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也曾两次用秘密立储的方法立储。一次是他刚继位不久，选立皇次子永琏为储君，没想到永琏三岁就死了；第二次是1773年，立皇十五子永琰为储君，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嘉庆继位后因君主名讳改名为颙琰）。以后的嘉庆、道光也均以此法立储。到了咸丰时，一方面因国事纷扰，另一方面咸丰仅有一子，所以无须秘密立储。同治、光绪均无子嗣，不需要立储，秘密立储制度遂告终结。
无论是通过秘密立储还是通过其他方法继承皇位，都有一个“金凤颁诏”的仪式。即先由礼部鸿胪寺官在紫禁城太和殿奉接皇帝诏书（圣旨），盖上御宝，把诏书敬放在云盘内，捧出太和门，出午门，置于黄舆内，然后鼓乐高奏，礼仪隆重，由礼部官员送上天安门。天安门的城楼大殿前正中设立宣诏台，由宣诏官宣读诏书，文武百官按等级依次排列于金水桥南，面北而跪恭听。宣诏毕，遂将皇帝诏书放在一只木雕金凤的嘴里，再用黄绒绳从上徐徐降下，城楼下的礼部官员跪接诏书，再用黄纸誊写，分送各地，宣示天下。
倒行逆施 清末“垂审听政”之谜
一提起慈禧太后，人们便很自然地联想到“垂帘听政”，眼前浮现出一个老太婆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帘，指手画脚定夺朝事，而年幼的小皇帝则象征性地坐在前面御座上唯唯诺诺的情形。“垂帘听政”究竟是怎样一种制度？ 所谓“垂帘听政”，指封建时代太后或皇后临朝听政，因殿上用帘子遮隔，故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则是其中的最典型代表，由于它打乱了正常的理政程序，驾驭群臣而不能各展其能，政柄落入阴鸷、褊狭、完全不具备政治才能的慈禧手中，终于埋下了祸根，导致清王朝覆灭，并使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蒙受了极大的屈辱，所以一直为人们深恶痛绝。的确，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也正是中国王朝政治最黑暗、最落后、最不文明、倒行逆施的时期，其中的必然性联系值得人们去深刻认识。
咸丰皇帝生前即对懿贵妃（慈禧）的野心有所察觉 中国封建王朝各代统治者最忌讳的有两大弊害：一是后宫干政（包括串通外戚篡权），一是太监擅权。清末虽然出过几个大太监，如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等，仗势欺人，权大无比，但对朝政的影响却很小，不存在太监擅权的现象。而太后干政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程度空前绝后，而且时间长达二十七年，影响了整个清末政治，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同治皇帝即位时才六岁，懵懂无知，从这时起，慈禧开始“垂帘听政”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六岁的独子载淳嗣位。咸丰生前对载淳的生母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颇为信赖，据说当时恭亲王奕訢和御前大臣肃顺两派矛盾非常激烈，咸丰避居的热河危机四伏，他曾对懿贵妃说：你带着载淳赶快走吧！似有将身后事交付懿贵妃和载淳之意。但他也看出懿贵妃野心勃勃，而且擅长阴谋权术，恐其日后干预朝政，胡作非为，乃于临终前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肃顺等八大臣辅政，限制懿贵妃，并交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一份密诏，只要懿贵妃胆敢恃子专权就随时制裁她。同时将自己的“同道堂”、“御赏”两方玺分别赐予载淳及皇后，以二玺代替朱笔，辅政大臣所拟上谕必须加盖这两方印章才能奏效，以此对辅政大臣进行牵制。本来咸丰这样布置，使得他死后各方互相牵制，就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专权局面，但由于恭亲王奕訢与肃顺两派的矛盾和斗争，加之同治皇帝年幼懵懂，将“同道堂”印交到其母慈禧太后手中，使她竟得以专权。奕訢原本就有机会与咸丰一争皇位，现在又两手空空无权，内心妒恨，于是便联合慈禧太后发动“祺祥之变”（又称辛酉政变），将肃顺一派或斩首抄家，或解职戍边，彻底瓦解。奕訢以为借太后之手先除去政敌，再回头对付一个妇人容易，哪想到慈禧不是个省油的灯，后来奕訢反受制于慈禧，毫无作为。
历史上清太宗皇太极崩逝于关外时，福临（后来的顺治皇帝）也只有六岁，由睿亲王多尔衮等人辅政；世祖去世后，玄烨（后来的康熙皇帝）刚满八岁，由贵族鳌拜等人辅政。根据祖制家法前例，不可能由太后出面听政的，正是因为奕訢与肃顺两派的权力之争，才造成了太后听政直至后来的太皇太后听政的局面。
故宫养心殿 在故宫养心殿的东暖阁里，正中是皇帝的御座，其后则是两位太后的御座，座长约两米，宽一米，上铺黄缎褥子，慈禧在北，慈安在南，两人面西而坐。座前挂一八扇黄屏纱帘，被召见的大臣始终隔着幔帐，只能听见两位太后的声音而不见其人。清朝典制规定，皇后、妃嫔等不能随便面见外人，即使皇后生日时接受朝臣祝贺，也决不会面对面相见。临朝听政时必须见群臣，但也须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所以垂帘遮蔽。
