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 古代宫廷性生活之谜
古代帝王们的生活往往是跟穷奢极侈联系在一起的，道德堕落，淫乐腐化，从而导致王朝统治的腐败和灭亡。在性生活方面，帝王们更是无所不享其极，甚至做出丧尽天良的禽兽之行。 自东周以后，中国进入群雄并争的时代。由于失去了强权控制，天下四分五裂，导致礼坏乐崩，人们的道德观念也日渐松弛，追求享乐，追求淫欲，放纵无羁，当然，这一切又无不是首先从帝王的宫廷开始的。当时的诸侯王室里，广设美女，经常大摆筵宴，帝王们花天酒地，还让美女歌舞助兴，帝王以及宾客可以任意与这些美女调情、性交，甚至还流行互赠女乐的奢淫风气。诗人宋玉在《招魂》中对帝王们击鼓敲钟，酗酒赌博，怪声呼叫，日以继夜的寻欢场景有所描写。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齐国的齐襄公荒淫无耻，不仅见到美女便占为已有，他甚至还奸淫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文姜。后来文姜嫁给鲁桓公，齐襄公仍不罢休。鲁桓公十八年（公元前694年），桓公随文姜回齐国归宁，发现了齐襄公的乱伦行为，结果被齐襄公派人杀死。齐国人做诗讽刺，将齐襄公淫妹之举比作鸟兽行径。《诗经·齐风》中的《南山》、《敝笱》、《载驱》等都是痛斥齐襄公兽行的诗歌。其实像齐襄公一样行同禽兽的帝王，在古代封建社会还大有人在。《诗经·膱风·相鼠》毫不留情地斥责那些荒淫无道、胡作非为的帝王们：“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意思就是说：做人不知羞耻、不懂礼法的话，干吗还不快点去死？！
汉代的帝王们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在宫廷中放纵乱伦，搞同性恋，醉心于房中术，服用房中药，各种丑行举不胜举，即便是被人称赞为“文景之治”的文帝和景帝时期也不例外，以至后人将汉代和后来的唐代一起讥为“烂汉脏唐”。汉景帝刘启的第五个皇子刘非被封为江都王，刘非死后，其长子刘建袭王位。可还未等刘非下葬，刘建便迫不及待地奸淫了父亲生前所宠爱的十几个姬妾美女，妹妹徵臣嫁给了盖侯，闻父去世回家奔丧，也被刘建奸污。刘建甚至还下令要宫女赤身裸体与公羊、公狗交媾，想看看人畜交媾生下来会是什么东西，简直是禽兽不如。东汉灵帝刘宏则别出心裁地“起裸游馆千间，采绿苔而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澈，乘船以游漾，使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以执篙楫，摇漾于渠中”，让那些“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的佳丽陪他裸浴和嬉戏，寻求刺激。
汉代男风盛行，汉高祖刘邦首开此风。《汉书·佞幸传》记载：“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时则有闳孺，此二人非有才能，但以婉佞贵幸，与王同卧起。”事实上，汉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至几个男妾，正史中有名有姓的就有高祖与籍孺，惠帝刘盈与闳孺，文帝刘恒与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刘启与周仁，武帝刘彻与韩嫣、韩说、李延年，昭帝刘弗陵与金赏，宣帝刘询与张彭祖，元帝刘奭与弘慕、石显，成帝刘骜与张放、淳于长，哀帝刘欣与董贤……据统计，汉代二十五个刘姓皇帝中，十个皇帝有同性恋记录。这些男妾大多是年轻貌美的宦者，有的人因此而爬上显贵的位置，富比王侯。有意思的是，汉文帝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连一件穿旧的衣服也舍不得扔掉，但却毫不吝惜地赐给男宠邓通大量钱财，甚至赐予他开矿铸币之权。
李延年出身于倡优之家，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曾在宫中当过乐工。李延年的妹妹有倾国倾城之貌，幸于汉武帝，被立为夫人，李也因此得以接近皇帝。当时武帝正兴建天地祠，李延年奉命为《郊祀歌》十九章配乐，武帝很满意，封其担任乐府协律都尉，自由出入宫中，与武帝如同夫妇一样同起同卧。时间一长，李竟然与皇帝的宫女们发生性关系。而被武帝冷落的陈皇后（即成语“金屋藏娇”中的那个陈阿娇）则与女巫陷入女同性恋。
房中术也在这一时期盛行，帝王们希冀通过房中术中的御女秘术，进一步满足其追求淫乐的需要，同时“还精补脑”，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汉武帝就曾身体力行，据《汉武帝故事》记述：武帝“造神君请术，行之有效，大抵不异容成也。”魏晋时期房中之法已发展至十多个流派，道家、方士个个投皇帝所好，争相向皇帝进献房中术，为帝王们的淫欲助了不少火焰。魏王曹操也是房中术的信奉者，他热衷招募方士，并用大量女子做试验。
海陵王完颜亮以淫乱著称，他自命“才兼文武”、“丰富伟岸”，为天下最有魅力的男子，因此淫乱无度，连怀孕的有夫之妇都不放过。《金史·海陵诸嬖传》通篇记述的都是关于他的淫乱故事，其中提到有个官吏的妻子名辟懒，完颜亮封该官吏为某地县君，将其“调虎离山”，然后趁机调戏辟懒。因辟懒怀有身孕，完颜亮灌以麝香水，还压揉其腹，硬是将其堕胎，然后奸淫了辟懒，差一点将辟懒弄死。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嫌与姐姐山阴公主乱伦还不够刺激，竟想出一个恶虐的主意：他让王妃公主们进宫饮宴，中途武士将宫中各门封住，刘子业命侍臣们随意挑选王妃公主与之行淫。王妃公主们惊恐万状，南平王的妃子江氏不肯就范，刘威胁要杀死她的三个儿子，江氏仍誓死不从，刘竟残忍地将江氏活活鞭打至死，并杀其儿子。
