蒋介石，知道自己是斗不过他的，于是秘密派一个叫张斯可的人代表他到桂林与李宗仁联系，寻求对付蒋介石的办法。此时，中共方面也有代表在桂林，于是，张斯可、李宗仁与共产党代表签订了反蒋抗日的《红、桂、川军事协定》，商定如果蒋介石不抗日继续打内战的话，便联合起来反蒋。刘湘和延安还互派代表，李一氓代表中共入川，王干青代表刘湘到延安。不久，中共又派罗世文到成都与刘湘谈判。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制定了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和战略大后方的抗日计划。他的心腹之患便是刘湘及五十万川军。8月7日，刘湘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刘湘在发言中慷慨激昂地表示，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和粮食若干万石以支持抗战。于是蒋介石便命令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战。
刘湘 刘湘回川后，动员军队分水陆两部出川。11月12日，他赶到南京时，淞沪抗战已失利，日军正分三路向南京挺进，前锋已达江阴。蒋介石一见刘湘，说：“来得好！现已划定苏南、浙北和皖南东部为第七战区，由你任司令长官，主要是要死守首都。”
刘湘明白：南京是守不住的，后果将是牺牲川军，而且要背上“失守首都”的罪名。于是推托说：“委座，我刚刚过来，队伍究竟到啥子地方我还不晓得，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接受任务。”刘湘辞别蒋介石出来，回到车上便大口大口地吐血，一下子昏死过去。
蒋介石一面派人将刘湘送进医院治疗，一面将刘湘兼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委其部下唐式遵接任。唐式遵当即向刘湘索要印信，气得刘湘病情加重。
南京陷落之前，刘湘被送进汉口的万国医院第一号病房，他暗中与反蒋各派进行联络。戴笠旋即开了刘湘隔壁的第三号病房，让与刘湘有过节的范绍增住进去，暗中监视与刘湘有接触的人员。
一天，范绍增发现一个瘦高个子来看刘湘，于是报告戴笠。戴嘱咐说：“要严密监视此人的行动，最近刘湘与韩复榘往来密电频繁，可能与此有关。”
几天之后，范绍增旧部的一个团长潘寅久从前线回来，来找范绍增说：“我去过刘湘的长官部参谋处看老朋友徐思平，一直进到办公室内，徐思平正在聚精会神地写命令，我站在他身后偷偷一看，见命令上写着要王缵绪带两个师出川，占领宜昌，随即与韩复榘取得联络。当徐发现我站在他身后时，急忙将命令盖住，搪塞说是写家信。”
当时，韩复榘既怕蒋介石借抗战为名消灭他的军队，又怕蒋介石借刀杀人，让日军消灭他的实力，于是擅自率所部舍弃津浦路，向鲁西南撤退，想经过中原，撤退到襄樊一带。
范绍增向行政院长孔祥熙报告刘湘与韩复榘秘密联络之事，孔样熙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报告蒋介石。很快，蒋介石便离开汉口，北上开封。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第一和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以“擅弃国土”之罪名，将韩复榘逮捕．并于12日将韩押解汉口，交付军事法庭审判。1月19日傍晚，参谋总长何应钦携带着由戴笠截获并破译的刘湘与韩复榘的来往密电，来到汉口万国医院。
何应钦板着脸告诉刘湘：“韩复榘已被关押！”
刘湘一惊，假装糊涂地问：“为啥子哟？”
“啪！”何应钦将夹有密电的文件夹掷于桌上，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吧！”
刘湘看后，惊骇万状，不知所措。何应钦与他谈了许久，起身离去。不久，刘湘便大口吐血，昏迷不醒。20日，刘湘在汉口逝世。
据官方发布的公告，刘湘弥留之际，曾口述遗嘱，略谓：“今后惟希我国军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到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由何成浚领衔主祭，在武汉的党政军各界人士都前往祭奠，场面十分隆重。
23日，高等军法会审判韩复榘；次日，韩被宣判死刑。24日晚7时，韩在武昌被执行枪决。因此是刘湘先死，韩复榘后被枪毙。
冲突罗网 蔡锷将军离京之谜
想当年，蔡锷将军首揭护国倒袁大旗，功在史册。但他如何潜离京师，多说是得到京城名妓小凤仙之助，遂演成一段佳话。然而符致兴先生却通过考证，认为另有隐情，写下《蔡锷离京并非小凤仙之助》一文，以正视听。
蔡锷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 符先生的主要依据是美国作者艾伯特所著的《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一书，端纳在华多年，先后当过袁世凯、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者。在他晚年，许多外国书商曾许以厚酬，请他写出在华经历，由于不想“得罪的人太多”，端纳一再放弃撰写回忆录的打算。直到身患绝症，才听从朋友的劝告，断断续续口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而关于蔡锷将军的回忆，虽然语焉不详，但毕竟为蔡锷离京出走之谜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其主要经过如下：
