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听说此事后，伤心无比，她立即下令将伯彦纳莫祜亲王处死，随后追认伯彦纳尔苏为亲王，并为他在僧格林沁的陵墓旁修了一座墓。
慈禧和瑾妃、德龄、容龄、容龄之母、隆裕皇后在一起 民间还传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在途中认识了一个叫王老五的卖豆腐的男子，结成了“夫妻”。在北京城即将被八国联军攻陷的紧要关头，慈禧和光绪率领着亲贵大臣们，化装成农夫村姑，夹在逃难的人群中，经颐和园、青龙桥等地，仓皇逃往西安。谁知在路上正好碰到八国联军抓人、抢劫，慌乱中一行皇家难民跑散了，纷纷自顾逃命。慈禧不管三七二十一跑了一阵，腿跑累了，跑不快，正在为难之间，见前方有一个拉车的人经过，慈禧赶忙拿出银子递给他，让车夫拉她往西安去。车夫见钱眼开，拉起慈禧就跑，天黑时来到一条江边，车夫对慈禧说：“这里是丹江，你下车吧。”慈禧说她要去西安，怎么在丹江下车呢。于是，又从包里掏出银子给车夫。车夫看见慈禧包中有不少珠宝，又见江边天黑无人，便起了杀人劫财之心，他一把抢过慈禧的包袱，然后双手扼住慈禧的脖子，想扼死慈禧。正在这时，有个卖豆腐的中年男子经过这里，他高声吆喝着：“豆——腐！豆——腐！”车夫做贼心虚，听成了“包——袱！包——袱！”连忙抓起包袱逃走了。
中年男子来到跟前，才知是歹人行劫。他救起慈禧，把她拉回自己家，细心地照料。从谈话中慈禧得知他叫王老五，看着他憨厚老实的样子和对自己的细心照料，慈禧又感动又喜欢，患难之际最易真情流露，于是便爱上了王老五，做了“夫妻”。没过多久，慈禧又回到了北京城，但她心里还时常想念那个患难中结识的贫民情人。
荣禄曾经是慈禧太后的情人 慈禧与当时身兼军机大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荣禄也是情人关系。慈禧在被选入宫以前就与荣禄相爱，尽管后来因慈禧入官，两人才不得不分开，但荣禄仍然对她一往情深。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慈禧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祺祥之变”前夕，与慈安太后偕幼帝载淳逃离热河（今河北承德）时，就是荣禄一路上保护她的。德龄的《御香缥缈录——慈禧后私生活实录》一书就明确写道：“在慈禧没有给咸丰选去做妃子以前，荣禄就是伊的情人；后来荣禄仍克尽厥职的做伊的忠仆。他们两人中间的一番恋爱，却就此很沉痛地牺牲了。”德龄在清宫内担任过两年慈禧身边的女官，所知甚多，此说当不是捕风捉影。后来慈禧到圆明园游玩时，据说还与荣禄有过暗渡陈仓。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殿试的榜眼文廷式曾在他的《闻尘偶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壬午（即1882年，时慈禧四十七岁）春，有琉璃厂卖古董白姓者，由阉宦李莲英引入大内，遂得幸于禧后，月余乃出。旋禧后有疾，安后密查之，乃知有孕。”明白无误地记录了慈禧太后与人私通并怀孕的事实，而且这件事情与慈安太后的暴毙也有关系。还有的说法则是，被慈安发现与慈禧有私情并导致慈禧怀孕的是戏子杨月楼。不论如何，杨月楼也是慈禧的情人之一。
此外，根据有些清宫中太监的说法，慈禧身边的两任总管太监安德海和李莲英也都跟她有一腿，是慈禧的情人。不过，此一说法似乎较勉强，能作为佐证的资料也很少，只能听过算数，不必过于认真。
政治待遇 清朝官员“紫禁城骑马”之谜
历史书籍或者近年流行的宫廷戏中，经常出现“紫禁城骑马”一语。紫禁城是众所周知的皇帝住所和朝廷办公场所，怎么可能让人随随便便在里面骑马溜达呢？其实，“紫禁城骑马”在古代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待遇”呢。 “赏紫禁城骑马”，顾名思义就是在皇帝的紫禁城内骑马行走。而紫禁城乃是一般百姓不许接近的禁地，即使是朝廷的文武官员，也不可在里面任意行走，更不用说骑着马溜达了。能在紫禁城里骑马，在御道上行走，对皇帝来说，是一种赏赐，而对臣子或其他人来说，则代表了一种荣誉和特权，就如同“赏戴双眼花翎”、“赏穿黄马褂”、“赏穿月素貂褂”等一样。
清朝把王公大臣被允许在紫禁城骑马称之为“赏朝马”。按当时的做法，军机处每年都会将年满六十岁的一二品大臣，开列一个单子，上报请旨，奏请皇帝准予这些人“紫禁城骑马”。一般贝勒（原为满族贵族的称号，后定为封爵之一）以上，包括亲王、郡王和贝勒等都可获准，推侍郎（正二品）以下的不一定全准，如果是内廷官员则往往“特蒙恩礼”，不复问年，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康熙时，开始恩准蒙、汉族的官员在紫禁城内骑马。凡准予骑马进紫禁城的王公官员，由东华门入禁城者则行至话亭下马，由西华门入禁城者则行至武英殿之北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东华门、西华门旁和午门前的左阙门、右阙门外，分别立有下马石碑，上书“至此下马”和“官员人等至此下马”。乾隆年间，因为有些大臣或年龄较大或有足疾而无法骑马，为表示恩宠，准许这些大臣在紫禁城内乘轿。至嘉庆年间，又特许年满七十以上，原可骑马的大臣在宫内乘二人肩舆（二人抬的一种小轿）至应下马处下轿，一般是在景运门外箭亭下轿，个别皇帝的至亲则被特许可以乘轿入隆宗门至内右门下轿。由此可见，这种“紫禁城骑马”其实就是封建皇帝给予资历深久、德高望重的臣下的一种赏赐和表彰，是一种荣誉很高的“政治待遇”。