隋炀帝杨广的荒淫无耻也是少有匹敌的，他父皇文帝杨坚病中，杨广便趁机逼辱文帝的宠姬宣华夫人，文帝大为震怒，杨广见势不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父皇害死。他继帝位后，纵情淫乐，建造迷楼，将数千良家女子关在其中，兴头一上来，可以在迷楼中沉湎经月而不出。又有佞臣进御童女车，用机关将女子手足缚住，隋炀帝在里面奸淫处女，无恶不作；又造“任意车”，车上杂缀片玉鸣铃，车内画满男女交合之图，在车中御女时，任意车左右摇动，仿佛逍遥在云中一般。
唐代出了个荒淫不亚于男帝的武则天，使宫廷秽乱达到巅峰。武则天不仅自己广置面首，而且还给男宠“二张”的母亲配“私夫”，甚至不以为耻地在朝堂上与臣下谈论宠男之事，在她的带动下，公主们也个个蓄养着一群男宠。唐代度道成风，先有武媚娘限于名分不能堂而皇之地嫁给太宗的儿子高宗，于是出宫为尼，然后以尼姑身份还俗入宫，做了高宗的妃子，实际上是庶母做儿子的老婆。后来唐玄宗李隆基也将儿媳杨玉环送入道观出家，道号“太真”，然后再接入宫纳为贵妃，与高宗娶庶母之行如出一辙。自睿宗以后，玄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每朝都有许多公主出家度道，其实无非是贪图宫外自由自在的风流生活，她们修造豪华的道观，时常召集文人雅士宴饮作乐，极尽风流放荡之能事。
唐玄宗除了宠幸杨贵妃，还蓄宫女多达四万人，并且与杨贵妃的三个姐妹之间也发生淫乱关系，而杨贵妃则与玄宗宠臣安禄山关系暧昧，两人在宫中“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由于唐代统治阶级生活糜烂腐化，激发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所以自唐玄宗起便开始逐步走向衰落了。
宋代皇帝中狎妓丑闻不断。据资料记载，宋徽宗曾“累至汴京填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宋礼宗“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清人史梦兰在《宋艳》的诗中说：“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说的就是这两个皇帝的风流艳事。宋徽宗甚至还与词人周邦彦争风吃醋，闹出不少笑话。元代则公然在宫廷中进行密教仪式的性生活，“惟淫戏是乐”。据《元史·哈麻传》载，元顺帝时，“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君臣和密教术士们沆瀣一气，驱使宫女作他们进行令人恐怖的性淫乐的工具。
明代宫廷中则盛行春药。宪宗朱见深时重用平庸之人万安，使其稳坐首辅宝座经年，其实就是因为万安曾进献过春药。说起来，万安年老得了痿疾，而娇妻美妾青春年少，家庭生活很不美满，他的门生倪进贤向他传授房中秘术，用春药洗下身，一洗便灵，竟如壮年一般，倪进贤因此也被讥为“洗屌御史”。寡廉鲜耻的万安又将此药进献给宪宗，于是宪宗对万安宠信有加。世宗朱厚熜拜方士为师，广征少女，围在四面高墙的深宫内，用她们的初潮之经血来炼制春药，然后不顾一切地寻欢作乐。世宗服了这种被称为“热剂”的春药后亢奋不已，不论白天黑夜，下身如烈焰焚烧，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对女人饥渴难耐，不能自持，有时一次便要幸御数名女子，那些被强征来的少女不胜其苦，有的竟然昏死过去。世宗迷恋春药和御女，以至二十多年长居深宫，根本不上朝理政。
清朝由于“祖制家法”较严厉，历代皇帝在宫中或在宫外的性生活受到限制，不敢明目张胆地追求淫乐，荒淫程度比之前朝大为收敛。
留与不留 古代皇帝避孕之谜
不少描写清宫逸事的书中都津津乐道地写道：皇帝临幸过妃嫔后，敬事房太监会跪请皇上：留还是不留？如不留，太监只要在妃嫔的穴位上按一下，就可以不致受孕。如此“点穴”妙招，堪称避孕奇法。古代宫中真的有此避孕法吗？ 不少描写清宫逸事的书中都津津乐道地写道：清朝历代宫中都有一本备忘录，专记皇帝御幸之事，以备日后查考。一般情况是：皇帝临幸某妃后，总管太监必跪而请曰：留不留？帝曰不留，总管太监就在妃子后股的穴道上微微用力按之，则“龙精皆流出矣”。如曰留，则记之于册：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某妃嫔。这样一来，哪个妃嫔一旦有孕，对照备忘录一查，便可以有完整的受孕记录。
如此“点穴”妙招，堪称避孕奇法。古代宫中真的有此避孕法吗？
据清人所撰《宫闱记事》描述，敬事房太监负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专门记录皇帝的性生活。一般当皇帝与皇后行周公之礼、夫妇之道时，他们只能在寝房外守候，不得打扰。而当皇帝临幸妃嫔、贵人甚至身份更加低微的女性时，他们便要每隔半个时辰就叫一声：“是时候了。”这是自清初传下的“祖制”，表示皇上不可以眷爱留恋时间太久，以免伤伐“龙体”。如是三次，皇帝就必须令妃子退下。这时候，一名太监用大氅裹着妃子退出房，另一名总管太监便手拿一本宫册，跪下请示皇上：“留不留？”一般情况下，皇帝多数是回答“不留”。于是，太监驰至妃子处，在妃子股后的穴位上轻按数回，使精液完全流出。如皇帝说“留”，则登记在簿子上：“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以备查考。