端纳大约在1912年前后与妻子离异，住在北京东城胡同一座宽大的宅院里，由于他善于交际，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他的居所也常成为失意政客和革命志士的聚会之处。1913年，蔡锷从云南进京后，始知袁世凯不是共事之人，进而发现袁氏热心帝制，遂秘密联络西南各方，准备护国讨袁。但袁世凯也是一代枭雄，对蔡锷防范甚严，平时派暗探跟踪监视，1915年10月，还借故抄了蔡锷在北京的寓所。为了释袁氏之疑，蔡锷故作消沉，一有机会便往京城名妓小凤仙所在的前门陕西巷云吉班放歌纵酒，也常到离家不远的端纳住处畅谈时事。至于他们何时结下深厚友谊，以使端纳不惜冒险掩护蔡锷离京，因为端纳没有细说，到现在已是一个谜了。
1915年12月1日上午，端纳邀同好友、时任北京美孚石油公司总经理的孙明甫前往演乐胡同蔡锷将军的寓所，显然事先有约，端纳把孙明甫一人留在客厅，单独与蔡锷在里屋长谈，讨论南方起兵反袁事宜。两位客人离开蔡宅不久，就有袁世凯的侦探出现。不多一会儿，蔡锷还是像往常一样，乘坐四轮轿式马车大摇大摆向前门八大胡同驰去，那是京城妓院的聚集地。到了陕西巷，只见车水马龙，原来是云吉班掌班的生日，不少在这里赏秦楼明月的达官贵人纷纷前来助兴。蔡锷下了马车，来到小凤仙订好的房间，屋子里已经摆好了酒菜，两个人从容坐下，把酒言欢。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蔡锷把怀表掏了出来，放在圆桌上．显然心中有事。
其实此时蔡锷已定下脱离京城之计，但他明白，自从上个月送走家小，又赴天津会见老师梁启超之后，袁世凯对他更不放心了，不但袁的密探如影随形，对他盯得正紧，就是云吉班中也有袁的耳目，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酒过数巡，天色已晚，趁着院内众客余兴未尽，闹得乱哄哄之际，蔡锷佯装如厕溜出院外。袁的密探见蔡锷的呢帽大衣还在原处，料他不会走远，也就坐着不动，放心地跟客人凑趣胡闹。
出了云吉班，蔡锷不往崇文门火车站，而是折回城内，拐向西华门大街，闯进“筹安会”头目杨度的宅院。蔡锷一下子把他拉进里屋，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不愿再充当傀儡，决定引身他去，并劝杨度不要再为袁世凯帝制鼓噪，应该悬崖勒马，早日引退。斯言一出，吓得杨度目瞪口呆，他不知道蔡锷在特军府带头签名“赞成”帝制只不过是一种欲取先予的策略，一直以为蔡是推行帝制的同道，曾一再向袁世凯吹嘘和推荐，根本想不到这位朋友加同乡果然是别人早有怀疑的倒袁分子。面对这位前来进临别赠言又最后摊牌的将军，杨度无言以对，只是生怕隔墙有耳。恰巧这时男仆报告，大总统秘书夏寿田来访，杨度和蔡锷都大惊失色，因为夏是袁世凯的心腹，又是杨度的亲戚，可以随便出入杨家内外。幸好杨度夫人徐氏急中生智，把蔡锷拉进卧室，藏在大床的帐子后面。好容易等夏寿田告辞，杨度设法将蔡锷送回家中，却见门外仍有便衣逡巡，处境险恶。蔡锷打电话给端纳求救，端纳当即吩咐仆人，一起驾着马拉轿车来到蔡府，在夜色掩护下，他们让蔡锷藏在洗衣篓里，抬上马车，直奔崇文门火车站，因为这个车站专供外国人使用，所以不受中国当局检查。端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像一年多前帮助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离京出逃一样，亲自护送蔡锷登上火车直达天津，后又联系上一位船工，直到把蔡锷带上一艘日本轮船，端纳才打道回府。
此时在云吉班，密探们发现蔡锷一夜未归，连忙推醒仍在马车中苦候的车夫，睡眼惺忪的车夫连连摇头，不知主人何在。再冲到院内找小风仙，也是一问三不知。这时他们才感到事情不妙，飞报公府，侦骑四出，却为时已晚。
蔡锷死后，葬在长沙岳麓山 端纳这事做得很巧妙，几乎无人知晓，直到蔡锷在云南举起反袁大旗，他的好朋友孙明甫还蒙在鼓里，以为蔡锷还在京城，所谓的云南义军只是有人在借用蔡锷的名义。于是端纳肯定地告诉他，蔡锷早就离京，而且就是他把蔡锷送出去的。
冒名顶替 昆明血案之谜
昆明血案是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件震惊全国的大案，进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暗杀，从而引发了一场大学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此事进行调查，并举行军事法庭公开审理，最后判决凶手死刑，算是对全国的一个交代。
然而据知情者透露，所谓的法庭公开审理以及法场枪决死囚犯，竟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精心设计的一场“冒名顶替”的司法骗局。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司法黑幕》揭露了其中的内幕。
1946年7月11日，在云南昆明，李公朴偕夫人外出回家。他们从公共汽车下来走出不远，突遭美制无声手枪从背后射击，子弹从李公朴后腰射入，前腹穿出，因伤势过重，于次晨去世。四天之后，即15日晚间，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在出席了为李公朴被暗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在离西南联大宿舍十多米的地方，突然遭到一阵短枪的射击，头部、身上中了数弹，当即倒地。
闻一多先生 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是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成员。由于蒋介石挑起内战，李、闻两先生凭着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为和平民主呼号，要求停止内战。因为李、闻两先生在青年学生中威信很高，在他们的努力呼吁下，1946年的云南成了大后方的“民主之乡”，这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
