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次谈判，陈毅与王公代表商议了一个“外蒙善后条例六十三条”（草案）。陈毅电告北京政府称：“至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
就在都护使陈毅认为高枕无忧之时，哲布尊丹巴派信使接二连三赴北京，否认陈毅与黑派达成的协议。嘉亨尊活佛亲自莅京，表态不承认所谓的“六十三条”。
1919年10月，西北筹边使徐树铮抵达库伦。他了解了黑派与黄派的矛盾，认为“外蒙活佛强制之力尚在，纵全数王公迫请，而活佛不应，终无如何。故喇嘛人物，未可过于抛荒”。他与外蒙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总长巴特玛多尔济接触后，认为此人是掌握政府实权的核心人物。所以“撤治之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
徐树铮指出，“外蒙善后条例六十三条”有七不可，希望政府授权，将外蒙撤治一事交自己全权办理。国务总理靳云鹏称：“撤治之事已经内阁决定，断无反复之理，取消自治案由陈（毅）都护专办，勿庸他人越俎。”徐树铮并不罢休，又致电国务院谓：“撤治但求成功，何分畛域？”坚持要求直接负责外蒙撤治之事。在徐的强烈要求下，北京政府明令，筹边使署设于库伦，外蒙撤治一事，由筹边使署直接处理。
徐树铮接手外蒙撤治重任后，去见活佛哲布尊丹巴，劝其取消自治，又派兵监视佛宫。他与哲布尊丹巴协商制定外蒙善后条例，并直接交由外蒙政府总理巴特玛多济尔负责办理。他电北京政府：“撤治已定，军队即北发边防。”造成大军压境的气氛。
在徐树铮恩威并重的攻势下，11月17日，外蒙古黑黄两派的王公、喇嘛联合具名呈文北京政府：“情愿取消自治……所有平治内政，防御外患，均赖中央竭力扶救。”库伦当局正式宣布外蒙取消独立，仍归属中国，并宣布前与沙俄政府所订各项条约“概无效力”。
11月22日，北京政府明令：“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宣布取消外蒙自治，废除1915年《中俄蒙恰克图协约》，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外蒙“翊善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册封女活佛为外蒙“昭敏净觉额尔德尼车臣敦都布喇木”。
大总统徐世昌特任徐树铮为“外蒙古活佛册封专使”，交其七狮金印及册封令。令日：“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古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殊堪嘉尚，著加封为外蒙古翊善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
徐树铮出使外蒙行前，段祺瑞总理曾率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在故宫保和殿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徐树铮于12月27日再次抵达库伦，受到外蒙喇嘛、王公大臣、绅商及民众代表热烈欢迎，他们郊迎十里，百姓也夹道相迎。库伦大街小巷皆悬挂中华民国五色国旗，意味汉、蒙、满、回、藏五族和睦、团结，真正体现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此，孙中山欣然发贺电致徐，云“此得来电，熟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膏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宣举国欢欣鼓舞之不已”，给予极高的评价。
1920年元旦，庄严隆重的册封大典在库伦佛宫举行。当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徐树铮手里接过册封令与七狮金印时，库伦全城乃至全中国都沉浸在普天同庆的欢乐中。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在战争中失败，北京政府下令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的段祺瑞免职。中原板荡，自顾不暇，无力顾及边陲。
1921年1月9日，沙俄白匪恩琴部在参谋长山田的策划下，使用日本供给的枪炮大举进攻外蒙古，与第二十五混成旅激战。旅长褚其祥急电援库总司令张景惠速派援军。14日，白俄恩琴率俄蒙兵等五千多人分三路进攻多伦，褚其祥部死伤四百五十余人，褚急电北京政府速予援助。2月3日，陈毅、褚其祥等逃往恰克图，未及撤离的商民及受伤官兵约三千余人惨遭杀害。在恩琴的胁迫下，2月21日，外蒙成立自治政府，活佛哲布尊丹巴再次宣布独立，重登大汗宝座。恩琴被册封为亲王，成为外蒙的实际统治者。
6月15日，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齐趋林照会北京政府：恩琴之攻击已引起广大军事动作，使俄军不得不越入蒙古境内反击恩琴，俟目的一经达到，蒙古境内之俄军即行撤退。6月27日，苏俄政府再次照会北京政府，表示苏俄愿意派兵赴外蒙，与中国会剿库伦白匪，并提出组织中俄蒙地方自治委员会，以期解决中国中央政府与蒙古地方之间一切关系的主张，但为北京政府所拒绝。
7月6日，北京政府电复苏俄，谢绝苏俄出兵外蒙，谓中俄国际关系尚未恢复，故无协定之可能。与此同时，苏俄派遣大批红军和远东共和国红军组成联合军，又派大批红军和蒙军联合，击溃恩琴白匪，占领库伦。11日，在库伦成立“蒙古国民政府”，仍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为元首。
权益之争 日奉铁路交涉之谜