其他一些书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如《清宫十三朝演义》等，后者写得更为详尽。不过，这些属于小说家言，往往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作为史料缺少可信度。民间还曾流传一些据称是清宫秘本的医学册子，里面记录着点穴决定“留与不留”的秘方。但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那些压根儿就不是清宫秘本。总之，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上述“留与不留”之说的翔实可靠的证据。
事实上，所谓“留与不留”均是后人一厢情愿的猜测，“点穴”之说更是无稽之谈。据清末民初熟悉宫中情况而又深谙医道的权威人士揭露，留与不留都是骗人的。比如皇帝说不留，但如果妃子日后仍然有孕，太监当然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岂敢大意，一般是用一株药草塞入其阴户，三下两下一捣，便能使妃子不孕。如果这样还不见效的话，太监们便不惜勾结妃子身边的宫女，在照顾妃子起居时使点毒伎俩，包管让其流掉。最简单的，就是在其膳食或服用的方子中下药，或者干脆找个机会，假装不小心将妃子撞倒，宫女大不了挨顿打骂或被赶出宫，但得到的好处费也够她好几年生活不愁了。这种事情都是宫中发生过的。可如果皇帝跟自己喜欢的妃子行事后说要留，而万一没有受孕，生不出，太监也是罪莫大焉。碰到这种情况，太监就会使出种种手段，一定要让这个妃子怀上“龙种”。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皇上选的日子不好，妃子根本无法怀上怎么办呢？那就“借米”为炊，太监们会到宫外找来身强力壮的青年男性，让他穿上太监的服装，腰间挂个太监出入的腰牌，由太监趁黑带进宫，然后小心服侍，务必要使妃子的肚子起动静。早年，北京天桥一带摆地摊唱戏练把式的各色人等很多，有不少唱戏的俊美小生，就被太监偷偷领入宫去，供那些常年得不到皇帝眷爱的妃子宫女受用，有时候甚至是好几个人如饿虎擒羊般一起上，弄得唱戏的小生奄奄一息。由于这些太监往往是在宫中做事多年的，上下左右都能摆得平，弄个把人进宫自然不在话下。再说其他太监多条生财之道，何乐而不为，况且保不准日后自己也有事求别人呢，所以明知其人来自宫外，也不会声张。至于妃子就更不用说了，管他是“龙精”还是什么“蛤蟆精”，只要能受孕生出个“皇子皇女”来，照样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惟“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已。历史上，不乏妃子与太监勾结，为图怀孕生子而弄虚作假、树上开花的例子。
古代黄门大内中的妃嫔贵人等若能生育，对她们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凡是宫妃，莫不期盼为皇上生下一儿半女的，尤其是生育皇子的话，则母以子贵，从此不光自己身价倍增，连三亲六戚也跟着飞黄腾达，甚至他日当上皇太后也未可知。与皇帝行事之后，要是皇帝说声“留”，则宫妃无不心花怒放；要是听见说“不留”，马上就愁眉苦脸、哭哭啼啼的了。因此，从“人之常情”来讲，太监和宫妃这样做，似乎也情有可原。
原来，所谓古代皇帝“避孕”、太监“点穴”之说，统统是无稽之谈。留与不留，全在于太监和宫妃们合伙做手脚而已。
初涉风月 古代小皇帝性启蒙之谜
几乎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帝都耽于声色，终日纵情于美女。那些乳臭未干的小皇帝也毫无例外地置身于男女之欲的熏陶中，宫廷中甚至还专门对其进行青春期前的性教育。古代的宫廷性教育是什么样的呢？ 古代封建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天下”，一旦打下江山登上皇帝的宝座，便意味着享尽天下富贵，尝遍人间美欲。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历代几乎所有的皇帝都荒淫纵欲。沉湎于声色犬马，即使乳臭未干的小皇帝或嗣皇帝，也毫无例外地置身于男女之欲的熏陶中。为了使皇帝将来与后妃性生活“鸾凤和鸣，琴瑟和谐”，尽情享受房帷之欢，古代宫中还专门对这些小皇帝进行性启蒙，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讲，就是进行青春期前的性教育。
描绘男女调情场面的古代春宫画 古代宫廷中有大量的宦官太监，这些宦官太监虽然自己不能进行性生活（极少数太监也有性生活，这是个别特例），但是他们却担负着教导小皇帝，对小皇帝进行性启蒙的任务。从历代宫中的情形来看，性启蒙的主要方法无非是向尚处懵懂之中的小皇帝展示春宫画，以促其早日了解男女之间的事情。我国古代早就有春宫画的流传，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墓葬，在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中也常有春宫画的影子。事实上，春宫画最早就是起源于古代的宫廷淫乐，它大多描绘男女性爱生活，其中不乏各种交合姿态，由于专以描绘春宵宫帷之事，所以称为春宫画。明人沈德符在《敝帚斋余谈》中讲到春宫画的起源：“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姐妹饮，令仰视画。”西汉第三代广川王刘去疾淫乱成性，曾命人在屋内四壁画满男女交合图画，狂欢作乐；后来汉成帝刘骜也曾叫人在屏风上画男女交接之图；南齐的东昏侯萧宝卷在其妃子的秀阁画男女私亵之状……到后来，宫廷中春宫画就大肆泛滥，各朝的皇宫里都藏有大量的春宫画，并辟有专殿收藏和展示，宦官太监经常会打开殿门，领着小皇帝在里面观赏，并进行讲解。不可否认，春宫画既是那些淫乱的帝王寻求刺激、满足淫念的道具，也是古代人学习有关性知识的途径，具有一定的性启示作用。春宫画大约在明代时达到了巅峰，大量流传于社会，贻害不浅。
