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总长许士英认为司法程序不符，无此先例，反对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结果，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1913年5月3日，赵秉钧借口有病，要求辞去国务总理和内务总长职。袁世凯不准，令给假十五日，“俾资调理”。6月15日，赵秉钧再上辞呈，袁世凯批令再给假半月，所请仍毋庸议。赵秉钧第三次辞呈，袁世凯知道赵对他有意见，遂于7月16日，令准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辞职，改任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没过几天，袁世凯又任赵秉钧为北京警备司令，令赵秉钧的亲信王治馨代理内务总长，后令署内务次长。
1913年12月16日，袁世凯任命赵秉钧署理直隶都督，调其去了天津。某晚，赵秉钧与其书记官黄季刚饮酒长谈。赵神色惨然地说：“天下杀机已开，我也不知杀了多少人，然而我被人杀的日子也不远了。”黄大惊，急问：“何出此言？”赵摇摇头：“你等着看吧！”
赵秉钧不欲代人受过的言行令袁世凯如芒在背，他知道赵秉钧喜欢吃葡萄，遂将新疆进贡之葡萄，用针将毒剂射入其中，派人给赵秉钧送去葡萄。赵虽有怀疑，却不敢推辞，勉强吃了一串，便感觉腹疼如刀绞一般，急忙上厕所，则大泻不已。其家人奇怪为何赵进去半天不出来，等进去看时，赵秉钧已僵死在厕所之中。时为1914年2月。
“宋案”的参与者与知情者，皆没有好下场。王治馨虽任内务部次长、代理总长，赵秉钧一死，王就被免官。肃政使夏寿康等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名弹劾王治馨在京兆尹任内，定价卖缺，其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14年10月21日，袁世凯以贪污500元的罪名，将王押入死牢。王治馨为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旧人，在未经过司法审判的情况下，被袁世凯直接下令“立予枪毙”。23日深夜，由江朝宗监刑，将王押赴刑场处死。
事后，袁世凯假惺惺地对江朝宗说：“王治馨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与我相知二十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不是我非要他死，而是宪法刚刚颁布，不可枉法。而王治馨的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袁世凯遣人发给王的家属1000块大洋，令厚葬之。
洪述祖潜逃后，在京奉铁路火车的包厢中暗杀了另一个知情者、越狱逃跑的应夔丞。洪述祖逍遥法外，几年后在上海的大街上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撞个正着，扭送捕房。1919年3月，洪被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庭判处死刑，在西交民巷京师分监执行绞刑。此时，赵秉钧已死多年，而洪述祖在辩护书中却未涉及宋案为赵秉钧指使。如果真系赵的命令，洪亦无需替其遮掩，如此反而能减轻其罪行，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名原国务院庶务秘书程经世，在1919年也病死了。总之，案件的一系列知情者都死了。然而，赵秉钧却代人受过，背了几十年的黑锅。
此恨绵绵 廖仲恺被刺之谜
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偕夫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女士一起，上车前往中央党部开会，在党部大礼堂前突遭刺客袭击，伤重不治而亡。
廖仲恺 事情发生后，广东政府极为震惊，当天就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时局。25日，又设立审理廖案特别法庭，并随即逮捕了一批嫌疑人，可谓雷厉风行。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廖案的真正幕后凶手至今未能查明，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后来，何香凝女士曾撰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廖仲恺》，她回忆说：在追查廖案的过程中，从被击伤逮捕的凶手陈顺的身上，搜出红十字会会证一个，枪照一张，另有阜康押店当票一张，以及分钱的单据等。从当票和分钱的单据可以看出，凶手几天前还很穷，后几天就分了钱，显然他是被收买的。陈顺在昏迷中连声呼唤“大声佬”，这正是一个叫做朱卓文的右派分子诨名，而刺客所用的手枪，也是朱卓文经常使用的（按：经调查，手枪系一向追随朱卓文的郭敏卿私人用枪，子弹也系朱卓文向军工厂申请配领）。后来陈顺还供认，这次刺杀廖仲恺是朱卓文一手布置的。另外，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等人均参与其谋。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右派圈子里的人物，其中胡毅生还是广东政府头面人物胡汉民的堂弟。