南京当局早就对云南方面发出“对中共与民盟分子同样可以密报、密捕、密决”的指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领会蒋介石“权宜行事”精神后，召集总部参谋长刘淑琬、警备总部第二处处长王子民等密谋，由王子民调集十余特务，进行两次暗杀。如闻一多被杀，就是由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派遣熊广福等凶手四人，乘坐军用吉普车，在西仓坡埋伏，用手枪暗杀的。
昆明李、闻血案消息传出，举国震怒，万民共愤，全国学潮汹汹，要求严惩凶犯，讨还血债。
蒋介石在庐山闻讯大惊，万没有料到事情会闹得如此之大，竟不能收场。于是，蒋介石亲自登场“缉凶”了。8月2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昆明事件之调查与处理》，强调异常重视昆明事件，因为“国民政府的信誉，国民党的信誉，中国国家的信誉，乃至中国人民的信誉，都以此案为试金石”。8月10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讲话，要求“一、明是非、张正气；二、明礼仪、知廉耻；三、明责任、守法纪”。还先后令军统头目、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到昆明查办李、闻血案。
一同前往协助唐纵调查的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心中感到好笑，以他多年特务工作的经验，深知“按照蒋介石的规定：杀死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事先向蒋请示。像戴笠这样的人，要暗杀一个人，也一定要得到蒋介石的批准才敢动手。主要原因，是怕把蒋介石亲自派遣潜伏在各党派内的人杀错”。《中央日报》公布他们前往破案的消息，兴师动众，其实是装模作样，遮人耳目。
唐纵、程一鸣在昆明转了一圈，便知道了全案过程和细节，凶手主使是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唐纵便用保密局驻昆明的无线电台，拍电报给庐山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善后。
过了几天，蒋介石让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参谋长冷欣和中央宪兵司令部司令张镇，随带该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建心同来，设法了结此案。
顾祝同、冷欣、张镇、唐纵在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别墅开会商量，想出了好办法：
对外只公布闻一多案被破获，不谈李公朴被杀案。如两案同时公布，对外刺激太大。
1922年，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馆前 张镇自告奋勇，说闻案由宪兵司令部负全部责任，不要云南警备司令部负责。
张镇建议由宪兵司令部编造一个骗人的故事，说两名宪兵身穿便衣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国家元首和军人，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后跟踪闻时，又听闻辱骂，乃拔枪将闻打死。这是宪兵出于义愤杀人，是为了维护国家元首威信，这样能得到社会同情，不至于牵涉到政治谋杀。
最后，由冷欣上庐山向蒋介石汇报处理方案，请示办法。经过蒋介石的同意，由宪兵司令部交出两名宪兵李文山和汤时亮，作为枪杀闻一多的杀手，举行公开军法审讯。公开审判时，这两人声称是“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枪杀”，并慷慨陈词：“骂军人是走狗无耻，都该杀，把我们军人骂得不像人……我当时气急了，就摸枪打死他，我想凡有血气的爱国青年，当时都可以这样做。”他们讲话有时流利，就像背书，有时却语无伦次。闻一多在致公堂讲话，痛斥特务暗杀李公朴，明明痛斥的是特务，根本未讲是军人，编造漏洞百出。这两人最后被判处死刑。顾祝同还发表了感想：“对凶犯汤时亮、李文山的触犯刑法，致受极刑，于执行律令之余不无感慨。”大有挥泪斩马谡的架势。
李公朴先生 这两位“爱国青年”当然不会被枪毙，实际上被拉出去的是两个已判死刑尚未执行的抢劫犯，枪决前这两个替死鬼被人用酒灌醉，执行后掩埋，执行时刑场戒备森严，根本不让人走近。但人们还是隐约看到从有篷汽车上拉下两个犯人，不像法庭上慷慨陈词的两个青年。在行刑的当天晚上，接替霍揆彰任云南警备司令的何绍周（何应钦之侄）就告诉滇西警备司令、第二军军长王凌云：“这些被枪毙的凶手是假的，是特务用压迫手段和花了金钱弄来的。”何当时颇有感触地说，特务真厉害！冒名顶替的把戏是顾祝同带来的特务头子张振国一手包办的。
真正的凶犯却被送到大理第二警备司令部保护了起来。此事的执行人王凌云后来回忆说：他根据顾祝同的指令，将直接行凶的暗杀组成员王子民等十余人，送到第二军军部大理县后山的无为寺里，配以特务连一排，全副武装负责保护。顾祝同当面交代王凌云，不能把他们当犯人看待，也不能让他们跑掉一个；不准他们外出与人通信，也不准外面任何人去见他们。生活上优待，并嘱王用专用密码随时向陆军总部报告王子民等的情况。
8月25日，中央社把公审情况和“凶手”的口供发表，全国各报转载。但暗杀闻一多的全班凶手仍然一个没放，原因是担心骗局被揭穿。蒋介石、顾祝同当时还打算，如果万一原案泄露，在万不得已，便可从王子民等人中提出一二人，以资应付。