垂帘之初，慈禧太后先是与慈安太后两宫共同听政，一切政务都由两宫太后裁决，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上谕。但因为慈安太后性格软弱，又不喜欢管理政事，于是等于由慈禧一人把持朝政。她下令连杀桂清和胜保两位声势显赫的文武大臣，又革去奕訢的议政王之职，树立了两宫的绝对权威。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载淳成年，慈禧被迫撤帘归政。但同治皇帝亲政不到两年就病死了，慈禧又玩弄手法，精心设计，择立年仅三岁的亲侄儿载湉入继皇统，又再次垂帘听政。至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皇太后暴卒，只剩慈禧一人垂帘听政。光绪成年亲政后，因支持戊戌变法而遭慈禧等顽固派的疾恨，遂发动政变解除了光绪帝的皇权，慈禧再次临朝十年，美其名曰“慈恩训政”，直至去世。慈禧通过垂帘听政，操纵同治、光绪两朝皇帝，掌握清朝朝政达四十八年之久，是晚清政治中妇人干政到了极致的体现。
“慈禧端祐皇太后之宝”印 然而，垂帘听政并不是从慈禧才开始的，历史上早有先例。历史上有影响的太后垂帘听政应该始于汉初吕后。刘邦死后，由于惠帝年幼孱弱，吕后先是垂帘听政，后来干脆自己临朝称制，前后共执掌朝政十五年。在她执政期间，残害刘氏后代，打击开国功臣，甚至公然违背刘邦定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规约，大封吕氏宗亲，弄得汉初政治一片混乱，史称“女乱”。
另一个垂帘听政的著名人物就是武则天。为了争夺皇权，武则天先后杀死两个亲生儿子，没等高宗死去，她就迫不及待地干预朝政了。《旧唐书·高宗纪下》记载：“上（唐高宗）每视朝，天后（武则天）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与闻之。”高宗病逝后，留下遗诏让李显继承帝位，就是唐中宗，由武则天垂帘听政。但不久武则天便废了中宗，将他贬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李旦为帝（即唐睿宗），而政事全由武则天独断，她大封武氏亲戚，朝堂之上尽是她的心腹。经过几年的垂帘听政，等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以后，武则天又将李旦降为皇嗣，自己亲自临朝，设立武氏七庙并追封武家祖宗。而根据《礼记·王制》规定，古代的宗庙制度中只有帝王才能享有七庙，即“天子七庙”。最后，武则天由垂帘听政到窃国自居，自己当女皇帝，还改了国号，彻底篡取了李家天下。
由此可见，历史上垂帘听政的妇人尽是以篡权为目的的，虽然其中有的人客观上掌权后也有一些成就，但总的来说，垂帘听政给历史发展带来的危害相当巨大。
“道积于厥躬” 清朝皇帝召对臣工之谜
作为一国之君，皇帝免不了要召见大臣，处理日常政务。清朝皇帝多勤于听政，除了早朝外，还经常召见臣僚问事，乾清宫和养心殿是清朝皇帝召见大臣、引见官员的重要场所。 自紫禁城建成后，乾清宫就一直是皇帝的正寝。清朝入关后，顺治、康熙两代皇帝也沿袭明代皇帝的传统，以乾清宫为寝宫，但同时也在这里处理日常政务。自顺治初年起，皇帝便在这里召见大臣，批阅奏章，处理朝政，读书学习、内廷受贺、赐筵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也在乾清宫，因而这里是皇朝的政治活动中心，也是皇帝及其大臣们对国内外诸般事务的决策地。
乾清宫是紫禁城的后宫正宫，位于内廷的中轴线上。它建筑在汉白玉台基上，规模比外朝中轴线上的太和殿略小，但宫前的露台上同样装饰着龟、鹤、日晷、嘉量（古代的标准量器）、宝鼎。在殿阶的东西两侧，分别安放着一个镀金的微型宫殿，左边的叫社稷金殿，右边的叫江山金殿，这是顺治年间安放上去的。乾清宫正殿殿堂内高悬着顺治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巨匾，字体饱满苍秀。在殿堂的两对楹柱上，分别是两幅皇帝亲笔御书的楹联，一对是康熙题写的：“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艰。”另一对是乾隆题写的：“克宽克仁，皇见其有极；惟精惟一，道积于厥躬。”殿堂内还有五扇屏风，每扇屏风上都镌刻着康熙皇帝集自十三经的格言，正中的屏风上是：“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音yì)。”左边两扇上分别是：“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右边两扇上分别是：“恺悌君子，四方为则。”“知人则哲，安民则惠。”
皇帝召见大臣一般在早晨七点（夏秋季）或早晨八点（春冬季）。先是由太监在皇帝吃早饭时，将请求召见的王公大臣们的名牌呈上，由皇帝决定召见谁。因为名牌在皇帝进膳时呈上，所以被称作“膳牌”。饭后，如果皇帝当日不上朝，便召见大臣听政或议事，有时单独召见一名大臣，有时则是好几个人一起召见。召见一般都在西暖阁进行，盛暑时则移到乾清宫殿堂。每天召见的次数也不等，少则一二批，多的时候每天召见十几批，由奏事处太监分批传叫，称为“叫起”。
