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之谜》
作者：宋佩/张勇/李军著【完结】
内容简介：
“孝庄下嫁多尔衮”、“顺治出家”、“雍正篡位”之类的宫廷秘闻；“洪承畴降清之谜”、“史可法殉难”、“雍正诛年羹尧、隆科多”之类的名人悬案；“纪晓岚与和珅结怨”、“赛金花身世”、“难得糊涂”等趣闻轶事……本书搜集了大清王朝整部历史所流传、记载的、引发轰动的、众说不一的、争论不止的、甚至始终难有定论的，让后人百思不解，但又特别抓人好奇心和敏感神经的宫廷内幕、官场奇闻、文人轶事。本书是一把开启大清历史大门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览尽大清三百年来的沧桑变幻……
序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门无人不参与、无人不受影响的学问的话，那就是历史。
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是否愿意，实际上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他(或她)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不一定被以文字记录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复原的信息。即使是完全没有历史意识的人，也避免不了历史的影响，一般来说，他(或她)在一生中总要追溯家族或个人的往事，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往事的影响。一个人的经历再丰富，所处的时代再重大，与人类悠久的历史及其壮阔的波澜相比就显得极其渺小，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历史能给人理念、知识、智慧、乐趣和享受，是其他学问所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要了解一个个人、群体、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也必须从其历史入手。不了解其历史，就无法理解其现状，也难以产生真实的感情，维持必要的信念。所以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说法:“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但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是不受人类控制的客观存在。除了少量遗迹遗物外，人们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存在过的事和人。尽管历史是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事实，但想了解历史，只能通过能够显示或反映这些存在的信息(主要还是文字)的记载。随着资讯的发达，文字以外的信息，如照片、图像、音像、实物等今后也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以往直接、简单的复原，只能是后人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所谓“意识”和“选择”，不仅是指历史的叙述者，而且也应该考虑历史的接受者。同样的史实，不同的叙述者完全可能选择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侧重点，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寄托不同的感情，同时也应该考虑针对不同的对象。
历史学者应该明白，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了解和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获得信念、知识、智慧和乐趣，所以必须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他们便于接受、乐意接受的读物，而不能一味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近年来，戏说历史充斥于影视，固然使历史学家不无忧虑，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民众对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正说”历史时也能写得生动可读，引人入胜，何愁缺乏读者?也就不必担心真正的历史不为人所知了。
这套《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共九册，达数百万字，分别是《大唐王朝之谜》、《大宋王朝之谜》、《大明王朝之谜》、《大清王朝之谜》、《中华民国之谜》、《中国宫廷之谜》、《中华国宝之谜》、《中国王陵之谜》和《中国帝后之谜》。作者都是上海高校的历史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我与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了解了这套书的概况后，感到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尽了一位历史教师的职责——不但要在课堂上教历史，还应该向全社会普及历史。