乾隆皇帝戎装像 不过，并不是只有六十岁以上的老臣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对于军功卓著、御敌护驾有功者，或治理国家取得昭著成绩的文官武将，皇帝一高兴起来，随时可以赐予他们“紫禁城骑马”的特别恩赐。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礼部侍郎刚毅因为护送慈禧西逃有功，就被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近年风行的“戏说清史”电视剧中，老少皆知的奸臣和珅也是突出的一例。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宠臣，也是大贪官的代名词。他出身寒微，父亲只是朝廷的一个小官僚，但他聪明好学，“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藏文）颇通大意”，为了迎合乾隆，在佛教经典、诗、书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并达到较高的水平，和珅的书法颇似乾隆，所以乾隆后期的一些诗匾等都让和珅代笔。凭借着出众的才学、能力和对皇帝的透彻揣摩，和珅终于登上了权力和利益的顶峰。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和珅当上了宫内一名三等侍卫，这是他仕宦之途的起点，很快他就时来运转。有一次，乾隆乘骡子驾驭的小轿车东巡祭孔，和珅在车旁随侍。路上闲得无事，乾隆皇帝就跟和珅说起话来。乾隆问：你是什么出身啊？和珅答：文员。又问：你下场科考过吗？答：庚寅年（乾隆三十五年）曾赴考。问：出的什么题？答：孟公绰一节。问：还能背得出你的文章吗？于是和珅边走边背诵，一字不漏，快捷异常。乾隆听完后点点头，说：凭你的这篇文章可以考中嘛。从此以后，和珅便平步青云，回京后很快就被提拔为乾清门侍卫，再擢为御前侍卫，授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官至户部侍郎，不出三个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再授内务府总管大臣。至同年底，又出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总管内务院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这一年，和珅只有二十六岁，其获得的荣誉、地位让一些老臣们都羡慕不已。
和珅二十六岁那年即被赏赐紫禁城骑马，令一些老臣都羡慕不已 然而乾隆一死，嘉庆皇帝就果断地扳倒了这位权倾一时的贪官，并抄没其全家，将和珅搜刮来的无数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统统充入国库，以至当时流传着“和珅倒，嘉庆饱”的顺口溜。
清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有一段记述：“我九岁的时候，他们想出一条促进我学业的办法，给我配上伴读的学生。伴读者每人每月可以拿到按八十两银子折合的酬赏，另外被‘赏紫禁城骑马’。虽然那时已进入民国时代，但在皇族子弟中仍然被看作是巨大的荣誉。”这些伴读者都是跟溥仪年龄差不多的少年，根本还谈不上什么“文治武功”，无非是陪小皇帝煞有介事地念念书而已，居然也能享受“紫禁城骑马”的待遇。它不光是一种“政治待遇”，也附带着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呢。溥仪的堂弟溥佳是这些伴读者中的一个，他曾写文章回忆道：“我被挑选为伴读后，溥仪也下了一道上谕，派在‘内廷行走，伴读英文，赏在紫禁城内骑马’，每月赏月例八十两（相当于一百多银元）……”
除了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外，一般的民间人士也有机会得到“紫禁城骑马”赏赐。清朝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当时为全国首富，据称拥有土地一万亩，白银三千万两，产业涉及钱庄、当铺、丝绸、茶叶、军火等。他因为曾出钱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被朝廷赏加市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红珊瑚，并“赏穿黄马褂”，特赐“紫禁城骑马”。
跪乎不跪 乾隆接见英国使臣之谜
清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见英国使臣马噶尔尼一行，由于在礼仪上争执不下，双方闹得颇不愉快。对于马噶尔尼一行到底跪了还是没跪，是不是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个问题，中外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乾隆与小斯当东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为乾隆帝祝寿为名，派遣前驻俄公使、孟加拉总督马噶尔尼勋爵和东印度公司大班斯丹顿为正副特使，带着六百箱礼物来到中国。这一行人千里迢迢来中国，目的是开辟中国市场，与中国进行殖民贸易，这从该行的全部费用统统由东印度公司负担就可看出。当时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随着蒸汽机的发明，火车及远洋轮船的大量使用，英国一跃而成为工商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
