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一代奇女香消玉殒，魂落何方还有待近一步证实。
风马牛不相及 董小宛与董鄂妃之谜
重新审视之后，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详细追忆了自己和董小宛的相识：己卯初夏，他和董小宛第一次见面。己卯一一也就是明崇祯十二年（1639），这一年董小宛十六岁，而顺治才两岁。
王梦阮、沈瓶庵所着《红楼梦索隐》一文认为，顺治的皇贵妃董鄂氏就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冒襄（字辟疆，号巢民）之妾、秦淮名妓董小宛。她是在豫亲王多铎率清兵南下江南时，被生掠至京，后来由顺治纳入宫中，享有专房之宠。对此，清史专家孟森专门进行了考证，并作了《董小宛考》一文进行辨伪。在孟文中指出：
董小宛死在顺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日，享年二十有八。盖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戌时，世祖始生，而为小宛之十五岁……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世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年，盖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入宫邀宠之理乎？当是时，江南军事久平，亦无由再有乱离掠夺之事。小宛死葬影梅庵，坟墓俱在，越数年，陈其年偕巢民往吊有诗。迄今读清初诸家诗文集，于小宛之死，见而耽之者有吴薗次，闻而唁之者有龚芝麓，为耳目所及焉。
董鄂妃是顺治皇帝的爱妃 该文从诸多方面说明了董小宛根本不可能入宫而成为董鄂妃，尤其是二人的年龄相差甚远，一个十四岁的皇帝把一个长自己一倍的二十八岁的有夫之妇“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听起来匪夷所思。仅此一点，即可攻破董鄂妃即董小宛一说的立论依据。此外，通过冒襄自撰《影梅庵忆语》的佐证，以及时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陈维崧等人的诗文，都可以证明董小宛死后葬于影梅庵，所以冒襄才写有《影梅庵忆语》抒发心中悲恸之情。被掠之事，无疑是好事者牵强附会。
我们联系《影梅庵忆语》和有关史料来考察，可以得出董小宛与董鄂妃二人之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首先，从董小宛的生平经历来看，她嫁于冒辟疆为妾的时间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末，时年十九岁，冒辟疆三十二岁，而清世祖约四五岁。直到董小宛二十八岁因病去世前，她始终与冒辟疆不离不弃，《影梅庵忆语》就是二人九年间的弥笃爱情的见证。尤其是在顺治二年（1645）至六年（1649）间，冒辟疆大病数次，他说“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坚以不死也”，“余病常失性，时发暴怒，垢谇之至，色不少忤，越五年如一日”，可知这五年（1645-1649）间董小宛是在冒辟疆身边照料，又怎么可能如《红楼梦索隐》所说“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呢？再说，董小宛死后十年之久的顺治十八年（1661），二十四岁的世祖才崩殂，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纳小宛于宫中呢？正是由于董小宛三侍危疾，既“为诸家传状诗文所艳称”，董小宛又因此而积劳成疾，“星滟如蜡，弱骨如柴”，两年后死去，即葬影梅庵。
董小宛和冒辟疆结婚后，两人一起回到冒的家乡
如皋水绘园共同生活 其次，从豫王多铎的挥师南下的经历来看，他根本不可能见到董小宛。多铎下江南是在顺治二年（1645）二月辛酉，五月破扬州城，六月入浙，十月癸已班师回京，清史上有很明确的记载，当时顺治亲率诸王、贝勒及文武群臣到南苑迎接。自此之后直到顺治六年（1619）三月多铎三十六岁因天花病死，多铎再未去过江南。多铎下江南的顺治二年（1646），据《影梅庵忆语》记载，这年五月冒辟疆先因避乱奉父移家浙江盐官，后依靠盐官陈梁家，并在其所栖居，此时董小宛就在冒辟疆身边。《忆语》中细致地描述了当时冒董二人的生活：“乙酉客盐官，尝向诸友借书读之。凡有奇癖，命姬手抄。姬于事涉闺阁者，则另录一（帙）。归来与姬遍搜诸书，续成之，名曰《妆奁集》”。九月冒辟疆得病，至次年春天才逐渐痊愈；冬至后“冒阻渡江，犹不敢竟归家园，暂栖海陵。”从冬到春大致一百五十多天时间，病才稍痊。在这一百五十日中，小宛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靡”。可见，这一期间，董小宛侍奉汤药，须臾未离开冒襄，她又怎么可能被早已回京的豫王多铎生掠而去呢？退一步说，即使这年她被多铎掳去，而此年顺治仅有虚龄七岁，又怎么可能把一个二十二岁的董小宛“纳之宫中，宠之专房”？
既然董小宛未曾进宫，那么明见于史，且与顺治帝闹过轰轰烈烈的爱情的董鄂妃又是谁呢？据《清史稿·后妃传》和《清史稿·世祖本纪》载：董鄂妃系内大臣兼一等子爵鄂硕之女，在尚未正式入宫中时，便被顺治赞为“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壹仪”。顺治十二年（1655）八月入宫，其年十八岁，次年十二月册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中宫。为此，顺治颁给贵妃的父母许多赏赐：有金一百六十两，银八千两，金茶筒一个，银茶筒一个，银盆一个，缎八百匹，布一千六百匹，马十六匹，鞍十六副，甲胃六副。比起聘顺治朝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姐妹时的礼物来，不知要超出多少倍。顺治十四年（1657），董鄂妃生一子，排行第四，顺治爱屋及乌，视如珍宝，可惜未及四月，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二十四日即天折而去，尚未命名。