或许有人以为，近年来图鉴、故事体的历史普及读物已经出版过不少，如上海就有辞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传真》、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文明通史图鉴》，最近出版的《话说中国》更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高质量的读物大多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备受读者欢迎。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选择；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尽可能采用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是这些读物的共同特点。只要做到了这些，这类书应该多多益善。而对我们这个拥有上亿读者的国家来说，对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已经出版的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读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相信，这套书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至于书名所说的“谜”，只是一种叙述的方法，作者提供的还是“谜底”——历史真相。其实有的谜早已不成其谜，已有公认的答案；有的却不只一个谜底，还有的至今尚无谜底，或许永远不会有谜底。这不是作者偷懒，或故意留一手，历史就是这样——是千古遗憾，也是永恒的魅力。读者有兴趣，不妨自己也去找找谜底!但历史本来就是个大迷宫，小心别走进死胡同。
葛剑雄
2005年7月
前言
中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朝代的更迭，以及历史的动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许多记载过往岁月的文化典籍遭到了破坏和散失。还有的文化典籍则被统治阶级涂上了政治色彩，或按照他们的需要，或出于他们的偏见，加以篡改或歪曲，“人为”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弄不清的“疑案”。近三百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世变之亟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在其如此漫长的岁月中，演绎着太多的令人无法理喻而又难以解答的谜宗悬案和至今争论不休的疑惑，这些关乎兴衰荣辱的轶事奇闻中失散了多少真实的史实，沉浮着多少未知的秘密，使得漫漫史海陷入迷茫。本书所谓的“谜”，就是指那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五花八门的“疑团”、“公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诗人对历史发出的嗟呀和咏叹；“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这是智者对历史提出的要求和希望；“事因有难明于一时而有待于后世者”，这是史家对历史的遗憾与期待。近年来传奇式的历史疑案引发了影视界和社会大众对清宫戏的热情。戏说历史影视泛滥，让大众对历史史实的理解支离破碎。“还清史本来面貌”成为史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穷根究底、弄清历史真相的“癖好”，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皓首穷经、披荆斩棘地去寻找那些“谜团”、“疑案”的踪迹，幸运的是功夫不负苦心人，许许多多的“谜团”、“疑案”已经在证据面前得到化解了。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谜团”、“疑案”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更多的“谜团”和“疑案”恐怕是永远也难以破解的。
本书搜集了大清王朝整部历史所流传、记载的、引发轰动的、众说不一的、争论不止的、甚至始终难有定论的，让后人百思不解，但又特别抓人好奇心和敏感神经的宫廷内幕、官场奇闻、文人轶事。如书中所列“孝庄下嫁多尔衮”、“顺治出家”、“雍正篡位”之类的宫廷秘闻，这些故事早已成为民间耳熟能详的奇闻轶事，并成为传奇小说、电影、电视颇为青睐的题材。又如“洪承畴降清之谜”、“史可法殉难”、“雍正诛年羹尧、隆科多”之类的名人悬案，也常常是街头巷尾的谈话内容。此外还有“纪晓岚与和珅结怨”、“赛金花身世”、“难得糊涂”等趣闻轶事，则在过去的书本中大都有过描述，或被编为剧本，反复在清宫剧中出现；或被编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本书以解谜团、说故事的形式，把历史、考古、文学、艺术、军事、政治等范畴的知识生动地描述了出来，在知识含量大的基础上，力求具有趣味性。
而当我们触摸了大清王朝的疑悬谜案，温故了煌煌帝国的沧桑日暮，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骨子里认识当年大清国的那段最真实的历史，从而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代人做了什么又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希望读者开卷后会轻松地了解、掌握、扩充历史知识。愿此书成为一把开启大清历史大门的钥匙，让您览尽大清三百年来的沧桑变幻……
宋 佩
2005年7月
杂说纷纭 努尔哈赤姓氏之谜
