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新闻》采访部主任石美浩终于如愿找到了沈崇，他回忆说：“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叫杨权，同沈是表亲，并且住在一处。他是个失学青年，心中也有正义之火，知道我们在找沈崇，就主动同我们联系，自告奋勇带路。那天，我们来到八面糟附近的一条胡同，福建人说着福建话，躲过胡同口内外的特务监视，大摇大摆地走进沈的住家。”
沈祟的情况终于弄清了，原来沈崇出自名门，其祖父沈葆桢曾是前清一品官员，官居两广总督。父亲也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的一位处长，其母还是著名学者林琴南的亲戚，绝不是什么延安派来的八路女同志。
回想起当时的遭遇，沈崇痛不欲生，大有一死了之之想。石美浩反复相劝，希望她勇敢振作，但沈崇确是心力交瘁．加上其他考虑，终未答应公开站出来面对媒体。但《燕京新闻》根据次此采访所得，写了一篇《沈女士访问记》，将一个真实的沈崇披露给公众，让那些恶意的谣言不攻自破。
1947年1月1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五团司令部在北平召集会议，宣布对被控强奸中国女学生的陆战队士兵进行审判。美国海军军事法庭法官费兹格罗中校宣称：美军享有治外法权，此案由海军军事法庭审判，被害人“沈崇女士只能以证人身份被法庭传讯”，而不是以原告身份出庭。“沈女士的法律顾问，不得在法庭代证人发言或回答问题，亦不能表示本人对此案的见解”。
面对如此的不公正，沈崇当然不愿意出庭，同时也拒绝了带有人格侮辱性的所谓身体检查。于是又有谣言称“沈崇不敢与皮尔逊对质”以及“沈崇已经离开北平”云云。沈崇为洗刷清白，要求《燕京新闻》为其辟谣，于是一篇《重访沈女士》的文章再次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不仅是在国统区，就连解放区、香港都有报纸转载，以沈崇自己的声音回答了谣言。
同月17日，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军事法庭在北平东交民巷第五团司令部开庭，不准中国人旁听，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外，其他新闻记者限制采访。被害人的父亲沈勋、北大校长胡适和法律顾问李士彤、赵凤喈到庭，传讯证人孟昭杰、马文彬、赵泽田、唐文华等人出庭作证。
通过证人证实，沈崇遭美军士兵强奸一事属实。21日，法庭继续开庭，又出示了王克等人的检查报告，从技术物证角度证明确系强迫，受害人在受害过程中曾有过尽力反抗的事实。
事实俱在，人证、物证齐全，被告辩护人虽为皮尔逊竭力辩护，美军检察官也不得不宣布：强奸罪成立。
然而，美军军事法庭对此案却一拖再拖，迟迟不予判决。一直到次年三月，中国人民的“抗暴”斗争遍及全国，华侨陈嘉庚在海外发起要“美军滚回去”的十万人签名运动，美军当局才被迫宣判，将皮尔逊开除军籍，服劳役十五年。但事隔不久，1947年8月，美国海军部就宣布皮尔逊无罪释放。
因为这次打击，沈崇身心遭到极大创伤，甚至毁了一生，从此遁入空门，大好年华一旦抛。然而至今还有人向她泼污水，或说她是因为爱出风头自取其辱，或说她是受人指使。但我们对照历史事实，应该有一个明白的认识。
等待变化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之谜
随着解放军占领南京，按正常判断，一贯亲蒋反共的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相应行动，其驻华大使馆当早早撤出。然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滞留在南京达三个多月方怏怏离开，这其中的隐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几十年后外界对此也不甚明白。
经盛志先生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线索。
抗战胜利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无非是扶植国民党政府，以“遏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阻止共产主义力量的蔓延。然而使其失望的是，国民党在与中共的内战中遭遇了全面失败，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已成定局。这使美国的当权人物意识到，在苏美对抗的格局中，不能失掉中国这颗最重要的棋子，至少不能让它完全倒向苏联，这就需要调整与重新确立新的对华政策。
司徒雷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赞同的。还在南京解放前，他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就说过：“目前同共产党人的对抗继续下去要付极高的代价，因此同他们拉拉关系的办法还是值得试一试的。”司徒雷登请求准许他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他将提醒中共注意美国方面对中国长期以来善意的帮助，并威胁如果中共方面建立起共产制度，那将威胁到美国的利益。
曾经是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的意见获得美国方面的赞许，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认为，司徒雷登最好连那种威胁语言也不要说，而应该更委婉，只要表达出中心意思就行了。
