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军事力量同人民解放军相比已渐处劣势，而维系国民政府命脉的经济体系由于法币的破产亦渐趋崩溃。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由于滥发法币，到1948年8月，法币流通量已达六百四十万亿元，是1937年6月流通量的四十五万倍，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危局，决定实行币制改革。
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王云五在南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从即日起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法币。他一再强调：币改早有准备，却未透露一点风声，直到公布，大家才知晓。这是社会的进步，政府的进步！然而，一桩惊天大案已经发生了。
第二天，《大公报》上一条消息震惊了全国。在大标题“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下，添加一条“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消息说：“19日上午，有某隐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直至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股票，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全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有关消息。
风声传开，王云五坐立不安。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和刚到上海任上海区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蒋经国震怒不已。南京政府亦深感事态严重，任凭谣传发展下去，刚发行的金圆券信誉岂不毁于一旦？
财政部给上海金融管理局和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接连下了几道密电：事关行政纪律，无论是否事实，均应彻查查究。该案报载既有具体日期、地点、种类、数量，根据此项线索严密追究，并从多方彻查，必可求得真相。合行电仰该局长、该监理员克日严密查究，务将事实真相于电到三日内详细报部，不得稍有隐纵为要，并加派周德伟参事赴沪，会同侦查。
8月26日，南京检察院也签发了“宪机字第五六七五号通知”，委派唐鸿烈、孙玉琳两委员火速赶赴上海，急查《大公报》所载“隐名之人”真相，以正视听。
唐、孙二人于次日晨抵沪后，顾不得旅途劳累，驱车直奔上海路二一二号《大公报》经理部。李经理一见来者，知道事情闹大了，遂告知此消息乃本报记者季崇威采访所得。当晚，唐、孙寻到季崇威，晓以利害，希望合作。哪知这位“老记”软硬不吃，唐、孙二人终无收获。
此时，财政部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理员王鳖堂也急忙与《大公报》联系，并驱车亲自拜访该报老板王芸生，查寻消息来源，未获线索。王监理回去后召集下属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立即召见证券交易所各经纪人询问，进行账目检查，但仍无结果。
财政部上海金融管理局一方面派人到证券交易所调查8月19日各经纪人证券买卖情形，另一方面先就20日沪报所载19日证券市场交易过程中有卖出股票之各经纪人分别派员检查，但检查结果各经纪人账内客户委托买卖股票数量并不多，最多的仅八十到五十万股，并无任何违法之举。金管局的官员们推测，“如无巨额抛空，必非场内交易”。便与其他调查机关取得联络，并派精干人员在场外调查，以期获得线索。
8月28日上午，蒋经国召集有关方面在上海市警察局开会，商议破案之事。会议开了一半，突然接南京总统府电令，全文只有五个字：
“限七天破案。”
在座者皆面露难色，蒋经国给大家打气说：“现在看来，肯定有这等事，希望各位同仁通诚合作，互通消息，各位都是有经验的破案高手，相信我们一定能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给总统和民众一个交代。”
会后，上海金融管理局立即派人与王鳌堂接洽联系，王将调查的当日各经纪人证交数量表记录全部提供给该局。恰巧上海交易所将各经纪人证券成交数量表亦送至该局。两相对照，仔细核查，在上海二百三十七家经纪人中，选择其中卖出永纱股票数量在三百万股以上及其他有场外交易嫌疑的经纪人进行重点检查，共查出五五、八五、九五、二二四、二三五、二O四、一九O、二三七等二十二家嫌疑单位。然后，金管局抽调大批精干人员会同上海市警察局，兵分几路前往检查，特别注意有无场外交易及支票存根、送款簿等记载。这次检查大有收获，有场外交易行为的一九O号经纪人林乐耕浮出水面。他在8月11日和12日两天，买进二三七号经纪人杜维屏永纱股票一千六百万股。
林崇墉一声令下：“马上拘传林乐耕！”警察便迅速拘捕了林乐耕。谁知这位股票市场上做“多头”的老手，由于政府公布币改方案，引发了股市连续下跌，眼见自己股票放水，本就一肚子怨气，于是“竹筒倒豆子”，便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