乾清门是后三门的正门，清代这里是“御门听政”的地方 据记载，皇帝召见大臣（清朝称“召对臣工”）是有一定规矩的。被召见的大臣由后宫正门乾清门进入，军机大臣、内廷行走等则由内右门进入。到皇帝御榻前，大臣们原是自前而后按照品级序列依次跪在金砖地上，向皇帝奏报事务，领受皇帝旨意，后来皇帝恩准在御榻前铺上毡垫（俗称“军机垫子”），大臣们就可以跪在毡垫上了。如果是大学士、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及各省督抚等入见，皇帝赐座后叩首谢跪垫上，如果是侍郎级的官员则不得跪垫。满人宫员在奏对时自称奴才，就像在影视中经常见到的一样（雍正时以大臣称奴才不合体制曾禁止过，但相沿已久旗员奏折仍称奴才），汉人宫员上递奏折时则书臣字。大小群臣在殿内见皇子必须双膝跪拜，而见其他诸王则只屈一膝为礼，但是皇子的师傅见皇子时只行捧手礼即可，不必行屈膝礼，以示对师长的尊敬。另外，大臣被召见时，并没有太监传叫“皇上驾到！”“某大人到！”之类的。召见时，为了保持朝廷的尊严，大臣们一律朝服戴冠，天气再热不准扇扇子，天气再冷也不得搓手。就连皇帝也必须着朝服，在大臣面前不能擦汗，只有等召见完一批之后，稍微扇几下扇子，擦擦汗。
皇帝会向被召见的大臣询问各方面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然后下发谕旨。清朝虽然设有不少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例如议政处、内阁，雍正时又设立了军机处，但这些机构并没有最终决定权，所有政事还是由皇帝裁决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勤于理政，召见大臣的次数和人数也是最多的，并且每天都要批阅大量奏折，同时经常下发谕旨。
清朝皇帝在乾清宫召见大臣，是其处理政务最常用的方式，其正式程度比之御门听政稍低些，但是比起在养心殿接见大臣则又正式了许多，毕竟乾清宫的地位在礼制上要比养心殿高，一般召见的都是参与议政的朝中重臣，且带有优礼有加的性质。
除了在乾清宫召见大臣外，皇帝处理政务的另一种方式是御门听政，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早朝，早朝的地点在乾清门。据《清史稿》记载，“御门听政仪，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九卿科道齐集启奏，率以为常。雍正初，始定御门典礼，凡部院所进本有未经奉旨者，摺本下内阁，积若干，传旨某日御门办事。”皇帝每次御门听政之前，先通过内阁传知各部院，各部院官员天一亮便等候在午门外，在侍卫传旨后，百官才鱼贯进入。皇帝驾临乾清门升座后，各部院官和记注官分别跪列于东西两阶，由尚书一人手捧奏折，放置在黄案上，然后回到行列中跪陈事由，奏完后起身退下，其他各官依次进奏。奏事的顺序是户、礼、兵、工四部，三法司，吏部，宗人府，最后是翰詹科道及九卿会奏。奏事完毕，内阁大学士向皇帝请旨，皇帝则与辅臣们进行一番问答和讨论后，对政事做出裁决，口述旨义，大学士领受上谕，早朝结束。
顺治皇帝亲政后，每五天早朝听政一次。康熙皇帝亲政后，几乎每天清晨在乾清门准时听政，从未疏懒过。康熙在一首诗中曾这样描述御门听政： 凌晨御内朝，咨采接群臣。
嘉言孰预告，庶政惟尔赞。
稍释望雨愁，未惬求治愿。
…… 康熙时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御门听政时作出的，如康熙十二年讨伐吴三桂叛乱的决策；康熙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反击沙俄侵略中国的雅克萨战役决策等等，都是在御门听政时做出的。
乾清宫是康熙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地方 康熙死后，雍正为了表示守孝，没有入住乾清宫，而是居住在乾清宫西边的养心殿，并且将它作为理政之处，在正堂召见大臣，面授谕旨，朝会听政则至乾清宫。雍正以后，其他七个皇帝也都在养心殿居住和处理政务，至清朝覆灭的二百多年间，养心殿成为清王朝的政务中心。养心殿正门设有宝座和御案，还有书橱，内藏记载历代皇帝治国经验教训的书籍。外院的矮小房屋是太监值班的处所，官员们就在这里等候皇帝召见。同治和光绪两朝初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也是在养心殿前殿的东暖阁。
御用“秘书处” 清朝军机处职能之谜
故宫养心殿附近的内右门外，有一排简陋的板房，这里就是清朝的军机处所在地。军机处的设立，代表了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看演绎清朝故事的电视剧，常常出现“军机处”、“军机大臣”等称呼。那么，这个军机处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军机处最初叫“军机房”，后来改称“办理军机事务处”，但人们在称呼中常加以省略，便成了“军机处”，它是清朝为秉承皇帝意旨办理军机事务而设置的一个特殊机构，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
雍正年间，清朝军队在西北边境同蒙古地区准噶尔部战事连连，用兵频繁。按惯例，军机大事应由内阁处理，可内阁远离内廷，设在太和门外的文华殿前，而雍正住在养心殿，雍正要随时询问军情，商议对策，这样传唤起来十分不便。况且军报到京后经内阁再转呈皇帝，手续繁多，人员多而杂，不利于保密。于是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调来内阁中几个三四品以上的亲信大学士，“设军机房，领以亲王大臣”，设立了这个特殊的机构。每天清晨六点钟，皇帝亲自召见他们，了解战况，并口授旨意，再由他们草拟圣旨，经皇帝审阅后下发。这些皇帝的亲信大学士负责处理各地呈送上来的文书，迅速批转绐内外官员办理，大大加快了办事节奏和效率。