因此，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并没有走，而是留下来观测风向，随时准备与中共接触，以开创美国对华外交新局面。
中共方面也接受了美国方面发出的信号，只要美国方面放弃扶蒋反共的政策，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可以和美国政府进行外交对话和谈判。1949年4月，姚依林同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取得了联系，还通过某些中间人透出信息，中国方面可以在美苏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并试探性地提出通过第三国如日本，与美国建立事实上的经济联系的具体设想。这些均反映了中共领导人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至于对待司徒雷登，更是严格尊重其外交特权，比如说，南京驻军的一位营长出于好奇闯进了美国使馆，与司徒雷登发生吵骂，司徒雷登打电话与毛泽东交涉，毛泽东立即下令妥善查处，华东前委即派出八兵团副政委江渭清前往南京妥善解决。
司徒雷登的活动是积极的，他至少从以下几条不同的渠道对中共进行了接触。其一是通过与他有良好私人关系的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罗隆基代转中共领导人，表示美国可以分期借款六十亿美元帮助中国建设，条件是中国“不向苏联靠拢”；其二是通过周裕康等著名人士，为他与中共领导人牵线，打听中共领导人的态度与外交动向；其三则是直接与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会晤交谈，以及委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中央领导人之一的陈铭枢奔走联络。
其中，司徒雷登与黄华的会晤极为有意义，黄华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司徒雷登曾是燕大的校长，两人本来就有师生之谊，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又是黄华在燕大的同班同学，所以双方的接触自然先有了一种融洽的气氛。5月13日，黄华首次登门，双方进行了交谈，显然彼此都有诚意，这从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黄昨天晚上登门到我的府上，停留了近两个小时，我们的谈话是友好的。”“对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司徒雷登故居位于杭州天水桥耶稣堂弄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此 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进行了第二次会晤，黄华重申了中共愿意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对方必须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则根据国内的指示，不肯作出承诺停止援蒋，但他请黄华注意美国大使馆继续留在南京的深刻含意。老练的司徒雷登在暗示中共，若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美国将发展与中共新政权的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的这种态度，代表了美国政府在与中共调整关系时的傲慢和不切实际，后来他在给陈铭枢的“五点意见”书时更是表明无遗。陈铭枢是北伐名将，后来成为民革领导人，在准备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前夕接到了司徒雷登的邀请信，于是赴南京与司徒会谈了近四个小时，这“五点意见”就是司徒雷登列出的希望中共领导人接受的条件。内容如下：
一、美国人相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二、美国对即将由中共掌握的政府，有两点特别关切：1．真正尊重人权，还是搞成极权或警察国家？2．是否从事暴力式的世界革命？三、凡是希望美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都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感到不安；四、中共官员言论似乎不鼓励和美国通商；五、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该重视司徒大使及其他国家使团首长留在南京的事实。
除此之外，他还递交了四个文件，内容主要是强调说明和美国保持关系的重要性。中共方面对由陈铭枢转来的意见和文件十分重视，毛泽东还称司徒雷登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 受到鼓励的司徒雷登决定亲上北京，与中共最高领导人直接会谈，“这是极有希望的努力路线”。他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司徒雷登是燕大的老校长了，每年6月都在北平过生日并出席燕大毕业生典礼，这已是几十年的惯例。故今年还想去北平。黄华立即请示了中共中央。6月28日，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毛泽东、周恩来真诚欢迎他前往北平，愿为司徒雷登提供从南京到北平的方便，甚至可以允许他乘自己的飞机。