廖仲恺被刺杀的原因很清楚，那就是他遵循孙中山的遗志，坚持联俄、联共的方针，因此遭到包括胡汉民在内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仇恨。特别是胡毅生等人，他们隔数日即密谋一次，总计开会达十一次之多，咒骂廖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甚至考虑要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廖仲恺。
然而这些涉案人员中，除胡汉民、林直勉等人被先后拘捕外，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等重要嫌犯皆闻风而逃，再加上凶手陈顺地位很低，并不清楚内情，后来又因伤重而死，这就为破案工作增加了难度。
涉嫌最重的是朱卓文，他是一位老同盟会员，逃跑后长期隐姓埋名。后来露面后虽然声称“廖仲恺骤遭阻击，实为民众最后之裁判”，但否认自己亲自参加了这一计划。
而林直勉虽然思想右倾，但为人却很正直，他曾是孙中山的秘书，当年陈炯明炮击观音山的时候，就是他和林树巍两人强挽孙中山离开总统府的。据调查，在“廖案”发生前，他曾与朱卓文讲到“非杀死廖仲恺不可”之类的话，逮捕后，他承认对廖仲恺怀有敌意，但坚决表示与案件无关。根据他的一贯性格，不是那种做事不敢承担责任的人。
至于胡汉民，虽然在政治观点上与廖仲恺相左，但交情匪浅，长期以来共同追随在孙中山左右，他可能对胡毅生等有纵容之嫌，但亲自操纵布置刺杀廖仲恺，似乎不会如此心狠手辣。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杀害
图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在廖仲恺遗体旁 另一重大嫌疑犯胡毅生逃到上海后，发表《告国内外同志书》，否认与凶案有关。
对此案最为关切的何香凝则有自己的怀疑，为什么那天中央党部开会，门岗没有一个警卫人员？最大的嫌疑犯朱卓文漏网，这又为什么？廖仲恺当时身中四枪，三枪伤口较大，查明是大口径手枪射击的结果，这与凶犯手枪口径是一样的。但另一处伤口较小，应是小口径手枪所射，但凶手没有这种枪，这又是谁射的呢？
何香凝认为，当时身为公安局长的吴铁城也是有责任的，他为什么不派卫兵警戒？朱卓文逃跑与他无关吗？
可是，1936年，朱卓文化名朱玄鼎办了一份《中山日报》，曾在报上称：“在廖案发生之前的一星期，曾有将鲍罗廷、汪兆铭、廖仲恺等一起暗杀的计划，但被获悉情报的公安局长吴铁城所制止，以致未能实行。”
对照凶手陈顺的口供，在他们的计划里，暗杀名单上是没有汪精卫的，这份供词朱卓文并不清楚，这就排除了他为吴铁城有意开脱的嫌疑，因此对吴铁城的怀疑还缺少直接的证据。
何香凝还怀疑那一发左轮手枪的子弹是从中央党部里面打出来的，那天本来是九点钟开会，一贯反共的邓泽如却很早就来到中央党部，所以这一枪怀疑为邓泽如卫士所发。
何香凝画《烹茶论诗》图 可惜这些都是事后回忆，再也不能查实清楚了，别看当时蒋介石对“刺廖案”很重视，但他是借“廖案”扫清政治上的对手，如软禁胡汉民，驱逐许崇智，并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侦破此案上。到后来，更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廖案”更是无人问津了，当年那些嫌疑人也都公开出来活动，也从无人追究，所以廖仲恺一案迄今仍为疑案，让人“此恨绵绵无绝期”。
血泪黄花 黄慧如情奔之谜
1928年，明星电影公司推出了新片《血泪黄花》。该片由著名导演郑正秋与程步高合作导演，由电影皇后胡蝶出演黄慧如，龚稼农饰陆根荣，夏佩珍饰陆妻潘氏，郑正秋客串记者。12月17日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映，创造了极高的票房价值。当时，《血泪黄花》的轰动甚至盖过了此前轰动上海滩的蒋介石、宋美龄结婚的风头，这到底是为什么？
《血泪黄花》电影是以1928年发生在上海的黄慧如、陆根荣主仆情奔案件为原形创作的。黄慧如是出身名门的阔小姐，肄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其父黄静之原籍浙江湖州，在北京当官，做过几年收入颇丰的电话局局长，挣得一份不小的家产。黄静之病故后，抛下其母、其妻黄朱氏、大儿子黄澄沧、二儿子黄澄济和小女黄慧如，黄家便举家南返，移居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居住。