军机处值房 雍正十年，军机房改为军机处。十三年八月，雍正去世，乾隆继承皇帝位，守丧期间，将军机处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乾隆亲政，总理事务大臣等自请罢职，乾隆恢复军机处名称，遂成为一个常设机构，一直存续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为止。
军机处按职掌设有满军机处、汉军机处（俗称“满屋”、“汉屋”），各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管事，军机大臣为主持，军机章京负责办理具体事务。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由皇帝亲自选任，分别由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官员奉特旨充当，所有人都是兼差，人员既无定员，也无定级。最初军机大臣仅三人，后最多时增加至十一人，由皇帝在其中指派满、汉各一员为首领，称为“揆首”或“领袖”。起先，凡应皇帝召见议商政务、承皇帝旨意起草谕旨以及在寄给各地官员的谕旨上署名等，均为领班军机大臣专责，至乾隆时，经皇帝批准改为军机大臣共同面君承旨，发出去的谕旨也改用军机处名义。初入值军机处者，因资历或能力尚浅，称为军机处大臣学习行走，其地位低于一般军机大臣。一两年后，再由领班的军机大臣奏请去其“学习”二字。各军机大臣之间，因资格、品位之高低而有差别，除了按年资排列位次外，权力亦有不同，如新任军机大臣无资格阅办皇帝朱批过的奏报。满屋军机大臣只负责阅办满文谕旨和奏报，汉屋军机大臣只负责阅办汉文谕旨和奏报。另外，满屋主要掌管在京旗营及各省驻防和西北两路军营官员的补放事务，负责内蒙古、外蒙古、藩部及喇嘛等朝贡时拟赏单，并负责军机处本身的事务性工作。而汉屋主要掌管在京部院及各省文职官员、绿营武职官员的补放进单，负责王公内外大臣赏单及拟给外国朝贡使臣赏单，办理皇帝交下的应查、应办事务以及负责军机处的对外联系、档案管理等工作。这些分工和差别，并没有明文规定，而是由皇帝亲定的。
养心殿外的军机处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相当于司员，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等官员中选调，后由内阁、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取用。军机章京初期无定员，至嘉庆时才分满汉各两班，每班八人，共三十二人，成为固定编制。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一员，由军机大臣于章京中择资深望重者任之。其后增设额外章京一二员，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确定汉军机章京人数为二十人。军机章京也是兼差，选用者必须为进士、举人、拔贡出身，年纪轻，办事练达，撰拟迅速，书写端正。军机章京主要负责军机处的日常工作，如处理文书、记注档册、撰拟文稿等，如夜间值宿遇有紧要事件，有时也会单独被皇帝召见，承旨撰书谕旨，偶尔还参与军机大臣所承办案件的审理等。
军机处设立之初，只限于处理军事机密要件，一般的政务和宫内事务仍由具体部门分工负责。但到后来，军机处的权力越来越大，逐渐取代了内阁，不仅处理朝廷一切重要政务，就连宫内的琐事也要由军机处决断。而原先掌握朝政要务的内阁则大权旁落，内阁大学士官阶虽高，但如果不兼任军机大臣，就一点实权也没有，终日无所事事，只好天天读书写字。军机处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军政大权，包括为皇帝撰拟谕旨，参赞军国机务，参议重要政务，掌管文武官员的简放、换防、引见、记名，拟定对外藩朝觐者的颁赐，甚至对官员的惩处、弹劾事件等，也由军机大臣议处或会同各有关衙门合议，并提出处理意见报皇帝裁定。此外还有随侍皇帝，以备顾问；奉皇帝之命以“钦差”身份往各地检查或处理政务，稽查各省、各部院之汇奏事件等。
军机处办公的地方叫做军机值房，有护军把守，任何人都不得靠近，值房的门道非常隐蔽，开在后檐墙与宫墙之间仅能通行一人的夹道里，夹道头上还装有小门。军机处内部的陈设很简单，只有桌椅、炕和笔砚等物，室内南墙上挂有雍正帝御题的“一团和气”匾额，东墙上则挂有咸丰帝御题的“喜报红旌”匾额。在军机处对面的隆宗门里南侧，则是军机章京的值房。由于军机处系朝廷的重要军政机关，所以凡是洒扫庭除、端茶送水等后勤工作，一律都由年纪在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儿童来承担。
军机处的设立，加强了皇帝的皇权，削弱了内阁和诸王的权力，沟通了君臣的上下联系，提高了办事效率。通过对军机处职能的扩充，军机处逐渐演变为皇帝直接控制下的全国行政中心，除赞襄皇帝对国家大政方略的决策外，同时也有效地加强了皇帝与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强化了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职能。
无以有加 汉代长乐未央两宫之谜
古代诗词中，常将长乐官、未央宫作为汉宫的代名词。长乐官和未央宫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当年的建筑早已无踪影了，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咸阳建立了国都。据说当时秦始皇为自己建造了二百七十座宫室，但他仍不满足，后来又在渭河以南营造新的朝宫，曾经广为人知的阿房宫就在这里。今人经发掘考证，证实阿房宫并无其宫，或者是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误记，或者就是对这里一大片朝宫的统称，然而长乐官则是确有其宫。
