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直奉战争形势开始对奉军有利，张作霖与财政厅长王永江专车返回奉天。次日，即在奉天大南门张作霖帅府旧址提审东三省官银号经理彭相亭。彭还是大喊冤枉，拒不承认盗印伪钞之事。
张作霖只得命令将在案犯押来与彭相亭对质。彭相亭一见此人就发誓不认识他，而嫌疑犯却一口咬定：彭相亭如何与他在宽城子结识，又如何将伪钞交与他到处散发，以图扰乱金融市场等，甚至还“交代”彭相亭与他在什么时间，亲手将十万余元“一二大洋汇兑券”（伪钞）寄存南满铁路日野洋行客栈内。张作霖当即派人前往查抄，果然搜到大量伪钞。至此，张作霖、王永江认准彭相亭就是盗印伪钞者，亲自批准将彭相亭打入死囚牢，拟不日行刑。
就在彭相亭即将被张作霖明正典刑之时，张作霖接到天津发来的一封密电。
发这封密电的人是东三省官银号天津分号经理刘春轩，他报告张作霖：曲同丰无意中从北洋财政部获悉，大总统曹锟密令财政部印刷局火速盗印东北官银号百元钞五百万元，伪币已开始在京、津、热河及东三省流通。曹锟之所以这样做，除为解决直军军费外，更主要是扰乱东北金融，务请刘春轩尽快将此事秘密电告张作霖。还有北洋政府秘书长王承斌给印刷局长崔承炽的手令：“兹奉大总统面谕：兴军以来，军需孔亟。着将东三省官银号和东北银行钞票，迅即各印五百万，以济军用，缓解燃眉。事关机密，不得泄露，违者决以军法从事……”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 曲同丰是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曾被直军俘虏，为报一箭之仇，后与杨宇霆、张作霖结识，成为挚友。曲同丰从财政部得到消息后，立即由北京赶到天津，秘密约见东三省官银号天津分号经理刘春轩，将此事详细告之，并说：北洋印刷局的工人在盗印东三省官银号的钞票时，也恐怕日后为奉军所知，有推卸不去的罪责，故而在重新制版时，有意在百元伪钞的背面花纹上暗做手脚，截掉一块花纹，留下可供识别伪真的暗记，请张作霖在查搜伪钞时多加小心，以便能将这批流入东三省的伪钞一一查清，以防祸及东北财政。
张作霖看后，方知是曹锟在北京暗中捣鬼，自知冤枉了老友，当即亲自打开牢门，向彭相亭赔礼道歉，并设宴为之压惊。
1924年10月22日凌晨，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前线倒戈，反旆回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山海关前线直军大败，第二次奉直战争结束，奉军控制了热河及华北等地。
在此之前，张作霖已经获得密报：曹锟在下台之前便将私印的奉币数千万元，秘密派兵押运至天津匿藏。先是密封在天津的兴业银行，后因战事不利，曹锟又密令将这批伪钞藏到英租界日本洋行地下室里。1925年3月初，张作霖到天津后，命令杨宇霆和英国领事馆、英国工部局洽商，于3月10日将所有匿藏伪币起出，并于3月12日在天津东亚造币厂将伪币悉数化成纸浆，彻底销毁。张作霖本想惩治伪币的主要制造者曹锟，由于两人曾经是亲家，加之他已经下台，只得下令天津地方高等法庭，将参与贩运伪钞的案犯分别处以重刑。至此，民国年间首次盗印伪钞大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谁在操盘 江浙财阀之谜
1926年7月，蒋介石从广州出师北伐，不出一年便攻克沪、宁，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军事、政治诸种因素外，在经济上倚靠江浙财阀，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当无疑问。但何谓“江浙财阀”？蒋介石是如何与江浙财阀建立联系的？这一直有争议。
史学界一般认为，“蒋介石原籍浙江宁波，他早就认识了几名上海资本家当中的浙江帮头面人物，最著名的有张人杰（静江）、虞洽卿和王震（一亭），蒋介石和这些人的联系，是由他早期资助人陈其美介绍的，陈曾是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地区的军事领导人。他在1916年逝世前，把蒋介石介绍给有名的商人、孙中山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和曾一度担任过浙江财政厅长的周佩箴。1920至1921年间，当蒋介石在政治上失意时，曾利用他和周、张的关系，在上海做过证券交易经纪人。因此，1927年3月蒋介石与上海财阀中的主要人物接触是早有渊源的”。“1927年3月27日，虞（洽卿）在商业联合会报告他和蒋介石商谈的情况。两天后商联会的代表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经济支持……1927年4月1日与4日，商人和银行家垫付了第一笔为数三百万元的短期借款”。
以上论点表明，蒋介石与浙江财阀取得联系，主要是靠张人杰（静江）、虞洽卿等人的力量，张静江、虞洽卿即代表江浙财阀。
还有一种说法，即江浙财阀是张嘉璈、陈辉德、李铭、钱永铭四人。张嘉璈（号公权）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陈辉德（字光甫）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李铭（字馥荪）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字新之）为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