有的朝代宫廷还在春宫画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演变，制作了不少两性交合的塑像，以便让小皇帝更加直观地领会。到了明代，宫廷内还出现了一种名叫“欢喜佛”的男女交合模型，不仅显示男女性生活的姿势，而且还会活动，模仿男女交合时的动作。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道：“余见内庭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各璎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机可动，凡见数处。大珰云，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礼拜毕，令抚摩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卺，盖虑睿禀之纯朴也。”按照沈德符的记述，欢喜佛有可能是从国外传进宫的，也有可能是从元代遗留下来的，如果是后者的话，说明它更早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了。而且欢喜佛的用途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供皇帝大婚之前学习男女“交接之法”的。
另一种性启蒙的方法是在宫中豢养小动物，如猫、狗、鸽子等，利用雌雄动物的嬉戏、发情、交尾等天然习性，来启发小皇帝的性意识。明代《禁御秘闻》中称：“国初设猫之意，专为子孙生长深宫，恐不知人道，误生育继嗣之事，使见猫之牝牡相逐，感法其生机。又有鸽子房，亦此意也。”这也难怪，小皇帝们从小生长在一个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环境里，有的长大后智商低得吓人，例如晋惠帝司马衷闻奏，说因为天下大旱，老百姓没米吃而饿死时，竟然纳闷地问：没米吃为什么不吃肉？不过，在性关系方面这个晋惠帝倒不是个白痴，大概是从小受到性启蒙的缘故吧。而历代皇帝对于皇子皇孙的性教育这件事情，都是毫不含糊的，因为这关乎“生育继嗣”，关系到自家的江山千秋万代永远传接下去的大问题。
除了以上这些方法之外，古代宫中还采用一种极不道德的方法来对小皇帝进行性启蒙，那就是派宫女“言传身教”，帮助小皇帝掌握性生活知识和一些必要的性技巧。像前面提到的晋惠帝十三岁时，其父皇派了一名姓谢的宫女到太子东宫，以身示范，教他床笫之事。结果，等到宫女离开东宫时，已经怀有身孕了。清朝甚至以制度的形式规定：在小皇帝大婚之前，先选八名品貌端正、已谙风月之事的宫女供小皇帝“进御”，她们分别被冠以宫中女官的称号：司帐、司寝、司仪、司门。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每天侍寝让小皇帝获得一些实际经验，以便将来大婚后面对皇后时不至于慌乱而不知所措。然而，这种做法完全是建立在牺牲女性的权益和人格的基础上的，完全不顾女性的意愿，而且这些宫女在被小皇帝“临幸”之后，往往很快就被抛弃，像清朝那样封个女官之职已经算是对她们极大的恩宠了，这充分显示了封建王朝的愚昧和反动。
由于宫廷中专门对小皇帝进行性启蒙教育，所以他们长大后，在男女风月之事上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困惑。相反的，他们个个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纵情于美女之间，尽享“人道”给他们带来的欢娱。
金川门破 明建文皇帝逃亡之谜
明朝十六代皇帝，除了自缢而死的崇祯外，现仅存十四处皇陵（即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三陵和位于南京的明孝陵），独缺第二代皇帝惠帝的陵墓。这是因为明惠帝被其叔父篡权而逊国，最后不知是死还是逃亡、不明下落的缘故。 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死，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即明惠帝，国号建文，所以后来人们称他为建文帝。朱允炆品性仁孝，忠厚而寡断。太祖在位时，曾将二十四个儿子分封为王，为中央政权建立屏藩。但是到了建文帝时，因为各地的藩王势力越来越大，勇武跋扈，甚至觊觎皇帝宝座，于是建文帝决定削藩。建文帝的四叔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以此为借口，起兵叛乱，其实是不满朱元璋传孙不传子。这场战争历时三年，史称“靖难之役”，祸及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数省。1402年，最终朱棣以胜利者的身份登上皇位，而建文帝在位仅四年。
攻下南京都城后，朱棣连续在皇宫内寻找了数天，均未见建文帝的身影，连个尸首也没找到。当时攻城的大火一直蔓延至皇宫，皇宫火光冲天，烧得只剩一片败瓦颓垣，皇后也被烧死在这场大火中。另外还有一具已被烧成焦炭的死尸，朱棣以为是建文帝，俯身对着焦尸大哭一通，但是心里却一直怀着一个疑团。他即位多年以后，还不停地派人四处打探建文帝的下落。朱棣篡位后，将建文帝所倚重的一批朝臣如兵部尚书齐泰、大常卿黄子澄及方孝孺、茅大芳等统统诛杀，还妄杀了许多无辜的宫女，一时“里落为墟，流放者更不可胜计”。