林乐耕说：“我的证券号自7月份后交易清淡，直到8月16日始有大户交易，因为16日有杜维屏向我抛出一千六百万股（杜抛出我买进），到18、19日杜维屏又抛空，他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后来杜维屏在19日下午就抛给一六号经纪人泰丰证券号五百万股，除杜维屏抛空外，还有二八号、二三七号、六五号、一四五号、三八号、二三一号等经纪人亦有抛空。另外，我还在市场上听人说，有从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将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告诉杜维屏、盛老七、潘序伦三人。”
杜维屏何许人？此乃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亨杜月笙的二公子，谁敢动他？警察局颇感棘手，只得汇报给蒋经国。蒋经国下令：“不论是谁，都给我拿下！”
9月2日上午，在上海市警察局七楼会议室，检察院检察委员、市警察局、金融管理局及财政部特派员等传讯了杜维屏。上午10时半，审讯开始了，杜维屏带来了下属证券主管邱云峰，以下即为审讯的原始笔录。
“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
“杜维屏、二十七，上海，鸿元证券号老板，住霞飞路新康花园九号。邱云峰，二十八，上海，鸿元证券号经理，住证券大楼四六五室。”
“据我们调查所得，贵号于8月11、12日有永纱股票一千六百万股卖与林乐耕。”
“我不清楚，请问我号中的邱经理，他知道。”
据邱云峰坦白：“19日早晨，未开门即有客户李伯勤携两女人来等候，一开门，每人抛出二百万股，本来本号限制每人交易一百万股，然彼等云愿即付保证金，故允与交易。一抛后即跌停板，故本号亏本甚大。这几个人下午又来了，在和其他客户闲聊中，透露出那个男人是一早由南京赶来的，其中一女子为李伯勤的妹妹，另一女子系北方口音。”
警察立即去李伯勤登记的地址，到后才发现这里并不是李伯勤的家，而是其妹李国兰的家，李伯勤只是长期借住于此。警察在屋内没有搜到李伯勤的踪影。于是将其妹李国兰拘捕，讯问其兄的去向。她只说其兄已离开她家半年多了。后来，警官乐嘉芳从李家仆人处探悉：李伯勤有时寓于复兴路瑞华坊57号其友高祥生家。警察赴高家四周布控，守候李伯勤。通过掏李国兰的口供，将住在湖南路343号中国石油公司宿舍内的另一嫌疑人杨淑瑶也拘捕归案。
几经审讯，李国兰供出她的丈夫陶启明，在南京财政部资料室做秘书。
警察问：“你丈夫18日晚回来和你谈起抛空的事吗？”
“谈过，当时我们大家以为最近报上有变动消息，所以预备做股票，我丈夫表示同意。”
“那你抛空事先你丈夫知道吗？”
“知道的。”
“二百万股赚了多少钱？”
“约二十四亿。”
“你同杨淑瑶是怎么碰见的？”
“我去找她的。”
“怎么开户的？”
“没有开户，我是托我兄李伯勤代开‘兰’户做的，一切手续托他办的。”
在警察局接受审讯的杨淑瑶，生性胆小怕事，警察一问，马上道出了事情的经过：8月19日上午8时许，李国兰来约她去华美做股票，说有消息，这次包赚不赔。上午9点到那里，由李伯勤为她及李国兰开了“淑记”、“兰记”账号。9点半开市即做好抛出永纱股票的准备，在16450点时抛出一百万股，在16000点时续抛出一百万股，赚到的钱托李国兰存了起来，其他的她一概不知。
案情调查至此，一切都已明了，这个“隐名之人”就是陶启明。
财政部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马上接通南京财政部部长办公室电话。当时王云五已下班回家，接电话的是王云五的心腹、该部秘书长徐百齐。徐百齐一边做着笔录，一边淌着汗，等王讲完挂了电话后，他还机械地重复着：“好，我马上呈报部长。好，我马上呈报部长。”
原来，陶启明进财政部是徐百齐保荐来的，币改的消息也是他漏给陶启明的。徐百齐立即去见王云五，向他报告事情的原委。
震惊之余的王云五手书一函，派人交给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本部秘书陶启明，据报19日曾抛售永纱股票，该员泄漏公务秘密，嫌疑重大。身为公务人员，竟有如此不法行为，实堪痛恨，应请贵厅即予逮捕，依法究办。”黄珍吾派人去财政部三楼单身宿舍捉拿陶启明，陶不在。王云五又让人事处长吴兴周调出陶启明的档案，取出陶的二寸小照，交给黄珍吾，请警察厅协助缉命。当晚南京警察厅派出警员达千余人之多，在各交通要道、车站、中山码头巡查，以防止疑犯潜逃。其实陶启明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他赴宴去了，到了深夜才回宿舍，当即被带到警察局。
9月3日上午8时，警察开始审讯陶启明。熟知法律的陶启明百般抵赖、狡辩，死不认账。坚持到5日，他终于招出同案犯还有他的上司徐百齐。
徐百齐原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从1931年到1942年任商务印书馆法律书籍主编，深得王云五赏识，后又到上海律师事务所工作。1946年，经王云五提携，任经济部主任秘书。1948年王云五任财政部长时，徐便改任财政部秘书长。同年6月，本在台湾法院任推事的陶启明因“法律、英文均好”，被徐引进财政部当秘书。
就在陶被捕的第二天上午，徐百齐自感罪责难逃，主动找王云五密谈了数小时，尔后由王云五电话通知警察厅黄珍吾：“徐百齐为表明心迹，自请看管，请派员来部监管。”次日，王云五在给行政院报告中说：“全国银行封关两天的电令是由徐百齐拟的，用人不当，深至欠愧！”
在陶启明供出徐百齐后，王云五又发函致黄珍吾：“本部停职秘书徐百齐，因为陶启明之介绍人，自请看管。倾据贵厅刑警总队审讯陶启明之口供，认徐百齐有重大嫌疑，请自行逮捕，拘押法办……”
于是，徐百齐被“请”到了南京警察局。
至此，由于财政部泄密而引发上海证交所发生抛空大案的案情已全部明朗。9月28日下午，上海法院宣判杜维屏、李国兰等人。判词云：“买卖股票本属合法交易，但须在交易所法许可范围以内。否则，就是违反交易所法。”根据这一罪状，李国兰被判处徒刑10个月，杜维屏被判处徒刑8个月，杨淑瑶被判处徒刑7个月。违法经营场外交易者，财政、工商两部根据情节给予处分，经纪人杜维屏被吊销营业执照。