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北洋军阀统治岌岌可危，日本乘机向北京政府统治者张作霖提出在东北修筑铁路的要求。10月15日，日方与张作霖订立了“满蒙新五路协约”，但张作霖不敢签订正式换文。为此日本政府多次提出交涉，史称“日奉铁路交涉”。由于张作霖最终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导致后来的皇姑屯爆炸案，就此结束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1927年，国民革命军横扫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北洋军阀已成强弩之末。6月26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外相官邸召开“东方会议”。参加者有外务省官员，陆军部、海军部官员，亚细亚局长，关东军司令、关东厅长官，驻华公使和奉天总领事、驻上海总领事等。会上，田中叫嚣：“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的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但要做特殊的考虑……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应决心不失时机地做出适当的措施。”武滕司令官在会上提出：“在满蒙方面，交通机关以及资源之开发未能实现至我国能满意之程度……日本对满蒙有特别之利益关系，故必须确立坚定之政策，为东三省之居民，亦为日本，努力于交通以及资源开发。”
奉系军阀张作霖 8月16日，田中在大连会议上决定，扩大满铁的权限，对奉方自办的铁道要加以干涉、控制，提出必须“在满洲实行强硬手段”。
“东方会议”后，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回到北京，向张作霖提交“满蒙觉书”，要求解决中日间铁路问题、租借地问题、商租问题等悬案。张作霖还是与日本打太极拳，把交涉之事推给东北地方当局，而日使则坚持要求与中枢直接谈判。
8月中旬，满铁新总裁山本条太郎拜会田中首相，商讨解决满蒙铁路交涉问题，认为：
“吉田总领事最近在奉天对莫（德惠）省长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中国方面因此极端反感。如果将这种情形继续发展下去，铁路问题终将无希望解决，切望现在不要因为不太重要的‘悬案’而向中国表示强烈的态度，以致累及铁路问题。”同时，山本还提出建议，派张作霖的顾问町野马武和与张私交很深的江藤丰二与张进行秘密交涉，“约定将全部极端保密……不能让外务省轻举妄动”。
町野与江藤负秘密外交使命，以山本条太郎提出的“东北铁路方案”为原则，向张作霖要求，在满蒙修筑七条铁路，即长春大赉线、通辽开鲁线、呼兰绥化线、吉林会宁线、齐齐哈尔昂昂溪线、洮南索伦线及奉天、铁岭间铁路某一点至新丘线。日方要求夺取奉方铁路网中的线路，变包围为反包围，使对方的支线成为自己的培养线，形成千支相衔，以臂收指之效。此项要求，不仅扩大了满铁的权益，同时又可向内蒙伸展其势力，从而达到控制满蒙之目的。
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张作霖提笔在记载铁路线的文件上圈了四条铁路，江藤要求再圈一条，放弃两条，张又圈了一条。最后，张作霖说：“这只是预备性的协商，暂且不要发表。”他的本意是想依靠日本的支持，打败北伐军，继续统治中国，不得已同意日方的要求。但是他内心并不希望放弃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一旦打不过北伐军而退回关外时。如果日本帮助他巩固了统治，他的政治中心必然移向关内，不妨秘密让出一些利权。张作霖以铁路为砝码来平衡日奉关系，但是他未能预见到，当他战败时，日本会毫不犹豫阻止他退回关外，甚至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来结束他的生命，使他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10月15日，日方与张作霖订立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张同意给日本承包建筑敦化至图门江岸线、长春至大赉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延吉至海林线。同时协约中还规定，中国不得将打通线延长至通辽以北，禁止修筑开扶线等。张作霖只是在协约上写个“阅”字，以示同意。
不久，山本与田中达成默契，即“约定将全部极端保密”，但是“不能让外务省轻举妄动”之新五路协约还是让外务省得知，日公使芳泽“以不经外交途径，竟协定类似军事同盟，电田中内阁加以指摘，田中亦因未料到此种项目，乃电嘱日使由张收回原换文。将上项密约，先改成政府间的正式协定”。而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却恐其成为正式换文而踌躇，张作霖也不敢同意签订正式换文，遂使中日谈判又陷入僵局。
不久，日本路透社有意识将密约内容在报端上透露，使张作霖极为难堪。天津大公报亦转载日报，发表了中日关于满蒙新五路交涉的特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浪潮，国民政府视张作霖为卖国贼，连一直欲染指东北的美国也出面干涉。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洛格向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提出：“中日两国关于满蒙铁路的交涉，如果侵及国际新银团的范围，美国将首先出面反对。”