开创新局面的大好机会就在眼前，司徒雷登第二天就向美国政府请示，详陈了去北平的好处，可以当面向毛、周解释美国的政策，对中国前途的希望，美国的担心等等，还可以将中共意向的最权威消息带回华盛顿。他认为这种接触将有利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
司徒雷登也分析了这次北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比如说，可能引起美国国内的强烈批评，有一种背叛老朋友的感觉，说不定让人们造成一种率先承认中共政权的错觉，提高中共和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威望等等。但是经过权衡，司徒雷登还是认为利大于弊。
司徒雷登的观点是既理智又偏见，还有一种傲慢，但美国政府却是摒弃了其中的理智而取后者。7月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否定了司徒雷登北上的建议，由国务卿艾奇逊答复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其理由就是司徒雷登在自己的请示中提到的那些不利因素。
美国政府这个不明智的决定，不仅使司徒雷登从此失去了同中共领导人直接会谈的机会，也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司徒雷登自己也感觉到“自从告诉黄华不能去北平后，共产党当局上上下下的态度都变了，并且强硬了起来”。7月9日，陈铭枢到达南京，带来了中共领导人的答复，中共方面重申自己的一贯立场和政策，希望美国停止援蒋行为，中共自然以同样友好的态度待之。另外，根据中国数十年的外交史实，认为苏联给予中国很大的帮助，而美国对华援助则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根据1937年和1947年的中美贸易数字证明，中美贸易的受惠者是美国而非中国。表明中国绝不会被利益收买而放弃原则。
陈铭枢带来的中共领导人的答复打碎了司徒雷登的如意设想，在完全失望之际，只能于1949年8月2日离宁返美。
钱能通神 东陵盗宝案审理之谜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曾轰动全国，为了筹措军费，他竟然不惜挖开前清东陵，疯狂盗取和破坏文物。事发后，许多人都认为他罪不可赦，必受政府严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国民政府对此竟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个中情由，让人不解。
孙殿英东陵盗宝案被报界披露之后，舆论汹涌，就连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大动肝火，蒋介石发布命令：“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此令。”
然而孙殿英却轻松逃过南京政府的追究，个中秘密何在？且看下文。
孙殿英 原来，蒋介石的发怒并不仅针对孙殿英的盗墓行径，他担心的是，孙殿英部此时正驻防于阎锡山的地盘，一旦得到这些珍宝，财力大增，由此而扩充队伍，再与阎锡山勾搭上，将后患无穷。
阎锡山确实也想收编孙殿英这支带有土匪性质的队伍，但孙为人狡猾难羁，对这样的人一味怀柔未必管用，这次擅自掘开东陵窃宝就是明例。必须软硬兼施，方可使其就范。阎锡山也因此采取了一连串的步骤，以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令河北省主席、阎系大将商震派兵保护东陵，商本人赴平调查东陵盗宝案；限令遵化县县政府严缉盗墓正犯，依法惩办；令北平警备司令部派员赴东陵调查；令警备司令张荫梧派兵保护西陵。随即，商震奉令偕同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晓沧及机要秘书许昌威由津来平，与孙殿英顶头上司徐源泉接洽。
与徐源泉洽商此事无异与虎谋皮，东陵盗宝案他就是幕后主谋之一，蒋、阎双方都是虎视眈眈，使他感到担待不起，连忙通知孙殿英，尽快脱手赃物，以防夜长梦多。
孙殿英闻风而动，决定以宝物换军火，谁知派出送货的人刚一踏上青岛码头就被平津卫戍司令部的人逮住。同时，孙的亲信师长谭温江带着一批珠宝字画约外商看货，也遭到侦缉，被卫戍司令部生擒。
孙殿英大惊，连忙向徐源泉求援，徐大骂一顿孙无能后，派出第六军团驻北平办事处长罗荣衮前往要人。在此期间，又一连打来两次电话，不无威胁恐吓。卫戍司令部也知道徐源泉是个莽夫，又执掌兵符，害怕引起驻军骚乱，忍气将谭温江交罗荣衮领走。
放走了谭温江，卫戍司令部上下怒火难平，徐源泉、孙殿英未免太霸道了。一气之下，将罗荣衮带来的题为《第六军团致北平警备司令部笔函》的秘密公文公布，制造社会舆论，为拘捕孙殿英留下伏笔。
公函云：“敬启者，兹有敝部第十二师谭师长源江，于本日敝军点验完毕后来平公干，在清华池洗澡，被贵部役员带去……希暂交敝部驻平办事处处长罗荣衮保出，其中如有特别案情，愿随传随到。”公函由军团总指挥徐源泉签署。这份公函的曝光，等于将他与盗墓贼孙殿英拴到了一起，气得徐源泉七窍生烟，一不做，二不休，亲自出马，找来日本古玩商山水秀义，请他协助将这些珍宝挟带出境，寻机出手。