监察委员孙玉琳等联名纠举王云五用人不当，严重失职。但南京检察院认为该案与王云五无关。他先于9月22日飞赴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去了。财政部和上海金管局派人会同调查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理员王鳌堂失职一事，王鳌堂也就成了替罪羊，不久即被免职。
1949年1月19日上午10时40分，南京地方法院做出如下判决：“徐百齐、陶启明共同对于非主管或监管之事务利用机会图利，各处徒刑七年。”
所谓的宣判只是一纸空文，徐百齐的七年牢，只坐了二十二天，2月10日即离开娃娃桥监狱，离宁返沪。陶启明不久亦被释放。
这场财政部泄密而引发的证券抛空大案曾轰动全国，但随着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而草草收场。
“窝里斗”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之谜
1948年，国民党军事战场节节失败。与此同时，在经济战线也濒临崩溃。“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物价飞涨，使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制定了“经济紧急处分方案”，蒋经国临危授命，去执行“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的“救国大任”，蒋太子的这一行动被称为“打老虎”。然而，仅两个多月，这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就失败了，内阁倒台，蒋太子铩羽而归，“打老虎”彻底失败，这其中的内幕如何呢？
1948年8月初，国民政府决定：在行政院下设立经济管制委员会，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委员会正副督导员；经济改革的内容：(l)自8月19日起，以金元为本位，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10月20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2)限期收兑人民手里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经济管制，以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总预算与开支。
按国民政府公布的物价管理办法，规定所有的货品必须停留在1948年8月19日的市价上，即官方所称的“八一九防线”，企图整顿与管制上海的财政金融与市场物价。
蒋经国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许多工商业者只能忍痛把现存的无法藏匿的商品亏本销售，有办法的大户则把商品囤积起来，造成有市无货的局面，于是，一批违法者就遭到严厉的处罚，这就是“打老虎”运动。在蒋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上海的军警全部出动，到全市各市场、仓库进行搜查，“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至9月底，惩治豪门巨商进入高潮，一批违法者相继被枪决，六十四名工商巨头被逮捕。蒋经国踌躇满志，公开演讲道：“在上海应当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繁华的南京路与四川路口的迦陵大楼，是赫赫有名的孔祥熙家族的“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所在地，董事长是孔大少爷孔令侃。往常，一跨入迦陵大楼，里面的电梯不断地上上下下，办公室内的职员忙忙碌碌，来往的客户熙熙攘攘，公司规模和气派简直堪与中央银行媲美。9月29日，扬子公司总部情况异常，公司职员个个惊恐不安。原来，就在这天午后，扬子公司囤积于利喴汽车公司二楼仓库的大批物资被查封，旋即大连路277号仓库及虹桥路仓库亦告急。事起仓促，坏消息纷至沓来，向来有恃无恐的孔大少爷也出了一身冷汗。
扬子公司自1946年4月创办以来，依仗孔祥熙的权力、财力和“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庇护，业务飙升，发展极速。为了能赚大钱、黑钱，孔令侃利用特权，窃取国家的经济情报，获得汽车进口“合法”权益，邀宠于各国工商财团，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货源。走私、逃税、套取官价外汇，无所不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便赚取了大量的黄金美钞。据《工商天地》杂志1947年8月第1卷第9期刊载的《扬子孚中案全貌》一文云，扬子公司“官僚资本的庞大，挟其政治特权，经济实力，已威胁到美商利益”，因而美商亦起而攻击。“1947年美国合众社最先揭发扬子公司，继而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由国民党政府内对孔宋极端不满的一部分人发难，选择在魏德迈来华，联合美商群起指摘之际，来一个总攻击，企图整个拔除孔宋官僚资本”。
国民政府监察院甚至蒋介石都直接过问扬子案，但孔令侃似乎有“回天之力”，飞了一趟南京，风波便很快平息。然而，眼前发生的扬子公司仓库被封的事却颇为棘手，不好对付，因为孔大少爷的对手是他“铁面无私”的表兄蒋经国，他脑海中甚至闪过要不要去香港避避风的念头。但孔令侃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此人精明能干且心狠手辣，为攫取巨额利润，哪怕是嫡亲娘舅宋子文也要狠杀一记，1946年那一幕甥舅夺标的丑剧便是明证。此次囤积居奇，本想发一笔横财，如何甘心束手就擒？
