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旖旎的威海曾经弥漫着甲午海战的硝烟 其三，扬威舰不是为济远舰所撞。扬威在开战后不久，于1时10分即已中敌炮起火，向大鹿岛方向撤退，并在大鹿岛附近(东经123°40北纬39°37处)搁浅，于十九日被日海军用水雷轰碎。济远舰退出战场是在3时30分之后，此时，扬威已不在战场，因此，可以断定，济远舰绝不可能在战场上把扬威撞坏。同时，济远舰又不可能驶进大鹿岛搁浅处撞坏扬威。因为扬威是在战阵的右翼外侧，而济远则在战阵之左翼，一左一右两个极端相撞是不可能的。扬威由战场向西北方向大鹿岛驶去，济远则向战场的西南转西方向旅顺驶回，两舰相背而驶，间距愈离愈远，无论如何在行驶中是不可能相撞。
方伯谦被杀是不是冤案，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但是，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无疑是败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败在这个王朝制度上的根本腐败则是肯定无疑。
此血可报国矣！ 李鸿章中日马关谈判之谜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成了千古罪人，成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遭到世人的唾骂和鄙视。百年来，对于马关谈判的具体情形如何，大多语焉不详，成为一个百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历史疑案。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从此李鸿章成了千古罪人，成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遭到世人的唾骂和鄙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甲午中日战争和李鸿章的研究不断深入，不少人对这问题的认识有所转变，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关谈判中李鸿章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但对具体情形大多语焉不详，成为一个百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历史疑案。现在，让我们拨开层层的迷雾，来窥视这段屈辱的历史。
在晚清历史上，李鸿章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日军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则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日军占领了大片领土。1895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
1895年3月，李鸿章等人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之子李经芳，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李鸿章为显示天朝的威风，穿戴整齐阔绰，头品顶戴，三眼花翎(是清朝最高官员的饰物)，黼服朝珠，应有尽有。
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谈判所在地——春帆楼。春帆楼上，围着方桌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日本政府还特别为年逾七旬的李鸿章安排了痰孟。谈判一开始，李鸿章将要求停战的英文节略面交伊藤，要求“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伊藤却说：“先停战也可，中国必须先答应三个条件：(1)先让出天津、大沽口、山海关，由日军占领；(2)日方所消耗的军费，由清朝政府支付；(3)东北的铁路由日方管理，中方不得干预。不答应这三个件，日方是不会停战的。”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借机再战。对于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李鸿章当即声明，停战条款“要挟过甚，碍难允行”，于是决定放弃停战要求，先索回和款内容。3月24日第三次谈判中，李鸿章要求撤回停战节略，而伊藤却威胁恫吓并暗示要占领台湾。李鸿章当即发言，作了针锋相对的驳斥，最终声嘶力竭，不欢而散。
《马关条约》的签订旧址——日本春帆楼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这时，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严重事件。
3月24日，当天的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引接寺，当轿子行进在日本的大街上，大街两旁挤满了观看“中国大员”的日本人。轿子接近李鸿章住宿的行馆时，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人，这人冲到李鸿章的红顶大轿前，左手抓住轿杆，右手举起手枪，对着李鸿章就是一枪，然后迅速逃离现场。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流满面，当场昏厥过去。