山水秀义满口答应徐源泉的请求，仗着自己是日本商人，大大咧咧，也不知防范保密，结果又被卫戍司令部的人侦知，在天津装船时被海关扣留。
连连坐挫失利，让徐源泉恼羞成怒，干脆大打出手，将一些兵痞开进北平城，专找卫戍司令部的人挑衅。以牙还牙，卫戍司令部也组织大批纠察队员与之抗衡，假以颜色，双方在北平这座大都市合演了一出全武行。
阎锡山 至此，阎锡山也感到徐源泉、孙殿英闹得太不像话，何曾把他放在眼里，决定军法会审，压一压徐源泉、孙殿英的气焰。
蒋介石正好借机插上一手，他要借题发挥，让阎锡山既遭到舆论谴责，又能敲打徐源泉和孙殿英，让他们对自己产生敬畏。
蒋介石来到北平，侍卫长送来一叠求见的名片，蒋介石扫了一眼，单单将徐源泉的名片抽了出去。
这种冷淡，让徐源泉摸不着深浅，第二天清晨，徐挑出几件名贵的古玩和一对手镯，托蒋介石侍卫送给了新嫁娘宋美龄。
宋美龄是否收到这些礼物无据可考，但下午蒋介石就召见了徐源泉却是事实。蒋介石一付莫测高深的样子，表情冷淡，任徐源泉一旁喋喋不休，哈腰奉承，就是一言不发，弄得徐源泉心里直发毛。站在一旁的陈布雷忍不住提醒他，蒋总司令公务繁忙，徐军团长删繁就简地说说东陵事件始末吧。
这正是徐源泉心病所在，眼看着回避不了，他壮着胆子撒谎说，这都是匪首马福田作的案，他的部队只是在剿匪过程中清理战利品时才发现这些珍宝的。
陈布雷反驳说：据报纸所载，孙殿英才是直接组织者。
徐源泉辩解说：那纯系以讹传讹，是共产党造谣生事。
陈布雷摇摇头，这事和共产党毫无关系。他又追问了一句：那批所谓被马匪所盗的赃物究竟是如何处理了？
徐源泉硬着头皮回答：大部散落民间，只有少部被缴获，正拟运往南京。
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戴笠推门而入，直冲冲向蒋介石报告，孙殿英秘密存放的全部文物忽然间不知去向。
戴笠还说，最近一个阶段，不断有外国人向孙部洽谈购买文物之事，随着风声日紧，这些外国人现在也不知去向。
蒋介石挥手让戴笠离去，却冲着徐源泉冷冷一笑，请徐源泉暂回。
徐源泉几乎僵住了，这一笑，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隐藏着阵阵杀机。他不敢再大意，连忙通知孙殿英赶快寻门路，分别打点。他特别强调，不要吝惜钱财，尤其是最高当局和军法处，另外戴笠那头也不能马虎。
出身江湖的孙殿英何尝不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道理，他从赃物中挑出几件精品：慈禧的玉枕送给了行政院长宋子文，绿玉为皮、紫玉为瓢、黑宝石为子的翡翠西瓜送给了宋美龄；慈禧凤冠上的宝珠及口中含着的夜明珠（这颗珠子分开是两块，透明光亮；合拢成一圆球，透出道道绿色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以照见头发，相传可使尸体不腐，价值连城）也成了宋美龄鞋面上的饰物；慈禧朝鞋上的两串宝珠则送给了孔祥熙、宋蔼龄夫妇。至于戴笠，投其所好，将一柄古剑双手奉上，取“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之意。阎锡山那边也没少打点，价值五十万的黄金让一向视钱如命的阎老西两眼都笑眯了。
军事法庭方面，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接受过孙殿英的贿赂，但从审判的结果看，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味地曲意庇护。该军事法庭审判长为商震，他是很能体会老长官阎锡山的用心的。当时中国的政局是群雄并立，新的内战即将爆发，蒋、阎之争也是迟早的事，谁都不想将孙殿英推到对手那边。所以，商震很“明智”地网开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纵然不为钱财，也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着想。
天津孙殿英旧宅 1928年12月中旬，军事法庭开庭调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主犯孙殿英却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到烟台讨伐张宗昌去了，法庭调查只好被迫中止，直到1929年4月才开庭预审。
整个审判过程都表现得轻率、随便，只提了几位关系不大的嫌疑犯如杨震固、鲍建功等小喽哕。6月19日即通过一份八万字的判决书，声称该判决书“完全根据军法，毫无偏袒纵循之处。”
这份判决书秘而未宣，内情究竟如何，在记者再三追问下，商震模棱两可地表示：“全案判决其罪情较重者当依法办理，其次将判决十一年、九年、七年以至数月徒刑者，均有之，惟希望法得其平，保障军法独立之精神。”
记者不禁哑然失笑，说什么“法得其平”，主要案犯都逍遥法外，孙殿英刚刚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新编第二旅旅长，正风光得很呢。
就是这样一份判决书，也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批准执行。随着中原大战爆发，蒋、阎正大动干戈，对孙殿英这样的军阀拉拢犹恐不及，谁还有心思受理东陵盗宝案。
手眼通天 施剑翘被特赦之谜