这四家领袖银行实力雄厚，控制了上海银行公会二十二家会员银行中的十四家，1925年，这十四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
1915年6月16日，“国务院电令中国、交通两总行，自即日起，对所有两行发行之纸币，及应付之存款，一律不准兑现与付现，并饬令将中国、交通两行总分行所有现金准备，一律封存”。
北京政府发布的“停兑钞票，止付存款”的命令，影响到所有在中、交两行及分行所有股东与存款者的利益，特别是依赖银行才能生存的江浙地区工商业大股东的利益。如照此执行，“中国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于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总经理张嘉璈与总经理宋汉章紧急商议后，立即与其他三家领袖银行磋商对付的办法，在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葵初、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及大股东刘厚生、大实业家张謇等支持下，决定抗令。同时张嘉璈还取得上海汇丰银行、德华银行等外国银行经理的支持，并得到北京公使团的首肯后，毅然宣布“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沪行信用起见，已联合全体股东，公请律师代表主持沪行事务，督饬该行备足准备，所有钞票仍一律兑现……沪行所有存款，均一律届期照付”，公开抵制北京政府的停兑令。6月19日，上海中行兑现风波平息，这不仅是上海分行经济上的一次胜利，也是江浙财阀向北京政府要求政治上的分庭抗礼的一种表现，它显示了江浙金融财团左右政局发展的能力。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战频仍，兵连祸接，民不聊生。每当战事发生，首当其冲便是金融业发生恐慌，挤兑风潮不断。而且军队搜刮现金，勒索借款，抢劫银行，导致金融业停滞破产的情况甚为严重，不能进行正常的经营业务。对此，张嘉璈深恶痛绝，希望有个安静的和平环境来建立中国现代化的金融组织。因此，他把目光投向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政府，而帮助张嘉璈与广东国民政府拉上关系的关键人物是黄郛。
黄郛字膺白，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结识蒋介石与张群。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他与陈其美、蒋介石为“盟兄弟”，在北京政府内阁中任过外交、教育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后蛰居天津。
蒋介石戎装像 张、黄二人过从甚密。每当政潮起伏之际，张嘉璈都前往问计。在黄的努力下，张决心资助南方革命政府。1924年8月，广州大元帅府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行长。其时，广州市面金融混乱，中央银行因没有充分的准备金而滥发纸币，造成兑现竭蹶，通货膨胀等现象。宋子文派人赴香港，与中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商借部分现金。贝祖诒向总行副总裁张嘉璈请示，张嘱贝祖诒亲往广州与宋子文面谈。宋子文提出借款二百万元，经张嘉璈同意后，贝祖诒先期借给宋子文五十万元。广州中央银行得到这笔款项后，有了基本的准备金，纸币逐渐流通，金融得以维持，从而实现了财政统一。正因如此，1926年7月当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宋子文电令出发各部队：“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当时，张嘉璈也正准备策应北伐，他藉口就近指挥南方行务为理由，以中行副总裁名义前往上海。
1926年9月初，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时，急需军饷。部队到达赣州后，当地商民只认银元和中国银行发行的能兑换银元的钞票。当时，上海及东南各省在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统辖之下。一方面，孙调动大军，准备入赣与北伐军殊死搏斗；另一方面，他残酷镇压五省境内的人民反抗，收缴上海商团武装并严密注视金融界的举动，禁止资金外流。张嘉璈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秘密汇款到赣州前线银元三十万，极大地支援了江西战场。
1926年11月，蒋介石进驻南昌以后，又得到中行南昌分行的支持，北伐军遂得以获胜。孙传芳狼狈逃回南京，除扩军备战外，对辖区内更加严密控制，张嘉璈又秘密拨汇二十万元给蒋介石，而孙传芳仍旧懵然不知。
是年底，蒋介石特派张群至天津黄郛处，请黄郛出山，黄决定南下助蒋。临行前，张嘉璈指示北京总行，让黄郛携带密函，令汉口分行经理汪翊唐在蒋的北伐军抵达汉口时，凭蒋介石总司令部公函，可借支一百万元。此款后在上海支付。黄郛到了南昌后，向蒋介石提出要与江浙财阀合作。