汉代未央宫前殿台基遗址 项羽入秦后，将秦时旧有的宫殿大都焚毁了，只有兴乐宫稍受破坏而得以存留。刘邦建立汉室后，最初定都洛阳，三个月后迁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迁都后，刘邦将位于城东南的秦兴乐宫稍加修复，改为长乐宫，做为自己的宫室，并在这里处理政务。长乐宫周回长十余里，面积约六平方公里，由长信、长秋、永寿、永宁四组宫殿共十四座宫殿台阁组成，汉初著名将领韩信就是被吕后和萧何骗至长信宫的钟室内，然后套上布袋杀害的。除以上四殿外，还有鸿台、临华殿、温室殿等建筑也很著名。
刘邦嫌长乐宫的规模还不够大，不足以表现出泱泱大帝国的形象，于是开始建造自己的宫殿，命丞相萧何主持设计和建造，这便是未央宫。新的宫殿位于长安城西南角（在今西安城西北），规模庞大，并且非常壮丽和豪华。当时刘邦正领兵在外，刚刚回京，眼见如此浩大的工程，不禁大怒，他质问萧何：“天下汹汹，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为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回答说：“天下方未定，固可因遂就宫也。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汉高祖七年二月（公元前200年），未央宫建造完成，刘邦与群臣朝会也改在这里进行，但这时长安的居民还只是集中在未央宫的北面，并未筑城。此后又过了七年，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冬十二月，才开始筑长安城，一直到惠帝三年才完成。
未央宫周回约二十八里，建于高台地，利用龙首山的地势为后殿，因而比长安城还要高。初期建造的未央宫只有前殿、北阙和东阙，而未央宫以南的地区均作为御苑。未央宫正门向北，建造有一个宏丽的北阙；其东部和长乐宫中间的信道上，则建造有一个东阙；前殿东西约五十丈，周围有台殿四十三座，宫十三座，池一个。未央宫的装饰极为豪华，各殿室以香木为栋椽，以杏木为梁柱，门扉上有金色的花纹，门面上则有玉饰，椽端上以璧为柱。窗为青色，殿阶为红色。殿前左为斜坡，右为台阶。壁带都为黄金制作，间杂珍奇玉石，清风徐来，玲珑的声响飘过数里。未央宫的宫室包括宣室、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钩弋殿及三十二殿阁。三十二殿阁则包括万岁、广明、永延、寿安、宣德、凤凰、曲台、白虎等殿以及天禄阁、朱雀堂等。汉武帝时对未央宫加以修缮，使其更加富丽堂皇，大显帝王之威。现在未央宫的遗址上仍存有一高大的夯土台基，便是当年未央宫前殿的基础，从中可以想像当年建筑之宏伟。
未央宫建成后，长乐宫便称为“东官”，未央宫则称为“西宫”。后来，汉武帝又在长安城外未央宫以西的上林苑建造了建章宫，与未央宫连通，而在未央宫以北则陆续建造了民居和京师官署，于是这三大宫殿区即基本上形成了汉代的长安城，长乐、未央、建章三宫则被合称为“汉三宫”。汉代的长安城主要是利用渭河以南的平地，依照地形配列向东延伸开的。自惠帝起，汉及后来的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各朝皇帝都住在未央宫，太后则住长乐官，因此未央宫的知名度远在长乐宫之上，超过其他两大宫殿区，在古代诗词中，出现最多的汉宫名字就是未央宫。东汉建都洛阳，曹魏和西晋也沿其都城，皇帝住在洛阳南宫，于是未央宫不再是政治中枢。一直到五胡十六国时，前秦、后秦、西魏和后周都建都长安，重又启用未央宫作皇帝之居。隋文帝篡周后，开始仍居住在未央宫，直到隋文帝建造了新的长安城，才改用新的宫殿。
建章宫是由一组庞大的宫殿群组成，殿比未央宫还高，东西有二十余丈高的凤阙，阙上有铜凤，据说这里是求仙若渴的汉武帝迎接仙人的场所。建章宫前的神明台以香柏为梁，故名柏梁台，是汉武帝召集群臣赋诗饮酒的场所，台上有一根高达三十余丈的铜柱，柱顶便是名扬天下的“仙人承露盘”，仙人用铜铸成，掌上之盘则为玉盘。《索隐·三辅故事》记载：“建章宫承露盘，高三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清朝乾隆皇帝也仿照此华表铜雕，在其禁苑内的万寿山腰建造了一座“仙人承露盘”（今北海公园琼华岛西侧）。
长乐宫、未央宫及建章官等汉宫建筑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早已不见踪影了，但从现存的遗址中，人们仍然可以想像出整个建筑的宏大规模和精巧布局。
千年谬传 项羽火烧阿房宫之谜
两千多年来，关于项羽火烧阿房宫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2003年，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传说中阿房宫前殿的遗址，然而挖掘的结果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原来项羽根本没有烧过阿房宫，甚至阿房宫本身根本就没有建成过。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句子。两千多年来，关于项羽火烧阿房宫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