关于努尔哈赤的姓氏，文献记载，稗官野史，杂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团难解的历史之谜。据文献记载就有七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姓佟、童、仝、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什么？正史和民间有诸多说法，这给清太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据文献记载就有七种说法：伶、童、仝、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满学专家阎崇年教授考证大量史学资料，试解努尔哈赤姓氏之谜。他认为努尔哈赤的姓氏之所以杂说纷纭的原因，在于满洲开始没有文字，没能留下原始的满洲文献记载；此外，清朝编修《明史》，凡是对清朝皇室祖先不利的史实或被删除、或被篡改，使得史书中缺少记载。而《清太祖实录》则编一些奇异的神话，来隐瞒历史的真相。
据《清太祖实录》开篇中称：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并托之神意，公然宣称“受姓于天”。这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三位仙女自天而降，来到布尔瑚湖。湖泊景色秀美，湖水澄碧，清波荡漾，四周林木葱郁，百鸟婉转鸣唱，美景使三姐妹忘情，于是脱衣于地中。许久，三姐妹浴毕上岸。这时，一只神鹊飞来，盘旋在三姐妹的头上，轻盈可爱。三姐妹频频抬头观望。突然，神鹊将口中一颗红色的果子丢在三妹佛库伦的衣服上，红果色泽艳丽，鲜嫩散香，佛库伦爱不释手，放到地上恐其污秽，捧到手里无法穿衣，于是，她便含到了口里。不料，红果刚刚放到口中，竟顺势滑到腹内。顿时，佛库伦感到腹部沉重，不知过了多久，佛库伦生下一个男孩。孩子落地能言，身高体壮。十几个春秋过后，即长成一个相貌英俊、举止非凡的奇男子。佛库伦给儿子讲述了这段离奇的身世，命其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
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祖先，自《清太祖实录》之后，官修的《会典》、《宗谱》、《通志》等，凡属清代的官书，以及来自努尔哈赤及其后裔一方的记载，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自己是姓“爱新觉罗”的。
但是对照来自于明朝、朝鲜的官私书籍，则明明白白地写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佟，比如《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七年(1589)九月记载：“以建州夷酋佟奴尔哈赤为都督佥事。”陈建辑、沈国元订《皇明从信录》记载：“奴尔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而且朝鲜文献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中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努尔哈赤向朝鲜国王回帖：“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尔哈赤禀”等等。努尔哈赤自称姓佟。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到达佛阿拉时，受到过努尔哈赤的接见，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回国后将见闻写成《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因此资料相当可信；而上面所讲的《回帖》正是努尔哈赤本人让他转给朝鲜国王的。既然是努尔哈赤亲自审阅过的正式公文，应当算是第一手资料。不过，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朝鲜文献更多的是把“佟”写作“童”。
近年来出版的《清肇祖传》对努尔哈赤先世家族的事迹进行了研讨。该研究成果认为：努尔哈赤的先世出自建州女真，明朝设建州左卫安置他们。努尔哈赤先世家族谱牒，主要是以八世祖范嗏为核心而形成的童氏三家族的谱系与事迹。该书认为努尔哈赤八世祖范嗏，姓夹温氏，汉姓为童。夹温就是金代的夹谷，《金史·国语解》：“夹谷［汉姓]曰仝。”仝为同的古体字，姓氏往往写作童或佟。后世努尔哈赤承此姓，初为佟，后改姓爱新觉罗。爱新，满语为aisin，金也，此“金”据著名清史学家孟森考证即是“加温”的合音。夹温是金代胡里改路贵戚姓氏的沿袭，胡里改路沿所在牡丹江口，努尔哈赤的先世在金代居住在牡丹江口时，可能是贵戚，所以授赐夹谷氏。
根据阎崇年的说法，伶姓或童姓，不但是辽东的显著大姓，也是当时女真人的普遍姓氏。谁做了部落的酋长，谁与明朝发生关系，这人便以佟或童为姓。
除了以上“爱新觉罗”、“童”、“佟”、“仝”等几种说法外，阎崇年认为，朝鲜方面还有一种“雀”、“崔”说。这两个姓氏则来源于仙女吞服神鹊(雀)留下的果子，而生下清朝皇帝祖先布库里雍顺的神话。而认为努尔哈赤姓“崔”是由于朝鲜语中，崔的发音介乎于汉语缺和吹之间，与“觉罗”中“觉”字音相近，于是怀疑崔姓可能是来源于“觉罗”的误读。
那么觉罗说的立论根据是什么呢？专家指出，早在金代女真人中就有交鲁氏。交鲁，即觉罗。女真人每迁至新地常在原来姓氏上加个新地名而成新的姓氏。觉罗氏居爱新水（牡丹江)者，称爱新觉罗氏。此外，研究表明“觉罗”姓同“肃慎，稷慎，息慎，女真”等族称和“哈拉”(姓)具有同源关系，它们都来源于“箭" kuru以及它的派生形式。著名满学专家金启孮先生在《爱新觉罗姓氏之谜》一文中在批驳了爱新觉罗姓氏是赵宗后裔之说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爱新觉罗、伊尔根觉罗、西林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阿哈觉罗等觉罗氏，实即金代的交鲁氏。”