明末清初以来，人们对建文帝的下落开始质疑。有人认为建文帝被焚于攻城的大火，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建文帝并没有死，他趁着大火逃出了京城。建文帝的下落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其实是因为史籍上对其记载各不相同，互相矛盾所致。《明史·成祖本纪》和《明史·方孝孺传》都说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于是下令焚宫，然后携皇后跃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也随其蹈火而死，燕王入宫后闻宫女所言，并从灰烬中找到一具面目全非的焦尸，“以天子礼葬建文皇帝”。而据《明史·恭闵帝本纪》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只提到建文帝下落不明，并未肯定烧死了。而《补本》等其他一些史籍则说：“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上入宫，忽火发，皇后马氏暴崩，程济奉上变僧服遁去。燕王遂入宫……因指烬中后骨以为上。”可见朱棣将灰烬中随便一具死尸诈称是建文帝，葬之而后自己称帝，至于建文帝其实早已换上僧人衣服逃脱了。现在，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建文帝确实没有死于大火，而是在城陷之际逃出去了。
《明史纪事本末》成书早于《明史》，所辑录的资料更加原始，可信度也更高。根据《明史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述，当日燕王军队攻入南京金川门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痛哭流涕，曾想一死了之。此时，翰林院编修程济提出出亡计策，太监王铖也跪奏说，太祖朱元璋驾崩时曾留下一个铁箧，吩咐遭大难时交给建文帝，铁箧现藏在奉先殿。建文帝赶紧命人取来，程济打开铁箧一看，里面有二张度牒（僧人的身份证明），还有袈裟、僧帽、僧鞋、剃刀等工具，白银十两以及逃跑线路图，度牒上标明法名：一张是应文，一张是应贤，一张是应能。毋庸置疑，“应文”是建文帝，“应贤”是监察御史叶希贤，“应能”则是吴王教授杨应能。铁箧内还有一纸书，上写：允炆从鬼门出逃，其余人从水关御沟出逃。于是，建文帝按照祖父的指引，换掉龙袍，穿上袈裟，带领一众随从自地道逃出京城，为避免朱棣斩草除根，他后来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让銮”，暗示逊国退帝位之意。
建文帝出官后究竟逃向了何处？对此研究者也说法不一。其一认为逃到了湖北武当，其二认为是苏州穹隆，其三是云南浪穹，其四是贵州安顺，其五则认为逃到了青海瞿昙寺。民国《创新渭源县志》卷九《艺文志》中“五竹寺记”记载：“建文于夏六月庚申十三日未时，由癸门出，比时愿扈驾车二十二人……君臣奔窜崎岖，昼伏夜行。历滇南、巴蜀，建文至乐都瞿昙寺……”这可以作为一项参考资料，表明建文帝有可能逃亡到了青海瞿昙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等人为避人耳目，分几路外逃，他自己则与随从自长江往南，辗转来到武昌罗汉寺，甚至还有的人认为建文帝后来经泉州逃至海外，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在民间也到处流传着建文帝曾经到过某地的传闻，以及朱棣派人以寻访知名道人张三丰为名，暗查建文帝下落的故事。台湾出版的《明惠帝出亡考证》一书称，奉朱棣命外出查访的官员一直没有查出结果，为了交差，就谎称建文皇帝跑到了西洋一带。于是朱棣又派自己的亲信宦官郑和下西洋，表面上是为了通商，实则是为了暗查建文皇帝的下落。
根据史籍中提供的些许线索，以及多年来先后发现的疑为建文帝流亡避难或隐居过的故址综合分析，建文帝逃出京城后流落在西南地区为僧，曾到过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其中较为确切的大概要数近年发现的蜀北广元青川县青溪镇华严庵遗址，经考古专家实地勘考，已经确认是建文帝在蜀时的避难地。
青溪古镇处川、陕、甘“鸡鸣三角地”，秦汉特别是三国以来，阴平古道、褒斜道、景谷道、金牛道等经过或紧邻这里，陆路连接秦陇十分方便，青溪水路可经白龙江入嘉陵江通达各地。华严庵就在镇南约七公里处的莲花山上，占地面积超过百亩，东西两面是草木丛生的山沟，西侧山沟内有巨石垒砌的双层中空明代石墙。庵内有明石碑、石佛、九五方圆塔、清皇历书等遗址和遗物，其中两块古碑“广佛碑”和“华严庵重建碑”记叙了建文帝于宣德六年到此，与《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七“建文逊国”中宣德六年文帝由西安入蜀的记载正好吻合。广佛碑立于清康熙八年，高1.7米，宽0.90米，上有《鼎建华严庵碑志序》：“有古刹名曰华严庵历稽典籍启自元时又为明初建文皇上隐跸之所……”华严庵重建碑立于康熙五十八年，碑高1.70米，宽0.92米，上有《重建华严庵碑记》：“华严庵之设也，其说有二，一曰肇自建文隐跸之时……盖建文钟其意于始玉峰径其口事于后也。”两碑为建文帝入蜀避难提供了实物佐证。