张作霖引火烧身，对日本人出卖自己的做法极为恼火，他公开否定有此密约，私下说：“本人在暗中和极端秘密中为日本利益着想的一切言行，竟全部公之于日本报纸，向外传布，在这种情况下，岂不是任何事情也不能向日本谈吗？”
日方对张作霖的出尔反尔也表示愤慨。杨宇霆在请求日方谅解时说：“田中内阁对满蒙政策的真精神是充分理解的，也具有诚心合作，确切实行的不可变易的决心，但看以前与山本社长所缔结协定一事，便可明白。但中国目前的政情，奉天派如把和田中取得的谅解将予实行一事，予以公开发表，南方派固然反对，就在北方，民众也要反对，会使奉天派在中原的地位立不住脚，是势所必然的。因此，在与外国记者谈话之际，他们都以日本报纸所发表的材料为依据而提出质问时，只能以完全否定的口气来解答，此点希望谅解……为此，一切只能作为密约，采取变通手段，实出于不得已。如果强使履行正式手续，势必成为公开问题，因此将使国论鼎沸，奉天派不能保持现在的地位势所必然。”说来说去等于没说，办来办去等于没办，日本人深深体会到张作霖“软磨硬泡装糊涂”把戏的厉害，也使日奉矛盾更加尖锐。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 1928年5月17日，在北伐军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之际，日公使芳泽向张作霖提出最后通牒，强迫张作霖同意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日本乘人之危，掐着脖子要好处的做法激起张作霖的强烈反感，他怒不可遏地骂道：“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卖国贼。我们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双方彻底闹翻了。当张作霖的专车驰近奉天只有一步之遥的皇姑屯时，在巨大的爆炸声中，他走完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张作霖死后，父债子偿，日本人加紧逼迫张学良。此时，张学良已向国民政府表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并同意易帜。1928年7月，田中首相给新任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电报中指示：“有必要把日本强硬的一面叫他领教领教。”在张学良给其父治丧期间，日本前驻北京公使林权助代表日本政府向张学良提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后得有的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以此威胁张学良接受日本“保境安民，反对易帜”的主张，并重提铁路交涉问题。除张作霖曾答应的五路之外，还围绕下列问题：(1)打通之建设；(2)吉海之建设；(3)吉海、吉长之接轨问题；(4)洮昂路工费决算问题’(5)吉敦路建设工事问题；(6)洮昂路日本顾问问题；(7)四洮铁路借款问题。与此同时，日本大藏省欲以6000万元之借款给南满铁路公司，通过满铁借与奉天地方政府，“以图实业与铁路之发展”。
张学良痛恨日本人的卑鄙手段，以全国民众的反日浪潮为理由，拖延铁路问题谈判。另一方面，与南京信使往来。蒋介石对日本劝说张学良独立的目的十分担心，恐日久生变，但又说：“汉卿似属诚意，东省和平统一，可无问题，但日本对之必更忌恶。”他也看出张学良早晚会成为日本之眼中钉。经过南京、奉天双方折冲樽俎，达成协议，定于12月29日东三省改旗易帜，“惟事前仍持秘密，勿稍漏泄引起他方注意为要”。
东北易帜后，日方仍喋喋不休要求解决铁路悬案，张学良以国民政府早有宣言，有关外交事宜概由中央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为借口，拒绝日本关于铁路交涉的要求。如果说，在张作霖时代，日本在满蒙还取得不少口头协议，而在张学良执政期间却一无所得。12月7日，日本拓务省召开会议，计划重新制定灭亡满蒙的政略，议决（甲）对奉方决定将满蒙外交权名实共归南京的做法，取外宽内严方法坚决反对之；更借题发挥，强其仍以张学良为外交负责长官，以便保持日本之特殊地位及特权，（乙）对奉方铁路网之建设，取干涉的态度，以阻其实现。特以迫战求和策略，诱其与我协调满蒙铁道运价与货物吸收区域之限制，似此方足永保南满铁路与大连港之繁荣，俟天赐机会到来，可达帝国对满蒙最后之目的。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这是张乘坐的车厢被炸后的情形 张学良是爱国军人，血性男儿，对日本的无理横蛮要求，彻底予以拒绝，关上了谈判的大门。至此，日方完全对张学良绝望，解决东北铁路问题乃至全部满蒙权益问题，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只有等“天赐机会”，用武力夺取满蒙权益。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数年围绕铁路的交涉使日方一筹莫展，日本军界终于失去了最后的忍耐力，因此，在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由此也可以佐证，日奉铁路交涉及其破裂，是导致“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雾里看花 《田中奏折》真伪之谜
《田中奏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文件，但从它被披露出来的那一天起，其真实性就受到质疑，日本方面对此竭力否认。然而从事实看，他们在日后的侵略行动却和文件所制定的计划与目标十分吻合。但是持肯定意见者也有疑惑，因为这份披露的文件确实有不少令后人难以解释的谜团。