阿房宫前殿遗址夯土台基 秦阿房（读作ē páng）宫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也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建筑之一。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这样描写：“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也。”它由两处建筑群组成，一处是阿房宫前殿建筑群，《史记》记载其“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另一处是上天台建筑群。
根据记载，阿房宫始建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第九年，是秦王朝拟建的行政中心，秦始皇打算用它来显示新王朝的气魄和威严，并在这里容纳六国前来朝见的旧贵族。西汉时，阿房宫遗址被划入上林苑，因其东、北、西三面有厚重的宫墙，史称“阿城”，后来被逐步夷为农田。1961年，阿房宫遗址被国家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彻底弄清楚阿房宫当时的样子，2003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挖掘。然而，挖掘的结果却出乎人们的意料：阿房宫前殿遗址没有发现一丝被大火焚烧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挖掘的地点有误，或者挖的面积不够广，从而偏偏错过了被焚毁的宫殿遗迹？如果考古挖掘没有任何疏漏的话，是不是项羽的一把火真的将一切都烧得不留痕迹，或者是因为旷隔时间太久，这些痕迹已被无数次的风霜雨雪抹消了，又或者是遭到人为的损毁，如农民挖地将其挖掉了？
根据史书记载，为了修建阿房宫，秦始皇曾经请来无数的巫师，踏勘了咸阳附近的风水宝地，最后才定址在周朝两个都城之间一处地方。考古工作者们根据文字记载和实地勘测，再加上利用前人所做的勘测结果，对遗址的地点把握绝对是万无一失，不可能搞错地点。随后又扩大勘探面积至二十多万平方米，挖掘了约一千平方米，并在每平方米范围内打了五个探测孔，用大面积密探的方法进行搜索，探眼一直打到地下数十米深处原来台基的夯土地面，结果仍然一无所获。
战国时期秦上林苑遗迹 距离阿房宫不太远的汉长乐官，曾是汉代都城长安最富丽豪华的宫殿之一，东汉末年，长乐宫和其他汉宫一样也难逃“楚人一炬”。然而两千多年过去了，长乐宫被火焚毁的痕迹仍历历在目，发掘出厚厚的红烧土，整个汉代长安城遗址三十六公里范围内，发掘时遍地都是焦土和黑灰土，当年的古建筑已不见踪影，但却化成木炭深埋在地下。这说明无数次的风霜雨雪并没有将历史的痕迹抹消掉，可两座年代相差并不遥远、同样是被烧毁的建筑，留给人们的考古痕迹为什么如此不同呢？
考古工作者们经过调查得知，解放后曾有农民在这一带平整过土地，然而从来没有在阿房宫前殿遗址上动过大土，平整土地是在上天台遗址一带，距前殿遗址的最东边沿还有一公里多远。经过钻探也发现，在前殿遗址的地下有汉代文化堆积层和唐代及以后各代的堆积层，这些堆积层都在前殿遗址的顶部。农民平整土地只能是先取最上面的土，后取下面的土，不可能出现上面汉代和唐代以后的土层留着，却偏偏取走了下面秦代土层的事情。因此，阿房宫被焚烧后留下的堆积层遭到人为损毁被挖走了的可能性也不存在。
既然发掘的地点准确无误，发掘方法也很科学，不存在疏漏之处，遗址下若有大规模焚烧痕迹的话，也不可能因旷隔时间长久而灰飞烟灭毫无遗留，更没有遭到过外来的人为损毁，可是却毫无发现——这些都向人们说明什么呢？考古工作者经过精心勘察和发掘，然后进行严密的推理，最后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项羽并没有焚烧阿房宫。
这是在汉代宫殿遗址中发现的雕有防滑花纹的台阶 可是，唐代大诗人杜牧留下的千古佳赋《阿房宫赋》中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难道杜牧咏错了？诗人的诗词文章固然华美生动，但毕竟只是文学创作，不具有史料意义。况且杜牧作赋目的在于规劝唐敬宗李湛，不要像秦国那样因营造阿房宫，劳民伤财而导致亡国，所以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以达到寄托讽喻的目的，究其根本，是不可作为史料来依据的。而司马迁的《史记》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研究古代历史的最佳典籍，我们不妨来看看《史记》是如何记载的。《史记·项羽本纪》中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秦宫皆以烧残破”。而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则表述得更加明确：“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可见，项羽并没有火烧阿房宫，而只是在咸阳大肆焚烧虐杀，烧毁了所有的秦宫殿建筑。考古工作者经过实地发掘验证，在咸阳都城一、二、三号遗址确实发现了厚达一米的红烧土、炭灰和硫渣，证实这里曾经被火焚烧过，发生过类似“三月不灭”的大火灾。
随着进一步的挖掘，一个更加令人震撼的事实被揭示出来：项羽非但没有焚烧阿房宫，而且连诗人笔下那富丽无比、巍峨壮阔的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它从来就没有建成过!