董鄂妃失去爱子，颇为悲伤。福临也痛切于心，伤感非常。为了安慰董妃，纪念皇儿，顺治十五年（1658）三月，福临颁谕追封这个无名的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因病死去，享年二十二岁，这使得顺治痛彻心扉。当日，宫中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齐集景运门外哭灵，辍朝五日。次日，福临宣谕礼部，追封皇贵妃董鄂氏为皇后，谥号是“孝献庄和呈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正如孟森所言“世祖之于董鄂，事虽过中，不失为英主钟情佳话，弥可存也”。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汤若望在其《回忆录》中曾有生动的记述；“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国均需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为殡葬的事务，曾耗费极巨量的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的宫殿，专供自远地僻壤所召来的僧徒作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的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被焚烧”。孟森还考证出，“世祖妃出董鄂氏者盖有三人”，鄂硕女儿董鄂妃先于世祖而死，另有一董鄂贞妃在世祖崩殂后“感恩遇之素深，克尽哀痛，遂而薨逝”；第三位为宁愨妃，世祖时号为庶妃，生子福全。世祖的这三位出自董鄂氏的妃子显然也与董小宛毫无关系。
由上可知，王梦阮、沈瓶庵提出的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完全是道听途说、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谜，但是三百多年来人言人殊，聚讼纷纭，遂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事实上，疑案不疑，如果把各种分散的史料加以系统地整理、分析，这个历史疑案就会露出它的真面目。
九城芳誉腾人口 赛金花身世之谜
赛金花是近现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她集名妓、公使夫人于一身，一生历经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民国建立和日本侵略中国等重要历史时刻，她的年龄、籍贯、经历等等留给后人一个个难解之谜。赛金花生前既已众说纷纭，死后身影更显光怪陆离，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史学界、文艺界、新闻界掀起了一股“赛金花热”。
赛金花 赛金花在晚清众多的名妓之中，赛金花应该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除了名列“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孽海花》，还有多部笔记和小说涉及她的故事。
说起赛金花，其传说的大致脉络是：其初名为傅钰莲，又名彩云，江苏盐城人（一说为安徽人），约生于1872年。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光绪十三年（1887），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看到了彩云，一见便不能割舍，几天以后就把她娶回家做了三姨太。洪时年四十八岁，傅彩云年仅十五岁。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借浩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彩石凭着她天生的交际才能和东方女性的温柔，在欧洲的上层社会出尽了风头。有了这样的经历，她怎么也算是出过远门，见识过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光绪十六年（1890），洪钧回国，三年后病逝。1894年，傅彩云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苏州途中，潜逃至上海重操旧业，改名曹梦兰。她的生意非常兴隆，每天都是车马盈门，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钱润身的常客暴死在她的卧房，她为了躲避官司北上天津，改名赛金花。后来她靠着户部尚书立山的关系来到京城，在高碑胡同开起了风月场所。正如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
赛金花故居在安徽黄山市 不过促成赛金花再次成名的却是庚子事变。据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携光绪帝仓皇西逃。赛金花因为懂得一些洋泾浜的德语，在欧洲时就与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相识。值此危难之际，赛金花挺身而出，与瓦德西据理力争，劝其统率的联军少侵扰百姓，辛丑和议之成，也多得益于她，因此京城人对她多有感激，一时之间“九城芳誉腾人口，万民争传赛金花”，并尊称其为“议和人臣赛二爷”。这类传说是赛金花故事中最引起争论的地方。从历史上看，出生于1832年的瓦德西时年已六十八岁，似乎不大可能与赛金花有什么私情可言。不过，在北京众多的娼妓当中，知晓德语的确可以使赛金花脱颖而出，为“结与国之欢心”提供方便。至于赛金花是否对《辛丑和约》发生过作用，史实上无据可查，不过民间叙事却是另一回事了。