《清朝通志·氏族略》里记载爱新觉罗是国姓，爱新是金的意思。其他的觉罗则冠以地名、部名、民名等，与国姓相区别，以表示它们和爱新觉罗是有所分别的。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记载有八种觉罗，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可见“觉罗”是满洲皇室旧有的姓氏，“爱新”是后来加添的，其目的在于显示帝王后裔的尊贵。
既然“爱新”有“金”的意思，一些学者就认为努尔哈赤的真实姓氏是金，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有史料记载他姓金，所以，猛哥帖木儿及其后裔努尔哈赤都姓金，也就是姓爱新。“定姓为‘爱新觉罗’的目的无非一个，就是附会自己是前朝金代的皇族后裔，以此来说明自己家族血统的高贵，借此标榜自己的祖先来历不凡。”
正如阎崇年所说的：伶姓毕竟是汉人的姓氏，在和明朝官方文书往来时方便些，但是金姓却是金朝女真的国号，不但可以自显是帝王种族的后裔，而且可以凭借着它在女真民族中有所号召。因此，“爱新觉罗”这个姓就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形成的过程了。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爱新觉罗，由于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依据，而是学者根据史料推论，所以其演变过程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天造皇清 大清国号源起之谜
1636年皇太极易“金”为“大清”，可谓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主要的内部因素言，“金”国号已不足以规范其未来的发展，更不利于安抚其已统辖的汉、蒙民族；以关键的外部因素论，“大清”国号合乎“大元”、“大明”取号的传统，气势、取义更胜过“大明”。
当年努尔哈赤落难的时候，骑了一匹马逃难，这匹马是青色的马，因为后面追兵追得很急，努尔哈赤骑着马昼夜逃跑，结果把这匹大青马累死了，努尔哈赤对着大青马就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我的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个清是谐音了，这是个传说的故事，大家不必当真。至于清朝为什么叫“大清”？其来源与含义在《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宗实录》等官书中均未作任何记载，虽然学界有着种种说法，但是仍然为一个历史之谜。
目前史家大致从这几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其一，是联系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形势，考虑到皇太极建大清为国号的同时，采汉式尊号、用汉式年号、上汉式谥号，以及制定汉式皇帝仪仗、冠服，甚至祭祀孔庙等等的情况，则汉式国号“大清”，取义自然应该是本于汉族经典，合乎汉族传统文化，顺乎汉人一般的思想观念。
由这一思路出发，“大清”在气势、含义等方面，应该压住了“大明”。由此而发的关于大清国的“大清”的诸种猜测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有的人从文义上释“清”为“扫清廓清”之义。(二)而最易见出的，“明”属火，明国姓“朱”色赤，赤为火色；而“清”、“满洲”(新定族名)三字都带水。此符合五行相克说之水克火，寓清灭明的吉祥之兆。又原国号“金”，以五行论，犯火克金的忌讳，皇太极之废“金”，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金启孮进而认为：“‘清’应是‘明’的同义词，有与‘明’比美之意。从太宗改元‘崇德’，可为旁证；‘祟德’与‘崇祯’亦有比美之意。”(三)就为政而言，“清”可以表示王者的风范，王政的理想。“清平”即太平，“清时”即太平盛世，“清晏”即清静安宁，“永清四海”即天下永远安宁。又有“清明”一词，尤其值得注意。《诗·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礼记·孔子闲居》：“清明在躬，气志如神”，《礼记·玉藻》：“色容厉肃，视容清明”，都是“清”在“明”前，“清”居“明”上。
综上所作间接的推测，可以断言：就汉文化系统言，皇太极所以命名国号为“大清”，在于“大清”的气势、含义的确压住了“大明”。
那么，在女真或满洲方面，“大清”的来历及意义又有什么说法呢？依据众多学者的研究，答案是这样的。日人市村瓒次郎指出：“金与清在北京音稍有相近，金为Chin之上平，清为Ching之去声。北京人可明确区别开，然外国人则颇易混同。”有学者肯定了这一看法，认为：“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亦有专家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他说：“抚近门款识汉文之大金，满文却即系后来通用之大清。因知太祖称国号为金，至太宗改号清，不过改汉字之写法。其实满人读金、清同音，改号乃改汉并不改满，汉文之大金，称至崇德元年(1636)四月以前为止，满文之大金，终清世未有异也。”《清代全史》也附和说：大清为大金近音字。太宗之所以坚持更定国号，是因为“金”曾激起汉族人民的仇怨太深，不称“金”可以减少他们对清朝继续扩张势力的阻挠。再则，这是太宗已定下入主中原之策，原来的金朝最多统治半个中国，太宗要建立全中国的一统天下，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更定国号为“大清”，它是太宗重定国号的又一动机。