2003年底，考古工作者在阿房宫周围十四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六十余处夯土基址上反复探察，在挖掘的过程中，不断发现秦代和汉代的土层及汉代碎瓦，秦代在下，汉代在上，说明所有的历史遗迹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这里了，因为如果后来的人们挖去下层约二十万平方米的秦代土层的话，它上面的汉代土层及土层表面的汉代建筑物倒塌堆积层就不可能仍然保存。但是人们在阿房宫前殿遗址里却始终没有发现秦代的瓦当或瓦当残块，这些迹象说明，在阿房宫前殿的遗址台基上根本就没有秦代建筑存在过，换句话说，所谓的阿房宫根本就不存在，秦代并没有建成阿房宫。
后人仿建的阿房宫 根据史料记载，秦二世即位时，阿房宫“室堂未就”，便因秦始皇病死而停工了，将七十余万劳力全部调去赶修始皇陵，等到这年四月“复作阿房宫”，七月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史记·陈涉世家》）。可见从重新开工修筑阿房宫到秦灭亡（公元前206年），一共只有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如此宏伟庞大的阿房宫显然是不可能建成的，它只不过是秦始皇的一个未尽的梦想而已。通过最新的钻探发掘和科学检测结果证明：阿房宫前殿遗址土台基上三面围墙内没有任何秦代建筑遗迹，对地下的试掘也证实，在其周围约三千平方米范围内，没有任何秦代宫殿建筑中的墙、殿址、壁柱、明柱、柱础石及廊道和散水及窖穴、排水设施等，前殿台基建成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被一米多高的野草覆盖。阿房宫没有建成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诗人笔下富丽堂皇的阿房宫实际上仅有一个前殿。这一结果与《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以及《汉书》“（秦）复起阿房，未成而亡”等记载是完全吻合的。
阿房宫前殿遗址夯土台基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相当于十个国际标准足球场，高度十几米。单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宫殿台基，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堆起来，已经很了不起了。
几代经营 紫禁城营建年代之谜
唐代诗人骆宾王曾说过：“未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可见皇帝的居处充分显示了惟天子独尊的威严和气势。北京紫禁城是我国明清两朝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国家典仪和生活起居的地方，是世界古代宫廷建筑中的佼佼者，可是关于它的营建年代却有多种说法。 就像长城不是一朝一代建成的一样，紫禁城也并非完成于一朝一夕。史书上记载明永乐帝营建紫禁城的年月，有说是永乐四年，有说是永乐十四年，有说是永乐十五年，还有的说是永乐十八年。全面追溯紫禁城的历史，可以发现，紫禁城的营建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上述各个时间，都是紫禁城营建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历史上永乐皇帝营建宫城共有三次，最后落成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紫禁城。再说严格一点，远在永乐皇帝以前，北京城已经在金和元的营建之下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营建的宫城正是后来明清两朝紫禁城的雏形，假如没有金和元时在北京建造的宫城，或许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紫禁城。
故宫紫禁城建于明永乐年间 据《金史》记载，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金帝完颜亮役使民工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于燕京营建新都，历时两年建成。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三月，“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北京成为一代王朝的首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中都仿照北宋都城汴梁规制，建有宫城、皇城和大城三重，宫城位于皇城中央，有九重三十六殿，“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语）。元代继续建都北京城，改称大都，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起到至元十三年，元在金国的基础上对大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日下旧闻考》引《析津志》记载：都城内“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通”。在太液池（今中海、北海）东西两岸则是宏伟壮观的宫殿群，东为皇帝起居的大内，西为西宫，包括太子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后居住的兴圣官，大内与西宫分布在皇城中轴线的左右两边。元代的大内后来在明初被改建为奉天三殿，为永乐皇帝巡幸北京时的皇宫，不过它并不是今天的紫禁城。