1927年，黄慧如已经二十一岁，与上海富商贝家定了亲。但其兄黄澄沧则认为贝家门头太高，且男方比慧如小三岁，一旦婚成，恐慧如受气，反对其妹与贝家的亲事。黄澄沧通过常给贝家看病的医生去造谣，说黄慧如古怪刁钻，并且有妇女病等，贝家退了婚。黄慧如认为其兄破坏了她的名誉，于是赌气绝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黄澄沧命男仆陆根荣去劝黄慧如。陆根荣，二十一岁，吴县人，1926年8月到上海，经人介绍到黄府做茶房，人很勤快，模样也还说得过去，黄家都信任他。
陆根荣本来对小姐就有好感，于是进了二楼小姐的闺房，对正在哭哭啼啼的黄慧如说：“小姐，你年纪还轻，家里又有钱，贝家的亲事不成功，还有别家可配，别哭坏了身体。像我一个乡下人，一月只赚几块钱，尚且要养活一家数口，还舍不得去死。你要想得开，千万不可一时糊涂去寻短见，被人笑话。”
黄慧如止住哭泣，问：“阿根，啥人叫侬来劝我？”
陆根荣说：“是大少爷。”
“阿根呀，你不知道，我在外面的名誉已经被他说坏了，贝家不要，别家也不会要的。既然侬来劝我，我看你的良心很好，我就跟了你吧。不论尊卑贫富，只要你有良心，肯真诚待我，我是情愿的。如果你不肯，那么你也是白白的来劝我，我总归是要寻死的。”
从此，黄慧如与陆根荣常常在楼下的亭子间幽会。到了1928年农历春节期间，黄家老太太、太太、大少爷都去外地走亲戚时，黄慧如便和陆根荣偷尝了禁果，一夜风流。到了二月份，黄慧如便有了身孕。
黄慧如和陆根荣的关系被其兄探得一点风声，于是黄澄沧便调陆根荣去他的交易所工作。一天，黄澄沧令陆写英文号码，陆说：“我只会写中文，不会写英文。”正巧，陆又听错了一个电话，黄澄沧大发雷霆，骂道：“交易所听错一个电话，进出很大，你是个饭桶，马上滚蛋！”于是陆根荣便去黄家取东西，黄慧如质问陆：“为何要离开我家？”
陆根荣无可奈何地说：“少爷已歇掉我的生意，我不走怎么办？”
黄慧如哭哭啼啼地拉住陆根荣的衣袖：“你走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要走我们一起逃走，去你们乡下，我不能留在家里了。”
陆根荣急了：“我乡下是有老婆的，你怎么去？再说我也没有钱养活你这位阔小姐啊！”
黄慧如说：“管不了许多了，你明早六点多叫一辆出租车在路口等我，其他的事情我去安排了。”
陆根荣走后，黄慧如偷偷拿了一些金银首饰放进一只皮箱里，然后藏到楼下柴房的杂物堆中。第二天一早，黄慧如提着箱子，出门上了车，直向南京路方向而去。黄慧如先到汇文银楼兑换了一部分首饰，换了四百二十块银元，然后去吴淞与陆根荣会合。两人商议后去了苏州，经朋友介绍，陆在阊门外朱家庄毛家弄二十二号租下一间房子，买了几件家具，原想可以过一段太平小日子。
曾经拍摄《血泪黄花》的明星公司 黄慧如离家出走后，黄澄沧和黄朱氏发现家里丢了东西，便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控告陆根荣诱拐黄慧如并盗窃了贵重首饰潜逃，要求通报缉拿。
几天以后，陆、黄二人尚未起床，便被两名侦探堵住，搜出了一些首饰衣物，于是便将二人移交司法科，并通知上海黄慧如的大哥黄澄沧和母亲黄朱氏来苏州报案。
黄澄沧和黄朱氏来到苏州公安局，要求将诱拐犯陆根荣严办，并准备将黄慧如带回上海，黄慧如坚决不肯与其母及兄回去，苏州公安局便将黄陆二人送桃花坞苏州地方法院审办。
黄陆案见报之后，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8月25日下午2时，苏州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问陆根荣诱拐、盗窃案。
法官命法警将黄慧如带上法庭，黄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法官问：“你为什么要跟茶房陆根荣逃走？”
黄答：“因为我爱他。”
问：“你们几时姘的？”
答：“今年正月里。”
问：“是你自愿的，还是他强要你的？”
答，“是我自愿的。”
问：“你的那只箱子是不是他帮你拿出来的？”
答：“不是，是我自己拿出来的。”
问：“为什么你要同他一起去呢？”
答：“因为我有喜了，不能再待在家里。”
问：“带出来的东西，都是你带来朱家庄的？”
答：“是的，这全是我一个人干的。”
法官只好宣布退庭，定于三天之后宣判。黄陆案经报纸刊载后，人们对此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黄慧如是一个奇女子，是个大胆追求爱情，打破门第观念的有主见的女子；也有人认为她是掉进陆的圈套，上当受骗。不管怎样，“黄陆恋”触动了封建等级婚姻的神经，当时的社会是容不得这种不顾门第的婚姻和自由恋爱的。而广大市民对此却极为关切，等到宣判的那一天，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常州等地不少人专程前往苏州观审，就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邵力子也偕沪上一些报纸记者，从莫干山赶到苏州采访此案。