以夷制夷 《二十一条》被泄露之谜
1915年的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见了袁世凯，面交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当日置益陈述完《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后，袁世凯十分吃惊，神情严峻地回答说：“此条款请与外务部会商。”那么，这令袁世凯“十分吃惊”的《二十一条》究竟是什么内容？最早是由谁泄露出来的？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被泄露的？许多史籍和文章对此语焉不详。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顾及远东地区的利益。日本利用这一形势，趁机加强在华的扩张，企图排斥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早在大战爆发前夕，日本参谋本部就已获得情报，得知袁世凯确有复辟帝制的野心。所以，这一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很注意加强与袁世凯身边一些人的联系，以了解袁世凯的想法，掌握袁世凯的动向。
8月1日，德俄宣战；3日，德法宣战；4日，德英宣战。7日夜，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德宣战。外务大臣加滕高明认为：驱逐德国在远东的势力，是符合实际的良策。8月15日，日本政府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9月15日前，无条件地将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交付于日本，同时撤走德国在中国海面上的军舰，否则立即解除武装。
德国虽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8月23日，日本宣布对德国宣战。之后，日军在山东半岛龙口登陆，德军在做了象征性抵抗后投降。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就在袁世凯紧锣密鼓地进行帝制活动之时，日本决定以此为契机，从中国索取更多的利益，以便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见了袁世凯，面交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当日置益陈述完《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后，袁世凯十分吃惊，神情严峻地回答说：“此条款请与外务部会商。”日置益要求尽快结束谈判。
袁世凯 《二十一条》内容共分五号。第一号（四条），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第二号（七条），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各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至九十九年；第三号（二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和割让予别国；第五号（七条），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经济、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及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等。
显然，《二十一条》是一份赤裸裸地暴露日本政府狼子野心的大计划。由于担心消息外泄，引起其他列强国家的不满和干涉，日置益在临走时威胁说：“如秘密（指《二十一条》）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
但是，“二十一条”的内容很快就在美国报端上公布出来。日方大为恼火，质问袁世凯政府，而在袁政府方面，自然竭力否认和洗刷自己，还找出一个替罪羊来。于是在事发后不久，秘密警察就逮捕了袁世凯的首席秘书沈祖宪，咬定是他泄露了机密。
几十年后，桑盛廷先生曾采访过沈祖宪之子沈伯乐，并写成“沈祖宪案内情”一文。据沈伯乐称，其父当年遭捕的原因“是为了泄密二十一条的事”。因为沈作为袁世凯的秘书，《二十一条》曾由他保管过，所以难脱嫌疑。沈祖宪在关押期间，曾向法庭问过自己所犯何罪，回答云：泄露《二十一条》，私通孙中山。但是由于证据不足，沈祖宪最终无罪而释。
也有持另说者，认为泄密之事乃两位外国记者所为，即民国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莫里循和端纳。孟国祥先生在《米字旗下的中国朋友——端纳顾问秘闻》一书中很形象地描述了端纳得到《二十一条》的经过：1915年2月10日那天，端纳去袁世凯顾问莫里循住处，在莫里循去书房时，发现莫里循有意识在一叠文件上轻按了一下，然后端纳支开佣人，乘机将那份文件抓进口袋。回到家后，发现那份文件正是《二十一条》的全译本。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给《泰晤士报》发去电稿，全文共计三百一十八个字，“已经把最完全、最真实的消息送回国”。但是，莫里循是如何搞到《二十一条》副本的？孟文也作了分析，认为这可能是袁世凯在打“英美牌”，用英美来牵制日本。在1月18日晚上的紧急会议上，袁世凯认为“各条内容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于是决定“逐条谈判”的交涉方针。然而面对日方的咄咄逼人之势，他会考虑“以夷制夷”的手段的。有可能是他有意识向莫里循泄密的。让人感到疑惑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谈判条款，怎么会以三百一十八个字就能说清楚，何况是逐条谈判的呢？