1935年11月13日下午，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的居士林，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刺杀血案。一位30岁左右的女刺客，在佛门清净之地，用勃朗宁手枪，打死了昔日威震东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这个女刺客叫施剑翘。她为什么要刺杀孙传芳呢？施剑翘杀人后只关押了11个月即被国民政府特救，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1928年6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打到北京。孙传芳兵败下野，逃往关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孙传芳举家迁往天津，潜心礼佛。斗转星移，时光似水，转眼已是1935年岁尾。
日本策划华北五省独立，时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日本特务机关令汉奸四处散发“拥孙倒蒋”传单，蛊惑人心。孙传芳为表示脱离政事，每星期二下午都去居士林听经坐禅。佛教徒出家入寺院者为僧尼，居家带发修行者叫居士。居士林就是专门为居士们提供讲经听法的场所。孙传芳戎马一生，杀人如麻，下野之后却皈依佛门，听上去十分滑稽。
谁知回头也不是岸。孙传芳在十年前发动驱奉战争，将东南一带张作霖的奉军赶回黄河以北。奉系张宗昌率军南下，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鏖战，欲夺回江南；张的先锋官为山东帮办、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老将施从滨。施从滨率部在皖北与孙军大战，兵败被俘。孙传芳一时心血来潮，令人砍了施从滨的脑袋，结下恶果。
一晃十年过去，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也跟踪孙传芳到了天津，侦察到仇家的行踪，伺机复仇。终于在11月13日下午，混入居士林，打坐在孙传芳的后面，乘机连开两枪，将孙打死，又在居士林散发“替父报仇”的传单，后被辖区警察拘留。
刺杀军阀孙传芳的侠女施剑翘 施剑翘杀孙传芳之后，孙传芳的长子孙家震以杀父之名起诉到天津地方法院。其时，孙、施两家各请律师，进行诉讼。
天津地方法院根据孙、施两家陈述的事实“真相”，于12月6日做出判决：“施剑翘（谷兰）杀人，处有期徒刑十年，勃朗宁手枪一支，以及上缴子弹三粒没收。”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以逐步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将该五省作为和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一个自治区域，以削弱南京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其计划以北洋旧政客王揖唐出面主持自治政府，以孙传芳、曹汝霖为其副手。是年5月，日本特务还指使汉奸在天津等地散发“拥孙倒蒋”的口号。此举令蒋介石与华北当局感到恐慌。蒋介石的中统特务对威胁蒋介石统治的异己分子和可能被日本利用、拉拢的前北洋失意政要，都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暗杀手段，即所谓北国锄奸。但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暗杀有很大的风险。例如1934年军统特务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又如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一天内发生两起亲日人员（一是《国权报》社长胡恩溥，一为《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暗杀事件。日方一口咬定是南京方面的特务所为，在中日交涉中采取强硬立场，坚决要求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蓝衣社、宪兵三团撤出北平地区。这便是暗杀行动惹起的外交麻烦，负责交涉的何应钦不得不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签订所谓的“何梅协定”。
另一种暗杀在二三十年代很盛行，尤其是打着“替父报仇”之名的杀人行为，往往为世间喝彩，也为严法网开一面。有些有政治背景的谋杀案，主谋者往往找出个“仇家”，以“复仇”的名义将当事者杀害。当年，冯玉祥杀徐树铮，就是打着陆承武为其父陆建章报仇的名义，将徐枪杀。徐树铮之子徐道邻，后做了蒋介石的西席，又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高官，为此事专门向法院打官司，结果此案不了了之。例如1932年9月，韩复榘为杀张宗昌，找山东省府参议郑继成，打着替其叔父郑金声报仇的旗号，在济南车站射杀张宗昌。最后只判了七年徒刑。还有北京政府前总理张绍曾，也是被“仇家”杀害。这一类“借刀杀人”的暗杀能引起人们的同情，政治色彩也不浓，结局有可能使“凶手”逸出法律的严厉制裁之外。
同样，施剑翘作为一名女刺客，是打着“替父报仇”的名义杀孙传芳的，即便孙传芳真的有与日本勾结的行为，但他却死于仇家之手，日本方面也无法借此找茬或挑起事端。施剑翘或许不知，在她的身后，便有蓝衣社成员、安徽人张克瑶和施从滨的侄子、南京军官教导队团长施仲达合谋，利用施剑翘替父报仇的心理，为其提供线索和行凶的枪支、子弹，施剑翘的《告国人书》也是施仲达与其弟仲杰等人共同商量写出的。施剑翘被捕之后，在法庭上谎称手枪是从一个退伍军官手中买来的。其实，这种勃朗宁手枪当时是很先进的，绝非一般人所能得到，只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才能拥有。