华严庵所处的位置颇有龙脉之象，周围簇拥着座座山峰呈莲花形状，华严庵所在的山顶却像一把巨大的椅子，两边的陡峭山脊就像椅子的扶手，庙后荫翳蔽日的丛林遮盖的龙洞岩则像椅背。同时，华严庵深藏于海拔1200米的山峰上，峰下藤缠棘绕，易守难攻，是藏身的绝好地方。庵的四周有建于明代的石墙包围，从庵内有地道与石墙相连。庙的右侧后方一座2.75米高的石塔，从上至下用大大小小五圆四方共九块石头垒成，顶上还竖着一块高帽子一样的尖石。石塔后边丛林掩映着一个占地700多平方米的大土堆，明显系外移堆积而成。专家推测，这个土堆应该是一座坟墓。联系到五圆四方的石塔，让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大胆联想：它是象征“九五之尊”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坡林内的坟墓就很有可能是建文帝的陵寝了，也就是说，建文帝颠沛流离，最后死于华严庵。
然而，一切都必须等待发掘后才能得出确切的答案。但愿扑朔迷离的建文帝下落之谜会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
《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一章记录了据说是建文帝流落西南时作的一首诗：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嶺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朝。 木鱼在手，江山非我，整首诗流露了建文帝失掉江山之后，百无聊赖、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
《万历二年十月实录》记载：“上（明神宗）从客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免，果否？辅臣张居正对言，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云游在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跽，曰吾欲归骨故国，方验知其为建文帝也。御史以同，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莫知其终。上因命居正诵其诗之全章，慨然兴叹，又命书写进览云云。”
传说中建文帝经历明成祖、仁宗、宣宗三朝仍在世，至英宗朱祁镇时才道出自己就是建文皇帝。被送往京城后，当年曾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尚在，建文帝一见吴便问：你不是吴亮吗？吴答：不是。建文帝说：我当年有一次在便殿时，你伺候我吃饭，我吃了鹅，有一片肉掉在地上，你手里拿着壶，趴在地上把这片肉吃了，没有这回事吗？吴于是抱着建文帝的脚伏地痛哭。
建文帝在明朝无谥号，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乾隆皇帝召大臣议定，正式追谥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
叔嫂合卺 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谜
孝庄皇太后是清初杰出的女性，清朝由入关到政权巩固，统治稳定，并开创一个空前的盛世，与孝庄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然而孝庄死后却葬不从夫，没有与她的丈夫清太宗皇太极合葬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与民间传说的“太后下嫁”有关？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本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十年二月，博尔济吉特氏由兄长专程护送，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亲姑夫皇太极为侧室福晋，当时她只有十二岁。崇德元年七月初十日（1636年），博尔济吉特氏被册为永福宫庄妃，册文上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着：“奉天承运，宽温仁圣皇帝制曰：自开辟以来，有英运之主，必有广胤之妃，然锡册命而定名分，诚圣帝明王之首重也。兹尔本布泰系蒙古廓儿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联登大宝，爱做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尔其贞懿恭简，纯孝谦让，恪遵皇后之训，勿负朕命。”
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 在民间传说中，孝庄是皇太极身边的一位女诸葛。据说，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明蓟辽总督洪承畴被清军生俘，皇太极大喜，想收降他。因为洪承畴是明朝很有影响的封疆大员，收服他对于收揽汉族知识分子人心，瓦解明朝统治具有很大的意义。皇太极下令把他押到盛京，派人轮番劝说。但洪承畴“延颈承刀，始终不屈”，还以绝食表白他不事二主的忠心。正当群臣无计可施之时，孝庄自告奋勇，亲自去劝说。她扮作一个待女，怀里藏了一壶人参汤进入囚牢，温颜婉语，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地将人参汤喂给洪承畴，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过数天的努力，洪承畴终于归顺清朝，并为清朝平定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在皇太极生前，孝庄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后宫统摄一切的是她姑妈博尔济吉特皇后，而受到皇太极专宠的则是她姐姐宸妃。
