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第二天，忽然传出“皇帝昨夜饮椒酒后，突然腹痛不止”的凶信，当天，汉平帝就一命归天了。而饮的那碗置死的椒酒，正是王莽特意遣人进献的……
毒死汉平帝后，王莽选立才两岁的孝宣帝玄孙刘婴继帝位，为的是便于控制。三年之后，王莽终于按捺不住，废掉孺子，革了西汉的命，建立所谓的“新朝”，自己当起了皇帝。但新朝“皇祚”不长，没几年就被推翻，王莽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可耻下场，连舌头也被人分而食之，并且留下了“窃国大奸”的千古恶名。
再说王莽的女儿孝平皇后，刘衎死后，她十五岁便成了皇太后；十八岁时，孺子刘婴被废黜，她又由汉朝的皇太后变成了“新朝”的“黄皇室主”。所以说，孝平皇后与历史上其他废后不同，她不是被夫皇所废，而是被自己的父亲废掉的。
孝平皇后性格刚烈，坚贞而有节操。她既然做了刘家的儿媳和皇后，便不齿王莽的篡位勾当，眼见丈夫被父亲残害，西汉王朝覆亡于父亲之手，令她左右为难，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愤之情，一边是夫家，一边则是老爹，使她无法选择：要忠于汉家天下，就只能违背父亲，无法尽孝；而要她孝顺和维护大逆不道的父亲，那她宁愿去死。于是，史称她“常称疾不朝会”，拒绝再看见王莽，王莽也拿她没办法。从此，她在坟墓一样静寂的寝宫中，默默地耗磨着青春年华。
《汉书·外戚传下》载：公元23年，“汉兵诛莽，燔烧未央宫”，宫女侍从拉着孝平皇后，要她赶快逃出宫去，但她叹息一声说道：“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刘家人！”于是，跳入火海，蹈火而死。孝平皇后对爱情的忠贞，对汉室的忠心让后人敬仰和慨叹。
注定失败 太平公主悲剧一生之谜
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描写了太平公主和武则天母女二人的亲情和斗争，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着实缠绵悱恻。历史上的太平公主其实是个悲剧人物，她美貌、聪敏，很有政治智慧，差一点成为“武则天第二”，然而非但没能步她母亲的后尘，反而落得个悬梁自尽的结局。 太平公主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差一点就步母亲的后尘，成为“武则天第二”。她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小女儿，上面有四个哥哥，其中三哥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四哥李旦即后来的唐睿宗。武则天曾说太平公主“类己”，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女儿长得像自己，二是说女儿的性格爱好与自己类似。太平公主“多权略”，喜爱政治，这与武则天非常相像，她在武则天晚年将张昌宗介绍给母亲作男宠，这种情趣也与武则天不谋而合。
太平公主幼时常到姥姥杨氏家去。当时表哥贺兰敏之因和杨氏私通，也常在姥姥家。《旧唐书·贺兰敏之传》说：“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指武则天母亲杨氏）之家，宫人侍行，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奸污事发，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马缰自缢而死。”即太平公主曾遭到表哥的强奸，武则天可以容忍外甥与自己的母亲私通，但不能容忍他奸污自己钟爱的小女儿，因此武则天毫不客气地除掉了贺兰敏之。此时的太平公主大约年仅八岁，这一伤害对她的影响可想而知，在以后的岁月中，太平公主私生活上的混乱既来自家族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也与她幼时的经历不无关系。
太平公主的一生并不太平，她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她一生参与了三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并且卷入的程度一次比一次深，所起的作用也一次比一次更大。
早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太平公主就对皇朝政务很感兴趣，常常“预谋议”，但武则天没有允许她公开从政。到了武则天晚期，为了除掉给自己制造麻烦的男宠薛怀义，武则天曾借助太平公主之手，她“密诏太平公主择健妇缚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宁、将作大匠宗晋卿率壮士击杀之，以畚车载尸还白马寺”。太平公主虽参与了这件事，但抛头露面的是别人，从这件事情中也可以看出太平公主非常精明，她只在幕后谋议，而不公开出面参政。这种做事方法可能是因为武则天的干预，使她无法充分地展示身手，但也很可能是出自太平公主本人的政治智慧。太平公主不但秉承了母亲的睿智与美貌，同时也继承了母亲刚毅果断的政治才能，她辅助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还推动废除噩梦般的酷吏制度，为此武则天封她为监国大公主。