1935年11月1日，与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拼杀得你死我活的冯玉祥，为了共赴国难，从隐居多年的泰山上下来，来到南京重新与蒋介石携手。冯玉祥在南京受到中枢政要的欢迎，蒋介石、林森亲自登门拜访。第二天，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冯玉祥被选为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及提案审查委员会政治组委员。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冯玉祥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后当选为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28日，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冯玉祥到南京的二十天里，几乎无日不与蒋介石在一起。他到南京的头十天，蒋介石宴请其五次，冯当时的威望如日中天。
施剑翘恰恰赶在冯玉祥到南京以后才动手，是早就计划好的，还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不管怎样，施剑翘在动手之前肯定考虑了冯玉祥的因素，就凭冯玉祥与他的老战友、滦州起义的施从云烈士这层关系，对施从云的亲侄女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因此，冯玉祥到南京重新做高官，对施剑翘来说无疑是个福音。
关于施剑翘的行动，在冯玉祥日记中果然有记载。1935年11月14日：“归来，知施从滨的女儿在天津打死孙传芳的事，（叫）施则凡来问了详细。”
施则凡即施中杰，施从云之子，施剑翘之堂弟，时给冯玉祥当副官。
冯玉祥将军 11月30日日记：“同施则凡、施中达二世兄去见焦易堂、居觉生先生，专为大赦施剑翘女士之事。”
焦易堂时为最高法院院长，居觉生即居正，时为司法院院长。冯玉祥的“后门”直接开到法律最顶峰，这个面子可谓不小。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地方法院于12月6日，援引郑继成杀张宗昌一案，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七年。
然而，施剑翘对此判决不服，孙传芳之长子孙家震对此判决也表示不服，认为量刑太轻。双方都在活动，要求减刑或加刑。
施剑翘朝中有人，通过施则凡向冯玉祥诉说狱中生活太苦，以谋求重新量刑。冯玉祥则通过关系，设法说服司法部门和政府大赦施剑翘。
1936年9月21日，冯玉祥日记：“傅沐波（即傅汝霖，时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赵丕廉（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先生请客，到居（正）、覃（振）、王（即王用宾，时为司法行政部长）、焦（易堂），各位谈些特赦施剑翘女士之事。七年之罪已定，一也；文词批的不好，二也；施从滨曾受国民军委状，三也；覃（覃振，时为司法院副院长）说未见此件公事，四也；焦说大权应在司法院，五也；居、覃说下星期二可提出法院会议，六也。我说施则凡已往北方去，乃之江兄（即张之江，原冯玉祥手下大将）领之去见宋（即宋哲元，原冯玉祥部的五虎上将之一，时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照（郑）继成之刺张（宗昌）之案也，可先优待之，若只食粗食，诚太伤心也。”
司法部的大员当即表示：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没有问题，只是特赦问题还须国民政府主席来颁发命令。冯玉祥拍着胸脯说：“林主席那里我去想办法！”
国民党的司法本来就是“片儿汤”，这么多掌管司法大权的大员在一起研究施剑翘的特赦问题，施剑翘的命运可想而知。事后，冯玉祥写了一封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信，由冯玉祥的老部下，时任第五届中执委员、军事参议院参议鹿钟麟跑腿，串联了八位有头有脸的人物签名，其中包括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于右任、张继等人，要求林主席特赦施剑翘。
9月27日，冯玉祥日记：“为施则凡之姐施剑翘特赦事写一封信，请八位朋友署名，送林主席子超先生，为开临时国民政府委员会事，因司法部已经通过故也。瑞伯（鹿钟麟字瑞伯）跑了不少的路，可感谢也。”
1931年，冯玉祥（右）与孙传芳 这样天大的面子，林森也不能不给。1936年10月l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对施剑翘的赦免令：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残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印）
施剑翘出狱后不久便投身于抗日事业，这与她杀人的动机无关。但她刺杀孙传芳，的确替蒋介石除去一个潜在的敌人，国民政府赦免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这个面子却给了冯玉祥。
不了了之 徐道邻状告冯玉祥之谜