而此时的中国，一贯以“天朝”自居，对与外商贸易则自认为“嘉惠远人”，加上闭关自守一百多年，已经远离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中英两国在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正是由于这种差距，使这次接见闹得颇不愉快，甚全差一点使会面夭折。
英国使团于前一年的九月乘船出发，这年八月到达天津大沽口。道明祝寿来意之后，中国视之为朝贡，便在使船上插上“英吉利贡使”的旗号。马噶尔尼装作不知，因为他怕在觐见皇帝之前，任何抗议都可能招致麻烦，不利于他完成此行的最大使命。清廷方面对英使首次来华很重视，乾隆命长芦盐政徵瑞、直隶总督梁肯堂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接待；还命军机处拟定了一套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见清宫档案《上谕档》）。《清实录》也记载了乾隆与臣下商定觐见礼仪的数道谕旨，从中可以窥见其善体人情的一面。
在北京圆明园休息了几天后，马噶尔尼一行由接待大员陪同前往热河行官（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一路上殷勤招待，对使团所需一切免费供应。副使斯丹顿在事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除了在世界的东方，客人难得遇到这样殷勤的招待。”
马噶尔尼赠送的铜镀金冠架水法跑鸭钟 八月初四（公历9月8日），马噶尔尼、斯丹顿等一行人到达热河。正式朝见前，军机大臣和珅约见了特使，马噶尔尼称病不见，只派副使斯丹顿前往要求举行谈判。此举令乾隆觉得英使“妄自骄矜”，对其来华企图更具戒心。接下来，在觐见礼仪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按照清朝的规定，外国使臣来华朝见中国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礼，马噶尔尼因来华之前英王已有训示，使团要在不失国体的前提下迁就中国的礼俗，于是提出中国派同级官员向英王肖像行跪拜礼，以示平等。这个提议为清廷拒绝，马噶尔尼也坚持不行三跪九叩之礼，表示只能向皇帝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双方的事前磋商一时陷入僵局。
根据英国方面的记载，京官出身的大学士和珅比较温和，同意免除叩头礼，而另一位大学士，曾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则显得傲慢，坚持觐见皇帝必须无条件行叩头礼。英国人认为这是福康安一贯在边疆平定边患，特别是在福州和广州接触到英国无赖商人较多的缘故。福康安把英国人视为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不能给以任何鼓励辞色，和珅似被其说动。英使只肯吻帝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谈判很紧张。乾隆皇帝闻讯，特谕令礼部官员好生开导英使，大意是：凡是四方来使来天朝进贡，不但陪臣必须向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使国王亲自来朝，也必须躬行此礼。如尔再拘泥坚持，则有违尔国王谕训归诚本意，徒令天下讥笑尔等不知天朝礼仪也。最后双方互给面子，马噶尔尼不得不收敛其“骄矜”的态度，清廷也做了一定的让步，双方达成共识：在八月初六万树园的礼节性欢迎宴会上，英国使节行英式礼，而八月十三日在澹泊敬诚殿正式举行乾隆万寿典礼时，使团人员行中国的三跪九叩礼。乾隆皇帝得知双方达成了妥协，态度有所缓和，表示“这些人从海上远道而来，所以不熟悉天朝的法度，不得不稍加抑制，今天既然诚心效顺了，仍应给予恩惠”。
八月十三日（公历9月17日），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里张灯结彩，隆重的万寿庆典活动在这里举行。文武百官、国外使节纷纷行三跪九叩礼，恭祝乾隆皇帝万寿无疆。至于英国使团一行人这天朝见乾隆时，到底跪了没跪，是不是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个问题，中外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清史稿·高宗皇帝本纪》记载说，英国使节马噶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但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了下去。马噶尔尼的亲戚、英国使团秘书温德在当天的日记中有一段描述：“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的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看来，英国使臣一行最后还是顺从了中国的礼仪。然而，清朝御用画师郎世宁所绘《马噶尔尼觐见乾隆图》中，乾隆高傲地卧坐于龙椅之上，而英国使臣马噶尔尼则是很不服气地单膝跪于龙椅前——究竟行了三跪九叩礼没有，又很难说了。不管争论结果如何，后来的结局是，乾隆很不高兴，因而对英国使臣提出的通商要求，以“与天朝体例不合”为由，一一驳回，马噶尔尼的使命以失败告终。
一十三年后，即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七月，英国国王以罗尔·阿美施德为正使，当年的副使斯丹顿的儿子小斯丹顿为副使，第二次派遣使团访华。又是因为礼仪之争，英使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结果被驱逐出境。