就在扬子公司囤积物资被查封的当晚，有关查封的消息就有人通过电话传到了南京。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在其旅华回忆中所记：“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席。翌晨（10月1日）飞沪，经宋美龄从中干预，此一丑闻，喧嚣中外。”至于孔令侃如何求援于姨母，外人无从知悉，总之宋美龄飞沪是事实。据《大众新闻》杂志云：此案一经破获，南京便飞来一位“太上人物”，此人与孔家有极深渊源。“太上人物”即指宋美龄。孔令侃不仅求援于宋美龄，而且还亲自登门拜访上海市长吴国桢，请其为扬子公司转圜。还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渠道放出流言：查封之新小汽车非扬子公司所有。10月2日，上海警察局发言人“正式发布”扬子案时，有意维护扬子公司，说“所抄查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又特别说明“所囤大批汽车并非孔令侃所有”。10月3日，《申报》亦发消息云：“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则并非事实。”孔系的《时新晚报》还写了社评，将扬子公司的问题洗刷得干干净净。
蒋介石与宋美龄 10月3日，有关“扬子案”的消息不胫而走，迅即传开。上海、南京、北平各家报刊争相报道。《申报》以《抄获扬子建业物资——呈候经管当局核示》为题，《大众新闻》以《首席豪门一大杰作孔令侃惊人囤积案真相》为题，作了详细报道。也有的报刊称扬子公司为“某大企业公司”，而称孔令侃为“某大豪门少爷”，语焉不详地作了报道。
据报刊披露：“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有新型汽车近百辆，呢绒、西药、钢铁、颜料、玻璃等三四千箱，种类不下三四百，把占地七八亩的仓库堆得没有一丝空隙。”
市民震惊了！社会震惊了！人们或涌向位于外滩中央银行二楼的经济督导办公室，或投书报刊，或寄语蒋经国，要求“清算豪门！”《大众新闻》杂志以醒目的标题刊登“大老虎不打，小老虎死得太冤枉，中老虎牢里要叫屈”的评论文章。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监察院诸公这一次不甘“痴聋”了。一年前，监察院曾过问“扬子案”，终因豪门权贵干政而受挫，因而对扬子公司憋了一肚子气。这次欲借彻查之机，狠狠地杀一杀孔令侃的威风。10月8日，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委邱在渭、金越光抵沪，看来，孔令侃和扬子公司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
孔令侃深知蒋经国那一关不好过，硬顶只会把事情搞糟，迂回周旋方可拖延时间。于是，他写了一封称兄道弟的信给蒋经国，为自己百般辩解，说扬子公司所有物资都已“合法登记”，措辞之中似认为警察查封他的仓库违反了法律。
宋美龄把扬子公司和蒋经国以及孔令侃之间斗争，通告了正在北平的蒋介石。蒋正在圆恩寺主持对东北军事行动，他立即飞回南京。傅作义气愤地说：“军事如此紧张，总统家事重于国事，如何能不败？”
10月9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抵沪。有关方面曾把“扬子案”提出陈诉，孔令侃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直接请宋美龄出马。据《大众夜报》1948年10月9日报道，当天上午10时，宋美龄亲自驾车“‘携’孔令侃晋谒总统，孔氏御灰西装，神态怡然”。另据曹聚仁的记载，“当宋美龄带着大公子（孔令侃）去看蒋先生的时候，经国已经束手无策了”。宋美龄请来蒋介石，将蒋经国训斥了一顿，指责蒋经国“太露！过火！”蒋经国只好偃旗息鼓，对外界则称“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他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本星期（10月3日至9日）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称，“第一夫人”直接干预扬子案，使该案追查不下去，这是“不争的事实”。嗣后，《大众夜报》、《正言报》因热衷报道扬子案消息被迫停刊，蒋经国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政治小丑，而孔令侃又恢复了往日的威风，从此更加有恃无恐。
家族干政，豪门当道，群情哗然的后果是“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忙”。总崩溃前夕的这一幕，在观众的惋惜声中黑灯暗场。
12月21日，国民政府监察院发表了对扬子建业公司囤积案之纠举书，全文长达一万二千字。其中这样写道：“公司总经理孔令侃有仗势逃税，囤积居奇，非法牟利之嫌，扬子建业公司应受停业处分，其涉及司法部分应移送法院办理。”（原档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对这一纸空文，孔令侃根本不予理睬。此后，法院又多次传讯孔令侃，他拒不到庭，舆论界虽议论纷纷，却也奈何他不得。
轰动一时的“扬子案”不了了之，孔令侃依靠家族权势终于“化险为夷”，蒋经国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就这样失败了。