太平公主参与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斗争是张柬之等起兵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武则天晚年，二张倚仗武则天的宠爱，无法无天，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势。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张氏兄弟将邵王李重润、其妹永泰郡主、妹夫魏王武延基下狱逼死，这不仅得罪了李氏，也得罪了武氏，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二张。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联合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起兵诛杀二张，逼迫武则天让位于中宗，还政于李唐。太平公主也参与了这次斗争，但只是“预诛张易之谋”，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后来她被封为“镇国太平公主”。后人分析太平公主参与此事的动机可能有两个：其一是她作为李氏女、武氏媳，不能容忍张氏兄弟掌权；再一个可能是私人原因，即张昌宗诬陷她的情人高戬，把高戬投入了监狱。
唐中宗即位后，皇后韦氏想效仿武则天，不断拉帮结伙，图谋干政。这时太平公主也从后台走到前台，神龙二年，她开府置官属，并建立起自己的势力集团，发展到与安乐公主“各树朋党，更相谮毁”。由此，太平公主及其四哥相王（即后来的唐睿宗）、相王之子李隆基都成了韦后和安乐公主图谋掌权的最大障碍。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韦后与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了唐中宗，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帝，自己临朝摄政，并密谋害死小皇帝，除去相王和太平公主，革掉唐朝之命。在这种情况下，李隆基联合万骑果毅陈玄礼等起兵，杀死了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相王即位，为唐睿宗。在这次斗争中，太平公主态度积极，不仅参与了事先的谋议，而且派儿子薛崇简直接参加了行动。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即太平公主可以让李氏掌权，也可以让武氏掌权，就是不能允许韦氏占有天下。太平公主在这次斗争中还起了一个重要作用，即在处理小皇帝的问题上，是她出面将小皇帝从御座上提下来，让四哥李旦坐上了帝位。
太平公主参加的第三次政治斗争则是她与太子李隆基之间的斗争。唐睿宗面临的政治焦点，是唐睿宗联合太平公主要保皇位，而太子李隆基要争皇位，唐睿宗、太平公主为了保皇位，就必须抑制太子李隆基的势力。为此，太平公主极想选一个弱小者为太子，于是制造种种事端意图废掉李隆基。她不仅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不该立为太子，甚至要求宰相出面将太子换掉。一次，唐睿宗召宰相韦安石，说他担心大臣都心向太子，韦安石当即反驳道：“此必太平之计。”当时，“太平于帘中窃听之”，顿时火冒三丈，立即想将韦安石治罪下狱。再到后来，“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朝廷内外只闻有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左右羽林将军也都投靠了公主。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太平公主准备以羽林兵、南衙兵起兵，一举除掉李隆基。在这种情况下，李隆基先发制人，首先诱杀左右羽林将军，然后迅速除掉了参与阴谋的宰相。太平公主本人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第”，用李隆基赐给的一尺白绫，于大明宫内悬梁自尽，绝望地离开了人世。
太平公主的血管里流动着极不安分的母亲的血液，她从小骄横放纵，长大后野心勃勃地觊觎高高在上的皇位，梦想有朝一日像母亲一样君临天下。然而，正如一位先哲所预言的，历史往往会发生惊人的重复，但如果第一次是以喜剧面目出现，第二次则以悲剧结局告终。太平公主纵横捭阖，最后以悲剧了结的一生，仿佛为这句预言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她的失败，除了有她因过分注重情感使其难以应付冷酷险恶的政治斗争的一面外，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太平公主的生活非常奢侈，她家中有男女仆人千人，“田园遍于近甸膏腴”，享受着一万户户丁交纳的租税，每年聚敛的财产可敌国家收入的一至二成，因此招致无数人的反对。太平公主后来的失败，与她骄奢淫逸，暴敛财物有着很大的关系。其次是因为太平公主政治腐败。唐中宗时，后宫一批女人干预政治，破坏任人制度，大搞权钱交易，通过“打条子”封授了一大批“斜封官”，即花钱走后门买来的官员。睿宗即位后废止了这一做法，但不久在太平公主的干预下，又恢复了“斜封墨敕”。这种腐败政治自然难得人心，所以当时便有“姚宋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的说法。还有，自从武则天篡位称帝以后，人们对女人干预政治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女人干政的企图都不会得逞的。所以说，太平公主注定难以摆脱悲剧人物的命运。
“仲父”实生父？ 秦始皇身世之谜