“礼仪之争”其实不单单是外交礼节上的差异和争执，而且有着更为广泛的背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礼仪之争”指的是从明朝末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以来，中西方对于中国的宫廷礼制、祭祖祭孔的传统习俗以及“天”和“上帝”等精神概念的不同理解。早在清初康熙时期，就因为教皇反对中国敬天法祖，康熙认为无异于动摇中国的立国大本，所以针锋相对，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随着中外通商的发展，加上个别耶稣会士卷入宫廷政治，“礼仪之争”进而扩大和演变为外交关系上的大事，清朝历代皇帝视其为关乎干预内政还是维护主权问题的明争暗斗。《皇清四裔考》称英国等为“红毛蕃种”；有一位广东碣石镇总兵上书皇帝称：“臣遍观海外诸国……惟红毛一种，奸究莫测。”认为西方列强“奸究莫测”，别有企图，这恐怕才是明末以来持续约三百年的中西“礼仪之争”的深层原因。
冠冕堂皇 古代帝后礼服冠饰之谜
说到皇帝的服饰，人们自然而然就想到龙袍，金黄灿烂的龙袍可谓是皇帝服饰的代表了。其实，古代的皇帝和皇后除了龙袍以外，穿着服饰的种类和样式是非常繁多的。 皇帝的衣着服饰历来不仅仅是用来防暑御寒的，它还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神圣与威严的体现。皇帝、皇后以及妃嫔、宫女、朝臣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都有严格的规定，因而可以说，帝后所穿的衣服是体现中国古代社会繁复礼仪的载体。
古代皇帝的服饰种类很多，头上戴的有冕、冠、弁、帻（一种包头发用的巾）、帽巾、缨、簪；身上穿的有衮袍、中衣、单衣、裘、衫、褂、裳、裤褶等，外饰带、佩；脚下则有舄（音xì，古代的一种复底鞋）、靴、履、袜，其中有些服饰还是从先秦时期流传和演变下来的。到了清朝，更是品种繁多，样式复杂。皇帝服饰的穿戴非常讲究，要根据不同场合、不同季节经常更换，以至中国古代的舆服制度纷繁复杂，连皇帝自己都弄不清楚该怎么穿戴，皇宫里必须有一批太监专门掌管皇帝每天的穿戴，同时保管数量众多的皇帝服饰，清朝还为此专门建立了一种档案，称为《穿戴档》，专门记录皇帝每天的服饰穿戴情况。
冕是古代皇帝的重要礼冠，由冕版、冠及缨等组成，冕版的形状为前圆后方，前低后高，大概暗含俯视群臣之意吧。冕版前后各有十二旒五彩垂丝，《礼记·玉藻》孙希旦集解：“王祭天之冕，其旒前后各十有二，每旒之上，以五采玉为饰，又以五采丝为绳以系玉，谓之藻。”汉时冕的冠为黑色，里裹朱色，以白玉珠为旒悬彩色组缨。宋时将唐朝的冕由八种规格统一为长一尺六寸、宽八寸，顶上用青罗绘制龙鳞图案，里面用红罗绘制紫云白鹤。明代时改垂旒为七彩玉珠，每旒串玉珠九颗（白色三颗，红蓝绿各两颗）。自清朝起，皇帝不再戴冕。
清光绪黄缎彩绣十二章龙袍（吉服） 说到皇帝的服饰，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便是龙袍，它俨然成了皇帝服饰的代表。龙袍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吉服，是由先秦两汉时期的深衣演变而来的，属于礼服，规格仅次于衮冕服。古代皇帝的衮冕服配合冕一起穿戴，一般用于祭庙、登基、大婚、元旦受贺等重要场合，由于穿着不便且不实用，所以皇帝多数时间穿的是吉服和常服。
清代皇帝朝服 从隋唐时起，皇帝的吉服上开始绣龙的图案，所以称为龙袍。这种绣有龙图案的袍服只有皇帝、太子才可以穿，清朝则后妃也被允许穿龙袍。汉代的皇帝衮袍颜色不定，多为上黑下红，唐代是红色和黄色的，从此黄色开始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彩。龙袍上绣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十二纹章，唐代的十二纹章是：上衣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下裳为藻、粉米、黼（音fǚ）、黻（音fǘ）。到了明代，则上衣下裳各六章，宗彝也绣于下裳。其中日、月、星辰寓意明光照临；山布散云雨，寓意皇帝泽被天下；龙变化无方，取意应机布教；华虫即野雉，身披五彩，取意体兼文明；火代表天子修身浴德，至圣日新；宗彝为两只刚猛的动物，代表神武定乱；藻逐水上下，代表天子随代而应；粉米代表滋养；黼为斧形，取其决断之意；黻为两己相背形，取君臣可否相济之意。将天下最美好的比喻和赞美都用在皇帝衣服上，无非是表示皇权神授，帝德完美。
《元太祖狩猎图》中的龙袍 元代龙袍的纹样为过肩盘龙式，前胸和后背皆以大型柿蒂窠作过肩龙，两袖上部为行龙（即侧身的龙，按照上下不同的朝向分为“升龙”和“降龙”），袍的下摆也为一栏行龙。这种龙袍的形式被明统治者沿用。
清朝的皇帝龙袍规定为明黄色，领口和袖口为石青色（即深蓝色），片金缘，上面绣有五爪纹金龙九条，另有十二纹章及五色祥云，下幅是八宝和立水即水波纹，左右开襟，质地为夏纱冬裘春秋棉。灿烂的黄色与龙纹云饰构成了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皇帝服饰的主要特征，显得既尊贵博大又威严肃穆。清朝龙袍款式，朝服上仍为柿蒂窠过肩龙，但下摆处有多个小团龙而不是明代的行龙了；日常的袍服则前后均有三条龙，呈品字形排列，左右是双龙过肩，下摆则为有一定高度的江崖海水。