在北伐军出师广州至上海的这段时间里，蒋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共计获取一百五十万元军费的支持，对于顺利进军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立即成立苏沪财政委员会，罗致江浙财阀及银钱业、商会代表为委员，并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为主任委员，同时任命前交通银行协理钱永铭为财政部次长，实际负责部务。苏沪财政委员会的权限范围经中政会议决：“江苏及上海财政完全由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负责办理……所有江苏全省原有中央直辖财政收入，应均解缴本会，其属于旧财政厅所有各项收入，应均解缴南京本会办公处，分别接收，概不得擅自拨支。”
一句话，所有的赋税均由苏沪财政委员会统一收拨，尽管如此，每月所有各项收入相加不足五百万元，根本不够维持一个政府及其军队的庞大开支，因此需要发行大量公债。
张静江与妻子朱逸民 同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以上海海关“二五”附加税作抵之国库券三千万元，月息七厘。本息自1927年6月开始，分三十个月还清，设立基金保管公库，复由政府委员三人及上海银钱两业暨商业商会等团体公举保管委员专司其事，以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为主任委员，江浙财阀的主要成员几乎都参与了支持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经济活动。
这次发行“二五”国库券，金融界首当其冲垫款一千三百万元，并在其中认购五百万元。但认购库券的行动遭到了部分外国银行、厂家、公司的抵制，因此，不与新政权合作的资本家被定为资助军阀、奸商等罪名而遭逮捕，如上海与无锡的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就是一例，当他捐款二十五万元给政府后，便得到释放。
因此，如果没有江浙财阀在经济上的支持、帮助，国民政府是维持不下去的。1927年9月15日，钱永铭在报告中说：“自国府成立以来，军政所需，支出达四千余万元之巨，财政部筹款异常困难。幸赖财政委员会诸君，暨银钱业、商会各界协助，得以发行二五库券于短期内募集足额。此外原拟再发盐余库券，因江北经敌军扰乱，盐税未能统一，故议而未行，仅以垫款抵押品，按所发二五附加库券收入二千万余元，银行垫款一千三百万元，其他各项收入只一千余万元，军费支出占去四千一百余万元。”收支约略相当，这种财政状况，要维持一个政府，完成统一大计，是不够的。
1928年1月7日，宋子文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当时国民政府每月收入不足三百万元，而军政费开支需一千一百万元。1月10日，宋子文提出发行第二次海关二五附加税国库券四千万元，利息八厘，前两年付息，四年四个月本息还清，由上海金融业承受，先行垫款，而此次又是以中国银行为首的几家银行摊派的百分比最大。
由于库藏支绌，同年3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卷烟税为担保的国库券一千六百万元，利率月息八厘，三年七个月还清。而负担此项库券垫款的仍然是江浙财阀，中国银行又作为认购之大宗。
张静江的故居在浙江南浔 以上事实说明，在北伐战争前后，张嘉璈等江浙财阀有力地支持了广东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没有江浙财阀，也就没有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
强取豪夺 中国银行被吞并之谜
1935年3月28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训令中国银行，在该行原有股本二千五百万元，官股五百万元的基础上，新增官股二千万元。30日，中国银行股东大会通过此项部令，并根据其指示，宣布原董事长李铭、总经理张公权辞职，由部派宋子文为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中国银行的这一改组，标志着中国金融界最大的民族资本商办机构已经被国民党政府控制。
国民党政府这一举动让中行股东大为震惊，其手段之露骨，已经到了不顾社会舆论的地步，也因此引起了诸多猜测。当时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认为，这是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为推行他的财政赤字政策所采取的行动；也有人认为这是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对政学系的打击，因为张公权本人就是政学系重要人物之一。（见《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十一辑）
其实，身为漩涡中的人物张公权对此事也有过分析：财政部决定派宋子文为董事长，调自己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而与中国银行情形相似的交通银行人事则未予变动，“显见其中尚有人事关系”，牵涉进了私人的好恶恩怨。关于这点，他在该年4月1日的日记中又一次明确指出：“此次中国银行增加官股与变动人事，于三月中旬，孔宋两先生自汉口归来，方始知之。因在行二十三年，几于年年在奋斗中过生活，与事斗争，即不免牵入人事恩怨……眼看国难近在眉睫，伺可因小愤而害大局，且因人事斗争，更难登大雅之堂。”
张公权 张公权所指的“人事恩怨”究竟是什么？有一篇名为《1935年中国银行改组及蒋介石与张嘉璈的矛盾》的文章认为，实际上指的就是他与蒋介石的矛盾。而中国银行的突然改组，即为张、蒋矛盾激化所致。