以上观点基本上是从汉语角度来解释的，又多把“金”转换为“大清”再予以分析的。但是既然清朝官书没有记载“大清”之事，说明它不是文馆的文官、举人们所承拟的，因为他们的建议一般记录在册。因此，有学者认为：“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也不是满语固有词，可能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借词，即“代青”( daicing)。因此，大清国的意思应为“上国”(“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其根据如下：
其一，“大清”不是汉文“大金”的一音之转。因为汉文的“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不一样，满文“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也不一样。大金的满文为aisin gurun，而大清的满文为amba daicing gurun。
其二，皇太极对满语等满族文化情有独钟，不愿放弃，故很难推想他会以汉语命名其国家。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曾下令“事不忘初”，将其统治下的后金官名、城邑名一律改成满语。时隔仅两年，他用汉语来命名其新政权的可能性不大，而用满语的可能性较大，但满语中又无daicing这一固有词汇，只有蒙古语借词daicing。所以，大清国号，实源自蒙古语。
以上清史研究专家的论断，各有其理，又互为补充。以此可见，1636年皇太极易“金”为“大清”，可谓是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主要的内部因素言，“金”国号已不足以规范其未来的发展，更不利于安抚其已统辖的汉、蒙民族；以关键的外部因素论，“大清”国号合乎“大元”、“大明”取号的传统，气势、取义更胜过“大明”。
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在他去世仅仅八个多月以后，其十四弟多尔衮便率领着由满、汉、蒙三方组成的大清军队，顺利地开进了大明京师(今北京)；又过了仅仅四个月，其六岁的九子福临便已端坐在大明的金銮宝殿之上，并于十月一日举行了隆重的定鼎登极大典。随着残明永历帝于顺治十六年(1659)逃入缅甸，大清顺治帝福临便正式成了九州共主，“大清”也正式成了天下共号。
推举还是夺立 皇太极继位之谜
长期以来，一些明清史专家认为，皇太极汗位是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篡夺来的。有的则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还有学者认为，皇太极汗位并非夺立，而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沈阳故宫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建造的皇宫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驾崩，皇太极继承汗位。关于皇太极怎样继承汗位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不同的说法。一些明清史专家认为，皇太极汗位是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篡夺来的。清人蒋良骥的《东华录》顺治八年(1651)二月己亥诏内载，多尔衮声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暗示皇太极篡夺汗位。有的则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还有学者认为，皇太极汗位并非夺立，而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努尔哈赤晚年并没有确立汗位的继承人。自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宣布将来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规定未来之汗由八旗旗主诸贝勒共同任免，直至其去世，努尔哈赤一直为这一制度的过渡而做着准备工作。这一时期，努尔哈赤还有意识地让诸贝勒共理国事，进行着八王共治的演习。天命十一年(1626)六月二十四日，即努尔哈赤死前一个多月，他还强调了诸贝勒“有德政者方可为君为王，否则君王何以称也”？
因而，可以确定的是努尔哈赤生前不仅没有立某人为储的迹象，事实上是根本没有立储。从史料观察，他七月二十三日“不豫”，八月十一日死去，中间经历了近二十天的时间，显然不是暴亡，也就是说完全有可能在病重期间将属意的接班人公之于众贝勒。所谓坊间传说的有意立多尔衮，不过是朝鲜方面的猜测，后金政权的任何人，包括皇太极继位后所打击的诸大小贝勒，从来也没有说过努尔哈赤立过多尔衮。所以朝鲜方面的这种猜测传闻不足为据。
沈阳故宫崇政殿是清朝入关前皇帝听政、举行仪式的地方
顺治皇帝就是在这里登基的 从当时多尔衮的状况来看，其被立为汗王的条件并不充分。多尔衮在努尔哈赤生前的身份地位并不高，他不过是兄长阿济格旗下的掌有半旗牛录的贝勒而已。而其同母三兄弟中，阿济格、多铎都被其父安排为旗主。而多尔衮成为旗主，是在皇太极继位后的天聪二年(1628)。而且当时多尔衮年仅15虚岁，可以想像在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下，一个掌半旗的少年贝勒，是缺乏驾驭包括四大贝勒在内的八个旗主，从而顺利行使汗王的权力的。
至于多尔衮后来所说的皇太极即汗位“原系夺立”，这句话并没有说努尔哈赤曾立多尔衮或其他人为储，皇太极是从他或别人手中夺取储位而立的。“夺”，也可作“抢夺”、“争夺”解，本来努尔哈赤死后，八王争立为汗，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争抢。