8月28日上午10时，法庭开庭宣判：判决陆根荣犯诱拐与实施帮助盗窃两罪，应执行徒刑两年。
陆根荣表示不服，法官准许他在十日内提出上诉。黄慧如身染疾病，面黄肌瘦地去探监，给陆带去衣物，并哭泣着说：“阿根，是我连累你了，我要帮你上诉的。你放心吧！”
江苏高等法院受理此案上诉后，于10月23日下午开庭审理，是日从各地赶来苏州旁听的人更多，加上本地的居民，法庭内外人山人海。
法官先审问陆根荣，又审问了黄慧如，然后由控方黄朱氏回答法庭提问。
黄朱氏矢口否认黄慧如因贝家婚事不成，企图自杀的事实，又否认要陆根荣去劝慧如的经过，一口咬定陆根荣是个无赖，诱奸慧如并盗窃金珠饰物。
黄慧如为陆根荣请的律师宋铭勋为其辩护说：“原判陆根荣诱拐与实施帮助盗窃两罪，都不能成立。据刑律，诱拐系指女子年龄未满二十岁者，而黄慧如已经二十二岁，诱拐当然无法成立。实施帮助盗窃，必须被告方实施方可成立，黄慧如已明明供认是她自己拿出家中金珠首饰，并未假手他人。原告没有看见被告有帮助盗窃的行为，原判仅凭黄朱氏一面之词而下判断，理应撤销。因此，请法庭重新审校，撤销原判，宣告陆根荣无罪。”
法官最后宣布退庭，准于10月27日宣判。10月27日下午，高等法院开庭宣判，陆根荣出人意料地被判为“意图奸淫而拐诱罪”，判有期徒刑四年，剥夺公权三年。这一晴空霹雳使黄、陆二人惊呆了，一时毫无思想准备。宣判之后，陆根荣被押往第三监狱，但仍表示不服，上诉到江苏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鉴于此案影响太大，予以受理审核。黄慧如则坚持留在苏州，后只身一人回到吴县乡下陆根荣的家中，在草屋农舍中生活，等待生产和陆根荣的出狱，更糟的是，还要忍受陆妻潘氏的白眼。
从过去大鱼大肉到如今粗茶淡饭的生活，潘氏还有意不往黄的饭菜中放油放盐，令其难以下咽，这些黄慧如都默默地咬牙坚持下来，这时她已有六个月的身孕了。
黄陆一案经新闻媒体“炒作”，已掀起轩然大波。上海滩有经济头脑的商家纷纷看好黄慧如，中商烟草公司总经理张友亮抓住有利契机，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黄慧如”牌香烟，并抢先在商标局进行注册，成为专利产品。此烟一面世便十分红火，立即在上海滩小市民中引起轰动。
黄慧如与陆根荣 此时，戏剧界也大动脑筋，从1928年11月起，上海舞台等剧场推出京剧《黄慧如与陆根荣》，由京剧名角赵君玉饰黄慧如，赵如泉饰陆根荣。剧场还别出心裁，随戏票赠送黄陆二人1928年春节时在南京路兆芳照相馆拍摄的合影照一张，以满足小市民的好奇心理。
此外，剧作家洪深与导演张石川一起去苏州监狱探望、采访陆根荣，拟以此事编写一部电影。是年12月，上海电影公司老板顾无为和新婚之妻、电影明星林如心专程从上海来到吴县乡下陆家，约黄慧如产后去上海拍电影，顾无为拿出一笔定金，并介绍黄慧如去苏州志华医院待产，增强营养，保证母子平安。
黄慧如此时已失去经济来源，于是同意与顾无为签订了十个月的拍片合同，并于是月底住进志华医院。
1929年2月4日，上海《申报》刊出上海影戏公司和黄慧如两则启事。上海影戏公司启事：“本公司兹与黄慧如女士订立常年合同，聘为基本演员，一俟春暖即从事摄制富有艺术之影片。特此登报公布之。”黄慧如启事：“慧如兹应上海影戏公司之聘，从事电影工作，潜心艺术，贡献社会，不以个人经过藉作投机，恐各界不察，特此启事。”
黄慧如本人当演员拍电影的消息传到黄家后，立即引起黄家极大的不安。本来他们已在报上申明，黄慧如今后一切去向与黄家无关。现在见慧如又要加入演艺界，败坏黄家名声，于是便由黄朱氏赶往苏州，劝说慧如回心转意，并答应她生产后可继续上学，或去医院学做护士，只要不去拍电影，怎么都行。
1929年3月8日，黄慧如在志华医院产下一白胖男婴，黄给他取名叫“永年”，母子均平安。
黄朱氏赶往苏州，苦口婆心再度劝说慧如。几天以后，黄慧如上吐下泻并发起高烧，此时，黄朱氏向院方提出要接女儿出院，回上海治疗，并不顾医生劝阻，于3月19日天不亮时，带慧如离开医院。在两名女护士陪同下，打着灯笼从医院后门大儒巷河埠上船，摇至闽门外，由小火轮拖带，经阳澄湖向上海方向行驶。据说在湖上遇到大风浪，船剧烈地颠簸，船上的人都呕吐了，黄慧如身体本来就虚弱，再加上如此折腾，口吐黄水，奄奄一息。辗转至下午四时，心力交瘁死于舟中。
是晚，小火轮在苏州河垃圾桥附近停靠。黄家已安排好汽车，接尸上岸后回家，此时已是万家灯火。黄府连夜将慧如入殡，天明后即将尸体送往闸北湖州会馆暂厝，殡人只有黄澄沧和包车夫二人。
3月20日这一天，闻黄慧如死讯者络绎不绝，将春平坊围了个水泄不通。在此后三天之中，前来问讯者达五六千人之多。黄家大门紧闭，只是用白纸写了一个启事贴在门上：“此间不幸，遭兹惨变，合家哀悼，诸君苟不予同情，亦不宜幸灾乐祸，似宜稍顾人格。因必要有所垂询，亦须先日函约方有接见余地。幸祈垂鉴。”