明代皇帝龙袍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帝后的冠服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既沿袭了中国历代皇帝“崇尚黄色、衣纹云龙”的传统，又保留和引进了满族服饰中披领、马蹄袖的风格，使皇帝的服饰更具民族性和时尚特征。清朝皇帝的服饰按穿戴用途可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和雨服等几种。礼服是在大朝、大祀等比较隆重的典礼上穿的，包括朝冠、兖服、端罩（冬季罩在衮服外以保暖）、朝珠、朝带等，其穿戴方式都有严格的定制。其中衮服以石青色为地，两肩及前后胸均绣有一正金龙（正龙即正身的龙），一共四个团龙，并伴有日、月、万寿篆文及五色云纹饰。吉服就是龙袍，用于一般的典礼，如劳师、受俘、赐宴、祝寿等活动。常服即皇帝平时在内廷穿着的便服，一般为石青色对襟长服，无领、平袖，花纹也简单得多。还有一种大襟袍，颜色及花纹均无定规，袖端为马蹄式，裾四开。行服是皇帝外出巡幸、出征等时穿着的行装，有褂、袍、裳几种样式，行褂为石青色对襟短褂，无领、平袖及肘，衣长遮至臀部；行袍与常服袍的样式差不多，只是袍长稍短，右裾缺少一尺，另外补上一块，以纽扣连接，所以又叫“缺襟袍”；行裳前长后短，上宽下窄，左右各一幅，里面有毡夹里子可以脱卸。雨服是皇帝朝会或外出狩猎遇雨时穿着的衣服，样式较多，一般多为油绸布制成，左右两幅相交，上敛下宽，两端渐削为带状，穿时在腰间打结系住。
炎热的夏季，皇帝经常只穿着衫作为便服。古代称内衣叫中衣、中单，直接穿在外面的就叫衫，单层的薄袍则叫作袍衫，一般用纱或绢制成。
清代皇帝龙袍 古代皇后和妃嫔们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后宫里，所以服饰种类比皇帝相对要少，其中正式的礼服只在受册和谒祖庙时才穿着。汉代的皇后礼服为上红下黑；唐宋时期皇后在受册、祭祖、朝会时穿深青色的袆衣，上面绣有翚翟（即野鸡）的图案，《尔雅·释鸟》称：“伊洛而南，素质，五色皆备，成章，曰翚。”领口是黑白相间的花纹，袖口和衣边用红罗为缘饰。头上则盘宽两鬓，插十二枝花，这是最为盛妆的头饰。平日则穿细钗礼衣，头上也只戴细钗即可。明代皇后的礼服分为两种，一种为袆衣，一种为翟衣。袆衣上绘有赤质翟共五色十二等，袖口衣边用红罗为饰，外加深青色的大带。翟衣上织有翟纺十二等，中间点缀着小轮花，衣领、袖口和衣边均饰红色，礼服配凤冠穿戴。明代皇后的常服包括凤冠、霞帔和玉带。
宋代皇帝朝服 清朝皇后的服饰包括朝褂、朝袍、朝裙、龙袍和龙褂等。朝褂形似长坎肩，穿在朝袍外，石青色地，片金边儿，上面绣有龙的图案和万福万寿纹样。朝袍为明黄色，披领及袖为石青色，前后胸及领、袖各有一条金龙，还绣有五色祥云和八宝平水，也有的腰帷绣四条行龙，下幅为八条行龙，前后各一条正龙，两肩各一条行龙。朝裙有叠褶，上为红色织金寿字缎，下为石青行龙妆缎，夏天则以透气凉爽的纱为裙料。龙褂和龙袍分别为石青色和明黄色，绣饰稍简单，但仍用华贵的织绣物来装饰。穿着朝服时，头上还要配戴朝冠或吉服冠，胸前垂挂三盘朝珠。
走进高墙 清朝皇室选秀女之谜
清朝的后官，上至皇后，下到宫女，都是从旗人女子中阅选出来的，这种活动称为“选秀女”。选秀女事关皇帝的修身齐家治国大业，因而清宫对此向来十分重视，有着繁复的规定和程序。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顺治皇帝下令“选立皇后，作范中宫，敬稽典礼。应于在内满洲官民女子，在外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敬慎选择”。这次选立皇后，首开在满蒙官民女子中大规模阅选的做法，可以视为清朝最早的选秀女活动。从顺治到光绪，每三年阅选一次，共进行过八十余次选秀女活动。选秀女的目的，除了充实皇帝的后宫（即做皇帝妃嫔外），还有就是为皇室子孙拴婚，或者为亲王、郡王及其儿子指婚。因此，选秀成了清宫中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秀女们要走进紫禁城高高的宫墙，必须经过一道道的考察。
皇室选秀女，首先讲究品行，因为有机会亲近皇帝甚至当皇妃、皇后，事关皇帝的修身齐家治国大业，必须是品行端正、贤惠而又知书达理、能够母仪天下的女子。其次还要看出身和门第，只有出身满清贵族血统纯正的女子，才能保持皇室的尊严和特权。所以，名为选“秀女”，实则所选的女子并不一定姿色多么出众，有时门第关系比靓丽的容貌更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并无姿色，但仗着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慈禧还是强令光绪选她为皇后。清朝册封皇后、妃、嫔的册文中，经常使用“宽仁”、“孝慈”、“温恭”、“淑慎”等字眼，都是形容人品性的，这便是对其品行（包括性情、性格）重视的证明。
清朝的选秀女活动由户部牵头负责，每次都有档案记录。首先是严格审查旗属与年龄，由户部行文各旗都统，将本旗应阅女子年岁等逐一呈报，汇总至户部，经皇帝批示择定日期后，户部再令各旗将本旗内十四至十六岁的女子造具名册。顺治的时候规定：凡八旗官员家中年满十四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三年一度的秀女挑选，十七岁以上的女子可不参加。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又规定，如果旗人女子在规定的年龄段内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阅选，下届仍须参加阅选，明令“户部通行传谕八旗，所有未经选看之秀女，断不可私先结亲”。史载乾隆六年时，两广总督玛尔泰的女儿恒志年已过十七岁，从未入选秀女，玛尔泰为此奏请皇帝为女完婚，结果遭到皇帝的斥责。到了清末光绪年间，选秀女的年龄范围更加广，往往十一二岁的女子便进宫了，往上则放宽至二十岁。