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了中国局势，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7月，由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给天皇，其中有语曰：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心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全文为两万余字，它的泄密过程就像一部传奇故事。因为“东方会议”是一次极为机密的会议，田中在开会当天就再三强调，与会者“务请牢记本会内容绝对机密”，也因此成为中国和欧美各国关注的焦点。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的王家桢因此给住在东京的一位叫蔡智堪的华人富商秘密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打探到“东方会议”的主要内容。
蔡智堪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有爱国思想，与日本上层人士也多有交往，他利用日本政坛少壮派政友会与元老派民政党的矛盾，化装成一个补册工人，在书库官员小下勇的掩护下，潜入皇宫书库，用透明的绘图纸蒙在《田中奏折》上，用了两个夜晚的时间，将长达六十七页的奏折描摹下来，并及时送到王家桢手中。1929年12月，《田中奏折》被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31年11月，英、美、苏各国报纸均披露了《田中奏折》，将此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纲领性文件，是揭露日本侵略野心的有力证据。
1927年6月，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决定对华侵略总政策的所谓“东方会议”
右三为田中义一 但是，日本方面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尽管他们自己也承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毕竟让人们对这份文件的真伪产生了疑问。“二战”结束后，驻日盟军在查抄日本皇宫文件库时，特别留意了《田中奏折》，却没有找到，而且直至目前为止，奏折原件仍然未见踪影。
因此有人推测，《田中奏折》可能毁于战火，因为美国空军战时曾轰炸过日本皇宫，烧毁典章文书无数。也有人说是日本当局为逃避战争责任有意识地将其毁掉。因为在日本投降的前半个多月内，日本各级政府都在大量烧毁文件。日本史学界更是就《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展开讨论。有的人从形式细节处提出质疑，比如说行文格式、用词等方面，不符合皇家文书的惯例，可断定其伪。所述往事也与史实严重有误。但是，这些研究者同样提不出伪造者是谁，拿不出铁的证据。而且，日本在以后的侵略活动正是按照《田中奏折》演示的轨道进行，这是不能以简单的“巧合”来解释的。
大陆和台湾方面也有人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进行过探讨。《田中奏折》传入中国很有些传奇性，当事人蔡智堪、王家桢都有回忆录问世，王俊彦还于1994年出版了《浪人与‘田中奏折’》的历史纪实文学，描绘了蔡智堪智盗奏折的过程。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经多方考证，也对蔡智堪抄取奏折的行为表示肯定。还有人著有《台湾志士蔡智堪传》，表彰其爱国情操。就连蒋介石也亲笔提赠“善行流馨”的匾额，从台湾“官方”的角度予以确定。
但是日本方面对此尤为怀疑。一个台湾商人竟擅自闯进皇宫书库，躲藏了两个晚上，而且还摹抄了即便是中译文也要二十五页的文件。这让人更感觉是个传奇而非真实的故事。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鹏仁也在《历史月刊》上著文，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在1995年台湾“华视”制作的“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专辑”的采访中，陈鹏仁更是明确肯定《田中奏折》为伪造，特别对当事人蔡智堪、王家桢的回忆录提出质疑。他甚至认为，蔡智堪此举乃是出于“邀功”心理。
台湾苗栗人蔡智堪 因为陈鹏仁的官方地位，他的谈话在台湾及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台湾史研究会及蔡智堪后人在台北举行了“《田中奏折》真伪争议说明会”，以正视听。台湾史研究会负责人、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和世界传播学院共同科主任王晓波及程玉凤教授都认为《田中奏折》实有其事，他们论证说：日本侵华的模式与进程显然是以“奏折”为指导纲领的，这一切已经与现实存在相契合；田中义一的对华观点充满了武力侵华思想，日本有通过侵华来化解当时国内经济危机的需要；日本惯于掩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行，其否认《田中奏折》并不足奇。蔡氏后人也表示对陈鹏仁的讲话不满，他们认为蔡智堪是基于民族大义才冒险盗抄奏折，事后也并没有获得当局的任何酬劳，“邀功”一说无从谈起。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张力、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等人也加入了争论，张力认为，《田中奏折》的真伪是个学术问题，坚信奏折为真的学者，需要找出更多的可靠资料，对已经提出的种种疑问作出圆满的回答，否则，宁愿维持对奏折的怀疑。