光绪二十九年（1903），赛金花在北京因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解返苏州后出狱再至上海。这时的她已经三十出头了，再难与昔日的光彩相比。在她快四十岁时，嫁给了以前认识的一位恩客魏斯灵，她回到北京，住在前门外的樱桃斜街，1918年才正式嫁给魏斯灵。平静的日子才过了五年，魏斯灵就因病去世了。几十年的折腾，赛金花已垂垂老矣，遂心系青灯古佛，然而嗜食鸦片的毛病最终使其家道败落，只能靠接济为生。据说张学良将军、赵四小姐、徐悲鸿、齐白石、李苦禅等知名人士都接济过赛金花。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见到年老色衰的赛金花后大为失落，留下一点钱就走了，赛金花则诗曰：“多谢山东韩主席，肯持重币赏残花。”1936年11月，一代名妓因生活穷困潦倒，病死于北京。
民初北京名妓赛金花 赛金花是近现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她集名妓、公使夫人于一身，一生经历坎坷。那么赛金花到底是何方人士，成为大家首先关注的焦点，但至今仍众说纷纭。清末文人曾朴在《孽海花》中说她是江苏盐城人。曾繁的《赛金花外传》和柯兴的《清末名妓赛金花传》都说她是休宁人，姓赵，父亲是一位抬轿的轿夫。但因家贫，卖给苏州养“瘦马”的了。而北大教授刘半农及其学生商鸿逵编着的《赛金花本事》里则指她是徽州人。而新有一种说法，则认为其“出生于安徽黟县二都上轴村，原名郑彩云，祖父在苏州开当铺，父亲郑八哥只身跑到苏州继承家业。后母亲亡故，祖母将她接到苏州萧家巷，由于家业逐渐萧条，加之祖父、祖母、父亲相继亡故，彩云被家中下人诱卖到妓院，身世凄凉”。
那么赛金花故事是否属实？时人后人，文人百姓绝大多数对此坚信不移。柴萼《梵天庐丛录》载：“瓦德西统帅获名妓赛金花，嬖之甚，言听计从，隐为瓦之参谋”。时人樊增祥的两首叙事诗《彩云曲》、《后彩云曲》虽说对赛金花（彩云）极尽糟蹋之能事，但毕竟是先以传说的真实性为前提，然后再判断道德是非的。林语堂一直相信赛金花故事，他在《京华烟云》第五章中有言：“北京城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名妓赛金花的福荫。”
当然也有人说赛金花故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比如同文馆的学生、后来协助梅兰芳走出国门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称他亲眼所见：赛金花的确与德国中下级军官厮混过，但瓦德西路过时，赛金花头都不敢抬，更遑论亲密接触。据丁士源所著《梅楞章京笔记》，赛金花也只在远处望见瓦德西统帅一眼。曾朴在《孽海花》中描写赛金花与瓦德西在柏林邂逅的一段情事，那位瓦德西仅是一位年轻的陆军尉官，恰巧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统帅也姓瓦德西，但担任统帅的瓦德西是陆军上将，德皇威廉的侍卫长，年已近古稀，年龄官阶与彼瓦德西譬如天壤，只因鸳鸯蝴蝶派诗人樊增祥在南方写的两首《彩云曲》，硬把两个瓦德西合二为一，并且将两人写得秽亵不堪，使读者传为信史。
由于两派观点截然不同，于是多年来一直争执不下。1930年代，刘半农与其弟子商鸿逵面见赛金花，口述采访十余次，写成《赛金花本事》一书，于1936年出版，一举成为赛金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历史学家尹达、邓之城都给予了肯定，胡适更曾有“大学教授为妓女写传，还史无前例”之评。
中年的赛金花 赛金花本人对待赛金花传说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大节上，她毅然承认中年的赛金花曾与瓦德西接触过数次，确曾筹军粮，劝说联军自律暴行；而在细节问题上她认为，自己没有与瓦德西同衾而居，瓦德西当时已68岁，威严而自重。至于传说中的“赛金花与瓦德西裸体跳窗避火”；“幽会后赛金花深夜坠马韩家潭”等，她则全盘否定，坚称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
而关于赛金花年龄问题的研究也有多种说法：赛金花自报的出生年龄曾有1871、1874；而她的女仆又说赛金花死时已超过七十岁；更有人根据线索详细地推算出她死时是七十二岁，也就是说其应生于1864年。
赛金花曾有手迹：“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无论赛金花是谁，这个道理总是令人肃然的。今天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来看，赛金花本人并没有令人惊艳的倾国之色，却因不同寻常的经历，成为一连串传奇故事的主人公。
真伪难断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谜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南海瀛台，宣布自己临朝训政。同时，命荣禄派兵搜捕维新党人。谭嗣同等人被捕，被关进刑部北监。狱中，谭嗣同曾题诗一首，史称《狱中题壁》。然而，这一首诗的真伪至今仍然是桩悬案。
谭嗣同（1865--1898）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字复生，号壮飞，别署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浏阳人。幼年丧母，遭继母虐待。青少年时代，读书虽颇广博而屡试不第，通剑术，好任侠，遍游西北、东南诸省，怀有济世报国的大志。甲午中日战后，谭嗣同受到极大的刺激，痛感国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上欧阳中鹄书》），决然抛弃旧学，探求新学，投身变法活功。一方面融贯儒学、佛学和西学知识以及康有为的学说，撰写《仁学》，阐述变法理沦；一方面在湖南从事培养实学人才、兴办实业等，以求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1），协助湖南地方当局开设时务学堂。次年初，又与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宣传新学，推动新政，使湖南富有朝气。七月到京师，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以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致李闰》）。