秦始皇之母赵姬原是卫国商人吕不韦的妾，后被吕不韦献给子楚。有的史书说赵姬当时已经怀有身孕，而《史记》说她是怀孕足月产下秦始皇的。因此，秦始皇究竟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后世为此争论不休。 秦始皇是以太子身份继秦庄襄王（子楚）之位，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母赵姬原是韩国商人吕不韦的小妾，后被吕不韦献给子楚，子楚继位后，她被封为皇后。有的史书上说赵姬被献给子楚时已经怀有身孕，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她是怀孕足月才产下秦始皇的。那么，秦始皇究竟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呢？后世为了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 吕不韦原是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后举家迁居到韩国阳翟（今河南禹州）。吕家是远近闻名的富商，靠贩贱卖贵投机倒把积攒了千金家产。但吕不韦并不满足这种富甲一方的生活，他野心勃勃，对皇权垂涎三尺。《战国策》记录了他与其父一段精彩的对话。吕不韦问：“种田的收益几倍？”父答：“十倍。”又问：“贩卖珠宝，收益几倍？”又答：“百倍。”再问：“扶立一个国君，掌握一国权柄，收益几倍？”其父笑答：“那就千倍万倍，算不清了。”吕不韦意味深长地笑着说：“是呀！辛辛苦苦耕田种地还不一定能暖衣饱食，但是扶立一个国君，不仅可以荣华富贵，还可以泽及子孙后代呀！”
于是，吕不韦打点行装，来到赵国国都邯郸，精心谋划从事政治投机。当时，秦昭王的太子安国君之子异人被羁留在赵国当人质，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便前往拜访，与其密谋，由吕不韦出资千金，为其打通关节，过继给很受安国君恩宠却无子女的华阳夫人立为嫡嗣，更名为子楚，在二十多个兄弟中争得太子继承人的地位。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继位为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成为未来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吕不韦的宠妾赵姬容貌秀丽，能歌善舞。有一次，子楚与吕不韦饮酒，赵姬为其歌舞助兴，子楚见到她后非常喜欢，便起身向吕不韦祝酒，请求吕把此女赐给他，吕不韦遂献出了赵姬。她隐瞒了自己有孕在身的事实，后来生下儿子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赵姬因此被子楚立为夫人。秦孝文王在位一年便死了，子楚顺理成章地继位当了国君，称秦庄襄王。庄襄王自知这一切全仗吕不韦出谋划策，因此知恩图报，一上台便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称他为“仲父”，生母赵姬则成为太后。
以上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的大概内容。根据《史记》的记载，则秦始皇为吕不韦的后裔无疑。千百年来，民间传说秦始皇为私生子，也是起源于此。
然而，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的看法。首先，有的史学家注意到，成书早于《史记》的《战国策》当中没有吕不韦献赵姬的记载，而《战国策》一向喜欢辑录个人隐私，既然没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说明当时并无这种传闻。其次，《史记》的记载本身也有点含糊不清：前面说“姬自匿有身”，也就是隐瞒了有身孕的事实，后面却又说“至大期时，生子政”，说她足月而产。这里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嫁给子楚后有孕足月而产，一是原先已有孕至足月而产。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子楚当然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又似乎不必立其为夫人，也不会让这个孩子当太子并继承王位的。因此认为司马迁其实表达的是前一种情况，即赵姬嫁了子楚后怀孕并足月产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其三，从后来秦始皇对吕不韦说的话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他不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平息嫪毐（音lào ǎi）之乱，车裂嫪毐，灭其三族，将协同作乱的二十多名官吏枭首，并杀死嫪毐与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第二年，又免去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彻底粉碎了把持国政大权的吕嫪集团。秦始皇写信怒斥吕不韦：“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十万户，可你对秦国有何功劳？你号称仲父，可你跟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你和你的一家子都给我迁到蜀地去！”
争论者各执一词，谁也没有有力的证据否定另一派的论点。