走私与缉私 蒋桂鸦片争夺之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置了全国禁烟委员会，以厉行禁烟大政。1928年11月6日，全国第三次禁烟会议上，蒋介石亲临训词：“禁烟一事，事关国家社会及民族生存，禁烟委员会务须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实地去做。应先从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内有任何人敢于以身试法、吃烟运烟者，中央必铁面无私，严厉处置，绝无宽恕！”离蒋介石的讲话不过半月，上海就发生了数量巨大的鸦片走私，是谁有如此胆量顶风作祟？
1928年11月23日，上海《申报》曝出特大新闻。警备司令部侦查队于13日得密报：招商局江安轮将由汉口私运大批烟土，于21日晚上到沪。即派侦探往查，共查获烟土二万两许，即移往小轮运至大达码头，再用搬场汽车运回队部。现已将此项情形呈报警备司令部，再由部电报中央核办。同时，该报又刊登了淞沪警备总司令熊式辉致全国禁烟委员会的电文：“南京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张（之江）主席勋鉴：顷接敝部侦查队报告，昨晚在招商局码头，抄获江安轮夹带之烟土二万两，已饬封存，定期焚毁。除令侦查人员严密缉拿，以期净绝根源外，特电奉闻。”
11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通过《申报》曝出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据属区报称，22日凌晨一时许，有身着武装者三十余人，在大达码头起卸烟土。巡官李存正率警查拿，当以人少，反被掳劫，迄今仍拘禁白云观警备司令部侦查队队部。所有烟土，被武警运往租界，无法阻止。武装运烟，国法何在？应请迅赐查究严办，以严军纪。当日《申报》还登有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致南京的“十万火急电”：南京分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军政部长冯（玉祥）、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钧鉴：武装运烟，掳劫官警，计邀垂察。刻悉是项烟土，运至白云观后，立即武装向租界运去。当此厉行禁烟之日，发生此种行为，深堪骇异，应迅赐查究严惩，以申法纪。
由上面两则截然相反的报道来看，警备司令部所发的消息，缉拿烟土似极为顺利，而公安局的消息中称遇武装运烟，掳劫官警。武装运烟掳劫官警者，显然系指警备司令部方面。
其实这次鸦片走私案的后台是财政部长宋子文。他利用招商局的船只贩运烟土至上海，由蒋介石的亲信、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保护经销。当时蒋桂、蒋冯交恶日甚一日，上海市长张定璠属桂系人物，他从冯玉祥的老部下、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处得悉江安轮运烟土到沪的密报后，通知公安局长戴石浮缉拿。戴石浮即布置警士昼夜监视水陆码头，21日深夜，当警备司令部侦查队起卸烟土时，公安局巡官李存正带着六名警士上前盘查。侦查队依仗人多势众，将李存正等掳去。
警备司令部因天机泄漏，干脆先发制人，抢先播发了查获烟土的消息。同时由市新闻检查处主任、警备司令部方面代表李德钊扣发公安局的新闻。市长张定璠怎能心甘就此罢休？便利用掌握宣传工具的优势，在沪上各报大登警备司令部武装包运鸦片的丑闻。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社会局长潘公展又公开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揭露并指责警备司令部扣押公安局的新闻稿及禁登戴石浮局长致南京的电报。
为了给中央施加压力，张定璠又特电蒋介石，大意谓江安轮运土案发生以来，上海乃至全国各界群起瞩目，议论鼎沸，若非迅予追究，易启民众怀疑，万恳迅派大员来沪彻查，公之于众，以利禁烟而慰众望。警备司令部自恃靠山硬，公然称公安局“妨碍公务，拦路劫夺烟土”。一时间，军警唇枪舌剑，互相攻讦，异口同声，请求中央彻底查究。公众闹不清真假，如堕九天云雾之中。上海各公团纷纷集会或登报声明，同声谴责，又致电中央，请求迅速派员来上海，查明真相，严办作案者。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致电上海市长张定璠：“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即日派员到沪，会同彻查，依法严惩。”
两天后，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王淮琛带领人员抵达上海。下车伊始，张之江即向新闻界表示说：“此案若不加严查，则不仅有丧中央威信，亦且贻笑国际，禁烟委员会亦大可撤销。”有记者问：“中央对此案有严办之决心否？”张之江不假思索答道：“有决心者有之，也有不一致的，但本人决心履行职责，彻查到底。”
张之江确实想使此案水落石出，一到上海，便夜以继日调查核实，逐一审问了军警双方当事人及证人，掌握了案情的内幕情况。在这个节骨眼上，国民政府文官处致电上海市政府：“奉主席谕，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令停职来京，听候审讯。”
有关鸦片大案尚未全部调查清楚，就要将当事人之一的戴石浮停职并审讯，显然这其中有猫腻。蒋介石与宋美龄结为伉俪不久，新夫人的面子总要给的，再加上蒋介石与英美等国拉关系，也离不开宋家这根支柱。所以蒋介石下令罢免戴石浮，对张之江的所谓“彻查”也是一个警告。戴石浮停职候审令一出，桂系立即做出反应，张定璠致电蒋介石：“此案起因，实由职府遵国府禁烟会密令，转令公安局严缉，戴局长奉行职责，职府似宜连带负责，应请一并停职，以明责任而昭法治。”上海各公团似已揣摩得几分案中奥秘，与上海律师公会、商民协会、拒毒会、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寰球中国学生会等举行联席会议，联名致电蒋介石，对戴石浮停职候审深表不满，内中有语云：“钧府令戴局长停职候审，或系运土案查讯中不可少之程序，但与戴同样当事之人，是否须经同样或较重之程序？切盼昭示大众……恐非国府所以自处也。”