1945年10月，徐道邻突然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呈递辞职书，并具状向重庆市北碚地方法院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控告冯玉祥和张之江。这场官司立即引起新闻媒体广泛的报道，成为一时的焦点新闻。那么，这件讼案的原委与结果究竟如何呢？
1931年，25岁的徐道邻获德国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国防设计委员会。1938年7月3日，徐道邻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馆参赞，暂代馆务。1941年7月，徐任考试院铨叙司司长。1945年4月，徐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正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徐道邻为什么在大显身手之际毅然辞去公职，与冯玉祥、张之江两位高级官员打起官司呢？要了解这桩案件的原委，就要从二十年前的一个严酷寒冷的冬夜说起……
徐道邻的父亲徐树铮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灵魂，为民国史上叱咤世局的人物。1924年10月，直奉第二次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后与奉系张作霖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局，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冯玉祥因与徐树铮有私仇，段祺瑞恐冯对徐不利，委徐为“考察欧美日俄政治专使”，令其出国避难。徐树铮在海外着实风光了一年，所到之处，均被奉为国宾。1925年冬徐树铮回到上海，乘专车北上去见段祺瑞。此时北京至天津一带，正在冯玉祥国民军的控制之下，段知徐进京必有危险，曾电阻徐北上。徐不相信有人敢谋害政府专使，从容进京复命。12月29日，徐树铮决定南返沪上，嘱咐铁路局备车。是日下午，段祺瑞去执政府办公，在桌上意外地发现青玉镇纸下压着一张字条，上有触目惊心八个字：“又铮不可行，行必死。”又铮为徐树铮之字。段祺瑞吓得面如土色，急令公府秘书黄伯度赶往徐下榻处进行阻拦。黄到时只见徐树铮已束装待发。黄说明来意并将纸条交与徐，徐笑道：“我岂信此谰言？”说毕，即拱手告别，弯身钻进汽车，径往前门京奉铁路火车站。
徐树铮 徐树铮的专车开行后，因沿途运兵车很多，走走停停，直至深夜风骤雪急之时，才缓缓开进廊坊车站。
睡梦中的徐树铮被一阵嘹亮的欢迎号惊醒，他拉开窗帘，只见车站上昏黄的灯光下，有许多国民军士兵。这时，车厢门被打开了，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带着卫士走进来，很有礼貌地向徐树铮敬了个礼：“徐专使，打扰了，张师长请专使下车，到司令部休息一下，待天亮再走。”
徐树铮心知不妙，故作镇静地说：“请参谋长转告张师长，树铮在京公务劳顿，就不打扰了。”张钺无奈，只得下车。一会儿，又上来一位军法官和几员彪形大汉，他横眉怒目：“来人，请专使下车。”几名大汉扑上来，揪住徐树铮连推带搡地强行带下车，那名军法官押着徐树铮走向茫茫的黑夜之中，不知过了多久，车站外的旷野地里响起了枪声。
天亮之后，北京、天津各大小报皆刊出“陆承武替父报仇，杀死徐树铮”的新闻，同时还刊出了陆承武通电。张之江也致电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电文说：兄于感（27日）抵廊坊后，即赴落垡、杨村一带，分配驻军，并看阵亡官兵，曾经电达。卅日早返廊坊，据侦探队长田云清报称：车站附近发现尸体一具，脑部洞穿，想系被人枪杀。该队长曾向居民调查，据述：昨夜有自称陆某者，率领二十余人，声言其父陆建章，七年前被徐树铮所害，故将徐氏枪杀，为父报仇云云。据报后，当即亲赴尸地暨各处查看，陆某已不知去向，究竟被杀者是否徐氏，尚不得而知。至死者遗体，当饬洪医官妥为照料，此经过情形也。特覆。小兄之江世（31日）印。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早年跟随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后为北洋新建陆军第六镇协统。冯玉祥曾在其麾下任哨长。冯氏勤奋练兵，又好学习，颇得陆建章欣赏。1905年，陆将其远房外甥女——刘德贞介绍给冯玉祥为妻。冯玉祥的升迁莫不与陆建章密切相关。辛亥革命时，冯玉祥、施从云、王金铭等在滦州起义，由于叛徒出卖，王金铭、施从云等人牺牲，冯玉祥被押解保定。途次北京时，陆建章将其救下。民国后，陆建章为左路备补军统领，任命冯玉祥为前营营长；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升为团长。陆建章任陕督时，冯部扩编为第十六混成旅，陆对冯有知遇之恩。
1918年南北战争时，段祺瑞、徐树铮皖系军阀主战；冯国璋、李纯、王占元、陆建章等直系军阀主和。冯玉祥部在赴湖南作战途次武穴时，按陆建章的指示，发出主和通电，差点没将国务总理段祺瑞的鼻子气歪。同年6月13日，陆建章从上海到天津，皖系国务总理段祺瑞自然将陆建章看作危险人物，徐树铮写信请陆建章到天津司令部一叙，陆不疑有他，应约前来。徐树铮派人将其绑获，就地枪决，引起朝野极大震动。连冯国璋总统都乖乖地在徐树铮拟就的处置陆建章的命令上盖印并发表。但段祺瑞也感到这样做会引起后遗症，于是赠给陆建章家属5000元治丧费。果然，直系李纯、陈光远电报质问北京政府，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诛，死后又褫夺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