张公权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巨子，特别是因为1916年领导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北洋政府停兑令而闻名于金融界，他也是蒋介石曾倚为财政支柱的江浙财团中一位重要人物，与蒋介石的关系一度也很亲密。早在北伐战争前，张公权和中国银行就以实际行动给予广东革命政府以同情和帮助。1924年8月，广东政府为筹措军费而成立中央银行，为了提高银行的新纸币信用，张公权曾指示中国银行借款五十万，以助中央银行走好第一步。北伐军抵达赣州时，需款甚急，又是张公权设法在上海汇寄三十万元巨款。此举对张公权及中国银行来说是承担风险的，当时孙传芳正在南京调动军队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而上海也在孙的控制范围内，如若被孙传芳察觉，立刻大难临头。
蒋介石对张公权也很笼络，北伐军出发伊始，就电令各军对沿途之中国银行一律保护。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不久，张公权因母逝而居丧在家，蒋介石也降尊纡贵，亲往张宅吊唁，以示优宠。平时也常和包括张公权在内的其他金融界巨子一起讨论财经政策。
随着蒋介石逐步稳定了自己的统治，蒋与张公权的矛盾也逐渐产生并扩大，这也表现为官僚资本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蒋、张之间的矛盾产生有以下几条具体原因。
其一，经济上的掠夺与控制。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很快就向上海资本家强征硬索，中国银行则首当其冲，比如发行了大量公债，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张公权当着蒋介石的面就大叹过苦经，甚至表示不能事事都如蒋介石的意，这种不甘驯服的态度是让蒋介石不能满意的。
为了达到控制和吞并中国银行的目的，国民政府还计划将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这也遭到了张公权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多少年来，中国银行这块招牌已经深入人心，是一笔无形资产，如果改为中央银行，则改变其一贯坚持的独立精神，随长官意志为进退，不久必将被摧毁。
其二，私人感情的恶化。张公权长期在金融界高层工作，对蒋介石常流露出来的江湖习气不能习惯。北伐开始时，张公权本答应蒋介石，到达汉口时如需用款项，可向中国银行预支一百万元．后因军事发展迅速，这笔钱未提现。蒋介石到达南京后，派军需处长俞飞鹏去上海中行提取以前所允之款，但上海分行因为不清楚此事，故向俞飞鹏索取担保，遂引起蒋介石大怒，竟将借款增加到五百万元，还命令俞飞鹏在上海银行经理办公室内坐索，后虽经张公权解释并将一百万借款照付了事，但蒋这种近似无赖的作风颇令张公权不满。
作为一名金融巨子，张公权自视甚高，因此在与蒋介石的交往中往往口不择言，态度傲慢，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比如在一次谈话中，张公权因对蒋介石与各派军阀互相倾轧混战表示不满，就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担心他有勾结桂系与奉张的可能。更有甚者，在1928年9月，蒋介石电邀张公权去南京见面，张公权因担心蒋介石委任他为财政部长，故复电拒绝。这一抗命行为让蒋介石大怒，随即从南京赶到上海．召集留沪中央委员开会，提出查封中国银行并准备下令对张公权进行通缉。此事后来虽经人调停而消弭，但两人的感情却产生了很深的裂痕。
其三，财政政策上的分歧。由于连年内战，军费开支庞大，政府财政拮据，国家预算无法平衡，只能通过赤字开支政策来筹措所需军费，诱使银行界转向购买政府公债以谋取利润，这种投机现象对恢复生产极为不利，并且酝酿着金融风险。因此张批示中国银行着手抛售政府公债。
以上种种，促使蒋介石采取断然手段驱逐张嘉璈（字公权），1935年3月22日，蒋介石密电孔祥熙，称：“国家社会皆濒破产，致此之由，其症结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于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吮吸国脂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与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纠正，则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二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惟一之生路。务望转达林主席、汪、孙、于、居、戴诸公，坚持主张，贯彻到底，以救垂危之党国。闻中行总经理张公权君有意辞职，弟意应即出劝其决心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而就政府其他任命或调任。”
至此，谜底似乎已经明了，但仍有人提出质疑，侵吞中国银行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行为，蒋介石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外行，是拿不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的。