12月3日，张之江依然我行我素，返回南京，对记者说：“运土案调查已告一段落，回京后，即将调查内容呈报国府，由中央处置。此案虽不能最后定论，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本人感到公安局方面理由似占上风。”他回南京后，得悉江安轮正由汉口来宁，遂会同招商局、江宁地方法院截扣了该轮，将十五名涉嫌船员拘捕审讯。同时敦促上海警备司令部，把侦查队长傅肖先等有关人员押解来京待审。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及市地方法院也联合组成了“运土案调查委员会”，继续审理此案，并急电行政院，请求即刻查办各方涉案人员。
12月11日，张之江列席行政院会议，报告了江安轮运土案调查结果并提出处理意见。然一周已过，杳无音讯。记者们天天等候在禁烟委员会门前，张之江均避而不见，得到的答复是：“张主席已将具体意见呈报国府，因事关机密，在未奉国府指令之前，不能发表。”记者们纷纷猜测情况可能有变化。事实正是这样，直至12月20日，张之江才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其要点为：一、禁烟委员会接到密报，云有大宗烟土由外洋至沪，因分函上海市政府及警备司令部密拿，故此次军警双方均系奉命办理公务。二、军方侦查队先得眼线报告而往搜查，警方保安队见起卸烟土而上前盘诘，由此发生争执，实属误会。三、此次运土案，为在逃之江安轮火仓头目王道余、厨师金大生等四人所为，已着缉拿。四、侦查队抄烟土时，既不查拿烟贩，又不追究船员，处理已有未合，该队队长傅肖先复又扣留警方李巡官，应负违法之责。公安局长戴石浮未察究竟，以军方武装运土等语登报，有损革命军人之声誉，交由警察总署论处。
紧张的幕后活动，平衡了双方的利益，迫使张之江改变初衷，发表这一通违心的谈话后，自感愧对国人，便以“近有沪土案及明年国际禁烟大会之准备，劳苦过度，故拟稍事休息”为托词，请求辞职。蒋介石当时的主要政敌是桂系，不希望再结怨于冯系，故而慰留张之江：“该主席办理禁烟渐著成绩，肃清毒害悉心规划，努力进行，盼勿以微疴遽萌退志，所请辞去禁烟职务之事，应毋庸议。”
随之而来的是江安轮运烟土一案大事化小，该案原拟由国民政府司法院直接审理，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称：“因案发沪上，为管辖及调查证据便利起见，应归上海地方法院受理。”
1929年1月7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江安轮运土案，各人所供大同小异，均称烟土由在逃的火仓头目王道余等四人装载船上。至于货从何处来、运往何处、属何人等等，一概不知。1月16日，审判长宣判云：“据各被告及证人供认证实，私运烟土主犯为王道余、徐阿大、金大生、李元子，案发时业已外逃，应予缉捕归案，所有烟土予以没收。王建美、王建实、吴秋生、工德文帮助贩运烟土，触犯刑律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各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其余王忠明等，尚未构成犯罪，当庭释放……”
熊式辉 2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节节胜利，上海市长张定璠“因病乞退”，自请辞职。4月中旬，桂系被彻底击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张定璠也逃离上海。国民政府下令对张定璠“严缉究办”。至此，蒋介石取桂系而代之，掌握了上海党、政、军、警全部大权。于是，轰动一时的江安轮运土案就此销声无闻，运土案的后台宋子文毫发未损，武装包运烟土的主犯熊式辉也照样当他的淞沪警备总司令。
至此，国民政府的所谓禁烟运动成了官样文章。
以毒攻毒 中日假币大战之谜
抗日战争期间，在国统区的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大批假币在流通，银行、商店紧急拒收，老百姓叫苦不迭。不久，沦陷区的市场上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伪币，给日本企业及汪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利用假币进行斗争，这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1935年1月31日，面对日本对华北的步步侵略，财政部长宋子文打电报给返美述职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布里特：“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尤其是货币方面所面临的危机，不可避免的危机可能在3、4月间，肯定6月以前就要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组织不健全的国家里，而又当日本为了控制中国目前正逼着摊牌的时候，届时中国政府只能作出如下选择：要么在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接受日本的贷款；要么就面临着事实上是在日本人庇护下各省使用不同的货币。”在这封电报里，宋子文向美国政府传达了一个信息，希望美国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帮助稳定中国的币制。