就在报上刊出黄慧如死讯之时，也刊出了江苏最高法院接受陆根荣上诉，认为高等法院判决陆根荣罪名的条款不能成立，发还高等法院重审的决定全文。然而黄慧如作为此悲剧的主角却没有看到这一天。黄慧如之死，又给影剧界、商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看《黄慧如与陆根荣》戏的人更多，剧作家们又创作了《慧如产后血崩》等戏，吸“黄慧如”牌香烟的人也更多。直到陆根荣出狱后，《黄慧如与陆根荣》之剧还经久不衰，剧场竟想出用陆根荣做活广告的噱头招徕观众，每天晚上戏闭幕时，饰演陆根荣的演员赵如泉便将陆根荣拉上台向观众谢幕，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身着蹩脚西装的陆根荣向观众深深作九十度鞠躬，在“慧如牌”香烟的袅袅烟雾之中，全场情绪达到高潮。
黄慧如死了，《血泪黄花》、《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影剧和“慧如牌”香烟却延续了好多年。
沪上奇案 张伯驹被绑架之谜
抗战期间，上海滩曾发生一桩绑架案，中国著名的收藏家张伯驹遭不明身份人绑架，后幸获释放。但此案的主使者是谁？其目的何在？被害人张伯驹又如何死里逃生？这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抗战期间，上海滩曾发生一桩绑架案，中国著名的收藏家张伯驹是受害人。由于张伯驹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颇有盛名，此案曾轰动一时。当时上海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案，但对其中内幕却是多猜测而无实据。有的认为是黑社会所为，其目的在于索金。有的认为张伯驹是国内有名的收藏大家，前不久才收藏了号称“墨王”的陆机《平复帖》，此乃无价之宝，因此另有背景，甚至不排除有日本人幕后指挥的嫌疑，借此获得中国文物。因为在张伯驹被绑架期间，曾有人找到张的家人，欲以低价收购其所藏文物换取索金。也有人认为这是汉奸伪军所为，借机敲诈一笔巨资，甚至还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工的一次行动，以此阻止国内有影响的人来沪，防止他们不慎落水成为汉奸。
张伯驹 任凤霞、迟秀才曾撰有《张伯驹与潘素》一书，似曾采访过当事人的妻子潘素，因此史料翔实，但在叙述这一章节时，对绑匪的具体身份及目的语焉不详。寓居沪上的孙耀东曾在《上海滩》上发表过有关文章，对这桩疑案作了详尽的描写。
孙耀东与张伯驹交情匪浅，乃世交，作为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孙耀东在当时上海还是有一定势力的，因此平时对张伯驹也多有照顾。据他称，张伯驹此行来沪是接任上海盐业银行经理之职，因此引起了上海盐业银行襄理兼营业部主任李祖莱的嫉恨，此人对上海盐业银行经理一职早就志在必得，没想到张伯驹却横亘在前，而且张家在盐业银行是个大股东，根本扳不倒。另外，李祖莱平时就劣迹多多，许多账面都不清楚，如果张伯驹深究起来，马上就要东窗事发。
于是李祖莱使出阴招，他与汪伪特工组织“七十六号”素有联系，特务头子李士群和吴世宝都想捞钱做生意，办了许多“三产”，如交易所、公司、酒楼等等，让他们的太太或亲属打点，由于不懂生意经，平时是李祖莱帮助他们打点，生意颇为红火。李借着这层关系说动吴世宝，将张伯驹除掉。
吴世宝将绑架张伯驹的活儿交给他的徒弟张国震，绑架的地点在张伯驹的上海临时住处陕西北路培福里弄堂口。绑匪按照李祖莱的要求，先将张伯驹绑架到上海郊区某地关押起来，却没有结果张伯驹的性命。因为他知道张伯驹乃有名的富家子弟，想勒索一笔巨款后再撕票，于是要价二百根金条赎票。当张伯驹夫人潘素向盐业银行请求垫款救人时，却遭到李祖莱的拒绝，其理由为这是张伯驹的个人私事，非为银行利益遭绑。就在这走投无路之际，请得孙耀东进行营救。孙以吸引外地商人来上海投资为由，请求周佛海要给上海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投资环境，而张伯驹被绑架则会使外地投资商裹足不前。对孙耀东的说法，周佛海深以为然，于是进行了干涉。因为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李士群、吴世宝不得不有所忌讳，所以在勒索了二十根金条后释放了张伯驹。
孙耀东的描述非常详尽，但依然有诸多疑问。作为当事人的张伯驹及张夫人潘素女士，对这桩绑架案的内情应该是明白的，但却从来没有说明此事是由盐业银行李祖莱策划，汪伪特工所为。“文革”期间，张伯驹也曾提及此事，也只是说当年的伪军是绑架他的匪徒。另外，对“七十六号”的研究近一段时间也开展得很深入，李士群、吴世宝的许多恶行也被披露，他们虽然胆大包天，无恶不作，但却没有发现确实的材料证明此事是他们所为。按理说，像这样具有轰动效果的大事不会不留下蛛丝马迹的，况且以他们的胆大妄为，也不在乎留下痕迹，因为他们在当时杀人越货几乎是公开的、无所忌讳的。
再说李士群与周佛海素有矛盾，吴世宝及其手下更是胆大妄为，他们连日本人的东西都敢抢，根本就不会忌讳周佛海。再说，若是给周佛海面子，为什么还要勒索二十根金条？