由于孝庄经常关注清廷的政治活动，她的政治素质和才能得到了磨炼，在以后每每遇到重大突发政治事变时，她的出色才能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皇太极死后，孝庄为了保护自己年幼的儿子福临平安无事，施展手腕，笼络皇太极之弟、摄政王多尔衮，终于使福临坐稳了皇帝的宝座。孝庄是如何笼络多尔衮的？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私家著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后来民间一直津津乐道地认为，孝庄向多尔衮献出了自己。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但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们对这对年轻叔嫂间的关系难免议论纷纷。
顺治皇帝 顺治临终时，原属意于次子福全，但孝庄看中玄烨，于是说服了顺治改立玄烨，也就是后来智擒鳌拜、平三藩、屯守台湾、驱逐沙俄、平灭准噶尔叛乱、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康熙和孝庄太皇太后祖孙两人的感情非常深厚，孝庄从不直接干预朝政，但却时刻关心和帮助康熙，给他讲一些治国修身之道。她经常告诫康熙：“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汝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祗承祖考遗绪，俾子亦无疚于厥心。”康熙皇帝之所以文治武功大有作为，其中也有孝庄的贡献。作为母亲和祖母，孝庄对顺治和康熙投入更多的是对他们品行的教育。
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十二月，孝庄皇太后病危，康熙隔着床幔看护，衣不解带，水米不进，昼夜不离左右，并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祈求祖母平安。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终于走完了她的一生，以七十五岁的高寿安然薨于慈宁宫，被谥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根据孝庄的遗愿，她死后没有与皇太极合葬于北陵昭陵，而是暂安奉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才在关内匆匆动工营建陵寝，然后将她下葬，然而却被孤立于清东陵的风水墙外。
据史书记载，孝庄之所以没有与皇太极合葬一处，是因为她病危时，曾对康熙皇帝说过：“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遗嘱中“不忍”云云，不过是一种托词，其实是因为她下嫁多尔衮，无颜于黄泉下与本夫相见。也有人认为，遗嘱本身可能是朝廷精心设计的伪词，为下一步丧葬处置作铺垫。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要说明孝庄葬不从夫的真正理由，恐怕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太后下嫁”这个问题。
太宗皇太极 孝庄皇太后究竟有没有下嫁摄政王多尔衮？这个问题是清初历史中的一个未解之谜，多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太后下嫁”的说法，并把它与“世祖出家”、“世宗夺嫡”并列为清初三大疑案。虽然民间流传甚广，但真正见诸文字的，只有清末刊行的明朝遗臣张煌言著《苍水诗集》，其中《建夷宫词》有一首诗就是影射太后下嫁的。诗是这样写的： 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
那么，单凭这首《建夷宫词》是不是就可以为“太后下嫁”一事下定论呢？我们不妨看一下有关资料，从几个方面来进行判断。首先，张煌言做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五十，不可能嫁给三十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比多尔衮小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史证的。
孝庄死后不久，康熙帝下旨将慈宁宫新建的五间新殿一并拆除，迁至东陵附近，理由是太皇太后在世时曾多次说起很喜欢这五间新殿，因而决定让这五间房子做奉殿，供孝庄的遗体“暂安”。可是据东陵故老相传，当年安放孝庄遗体的暂安奉殿内，四壁刻满了孝庄下嫁多尔衮时百官的贺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当年太后下嫁的传说就不是空穴来风了，而且康熙的做法颇有点做暂安奉殿是假，避嫌是真的味道了。
清朝灭亡以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在清理礼部档案时，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颂圣处有颂“皇父摄政王”字样，在皇上之前，并双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文件）档案，也发现自顺治四年以后，内外奏疏多有“皇父”的称呼，与“皇上”并列，与蒋良骐《东华录》记录的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正好互相佐印。