有人分析为什么会把秦始皇说成是吕不韦的儿子。其一，认为秦灭六国后，原来的六国贵族为了发泄他们的愤恨，自我安慰，便对秦始皇的身世进行攻击，其潜台词是：“六国虽然灭亡了，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因此秦国实际上灭亡了。”假如赢政确是吕不韦的儿子的话，那么秦始皇统一中国之举，就不是灭六国，而变成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灭秦”了，因为吕不韦不动千军万马，只靠一条诡计，就能把自己的儿子弄上秦国的王位，夺了秦的江山，六国的亡国之恨也不必耿耿于怀了。类似的情况在明成祖朱棣身上也出现过。明灭元后，元朝的遗老遗少便说朱棣是元顺帝的儿子，以此说明江山还是元人的。其二，据郭沫若研究分析，刘邦死后，吕后为了给自己的篡汉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便制造“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说法，目的想说明天下原本就是吕家的，汉王朝夺了吕氏的天下，现在吕氏夺回江山也就名正言顺了。
秦始皇究竟是谁的儿子直到现在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不过单就上面列举的史料来看，一口咬定秦始皇就是子楚的儿子而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论据似乎有点勉强。因为司马迁学识渊博，见闻广达，他少时即学习《尚书》和《春秋》，二十岁游历天下，后任太史令，有机会读遍皇家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资料，在著《史记》时，司马迁是非常严谨的，他善于广征博引，并不拘泥于某一部参考书。因此《战国策》中没有记载的事情，不代表就不存在。况且《史记》一向被奉为正史的经典，而《战国策》在历史上曾被列入别史类，也就是杂史，可信度要低得多。此其一。其二，司马迁明明写道，“吕不韦……与居，知有身”，然后才“至大期时，生子政”，可见赵姬嫁与子楚之前就已经怀了孕，而且这个胎儿就是后来产下的赢政。子楚知道赵姬所生儿子非自己的儿子，也完全仍有可能立赵姬为夫人，并立政为太子，因为所有的一切本来就是一场阴谋，是一笔交易，吕不韦将赵姬献给子楚时就曾提出条件：将来要立赵姬为后，生子要立为太子。子楚不见得会那么自恃清高，因为知道孩子不是己出便违背约定不立其为太子，况且当时的人根本还没有“当冤大头”的概念。其三，至于秦始皇斥责吕不韦的话，更不能当作有力的证据，因为众所周知，秦始皇非常痛恨其母与吕的淫乱行为，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他从感情上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并且不想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试想，除此他还会怎么说呢？
仇视佳丽 秦始皇不立皇后之谜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将帝王立后及立太子之事制度化，秦统一中国后，各种国家制度更加全面和完善，并明确规定了皇帝的正妻为皇后，母亲为皇太后。但是秦国之君始皇帝却始终没有设立皇后，其中的缘由颇令人难解。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均立后。立后制与储君制相互表里，是后宫制度乃至君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的秦国在秦孝公（前四世纪）以后，对于立后和立太子之事便已制度化，后来各种国家制度日臻完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全面建立了各种制度，并明确规定皇帝的正妻为皇后，皇帝的母亲为皇太后。但是秦始皇自己却终生没有立皇后，他也是立后制形成以来惟一没有立皇后的皇帝，以至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而没有皇后墓，成为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秦始皇十三岁即位到二十二岁亲政，中间有九年的太平天子时间，也正是古代男子要娶妻的时间。即位三年，他便有资格立后，但前后九年都未立后。二十二岁到三十九岁的十七年是其自己掌权、统一六国的时间，尽管国事繁忙，在后方立后也不费事。从三十九岁到五十岁时，秦始皇多在巡游路上，但是立后以“母仪天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秦朝虽短，但秦始皇有充足的时间立皇后，不是他来不及立皇后，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更非其母亲不操心，也非大臣不尽职。
秦始皇在长达三十七年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立皇后，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究竟是什么决定性的原因使得他坚持不立后，史料中并未记载，我们今天也只能够凭借当时的点滴资料和想像进行猜测了。归结起来，大概有四方面的影响，促使秦始皇不立皇后。