前几年，国内出版了民国时期的资深外交家顾维钧的回忆录。据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在日置益提出《二十一条》后，就立即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即让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任命职业外交家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与日本进行谈判。之后，袁世凯单独召见了陆徵祥，指示他尽量拖延时间。果然，日本方面要求天天谈，陆徵祥提出每周一次，最后达成妥协为每周会谈三次。为了获得国际对中国的支持，袁世凯决定不顾日本的威胁，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给美、英等大国。
在得到袁世凯和陆徵祥的授意后，外交部参事顾维钧在每次谈判后的当天下午或第二天清晨，就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英、美汇报谈判情况。美国新闻界得到《二十一条》后，立即予以公布。消息传出后，迅速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更是深深地震惊了美国政府。
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最早向全世界披露《二十一条》的是美国，而授意泄露《二十一条》内容的则是袁世凯本人，陆徵祥参与其事，顾维钧是具体执行者。问题是，袁世凯为什么要指示陆徵祥、顾维钧等人把《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给新闻界呢？
袁世凯之所以采取拖延的策略，还是沿袭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本意是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借助英美的力量牵制日本，以便在复辟帝制的问题上少付出一些代价。
美国政府在得到《二十一条》的消息后，确也向日本施加过压力。首先，美国政府通过日本驻美国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日本政府；美国还向英国、法国和俄国提议，共同干涉中日交涉，却遭到三国的拒绝。尽管这样，袁世凯还是没有完全达到目的。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对于此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5月8日，英国公使朱尔典访晤陆徵祥，力劝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最终袁世凯以“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决定忍辱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9日，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25日，《二十一条》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及交换。这样，不仅袁世凯为国人憎恶和唾骂，而且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陆徵祥也成为众矢之的。
孙中山在致北京学生的信函中一针见血地说：“袁世凯以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道出了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实质。由此，我们对袁世凯也多了一层更深的认识，贼喊捉贼是他的惯用伎俩。
光荣归谁 火烧赵家楼之谜
火烧赵家楼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因为这把火，掀起了五四运动的高潮，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人们至今对火烧赵家楼的细节还不清楚，尤其是谁放火烧毁了赵家楼曹汝霖的宅邸，仍是众说纷纭。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的片断：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三所学校约五千多人，因巴黎和会及取消“二十一条”等问题举行游行示威，并冲击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住宅赵家楼。其实这是一个策划好的行动，据当事人之一的俞劲回忆：“五四运动的前两天，少年中国学会、爱国会、国民杂志社三个团体的少数成员，大约二十余人（尽我的记忆所及，大都是湖南人和江西人，有匡日休、夏秀峰、易克嶷、熊梦飞等），在高工或北大理学院（现在想不起到底是哪一场所）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异常愤慨，有主张暗杀卖国贼的，有主张实行暴动的。最后决定派人密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行踪，并准备于5月4日那天采取行动，这是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大概。这一会议，可以说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准备战。