大陆学者陈红民在其所撰《田中奏折的真伪在台湾再起争议》一文最后这样说道：“《田中奏折》的存在早有历史结论，作为史学问题自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在没有找到新的有力的证据之前，不能轻易否定该奏折的真实性。”
此外还有更让人吃惊的说法。1999年9月7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提出这是前苏联特务机关的“杰作”。此说的根据是来自苏联前领导人托洛斯基的一份投在《第四国际》杂志的陈年旧稿，根据这篇文章分析，苏联情报机关在1925年左右通过潜伏在日本的特工，从外务省盗取有关日本未来帝国战略的重要内部文件，《田中奏折》就是以这些盗出的内部文件为底稿，加以组装和编辑，在1927年以田中义一上奏的文式推向全世界的。
看来，《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还未到水净沙明的时候。
双重面具 高宗武真实身份之谜
在汪精卫叛国集团中，高宗武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名的“日本通”，可以说，没有高宗武，汪精卫就是有心投敌也叛国无门。然而，当汪精卫踏上贼船，签订卖国协定之后，高宗武却立刻反水，与陶希圣一道潜至香港，并公开日汪秘密协定，从而使汪精卫汉奸嘴脸大白于天下，政治上陷入极大的被动。这就是当时有名的“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当事人之一的高宗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对于高宗武这种行为，历史上不外两种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他是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但也有人认为他是身负秘密使命，朱子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这样写道:“高宗武是最早、也是最热心于谈和的人，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两年起，即与吴震修对日人西义显有所联络。至抗战发生以后，他是奉蒋氏之命在港专门担任对日的情报联系工作。他曾经亲往日本与上海，以全力来谋致和平之实现，不幸日本两度拒绝了他经手的与重庆谈和，以致功败垂成。乃转而通过梅思平而拉拢陶希圣，由陶希圣而撺掇汪精卫。汪氏既以脱离重庆而至上海，组织政权也已决定。论理，高宗武大功告成，开国之勋，大可封侯分赏，而他终于到了这最重要的关头，自弃前功，潜行叛逃。别的人还可说因不满于日方所提出的条件而迷途知返，但对高宗武来说，绝无此理。他最知道日本人，而且从战前到战时，一直由他与日方谈判，停战的初步条件，还是由他与梅思平所共同草拟而提交给日本参谋本部的谋略课长影佐祯昭的。他明白日本的态度与日本的底牌，已非一日，又何至于临时变计。”
因此，朱子家提出了自己的大胆猜测:“总括一句话，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氏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求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
朱子家的猜测虽然不无道理，但缺乏系统性。而《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一书，则对高宗武的真实身份作了全面的考察。
首先从高宗武与汪精卫、蒋介石的关系看，尽管高宗武声称蒋介石过于严峻，不如汪精卫热情近人，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却是非同一般。蒋介石不仅将他从一位普通的教授提拔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着所谓的知遇之恩，高宗武的夫人还是由宋美龄搭的红线呢。
再从汪精卫叛国的过程看，这件事由周佛海策划，高宗武具体执行，先是由周向蒋介石申请建立所谓日本问题研究所，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将高宗武派至香港开展工作，而真正的目的，则是离开汉口，与日本人接上关系。
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骗过了蒋介石，不仅获得了允许，还得到了每月六千美金的活动费。然而此事为外交部长王宠惠知道，因不满于蒋介石越级指挥，遂坚决反对，迫使蒋介石在表面上收回成命。
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却抗命潜出汉口并去了上海。要知道，战争时期，一方的政府要员私自去对方的占领区，这无疑是叛国通敌的行为，高宗武为什么如此大胆？
更让人怀疑的是，在高宗武走后的第二天，周佛海向蒋介石报告：“高宗武在汉口得到情报，所以他到上海去了。”蒋介石只是顺口答了一句：“是吗？”并未追问下去。要知道，周佛海以前向蒋介石提交的搜集情报的计划与此时报告高宗武的行踪，在地点上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一向精明如斯的蒋介石却故作糊涂，岂不是咄咄怪事！
因此，“陷阱”一书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以蒋介石与高宗武的关系，以他驾驭部下的手段，蒋介石并非对此事不知情。然而因情势所限，许多事情他不方便直接出面或表态，如这类私下与日求和的敏感问题。他更愿意隐身幕后，见机而动，成则收其功，败则一推了之。