其一，最有可能也是对其影响最大的，当是其母的行为给他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和心理扭曲。史载，秦始皇的母亲赵姬行为失谨，先是做投机商人吕不韦的小妾，怀孕两个月（多数人认为怀的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后，又被吕不韦献给秦国的王孙子楚，子楚继位后称庄襄王，庄襄王死后，身为太后的她仍经常与吕不韦重温旧情。《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后来她又与嫪毐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嫪毐甚至于酒后大骂众臣：“我乃秦王假父，怎敢与我斗口乎？”母亲的失检行为令秦始皇恼羞愤怒，无地自容，使他心理压抑，性格变得极为复杂：内向、多疑、妄想、专制、暴虐、冷酷无情，把他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性的暴君，最后彻底暴发，杀了两个私生子弟弟，将其母赶出咸阳，并迁怒于吕不韦，罢免其相国之职，后又下诏命吕不韦“速徙蜀中，不得逗留”！结果吕不韦害怕被诛而服毒自杀。
因母亲带来的心理上的阴影一直伴随着秦始皇，而且由对母亲的怨愤，发展和泛化成对一切女人的仇视，造成他后来在婚姻上的偏执。尽管他的后宫里充斥着六国佳丽，但他只是把她们当作发泄对女人的仇视的对象，或者满足生理需要的工具。用今天的话来讲，秦始皇已经陷入病态，需要去看心理健康咨询了。所以说，由母亲的行为而形成的心理伤害和心理扭曲，是秦始皇一直不立皇后的重要因素。
其二，秦始皇是第一个将中国基本统一的帝王，站在后代人的立场上肯定和赞赏其历史功绩就不必说了，秦始皇当时也很自命不凡，自认功德超过了古代的圣贤——三皇五帝，对皇后的要求自然也就非常高了，高到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左看右看，后宫佳丽中竟没有一个人能符合他的标准。
其三，由于身世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养成了秦始皇从小刻薄、多疑的性格。一方面心气极高，他连年征战，横扫六国，抚定四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另一方面他可能担心立了皇后会对他有所掣肘，妨碍他实现远大的理想。试想一个因对家庭不满而将全部精力都转移到政治理想上去的人，理想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而为了实现理想，牺牲一些个人俗念又有什么舍不得呢？
其四，众所周知，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对方术、炼丹术等情有独钟。秦始皇曾四次巡视六国故地，其中三次都会见了徐福等方士以求长生不老之药，还派徐福率领三千名童男童女赴东海神山求药。徐入海数年，哪里找得到仙药，又耗费巨大，他怕秦始皇发怒，于是谎称可得仙药，但是海上常有巨鲛出没，无法靠近，请派神箭手用连弩射杀巨鲛。秦始皇便令人捕杀巨鱼，还亲自到海边观测大鱼出没，甚至想自己入海尝试求仙。这种对长生不老梦想的浓厚兴趣和孜孜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对其他事情的兴趣，结果之一便是导致了立后这一大事却被置之脑后。
秦始皇没有立皇后，倒是省却了许多沉湎于后宫的时间以及麻烦。他每天日理万机，白天审理案子，晚上批阅公文，而且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当时的一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六十斤。每天批阅这么一大堆竹简，工作量着实不小。除了埋头工作以转移注意力外，秦始皇还大造宫殿楼榭，并经常四处驾车游玩，巡视六国故地，再不就是暴施天下，“焚书坑儒”，赭衣满道，黑狱丛冤。
有一件事情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秦始皇不立皇后的真实缘由。秦始皇对统一六国后收入后宫的众多佳丽非常鄙视，痛恨她们抛弃亡国之辱而媚悦新主的行径，但对守贞重节的女子却倍加赞赏。据说有一个年轻寡妇名清，她数年如一日遵守妇节，秦始皇曾赐令她“旁座”，与自己平起平坐，而秦时就连当朝丞相在皇帝面前也只能站着，少有赐座之事。秦始皇还为这名寡妇修筑了一座“怀清台”，以彰扬其事迹。至今蜀中有一山名贞女山，便是该寡妇曾经寡居的地方。
千古骂名 石敬瑭甘当儿皇帝之谜
五代十国的后晋高祖石敬瑭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皇帝，因为他恬不知耻地对契丹首领自称“儿皇帝”。究竟出于什么考虑，让石敬瑭甘心忍辱受屈呢？有人认为石敬瑭此举实在是出于无奈。历史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石敬瑭生于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祖先是沙陀人。沙陀是古代突厥人的一个部落，早先居住在金莎山（今尼赤金山）以南、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以东一带，唐宪宗时，沙陀人酋长朱邪执宜率部归附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朱邪执宜的儿子朱邪赤心因征战有功，拜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并被赐予汉姓名李国昌。李国昌的儿子李存勗(音xǜ)后来灭后梁，建立了后唐国。
石敬瑭从小沉默寡言，喜欢读兵书，长大后文韬武略，显露出过人的政治智慧。李存勗的儿子李嗣源对石敬瑭非常器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石敬瑭跟随李嗣源转战各地，成为李存勗的一员骁将。石敬瑭最大的功劳是劝李嗣源顺应时势，在兵乱中追求帝位，最后李嗣源果然坐上皇帝宝座，石敬瑭因功被授予“竭忠建策兴复功臣”的称号，并任六军诸卫副使，相当于侍卫队的副总司令。但总司令是李嗣源的儿子李从荣，李从荣自认为是皇位继承人，骄横跋扈，谁都不放在眼里。石敬瑭料他日后必然出事，便极力推辞，改任河东节度使兼云州（今山西大同）蕃汉马步军总管。后来，李从荣果然因为急于继位而被诛。