1919年5月清华大学师生焚烧日货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各校学生约六七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大会后，队伍……出发，依照大会决议，应向总统府去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以上记载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北京革命史话》基本一致：
北京高师的学生们异常激动，决心用实际行动进行反抗。学生领袖匡互生遂与国立八校的湖南籍学生二三十人组成秘密小组，策划行动。5月3日晚，在校操场北角一间小屋里聚集了十几位工学会主要成员：匡互生、周予同、杨荃骏、俞劲、周为群等人，经过几番商讨，决定采用激烈的手段惩治卖国贼。主要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目标，首先将他们打死．哪怕打倒一个也好。大家分头准备各自的任务：有的去调查曹、章、陆的住址和行踪；有的去准备放火用具；有的去设法搞到曹、章、陆三贼的照片，以便对证；有的准备旗帜和标语。匡互生誓言要作“流血大牺牲”。
队伍到了赵家楼后，因为公馆紧闭，学生拥挤在门口，俞劲回忆说：“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便不顾一切跳下去，迅速而机警地把大门打开，于是大队学生蜂拥而入。”
这位“某君”指的就是匡互生，但也有其他说法，北高师的陈荩民和北大的许德珩都说是踩着匡互生的肩膀跳进窗内的。总而言之，匡互生是勇闯赵家楼的重要角色。
接下来就是举世闻名的“火烧赵家楼”了，但因为场面混乱，谁是点火者至今尚是疑问。但有一点，肯定是北高师的学生。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写道：
如此巨大的光荣，似乎没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前来争领。历来自居老大的北京大学，对此事也只能含糊其词；甚至还出现了北大中国文学院学生萧劳也都站出来作证，将“放火”的光荣拱手相让：“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 俞劲也在现场，是目击者，他说得很清楚，那位放火的人就是匡互生。他说：“大约到了天将黑的时候，忽然黑烟从后进房院升起，一会儿火势熊熊地蔓延开来，我们广大青年群众痛快淋漓地高呼口号而散……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多。放火的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吗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俞劲将光荣给了匡互生，“北京师范大学同学通讯辑刊”中也采此说，从进入曹宅后，“匡互生取出准备好的火柴，和周予同一起撕下床上的帐子。这时担任此次示威指挥的北大学生段锡朋看到，立即过来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定负不了责任。’说着，即将火柴点燃，熊熊怒火和着学生们的愤怒冲天而起”。
这一说法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但最近俞劲的外孙王立翔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在《记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俞劲》一文中认为，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应该是自己的外祖父俞劲，他举出的证据十分有力，出自于北高师学生张石樵的自述，他也是现场的当事人，自称“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
说点火者非匡互生所为还有一条佐证，因为匡互生本人也有相关文章留世，他在1925年写下了《五四运动纪实》，只提学生放火是“以泄一时的忿怒”，而没说火是谁点的。
因此，“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至今未能确定是何人所为。
千秋功罪 外蒙古撤销自治之谜
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的王公大臣在库伦成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杭达多尔济亲王为外交大臣，年号为“共戴”。不久，乌里雅苏台亦成立临时政府，外蒙古独立。1920年元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仑接过北京民国政府特使徐树铮的册封令与七狮金印，宣布外蒙撤销自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各省响应，纷纷独立。沙俄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际，加紧策划分裂中国的活动。沙俄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上沙皇的奏折中指出：“现在中华帝国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在中国各部分之间，即令他们彼此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无疑会有竞争，足以将它们削弱。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们的边疆。我们在这些地方的自由行动，可能比现在大得多。”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对俄驻华公使的训令中说：“将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从我们来看，最适合我们的广泛利益。”