据推测，在努尔哈赤临终前，皇太极与岳托极有可能有过密谋，因为努尔哈赤八月初七日已病重，十一日下午未时去世，群臣将其灵柩抬至沈阳宫中已是“夜初更”。随后岳托联合萨哈廉连夜动员代善立皇太极，因而“翌日”清晨“卯时”，以代善为首包括皇太极在内的大贝勒便召集诸贝勒会议，由代善提议立皇太极为汗。以此可见，皇太极继位，确实是诸贝勒按照努尔哈赤的遗训，经过众人推举最后确立的。
岳托等人为皇太极主动谋求，且说服代善抢先提名，占得先机，为推举皇太极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其最终得以继统还不仅仅由于他们的这一活动，而是有更多的有利因素作依托。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爱子”，他所以受到乃父的喜爱，一是由于其生母叶赫那拉氏得努尔哈赤专宠，在继妃富察氏失宠后入居正室，成为嫡妻，皇太极也自然成为努尔哈赤膝下爱子。二是他本人聪慧。《清太宗实录》卷一记述他幼年时“太祖钟爱焉，甫三龄，颖悟过人。七龄以后，太祖委以一切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巨细悉当。及长，益加器重。”《实录》所述虽多为溢美之词，但不会是毫无根据的编造。
皇太极不仅得到父亲的偏爱，而且与岳托、萨哈廉、济尔哈朗、德格类等几个小贝勒的关系也很好。四大贝勒中，皇太极的年龄最小，与诸小贝勒易于接近，加上皇太极在后金中的显赫地位及努尔哈赤对他的钟爱与青睐，因而成为这些人追随的对象。这些人中，与皇太极关系最密切的是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人。皇太极与岳托、济尔哈朗在幼年时便结成了朝夕相处的伙伴友谊。岳托深得祖父努尔哈赤喜爱，幼小“抚育宫中”。当时宫中得努尔哈赤专宠的是皇太极的母亲叶赫那拉氏，岳托因而依偎在叶赫那拉氏膝下，得其抚育，这段生活也使他与皇太极结下了深厚友情。济尔哈朗比小岳托小一岁，他也曾“幼育于太祖宫中”。从其年龄来看，很有可能是与岳托一起，得皇太极之母的抚育。
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之后，与岳托、济尔哈朗同炕而眠、同桌而食、朝夕相伴的童年生活也随之结束，但因为政治的利害关系，他们几人的关系在其后的年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天命元年(1616)，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同被封为和硕大贝勒，在后金政权中是颇有权势的人物。在四大贝勒中，惟有皇太极可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英才。天命五年(1620)代善被废掉太子之后，皇太极在众人心目中无疑已被视为储位的最佳人选。
沈阳故宫崇政殿内宝座 按照《实录》所记，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二日议立新汗的会议成员有如下诸人：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等十五人。这些人，按宗支关系大致可划分为五个系统，即代善、岳托、硕托、萨哈廉、杜度一系；阿敏、济尔哈朗一系；莽古尔泰、德格类一系；皇太极、豪格一系，阿巴泰与豪格同旗，也可划入此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一系。
阿济格三兄弟因其母大妃的地位而成为竞争汗位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不利因素是年岁较小，最小的多铎年仅十三虚岁，他们军政实践经验很少，难当重任。阿济格虽已二十二岁，但此人有勇无谋，性格粗暴，很难入选。
其他各系中较有资格的是各系具有父亲或兄长身份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以上四人也正是凭借他们的嫡出身份及政治经验，在竞争汗位上具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
四大贝勒中，阿敏属于汗室旁支，而且与努尔哈赤发生过严重的矛盾冲突事件，在决定汗位人选的成员中，努尔哈赤子孙又占有绝对优势，所以阿敏根本不可能入选。莽古尔泰在行政能力、战功方面，比起代善、皇太极并无突出之处。代善一系成员较多，且其宽柔性格及处理行政的能力也曾赢得不少人的好感，而且战功颇著。但天命五年(1620）九月其太子位遭到努尔哈赤的废黜，不能不对他以后汗位的入选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相比较而言，皇太极在后金诸贝勒中可称得上文武双全，而且人际关系也较好。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大宗支中，都有皇太极的支持者：代善一系的代善、岳托、萨哈廉；阿敏一系的济尔哈朗；莽古尔泰一系的德格类，本系的豪格。皇太极的这种交际能力，无形中削弱了其他宗支的竞争势力，而使自己在几大宗系中处于相当有利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岳托、萨哈廉倾向于皇太极并争取了代善，更具有关键作用。岳托与其父代善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在代善与皇太极二者之中，他宁愿选择皇太极。代善虽然与皇太极不无矛盾，但大约是考虑到自己曾被汗父废黜，而且两个儿子已倒向皇太极一边，竞争不过皇太极，因而在岳托、萨哈廉的说服之下，索性顺水推舟。
代善一系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推举皇太极，更使皇太极在拥戴力量上具有了绝对的优势。在议立新汗的十五个成员中，有七人属于皇太极一派，其他任何人也不具备这种优势条件。其他的诸人，阿巴泰、硕托有可能属于中立派。阿敏、莽古尔泰、杜度及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即使有不同意皇太极为汗者，也提不出在能力素质上优于皇太极的人选，更不可能获得如皇太极那么多的支持者。因而，皇太极之最终以推举的形式入继大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嫡出？庶出？ 清太宗身世之谜