然在他发出密电前，胸中显然有了腹稿，这个制订方案的人才是促使蒋介石拍板的关键人物。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显然还有深入开展的必要。
以权谋私 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之谜
1944年，傅斯年在重庆的参政会上，对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之事提出了质询，从而引发了一场政坛大地震。蒋介石亲自出面请傅斯年吃饭，希望他收回提案，但被傅拒绝。最后，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下台，随即远离政治中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军事攻击，为了稳住中国的抗战局面，使之牵制更多的日军，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意借给中国政府五亿美元贷款。1942年春，中美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协定。行政院长孔祥熙决定以三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一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一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公债的准备。储蓄券和公债券都按照商汇牌价用法币购买，汇率是二十元法币折合到美元。
孔祥熙大肆宣传：“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并向储户许诺，等抗战胜利后，向储户兑还美金。
公债发行的最初阶段很不理想，只有少数人购了一些债券，政府遂以配额方式强制各地推销，已购者见此，纷纷又折本抛售手里的债券，想尽量减少些损失。这样一来，在黑市上，美金公债一度由官价二十元跌到十六七元。
有些奸商虽然握有大量游资，但将投资领域的重点放在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上，以此途径来大发横财，也不愿意去购买美金公债。因此，从1942年冬季开始，到1943年9月为止，实际售出的数额仅为五千万美元左右。1943年“双十节”前，情况却悄悄地起了变化，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法币币值日益低落。美金公债券价值开始日渐回涨，由十七八元购买到一美元公债券，涨到二十多元，在两个星期之内，又涨到了三十多元，其势头仍旧继续看涨。
10月14日，孔祥熙接见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嘱咐以美金公债全部售完为名，将剩余的五千万美元公债由业务局全部吃进。
孔祥熙 郭锦坤心领神会．立即往各地下达命令：一律停止销售美金公债，并授意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立即转令各省中央银行分行，迅速将各自未曾出售的剩余美金公债如数归解国库局。孔祥熙面谕吕咸，以犒赏行里推销公债的有功人员为名，从中拿出一部分售给国库局职员；又以调剂行中同仁生活为名，从中拿出一笔分给中央银行内副处长、副局长以上干部。并指使手下做假账，以假名、假地址的方法，制造套购美金公债的迹象。一旦事发，也无法核对验证。吕咸等人第一批购买美金公债券金额三百五十万四千二百六十美元，照官价折合法币七千零八万五千二百元，全部送给了孔祥熙一人。第二批又购买七百九十九万五千七百四十美元，按照官价折合法币一亿五千九百九十一万四千八百元。此后，又分两批先后购买了一千五百三十万美元和七百十万美元公债。半年内，五千万美金公债全部被鲸吞完毕。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外界先是传闻中央银行职员私分剩余美金公债，到后来，孔样熙鲸吞美金公债的消息也传了出来。重庆几十家报纸的记者纷纷跟踪报道此事。由于新闻界的介入，舆论大哗，国民政府不得不把郭锦坤、吕咸等人抓捕查办。所以没有多久，傅斯年等人就基本了解到案件内幕。他与参政员黄炎培商量后，又联络到陈赓雅等参议员，决定在参政会上公开揭露孔祥熙贪污美金公债案。他与陈赓雅等人把有关材料集中起来，拟成提案，提交大会秘书处。
大会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王世杰害怕事情扩大，出面找提案人和联署人谈话，劝傅斯年不要把此提案正式提出。王说：“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提案人、联署人（大会规定，提案须有五个以上参政员联署才能成立）以及大会信誉都会有损的。傅先生是否再考虑考虑，拟请自动撤销，另行设法处理？”
“此案证据确凿，必在会上提出，王部长不必劝了。”傅斯年坚定地说。
王世杰将此事向蒋介石侍从室报告。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遂向蒋介石报告了此事，说：“参政员提案，孔院长鲸吞美金公债，当此困难时期，孔趁火打劫，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实在太失公职人员体统。”
蒋介石说：“这事很糟糕，庸之只好辞退，所吞美券只好分期吐出。但是不宜在参政会公开提出，一列入提案，对友邦将造成极坏影响，对我们抗战将不予继续支持。”他要陈布雷以新闻界前辈身份给参政员说一说这种利害关系，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