以上种种疑点，此案定论为“七十六号”所为似乎还为时过早。
月黑风高 永和金号案之谜
湖南省邵阳市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小城，然而在1947年5月3日夜，正是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永和金号案。此案涉及毒、劫、烧、杀，性质特别恶劣。长沙《晚晚报》曾于案发的第二天，即5月5曰，披露了这一事件。
本市永和金号，三日晚发生一起劫财害命放火灭迹巨大惨案。据该店店员鄢子和称：十时许有人来店，胁迫各服丸药十枚，即昏迷不省。黎明火势大张，伊睡后进，得免于死。计烧毙学徒金海水，杀死管钱店员饶某，房屋中进被毁，仅余金饰二十余两，钱洋十余元。
地方当局很快介入此案。
不久，案情大白，湖南省第六区行政专员公署竟然涉案其间，主凶者即为该署机要秘书傅德明，就是他在5月3日晚上闯进永和金号，以搜查中共地下组织为名，强迫店员服下麻醉药，实施杀人、放火、抢劫等暴行。
在案件进一步调查过程中，发现公署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孙佐齐、科长王雪霏也参与此案，并在案发前已经合伙数次敲诈该金号，实为其幕后操纵者，这就更引起社会的关注。5月13日，《国民日报》披露说：
邵阳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后，曾于五、六两号传讯傅德明及永和金号中毒人等，以傅嫌疑重大，当交押看守所。八日晚，看守所外枪声突起，据传言系傅之同党所为，意图劫监欤？抑有意捣乱欤？
14日，湖南长沙《中央日报》刊登了邵阳各界声援永和金号惨案委员会通电吁请严惩凶手的报道：
近据邵来人谈，本月三日晚永和金号血案发生后，全市民众无不表示痛恨。报纸方面因某署之恫吓，不敢披露其内幕。迄七日后援会成立，士绅激昂慷慨，深为愤怒，八日报纸始揭载真相，又法院于五日传讯傅德明，当拟扣押，比为孙专员保释。于提讯六个中毒之被害人时，傅尚为陪审官，法院检察官与士绅对此尤为不满。六日下午再讯时，因检察官之严厉抗告，傅始被押。
此案本来并不复杂，然涉案者乃居当地权力之中心，因此有足够的力量混淆视听，傅德明还在邵阳《民报》和《铁报》上刊登启事，企图嫁祸共产党：
本人从事铲除奸匪工作，遂为奸匪所积怨，永和金店惨案，实其暗算成果。现自赴法院请求侦查，同时设法破案，为被害人雪恨，誓与奸匪奋斗到底。
孙佐齐、王雪霏也配合傅德明的行动，他们买通邵阳同业工会理事长喻纯，诬陷喻让贤为惨案凶手，一口咬定案发之夜被诬陷人衣着整齐来到他的店中，形迹可疑等等，一时间，此案扑朔迷离。
邵阳地方当局因此加大侦破力度，终于取得了突破，5月25日，长沙《中央日报》报道说：
举世瞩目之邵阳永和金号惨案，案情已大白。傅德明昨（二十一）晚七时在法院监狱，供认毒、杀、劫、烧为彼一手造成不讳；所劫赃物——金饰二十六两一钱四分六厘、珍珠二十八颗、玛瑙十颗、银洋二十元，一一已由地方法院检察处在六区专署二科科长王雪霏之皮箱内检出，法院正究讯余党中。
该报同时指出，虽然此案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案情并未水落石出，此案明显非一人所能为，因此“肃清余党，安定社会，确定地方治安，乃属当务之急”。
正如该报担心的那样，此案的审讯到此为止，再没有深挖下去，一时间民情沸腾，文电交加。湖南省商联通电全国说：
呜呼！此种惨寰之劫杀案主角，竞出自堂堂官署之重要幕僚，不惟史无前例，即敌伪之暴戾恣睢，亦无逾于此者！凡有理性，宁弗发指！且值行宪伊迩，此种变相匪盗，若不彻底戢除，则商人之生命财产，今后将益无保障！现邵阳各界已组织声援委员会呼吁予以究办，我工商同人兔死狐悲，尤宜一致奋起，坚决要求政府当机立断，治官邪，用重典！庶几沉冤昭雪，良弱幸甚！社会幸甚！民主幸甚！
声讨“官匪”的浪潮很快波及省外，就连国民参政会也开始干预此事，就永和惨案向内政部长张厉生提出质问，并表示，此案如果在国内司法上得不到公正解决，则将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湖南省政府也决定派出省府委员毛秉文前往邵阳彻查此事，并同时撤销孙佐齐专员职务。5月25日，《中央日报》及时地报道了这一消息：
王主席昨巡抵沅陵，闻悉邵阳永和金号惨案详情后，甚为震怒，当电省府，即将六区专员孙佐齐撤职，并派毛委员秉文克日驰往查办，及慰问被害人民，安抚地方。省府奉电后，已分别遵办。并闻毛委员于本日清晨启程，赶往邵阳彻查……据毛氏表示：本人到邵阳后，决遵照主席指示，究治余党，不稍姑宽，藉平民愤。将召开一座谈会，听取地方公正士绅之意见，以作彻查本案之南针。本案倘不水落石出，匪特为湖南之耻辱，抑且为中国政治之污点。
毛氏似乎决心甚大，国民党中央社也推波助澜，连着发了几则消息，均云邵阳金号案影响之大，败坏国家纲纪，必须严查彻查，尤其重点在调查孙佐齐是否为血案主谋。长沙《中央日报》还举行了民众测验，信件如雪花般飘来，对于傅德明、孙佐齐的处理都是一片杀声，罪不容赦。