公元933年十二月，李嗣源病死，儿子李从厚继帝位，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发动兵变。石敬瑭活捉了从洛阳逃出的李从厚，押往洛阳向李从珂请功，李从珂杀死义兄后自己称帝。李从厚在位只短短三个月。李从珂称帝后，一直把石敬瑭留在京师，实际上是担心他造反而将他软禁起来了。石敬瑭整天装病在家，然后由夫人李氏出面去向曹太后求情，加上李从珂以为石敬瑭真的体病人衰，从而低估了他，始得归河东。石敬瑭回到河东后，屡次以契丹侵扰边境，需要囤粮备战为名，要李从珂拨给大批军粮，实际是为自己打算。
公元936年五月，李从珂采纳老臣薛文通的主意，调石敬瑭任天平节度使，想借此试探石敬瑭，如果石不从，即是他怀有谋反之心的最好证据。石敬瑭对属下说：“先帝授我太原这个地方，让我终此一生，今无故而迁，是怀疑我要谋反也。太原是个地险粮多的地方，有利于起事，我打算内檄诸镇，外求援于契丹，诸位以为如何？”桑维翰、刘知远等大将都认为可行并积极响应。于是，石敬瑭上表，要求李从珂让位给李嗣源的亲生儿子李从益。李从珂大怒，下诏削夺石的所有官爵，然后命张敬达率领大军讨伐。石敬瑭见大军兵临城下，便向契丹许诺了丰厚的条件，请求太宗耶律德光出兵相助。正愁没机会南下的耶律德光喜出望外，亲自领兵援救石敬瑭，打败了张敬达的十数万兵马，攻灭后唐。石敬瑭于这年十一月建国，史称后晋。
为了使契丹出兵助其建国，石敬瑭许诺的条件是：一、称臣；二、尊耶律德光为父；三、每年进奉帛三十万匹；四、割让燕云十六州。
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认为，称臣和进贡是必需的，尊父与割地则太屈辱，恐为天下人不齿，但石敬瑭没有采纳刘的建议。
一千多年来，人们对石敬瑭当年的行径无不嗤之以鼻。的确，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群雄纷争时期，一些弱小王朝面对势力强大、时时觊觎中原的外族国家，俯首称臣，贡纳财物的先例是有的，但还从没有过一国皇帝甘认外族首领为父，何况耶律德光比石敬瑭还小十岁。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唐本纪第四》中记下了这耻辱的一笔：“敬瑭夜出北门见耶律德光，约为父子。”
另一个让后人谴责的就是割让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相当于今北京市、天津蓟县、河北、山西一带），东西长六百公里，南北宽二百公里，总面积达十二万平方公里。十六州割予契丹，使得中原北方的屏障尽失，契丹轻而易举地占据了长城一带的险要地带，从此，凶悍的铁骑便可以长驱直入到黄河，给中原人民带来长达数百年的灾难。对此，石敬瑭是推卸不掉历史责任的。
然而，也有人冷静分析了当时的情势后指出，石敬瑭此举实在是出于无奈。
当时石敬瑭功高震主，自从石敬瑭帮助李从珂登上后唐皇帝宝座，李从珂对他就疑忌不断。有一次，石敬瑭妻子去京师参加完李从珂的生日宴会，想早点回河东，李从珂醉醺醺地对她说：“这么着急回去，是不是要和石郎造反呀？”这说明李从珂无时不在戒备着石敬瑭。调任天平节度使，明摆着是要收回石敬瑭的根据地，铲除石的势力。老臣薛文通就一语道破了天机：“调动也要反，不调动也会反，不如先下手为强。”因此石敬瑭造反已经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反了。而石敬瑭以一个河东去对抗整个后唐，明显是以卵击石。所以石敬瑭为了自保，必然要借助外力，寻求契丹的支持。这一决断就事论事讲应该是没错。
为了确保契丹全力支持自己，石敬瑭不得不以最优惠的条件去说动耶律德光。尤其是当时后唐方面以送还俘虏，每年献赠银两财物等条件，向契丹提出结盟，以断绝其援助石敬瑭之忧。与此同时，后唐大将赵延寿也提出优厚条件，要求契丹封他为皇帝。石敬瑭在得此消息后，才下定决心以更加优厚的条件事奉契丹。这证明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石敬瑭为了生存，许诺这些条件是必须的，否则，契丹未必肯出兵支持他，至少不会是太宗耶律德光亲率五万精兵南下。
石敬瑭付出沉重的代价换来后晋的建国之后，对契丹采取低姿态，谦卑以对。对内则整顿军事，加强操练，鼓励人民耕田种桑，恢复自由贸易。在一段时期内，中原与契丹之间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后晋也社会安定，出现了小康生活局面，在五代五个开国皇帝中，石敬瑭的治绩还算是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石敬瑭牺牲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也牺牲了个人尊严，才换取短时的建国安邦，只是这个牺牲超出了国家和民族所能够承受的限度，因而才为后人不齿。
《旧五代史》说石敬瑭能礼贤下士，能纳谏，生活节俭，但是不该为图帝位引契丹进中原而给人民带来灾难，这如同“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这一评价还是比较客观中肯的。
册为妃子的侍女 明清宫中接生哺乳之谜
明清两朝的宫廷中，除了许多女官外，还有奶口、稳婆、医婆等，她们在官里的职责是什么呢？原来她们是专为皇帝的后妃们服务的女性，明清时期，对这些人有专门的招选制度。 宫廷中除了女官以外，还有奶口、稳婆和医婆等专为皇帝的后妃们服务的女性，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奶妈、接生婆和照顾产妇坐月子的精通方脉的女人。明代时形成了专门的制度，每年都要从京郊民间挑选奶口、稳婆以及医婆。清朝循明制，也保留了这样一套制度，因此清宫中也有一批奶口、稳婆和医婆。