陈布雷遂去见傅斯年，违心地按蒋介石的意思说明：“傅先生此提案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美、英、苏等友邦更会认为我们堂堂民国实乃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很可能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后果之大，就不堪设想。前此不久，想来傅先生也是知道的，那就是政府决定黄金加价，被财政部高秉坊泄露，掀起轩然大波。高秉坊虽说被查办了，可友邦朝野人士啧有烦言。现在大舞弊案发生，必然会引起友邦的更大失望与不满，这点，想来也不是傅先生与各位参政员所愿望的。”
傅斯年历来敬重陈布雷的人品，而陈的分析又不无道理，傅不得不做退后一步的考虑：“请问陈主任，那么尊意以为如何办？难道能让此等人大发国难财？”
“我想是否可以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主席团负责人亲交蒋主席查办，相信蒋主席是会严办的。这样既可达到查办目的，也可照顾到影响。”
这座欧洲式花园住宅位于上海永嘉路，它的主人是孔祥熙 傅斯年表示要考虑考虑。但傅斯年要揭露孔祥熙的事在社会上传开后，很多人为他担心，连远在美国的胡适也专门写信劝他，停止抨击孔祥熙。傅斯年回信给胡适，表示一定要揭发孔祥熙。
1944年9月7日，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中央银行可以说是一个谜，因为许多情形我们不知道，不过里面山西同乡很多。这个银行究竟是国家一个机关，抑是私人的结合？是国家的组织，何必一定用山西人？我们希望中央银行国家化、机关化，还有关于账目也要查明。”
“黄金问题。我们知道去年黄金发售，裕华银行买了大批黄金。他卖出来金价高，买进金价低，这是重庆社会上都知道的。上两个星期，黄金停止出售，而黑市高出一万。美国借给我们的黄金，据孔副院长报告，这个黄金用飞机运到后作调剂金融之用，请财政部报告美国的黄金运到多少？要卖的多少？以及每周出卖的情形与以后还卖不卖，运不运？我们觉得，对于美国借给的黄金应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不能枝枝节节为私人发财之用。”
“黄金储蓄券。去年大家知道，市场固然有这个东西，据孔副院长说，过去很少买。可是有人过去曾买过却没有买到，而孔副院长最近出国前，以大批储蓄券分送给人。这券是国家的，不能分送给人，这种情形是否有对国家大员行贿之嫌？”
“我刚才所询问的一切对本会负责，对会外也负法律责任。我坚决要求对我上述所提出的四点予以彻底清查并报告本会驻渝委员会。”
对傅斯年的质询，财政部不得不硬着头皮进行答复说：“黄金储蓄券初发行时，多方劝募，购者甚少，嗣因涨价，又争先恐后，此系社会人心关系，一则发财念切，一则可以觇其希望胜利之信心。买不到者，或因步人后尘；买得多者，当系捷足先登。至分送黄金储蓄券一节，并无此事。”
蒋介石则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问：“傅先生信任我吗？”“我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得很干脆。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说到这里，傅斯年有些激动起来，在座的人都为傅斯年捏了一把汗，蒋介石虽然不悦，只得说：“吃菜，吃菜！”
1945年，傅斯年再次联络部分参政员，向国民参政会提交《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案》。傅斯年等人在提案中说：“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有烦言，政府并无人查询。而一有事实暴露，即为触犯刑章。如黄金案主角郭锦坤已在法院取保矣，而国库局私自朋分成都未售美金公债一案，至今尚未送法院。由此例之，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至于中央信托局，亦每以触犯刑章闻。如前者之林士良案，今者黄金案中钟锷、王华以下皆涉及。此等机关如不彻查严办，必不是以肃国家之政纪……”
南京高门楼80号，也曾是孔祥熙的公馆 在傅斯年的穷追猛打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长。据后来联邦调查局向美国政府的报告，白宫前后援助蒋介石共计38亿美元，被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共贪污了7.5亿美元。
上下其手 黄金风潮之谜
1942年，美国政府向重庆国民政府主动提供了五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支持中国战时财政。国民政府用其中的三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约合市两五百六十九万两。加上孔祥熙早先购存美国的价值二千万美元的黄金，中国政府在美国共存放了约六百万两的黄金。1945年3月因私分美金公债，导致了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下台。1946年因为黄金风潮，导致了宋子文的下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44年，存放美国的黄金转运印度加尔各答，陆续经驼峰航线空运回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随即于当年9月开始举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即储蓄人按当日牌价在银行存款法币，到期可以提取黄金。