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赶快将他抬回住处，随行医生立即对其进行详细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中了左边颧骨，伤口在左眼下一寸左右的位置，卡在脸部的骨头缝里，法、德等国医生坚决反对手术，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碍，不如暂时留在体内。李鸿章毕竟见过大风大浪，当他苏醒之后，面对此情此景表现得异常镇静，首先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伊藤博文是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
《马关条约》谈判日方的全权代表 日本官方得到消息后“大感震惊”。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立即赶到李鸿章的行馆，天皇派来了御用医生，皇后派来的是两名女看护。这一事件的发生，使日方处于被动局面，谈判发生了转机。外国使臣在东道主国家遭到伤害，这有违国际礼仪。日本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和李鸿章有过交往的文武官员和绅士，纷纷前来探望，馆释门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国家的报纸都以头条新闻报道，给日本带来很大压力。
李鸿章从政几十年，周游世界各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利用这个机会，指责日本的不道德行为和侵略行径，还向来访的官员和记者指点着他沾染鲜血的袍服说：我是中国的使臣，我流的这些血，都是为了大清帝国，只要是有益于国家，我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有人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行谈判，他却激昂的表示，如今国难当头，达成合约是刻不容缓的事，岂能因个人安危，延误国家大事！他的这些表现，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
行刺事件发生后，担任保卫任务的日本警察大惊失色，纷纷拔剑抽枪，冲向刺客。刺客迅速逃入路旁一家杂货店中，躲在柜台后面开枪拒捕，几经搏斗，终被擒获。行刺李鸿章的凶手，名叫小山六之助，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他曾公开宣称：“日本放弃占领北京，是日本的耻辱，同中国讲和现在为时尚早。”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进一步挑起中日之间的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被捕后，作为国事犯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1907年8月，小山六之助服刑仅12年，日本当局就以“在监狱表现好”为由，将其释放。
这一事件使日方处于困境，打乱了伊藤原来想要挟李鸿章，从而获得更大利益的计划。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日本天皇也感到非常头痛，不得不召开了御前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李鸿章墓 28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实现。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受刺杀李鸿章事件的影响，日本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但对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条件表示不再让步。伊藤博文限李鸿章对和约草案做“允”与“不允”的答复。日方还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同意签约。
签订这一卖国条约的消息一传到中国，举国上下纷纷谴责李鸿章的卖国行径，使这个清朝鼎鼎大名的权臣名声一落千丈，威风扫地，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他从日本回国后，不敢进北京，只好称病留住天津。慈禧迫于舆论的压力，暂时革去他的一切职务。
遇害还是禅隐 李自成归宿之谜
经过多年的争论，绝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说。为此，1988年国务院核定并公布湖北通山九宫山李自成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1997年5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课题组在北京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使得李自成遇害通山说与禅隐石门说的争论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湖北九宫山李自成墓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攻占北京、逼使祟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后，仓促登极，组建大顺政权，年号“永昌”。由于在政治上，特别是军事上犯了一系列战略性错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先后在山海关、潼关被清军大败之后，只得于顺治二年(1645)正月撤出西安，向湖广转进。四月下旬九江西之战败后，李自成率领大约万余人的一支小部队，为清军八旗劲旅紧追不舍，在九宫山区被围，李自成仅率少数亲随突围，又遭到当地乡勇伏击，于五月上旬遇害于湖广兴国州通山县九宫山北麓，即今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北麓。