皇太极之继位是否以庶夺嫡？凡此，都涉及到他的出身。弄清皇太极是嫡出抑或庶出，关键在于考察他继位前其生母孟古在努尔哈赤诸妻妾中是否有正室的身份。
皇太极 清太宗皇太极究竟是嫡出还是庶出，由于尚无专门研究，迄今仍是个疑案。《清实录》中，皇太极的生母孟古被称为皇后也即嫡妻，但是《清实录》是皇太极继位后所修，继帝位者追尊生母为皇后乃是惯例，这是母以子贵，不能作为其嫡出的依据。如美国学者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即明确称：“1636年皇太极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并采取许多项汉族制度之后，却追尊生前地位本来是妾的生母为孝慈皇后。”
皇太极之出身关系到他的继位，因此是影响清初政权的重要问题。皇太极是众人推举之汗，如果他是庶出，将表明满族宗法无嫡庶差别，庶出者也可继承汗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太极乃是夺多尔衮之储位。按多尔衮是嫡子，如果皇太极是庶出，而且是夺位，那么他的继位将是明显的以庶夺嫡事件。究竟皇太极之继位是否以庶夺嫡？凡此，都涉及到他的出身。弄清皇太极是嫡出抑或庶出，关键在于考察他继位前其生母孟古在努尔哈赤诸妻妾中是否有正室的身份。
努尔哈赤共有十六个妻子，大部分的侧妃和庶妃都是出于政治扩张的需要而娶，按照清太宗时所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下简称《武录》)的说法，努尔哈赤之“后”即正室有四人：最早为佟佳氏，实录称其为“先娶元妃”，生子褚英、代善。在佟佳氏去世后，入继正室者为富察氏，名滚代，生子莽古尔泰、德格类，实录称其“继妃”。叶赫那拉氏，名孟古，称“中宫皇后”，仅生一子皇太极。乌拉那拉氏，名阿巴亥，《武录》称“继立之后”，后来改称“大妃”，生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
由于《武录》是皇太极在位时修成的文字，其称孟古为“中室皇后”是否史实，仍难断定。不过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即孟古是在继妃富察氏与最后的大妃阿巴亥之间，以及在她死后，努尔哈赤才又把阿巴亥“接续立为大福晋”，而且又明确说明，孟古是在富察氏之后为“中宫皇后”的，而阿巴亥又是在孟古死后才被继立为“大妃”的，接续的是孟古而不是富察氏入继正室，所述之事有具体的人物、事件缘由、时间，言之凿凿，有一定可信度，这使我们可以沿着这个线索作进一步的考察。
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太祖第十子德格类出生后，富察氏似乎就慢慢从太祖身边消失了。直到天命五年(1620),“妃得罪，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富察氏是在天命五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已经不得宠了，而且似乎还丧失了正妃的地位。《满文老档》有这样一段记载：皇太极在夺取汗位后回忆说自己幼时常把吃穿的东西送给莽古尔泰，因为太祖基本上没有照顾到莽古尔泰的生活，所以莽古尔泰是依靠皇太极而生活的。假如富察氏的大妃位置没有被动摇，那么她的儿子是绝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关于富察氏死亡的记载，史书上也是有矛盾的。《清史稿》中在《诸王传》和《满文老档》中都记载莽古尔泰御前拔刀一段，皇太极气愤至极说莽古尔泰曾经“弑其母而邀宠”。而按照《清史稿》的记载，富察氏似乎更有可能是获罪赐死的。
在富察氏被废之后，继之被扶正的正应是孟古，所以其子皇太极才得父直接“养育”，生活富足，对于幼年的伙伴莽古尔泰也能“每推食食之，解衣衣之”，将衣食给未能得父爱护的莽古尔泰。
沈阳故宫颐和殿 岳托贝勒幼年的事迹也可说明这一时期孟古正室的身份。据《八旗通志》初集《岳托传》载：岳托，“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皇太极也说：岳托乃“我母自幼抚养之弟”，自幼由“皇考太祖、皇妣太后抚养为子”。岳托得努尔哈赤喜爱而被“抚养宫中”，是与努尔哈赤同室生活，抚养他的是皇太极之母，说明当时皇太极之母与努尔哈赤同室而居，也即居于正室。岳托生于1598年，而皇太极之母死于1603年，可知皇太极之母在这五年间及以前一段时间为正室。
孟古取得正室的地位，与其出身门第及本人的姿质有一定的关系。明万历十年(1582)，在努尔哈赤与元妃成婚的第五年，他路过孟古的娘家——海西女真叶赫部，该部是海西女真四大部之一。当时孟古的父亲杨吉努慧眼识英，将时年八岁的小女儿孟古许配给太祖，并赠予大量的马匹与甲胃。出于联盟的需要，明万历十六年(1588)秋，杨吉努之子纳林布禄将妹妹送到太祖身边，时年孟古十四岁。《清史稿》记载太祖亲自率领了诸位贝勒大臣去迎接她，并且隆重地迎娶了她。按照孟古的身份和叶赫贝勒曾经的帮助与赏识，她绝不可能是庶妃，但是从继妃富察氏失宠的年份看，她也不可能是正妃，所以孟古是以侧妃的身份嫁给太祖的。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孟古的品性温顺纯良，恪守妇道，不参与外事，殚精竭虑服侍太祖，深得后妃之道。这中间不排除太宗朝对孟古的美化，但就孟古的大家闺秀出身来看，她应该是位品貌俱佳的女子，因而甚得努尔哈赤欢心，被努尔哈赤称作“爱妻”，感情颇笃，以致她死时，太祖爱不能舍，令四个奴脾殉葬，并宰杀牛马各一百以祭祀，并斋戒月余。最为夸张的是，努尔哈赤还将孟古葬在自己居住的院中长达三年，后葬十尼亚满山冈。天命九年(1624)，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孟古的遗骨也随之迁到东京陵。