然而美国不愿意得罪日本，国民政府只得转而求助英国。在英国的支持下，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成功地进行了币制改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定货币。以白银为本位，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法币政策结束了中国货币的混乱局面，有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稳定并扩大了财政收入，也使中国方面能最大幅度地掌握现金和集中贵重金属白银等，以作为从国际市场购买军火之用，这对中国反侵略战争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法币政策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陆军省次官古庄指责中国此举“显系放弃亲日政策”，日方“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实现”。在日本的指示下，日本浪人在中国大规模走私白银，并制定了《华北金融紧急防止措施要项》，明确严禁法币在华北地区流通。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由于英美等国的支持，战时中国法币仍可以在上海租界及香港等地中外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及在沦陷区流通，这对日伪确立金融统治、推行伪钞和使用军用票是很大的障碍。于是，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便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研究对中国的货币战。这项恶毒的计划，由参谋本部陆军少佐山本宪藏具体负责。他和造币专家、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社长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社长井上源之承等人，研究伪造中国法币。这一行动得到了当时日本陆军次长东条英机的支持，他指示山本、井上源从速策划，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力协助这一绝密计划的完成。制伪小组选中了中国银行发行的五元面额法币作为试验对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匆匆印制出几十万元成品，火速运往中国，以打入中国流通领域，一部分作套购中国物资之用，一部分补特务机关经费之不足。很快，从中国传来了令他们震惊的消息：中行五元面额法币此时已退出市场流通领域。他们几个月的心血都付诸东流。为此，山本和井上源受到上司的严厉斥责。
于是在1940年4月，日方又成批伪造了中国农业银行一元、五元、十元面额的法币，共五百多万元。为不易被识破，这些假币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使其在外观上成为成色不新的旧币。这些运抵中国的假币，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或在华的“商社”机构，如上海的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等，真假币混合，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套取真法币及谋取侵华军费的重要手段。在日本的支持下，1940年汪伪上台后，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新“法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和香港，利用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四大银行钞票票版与印刷公司大量制造假法币。同时，日军特务机构查获了中国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强掠造币机器及相关材料。在九龙中华书局内存放的新近印刷、由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十元券法币及一批印钞机也落入敌手。商务印书馆密存的一批将由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五元券半成品及印钞机等也装入日本口袋。日本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人研究从香港掠来的法币半成品及编码、暗账废册，改进伪造技术。1942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二十亿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不久，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一艘美国商船中查缴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缺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十多亿元。日本从德国手中购进这批半成品并进行加工，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据估计，战时在日本国内制造、加工而输往中国的假法币就达三十亿之多。