1945年3月28日下午，财政部长俞鸿钧召集中央银行等各重要行、局的负责人，宣布从3月29日起，黄金储蓄价格从原来的每两两万元提为三万五千元。此时，重庆各银行已经打烊，第二天又是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照例各单位停止办公，所以财政部认为是不会出什么漏子的。但是，内部有人事先泄漏了消息，当晚，各银行、公司、企业、机关互相串通，连夜办理黄金储蓄业务。
有的单位因时间短促，筹不到现金，竟用空头支票、银行间互相流通的本票订货，一夜之间，售出黄金万余两。
第二天，这桩抢购黄金风潮一经新闻界揭露，轰动重庆。当局被迫宣布核查，结果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琨因泄漏消息被判刑三年半，中央信托局业务处经理王华因为局中女同事哭闹，大家合伙舞弊购买黄金事泄露，亦被判刑。另外一个被审判的主角是中央信托局经办黄金储蓄的主任戴仁文，他用公家存款购入黄金五十两。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王绍斋也被揪出判刑。
但是，时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杜月笙购入的黄金更多，事发后避往安徽屯溪。俞鸿钧的亲信秘书、大业公司经理李祖永在宣布加价的当天购入黄金三千三百两，在有关方面的庇护下，不予追究。中央信托局局长钟锷也是“从缓处理”。
由于此次黄金风潮，行政院长孔祥熙被迫辞职，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下令凡购买黄金存款的储户，一律“捐献”四成给国库。当时，“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共二百二十万两，国库得捐献八十二万两。有不少大户得到消息早将黄金提走，被迫捐献者多是中小储户，很多人血本无归，纷纷破产。对于这种巧取豪夺、不守信用的行径，美国的舆论给予了强烈的抨击。为挽回民心，国民政府于1945年6月停止黄金储蓄，并禁止黄金自由买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和美军剩余物资，价值达一百亿美元以上，又将实际为一比二十五的法币对伪中储券比价改为一比二百五十，捞取了不少于一百亿美元的不义之财，大量回笼了货币。宋子文组织黄金价格评定委员会，逐日公布买卖价格，指定中国银行在重庆买卖黄金。到1946年2月28日止，共买入六十八万余两，卖出二十二万余两。
然而，一时得到平抑的物价仅维持了短暂的时间，又呈现急速上涨的势头。社会游资纷纷转入流通领域，大肆抢购物资，囤积居奇，逐渐形成了投机风潮。美国顾问杨格向宋子文建议，向社会大量抛售黄金现货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1946年3月4日，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出售黄金。
1946年的黄金风潮，导致宋子文下台 中行总裁贝祖诒、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选择了三家金号，即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和两家银楼方九霞昌记及杨庆和发记作为抛售黄金的代理人，以两种方式向市面抛售黄金。一是明配，每天上午十点，由业务局公布牌价，上述五家金号、银楼申请当日购进的黄金数量，由央行配给，下午收市后，各配售金号、银楼将价款上交国库；二是暗售，当时市场抢购黄金之风甚烈，明配的黄金总是不敷需求，于是有黑市的产生，中行就按最高黑市价格委托上述几家金号、银楼向市场抛出大量金条，以压制黑市。当时五家金号、银楼的总资本为六千七百七十万元，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黄金停售为止，共售出黄金八百五十万两，以1946年3月每两平均价一百五十六万计算，值十三万二千六百亿元。
詹莲生是上海金业同业工会主席、同丰余经理，他是抛售黄金的主办者，其余四家的配售、暗售额均由他决定。每天中行决定牌价后，林凤苞、杨安仁就用专线电话通知詹，詹就这样操纵了市价，上下其手。詹莲生还捞到改铸金条的肥差，当时中行库存金条都是四百两一块，市面上出售的是十两一条，贝祖诒就以每条三分的火耗委托詹莲生改铸。据詹自己后来承认，每天可得二百四十两火耗，总共得了八万六千两之多，自然少不了有关当权者的好处。詹在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的一年中，总共经销四百五十万两黄金，除了火耗，还有三分的利润，又得了十三万五千两左右，赚进巨额黑钱是可以想见的。
原来，同丰余的后台老板是徐补荪，他才是上海金业中的真正老大。詹莲生和贝祖诒是苏州同乡，又是亲戚，贝祖诒是宋子文的亲信，宋担任行政院长后，又任命贝为中央银行总裁。林凤苞、杨安仁则是贝任职中国银行时的亲信。他们上下其手，沆瀣一气，结成了一张关系网，在黄金抛售中翻云覆雨，从而直接引发了黄金风潮。