奶口的使命是哺乳皇室婴儿，因为哺乳的对象是至尊至贵的皇室子女，所以，对于奶口的挑选历来十分严格。明代在东安门外稍北设有礼仪房，俗称“奶子府”，是选养奶口以候内廷宣召之所，有提督司礼监太监管其事。奶子府每年每季都要派人外出挑选奶口，在北京近郊宛平、大兴二县以及各衙门广求军民家有夫之妇，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丈夫健在，容貌端正，而且是刚生养过第三胎不足三个月的女性才能作为候选人，经反复遴选挑出四十名奶口，养在奶子府内，称为“坐季奶口”；另选八十名候补奶口，留下住址，命其住在自己家中随时听候宣召，称为“点卯奶口”，一旦“坐季奶口”人数有缺，“点卯奶口”立即顶上去。坐季奶口进奶子府后，还要让内官再仔细检查一遍，看皮肤是否洁白滑爽，身材是否匀称，乳房是否丰满，头发是否黑亮秀美，奶水是厚是薄是浓是稀，身体有无疾病，身上有无体味，口齿是否伶俐等。然后换上干净漂亮的衣服，住明亮宽敞、环境幽静的房子，吃美味可口的食物，为的是保证她们心情愉快，有充足而优质的奶水。内官们会将这些奶口从好到差依次排名，遇到内廷宣召，便让排名最靠前的奶口打扮一番，梳上凌空高髻，换上统一的新衣，化上宫妆，由内官引领着入内廷。如果一个季度过去了，奶口一直没有接到传唤，便只当是皇家出钱白养几十天，她们就要被放归家，因为过了一定日子，奶水便不再是最佳的了。奶子府重新物色一批奶口备选，每季换一批，如此不断地轮换，保证以最佳哺乳期的妇女供应宫廷，确保皇子皇女们能吃到充足而优质的奶水。
奶口一旦留用，哺乳过皇子皇女，便如捧上了铁饭碗。因为婴幼儿吃上乳母的奶后，就不容易再接受别人的奶水，会记她一辈子的，哪怕被哺养的皇子皇女长大成人，奶口仍然会留在宫内，与一般的仆役身份不同。假如哺乳的是皇太子、皇太孙，就更加有幸了，将来皇太子、皇太孙登上宝座，奶口就身价百倍，荣耀乡里，甚至还有可能被册封为妃子，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如东汉时顺帝封乳母宋氏为“山阳君”；灵帝封乳母赵氏为“平氏君”；唐中宗封乳母高氏为“修国夫人”；元世祖封皇子的乳母赵氏为“豳国夫人”，乳母的丈夫也被封为“性育公”；明成祖封乳母冯氏为“保重贤顺夫人”。皇帝之所以待乳母好，不仅由于从小吃她的乳汁产生感情，而且也是封建礼教所要求的。
稳婆是负责为皇室家族接生的女人，又叫“收生婆”或“老娘”，通常从民间接生婆中挑选技术娴熟、相貌端庄、品行极好的充当。明清时宫廷所需的稳婆都是先在民间接生婆里预选，然后将预选出来的稳婆名字登记在册，以备需要时选用。稳婆除了为皇室女性接生外，还参与挑选奶口，查看备选的奶口“乳汁厚薄，隐疾有无”。另外在选秀女时也起着重要作用，由她们来对秀女进行裸体检查，如皮肤、乳房、阴部等，在贞节观十分盛行的明代，还要检查选入宫内的女子是否处女。
明代由于贞操观念的影响，妇女有病不请男医治，顶多也只让医生隔帐搭脉，在这种情况下，医婆便应运而生。招入皇宫的医婆都是精通医脉，懂得产后保养和各种禁忌的女人，她们的任务是负责护理产妇，防止其产后染病，并随时观察产妇，以最佳的医方让产妇尽快康复。稳婆、医婆与奶口不同，奶口是依仗自己的天生素质——健康、端庄、适合的年龄、生育状况等，而稳婆和医婆则要靠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手艺。因此，稳婆、医婆的人选竞争比起奶口来更加激烈，也更具有戏剧性。据史书记载，有一次内廷招选医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前来应聘，内廷官员多人考试其医药、护理、调养知识，女子对答如流，众内官非常吃惊。原来，这个女子自幼研习医术，早就期盼着候选进宫。她自然很轻松地被选上了。稳婆和医婆进入内廷之前，也要收拾整齐，以宫妆打扮进入。
一般在产前三天，奶口、稳婆和医婆便已全部选好，在内廷直房等候宣召。怀孕的宫妃静养于月子房，一旦临娩，她们便立即前去伺候。稳婆来到孕妇身边，备好一应用具，帮助孕妇让孩子顺利降生。如果生下来的是皇子，就宣生女孩的奶口哺乳，如果生下来的是皇女，就宣生男孩的奶口哺乳。几位奶口先试哺一阵，加以比较，看婴儿更能接受谁，大约一个月后留下一位最佳的奶口，由她负责喂养婴儿直至断奶，其余的送回。孕妇生产以后，照料产妇的事便由经验丰富的医婆负责。待产妇坐月子满月以后，身体各方面基本康复，稳婆和医婆便领赏出宫，惟独最后被选定的奶口作为乳母长期留在宫中，乳养孩子，并照料孩子的生活和起居。
有些稳婆和医婆，在宫中照料时得宠于皇后和妃嫔，出宫以后还能经常出入宫禁。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母亲当过产媪（也就是稳婆），靠了这层关系，米芾在考进士及第前，曾进皇宫当过殿侍。看来，只要伺候过皇宫里的贵人，都可以获得一定的好处啊。
变态“玉笋恋” 古代女人缠足之谜
被视为中国古代封建三大丑陋现象之一的女人缠足，一直是个受人抨击的现象。这一陋俗的始作俑者据说是五代时的南唐后主李煜。源自宫廷的淫靡之风是怎样传到民间的？ 女性似乎天生是为了追求美而存在的，为了美，她们不惜向自我挑战，向自然造物挑战，折磨自己，摧残自己，以各自不同方式诠释对超越自然的追求。如中国古代妇女缠足的陋俗，曾与吸食鸦片、男子留辫子齐名，同被列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可耻、最野蛮的三大丑事，然而竟存在了一千多年，而且其间太平天国和清朝都曾下令禁止，却依然禁而难止，其根深蒂固可见一斑。