等待选秀的旗人女子 行选时，各旗的秀女在本旗的参领、佐领或本人父母及叔伯兄弟之妻带领下，乘坐骡车抵达京城，然后在夜间前往北门神武门内御花园。车队最前面是宫中后妃的亲戚，其后是前次被选中留了牌子、本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皇帝阅选秀女的场所。从神武门进入，朝南不远处是顺贞门，顺贞门连着御花园，秀女们先在顺贞门外恭候，然后五六人（有时三四人）站成一排，由太监进行初选。通过第一轮初选者，太监留下其姓名牌，姓名牌上写着：某官某人之女，某旗人，几岁等，这称为“留牌子”或“记名”。当日中午，初选完毕，被淘汰掉的秀女即由本旗的车子载还出宫，可以自由嫁聘了，而留牌子的则要再进行复选。复选时，“试以绣锦、执帚一切技艺，并观其仪行当否”。复选不合格的秀女同样送出宫，称为“撂牌子”。经过两轮筛选留下的佼佼者，还要留宫住宿一晚，进行最后考察，从中再遴选出数人报奏皇帝，择日由皇帝和皇太后亲自阅选，决定其最终命运，或是皇帝自己纳为妃嫔，或是赐给亲王、王子等为妻。
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 据记载，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光绪皇帝年满十八岁，慈禧太后主持了为光绪定选皇后和妃子的仪式。参加阅选的候选女子共五名，都是经初选、复选遴选出来的，其中有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以及礼部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慈禧坐上座，光绪侍立一边，公主福晋等站在后面。在面前的长桌上放着一柄玉如意、两对红花荷包，选中作皇后的便将如意赠给她，选中作妃子的则将荷包递上去，光绪要在五人中选出一后两妃。光绪看上的是德馨的大女儿，便拿起如意向其走去，不料慈禧见自己侄女未被选中，忙在旁厉声喝道：“皇上！”然后努嘴暗示了一下，光绪知其意思，不得已将如意授予叶赫那拉氏，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慈禧看出光绪喜欢的是德馨的女儿，怕日后皇后有失宠之虞，于是不容光绪再选下去，匆忙命公主将荷包分别授予长叙的两个女儿，就是后来的瑾妃和珍妃。
复选合格而最终未被皇帝选中的秀女，也有两种命运：一是由皇帝择配给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拴婚，二是留在皇宫中随侍皇帝，有朝一日再被相中，跻身后妃之列。为皇室王公或宗室拴婚，是乾隆皇帝开创的先例。乾隆到了中晚年为养生而淡于声色，于是将选秀的机会让给同宗的亲王郡王，阅选的秀女大多择配给了康熙帝的其他孙辈，即乾隆的堂兄弟们。
由于选秀女活动三年进行一次，有时为了弥补一时之需要，还会进行每年一次的选秀女活动，算是补充，但这种选秀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挑选宫女，挑选一些身体健康、老老实实的女子服侍宫内各位后妃等地位较高的女性，规格较低，是由内务府负责进行的。它挑选的范围是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一般人家的女子，年龄在十三岁以上。做宫女期间，如果被皇帝看中，也能升为妃嫔，就一下子身价百倍了。但如果碰不到这种机遇，就必须服役五至十年，然后才能放还回家，出宫时，宫中会给予数十两银子作为今后嫁妆。多数宫女都是每天给后妃们穿衣梳头、端屎倒尿、浆洗衣物，跟女佣毫无二致，稍不留意，还要受责骂甚至鞭打，生活极其悲惨。正像明末一首《天启宫词》所描述的：“六宫深锁万娇娆，多半韶华怨里消。灯影狮龙娱永夜，君王何暇伴纤腰。”就连明代嘉靖皇帝的祖母也深有体会，她曾对嘉靖帝直言：“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系然。”
即使秀女或宫女被选中做了后妃，其实也不见得是件幸事。后宫除了多泪外，还是个流血的地方，血雨腥风，其残酷程度丝毫不比疆场上的刀光剑影逊色，所以进入后官也许便是踏入了深渊，难料何时大祸临头。
江山为重 古代皇帝预立太子之谜
预立太子是古代皇帝最为关心的事情，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废立皇后。预立太子由嫡长制发展到太子制，到清朝中期则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无非都是为了保证天下能够代代传承，不落到异姓人手中。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是“家天下”，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皇帝都将皇位和皇权在死后移交给自己的儿子。为了避免在发生突发事件时仓促传位，故而一般都事先选定一个皇子将来继承自己的皇位，这便是预立太子。
预立太子有两种形式。清朝以前，历代王朝在皇位继承上很多都实行嫡长制，嫡指正妻、皇后，长即长子，也就是由皇后所生的长子继承皇位。这里既有嫡庶之分，还有长幼之序，皇后所生的皇子地位高于妃嫔所生的皇子，妃嫔所生的皇子地位又高于宫女所生的皇子，同母所生的皇子中，长兄地位高于诸弟。