根据史实，不论是阿济格的清兵，还是南明奉弘光之命追剿的何腾蛟，还是具体下令各地方乡勇截击“闯贼”的咸宁知县陈鹤龄，都未能得到李自成的首级，于是自然有人生出种种疑问。关于其兵败后死于何时何地，因何而死，数百年来，官私史乘、谱碟、方志所记歧误错见，人各异词：有的说他是自杀，有的说他是遇害，有的说他是逃禅老死；死地也有湖北、湖南、山西、江西、贵州等几种说法。尽管湖北通山县已修闯王陵，但争沦却一直没有停息。其中流传较久、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二是遁入湖南石门夹山寺为僧，以奉天玉和尚名义在幕后指挥联明抗清，至康熙十三年(1674)圆寂于该寺。由于两派学者都举出大量证据，因此至今尚无定论。
“禅隐说”论者认为，近年来所发现的关于奉天玉和尚的文物，进一步说明李白成晚年确实当和尚。首先，乾隆年间沣州知州何璘曾到夹山实地调查，见到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陕西口音的七十岁老和尚，他告诉何璘，奉天玉是顺治初年来寺，并取出其画像，观之“肖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模样”。因此何璘撰写的《书李自成传后》中推论道；“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为天子所重，殆讫死不去僭号。”这一说法被采入《沣州志林》，其后《楚南史赘》和《小腆纪年》等也都进行摘录。
其次，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12)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自号“奉天玉”，即以“奉天王”加一点来隐讳。
其三，夹山新发现的《梅花百韵》木刻版中有一首《东阁梅》说：“徐听三公话政猷”，那口气与和尚迥然不同，而像皇帝听三公阁老论政。
其四，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奉天玉弟子野拂立的“奉天玉”断碑、康熙十四年杨彝子写的《重修夹山灵泉院功德碑记》和道光三十年通州知州王大猷撰写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都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
章太炎先生在《再书李自成事》和《李自成遗诗存录》中支持何璘的“禅隐说”，其提供的理论依据是“道俗相传为李自成”，“以自成尝称奉天倡义大元帅”。阿英在《李闯王的死》一文中也支持此说，虽然他声明“我不是绝对的‘逃禅’论者，因为李闯王的被击毙仍是有其可能性的”，但依然不排除“确有‘假死’和‘逃禅’的可能”。此说《直隶澧州志》、《石门县志》和《米脂县志》均已采用。
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县城北盘龙山上 与“禅隐石门”说形成鲜明对照的“九宫殉难”说。比较前一种说法，“九宫殉难”以其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众口一词地确证了李自成的最后殉难埋骨地点是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麓小月山牛迹岭。
首先看追歼李自成的清廷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的奏报：“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李自成不得，又四处搜缉，有降将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李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佚就彼再行察访。”过后不久，事实基本上就弄清楚了。如顺治二年冬，大顺军叛徒、清荆州总兵郑四维在给皇帝上的奏议中抱怨说：“皇上只知闯逆已除，不知余孽尚在”。
再看南明总督湖广、川、贵、广东、广西五省军务兵部尚书何腾蛟的《逆闯伏诛疏》：“(闯王)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而闯逆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
费密的《荒书》对李自成殉难及确认经过描写可谓详尽之至：“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迹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泽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氏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而在《钟祥县志》“武官”条“经历”栏中，还真找到了程九伯的名字，以此足可断定《荒书》史料的可靠性。