从史料记载看，高宗武除了此次外出和日本人联系外，还曾再去香港，而且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这一点，在周佛海1938年6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得很清楚：“晚，武来见，云奉令明日赴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
此次香港之行，高宗武犹未尽意，竟然跑到了日本，并推出了汪精卫充当“和平”运动的领袖，从而打通了汪精卫叛国的通道。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吃里扒外的行为，蒋介石是最不能容忍的，却为何睁只眼闭只眼，以至于高宗武出入国境如出家门堂而皇之，有时甚至夫妻联袂。像这种已属叛国的行为，为什么事先不制止，事后不制裁？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高宗武所作所为乃是奉命行事，所以才有恃无恐。
根据以往的研究以及一些史料反映，高宗武自去了东京后再也没有回过汉口，因为高宗武声称，他怕受到蒋介石的惩罚，或者再进入汉口就出不来了。
然而，据当时行政院简任秘书兼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后来也落水做了汉奸的罗君强回忆，他清楚地记得，高宗武从东京经香港回到汉口，是蒋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特意命他前往机场妥慎迎接。到机场才发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也屈驾在此。接到高宗武，罗君强亲自为其提行箧，以免特务检查，横生出枝节，还送他上了车。高宗武随即与张群同车，驰赴陈布雷处。至于高宗武带回什么文件，与蒋介石谈话情形如何，他一概不知。高宗武的下榻处是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要知道，高宗武在汉口时间并不长，以前回来多是住周佛海家，甚至连夫人也一起带去，这一次却孤身一人，足不出户，连此事的始作俑者周佛海都蒙在鼓里。
汪精卫 日本人首先对高宗武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在重光堂密谈期间，他们发现，参加会谈的另一位汪方人员梅思平态度认真，为一些条款争论不休，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纵然是汉奸，卖国时也是心有忌惮有心理底线的。而高宗武却表现出很随意，心不在焉，对一些条款很不在乎，甚至是非常随意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
因此，日本方面对高宗武进行了考察，在香港，有一个日本特务有意识向高提供了一份假情报，还特别虚构了一个细节，不出几天，重庆的报纸就披露了这条假消息，其中赫然就有这条虚构的细节。所以，当后来汪精卫一行前往日本会谈时，日方曾有意将高宗武置于死地，只是汪精卫担心让同党心生寒意，才阻止了日本人的行为。
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公子犬养健也曾参加过诱降汪精卫的行动，与高宗武私交甚好，战后他还在美国见过高宗武，并因此写了一本回忆录《扬子江在奔流》。在这本书中，他回忆说，日本参谋本部的谋略课长影佐祯昭曾认为，日本方面将汪精卫作为和谈对手是一种失策，而这种失策正是由于高宗武的误导：
高这个人不可信，帝国政府之所以选择汪兆铭，就是听了他所传达的信息，重光堂密议，也是他保证汪有力量，能动员十个师的兵力。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寄希望的龙云没来，余汉谋没来，刘湘没来，何应钦没来，汪手上根本就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力量收拾残局，帝国政府弃蒋而用汪，是失策了。这种偏差，是高将我们导入歧途的。
犬养健发现，在上海期间，高宗武有许多反常行为，当时军统特工在沪上活跃非凡，汪派干部慑于对方的暗杀，对外出进行了限制，周佛海、梅思平等人都轻易不外出，只有高宗武行动例外，特别有恃无恐。他也曾与高外出过几次，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走散。通过调查，犬养健了解到，高每次都是去了一家叫做“仙乐斯”的夜总会，而这家夜总会原属杜月笙的名下，显然是军统活动的一个据点。就在这家夜总会，高宗武开始了反水的密谋。
在反水之前，高宗武还盗走了日汪《密约》，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以致人神共愤，群起而指。在高宗武逃离上海前，他甚至还想策反日本国会议员——他引为朋友的犬养健，邀请他去重庆。此事若成功，可以想像到当时能够产生的政治影响。
反水后的高宗武一直保持着低调，从此隐姓埋名，身负如此重大隐秘，这也是适当的安排之一。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1940年6月至1942年5月，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曾三电驻美大使胡适，请他对高宗武妥为照顾，这无疑出自蒋介石的授意。
在隐居的这段日子里，高宗武绝口不提往事，以至其真实身份仍然云山雾罩，以往人们的怀疑与推论还缺少当事人的承认及板上钉钉的铁证。
胳膊肘往外 史迪威被“炒鱿鱼”之谜