将史籍中的点滴记载串联起来，可以看到，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先是被加封为叔父摄政王，旋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多尔衮开始不再御前跪拜；大约在顺治四年年底，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开始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完全是一副太上皇的威势。
还有朝鲜《李朝实录》中也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细读起来颇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朝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意思是说朝鲜国王问手下官员：“皇父摄政王”做何理解？金自点用清廷使臣的话来回复，说是皇父摄政王的朝贺之礼与皇帝相当；郑太和更是看破其中关系，道出多尔衮已做了太上皇，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
再看多尔衮死后享受的待遇：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出猎时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顺治帝亲自祭奠于郊外，命臣民为其服制，用皇帝丧仪，还尊摄政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无论作为皇叔或者作为辅政大臣，多尔衮都根本不可能享此待遇。
根据以上史实，孝庄纡尊降贵，下嫁多尔衮之说似乎是“铁证如山”了。
不过，也有研究清史的学者不认同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是反清廷的，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如真有其事，在当时其他文人的著述中也应该或多或少有所反映。而清末民初刊印问世的大量前清私家著述，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任何史料可以直接证明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尸骨未寒即遭清算，也从反面否定了下嫁之说，因为如果真有其事，顺治出于维护孝庄和自己的名誉尊严，也应该维护多尔衮才是。况且，帝后分葬在清朝也不乏其例。因而下嫁之说只不过是“敌国”（指南明政权）散布的谣言而已。
据说，当年太后下嫁时曾以顺治皇帝名义诏示天下，操办婚礼的礼部还专门搞了一套婚礼仪规，洋洋六大册，称为《国母大婚典礼》，而这份诏书及《典礼》至今未被发现，只有发现了这两份物证，“孝庄下嫁”之事才算真正水落石出。而一天不发现，围绕这一疑案的不同传说和猜测就永远也不会消失。
合理想像 顺治殉情出家之谜
清初的三大疑案中，有一个是关于顺治皇帝出家为僧的，传说他遁入五台山数十年，康熙皇帝前去看望，他却不愿相认，更不愿还俗。但根据现有的史料，顺治并没有出家，他二十四岁那年因患天花而去世。 我本西方一袈裟，为何生于帝王家？
天下万事纷纷扰，不如空门补破衲。 相传这是顺治皇帝因其爱妃董鄂妃去世，悲痛欲绝，看破红尘，遁入五台山落发为僧前写下的诗。董鄂妃生前极受顺治的宠爱，她为顺治生下了皇四子，顺治将其立为皇太子。然而，董鄂妃却因顺治的过分宠爱而遭到皇太后和皇后的敌视。谁料太子出生仅三个月便夭折，董鄂妃精神遭受极大创伤，心情抑郁，加上皇后等人妒害，不出三年，她撒手人寰。悲痛的顺治下了一道圣旨，令全国为其服丧，并追封董鄂妃为“孝献皇后”。又过了百日，顺治也因接二连三的打击，忧伤过度，身体极度虚弱而染上天花，终因医治无效，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元月七日崩于养心殿，年仅二十四岁。
然而民间却一直传说顺治并没有死，而是失去了人生的全部希望，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去了。民间盛传，顺治二十四岁那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往五台山修身向佛，一直活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右才圆寂。这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山觐见父亲，但顺治都不肯相认。清人吴梅村在其赞佛诗中也写道：“名山初望幸，衔命释道安……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烟岚倏灭没，流水空潺渊。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散财洞，未得夸迎銮。”即是说顺治皇帝出家为僧，而朝廷只得假称皇帝驾崩，所谓“房星竟未动”，是指皇帝实际上没死。加上顺治帝的陵寝——清东陵孝陵内，埋葬的不是顺治的棺木，而是一个骨灰罐，也让人生疑。是不是因为顺治帝真的出家了，所以他的陵墓才不同于其他帝王的陵墓呢？这便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的“世祖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