嫡长制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起源于商代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确定继承顺序及权力义务的法则，在当时，嫡长子就享有法定的优先继承权，到西周时更成为定制，成为立太子的礼法，以后历代沿袭。虽然嫡长制原本用于尊崇祖先、继承财产，但在封建王朝的皇帝们看来，天下是自家的私有物，当然也可以像继承财产一样来继承。因此自汉朝以后，嫡长制便开始在皇位继承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汉高祖刘邦就立嫡长子刘盈为太子，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是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不过没想到后来被皇次子李世民兵变夺嫡。唐代时还为嫡长继位规定了周密的继承顺序：首先由嫡长子继承，无嫡长子或嫡长子有罪疾，则由嫡长孙继承；无嫡长孙，依次由嫡长子的同母之弟继承，无母弟，则由庶子继承；无庶子，由嫡长孙的同母之弟继承；无母弟，再由庶孙继承……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先是立嫡长子朱标为太子，后朱标病故，朱元璋便依照顺序立了嫡长孙朱允炆为皇长孙，继承自己的皇位，即建文帝。
然而嫡长制有一个最致命的弊端：嫡长子未必是诸皇子中最优秀的人，就像《春秋·公羊传》中所概括的：“立嫡以长不以贤。”因此，那些智力低下、人格卑琐或昏庸无能之辈也可以借着这种制度的庇护，登上皇帝宝座，而这恰恰对封建皇帝的家天下来说是一种最大的祸患。于是，后来的皇帝们便不再拘泥于嫡长制，而是更多地考虑皇子的德才、智谋、军功及人望等。三国时魏王曹操预立太子的故事，颇能说明精明的帝王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曹操原有五个儿子，长子曹昂战死军中；次子曹丕每逢曹操出征或者远行时，必一言不发，殷殷而拜，依依难舍，其实性格阴沉；三子曹彰神力惊人，是个典型的武将，每每向父王请战逞勇；四子曹植为人心性聪慧，文章辞采惊人，又十分乖巧；五子曹熊身体赢弱，对任何事情均无多大兴趣。于是曹操便断定曹植虽有才华，但心性浮夸；曹丕则稳重，对自己极有诚心。不久曹操患风疾，临死前嘱托诸近臣：“孤长子曹昂，刘氏所生，不幸早年殁于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无谋；四子曹熊，多病难保。惟长子曹丕，笃厚恭谨，可继我业。”尽管此时长子已死，曹丕事实上成了长子，但曹操立太子时考虑更多的不是诸子的年序，而是其为人、本领，是以谁能更加稳当地继承自己的事业、天下为考量基准的。
《资治通鉴》第二○九卷《唐纪二十五》中，则有一段关于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时立李隆基为太子的描述：
上（唐睿宗）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请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刘幽求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从之。丁未，立平王隆基为太子。
唐睿宗李旦如果依照嫡长制立太子的话，应该是立宋王李成器，但平王李隆基更有才干，屡建军功。所以，睿宗最后并没有立嫡立长，而是立的李隆基，而宋王也算头脑清醒，不然他即使登上皇位，大概也很难坐稳。后李隆基受禅即位成为唐玄宗，果然开创了“开元之治”的昌明局面。于是有诗论曰：“储位本宜推嫡长，论功辞让最称贤。建成昔日如知此，同气三人可保全。”后两句说的即是前面提到的李渊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夺了嫡，弑兄杀弟，连李渊也被逼迫退位的事情。
从恪守章法立嫡立长发展到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甄选太子，是古代皇位传承的一个进步。皇帝会经常用各种方式测试皇子们的聪明才智和品性，并且尽量让其担负一定的重任，以便充分锻炼他们，同时也搏取功名，将来好顺利地统治文武群臣。例如，清朝康熙皇帝晚年最喜欢十四子允禵，有意把皇位传给他，便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让他进军西藏，平灭准噶尔，就是让他建功立业，树立威信。但后来皇四子胤禛捣鬼，夺了允禵的继位权，自己当上皇帝（即雍正）。
道光皇帝遗诏 由于众皇子不分嫡庶长幼，都有机会被立为太子，于是皇子之间便产生激烈的竞争，在父皇面前竭力表现出仁孝谦恭、勇敢睿智等操行，有时候这种竞争激烈到不惜互相倾轧甚至骨肉相残的地步。作为皇帝，有时是眼看着皇子们不顾亲情，虽然心痛不已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只有经过激烈甚至惨烈的竞争脱颖而出的皇子，才是最有实力、最精明和最会玩弄手段的人，而皇帝的愿望无非是希望有这样的皇子将自己的江山代代传承下去。
清朝入主中原前，没有实行预立太子的制度，一旦皇帝去世，也不采用嫡长制或太子制，而是由王族贵族公推，选择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继承皇位。入关后，清皇帝也研究了明朝及以前的汉政权预立太子的制度，顺治和康熙采用临终遗命的做法。到了雍正的时候，他鉴于先朝先代预立太子的各种经验教训，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骨肉相残的争储惨剧发生。
平稳传位 清朝中期秘密立储之谜