蒋介石和吏迪威关系不睦，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赫尔利有所耳闻，为了大局，他在两人中间进行了选择，开始决定支持史迪威，给蒋介石发出“哀的美顿”书；谁知突然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决定撤回史迪威，维护蒋介石的地位。这其中的谜底如何呢？
1944年7月下旬，史迪威奉命前往斯里兰卡的康体，代理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之职。8月4日，一直惦念收复缅北战事的史迪威将军，接到中国远征军攻克密支那的电报，他如释重负，在日记里写道：“谢天谢地，今天上午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不管怎样，歇它五分钟。”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三天后，史迪威就被晋升为四星上将。这足以证明他在中印缅战区所做出的贡献。
9月6日，史迪威飞回重庆。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达重庆。赫尔利的使命主要是调解史迪威与蒋介石日益加剧的矛盾，以维护两国共同的利益。蒋介石与史迪威，一个是中国战区总司令；一个是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们长期不睦。
史迪威能征善战，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1942年，史奉命来华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和蒋介石的参谋长。不久他就发现，国民党军将领素质低，军队的战斗力十分低下，必须予以彻底改组，重新训练；对杂牌军也应一视同仁，迅速提高其战斗力。他还认为，中共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援华物资要分给他们，使这批战争物资真正用来打击日军，而不是被腐化分子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为此，蒋介石曾对人愤愤地说：“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是被任命来指挥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他多次要求罗斯福撤回史迪威，另派高明。
史迪威学过中文，二战时曾为中国军队的参谋长，但后来与蒋介石关系不睦 1944年春，日军在中国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争，在短短数月中，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望风披靡，整个抗日形势逆转，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反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中国局势日趋恶化，扭转局势的关键在于统一指挥中国地面部队之权授予一人，惟有史迪威足当此任。于是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将中国所有抗日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时，日本为挑拨中美关系，在广播里造谣说：“史迪威阴谋废黜蒋介石，自己在中国当王。”在这种情况下，史、蒋矛盾日趋严重，已经影响了抗日大局。罗斯福总统为解决中国危机，特派赫尔利来华，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赫尔利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的一份“哀的美敦书”式的电报，要求蒋放权给史迪威，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赫尔利将此电报交给了史迪威。
史迪威把这份电报内容译成中文后，马上驱车至重庆江北的避暑胜地见蒋，正好遇见也在那里的赫尔利。赫尔利看了电报内容立即嚷了起来：“不行，不行！诸事只可协商，万万不可强逼。”
史迪威冷冷地回答说：“我无权搁置总统的电文。”
赫尔利见事情无可挽回，叹息道：“任何一国领袖都难以容忍如此侮辱，现在有好戏看了！”
史迪威进入会客室后，大家寒暄几句，史迪威把罗斯福电报拿在手中，对蒋介石说：“这是罗斯福总统给您的电报。”说着，把电报交给翻译。
赫尔利见状，恐过分伤了蒋的面子，站起来说：“电报已附有译文，委员长可以自阅。”
蒋介石接过电报，看了几行，不禁勃然作色，重重地将电报摔在桌上，低声道：“我懂了！”接着坐下来，愤怒地喘着粗气，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这时，赫尔利出来打圆场，说：“事情需要考虑，我们先回去吧！”他后来对其秘书说：“我们做了一件蠢事，把事情搞复杂了。史迪威硬得很，本来问题就不容易解决，现在火上加油，就更不易解决了。华盛顿把蒋介石看得太简单，把解决中国问题看得太容易，才做出这样的错事。”
危机再次发生。蒋介石立即召集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历数史迪威的所作所为，最后表示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得不到美国人一分钱的援助，也要“豁出去了”，一定要把史迪威赶回去。