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曾在故宫武英殿处理政务 另据通山县博物馆毛彦斗《通山金石铭李闯》一文称，通山各地发现了不少足以印证李自成殉难九宫山的金石铭文。其一为双龙首鎏金马橙,1955年征集于通山县横石镇，现存通山县“李自成博物馆”,1994年四月经国家鉴定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据光绪八年《九宫山志》记载：“道光年间，牛迹岭居民锄地得马橙二。江北人胡某营肩贸易于其地，先后出钱数百换得之，洗刷细视作黄金色，上有‘永昌’年号，闯物无疑也。”其二为“李延碑志”。1982年三月，县文管所调查反映，说在1950年以前九宫山九一宫前曾竖有一块“李延碑志”,1959年扩修云中湖水库时将此碑砌筑了水库大坝。据找到当时参加施工的民工回忆，大略记得“李延碑志”和“顺治丙戌岁仲冬吉旦立”十来个字。其三为东台寺寺钟、石碑铭文。东台寺寺钟上有铭文280余字，其中有“崇祯十七年，闯贼踞庵”字样。东台寺石碑刻于道光甲辰十二月初八，碑题为《东台寺孙家庵恒阳禅寺海龙春会序》，碑文470余字，文中亦有“崇祯之末，毒遭闯踞”字样。
自从1980年湖南石门县李自成调查组挖掘奉天玉和尚墓，发现并征集到一批文物，对文物做出种种解释以论证“禅隐说”之后，两派争论一直不休。经过多年的争论，绝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说。但1997年5月底，中国社会利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课题组在北京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使得李白成“遇害通山”说与“禅隐石门”说的争论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美人计？洪承畴降清之谜
洪承畴叛明降清，并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开清重臣。明朝的遗老遗少却恨之入骨，制造种种流言蜚语，谩骂攻击洪承畴。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出于反清的政治需要，大造舆论，大骂明末清初投降的汉官为“民族败类”、“版徒”、“汉奸”等。洪承畴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其中“庄妃色诱洪承畴”就是一个根据民间传说而加以塑造的所谓“历史”，那么这个传说是真是伪，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人。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71)中进士，入仕后屡经升迁，神宗末年官至陕西布政使参政。思宗即位后，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洪承畴因善于用兵，先后被升为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领兵镇压农民起义，俘杀了闯王高迎祥。1631年，又在潼关设伏，使李自成大败后带着十八骑逃入商洛山，关中的农民军一时被镇压殆尽。
同年，清皇太极率军进攻北京，洪承畴应征入卫京城。次年春天，被调任总督蓟、辽军务，赴关外指挥十七万明军与清军作战。1641年，清兵围攻锦州时，洪承畴率大军十三万增援，被打得大败，退守松山。次年二月，清军攻陷松山，俘虏了洪承畴，并关押其于故宫里边的三关庙内。
洪承畴起初还抱定忠于明朝不惜一死的决心，拒绝了不少满汉大臣的劝降，即使在满族官员举刀威胁时，他也没有屈服。皇太极又以囚禁和虐待的方法迫使他屈服，他也以绝食相对抗，并经绝食七天而不死。皇太极再派范文程去劝降，他仍痛加斥责，表示决不投降，要以身殉国。范文程则仍和颜悦色并引经据典劝他归附大清。谈话间，范文程见梁上有灰尘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后，洪承畴几次小心地将灰尘拂去，于是范回去告诉皇太极，说洪承畴“必不死”。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洪承畴最终放弃尽忠的思想而投清的呢？长篇小说《李自成》中有一段生动而传奇的描写：正当群臣无计可施之时，庄妃自告奋勇，亲自出场上阵了。这位三十岁的少妇，装扮成汉女侍婢，格外俏俊。她手捧参汤进人囚所，极尽温柔，晓以利害，洪承畴在她婉言相劝之下，终于降了清朝，为清朝主中原神器、定九州风雨立下功劳。
而更有野史绘声绘色地记载：据说在洪承畴绝食的第四天，屈辱痛苦恍惚之间，忽然一位汉族打扮的俏丽女子推门而入，呜呜咽咽地陪坐在洪承畴的身边，竟使洪承畴丧失了戒心，视其为同病相怜之人，攀谈起来洪联想起自己的娇妻爱子，百感交集，也泪如泉涌。那女子一面为他拭泪，一面悄声劝道：“将军啊，人生求死容易，活下去才难。明朝比如一座大厦，将军你就是明朝的栋梁，如果栋摧梁折，明朝还靠什么来支撑？当前，明清两国势均力敌。战则两败俱伤，和则共同兴旺。以将军的威望，若能保全性命，从中调停，把弄僵的局面扭转过来，达成协议，岂不是报效了朝廷和天下生民么？”
洪承畴沉吟不语。那女子又乘机娓娓道来：“将军纵使不念及家人和我小女子的私情，也应念及生民和社稷。”
“但是……”洪承畴已然心动，欲言又止。
那女子忙接口道：“清主仁慈宽宏，决不会为难将军的。”
洪承畴刚刚点头，门就立刻打开了，原来大清皇帝皇太极“恰巧”来了，他正盼望这个结果！
此后，洪承畴跟随多尔衮入关，攻城掠地，灭明辅清，平定江南，扫荡云贵，败李定国，除明桂王，为清王朝驰骋疆场二十余年，真正成为了满清扫平中原的先锋。
这是庄妃第一次露了峥嵘。
其实关于庄妃“以色诱洪”的故事在清初就产生了。从近人所著的各种史籍中，比如萧一山《清代通史》以及印鸾章《清鉴》可以看到这个传说的“近代形态”，已经是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添枝加叶的结果了。
那么清早期众多史籍中对此有怎样的描述呢？据昭梿《啸亭杂录》卷一《洪文襄》条云：“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归。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皇太极)命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清史稿·洪承畴传》也有类似的描述：范文程前去劝降，云：“上(皇太极)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古今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之去。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