然而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邵阳地方法院对此案草草作了调查就忙着结案，因为傅德明自知死罪难逃，因此对所有情况坚不吐供，邵阳法院遂借机认定傅德明单独作案，判处死刑，而孙佐齐、王雪霏等则因为以前曾有过敲诈事实，仅以“连续借势勒索未遂”，判有期徒刑各十二年。
显然，这一判决有失公正，其中必有隐情，试想此案已惊动国民党中央，震动全国，且性质恶劣，民愤极大，孙佐齐不过区区一专员，为何能死里逃生？
有人猜测说，这是因为孙佐齐的后台为蒋介石手下第一号宠将陈诚，是陈诚请求法外开恩的。但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因为陈诚与孙佐齐之间不知隔了多少层，且陈诚为人比较自律，似这种丧心病狂之举，他是不会袒护的，因为也有损自己的名声。那么为什么邵阳地方竟敢抗拒全国舆论，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孙佐齐开脱呢？而各上级法院尽管对邵阳地方法院的判决认为“法理欠通”，为什么又一一首肯呢？孙佐齐究竟有多大能力、多大神通，竟然一手遮天地摆平了此事？
永和金号案远远没有真相大白，就在对傅德明实行死刑前，他在上海的父亲傅晋山寄来了两封信，其一给当地法院院长，另一给傅德明。在给傅的信中，对其罪行大加鞭挞，并严令傅德明说出真相，方对得住受害人和国家。
一直死抗硬顶的傅德明突然长泣不止，似乎良心发现，然而一切已晚。在行刑前，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此案若能延缓两周，他将会把真情一一吐露。
永和金号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留下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团。
怀璧其罪 蒋范卿投匪之谜
1919年1月19日，昆明《滇声报》登出一则消息：
“水月轩主蒋范卿，在模范工艺厂总理任内，挪用公款甚巨。后经官府追缴，家事逐渐零落。去年，伪造纸币之案事发，逃回曲江，勾结匪类，自为领袖，由通海、河西一带，分途劫掠，聚众千人，附近各县受扰。日前，由省派军队一连，前往剿办。”
这一消息让云南人氏大吃一惊，曾几何时，蒋范卿还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云南也是个有名人物，平时醉心于文化事业，是他办起了云南第一个戏院、第一家电影院，引进外省文化，揭开了京剧入滇、鼓书入滇的历史，还筹办滇池航运业，并将生意推向上海等地。为什么好好的生意人不做，却甘心为匪？
万揆一先生的《一双碧玉镯累及一位实业家》一文揭开了这一谜团。
1914年6月，巴拿马出品协会云南分会和云南省第一次物产品评会在昆明南城外公园联合举办展览。其中的古玩专馆向当地名流征集展品，蒋范卿本来就热心于公共事业，把家中的一双碧玉镯借给展览会陈列。
这对玉镯非等闲之物，出自清宫，是慈禧太后赏给李鸿章的，后来归李鸿章后人李经羲所有。宣统三年九月，革命军炮轰云贵总督署，时任总督的李经羲仓皇出逃，慌乱中丢下了这对碧玉镯，后被蒋范卿重金购买。这副玉镯通体翠绿，滑润欲滴，内行人都一致赞为无价之宝。
果然，展览会上，这对玉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云南督军唐继尧有个族人，也在军中任职，当时就在玉镯前挪不开脚步，他找到蒋范卿，愿意出一万大洋收藏此镯。
蒋范卿为人正派，在当地也有影响，所以他一口回绝了唐家的要求。展览会一结束，他就索回玉镯，干脆离开云南去了上海。临行前，他辞去原来所兼的云南模范工艺厂总理之职。
来到上海不久，蒋范卿就收到其弟的来信，说工艺厂的继任者指控他亏空了6000多元公款必须追赔。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工艺厂原是一家官办企业，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是蒋范卿让它起死回生的。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唐家人带话给他，只要交出碧玉镯，亏欠公款的事一笔勾销，还可以等待机会，保他当上云南省实业司长。
蒋范卿却是个倔脾气，当即吩咐妻子，绝不与唐家人妥协。为了防止对方仗势欺人来抄家，他还搞了假分家，将自己与弟弟的生意分开，以防连累。
唐家毕竟势大，运动了云南各级官府，硬是强加了蒋范卿亏空公款的罪名并查封蒋家财产，还采取扣押的手段，从蒋氏妻子那里搜出了碧玉镯。
唐家人终于如愿以偿，本案也就此收场了。但蒋范卿却咽不下这口气，他要报复。
蒋范卿来到通远县大土匪吴学显的山寨，吴学显知道蒋范卿是个能干的人，当然收留了他。他让蒋范卿到香港伪造假钞，这样不仅可以增强经济实力购买军火，也会使云南经济混乱，加速唐继尧的垮台。
只要能搞垮唐家，蒋范卿一切在所不惜。很快，云南市面上就流通着大量假钞，这无异给原本衰弱的云南经济雪上加霜，因为云南当局不断滥发钞票，地方纸币信誉早就一落千丈了，再有假币捣乱，只怕引起金融恐慌。而吴学显匪部则因有充足军饷，枪多弹足，西犯河西，南掠石屏，横行滇南，让唐继尧十分头疼。