在一夫多妻的大家庭中，众妻的嫡庶之分应有三个因素：一是出身，即母家门第的高低。二是受丈夫的宠爱程度。三是来嫁的先后。孟古嫁努尔哈赤虽在富察氏之后，但其他条件都优于富察氏。所以可以猜测，由于富察氏失宠而被驱出正室后，出身较高而且受宠的孟古得以由侧扶正是理所当然的。
由此可见，《清实录》称其为“中宫皇后”也即嫡妻，并非皇太极继位后其母以子贵的追尊之称，而是孟古在努尔哈赤时期的真实身份地位。因此可以认为，努尔哈赤时期的皇太极，凭借的是“子以母贵”，因其生母叶赫那拉氏孟古之嫡妻身份而为嫡子，因而才得以与其他嫡子如代善、莽古尔泰、阿济格等一样被封为旗主，为正白旗主，领正白全旗的牛录属人。从而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一起被封为汗之下地位最高的大贝勒。以后他被推举为汗，当然也是以嫡子身份继位，这与满族之重嫡、严嫡庶之分的宗法也是一致的。他的继位，也不存在以庶出而夺嫡的问题。
子以母贵 顺治继统之谜
睿亲王多尔衮没有作为豪格的竞争对手参与皇位之争，所谓“诸王争立”，实际上主要是诸王争立太宗诸子。根据清初满族继嗣传统和五宫之子的贵宠地位，顺治即位是名正言顺的，不是什么折衷方案。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刻，清太宗皇太极在清宁宫“端坐而崩”。因生前未立储君，皇位悬虚，“宗室诸王，人人觊觎”。在皇太极治丧期间，一场激烈的皇位之争展开了。有权势的竞争者有三个人：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和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顺治继位是清统治集团内部“窥视神器”的折衷方案，具体地说，就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的明争暗斗，最终将一个乳臭未干、年仅六岁的娃娃福临，即一年后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顺治皇帝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然而，只要分析一下清初立储的特殊情况和顺治的母族所处的贵宠地位，就不难发现这一问题的谜底。
顺治的母亲孝庄 皇太极中年猝然死亡，卒年仅五十余岁，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如此匆匆地永绝尘寰，生前既没有指定继承人，临终时也没来得及做任何交待。所以，当诸王、贝勒、大臣从震惊、悲痛中清醒过来时，空虚的皇位就成了众人争夺的目标，开始“私相计议”嗣君人选。皇太极死后，豪格和多尔衮是两大实力派，二人是大家考虑的重点，又都有可能走上权力的顶峰。豪格是太宗长子，众兄弟中惟一封王的儿子，掌正蓝旗，得到举足轻重的八旗部队中半数的支持，皇太极死时他已三十五岁，比多尔衮还长三岁，是皇位继嗣的主要人选。皇太极生前亲掌的两黄旗大臣“尝谋立肃亲王豪格”，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等人前往豪格家中，“欲立肃王为君”。豪格在得到两旗大臣的私相拥立后，也加紧了继嗣活动，立即派心腹何洛会、扬善通知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两旗大臣已定我为君，尚须尔议”，以争取镶蓝旗的支持。济尔哈朗和诸王中辈分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也都认为，豪格是“帝之长子”，当继大统。
永福宫是庄妃的寝宫，她是顺治皇帝的母亲
清崇德三年，福临就出生在永福宫 多尔衮是太宗的十四弟，才智过人，战功卓著，威望正隆，深受太宗器重，封和硕睿亲王。手中握有正白、镶白两旗部队，兵精将勇，并有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的效忠。两白旗诸王素与豪格不和，认为“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坚持多尔衮即位。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多尔衮参加了皇位之争，是“诸王争立”的重要内容，实则不然。多尔衮对英、豫二王的拥立一直保持审慎态度，据他后来回忆说：“昔太宗升遐，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予曰：‘若果如此言，予即当自刎’，誓死不从。”
究其个中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一点是他对满族社会宗法制度的深刻理解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即满族入关前，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虽尚无定制，但是，父子相承袭的继嗣方式，已被满族贵族集团所普遍接受。皇太极尸骨未冷，一片“立帝之子”的呼声就是证明。多尔衮即位，是兄终弟及，若是硬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势必导致血溅皇宫，甚至政权崩溃。这种悲剧是多尔衮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阿济格、多铎“跪请”是一回事，多尔衮有没有参与皇位之争则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两白旗诸王与豪格对立的形势下，多尔衮惟一的选择就是维护满族的继嗣传统，在太宗其他位居贵宠之列的幼子中册定嗣君，这样既可打下豪格，又有拥立“先帝之子”之名，为皇子派所接受，还可以将幼主控制于股掌，当无冕之王，一箭三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