清史专家佟悦介绍说，关于庄妃美人计劝降洪承畴，只是野史中的传说，没有文字作证。历史资料记载，皇太极亲自到三关庙看望洪承畴，并亲手将貂皮大衣披在洪承畴身土，洪承畴于是跪地称臣。佟悦分析，在皇太极劝降之前，可能已经有美女做好了招降的前期工作，但是否派遣庄妃前去劝降，则无从考证。
对于“庄妃劝降”，学者多认为不可能。其原因有二：(1)洪承畴是个饱受儒学熏陶的大学士，知识渊博，深知“礼仪廉耻”，绝不可能在兵败被俘，生命垂危之际，心生邪念，被一个少妇所迷，拜倒在其石榴裙下。(2)洪承畴官位显赫，在当时的社会，三妻四妾也不为过。何愁没有美女做伴。但其只有一妻一妾，发妻李氏又是长期留在英都老家侍奉母亲(顺治六年才进京团聚)。只有侧室刘氏在所。洪承畴不是好色之徒，绝不会在生命垂危之际为女色所动而降清。(3)庄妃为皇太极妃子，皇权至高无上，皇太极不可能也不会允许庄妃色诱洪承畴。
洪承畴降清的原因，恐怕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
数点梅花亡国泪 史可法殉难之谜
扬州城破之后，有关史可法的下落成为一个千古不解之谜。当时人洪承畴就曾发问：“果死耶？抑未死耶？”此后关于史可法去向的记载、传说颇多。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是扬州史公祠里的一副著名的对联。梅花、明月、亡国、故臣，这些苍凉悲切的词藻，使人油然想起二百多年前以身殉国的那位民族英雄。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郐，明万历三十年(1602)生于河南祥符，即今开封。他的先人在明太祖时做过锦衣百户，官虽不高却是皇帝近臣。祖父是万历间举人，做过知州，为官清廉。父亲没有什么功名，是个本分人。史可法的祖父曾说过：“我家必昌！”可知家人对于史可法的出生是充满了期望的。然而在史可法出生之际，不仅家运不昌，国运更糟。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白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帝次日凌晨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槐树上。史可法一心想苦苦支撑的明王朝大厦，一夜之间哗啦啦倒塌下来。
顺治二年(1645）初，摄政王多尔衮命令豫亲王多铎，按原定计划，由西安掉转兵锋，直下东南，往取南京以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弘光政权是南方的明朝官僚勋贵，得悉北京沦陷、崇祯帝殉国的消息后，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菘政权，接续明朝正统，年号弘光。
是年七月，多尔衮致书南明“领袖名流”、东阁大学士、督师扬州的史可法，责怪其拥立福王称尊为非法，应立即削号归藩，则“永绥福禄”。并引诱说如“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即南明臣僚投降我清朝，则像对待降清的吴三桂那样，“列爵分土”。警告史可法“取舍从违，应早审定”，而“南国安危，在此一举”。这是劝降书，史可法虽然不为其所动，却仍然天真地幻想着能“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但同时也表示了忠心报国的态度：“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
顺治二年(1645)正月，被清收买的明总兵许定国诱杀了明江北四镇将之一的兴平伯高杰。史可法痛失一位收复失地之志甚坚的抗敌将领，深感清兵会随时南下，必须加强河防。乃紧急调兵遣将，部署堵御事宜，不料行动神速的多铎已率兵杀来。多铎于二月初八日奉旨往取南京，分兵三路挺进，三月二十二日取归德(今商丘市南)，二十九日下颖州(今阜阳)。
四月十九日，多铎大兵将扬州包围。为了活捉史可法，多铎下令诸军暂缓攻城。在此之前，多铎已遣使致函史可法，署称“豫王致书史老先生阁下”，史可法却将其书转呈朝廷。后多铎又接连五六次发出招降书，但史“皆不启，投之火中”。至此，多铎无奈之下，又令明降将李遇春持书前往扬州城下劝降。史可法怒斥其变节通敌。李遇春说：“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大怒，令发箭射李。
多铎在屡屡招降失败后，知道史可法殉国之志不可移，于是加紧攻城。二十五日，扬州城破随后的几天，因恨扬州兵民固守，抗命不服，多铎命清军大开杀戒，留下了屠戮扬州十日的历史记录。
扬州城破之后，有关史可法的下落成为一个下古不解之谜。当时人洪承畴就曾发问：“果死耶？抑未死耶？”此后关于史可法去向的记载、传说颇多。
有的说，史可法于城破时出城逃生。具体出逃过程又各执一端。一为缒城出走，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记曰：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诈称明总兵黄蜚的援兵到，史可法令开西门放行，清兵进城，即攻击明军。史可法于城上见此状况，知无可挽回，即拔剑自刎，左右相救，遂与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去。二是跨骡出城，乾隆《江都志》载扬州故老所言：城被破时，史可法“跨白骡出南门”，为此还有人赋诗云：“相公誓死犹饮泣，百二十骑城头立，瞬息城摧铁骑奔，青骡一去无踪迹。”