对日寇制造的假法币，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对策，通令严禁假币流通，贩卖牟利者严行究办，举报者有奖，并对大案要案及时曝光，警示世人。如1943年广西桂林、全州等地贩卖中行百元券案，1940年浙皖等地中华版假钞案，江西吉安、泰和等地中行、交行五十元券假钞案的破获，都及时予以报道。1943年10月，在广西敬德县参议员秘书周某住所，捕获推销假钞贩子胡持中等三人，当场从他们身上搜出伪造交通银行五十元券共一万五千元。1943年、1944年，《中央日报》又追踪报道在香港被敌缴获并加工后流入大陆的1940年中华版券的动向，提醒百姓加以识别，帮助中央银行“查缉和吸收”。
在反假钞的斗争中，国民政府还采用“以假对假”的办法，以彼之道，施诸彼身。
有资料表明，为扰乱日伪统治区的财政金融秩序，蒋介石曾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筹建一所伪造日伪钞票的造币厂。为这一计划的顺利实现，中国政府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先进的印钞设备，又从中国银行造币厂中挑选精干的技术人员，潜心研制。戴笠通过汪伪财政部长、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获取了日伪银行的最新钞票版样，送往重庆炮制，其成品总数超过一万五千箱。这些伪造的货币被悄悄运抵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从这里偷运到日伪控制区。1943年的一天，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匆忙宣布，该行发行的十元票面的储备券有大量假币在市场上流通，该行不予承认，现金交易中也予拒收。一时间人心惶惶，市场混乱。被宣布的假币正面纹样以蓝色为主，印刷质量与汪伪储备券几乎不差毫厘，只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字上一个小点有些斜，一般人不仔细分辨是很难觉察的。这些真假难辨的假币，令敌伪伤透脑筋。
用假币对假币，是抗战时期对敌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既挫败了日伪货币的信用，又使国民政府套购到大量紧俏物资，在一定程度上予敌以沉重的打击。
并非“原创”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口号出处之谜
“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谁先提出来的？史学界一般认为，这个口号是蒋介石最先提出来的，意思为在日本侵略之际，首要是镇压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叛乱”，然后再全力对外。于是这个口号便一直戴在蒋介石的头上，成为他打内战的“标签”。
其实，“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并不是蒋介石提出来的。先于蒋介石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军阀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原为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作战英勇，屡建战功。但其人生性狡诈，反复无常。
石友三 1929年4月下旬，蒋冯战争爆发。冯系大将韩复榘因被蒋介石的大洋收买，联络把兄弟石友三、马鸿逵共同反冯投蒋。韩复榘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石友三被任命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1929年5月，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召开“共产宣传大会”，哈尔滨警察局以“非法集会”为借口，派警察搜查苏联领事馆，查出了有关宣传“赤化”的文件，导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
7月上旬，东北当局授意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通知苏方铁路局长：今后凡以中东路铁路局局长名义发布的命令，均须由苏方局长和华方副局长共同签字，车务、机务、商务、财务、电务各处，原设苏方处长管理之业务，均交由华方副处长管理。总之，要将原属于苏方管理的路权收归华方所有。
7月11日，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下达“对于中东路执行紧急处置”令，停止苏方正副局长职务，派华方副局长暂代局长；并以“反抗命令”为由，遣送五十九名苏方铁路员工出境。这样，双方矛盾陡然升级。
7月13日，苏联政府向国民政府发出照会，声明愿意以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提出三项建议：（一）从速召集会议，解决中东路一切问题；（二）中国方面应立即取消对该路之专制行为；（三）从速释放被拘捕之苏联人员，停止排苏行动。照会并警告中国须顾及拒绝此项提议后所产生之不良后果，限三日内给予答复。
7月16日，中国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宣称对于中东路之处置，“纯系阻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目的，不得已而有此权宜之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