元大都平则门故址 1368年，明灭元后定都应天（今南京），大都改称北平府。永乐皇帝朱棣夺取帝位后，有意迁都北平，于是于永乐四年（公元1404年）开始在北京营建宫殿，将元大内的前朝大明殿改建为皇帝行在官署奉天殿，永乐皇帝即在这里受朝，大明殿的后殿则被改为谨身殿。但这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举，永乐皇帝的最终设想是要建造一组能够反映奉天承运、敬天法祖的皇宫建筑，从而既体现古代宫廷建筑的规制设想，又能展示自己的统治思想。因此，就在营建北京宫殿的同时，他还组织了大量人力分赴全国各地采伐优质木材，并命北京、苏杭一带的御窑烧砖炼瓦，筹工备料，为大规模营建皇宫做准备。永乐十二年，永乐皇帝命人在元大内的东南处开挖南海，这标志着营建紫禁城的规划正式敲定。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永乐皇帝又下诏，命群臣商讨营建北京宫殿之事。次年，将元西宫改建为临时皇宫，设奉天殿，拆除了原先的奉天三殿建筑群（即元大内），并征集了全国十万工匠、百万夫役营建新皇宫及皇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九月初四日，这座九重宫阙的主要宫殿基本完成，从准备到完工共历时十五年。十一月，永乐皇帝发诏宣告皇宫告成，明年正月初一御新殿受朝贺，同时正式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作为陪都。
北京鼓楼 与元代的大内、西宫等皇宫建筑相比，明代的皇宫在其旧址上向东南方向稍作移动，但大部分仍重合在-起。稍许移动的原因，是因为改朝换代所致，新朝不可能沿用旧朝的龙脉，所以皇宫的位置自然必须作移动，元代取西山龙脉至城内作为皇宫的中轴线，明代则取北郊黄土山（即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龙脉至城内作为中轴线。但不知是巧合还是科学家和工匠们精心测算的结果，明代紫禁城的中轴线不光是北京城的中轴线，它恰巧也是地球的中央子午线。
皇宫建成之后，当时并不叫紫禁城，因为明初时并未划分宫城和皇城，均统称为“皇城”。正统皇帝时将宫城称为“内皇城”，而将外禁垣称为“外皇城”，到了嘉靖皇帝时，始将宫城改称为“紫禁城”，外禁垣则称为“皇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将以北极星为中枢的一组星群称为紫薇星垣，并认为紫薇星垣恒居所有星体的中央，是天上帝王的居所，因而把紫薇星垣称作“紫宫”，有“紫薇正中”之说。这样，紫宫就具有了尊贵、天之枢的含义。而皇帝号称天子，乃天上帝王之子，是人世间最尊贵的，其所居住的皇宫自然就是全国的中枢，永居紫宫，四方归顺，这当然是封建皇帝最大的理想了。加之对一般老百姓来说，皇宫戒备森严，是绝对禁入之地，所以就被称为“紫禁城”。清朝也沿用了这个称呼。
明清北京城垣遗址 明代紫禁城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城墙高11米，长3000多米，墙外又有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城墙四角矗立着风格绮丽的角楼。紫禁城的整个规制体现了《周礼·考工记》“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设想，前部（南城墙）的左侧是祭祀祖先的太庙，右侧是祭祀土地神和粮食神的社稷坛；同时“前朝后寝”，紫禁城的前部（南半部）即外朝，包括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及两翼的建筑群，是皇帝处理朝政和举行各种国家盛典礼仪的地方，后部（北半部）即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是皇帝及其后妃们生活的地方。紫禁城以北则有进行交易的集市。紫禁城又是前水后山的布局，前有天安门前的外金水河及太和殿前的金水河，后有人工堆成的五十余米高的万岁山煤山（清朝改称景山），形成背山面水、山环水抱的吉祥格局。城内的主体建筑皆坐北朝南沿中轴线排列，两侧建筑依次对称向左右展开，中轴线上的建筑高大华丽，两侧的建筑低矮简单，通过这种反差来体现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观念。这条中轴线贯穿皇宫南面正门午门、三大殿、后三宫，经皇宫北门神武门，向南一直到皇城正门天安门、外城南门永定门，向北则沿景山、钟楼至鼓楼。中轴线上的太和殿正巧位于大明门（清朝称大清门，民国后称中华门，原址在今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至景山的黄金分割点上。
故宫内的金水河 紫禁城建成之后，明清两朝又曾多次对其重修和扩建，但始终保持了原来的布局和建筑风格，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紫禁城大多是清初时重建的，明代营建的紫禁城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走进皇宫正门午门，过内金水桥，迎面矗立的高大威严的奉天殿等三大殿重建次数最多，建成后不到百日即发生火灾被烧毁，正统六年底（公元1441年）复建。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三大殿又遭火灾，四十一年再重建，改称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前三殿再次被毁于火，至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完成重建。李自成进京时再次被毁，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重建后改称太和殿（一般人称之为“金銮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重修，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再次重修，将太和殿由面阔九间改为面阔十一间，经过近三年施工，始成为现在的规模。内廷正殿乾清宫也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毁于火，十六年复建，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又被烧，重建后再于明末被毁，清顺治十二年重建，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和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又两次重修过。此外，午门重建于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承天门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修，改名为天安门，乾隆时还兴建了宁寿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