康熙年间孔尚任《桃花扇》，则认为史可法是沉江而死。史可法出城后，骑马渡河，因马蹶落水溺死。或说他出东门遇清兵堵截，自觉无望，即赴水自尽。
还有说清兵破扬州时，史可法便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计六奇于顺治六年(1649)外出，途中坐船遇一嘉兴人，自称是当年扬州抗清失败后逃出来的，他说城破时史可法下落不明。
扬州史可法衣冠冢 一般史家通过对清代的史料加以分析，认为史可法于扬州之役被俘遇害。《清实录》云：“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明史》说，史可法自刎未遂，被部将拥至小东门，为清军抓获，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遂遇难。还有史可法嗣子史德威著《维扬殉节纪略》记述道，扬州城陷时，史可法自刎未遂，为清军捕获。多铎对史可法“相待如宾，口呼先生”，并劝降说：“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史可法答曰：“我为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哉！我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丁是被杀。此外，史可法于四月二十日左右写过五份遗书以及给其母亲、夫人、叔父兄弟及致嗣子史德威的书中，都表示了“一死以报国，固其分也”的坚定态度。可见他早就抱定一死之心，说他得以逃生似不可信，且其部将刘肇基在扬州城陷前已中流矢而亡，不可能与史可法一同“缒城潜去”。
“国仇家恨” 吴三桂投清之谜
吴三桂的一生，身经两朝，历事三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的一切行动和策略都是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还存在很大争论，但视吴三桂为民族败类的定性还是比较清楚的。
吴三桂 吴三桂“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是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所写七言古诗《圆圆曲》中的两句，不无讥讽地鞭笞了不顾民族大义、屈节投降的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极耐人寻味。
吴三桂(1612-1678），字长白，高邮(今属江苏)人，后迁辽东(今辽宁辽阳)，生于将门之家，父亲吴襄，武进士出身，崇祯初年，以守辽东有功官至锦州总兵。吴三桂自幼学习弓马，后来得中武举，又以父荫袭封都督指挥。他在军中先后任游击、副将等职，由于其父和舅父祖大寿都是高级军官，他又投在辽东方一藻和洪承畴的名下，并拜总监辽东兵马的大太监高起潜为“义父”，明末已是兵权在握的驻防山海关的辽东总兵，封平西伯。
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明、清军队在松山和杏山展开决战，吴三桂中了皇太极的埋伏，差点儿做了俘虏，只身逃回山海关。崇祯闻之大怒，想对其严惩。多亏吴三桂疏通关系，才化险为夷，只受了降职三级的处分，仍旧带兵驻守宁远。
崇祯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腐朽的明王朝终于灭亡于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已封为平西伯的吴三桂因勤王不及，于三月二十二日退守山海关，开始了他一生中矛盾复杂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李自成知道吴三桂重兵在握，因此许以高官厚禄，并派人送去四万两犒师银，以解吴部的燃眉之急。七天之后，李自成派人携带吴襄的家书、封侯的敕书和大量银钱，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劝他“审时度势，弃昏就明”“(如果)及时早降，不失通侯之贷。”
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吴三桂心中十分矛盾，他原想观望一下再说。待看了父亲的家书之后，吴三桂面对民军和清军两大势力，最终做出投降大顺农民军的决定。然而，四月五日，当吴三桂率军抵达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途遇由京中逃出的吴府家人。于是，“忿而中改”，勒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
对于吴三桂中途返回，坊间向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农民军将领刘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如《清史稿》记载说：“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清史列传》记载说：三桂“悦歌女陈沅，以千金购之……至是，为贼将刘宗敏掠去。三桂闻之，作书绝父，驰归山海关。”明末诗人吴梅村更是特赋《圆圆曲》一首，笔凋尤其尖锐。诗曰：“顶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从此，“冲冠一怒为红颜”脍炙人口，并似成这一事件的定论。此外，《明史》、《平寇志》、《四王合传》，以及《庭闻录》等书均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大顺农民军实行了追赃助饷政策，拷掠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导致了吴三桂的反悔。如张怡在《謏闻续笔》中说：“贼得京师，召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程源在《孤臣纪哭》中也说：“逆闯急于降三桂，三桂父总兵吴襄住京城，贼逼襄书招之，襄不从，贼掠索之。三桂间京城，得状，乃以兵出关。”《甲申核真略》等史料记载，自成部下拷打吴襄，他只交了五千两银子，农民军嫌少，将其下了大牢，继续施以酷刑追逼。吴襄派家人傅海山送信给三桂，详述目前惨状，盼他快来解救。三桂算算行程日期，来不及救出父亲，况且母亲权氏、弟弟三辅等人也被自成拘捕，难有生还希望。前思后想，只能投降清军以报家仇。谈到降清原因，吴三桂自己也说：“正值李自成作乱，考虑到不能两全其美，于是乞师本朝(清朝)，以雪君父大仇”。