在沙俄的策动下，外蒙古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与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密谋后，向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称“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共和国，公推博克多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
1911年12月1日，杭达多尔济亲王率哥萨克等骑兵包围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衙署，三多等办事大臣被哥萨克骑兵押解离境。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杭达多尔济亲王为外交大臣，年号为“共戴”。不久，乌里雅苏台亦成立临时政府，至此，外蒙古独立。
12月22日（阴历十一月初三），清廷派车臣汗部落盟长札萨克多罗郡王多尔济帕拉穆、科布多办事大臣桂芳为查办大臣，前往库伦，调查蒙古独立事件。
1912年2月22日，清帝逊位，袁世凯上台，成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政府也坚决不承认外蒙古独立。沙俄出面充当调停人，在中国和外蒙古之间进行调停。经过多轮谈判，1915年6月7日签订《中俄蒙恰克图协约》。主要条款为：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自治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关于政治及土地关系的国际条约；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名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中国政府可在库伦设办事大臣公署；中国驻库伦大员卫队数目不超过二百名，该大员之佐理专员分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恰克图各处，每处卫队不超过五十名；中国货物运入外蒙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运入内地，照中俄1881年“陆路通商条约”所定关税交纳。
1916年6月9日，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告取消独立。袁世凯策令外蒙王公爵职及喇嘛各名号，“无论沿袭前清及得自外蒙者，均着一仍其旧”；并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任命徐绍桢、荣勋为册封专使；同时申令免究所有内外蒙人参与独立事件之责任。
7月8日，在库伦举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册封典礼。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向全世界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等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在这些国家享有的特权。
日本早对外蒙怀有觊觎之心，急欲填补沙皇政府垮台后出现的真空局面，采取支持外蒙地区独立的政策。
1919年1至2月，在日本第三师军官支持下，沙俄旧军官谢米诺夫在乌金斯克、大乌里煽动部分蒙古王公两次举行会议，决定在海拉尔组织临时政府，并派代表到巴黎和会上要求国际承认。谢米诺夫在日本支持下，在外蒙的非法活动愈演愈烈，都护使陈毅急向北京政府告急。
6月13日，北京政府特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国务会议议决出兵外蒙，以西北筹边使署为主管机关。改督办参战事务处为督办边防事务处，编定西北边防军，任命徐树铮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根据外蒙许多王公惧怕日本，急欲撤销自治，重归中国的心理，提出了“西北筹边大纲”。
外蒙古撤销自治之议本是蒙古王公发动的，但外蒙古统治集团内部黑黄两派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黑派为蒙古王公，黄派为喇嘛教。当时活佛是最高统治者，喇嘛干预政事，与王公争权。王公一派发动撤治运动，想利用撤销自治，“恢复前清旧制”，以夺取黄派掌握的政权；而与督护使陈毅接头谈判的，正是黑派代表人物、自治政府外务总长车林多庆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