在反映清王朝历史的影视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皇帝驾崩后，众大臣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取出先皇所书遗旨：“皇×子著立为皇太子。”于是新的皇帝诞生。这便是秘密立储制度。清朝为什么要建立秘密立储的制度呢？ 有人说，清朝皇帝的传位制度与历代不同，既不一定传位给长子，也不预立太子，而是实行一种秘密的立储制度。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在清朝，秘密立储制只不过是皇位传位制度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清朝十二个皇帝中，采用秘密立储方法选定的皇帝只有四位：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其余八个皇帝是通过其他继承方法登上皇位的。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将清朝某个时期实行的传位制度视为整个清王朝的传位制度。
清初太祖、太宗及世祖时期，传袭皇位实行的是贵族公推制，即由女真的王公贵族们共同商议，推举一位杰出人物来继汗位或皇位。如太祖努尔哈赤就是由当时的八大和硕贝勒商议推举出来继汗位的。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也通过贵族公推继承皇位。皇太极死后，在王公贵族各不相让的情况下，福临（清世祖顺治）被推举为各方一致接受的新皇帝。贵族公推制有一个好处，就是产生出来的皇帝都是当时条件下最为优秀的人物，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如此，福临虽然即位时年仅八岁，但摄政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也都是当时最优秀的，而福临长大后也不辜负其母孝庄太后的教诲，成长为一位比较出色的帝王。
康熙帝像 顺治去世前，指定皇三子玄烨继位，就是康熙皇帝。康熙曾实行过太子制，但最终失败，在他临死前，指定皇四子胤禛继位，就是雍正皇帝。这两位皇帝都是由皇帝遗命而登上皇位的，这种传位方式称为皇帝遗命制。皇帝遗命制虽然由皇帝一人指定，但事先还是经过与王公贵族以及皇太后等人的协商，康熙最后指定接班人时还命大臣每人各写一张字条，将各人认为合适的人选写在上面，在参考其意见的基础上，最后才圈定一人。
其实清朝建立以来，在皇位传承上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前朝的经验固然可以借鉴，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嫡长制虽可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太子制则容易引起皇室内部倾轧，骨肉相残。因此，怎样立储、怎样传位，也是皇帝深感伤脑筋的一件事情。清初是其建立政权、平定叛乱、恢复经济、巩固统治的关键时期，但皇权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即使像康熙这样英明的皇帝，也被皇子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弄得心力交瘁。于是，雍正帝即位后，吸取了历代围绕预立太子发生的皇子、后妃之间为争储位明争暗斗、倾轧不休、骨肉相残、造成混乱的教训，以及自己争夺皇位的亲身经历，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从此，不再公开立皇太子，而是秘密立储，直到自己驾崩之后，由谁来继承皇位才真相大白。具体方法是：由皇帝亲书立储谕旨一式两份，一份密封在锦匣内，安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另一份皇帝自己保存。待皇帝驾崩时，由御前大臣将两份遗旨取出，共同拆封，对证无误后当众宣布由谁继位。雍正就是用这种新的制度选立了乾隆皇帝。
乾清宫“正大光明”巨匾，这四个字是顺治御笔亲书的。
立储的谕旨密封在锦匣内，就放在这块巨匾后面。 秘密立储制度的创立，令所有向往天禄、有心皇位的皇子都心存希望，时刻努力用帝王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而且，由于诸皇子之间没有明确的竞争目标，也不容易结成以某几个皇子为核心的政治势力集团。这个办法虽然仍无法彻底消除统治者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但它毕竟削弱了这种斗争的激烈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血腥残杀。因而从雍正以后，争夺皇权的斗争变得平和了许多，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权术和计谋的较量。秘密立储制的积极意义在于，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从而保证皇位继承的相对平稳过渡。然而，秘密立储制也有其致命的缺陷：从贵族政治的角度讲，它将原先的一点点民主也废除了，变成皇帝一人独断，在加强皇帝集权的同时，却容易削弱皇权赖以存在的统治基础；况且事实证明皇帝一人的判断往往是不正确的，它容易被一些表面假象所蒙蔽，或以皇帝个人的偏好为标准选择接班人，以至发生选人不当的不可挽回的过失，一旦选人不当，便不仅给清王朝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也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伤害。比如道光、咸丰，都可以说是秘密立储不成功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秘密立储制比起贵族公推制和皇帝遗命制来说是个倒退，当然，咸丰以后的懿旨立储制（由太后做主择立皇帝）就更是大倒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