可以说，李自成对明朝官吏刑掠和吴襄被逮，的确是吴三桂降李复叛、最终导致降清的重要原因，或根本的原因。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潜在的因素，而陈圆圆的被夺，则在吴三桂的这一转变中起了不可忽视的决定性作用，它诱发了潜在的原因，促成了转变的发生。
吴三桂决定投降关外的清军后，就以亡明孤臣的口气给多尔衮写信，言辞恳切地请他：“灭流寇于官廷，示大义于中国”。此时的多尔衮正在出师中原的路上，得知吴三桂乞师的请求，真是喜从天降，立即改道从山海关入关，并复信吴三桂许诺说：“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爵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
吴三桂尚未动作，李自成却已率兵东进。消息传来，促使吴三桂下了坚定决心，他亲自到威远城迎接多尔衮的兵马，并在清军兵营剃头结辫，走出了投降的第一步。当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李自成农民军和吴三桂军在山海关一片石展开激战，双方打了一天多，没有分出高下。两军正杀得难分难解，两万清兵突然从阵地左侧杀来，充作吴三桂的帮手。农民军寡不敌众，仓促败退西走，清军分为两路入关，不久即占领北京。这时，吴三桂及时打起了“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的靡下，充当了追剿李自成军的先锋官。三年之后，清廷又调回吴三桂，命他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守卫汉中。吴侧桂没有辜负清廷的期望，不仅剿灭了不少抗清义军的余部，而且还杀害了一些朱明后裔和遗臣。顺治十四年（1657)，他又进军云贵，攻打南明桂王永历政权，十八年(1661)十二月，出师缅甸，追执桂王，次年初即在昆明绞杀了桂王父子，彻底灭亡了南明政权。可以说在大清入主中原的整个过程中，吴三桂起了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尽管他在以后又扯旗造反，但他投降清朝的想法和行动有目共睹，是不能怀疑的。
纵观昊三桂的一生，身经两朝，历事三主，朝秦幕楚，反复无常，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的一切行动和策略都是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还存在很大争沦，但把吴三桂视为卖国者和民族败类，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正如杜甫诗句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语多狂悖 戴名世获罪之谜
戴氏获罪的种种因素，其中很大一个原因看来正是戴的“狂悖”个性。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上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贵人”“畏其口”，而感到威胁，不狂也不会被赵申乔抓到把柄。显然，戴名世之死正是落在了一个“狂”字上了。
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是震动一时的文字狱大案，涉及戴、方两大名门望族。案主之一的方孝标遭到戮尸，另一案主首犯戴名世是科举制中的新科顶级人物——会元、榜眼，则受到极刑的处罚。该案株连亦极广，凡两家亲属朋友，年十六岁以上者俱处死，母女妻妾及十五岁以下之子孙俱入官为奴。此外，刻印者、作序者等无一幸免。桐城派名宿汪灏、方苞因为该书作序，本来要处绞刑，后经多方相救，从宽免死，罚入旗籍，至雍正登基始获大赦。《南山集》案不仅是康熙裁抑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严酷手段，亦为乾隆大兴文字狱开一恶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戴名世到底触犯了什么忌讳而遭此厄运呢？且容慢慢拨开这层历史的迷雾，了解事件的真相。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自然很有才华。曾卜居故乡南山冈，由此门人尤云鄂为其刻了《南山集》，该书集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若干内容。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上表参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 ,题为：“特参狂忘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据称：“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于是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文字狱。