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 赫尔利得知此事，一连几天辗转难以成眠，考虑着他这个调解人应该如何表态。他认为，相对而言，调回一个史迪威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如果失去蒋介石乃至中国，在同盟国共同作战的前途上，麻烦就多了。因此，他在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文中如此写道：“就我所知，再也没有比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现在是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了，如果再支持史迪威，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
这封电报飞越太平洋，传到了白宫罗斯福手中，而且很快产生了作用。为不失去蒋介石和中美关系，维护世界反法西斯的大局，罗斯福终于下定决心，必须撤回史迪威，另派魏德迈接替他。
同年10月14日，“斧子终于砍下来了！”马歇尔召回史迪威的电报到了重庆。中印缅战区被分开，由苏尔坦将军负责印缅，另由魏德迈将军专门负责指挥在华美军。
1O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乘飞机飞往昆明，在那里接见了他曾指挥、合作过的中国军官。之后，飞机专门飞往密支那上空。凝视着曾战斗过的地方，史迪威发出“别了，中印缅战区”的感慨，回到美国。
蒋介石知道，在关键时刻是赫尔利帮了他，因此对赫尔利感激不尽。后来在罗斯福面前称他是一个“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
伸张正义 沈崇事件曝光之谜
所谓沈崇事件，是发生在抗战胜利后驻北平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而引发的大规模学潮，并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美运动。这一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事实俱在。但由于国民党当局掌握着舆论工具，对真相进行掩盖、歪曲，以至今天还有人提出质疑，因此有必要进行再次曝光，以正视听。
1946年12月24日晚上8时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去平安电影院看电影《民族至上》，途中，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士兵皮尔逊、杰克拉到东单练兵场小树林里强奸了。沈崇大声呼救，恰好有行人刘玉丰路过听到，急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七分局一段报告，由警士关德俊打电话通知中美警宪联络室派人到肇事地点查看。这时，美国兵杰克已经逃离现场，皮尔逊被带到北平警察局讯问，沈崇因羞愤难当跳井自尽，后被救起。
第二天，北平一家民营通讯社亚光社知道后，当即发了一条新闻，将事情捅了出去。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马上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社，中央社立即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条新闻，因为“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
然而《新民报》、《北平日报》、《世界日报》等多家报纸却突破了当局的威胁和封锁，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抗议美军暴行。《新民报》在发表消息时，还将中央社要求各报不准刊登的通知作为新闻予以公布，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公愤。新闻界的介入使事件再也无法掩饰，一场由沈崇事件引发的爱国斗争迅速在北平掀起并延及全国。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仅不追究主犯的罪行，反而制造谣言，混淆黑白。北大训导长、后任国民党青年部长的陈雪屏一马当先，27日，他把北大先修班学生名册拿来，把沈崇的名字勾掉，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该女生也有不是之处，一个女人为什么晚上上大街，看电影为什么不坐洋车？”
中央社也出来为美军盟友开脱，12月27日发表消息说，“沈崇似系良家妇女”，“美军是否与沈女士认识，须加调查”，“据悉，是北平某中学肄业的20多岁妇女”，并说“美军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
美联社更是恶毒诬蔑：“少女引彼等狎游，并曾言定夜度资。”
最让人不可容忍的是国民党特务的造谣，他们在北大校园贴出一张大字报--《情报网》，说沈崇事件是共产党搞的苦肉计，是延安派来的八路女同志到北平引诱美军强奸，然后扩大宣传，制造血案。还说共产党给沈崇七千万活动经费。
国民党新闻机构的种种泼污之举，完全丧失了职业道德，不少新闻单位出于正义，纷纷撰文揭露其中阴谋。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学运机关报《燕京新闻》决定追踪报道沈崇事件，以一手资料以正视听。当时已有北大女同学会代表通过沈崇的亲戚了解到一些情况，知道她事发前不久才由上海来北平，平时很少出门，更无与美国人交往。北大同学便将这些事实在墙报上公布。
沈崇事件发生后，北平学生组织了反美大游行
这是游行队伍经过美军总部门前 但遗憾的是沈崇一直没有露面，如果她直接出来说话，则会更有力量。于是，《燕京新闻》便千方百计打听沈崇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