警厅和银行会同研究，发现假钞印制精美，绝非本地所产，极有可能是在香港印制的。于是派出警员调查，很快查出此案与蒋范卿有关。他们经化装后与蒋范卿交上朋友，将证据搞到手，并摸清了制作地点，然后在英方的协助下将蒋范卿缉拿归案。
大堂之上，蒋范卿供认不讳，但他对自己的作案动机作了声明，绝不是贪图钱财，而是事出有因。云南方面出于前述原因，也惧怕将案情公布于众会动摇人心，因此仅以“投伙入匪，为害闾里”的罪名将蒋范卿处以极刑。
扰乱金融 直奉战争中的假币之谜
反间之计，历来为交战双方所采用，但利用假钞在对手内部制造矛盾，破坏对方经济，以达到乱中取胜的目的，却是在北洋军阀混战时出现的特殊案例。这桩民国时期制造假币的案件原委和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
1924年9月，直奉两系剑拔弩张，战云密布。关外的张作霖依仗兵强马壮，威胁大总统曹锟，要“用飞机以问阁下起居”。曹锟也不甘示弱，叫嚣“功名利禄都是挣来的，全不要了”！表示要破釜沉舟，与奉系拼个鱼死网破。他急调大将吴佩孚部署三路兵力迎敌，吴亲赴山海关指挥战事。很快，奉系大举对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展开了猛攻，双方各有胜负，僵持在山海关一带。
张作霖 由于战争的影响，奉系的老巢奉天（即今沈阳）市面萧条，人烟稀少。9月下旬一天傍晚，在小东门附近一家回族人开设的小面馆，门帘一挑，进来一位年龄在四十岁上下商人模样的人。生意清淡的老板见终于来了一位客人，立即热情地迎了上去。
这位特殊客人，操着一口天津口音，他找了一张比较干净的桌子坐了下来，随手将头上的礼帽递到老板娘的手里。老板上下打量着这位惟一的客人，只见他身穿阔绰的长袍马褂，抽着哈德门香烟，气派不凡。
老板一面为客人端上牛肉面，一面琢磨着他的身份。自从直奉第二次战争开战以来，京奉铁路的车辆全是运输军械的，一般的客车几乎都已停运，而眼前这位天津商人为何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到奉天来呢？又为什么不进大饭店吃饭，而在这样简陋的小面馆吃饭呢？
那位客人吃完面后，拿出一张东三省官银号于1917年发行的“一二大洋汇兑券”（即关东流行的奉票）结账。这样面额的钞票，正是奉天省财政厅通告过的，因为在城里发现伪钞，财政厅要求各大小商号及店铺，凡发现来历不明的外省人或可疑的“一二大洋汇兑券”，必须上报。
老板接过客人手里的钞票后，感到关系重大，给老板娘使了个眼色，借口换不开大票，要外出兑换，抽身出门报警。那位天津客商似乎已从老板的举止中看出破绽，便不顾老板娘的挽留，仓皇夺门而逃，没跑出几十米，就被带着警察赶来的老板当场捕获。
警察局将人犯关押进北大营监狱后，几经刑讯，人犯就是坚不吐实，只说自己叫孙德利，是从宽城子（长春）来找东三省官银号经理彭相亭办事的，身上所携数千元“一二大洋汇兑券”，均为彭相亭所给，而警察也看不出这些钞票有什么破绽。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对此案却格外重视，召集东北造币专家来鉴别，在放大镜下，钞票背后的香山图案左角云卷花纹中，有一条被刻版者故意截断一点，如不细察几可乱真。王永江在犯人的口供中得悉，此案牵连了东三省官银号经理彭相亭，而彭相亭又是张作霖磕头换帖的把兄弟，自知案情重大。因此连夜搭专车赴山海关前线，在天泰栈内见到大帅张作霖，面陈一切。张听后大发雷霆，骂彭相亭：“他敢趁吴子玉（佩孚）与我打仗的时候，干这种损事，一旦查实，不论何人，一律处以极刑！”
总参议杨宇霆认为其中有诈，劝张作霖冷静处之，但是张作霖还是电令奉天军事留守官吴俊升：即刻将彭相亭逮捕。原因不仅只是“孙德利”的口供，更令张作霖盛怒的是，“一二大洋汇兑券”的钞票底版就保存在彭相亭处。就是说彭相亭监守自盗，有从官银号内调出钞版并秘密盗印之嫌。
原来，从民国六年(1917)起，东北银行的大洋票和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一二大洋汇兑券”就归北洋财政部印刷局督制，不仅流通于东北三省，而且流通于热河、直隶。自张作霖督奉期间，对这两种维系奉军军饷民资的奉票，一直严加控制，严防滥印，因此该票在东北、华北享有美誉。但是在本年春天，张作霖有心与曹锟、吴佩孚之间再起战火，便派遣杨宇霆、彭相亭亲往北京，与财政部印刷局交涉，请求将一直由印刷局代管的东三省官银号“一二大洋汇兑券”及东北银行十元钞的底版交彭相亭运回奉天自管。印刷局长崔承炽初时不肯，后因杨宇霆请黎元洪出面说项，崔承炽只好妥协。但经崔承炽讨价还价后，只允许将东三省官银号的“一二大洋汇兑券”钞版以火漆加封以后，由杨宇霆和彭相亭两人专列运回奉天，东北银行的十元钞票底版则仍然留在北京。现在，令张作霖为之愤恨的正是由彭相亭所保管的“一二大洋汇兑券”钞版发生了问题，所以一再电令军法处长常荫槐对彭相亭严加审讯，然而彭相亭却大喊冤枉，死不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