戴氏缘何获罪？历来说法不一。但传统的看法可归结为几说：一为“反清”说，一为“枉死”说。持“反清”说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立场认为“有罪”，一种立场认为“有功”。戴氏的罪状即“悖逆”或“大逆”。《清史稿·戴名世传》云：“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从清正史的立场来看，戴氏作为清王朝的官员(翰林编修)反叛清王朝，当然罪该万死。虽然没有反叛的具体行动，但有“悖逆”或“大逆”的言辞，应属思想上犯罪。而持“有功”立场者则多为今人。比如许永璋认为：“戴氏受时代与家庭的影响，自幼具强烈的反清意识”，“将满腔激愤贯注笔端，欲潜心著述，以期从文化战线唤醒民族，如其《画网巾先生传》、《鸟说》等，就深刻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原人民肆意戮杀的罪行以及清初人民对清廷种族征服政策的强烈反抗，并表现了自己对人民遭遇及反抗的同情和讴歌……”，认为这是一起民族思想斗争的大案，戴氏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以自己的热血和头颅谱写一曲民族“正气歌”。
持“枉死”论的，则首见于咸丰庚申(1860)萧穆的《戴忧庵先生事略》：“盖年少气盛，择言不精，轻论史事，实非熙朝臣子所宜出此……”。从萧穆的论断中可看出，其言外之意即戴氏当时年少气盛，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而已，决无反叛事。戴氏被杀，实乃康熙皇帝不明真相所致，是为“枉死”。王树民先生则认为“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来看，其本身自无民族思想斗争的性质可言，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一次争执的扩大，并夹杂一些偶然的因素。”“世人只从结局方面看待此案，于是将戴名世列为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样就看不到史实真相了。”
近来，对戴氏到底是因何获罪有了新的解释。
清王朝的统治者，作为异族刚刚开始对中原进行统治，曾遭到汉民族百折不挠的反抗。康熙时，虽政局稳定，但心有余悸，小规模的反清斗争时有发生，故清政府对有关反清的思想言论尤为关注，并严加禁止，凡涉禁例，宁愿错杀一千，也决不放掉一个。《南山集》一案正好碰上了康熙皇帝的敏感神经。赵申乔的参劾，虽无“大逆”、“悖逆”字样，但实际上正轻触了康熙的这根敏感神经，或许这正是赵的用心处也未可知。后来，九卿奏议已是有意识地、明确无误地要拨动这根敏感神经了。
为什么会导致九卿奏议这一局面，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则在于戴氏的“狂悖”个性。戴氏自己在《徐诒孙遗稿序》中曾回忆丙寅、丁卯年间在太学时的情形：“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指徐诒孙、方灵皋、刘言洁、戴名世等人)为狂士。”赵申乔参劾奏文也称戴为“狂妄不谨之臣”、“狂诞之徒”。可见“狂”正是戴氏的个性，也正是其获罪的根源。正因其狂而遭朝中大臣、公卿的嫉恨，上下齐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清史稿·戴名世传》“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一语可谓中的。从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来看，赵申乔一开始是以“狂妄”“狂悖”之罪上奏章弹劾的，后来九卿复议，由“狂悖”一变为“悖逆”，虽一字之差，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逆”之罪幂然是九卿罗织之语，而罗织罪名的原因就在于“忌嫉”。
戴氏本人一身中充满了矛盾，他对科举制度以及科举制度下选拔人材的抨击不遗余力，然而其在五十七岁高龄时，还是参加了进士考试，并在殿试中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另有一种推测认为：赵申乔之所以弹劾戴名世，是因与他的长子即戴名世同科状元赵熊诏有关。康熙末年南北闹的科场案先后曝光，而北闱又与赵申乔有关，所以赵申乔不仅急于洗刷自己，而且要立新功，而如戴名世的“狂悖”言论文字为他人举发，可能会牵连儿子挂上结党之嫌，更有可能牵出前科论材不当的另一科场案，所以不如先发制人，以“狂悖”纠参戴名世，摆脱干系。
上列戴氏获罪的种种讨论，其中很大一个原因看来正是戴的“狂悖”个性。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上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贵人”“畏其口”，而感到威胁，不狂也不会被赵申乔抓到把柄。显然，戴名世之死正是坏在一个“狂”上了。
满汉相争的牺牲品 陈名夏之死之谜
对于陈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种种解释，但大体不出“党争致祸”或者“满汉矛盾牺牲品”诸说。实际上，围绕着陈名夏的死丛集了很多矛盾，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清廷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事陈名夏，因议政大臣宁完我所劾“结党怀奸，情事叵测”十二大罪，被绞刑处死。对于陈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种种解释，但大体不出“党争致祸”或者“满汉矛盾牺牲品”诸说。实际上陈名夏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