根据现有资料，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缠足源起于五代时的宫廷。南唐后主李煜是个有名的才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被后人称为一代词宗，流传千古的佳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等就出自他的笔下。然而李煜却不理政事，只顾纵情声色，每日大排筵宴，歌童舞伎分列左右，丝竹之声洋洋盈耳。李煜宫中有一名宠妃名叫窅(音yáo)娘，窅娘出身贫寒，本是一名采莲女，十六岁时入宫，因其双目深凹而顾盼有情，李煜便给她取名“窅娘”。窅娘善跳霓裳羽衣舞，跳舞的时候好像一朵莲花凌波，俯仰摇曳，优美动人。有一次，她突发奇想，用白帛裹足，将两只脚缠紧成新月状，跳起舞来更是袅袅婷婷。李煜见了非常欣赏，便专门令人制作一座高六尺的金莲花，饰以珍宝、网带璎珞，供窅娘在其上跳舞。从此，窅娘就以一双细嫩挑巧的纤足深得李煜的宠幸。后人有词专门咏叹窅娘的舞姿： 红罗叠间白罗层，檐角河光一曲澄；
碧落今宵难得巧，凌波妙舞月新升。 李煜从窅娘身上品味到一种独特而变态的“审美情趣”，于是命宫女们都依样缠足，宫女们为了博得皇帝的宠爱便争相裹足，将脚缠得又细又小。后来，宋太祖灭了南唐，给李煜一个“违命侯”的耻辱封号。由于李煜念念不忘当年的江南故国，太祖之弟宋太宗便借机将他毒死，并将娇小妩媚的窅娘掠为己有。未曾想，昔日李煜在宫廷中“发明”的缠足恶习竟然也传入了宋朝，先是在宫廷中延续流传，后来一些上层的命妇闺秀也开始模仿，最后又传至民间，沿成习俗，人们都以“三寸金莲”为美，将其视作女人纤弱之美的体现。缠足时，须将拇趾以外的四趾弯屈，以白布裹紧，等脚型固定后，穿上尖头鞋，晚上睡觉也须穿上特制的睡鞋，以防止夜间裹脚布松弛，如此日复一日，使脚趾弯曲成弓形，只能靠大脚趾走路。元代的陶宗仪指出：“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熙宁、元丰（宋神宗在位期间，公元1068～1085年）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见《南村辍耕录》卷十）后人将此事与历史上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相提并论，可见宫廷中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习俗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还引用了张邦基《墨庄漫录》的记述说，南北朝时的南齐东昏侯萧宝卷（公元499～500年在位）曾用金子凿成莲花让宫女在上面走，曰“步步生莲花”，但并没有专门讲到宫女的小脚，同时期的《古乐府》、《玉台新咏》等词人艳词集中也从未出现过缠足的描写。而在南唐李煜之后，文人的诗词作品中才开始出现对小脚的描写，如唐镐的诗句：“莲中花更好，云里影长断。”宋代词人苏轼的《菩萨蛮》：“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描写的都是纤足，苏轼菩萨蛮词的最后两句还一直被后人引用。所以，中国古代女人缠足的现象应该是始自五代宫中。但也有人认为缠足始于后汉（见民国《古今笔记精华录》卷二《事原》）。编纂者根据汉代无名氏所著《汉杂事秘辛》中梁女莹“足长八寸，跗丰妍，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于禁中”一段话，得出“汉尺小，八寸合五寸余，妇人缠足始此其来尚矣”的判断。然而，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指出：《汉杂事秘辛》是明朝初期杨用修（杨升庵）“一时游戏”而伪撰之书，其记载当然缺乏可信度，何况五寸比起“三寸金莲”来仍算不得小脚。
缠足一出现，就受到封建统治者和文人的欢迎，这其实是人们长期以来审美倾向的反映。五代以前尽管没有出现缠足，但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仍然推崇女子的娇弱之美，以步履迟缓、摇曳生姿为高贵动人。如六朝《双行缠》诗：“新罗绣白胫，足趺如春研，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花间集》词：“慢移弓底绣罗鞋。”唐代白居易的“小头鞋履窜衣裳”，杜牧的“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夏侯审《咏被中睡鞋》诗：“云里幨钩落凤窝，玉郎沉醉也摩挲”……都是如此，正因为此前就已经存在这样的审美心理，到了五代时缠足才会应运而生并流行全国。缠足一旦得以流行，渐渐地竟成了女性优雅高贵的象征，有一支《鼓儿词》中就写道：“小姐下楼格登登，丫头下楼扑通通。”到后来，缠足日益变本加厉，明朝的缠足风气尤盛，游女坊妓无不以小足作为献媚男子的手段。据后人笔记记述，明代一官员所养之妾，脚小到寸步难移，每次行走必须由别人抱着才行。
清军入关后视女子缠足为陋俗，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曾下诏严厉禁止。康熙七年（1668年），大臣可熙奏免其禁，于是民间又开始公然缠足，满族妇女也纷纷仿效。到了乾隆时，又多次降旨严责，不许满族女子缠足。而在汉族妇女中，缠足之风却一直延续到民国才被废止。
清人李渔曾在《闲情偶寄》中兴致盎然地评道：“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摸，此用之在夜者也。”可是在今人看来，裹足是对妇女的摧残，缠裹过的小脚毫无美感可言，有的只是令人恶心的病态。缠足陋习在中国存在一千多年，不知残害了多少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