徐树铮因冯玉祥手握重兵，尚在常德前线与护法军作战，徐树铮担心生变，连忙打电报去解释。当时冯玉祥刚从南方护法军手中攻占常德，段祺瑞为安抚冯玉祥，任其为湘西镇守使，又授以勋四位，冯玉祥遂绝口不提杀陆之事。七年后，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局后，推出段祺瑞为临时执政。不久，张作霖引兵入关，与冯玉祥国民军剑拔弩张。当此之时，徐树铮又来趟浑水，因此，冯玉祥为了自身利益，借陆承武之名来杀徐树铮，自然也有敲山震虎之意。
这回轮到冯玉祥打电报给段执政，请政府对徐树铮“优予褒恤”了。
参与杀害徐树铮的关键人物即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在二十年后即1945年讲出了那段秘密：
张之江和鹿钟麟都是冯玉祥的心腹干将，不过两人的性格大不相同。张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对事对人都极端诚恳。鹿则机警细密，处事谨慎且善于体贴冯的心理，故冯玉祥特别指定他为杀徐第一号“刽子手”……他受命之后，十分谨慎，不敢冒昧从事，怕万一杀徐之后，使冯落上“主谋杀人”的嫌疑，则不惟无功可言，甚至还要受到斥责。因此他曾在电话中与冯往返磋商，始终未获得个“不落痕迹”的绝妙办法……
（12月29日）夜里十二点过后，张之江才接到鹿钟麟从北京转来冯玉祥的命令：“督办要我转告你，如果小徐的专车到达廊坊，要你即刻把他枪毙，并请你连夜派人去天津，把陆承武接到你的司令部。天亮以后，督办将会派专人到廊坊和你商办一切善后的！”张之江听了，双眉紧蹙，一直摇头，嘴对话筒嗫嚅半天才说：“这样处置法，似乎不妥当吧？小徐现在还是国家的特任官哪！”鹿答说：“这是督办的意思，又有什么办法呢？”张又道：“既然是督办的意思，我们当然服从。不过督办既要派人前来，最好请他下一道手令由来人带来，就叫来人主持办理，我当尽力协助于他。”鹿钟麟知道这位张善人不肯担当这个杀人凶手，也就不再多说，只简单答道：“你就先把他扣住好了，以后的事情，再另说吧。”
冯玉祥 30日凌晨1时左右，又铮的专车始蠕蠕开进廊坊车站。徐即被单独幽禁在张之江司令部（英美烟草公司）旁边一所仓库里，其随员则幽禁于附近一处马厩之内。上午8时左右，陆承武自天津乘张之江派出迎接他的卡车匆匆而来，跳下汽车后，由那个去天津接他的副官引导着进了张之江的司令部，刚进到院里，就涨红一副大麻子脸问：“小徐押在什么地方？”嚷了两三声没人接腔。张之江已经听到，即刻掀帘而出，将他拉进屋去，一面安抚他坐下，一面说：“你先不必着急，这回朗公（陆建章字朗斋，故张以此称之）的仇，一定可以报的。小徐已经押在我的司令部内，反正跑不了他。”陆承武仍吵着说：“我现在就去宰了这小子，请你派人领我去！”张之江又拦住说：“冯先生已答应要派人来解决此事，大约快要到了。现在跟小徐同行的几个人，正在会议室内，请你先去向他们说几句话，少时冯先生派的人来到，再去办小徐的问题。”于是陆承武就被引进会议室，对褚其祥等一班徐的随员，发了一顿牢骚。直至下午4点钟，冯玉祥所派的一个徐军法官才乘火车从张家口来到。他见到张之江后，先把冯玉祥的手令交张看过，然后由张把陆承武叫来，三人密谈片刻，张即吩咐一名副官带着四名枪兵，陪同陆、徐二人去到又铮被囚之处，结果了又铮的性命。陆承武当晚即返回天津。
从1925年12月30日徐树铮遇害，到1945年12月30日就满二十年了。
徐道邻学法律的出身，知道刑事诉讼之起诉权不得超过二十年。遂于1945年8月毅然辞去公职并递上状词。徐道邻有两个重要的证人为其作证，一个是张钺，另一个便是张之江在通电中提到的洪医官。洪医官不姓洪，实姓段，名大洪，是张之江的军医院院长。他在徐树铮遇害的第二天，自称是徐的学生，两次跪求张之江，愿以一门老小作保，请允其寻找徐的遗体装殓。张之江令其写下具结，并必须写明徐系陆某复仇所杀的字样。段大洪写了两次结帖，张遂同意所请。段大洪在雪地中找了一整夜，才发现徐树铮的尸体，又买了村民一口棺材，将遗体装殓后，令徐的卫士张振声用骡车运柩至京郊黄寺。张之江只准段大洪收尸，并未准其将尸体运走，后得知徐之棺运走后，大为震怒，段大洪遭其严厉训斥。此后段便脱离其部，吃斋奉佛，隐姓埋名二十年。当徐道邻上诉后，他将保存的徐树铮被害材料、照片等一大包资料和一封长达5000字的信寄给徐道邻，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这桩发生在民国年间的谋杀案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证据确凿。但是冯玉祥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张之江是中央国术馆馆长，他们的地位和势力远胜于“布衣”徐道邻。重庆地方法院和军事委员会均以时效已过二十年为由，不予起诉，徐道邻只能抱恨终天。
杀人灭口 汉奸缪斌被枪毙之谜
缪斌，江苏无锡人。早年是黄埔军校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曾任国民党中执委员、立法委员等职，算是国民党的高官之一。抗战爆发后，缪斌落水当了汉奸，在汪伪集团中，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梁鸿志等大汉奸相比，相形见绌。但在抗战胜利以后，却是第一个未经公审就被匆匆枪毙的汉奸，这其中有什么内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