从1946年3月开始抛售黄金后，直到6月，价格波动不大。但自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部队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挽救财政危机，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撑局面，导致通货膨胀，人们纷纷抢购黄金以自保，造成黄金销售价格迅速上涨，使五家金号、银楼售出更多的黄金，于是黄金库存日渐减少，外间听说消息赶紧抢购，价格于是不断攀升，形成恶性循环。
到了1947年1月中旬，上海中央银行国库库存金块终于售罄，宋子文命令用运输机将重庆库存的厂条也运来抛售，市面见渝条出现，知道国库黄金已临枯竭，更加疯狂地抢购，价格攀升到五百三十三万元，宋、贝见形势不妙，于2月8日下令停止暗售。暗售一停止，黑市无人压制，直窜而上，竟达一千万元之巨。由于黄金抛售只在上海一处进行，其他各地只有牌价，买金人在当地中央银行交款登记，随时到上海领货。央行宣布停止暗售后，各地牌价比上海高出二百万元左右，于是，各地投机者纷纷赴沪抢购。广州、重庆、武汉、南京、北平等大城市到上海的飞机常常被包占，以至机票价格也同黄金一起飞升。
各大公司、大企业停止生产，把所有的资金拿出来搞黄金投机，而且还向四行大量贷款，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四行贷出此类“生产贷款”六百五十亿元，其中1946年12月一个月中就贷出五百六十亿元，各行对这些贷款的用途未作核查，使得无论抛出多少黄金，市场购买力仍然保持旺盛势头。
在抢购黄金的带动下，市面上又兴起抢购美钞外汇狂潮，仅1947年2月初的十一二天里，美元价格就涨了一倍半。美元抢购与黄金抢购互相攀升，使美元、黄金库存急速减少，到1947年2月中，黄金只剩下二百三十余万两了，美元则濒于枯竭。蒋介石此时才明白，他的舅子几乎要把国库掏空了，于是大发雷霆，中央银行被迫于2月15日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
1947年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禁止黄金及黄金制品在市场买卖，禁止黄金作为货币在市面流通，冻结黄金价格。并决定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等组织调查团，调查军人在此次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情形；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调查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由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监委调查公务人员贪污渎职的情形。
杜月笙 何汉文等四监委对詹莲生和同丰余进行调查，发现同丰余做如此大的买卖，连账本都没有，平常到中央银行领收黄金，并不按规定用现金缴款，而用支票；到国库领金，没有填写有关票据；董事会名单中还有两个假名不知何人；2月8日最后一次抛售黄金时，同丰余承购五百四十条之多，上交价款中有一张二十五亿元的票据并未兑现，又没有换成转账申请书以便日后兑取。四监委再向上海社会局查核，发现同丰余居然未经注册。四监委决定以詹莲生为突破口，詹对高达二十余万两的火耗和销售利润直言不讳，对黄金交易的内幕也当趣事来讲。杜月笙即派他的徒弟、军统少将特务、立法委员王新衡请何汉文吃饭，劝何汉文不必太认真，不妨把笔录改改，叫詹莲生拿出二百根条子来打点打点，大家都很方便，并说他转达的就是杜月笙的意思。
何汉文抓住狐狸尾巴后，决定对詹莲生等人继续调查，不久，将黄金风潮案中的舞弊情形送交上海地方法院。在全国舆论的压迫下，法院判詹莲生十二年徒刑，判林凤苞、杨安仁七年徒刑。
不久，监察院数十名监委由何汉文领衔，又提出了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并将宋、贝玩忽职守，收受贿赂，勾结商界人士以牟取暴利的调查报告全文公布。立法院院长孙科召开立法院临时会议，召来宋子文、贝祖诒进行质询，立法委员对其展开了尖锐抨击。宋子文恼羞成怒，中途退席。贝祖诒见形势不妙，就把责任往宋子文、林凤苞、杨安仁身上推，并抖出了许多内幕。
立法院长孙科 监察院、立法院虽然掌握了宋子文失职的材料，去征询蒋介石的意见，蒋批示道：“事到如今，有何办法！”原想包庇宋子文过关，因为他手上有美国二十亿美元贷款，这笔贷款是抗战末期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向当时任中国驻美采购团团长的宋子文承诺的。当时预计，对日战争必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样，中国战场就具有牵制二百万日军的重大战略价值。没想到原子弹和苏军出兵东北使日本迅速投降，中国战场没有太大的价值，于是中美二十亿美元贷款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后来蒋介石见贷款希望渺茫，于是决定罢免宋子文，也好对国内外舆论有个交代。
1947年3月，蒋介石批准了宋子文的辞呈，派其去当广东省政府主席。但轰动一时的黄金风潮案并没有就此降下帷幕，不久，监察院调查了宋子文贪污外汇和侵吞美军剩余物资的事实，再次对其提出弹劾，宋子文最终避走美国。
内部作案 币制改革泄露之谜
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当局颁布了币制改革方案，用金圆券代替发行多年的法币，但由于事先被泄了密，有神秘人物在头一天抛出了手中大批股票，利用币改大发横财。一经报端披露，引起全国舆论大哗。这事件又是怎么发生和了结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