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南海瀛台，宣布自己临朝训政。同时，命荣禄派兵搜捕维新党人。9月26日，清政府逮捕了谭嗣同等人，将其关进刑部北监。谭嗣同在狱中想起了汉朝的张检和杜根。张俭因揭发朝中权贵残害百姓受到陷害，被迫逃亡在外，望门投宿。杜根因劝摄政的邓太后归政安帝而受到酷刑。目前维新派的遭遇正与张俭、杜根相似。无论是逃亡还是被囚，都应忍死求生，继续战斗下去。同时他又想起了老师康有为和好友王正谊，康有为已外逃，东渡日本。王正谊仍在北京，是江湖名侠，人称“大刀王五”。谭嗣同把今后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两人身上。想到这里，谭嗣同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拾起一块煤屑，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一首史称《狱中题壁》的诗。谭嗣同在临刑前大声朗诵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战。”态度从容，慷慨就义，年仅三十三岁。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最早见于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后来又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提到，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同时，梁启超还专门为诗添加了按语说：谭浏阳（谭嗣同）狱中绝笔诗，各报多登之。日本人至谱为乐歌，海宇传诵，不待述矣。问题是谭嗣同诗中所列举的人，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或许未能知。
关于《狱中题壁》，一种说法认为，这是梁启超篡改谭嗣同的诗。黄彰健在《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中首光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首诗不是谭嗣同的原作，而是梁启超伪造的。为什么是伪作呢？黄彰健称，他找到的证据是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叫《绣像康梁演义》。这本书出版于1908年，跟谭嗣同牺牲整整十年。这本《演义》描写到六君子受刑时，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口吟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它与传下来的狱中诗颇为相近，据此，黄彰健便认为这是谭嗣同的原诗。张建伟在所著的《温故戊戌年》一书借用了黄彰健的考证。
那为什么黄彰健与张建伟会怀疑梁启超篡改了谭嗣同的诗呢？二人认为，这首诗泄露了戊戌变法中的一个秘密，因此，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了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不得不承认，经梁启超的大手笔一改，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说白点，黄彰健和张建伟无非认定康梁是所谓的“小人”，谭嗣同的诗泄露了大秘密，所以梁启超篡改了谭诗。有趣的是，电视剧《走向共和》中也采用了此说，在剧中，康梁师徒的话当场遭到王照的反驳，王照指出，密诏是假的，谭嗣同这一首诗，是经梁启超修改过的。诗的原稿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王照还说，谭嗣同原诗暴露了他们擅自决定包围颐和园这一“公罪”。
对于这一结沦，傅剑平认为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指出，一开始就认定林旭绝命诗是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的原作，其考证和分析就不可能脱出《狱中题壁》诗旧有解说的藩篱，结论自然难以成立。
另一种说法，梁启超所录的诗确系谭嗣同的原诗，但部分词句有所不同。1994年，研究者发现了当年，也就是戊戌年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中记录有谭嗣同的狱中诗，日记中记道：“二十五日，晴，入署……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里记录的谭嗣诗狱中诗，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与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引用的诗是一致的。梁启超为什么能得到谭嗣同的原诗，根据《留庵日钞》可知，谭诗确实是写于狱壁之上，所以往来狱卒相互传送，一时间该诗就不胫而走，据此推测，梁启超的记录也是从他人口中得知的。而唐烜则说他所录的诗是刑部传抄本，直接来自刑部署内，所以梁启超篡改说应予推翻。
黄彰健在《留庵日钞》发现的第二年，即1995年，发表了《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承认：“由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可以证明‘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未经梁启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说。”只是他认为那首“手掷殴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也是出自谭嗣同之手，两首诗实际上一个是草稿一个是定稿，时间先后不同，并没有人有意篡改，这也算一家之言吧。
